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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按：本文收錄於《不眠狂想‧劇場紀錄》一書，狂想劇場統籌，臺北市：狂想劇場，2021，頁255-257。】

曾聽說班雅明（Walter Benjamin）最大的雄心是寫一部完全由引語所組成的著作，不知終其一生完成與否？倒是前幾年碰到黃碧雲的非虛構小說《盧麒之死》，才赫然發現全書以相關史料及媒體報導堆疊而成，挑戰了小說書寫形式的可能性。劇場是否也有類似的作法？

 

這幾年多數人（或者只是我）所認知的「紀錄劇場」，大致是以新聞報導、訪談紀錄、檔案文書、調查報告、日記、歷史照片、物件、錄音、紀錄片、身分證明文件等為素材，以見證、口述、重現、目擊、講演等形式，將所說的台詞直接引錄、呈現原始紀錄來重建情境、重組語境，以劇場手法再現，形成「歷史與當下」、「呈現與再現」交纏互文的中介文本，具有高度的省思與批判。這樣的紀錄劇場可以是論壇、也可以是平反；可以是預演、也可以是重訪，但無論如何，都已經是讓觀者戴上一副「現下」的詮釋透鏡，只能是辯證地趨近於真相，而永遠無法觸及真相。

 

若以上述定義來認知「紀錄劇場」，那麼我在1990年代初期念研究所時讀到的兩個美國劇本，Anna Deavere Smith所編寫的Fires in the Mirror（1992）及Twilight: Los Angeles, 1992（1994），便是我個人經驗之中最早接觸到的紀錄劇場；前者以1991年發生在紐約布魯克林區的暴動、後者以1992年發生在洛杉磯的暴動為主題，都涉及了不同族裔之間的對立（黑人、猶太人、白人、拉丁裔等）。Anna Deavere Smith對這兩起事件的相關、間接相關、不相關人等都做了大量的訪談紀錄，再結合新聞報導、警方調查筆錄、目擊者證言、暴動衝突多方的說法等，引錄、剪輯成劇本，兩齣戲都有數十個以上的角色，全部都由Anna Deavere Smith單人飾演。當時讀完後大覺驚艷！

 

所以當我後來看到仁信合作社（2009）及同黨劇團（2012）先後演出道格‧萊特（Doug Wright）的《我的妻子就是我》（I am My Own Wife），或者是北藝大研究生搬演維納韋爾（Michel Vinaver）的《九一一》（2012）等紀錄劇場的作品時，不至於少見多怪地張嘴驚訝，只是在想，甚麼時候才會迎來本土創作的紀錄劇場？

 

我想起1990年由陳映真、鍾喬、王墨林、藍博洲等人所籌組的人間民眾劇團，在臺北市大同區公所禮堂演出的《幌馬車之歌》，以歷史見證者的報告劇形式，來具現前基隆中學校長鍾浩東從被捕到刑死的過程，重現白色恐怖時期的政治社會肅殺；那可能是前述定義下的台灣早期紀錄劇場。我也曾經聽過從事社區劇場多年的朋友說，倘若以進入社區或田野調查的工作方式來認定的話，他們早就在做紀錄劇場了。再後來，臺北藝術節在2016年舉辦了「遺忘的故事——紀錄劇場工作坊」，以及透過2017年的《遙感城市》（不過這齣算是沉浸式劇場）將德國里米尼紀錄劇團引介到臺灣，而後有了2020年的《高雄百分百》，甚至還配合出版了《日常專家：你不知道的里米尼紀錄劇團》一書（台北：書林，2020）等等，紀錄劇場在近幾年似乎水漲船高。初步看來，在臺灣對紀錄劇場的認知似乎還有所分歧，而這也無可厚非，主要就是眾人對於「紀錄」、「真實」的觀點不同。如今，狂想劇場也將推出關於紀錄劇場的創作實錄手冊，挖掘檔案、分享經驗，令人期待。

 

狂想劇場十五年來，對社會與歷史議題的關注一直是核心的創作脈絡之一，像是《賊變》（2011）、《逆旅》（2011）、《解》（2015）、《島上的最後晚餐》（2018）、《非常上訴》（2019）、《單向封鎖》（2020）等作品，分別處理了獨居、流亡、隨機殺人、白色恐怖、疫情、公衛等議題，可以感覺到導演廖俊凱在這些作品中的人文關懷與沉重詩意，尤其近作《非常上訴》與《單向封鎖》，更是超脫過往的創作模式，以採集史料（歷史親歷及見證者、機構、媒體報導、數據資料、書籍、研究報告等），紀錄與呈現多方觀點，展示而不下結論、詮釋而不評價，思索正義、法律、體制的正當性與合法性，並分別藉由法庭劇以及政論節目形式的論壇式劇場，在舞台上預演「非常上訴」（《非常上訴》），同時亦拆穿疫情封鎖下的真實與荒謬（《單向封鎖》）。

 

語言在這些作品當中，發揮了相當奇特的詭譎能量——在《非常上訴》中，既是判決，也是謊言；在《單向封鎖》裡，既是眾聲，也是喧嘩。這似乎也象徵了當代臺灣社會的語境癥象，想要在如此的語言汪洋裡面追尋真相，恐怕在後真相時代之中，將會是緣木求魚。

 

可貴的是，狂想劇場像唐吉訶德般地堅持信念，還願意在追尋的過程裡留下些鳳毛鱗爪，這份紀錄劇場的創作實錄手冊，仍然可以給後續有心者一張索驥之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