對我而言，《蔣公的面子》和《驢得水》都牽涉到一個局，倘若依照戲劇首演時間的先後順序，《蔣公的面子》（2012年5月16日首演於南京大學百年禮堂）牽涉到一個飯局，《驢得水》（2012年6月由「至樂匯舞台劇」出品）牽涉到的則是個騙局；而無論是飯局還是騙局，這兩個劇本主要都在描寫教育從業人員，《蔣公的面子》裡頭寫的是三個性格與脾氣、甚至是意識形態及政治立場各異的大學教授，《驢得水》則是描寫四個到中國某偏遠缺水山區建立小學的知識份子。可以說描寫的都是特定時空下，知識份子的思維與作為，表面上看起來，都懷有理想與抱負，但實際上，卻自私自利，表裡不一。
《驢得水》的舞台主要分為兩個獨立且互不干擾的主副演區，這和《蔣公的面子》場次的結構主要是在1940年代和1960年代之間輪替交換，似有異曲同工之妙，前者是空間上的交換，後者是時間上的輪替，基本上都不太去耍弄結構及形式上的花招，而將主要的創作心力，放在事件的鋪陳與人物性格的刻畫，漸次展開，層次分明，焦點清楚。
我先談《驢得水》（編劇：周申、劉露），因為有幸2014年在台北看過這齣戲。劇中四個所謂知識份子（孫恆海、裴魁山、張一曼、周鐵男）所組成的教育工作團隊，建立農村小學，主要是想藉由教育，改變中國農民的貧愚弱私，想達成知識啟蒙的理想。這完全是知識份子的一廂情願，表面上是一種抱負，實際上卻是一種自以為是的包袱。
從劇情的諷刺層面來看，劇中的鐵匠到後來確實是被「啟蒙」了，他從一個滿口方言、目不識丁的農村鐵匠，在眾老師的「調教」之下，尤其是張一曼（原本是城市裡的交際花，後來成為這所三民小學的會計兼數學老師）的「身教」與「言教」之下，脫胎換骨，且性情大變；然而，東窗終究還是事發，紙還是包不住火，他的老婆發現鐵匠在床第之間，知識與姿勢，都大不同昔，想必在學校修理驢棚鐵鎖之際，必有蹊蹺，於是跑到學校來興師問罪，誓言要揪出那條狐狸精。張一曼在眾人為維護學校權益之下（因為教育部特派員李大洋即將陪同美國慈善家彼沙居希‧芬洗‧羅斯來看望驢得水老師），迫不得已，只得在眾人面前，承認鐵匠對她而言，不過就像是隻牲口罷了，這對鐵匠的自尊心打擊極大，當下立刻自我啟蒙，頓悟這一切只不過是一場大騙局，要騙，大家一起騙，他要翻身，他要報復。
劇情的推展是在快速節奏下，不斷地出現新狀況，而為了解決狀況，就要不斷地想方案計策；漸漸地，原本是為了學校、學童、知識啟蒙等公共利益與理想抱負，卻轉變成為了個人利益，為了一個騙局（主要是爭取獲得教育部的資助30000元，以及美國慈善家羅斯100萬美元的資助基金），竟捨棄了教育理想、同事情誼、愛情、親情，自私自利，彼此批鬥。誠如劇中人裴魁山所言：「你憑什麼拿你的道德標準來綁架我的利益啊？」話說到這個份上，每個人都已經是原形畢露，面目可憎。
當然，如果將所有的人物都描寫成這副德性，那就太單面向了，劇本未免薄弱了。劇中安排了孫佳佳（校長孫恆海的女兒）這麼一個性情真摯、講實話、戳破謊言的角色，只有十五歲，還尚未被社會化，她盡心盡力地照顧著驢（牠的名字叫「得水」），每天和牠走老遠的山路挑水回來，她誠心對待鐵匠，她敬愛她的父親；但這一切，竟都隨著這場騙局的變相失控發展，逐步地失去了，尤其到最後，她的父親竟為了那些巨額的資助，逼使女兒嫁給鐵匠。這種誇張與荒謬的筆法，已經將人性踐踏到了極點；但更可怕的是，在現實的社會或某些特殊的歷史時期裡，這卻又是極其真實而殘酷地發生著。因此，孫佳佳並不只是揭穿國王新衣謊言的青春少女，她比原本童話中的小男孩更慘的是，謊言的製造者並不覺得尷尬或自慚形穢，反而重重地傷害了她。
