傷痕文學作品──宗璞《我是誰？》的人性深度--郭瑞芳
自創作了《紅豆》之後,宗璞把手中的筆擱置在了一旁。文革時代的特殊環境讓不少作家選擇了沉默。一腔的愛國熱情往往會被曲解,被賦予另外一層完全相反的意思。蒙受著不白之冤不說,還得忍受身體上的種種意想不到的摧殘,不少知識份子在這樣的大背景下該何去何從呢?
歷史會證明對錯,時間會帶走不幸,可是它們常常是不同步的。文革一過,它就被定性了,然而它留下的傷痕卻難以瞬間消除。整整一代人帶著難以撫平的傷痕走進下一個時期。在政治社會的變革中,中國知識份子,這個特殊的群體,仿佛註定要在夾縫中生存。他們的身份模糊不清、模棱兩可,遭受著人們的惡意懷疑。
知識份子是宗璞作品中一以貫之的人物形象,宗璞在《我是誰?》中把主人公——韋彌放置于文革那個特殊的年代。新中國誕生了,韋彌——一個精于並專心于生物學的知識份子,懷著重建家園的信心,不遠千里地趕了回來。簡陋擁擠的居所、粗糙簡單的飲食、繁重緊張的工作都沒有讓她感到遺憾後悔。她抓住每分每秒,生怕一時的消遣就使祖國的進步滯後。她希望在這個新的政治環境中,能一心一意地搞自己的研究。可是時代的政治風雲變幻不定,而且突如其來,讓人一時無所適從,不知所措。文革,一場波及甚廣的政治運動,來臨了,期間知識份子的身份一次又一次地受到各種質疑。赤裸裸的鬥爭讓人們撕下了溫情的面紗,不顧一切的揭發批鬥讓人膽戰心驚。人性這個永恆的主題又一次不得不被重新審視。在這場殘酷的政治鬥爭中,人性成為了冷酷、無情、自私的代名詞。人性何以變成了這樣?人們困惑了。
往日人與人之間的和諧被政治給顛覆了,人的本性究竟是什麼呢?政治真的有那麼強大的力量能改變人類的本性?韋彌在文革的無情鬥爭中受到了批判。一個人要被揪出來時,莫須有的罪名總是會被找到。在不經意間,韋彌變成了人們眼裏的“牛鬼蛇神”和“毒蟲”。之後,就有轟隆轟隆的聲音從四面八方滾滾而來,韋彌尋找著可以藏身的縫隙,可是人們如針尖般的話語和眼光無處不在,連不懂世故人情的小女孩也像躲避魔鬼般躲避著她,而且在逃走的同時還不忘叫囂一聲“打倒韋彌!打倒孟文起!”怎麼會這樣呢?韋彌如墮五里霧中。在校園的小徑上跌跌撞撞地行走著,昨日的希望、激情刹那間消失得無影無蹤了。沒有理想,不容于人民的韋彌迷失了自己。
政治鬥爭改變著人們,人性一點點的喪失。韋彌不停地自問著“我是誰?”韋彌陷入了尋找自己獨立人格的深淵。周圍人們給予的種種“答案”是對的嗎?韋彌不信任這群“瘋狂”的人了,他們也同樣迷失了自我,同樣需要捫心自問一下“我是誰?”韋彌發瘋似地奔跑向那個僻靜的所在——一潭湖水。鴻雁在頭頂哀鳴,她憶起自己和丈夫文起昔日沸騰的熱情。但是現在呢?祖國母親拋棄了他們,祖國的人民無情地對待他們,他們滾燙的熱情冰冷了。他們埋怨這個祖國嗎,怨恨這些人民嗎?他們的心靈是那麼純潔,沒有埋怨和怨恨,只是靜靜地哭泣,為祖國、為祖國的人民、亦為自己!在宏大的政治勢力面前,一切都面目全非了。“眾人皆濁我獨清,眾人皆醉我獨醒”的孤獨讓人害怕。
