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回應許知遠「平庸的相遇」一文》
本文最下方分享許知遠的一篇好文「平庸的相遇」。請先閱讀其文章，再來看筆者對許知遠文章的回應。
【向上提升迢迢長路，終要包含「告別平庸」這一段】
「平庸性」是當代新自由主義思潮下，民主化加上經濟與資訊全球化的必然演變趨勢。
首先，資訊全球化本身會帶來一種大眾傳播、大量複製的文化形式，此種文化形式必然與講究精細品味的「獨特性」美學背道而馳，因而往往予人膚淺之感。
其次，經濟與資訊全球化，導致帶有商業目的的符號可以傳播給全球每一個角落，眾人為了消費符號，而拚命工作追逐資本；而萬一有某人抗拒這一被迫不斷追逐資本的趨勢，就會被視為異類或怪胎，而使其更容易被社會所邊緣化。而被社會邊緣化的後果，就是讓其更難以獲取資本，以對其反抗資本的行徑帶來懲罰。這種懲罰等於是在逼他遲早走上反社會的道路。而一旦他真的產生反社會行為，眾人捍衛資本主義遊戲規則的集體意志，就會透過國家機器，將之以法律手段，加以強制隔離、馴服、或摧毀。
然後，為了避免國家機器遭到過於集中的權力不知節制的濫用而導致災難，於是分權、制衡、民主化，就是不得不走的道路。但民主化的副作用是民粹化。
以往，在某些開明的集權制度底下，知識份子能夠掌握關鍵的資訊與重大事物決策權；此時整體社會往往也會由於知識份子的有效帶領，而達成最快速的成長與進步。
然而，當社會進步到一定的階段，累積足夠的物質資源時，有些知識份子也開始腐化，有些則是僵固化；而普羅大眾卻因經濟溫飽無虞而開始能享有更多知識，於是他們看不慣腐化與僵固化的知識份子所作所為，而產生更多要求參與重大公共事項決策權的機會。最終，這樣的呼聲將排山倒海，沛然莫之能禦，而使全面的民主化社會快速到來。
民主化使重大事項的最終決策權歸予眾多人民。而眾多人民因人多嘴雜，意見紛擾不齊，卻普遍內涵深度欠缺，不可能每個人都真的進行精緻的決策；因此，重大事項的公共決策民主程序，最終是化約為類似「選票」這樣的一種極簡單的象徵符號，採用得票數這樣極簡化的符號語言，來重新定義「公共意志」的行為結果。
人民雖然投票，但因投票者眾，故選擇的責任分擔給眾人，一己相對而言感覺責任很輕，幾乎沒有。萬一投票選錯人，或公投投錯票，並不是自己一人在負責，因此，這樣的投票決策事先不會花太多時間精力成本去進行，也不須要耗費大量的知識經驗。這種「平庸且不負責任的集體決策過程」就是所謂的「民粹政治」。
一個民粹的社會，哪怕再怎麼平庸，都必然對另一個欠缺自由的封閉社會產生的無比強大的吸引力。因為在現代社會，自由是個性與特殊性的展現，而個性與特殊性，又是魅力的泉源！
然而，民粹的社會，有時因這樣的魅力而產生自戀與自大，過度自我陶醉，誤以為可以透過這樣的魅力而輕易吸引另外那個封閉的社會跟進仿效，從而「解放」他們。
民粹的社會忽略了對封閉社會來說，這樣的解放能夠實現與否，並非是一種單向直線式的必然，更多的是一種兩股力量對決角力的結果。掌權者希望用力關緊水龍頭，以免洪水般的滔滔民意瞬間沖垮了政權的高大宮闈；但渴望解放的力量，卻迫不及待要沖垮那座宮闈，好讓滔滔流水有個更為廣大而平坦的去處。
封閉社會的掌權者，如果不樂於見到民粹社會的魅力太過吸引封閉社會，則有可能發動所有力量加以抵制；而民粹社會說不定會在此過程中受到嚴重傷害。然而，有時因為太過自戀，卻明顯忽略了這樣的風險。
最終，封閉社會能否有走向自由開放的結局？誰也不能保證。
唯一可以確定的是，這個過程的代價，將不會太小。
假如民粹社會的平庸性能夠加以去除，或轉化、昇華成為「民智」，那麼，其對另一個封閉社會的吸引力，只會更大而不會變小，但是卻能保有足夠的理智，不至於過度自戀或狂妄，而能減低許多傷害的機率。
說到底，平庸性，是一種當下時空環境裡頭歷史的必然，但也必定只是一種不成熟的過渡階段，雖然可能時間會很久；
