我還記得2018年10月底，在馬來亞大學文學院B講堂，參與「回返與重啟——馬來西亞中文戲劇論壇：1990年代迄今」時，心向太陽劇坊主席暨研究員沈國明在會場很積極地向與會人士倡議「搶救百年馬華話劇史料運動」，神情之中，充滿著傳教士般的誠懇、熱切與無畏，深知這肯定是一項艱辛不易的文化歷史工程，而且得和無情的時間賽跑。
在此之前，我還曾經看過一個類似的身影，那是2000年暑假，臺北主辦「第三屆華文戲劇節」，在國家戲劇院的會場中，新加坡實踐劇場編導、戲劇藝術家郭寶崑（1939-2002）同樣積極地向與會人士散發「劇場訓練與研究課程」（The Theatre Training & Research Programme，TTRP）的招生說明簡章，郭寶崑雖然已因病離世多年，但於2013年轉型之後的「跨文化劇場學院」（The Intercultural Theatre Institute，ITI），仍在共同創辦人T. Sasitharan的帶領之下，成為亞洲（甚至是世界）知名且重要的表演教育機構。
不論是郭寶崑、T. Sasitharan，或者是沈國明，以及「搶救百年馬華話劇史料運動」的工作團隊夥伴，他們都同樣有著熱切與奉獻的心，為了理念，勇往直前，假以時日，都將卓然有成。
一個多月前，沈國明向我邀稿，希望我為這本口述歷史輯寫點東西，隨後他便寄來了一百多頁書稿（經正式排版之後，超過三百五十頁）；而後，沈國明受邀來臺南成功大學參與學術研討會、發表論文〈檳島一聲巨響——二戰前臺灣「鳳凰班」在馬來亞發表《宣言》考〉，我也約了他在新店碧潭溪岸的咖啡店聊天，除了聊新冠疫情、世界局勢之外，當然也聊到這本書，以及搶救史料的工作。
我認識沈國明將近十年，還記得最初是2015年，臺灣的中央大學黑盒子表演藝術中心與國家圖書館漢學研究中心合辦「2015年國際青年漢學研討會【華語舞台的新生與複調：華語戲劇暨表演研究新趨勢】」，沈國明當時是南京大學文學院戲劇戲曲系的博士候選人，發表論文〈愛滋病戲劇題材在馬來西亞的展現——以舞臺劇《死亡‧兇手》為例〉，我擔任講評人，我還記得我當時講評就事論事、炮火十足，幸虧擔任主持人的胡志毅（杭州大學傳媒與國際文化學院影視藝術與新媒體學系教授）居中調解而平息，但我和沈國明卻因此結識至今，我從中感受到的是，沈國明虛心受教與耐操的性格。
往後幾年，他三不五時有機會到臺北來，大概都會與我聯繫，除了持續地聊臺、馬兩地的戲劇生態、學術研究，也漸漸感受到他對於馬華戲劇史料搶救與蒐集的意念與使命感；尤其這幾年，臺北的戲劇學術圈多半都知道有位馬華戲劇史料的蒐集暨研究者沈國明，而且是很積極地在臺灣蒐集和馬華戲劇交流史相關的資料，並發表了幾篇論文、接受訪談與演講。很佩服他所秉持的「始終相信史料在民間」理念，同樣的理念，他和搶救史料的工作團隊夥伴，展開並持續地在大馬各州風塵僕僕，夙夜匪懈地進行找人、找機構、訪談、錄影、拍照、翻拍、錄音、轉謄文字等工作，並將獲贈、交換或搶救所得的書籍、特刊、簡報、劇本、劇照、節目冊等各種資料，集中典藏，再將其轉化運用，像是出版、辦展覽等，持續擴大其影響力。
我雖然不常去馬來西亞，但幾年來陸陸續續都知道這項搶救史料工作的片片斷斷，甚至可以感受到沈國明及其團隊夥伴的本心初衷，主要就是「和時間賽跑」與「建構馬華戲劇史」。前者是做當代史料研究者都會面臨到的殘酷事實，歷史的親歷者們紛紛離世，若任其凋零，歷史的重構難免東殘西缺；後者則是馬華戲劇史的建構與書寫，除了作為文史基礎的建置之外，也牽涉到馬華與國族的認同政治。我的腦海中經常出現的畫面是，沈國明及其團隊夥伴就像是小心翼翼地拾起一片又一片好不容易得來的金箔，一方一寸地貼上四面佛金身，不為轉運還願，只為歷史（立史）使命。
這是這一系列口述歷史出版的第一輯，看得出來所收錄都是年紀較長的馬華戲劇參與前輩，可惜有幾位在接受訪談之後不久便離世了，不免令人深覺歷史與人生是如此地脆弱和無常，一不留神就灰飛煙滅了。但只要被記錄下來了，就有傳世的可能，尤其在當代，史料可以透過多元的保存方式，以降低漏失散滅的風險。其中有好幾位前輩都提及了對日抗戰、馬共、五一三事件等，這些都是影響馬華身分認同政治的重要歷史事實，同時也深刻影響當年的戲劇活動者，因為政治敏感而多數將相關戲劇資料燒毀丟棄，以求明哲保身（保命），當然這也造成數十年後，像沈國明及其團隊夥伴想要搶救史料與重建歷史之時，面臨很大的挑戰，我在書稿中，經常看到資料已不在、燒毀了、不知去向、支吾其詞等話語，可見當年政局、社會之動盪不安，以及對於馬華、甚至是馬華戲劇活動之壓制肅殺的力量有多巨大！
除了政治力的介入之外，也可以看到大部分的受訪者都會提及戲劇與教育之間的關係，的確，馬華社會透過演劇募集籌辦華校經費、辦學內容加入演劇活動，讓學子透過戲劇，使華語文的學習立體化，也藉由演出劇本的內容認識經典、承續中華文化、鞏固華族認同。再加上華文報章媒體的報導傳播，使得在那個歷史年代的馬華戲劇，多了幾分社會責任與文化使命。
我還記得那天在碧潭「打卡咖啡」的聊天之中，曾提到史料的蒐集很重要，當然是一回事，但是史料的處理也很重要，如何站在讀者的角度，讓這些訪談紀錄與蒐得資料變得立體化、系統化，甚至是年表化與地圖化，使其一目瞭然，畢竟未來沈國明仍有機會到四處闡述、分享其搶救馬華戲劇史料的經驗心得，屆時就可以將這些已經整理過的圖表，直接秀出來，讓聽眾也一目瞭然。我非常樂見他們參考了這個建議，已將其展現在正式出版的書頁當中。
在這個歷史已經被文本化及話語化的年代，許多人關心或從事的多半是歷史的詮釋，意圖在歷史的書寫中挑剔出敘事模式與意識形態，更多處理的是歷史書寫的技術論；而一般大眾，不見得對於歷史求真有興趣，反而傾向擁抱歷史的戲劇化、娛樂化與遊戲化。我是受新文化史（new cultural history）與敘事史學（narrative history）影響較多的戲劇評論工作者，但我無意偏向史料派或詮釋派孰優孰劣，在我看來，這都是複數史（plural histories）與糾纏史（entangled history）的千高原狀態。
搶救史料是一項搶時間、耐力賽的工作，有時還必須感受孤獨，或者是享受孤獨，旁人不見得能夠清楚理解我們工作的內容與意義，知音難尋。我非常感佩沈國明及其團隊夥伴的起心動念與付諸行動，也願意與之繼續同行，保持對話。
第一辑马华话剧口述历史《精神不死》新书推介 – We Are Unite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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