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對整個華人生活圈（甚至是東亞文化圈）影響力最深遠的人物，我想孔子絕對可以列名其中，且排名在前。從小，我們就得背著論語裡面的字句，孔子講的每一句話彷彿是華人世界的聖經，但孔子究竟是個什麼樣的人？這本論語是如何形成？論語裡孔子講的每句話，背後究竟代表了什麼意義？其實，絕大部分的人是不知道，多半只是為了應付學校考試，匆匆唸過。去（2008）年年底出版的《孔子：喧囂時代的孤獨哲人》，則是在耶魯大學任教的金安平，試圖將孔子最後的生平，也就是論語形成的背景，以歷史學的考證，重新還原現場，讓一般的大眾更能看到一個還沒被塑造成「神」的孔子。

 

《孔子：喧囂時代的孤獨哲人》從孔子54歲（西元前497年）離開魯國開始敘述，這是孔子第二次離開魯國，兩次都為了政治。第一次是孔子35歲，因魯昭公被執政的三桓（三家大臣：季氏、孟孫氏、叔孫氏）驅逐，孔子憤而離開魯國到齊國。過了16年之後，51歲的孔子獲得了魯定公與執政者季桓子的重用，但孔子在執政期間，策劃將三家大臣的城牆拆毀（墮三都）的舉動，後功敗垂成，季桓子對其失去信任，孔子只好再次離開魯國。

 

離開魯國，所為何事？主要是孔子希望在其他國家獲得在政治上一展抱負的機會，在這14年所謂的「周遊列國」行程，實際上，「列國」大約只有衛、陳、宋、蔡四國，其中也只有在衛國較受重視，甚至在陳蔡之間一度困阨，一行人差點死於荒郊野外，可見這14年的「周遊列國」絕不是什麼愉快的事，而這些在孔子最窮困時期不離不棄，依舊跟隨著孔子的弟子們，與孔子在這些年的對話，就成了「論語」最主要的部分。

 

而這些弟子們，許多人後來獲得魯國執政者（季康子）的重用，最重要的是冉有與子貢，兩者在立下大功後，讓季康子對其師孔子產生興趣，於是在其推薦下，孔子重返魯國，但很快的，孔子的高度理想化政治思想，不但無法實踐，甚至讓其與弟子們的情誼改變，西元前481年，齊國陳恆殺其君主，孔子請見魯哀公，希望其發兵攻齊，小國魯國豈有能力攻打大國齊國，魯哀公當然拒絕，孔子從此對政治失望，專心教學，有許多學者認為靠著最後幾年所收的弟子，將孔子之學說整理傳世，才有後來的儒家。

 

所以嚴格說來，孔子是個在政治上失意的學者，司馬遷在史記《孔子世家》中將這一段有些神話，金安平經過考證後，重新回復原貌，但是綜觀全書，金安平雖然將孔子從「神」的位階降了下來，但仍是充滿敬意，未回到「人」的境界。例如孔子幾件爭議性的事蹟：孔子對於魯國三桓超越禮數的作為屢屢譴責，或高舉道德大旗，但一有當官的機會，不管是更惡名昭彰的公山弗擾，或是衛國的南子，就算子路不滿，他也興沖沖前往。還有返魯後，與其從政弟子冉有、子貢意見不合等這些與孔子聖人面貌不同的事情，金安平雖不見得無條件支持孔子，但也站在孔子這邊，想方設法的幫孔子解圍。

 

同樣的情節，臺灣學者王健文在2001年所寫的《流浪的君子—孔子的最後二十年》就較貼近歷史事實，對於孔子急於藉由從政，實現他「封建」的理想，王健文雖然也理解，但也說明不管是魯君或齊君，之所以會被大臣竄位，主要是大臣們對於人民較為照顧，而國君們只顧著斂財。最後孔子因弟子無法從政時實踐其從政理想，與弟子們劃清界限，王健文也很誠實的說明孔子的「理想」是個無法實現的夢想。

 

相較而言，王健文的《流浪的君子》，其實更貼近真實的孔子，也指出孔子所受困的時代，而金安平的孔子，還未蛻去大師的光環，這本書中的孔子，與真正的孔子，還有一小段的距離。

 

相關書籍：金安平，《孔子：喧囂時代的孤獨哲人》（台北：時報，2008年12月初版）。

王健文，《流浪的君子：孔子的最後二十年》（台北：三民，2001年11月初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