然而，任何社會只要存在想進步的動能，遲早就必須越來越告別平庸性，重新撿拾「菁英主義時代」那些歷久彌新的經典智慧，讓全民都學會當菁英，才是集體向上提升之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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許知遠：平庸的相遇
【聯合報╱許知遠】
2012.06.16 02:09 am
「還有多少人會讀這本書？」我指著桌上的這本卡繆（Albert Camus）《反抗者》問我的朋友。我們坐在台北紹興路上的一家咖啡館裏，四周皆是這個城市的藝文青年，看起來，他們溫柔、乾淨、得體，儘管有過度文明之嫌。
「應該很少了」，我的朋友說。他在一所大學教書，是一個堅定的台獨分子，身上瀰漫一種既充滿信念又玩世不恭的氣質。多年來，他組織各種討論會，試圖讓台灣意識進入更多青年人的內心。我理解他再度閱讀《反抗者》的感受，他希望這種反抗精神能給新一代青年帶來動力。但很可惜，年輕一代沒有耐心再理解卡繆描繪的反抗精神了—那些俄國青年的勇氣、那些左派的不屈服。對於他們來說，真正興奮的是《那些年，我們追的女孩》。
這個小小的插曲為理解此刻的兩岸關係提供了另一個視角。自從馬英九當選總統以來，大陸與台灣的互動陡然增加。一種新的浪漫化的情緒也迅速興起。廿年來，台灣商人一直試圖浪漫化龐大的中國市場，而現在大陸的遊客們開始拚命浪漫化台灣的民主、生活方式、如何追女孩，而台灣的政治人物則開始浪漫化「大陸對台灣的想像」，當馬英九在總統就職演說中提到韓寒的小學生作文式台灣觀感時，這種浪漫化達到了新的高峰。
倘若以一九八七年兩岸的開放算起，這一次兩岸的融合算得上一次「平庸的相遇」。在這背後反映出兩岸的菁英文化迅速衰落和大眾文化的興起。
當劉賓雁與陳映真在一九八八年的香港相擁時，知識菁英仍在兩岸溝通中扮演著關鍵角色。而在接下來的廿年間，解嚴後的台灣迅速滑入了一個菁英瓦解、民粹興起的歷史階段。而在大陸，因為天安門悲劇，知識分子陷入集體沉默，進而邊緣化。而兩岸面臨的共同後果時，消費與娛樂的空前勝利，歷史意識的普遍缺席。
在這共同的氣氛中，兩岸誤以為通過商業、娛樂、生活方式能達成新的融合。一種自我麻痹式的看法四處流行，倘若大陸台灣的分離是緣於國共之間的歷史糾纏，那些遺忘歷史的青年一代，反而可以拋棄掉歷史包袱，展開新一頁。
但很有可能，它會導致相反的結果。台灣與大陸的不同命運，是中華帝國秩序崩潰的結果。而一個多世紀以來，兩岸的人民都在追尋一種現代政治秩序。倘若缺乏這種歷史感，台灣人會誇大自身經歷的獨特性，而大陸則難以理解台灣命運的複雜性。
更重要的要，我們對於一個更好政治體制的追求，只是實現自身解放的步驟之一。我們最終的目的是創造出豐富、完善的個體，民主之所以重要，是因為它賦予個人主宰自身命運的權力。而兩岸共同面臨的平庸文化的盛行，則是對個人獨特性的莫大障礙。
一個喪失歷史感的社會，一個不再渴望特立獨行的思想的社會，一個只注重眼前感受的社會，不管它以專制還是民主的面貌出現，都是可悲的。而在這樣社會中生活的個體，必然沒有能力理解他人的感受，也沒有創造新時代的精神資源，也更容易失控，被流行情緒左右。即使他們試圖反抗，也缺乏足夠的能力與動力。
政治問題也常是品味問題。很不幸，兩岸都陷入了平庸的趣味，他們正喪失對彼此更深層的想像力與理解力。
（作者為北京作家）
全文網址: 許知遠：平庸的相遇 | 名人堂 | 意見評論 | 聯合新聞網 http://udn.com/NEWS/OPINION/OPI4/7163643.shtml#ixzz1xybYMBO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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