河光‧流音 如果時間是一條河，我們希望它唱出什麼樣的歌聲？　　歡迎分享本人部落格內容於非營利與非商業用途！尤其是公益與教科文事務上。依照以下聲明辦理：　　 1.在所有情況下，凡使用於商業、營利、或媒體報導用途前，皆需經本人的同意。　2.凡涉及本人或任何網友之個人隱私、個人聲譽、可能影響人身安全與自由之資訊等，如欲報導或告知他人，皆須事先徵詢本人意見，由本人決定是否接受。 　3.本人保留所有法律權利。

787愛的鼓勵 28訂閱站台

 

【雞排妹與翁立友二人都不告，到底在搞啥？】談舉證責任的法理

 

當代地球人類文明下，法律體系的主要缺點之一，就是「舉證責任決定生死」。

 

一國的法律是該國法學菁英所設計的，背後有一套對倫理秩序的邏輯觀點。其中，最精巧卻也最脆弱處，就是「舉證責任」如何分配的問題。

 

法界有句俗話說：「舉證之所在，敗訴之所在」，意思是說：在司法攻防時，誰在關鍵點上負有舉證責任，往往就成為此人是否敗訴的關鍵原因。

 

然而，在現實社會中，許多人們認定的常識之所以與司法判決結果不一致，很可能是因為法學菁英們設計出來的舉證責任分配邏輯之故。

 

例如，在早期，環境保護與消費者保護意識尚未進入法學菁英腦袋時，環境污染或消費商品的受害者，往往出現「舉證困難」，而難以向廠商追究責任，也很難獲得判賠。

 

近年來，「舉證責任倒轉」的設計，將商品安全或符合環保標準的舉證責任分配給廠商，不再是受害的告訴人或原告，確實大幅改善前述情況。（有興趣者自行搜尋「舉證責任倒轉」關鍵詞）

 

然而，在司法實務上，仍然有太多舉證責任分配上的問題，導致實質正義難以彰顯。這些問題未必全都能透過舉證責任倒轉的設計來解決。而且其中許多是牽涉到根本而重大的事實認定，卻因舉證責任難以設計妥善，故而卡死立法進度，或者勉強立法卻只能推出難以有效執行的法律。

 

比方說，台灣現行的《國安法》與《反滲透法》，舉證責任都落在檢察官身上，如此導致嫌犯往往可以輕易脫罪。因為替中共辦事的證據，通常只會留在中共手裡，而中共不可能交付這種證據給台灣檢察官。

 

然而，假如舉證責任變成落在嫌犯身上，則恐怕會有嚴重侵犯人權的問題。設想看看，有哪個被懷疑是共諜的人能夠「舉證」自己不是共諜？

 

兩蔣時代，白色恐怖時期，無數政治冤案的主因之一，就是因為嫌犯無法舉證自己「不是」匪諜。即使有時司法機關未必是故意羅織罪名，但你既然無法舉證自己清白，那顯然就是有罪了！何況當元首或政治力介入要求殺雞儆猴的政治判決，當事人豈有翻身的餘地？

 

由此可知，民主時代推出的法律之所以出現對於共諜容易縱放的舉證責任設計，其實是為了避免出現早年白色恐怖嚴重侵害人權的狀況，不得已的權衡結果。

 

假如我們不談到前述如此嚴肅的政治案件層面，改談比較小的罪名的舉證責任分配，則邏輯是否會有不同？

 

以雞排妹鄭家純與歌手翁立友的性騷擾疑雲為例。

 

目前鄭女與翁男陷入各說各話階段。但詭異又可笑的是，雙方竟然都在各自的記者會呼籲對方來告自己，自己卻又都說不想要告對方！（翁男要求鄭女提告性騷擾，但鄭不肯，反而只開記者會指控，還要求翁告她誹謗。）

 

若從「訴訟策略」的觀點來看，鄭翁雙方簡直是在玩捉迷藏，全都「逃避主動進攻」，拒絕由己方發起刑事訴訟攻勢，甚至連提告民事都還沒開始。

 

