圖：尤努斯獲知得到諾貝爾獎，其女兒興奮地抱住他-圖片來源：自由時報網站
孟加拉籍的穆罕默德.尤努斯（Muhammad Yunus）和他創立的銀行共享2006年度的諾貝爾和平獎。是諾貝爾獎百年來第一位孟加拉籍得主。孟加拉是全世界人口密度最高的國家，也是國民所得倒數幾名的窮國。尤努斯獲諾貝爾獎，被孟加拉人視為揚名國際的無上光榮，堪稱民族英雄。
經濟學教授尤努斯在30年前創辦Grameen銀行，亦即「鄉村銀行」。Grameen 意思就是「小型鄉村」，是非政府組織從事小額信貸的模式，提供小額貸款給窮人。
諾貝爾評審委員會為了表揚他們從基層推動經濟和社會發展，而將2006年諾貝爾和平獎頒發給尤努斯及其所創的「鄉村銀行」。委員會指出：「只有當大批人口找到消除貧困的途徑，才能達成永久和平。」委員會說，尤努斯把理念轉化為實際行動，讓幾百萬人獲益，他們不光是孟加拉人，也包括其他國家的百姓。諾貝爾獎委員會在頌詞中還說，世界上所有單一個體都有潛力與權利過著像樣的生活，「尤努斯與鄉村銀行跨越文化與文明藩籬，展現即使是窮人中的窮人，也能為自己帶來發展」。
2006年諾貝爾和平獎得主尤努斯，出生於孟加拉建國前一個珠寶商家庭，家境富裕，負笈美國獲得經濟學博士學位，並在美國任教。但在1971年孟加拉脫離巴基斯坦獨立建國之後，尤努斯歸返祖國貢獻一己。在一個偶然的機會下，尤努斯觀察到，高達42位孟加拉窮人，居然只是為了區區27美元的高利貸必須償還，而陷入貧窮困境，奴隸般工作，日復一日，無法解脫。這27美元的資金需求為何無法從一般銀行借款來償還？因為缺少抵押品無法從銀行獲得借貸。於是他決心試辦一種專給窮人貸款的銀行，幫助這些窮人脫離貧困。
一個新世紀的經濟學巨人就這樣誕生了。今天的「鄉村銀行」成功造福了全球將近一億人。尤努斯以行動顛覆掉了經濟學傳統牢不可破的經濟行為基本假設：自利動機。
傳統的資本主義經濟學認為：追求自利是基本人性，也是每一個經濟個體的基本經濟行為。經濟個體一般包含企業、家庭與個人。只要一個國家或社會能透過政府法律、財產權保障等方式規範住所有經濟個體的經濟行為，則透過「市場機制」使所有經濟個體彼此自由競爭，將能創造整體社會最大的經濟分配效率。
「市場機制」包含了供給與需求兩個層面，供給者總希望售價越高越好，需求者總希望買價越低越好，彼此都遵循自利動機而從事經濟上的交易行為，當這樣的交易行為十分普及，大量自由供需競爭產生時，所有人的財富能獲得最大化的滿足。這被傳統經濟學者視為「一隻看不見的手」。認為這是經濟學最基本、最牢不可破的定律之一。
這個「市場機制」是資本主義經濟學最核心、最強而有力的根本論述概念。歷史的發展也證明，市場機制確實有效促進了財貨與勞務的適當分配，替整個歐美世界與東亞新興經濟體創造了大量的經濟繁榮景象。
但以馬克思為首的經濟學者們，有些人注意到資本主義觀點下的市場機制背後，極可能存在著嚴重的問題，亦即：擁有資本者，在自由經濟市場的遊戲規則裡，將因為手上經濟籌碼多，而獲取大量投資、套利、學習、創業的機會，不斷以錢滾錢，富者越富。而窮人由於一開始就沒有經濟籌碼，因而也失去投資、套利、學習、創業的機會，只能靠著微薄的薪資糊口，與富人之間的差距只會越拉越大，最終必將導致整個社會被撕裂為極少數的鉅富階級與廣大的貧窮人口兩個極端，天堂與地獄在同一個世界裡頭並存。
馬克思對於這種富人將財富大量集中於己身的情況稱之為「剝削」。按照馬克思的觀點，窮人受僱於資本家成為勞動者，辛苦工作的成果，所創造的總產值當中，相當大的比例被資本家據為己有，而勞動者自己卻只能享有一小部份。馬克思認為，資本家只不過是擁有原始經濟資源，實則其對於創造經濟產值並無多少貢獻，之所以享有大量利益，只不過是由於剝削了眾多勞動者所創造出的產值利益。