劇中的四位老師，分別為校長兼國文老師孫恆海、教導主任兼歷史老師裴魁山、會計兼數學老師張一曼，以及自然科學老師周鐵男，他們來自城市，接受過知識教育，認為教育可以改變中國農民的貧窮，並擺脫中國農村的落後。這種將農民視為貧愚弱私的先入為主偏見，幾乎是中國傳統士大夫長期以來的固定觀念，所謂「士農工商」、「凡事唯有讀書高」，似乎只有讀書、接受教育，甚至於考取功名、求取仕途，才能夠改變既有的出身與階級，光宗耀祖；或者像劇中的四位老師，秉持著經世濟民的教育工作信念，以晏陽初等人的教育大眾化、平民化為師，將知識教育的觸角深入偏遠山區的農村，從事所謂的偏鄉教育，扮演知識啟蒙與救世主的角色。
這樣的教育信念，應該沒有太大的問題；主要的問題出在他們認為學校地處偏遠，教育辦學的經費不足，於是以驢得水謊報為第五位師資，向教育部申請工資，以支應開銷，用孫佳佳的話來說，就是「吃空餉」，就是「貪污腐敗」。因此，當教育部的特派員李大洋要來視察，並且指明要見驢得水老師，便讓所有人都慌張起來，臨時抓來學校修理驢棚鐵鎖的鐵匠濫竽充數，假裝成驢得水老師，以至於引發後來一系列荒腔走板的事件。
相對於校長和老師們的現實與殘酷，孫佳佳毋寧是浪漫的，且極富人道主義的；當驢棚著火時，所有老師都將自己盛滿水的水桶，保護得好好的，誰也不想拿去潑水救火，只有孫佳佳急著想要拿自己那桶水去救火。在這偏遠缺水的山區農村，水是很重要的生命資源，每天都是孫佳佳和驢得水走幾十里的山路，才能挑回這麼幾桶水，怎麼能拿去救火呢？孫佳佳指責這些老師們：「是你們先把牠[指驢得水]當人的！你們拿牠吃空餉、用牠領工資的時候就把牠當人，牠家著火了，你們就不把牠當人了？你們哪個沒用過驢得水的錢？牠天天給你們挑水，給你們幹活，你們怎麼那麼沒良心呀！」類似的道德譴責在劇中不時出現，但那些老師們早已麻木不仁、泯滅人性了。
再來說說今年無緣在台北看到的《蔣公的面子》（編劇：溫方伊）。校長請學校的老師吃年夜飯，這個飯局要不要去？該不該去？再加上這位校長倘若同時又是抗戰時期的國民革命軍委員長的話呢？去或不去？理由又是什麼？就這麼一個看似簡單、卻絕不簡單的飯局，可是使得劇中的三位主要人物（中央大學中文系教授夏小山、時任道、卞從周），為了這個問題，從1940年代爭吵到1960年代，確切地說，是從1943年躲避戰禍將中央大學從南京後遷到陪都重慶，經過二十多年，三人又在1967年的南京，因文革被批鬥，故而重逢，但三人對於二十多年前的那場飯局邀約及赴宴與否，卻所憶非同，爭論不休。
在這一系列的爭辯之中，其實也就是這齣戲的主體架構，可以看到三人所持的理由與立場，各有堂而皇之的考量。尤其明顯的是，左傾反蔣的時任道，和右傾擁蔣的卞從周，兩人的辯駁針鋒相對，甚至於氣急敗壞，幾乎大打出手，幸虧中間還夾著一個只想吃，不想碰政治，置身事外，隔山觀火，不想沾腥的夏小山；因此，可以強烈感受到三人之間的戲劇衝突，從中並體現出若干關於知識份子的原則問題，這裡頭牽涉到的是風骨、立場、氣節、自尊與哀愁，也描寫了讀書人的臭脾氣，幾乎都濃縮且具現在這三個人物身上。