根據「不告不理原則」，只要鄭翁雙方都不主動提告，法院就無從介入，也無從裁決誰是誰非。然後，媒體前的觀眾就會繼續各擁其主，難以決定對錯，陷入集體認知混亂狀態。

 

為何雙方都不肯主動提告呢？

 

因為雙方都知道，自己若提告，勝訴機率並不太高。鄭因無法舉證翁摸她臀部，因此翁若否認到底，鄭提告性騷擾就會敗訴。

 

同理，翁也難以舉證鄭是虛構羅織、故意打擊翁名譽，因此翁若真提告誹謗，也是會敗訴。

 

如此，媒體上就會呈現出一個「雙方無是非」的混亂狀態。變成純粹的立場之爭，而缺少道德正義上的仲裁者。

 

舉證責任分配，直接影響社會大眾對於「是非對錯」的認知，由此可見。

 

假如我們將誹謗與性騷擾的舉證責任倒轉，看看會發生什麼事？

 

鄭告翁性騷擾時，變成翁要證明自己「沒有」性騷擾。然而，現場錄影畫面確實就是沒拍到，觀眾也沒人看到，如此，翁如果是清白無辜，也無法舉證自己的清白無辜。

 

同理，假如翁提告鄭誹謗時，舉證責任分配給鄭而不是翁，則後果是：既然現場沒有足夠的人證與物證來證明鄭確實沒撒謊，則鄭即使真的沒撒謊，誹謗罪卻必然成立。

 

這會是多可怕的世界？

 

這表示鄭翁雙方都可以任意瞎編罪名來提告對方，而被告幾乎沒有逃過羅織罪名的可能性。（實務上，只有在專制極權國家得罪政治勢力時才可能會是如此。）

 

在此種舉證責任分配邏輯下，假如鄭翁雙方的其中一方開始提告，另一方就必然也反告，以作為報復。而只要雙方沒有和解撤告，鄭翁兩人就會一起都被判有罪且須賠償。如此，二人必然全是輸家，性騷擾與誹謗的真相卻依舊未明，但加害人與被害人全都已經倒地不起。

 

由上述推論可知，我國現行法律對於性騷擾罪及誹謗罪的舉證責任分配設計，雖不完美，但大致尚稱合理。它至少可以讓鄭翁雙方不至於一提告就立刻致對方於死地。被告方至少享有基本的「無罪推定」保障。當雙方都沒足夠證據時，不至於變成雙方都要進監牢。加害人雖未受懲罰，但至少不會導致無辜的被害人變成更嚴重的司法冤案受害者。（冤案的傷害當然遠比性騷擾或誹謗更嚴重！因此才更需要謹慎避免。）

 

最後，筆者想說的是：舉證責任的設計，幾乎就是一國法律體系最重要的核心價值觀之反映。我國目前的法律這樣設計，反映的是對人權的高度保障，這與世界上主要民主先進國家的法律設計邏輯一致，都反映出「民主、自由、人權」的普世價值。

 

不過，既然是法律設計，就是國家機器的主要程式元件之一。永遠存在著可能改善的缺失與漏洞，亟待修補，永無止境。

 

當代地球文明下，人類集體智慧所能建構出來的法律，只有這樣的水準。這是目前地球人類的共因緣，一時還無法超越。

 

但我們可期待，未來某個世紀，法律設計的觀念可能有根本性的重大典範轉移。眼前可能的主要變因之一，就是AI，未來很快就會大量替代現行書記官的繁忙工作，不久後也將成為檢察官與法官的自動化幫手，且在可預見的未來，完全取代今日的人類來擔任檢察官及法官，也是遲早會發生的事。

 

未來世界，「科技」將超越「法律」而成為人類道德倫理的最重要制約因素。也許會廢除所有法律，一律以科技解決，也說不定。

 

2021-02-06 FB