剛剛建立的信仰在頃刻之間瓦解了,剛剛高揚的信條在轉眼之間崩潰了。歷經不知多少苦難的中華民族,好不容易建立起井然有序的社會秩序,又陷入了混亂之中。這群知識份子,本想把自己的一技之長,毫無保留地貢獻給日思夜想的祖國,可是在強大的政治鬥爭和無情的人性面前,不知何去何從,破滅了心中的希望。之前,他們捨棄一切富貴地位回到祖國的懷抱,不圖祖國人民的任何回報,只想讓祖國能早些強大起來。祖國,這兩個字,在他們心中的份量是難以估量的。千里迢迢,跋山涉水,回來了,兩腳站在中國的土地上,他們長長地舒了口氣,把數年壓在心頭的鬱悶全部吐出。祖國的榮辱興衰每時每刻都牽動著他們的心。對生養自己的故土的愛,與其他人相比,他們有過之而無不及。心中的理想、祖國的恩情,本是可以融合的,但在文革歲月裏這種融合卻成了不可能。處於危難之中的中國連種族都難以保全,到處戰火連綿,連一間安寧的居室都無法提供,何談其他呢。這兩者糾結在他們的心中,矛盾的心境困擾著他們,他們努力尋找可以兩全的出路,然而,個人在時代歷史的潮流中是無助且無力的,時代洶湧澎湃的浪潮湮沒著單獨渺小的個人。同樣的,在強大的政治話語下,個人的輿論就是囈語,根本不能當真,因此也無需重視了。
不知是知識份子敏感,還是他們使人敏感,反正他們在時代政治的大潮中總是要觸礁。韋彌和丈夫文起躊躇滿志、興高采烈地歸來了,做好了為祖國傾盡全部心力的準備。祖國的溫暖讓他們心安,祖國經受的災難讓他們心碎,終於,苦難的日子就要過去了。她和丈夫文起回到了祖國母親的懷抱。他們不期待祖國人民的熱情歡迎,只想著在祖國的進步中盡了自己的一份力。可是,毫無人情可講的政治鬥爭卻來了,他們無處可躲了。孟文起“在死亡裏看見了希望”,生的自由成了奢望,趁還沒有失去死的自由時,文起結束了自己的生命。心痛啊!人活著,連死的自由也不能自主。文起離開了,留下了韋彌一個人。
在批鬥中,韋彌,連同其他知識份子,變成了人們眼裏的“毒蟲”,只有在地上爬著。韋彌在“蟲群”中爬行著,看著身邊的蟲子一個個消失,聽著蟲子發出的“噝噝”聲,一個她久思不得其解的問題又再次被提起——“我是誰?”60年代的中國知識份子的命運是悲慘的、低下的,如蟲子一般卑微地生活在最底層。各種各樣的聲音掩蓋了知識份子這個群體的聲音,韋彌個人的聲音更是如湖水的漣漪般無聲了。作為一個獨立的人該擁有的自由都消失了。天空中失群的秋雁迷途了,聲聲哀鳴讓人心驚。韋彌亦如失群的鴻雁般尋找同伴,尋找歸宿。她拼命奔跑,天空中的飛雁合群了,可她還是孤身一人。“忽然中,黑色的天空上出現了一個明亮的‘人’字”,這是雁群排列成的。凝聚了日月光輝的“人”字清晰地佇立在韋彌眼前,可是有不少的“骷髏、蛇蠍、蟲豸”噬咬,踐踏著這“人”字。雁群排出的“人”字飛向了遠方。韋彌找到了“我是誰?”這個問題的答案。“人”的自由和尊嚴,卻需要用生命來詮釋,這樣的結果只是太可悲了。迷途的大雁找到了自己的同伴,並組合出了“人”,真正的人呢?韋彌這個個體何時才能找到自己的同伴,能不能被自己的同伴接納?韋彌推翻了那些加給自己的“稱呼”——“牛鬼蛇神”、“大毒蟲”,她聲明了自己的“身份”。她是人,可是她不能得到“人”的自由和尊嚴,她生與死的自由都被人無情地剝奪了,在喪失了“人”該有的一切之後,她迷失了自己,不知道自己是誰了。在苦苦的追尋中,韋彌終於找到了滿意的答案——“我是人”。“人”是多麼讓人自豪的詞語。作為人的自覺、自由、自主重新回歸了嗎?韋彌還沒真正享有作為“人”生的自由權利和尊嚴時,就用死結束了自己的生命。韋彌活下來要得僅僅是這個答案。文起爭取了自己死的自由,韋彌有死的自由而且也找到了自己。