而居人口多數的勞動階級，為何甘心忍受資本家的剝削而逆來順受呢？馬克思認為這是由於政府、法律、社會制度...等結構性因素，使被剝削者無法拒絕被剝削。
因此，馬克思，以及其後的列寧、毛澤東等人，主張打破既有的資本主義社會制度，以階級鬥爭與革命的方式，重新建造一種全新的「共產世界」，在這裡頭，經濟運轉的規則並不遵循市場機制，而是採取「共產」的方式，人人可以平等享有公共財產，也就沒有私有財產制那種剝削的問題。在共產世界裡頭，不存在資產階級，全國都是勞動階級，由政府決定全國的經濟物資該如何分配，不必透過市場機制的價量供需法則來決定。
按照中共的說法，在邁向「共產世界」的過程當中，有一些階段性的步驟，這套概念稱之為「社會主義科學發展觀」。中共引用馬克思的話語稱，共產主義是社會主義發展的最高階段。
然而，不論共產主義或是社會主義，在歷史的實踐當中，證明是徹底失敗了，目前全世界可說已經不存在任何一個真正完全進行共產主義經濟制度的國家。
目前的中國大陸，儘管其政府仍在天天宣傳共產主義，卻已悄悄地將之改頭換面，變成了所謂「社會主義市場經濟」，意思是保留社會主義追求經濟平等的理想，但是要以市場經濟手段來達成。許多西方學者認為，這不過是一個專制政府為了兼顧其顏面與改革需求，而想出來的詭辯說辭，實際上中國政府就是在實行資本主義。
就連中國大陸的百姓自己，也普遍認為共產主義早已失敗，目前中國走的實際上是西方資本主義的道路。對照其政府所作所為，中國政府目前確實滿腦子只想快速發展經濟，讓沿海地區暴富起來，而並沒有多少實際作為是用來改善窮人生活，可說與十八世紀歐美資本主義殖民國家沒什麼兩樣，社會主義只淪為口號，而沒有實際作為。
人類社會如果曾經受惠於社會主義，主要不是由於蘇聯或中共的任何成功作為，而是由於社會主義的思想刺激了歐美資本主義民主國家，使其人民積極反省放任式市場自由經濟的危害，以及貧富差距造成的嚴重社會不平等。由於歐美民主國家當中的一些左派知識份子，結合了工人運動與社會福利觀念，使歐美國家從資本主義國家轉型成為社會福利國家。
今日世界上已經不存在任何一個完全的資本主義社會，因為或多或少都吸收了一些社會主義的思想元素，也建立起一定的社會福利體制。這樣的「社會福利資本主義國家」成功取代了「社會主義國家」，成為國際社會目前的主要學習典範。例如目前在台灣坊間流行的“芬蘭經驗”...等等，就是這股福利國家思潮的一種延續。
就在人類史學專家幾乎要替「社會主義」蓋棺論定，宣告“資本主義”獲得完全勝利的時刻，一個有意思的轉折點產生，有可能替「社會主義」改頭換面，帶來新一輪的輝煌。那就是尤努斯的出現。
歷史往往是諷刺的。中國政府的「社會主義市場經濟」只是個假口號，中國現在的經濟發展模式實際上是馬克思批判最烈的早期資本主義階段，也就是大量剝工農階級、放任貧富差距無限擴大的原始資本主義模式。然而，來自孟加拉的尤努斯，卻真正實踐了中共未曾加以實踐的「社會主義市場經濟」。
尤努斯提出一種「社會企業」的觀念，認為這樣的企業不是以“追求利潤”作為主要任務，而使以“貢獻社會”作為主要任務。社會企業雖不以追求利潤為主，卻有時能獲得更龐大的利潤。尤努斯創辦的「鄉村銀行」就是社會企業成功的範例。這家銀行成為孟加拉史上成長最快速、獲利最巨大的銀行，而奇特的是，它也是造福最多窮人脫離困境的銀行，其股東當中98%為窮人貸款者，頗類似一種“合作經濟”的型態。「因利他而自利」堪稱這家銀行獨特的成功秘訣。
尤努斯在鄉村銀行成功之後，陸續創辦了“鄉村行動電話公司”與“鄉村太陽能發電公司”，都是為了改善窮人生活而創立的企業。尤努斯的行動電話公司是出租手機給農村，讓村民們可以整個村共同租用一隻手機，那隻手機就成為該村的公共電話。而太陽能發電公司也是為了改善農村缺少電力的問題，讓農村夜間可以點上電燈。