倘若更進一步分別地來考察三人的考量，就會發現這其實是三種知識份子的典型。進步激進的時任道，全然的西化派，支持學生運動，承襲五四精神，主張民主、自由、科學，但卻愛套理論，偏執，假清高，頗有心機，明明愛書如命，但是卻想藉助蔣介石的強大力量，將他因戰亂而滯留在桂林的九箱重要典籍運到重慶。他所採取的計謀竟是：早就請託另一位樓之初教授幫忙向蔣介石說項運書（這兩位人物，自始至終，都未在劇本中出場），然而樓之初卻因家中老母病重，返回成都老家去了；由於知道樓之初絕無可能赴蔣飯局，時任道轉而和卞從周打賭樓之初不會出席赴宴，並言明倘若卞從周賭輸，就要替時任道向蔣介石開口，協助運書。由此可見時任道心機之重，怪不得卞從周會對他說：「既然您以為與獨裁者同桌吃飯為恥，那為什麼就要我去呢？您是為了突出您的清高嗎？還是用您的清高來鄙夷我的諂媚？……我去不去是我的自由不是嗎？這次我不想去，我也想清高一次。」說這話的時候，其實卞從周還不知道時任道的詭計，但是已經將時任道的假面具，揭開一半了。
到了劇本後面，我們才知道時任道有妻有兒，但生活卻是十分清苦；教書所得，差不多都花在買書藏書之上，只是這些書全困在桂林，而且即將被視書如糞土的族中晚輩賤價變賣，對嗜書如命的時任道而言，當然是迫在眉睫。生活的清苦窘迫，甚至逼使時太太平時不得不向卞太太借錢應急，而且只能暫時做些伊府麵送卞太太，還點人情。對好面子的時任道來說，這真是情何以堪！在劇本中，不僅可以看到時任道的高談闊論與心機算計，也看到他愛護學生有加；但同時也看到精神貴族的背後，竟是物質乞丐。編劇溫方伊讓原本因為面子問題，還在糾結爭論要不要去赴蔣介石的飯局，到最後筆鋒一轉，卻還是得靠時太太的伊府麵，才能稍微保留住人情世故或時任道的一點面子。我個人認為不只是時任道這個人物描寫得好，連「面」與「麵」的同音異字雙關諷刺都佈局得很好，可以說是一體兩「面」。
夏小山則比較像先秦諸子中的名家，好辯而務虛，說什麼「蔣院長請客就去，但蔣校長請客便不去」，明明就想赴宴品嘗金華火腿燒豆腐，可又因為先前對學生說大話，不承認蔣校長，於是搞到自己既想赴宴，卻又怕丟臉，嘴上還在彆扭地堅持著矛盾的原則。至於卞從周，主要就是塑造成時任道的對立面，右傾擁蔣，務實說客，反對學生運動，認為政治需要文人，這種人物多半就是被貼上「御用文人」的形象標籤。
這三個人物都是中文系的教授，因此三人就像是群口相聲般，語言半文半白，甚至引經據典，只可惜是用來互揭瘡疤，裝腔作勢，彼此之間言刀詞劍，言語交鋒，「殺」到最後，個個遍體鱗傷，筋疲力盡，顏面盡失，可笑也可悲。編劇溫方伊一路寫來，幾乎是對知識份子的處境與心境，完全不留情面的，戳中了中國文化精神靈魂的某些痛點，無怪乎被譽為「神劇」，這點我是非常認同的。
不管從哪個角度看，這兩個劇本都具有高度的諷刺意義，戳中了某些人的敏感神經，揭穿了許多人的道德假面；就作品的普遍性意義而言，都很深刻地處理了人的存在困境，這兩個局都令劇中人進退維谷，當人物在做兩難困境抉擇的時刻，就可以看到他╱她的思考基準與作為刻度，而那些時刻就是人性的試金石，就是道德的量度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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