“人”的意識在韋彌心中復活了。韋彌沒有絲毫怨言,而是充滿了“覺醒和信心”地喊出了自己的聲音。湖水轉瞬就擁抱了她的身軀,淹沒了她的聲音,她的聲音仍然如“蟲子的囁嚅”般無力,沒有人聽到。韋彌也在死中得到了解脫,在死中找到“人”該有的。她的叫喊沒有喚醒其他的人,周圍依舊是“黑暗和沉寂”,單個人的聲音太薄弱了。知識份子的叫囂不會震動任何人的耳膜。韋彌死了,但她堅信“‘人’會回到自己的土地”,而這回歸的時候就在不遠的“春天”。
宗璞的《我是誰?》也是抒寫文革給人帶來的不幸,但她選取的視角獨特。在強大的政治運動中,“人”迷失了自我,不再稱其為“人”。《我是誰?》就是對“人”的追尋。韋彌追問著自己的“身份”,苦苦尋找著自己喪失的“身份”。生在人群的漩渦中,她不知道自己是誰了,“人”的身份被政治話語、政治身份淹沒了。作為知識份子的韋彌覺醒了,追尋著自己的“身份”,確立著自己作為“人”的身份,不惜用生命作為代價。
傷痕文學泛指中國大陸於1970年代末期開始的一種文學創作思想（潮流），是中國大陸在「文化大革命」結束後最先出現的一種文學現象，為1980年代中國大陸的文學思潮的主流。主要是表現文化大革命為人們帶來的精神物質上的巨大傷害以及對國家民族前途的反思，是一個具有歷史轉折意義的文學現象，在當時中國大陸社會有廣泛影響。
傷痕文學開端於1977年11月劉心武在《人民文學》上發表的小說《班主任》，其名稱來源於復旦大學一年級新生盧新華於1978年8月11日在《文匯報》上發表的小說《傷痕》。當時評論界認為《班主任》主要價值是揭露「文革」對「相當數量的青少年的靈魂」的「扭曲」所造成的「精神內傷」，有認為該篇發出的「救救被四人幫坑害了的孩子」的時代呼聲。盧新華的小說《傷痕》也在「反映人們思想內傷的嚴重性」和「呼籲療治創傷」的意義上，得到當時推動文學新變的人們的首肯。
傷痕文學早期創作以短篇小說為主。一般認為最早問世並產生較大影響的是莫應豐出版於1979年的《將軍吟》。周克芹描寫農村的《許茂和他的女兒們》，古華的《芙蓉鎮》也是此類主題的代表作。這些作品許多被改編為電影和電視劇。
正面評價：傷痕文學使當代文學重新回到「人學」的正常軌道；它擺脫了「假、大、空」，使文學重新回到真實的藝術世界；它一反空洞說教的文藝觀而強調了感情在文藝創作中的重要作用；它用真實感人的藝術人物與「三突出」模式的臉譜化人物作出強烈比照。
負面評價：傷痕文學作品也有明顯的不足。當年許多作品有的因情節離奇、有的因片面渲染鮮血淋淋而引起過爭議和非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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