尤努斯從金融領域的革命出發，到通訊領域、電力領域的革命性行銷方式，造福無數農民。而其對人類企業經營觀念的影響，則是更為深遠而巨大。
尤努斯的經濟學觀點，極可能從根本處徹底改寫傳統資本主義與社會主義二元對立的經濟理論。未來的經濟社會，將是一種充滿「社會企業」的社會。在未來世代中，每一家企業的存在意義，將不再是追求“股東利益最大化”，而是追求“社會利益最大化”。
在接受訪談時，尤努斯發下豪語，說希望人類能夠在2050年以前完全消除貧困。而我認為，只要人類社會能大量推廣這種「社會企業」的觀念，尤努斯的夢想極有可能成功實現。
當年日本經營之神松下幸之助，其思想見地超越一般企業家追逐利潤的經營格局，而擴及企業的社會責任、文化責任，日人至今對之仍敬若神明，將之視為哲學家而非僅是企業家。松下曾替提倡一種「自來水哲學」，認為企業生產的商品，都應該像供應自來水那樣，讓商品能普及於大眾，讓大眾能以低廉價格享有，成為生活必需品的一部份，如同自來水那樣便利而普及。松下並且稱此種經營觀點為松下企業的「250年戰略」，亦即未來250年之內，後代的松下企業仍將奉行此種低廉供應的「國民商品」哲學。
松下的經營哲學，相當程度上與尤努斯的「社會企業」異曲同工。只是尤努斯的企業經營觀點似乎更直接，似乎超越了松下的格局，較松下的自來水哲學更進一步，從一開始創業就是以服務社會為存在目的，而非僅將之當成企業發展與社會責任相結合的戰略。
就社會主義的觀點來看，馬克思、列寧、毛澤東等人都做不到的事情，卻極可能讓尤努斯給做到了。就資本主義的觀點來看，李嘉圖、亞當斯密、熊彼得、凱因斯、薩繆遜、傅利曼、杜拉克...等經濟學與管理學理論巨人都未能解決的理論盲點，也極可能被尤努斯給解決了。
如果從「智慧」的角度來評論，可以發現，尤努斯的智慧應當高於馬克思。馬克思主義之所以失敗，主因是其對「人性」的理解方式錯誤，使其後人淪為「以惡制惡」，不擇手段奪取政權的信仰者，將所有打倒資本主義的行動全都視為正確合理，卻不管手段有多血腥殘暴。這種忽略人性而求取國家發展的政治路線，奠基於馬克思的“唯物辨正歷史觀”。
唯物辨正歷史觀當中，一個很重要的理論缺陷是在於其主張“階級鬥爭論”，認為被剝削的工農階級必定要起來用暴力方式推翻資產階級的統治，最後建立共產世界。這種煽動階級仇恨的思維方式，極易被政客所利用來成為政爭的工具，毛澤東發動的文化大革命就是血淋淋的歷史教訓。也正因為階級鬥爭觀點的思維缺陷，所以使得整個共產世界都淪為專制法西斯政客的溫床，動不動就利用反美、反日、反走資派、反台獨...等這類仇恨情緒來煽動人民，轉移內部危機焦點到外部，以圖鞏固政權，拒絕進行真實的改革，放任社會問題惡化。
假如今天尤努斯有意從政，則他將毫無意外當選孟加拉總統。然而，他似乎志不在此。他也知道孟加拉政府的貪污腐敗舉世聞名。當記者問他：「願不願意參政？」時，他笑著說：「參政？你想讓我變得與政府那些人一樣嗎？」看來他頗有自知之明，知道要是自己目前隨便踏入政壇，恐怕只會被政治醬缸染得一身腥，反而葬送了他興辦社會企業的活力。我認為，除非當個有實權的總統，成為國家最高領導者，否則尤努斯不適合踏入孟加拉政壇。當總統能做的事情很多，但只要尤努斯不能取得實權，那就還不如不要從政，以免被一堆權力比自己大的政客無情糟蹋。
