當中國歷史上著名的政治哲學家孟軻預言：「不嗜殺人者能一之」，紛亂的戰國局面卻定於史上著名的暴君贏政。這個理論與實際上的看似矛盾，遙遙引控著數千年後華人對《英雄》一劇的某種混亂情感。
讓我們先快轉黃河流域文明發展史。黃河流域最早是各氏族散居的原始文明型態，各族之間偶爾有所往來，這些交流最遠甚至到達華南地區。從各地考古出土的新石器時代的陶器技術與某些武器型態的相似性，我們不難進行如此推論。然而因為流經黃土高原的黃河會不定期氾濫，各族之間必須有良好默契來進行防汛工程，否則各國勢必舉行築堤競賽，因為大水只會往堤比較低的那側氾濫。於是乎為了黃河流域各氏族之間的生活安定，推舉共主的政治型態就此大致抵定。
從唐堯虞舜夏禹的禪讓（其實所謂禪讓，或許只是因國力不足，所以只好將共主之位出讓由天下諸侯推選）、夏商周的王位世襲、到戰國末年連年爭戰，都是與這個共主之名的繼承有關。一直到東周之前，各氏族的人口與經濟尚未到達一定規模，國與國之間的衝突都不至於大到戰國時代的激烈程度，即便有衝突，周天子亦有協調之效。然而隨著人類文明的發達，滷鹽、紡織、尤其是金屬的採集與提煉鑄造，大大地提升了農業的效率與交通的便利，也為各諸侯國帶來大筆的財富。當各國之間的經濟社會提升到有蔑視天子的程度時，周天子勢必衰落，迄至春秋戰國，各地諸侯「僭稱」為公與王，爭戰連年。
無論春秋或戰國，國際戰爭的理由有許多。除了國君與國君之間的私人恩怨，還包括複雜的外交縱橫與實質的經濟阻礙。眾多的戰爭理由，最終受害的就是「蒼生黎民」。戰國時代各國武器精良，因此戰爭也更為殘酷。到了戰國末年，凡十五歲以上的男子都須上戰場，其慘況就如《魔戒雙城之戰》中的Helmet Valley一役一般。然而最殘忍的莫過於戰勝軍隊對戰敗國的摧殘，除了對敵軍以萬計數地屠殺之外，更在戰敗國境內毀宗室挖墳墓，甚至將繩套在戰敗國人民頸上。對於草芥之民而言，戰敗誠屬悲哀，然若如是戰爭延續無盡，則生命將何以維持？因此就蒼生而論，若一個大而有力的王朝可以短時間內解決境內所有紛擾，則是萬幸。
恰巧西方秦國符合了這些願望。秦國自春秋以來，就如其他大國國君一般渴望九鼎之威。然而諸代秦國國君中，不乏「賢明」君主。例如秦穆公，雖然與晉惠公（夷吾）之間有私人恩怨，但是在晉國飢荒時，卻接受百里奚的建議，「吾怨其君，而矜其民」地答應借糧；然而兩年後秦國飢荒，晉惠公卻不記兩年前秦國借糧之恩而欲乘虛攻打秦國，但當晉侯被秦軍生擒，秦伯卻願意以外交手段解決，放回夷吾，但另立重耳為晉文公，重修秦晉之好。秦國國君禮賢下士接納諫言的個性是當年國際有名的。除了秦穆公，秦孝公用商鞅，更富強了秦國，讓秦國站上國際列強的地位，雖然當時秦國法令的嚴酷有如我們現今看待新加坡一樣，但是秦國與新加坡因重法而國富民安則是不可否認的事實。
在楊寬的《戰國史》一書中，甚至更認為秦王政的戰爭手法更收服了天下人民的心。他在書中提到秦軍對戰敗國的策略有二，首先是釋放當地的罪人，並將罪人送到新佔領地去發展經營；其二是放逐當地的既得利益者，包括貴族與商人。這兩面手腕降低了平民老百姓對佔領者的仇恨，同時也增加秦國維持佔領地所有權的勢力。也無怪後來刺秦事件中，大多是由貴族所贊助的刺客所執行。
然而統一政府對於黃河流域人民福祉最大的貢獻，還是必須回歸到黃河氾濫的特性上來。統一的政府除了可以讓境內「書同文、車同軌」地發展文化與交通經濟之外，最重要的還是在於黃河防汛工程的統一進行。以往黃河周邊各國除了互相競築堤防以鄰為壑之外，更惡劣殘忍的是戰爭過程中也會以潰堤的方式來破壞敵人後方。此外，中國境內連年天災飢荒也為統一帶來機會。如同前述的秦晉問題，十年河東十年河西的飢荒讓借糧成為國際間的問題根源，唯有當各地配糧由中央政府統一管理，才得以化解。春秋時代齊桓公所舉辦的葵丘之會中，各地諸侯歃血為盟，盟書內容有五，第五條即為「無曲防，無遏糴，無有封而不告」，其中前兩項，就是長久以來困擾著黃河流域各氏族難解議題、以及促成中國一統局面的客觀條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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