圖：孟加拉地理位置在印度東北方，圖片來源：http://www.orbis.org.cn/bins/index_page.asp?cid=589-592-612-3072&lang=4筆者在2004-2005年間，曾旅行於中國大陸與東南亞國家，看到為數眾多的廣大貧窮農民，受困於簡單的交通水電等基礎設施，無法發展基本經濟，每天辛勤的農務勞動只能換來微薄的利潤，頗為感嘆。有一天，我看大陸當地的報紙，當中有一篇新聞，簡單報導了孟加拉這位奇人與奇特的窮人貸款方式。我腦中當時便立刻產生了一個想法：「假如能興辦一種企業，其主要業務就是用來興建農村基礎設施，例如水電與交通，但以低廉的價格供應，或允許分期付款，或允許農民日後賺錢再回饋利潤，則長久下來，許多農村都能因為基礎設施改善而促進產業發展，繁榮經濟，而供應這些基礎設施的企業卻也能不斷壯大並獲利。此外，這樣的企業也可以大量僱用窮人，給予訓練，創造就業機會。眾多這樣的企業存在於社會時，能形成一種特殊的產業，以“造福窮人”為主要目標的產業。」當時該新聞並未提及尤努斯的「社會企業」這種革命性的企業經營觀點。我後來等到尤努斯獲頒諾貝爾獎後才知道，原來當初我腦中閃過的點子，早已是尤努斯實踐多年的心得。當時筆者將這種想法放在心裡，這一兩年之間偶爾便會去思考這個問題。後來筆者自己想到了一個名稱來統籌這個概念，稱為「扶貧產業」，亦即一種以“扶貧”作為主要業務的產業，這種產業包含的範圍可以有鄉村的水電、交通、通訊、環保、醫療、網路等基礎設施，窮人教育與職業訓練，窮人金融、窮人保險，家庭教育、生活教育、疾病防治、公衛宣導...等等，產品儘量以低廉成本價販售，最好能讓多個窮人甚至多個村莊共享，所有與“扶貧”這一概念攸關的項目，不論私有財產業或是公共財產業，都可以是「扶貧產業」所包含的具體內容。“扶貧”是中國大陸媒體上常見的用語，大陸媒體上經常自誇中國政府的改革開放如何成就輝煌，在二十多年間如何減少了上億貧窮人口，又如何受到國際社會肯定。「扶貧產業」究竟如何運作？舉個例子來說，某窮國偏僻山地農村，欠缺聯外道路，汽車到達不了，村民往往須步行數小時方能到達鄰近村鎮，以騾或馬為主要的運輸工具。而隔著一個約百米寬的山谷之對岸山頭上，有一小規模市集，但由於隔著山谷，貨物往往要運輸五六個小時才能到達，一日之內無法來回。此時，聰明的村長為了解決此一問題，便自掏腰包，僱用數十村民以繩索與木材搭建了一條吊橋，使兩山之間交通時間縮短為半小時。但建造吊橋的成本，耗費了村長大半積蓄，地方政府財政吃緊，不可能補貼，於是村長只好收起“買路財”，讓村民每通過一次，都要付一點使用費，但使用費定價低廉，讓大多數村民都負擔得起。如此幾年年下來，村長的成本回收了，還創造了數倍的盈餘，而兩地山村的經貿也繁榮了好幾倍，每位村民平均所得在幾年之內也增加了數倍，這全因吊橋縮短了兩地交通之功。對於上述案例這樣的吊橋，便可視為是一種「扶貧產品」。村長成為名符其實的「扶貧資本家」。類似這樣的案例，就是資本家對於小小基礎設施的投資，能創造巨大扶貧效果的典型例子。世界各地事實上存在許多這樣的偏僻村落，所缺少的往往只是某個“扶貧資本家”簡單的臨門一腳，就能翻轉整個村落的窮困命運；一座吊橋、一條道路，或是一條電線、電話線、網路線，往往就能從根本處打破整個村落的集體性貧窮困境，開始邁向小康。於此，我想到：「假如某一國的政府能夠推行產業政策，將“扶貧產業”當成是國家發展的優先戰略性產業，鼓勵國內外資本家投入興辦這種扶貧企業，給予超高額創業貸款、免稅優惠、購買配額保證..之類的，必能鼓勵大量有心的企業家勇於投入扶貧事業。如此必能從根本處改善窮國廣大貧困人口的困境。這樣的方式雖然也涉及招商引資、產業優惠，但由於起始出發點不同，產業戰略從根本處便與傳統經濟發展模式有別。傳統招商引資的經濟發展原理只會讓富者愈富，貧者由於缺乏競爭力，貧困依舊，容易引起巨大的貧富差距，製造龐大的社會問題；但若政府從一開始的產業戰略思維就是以“扶貧”為根本戰略導向，則國家從一開始就是從窮人開始發展起，在發展的過程中便自然避開了貧富差距的問題。」後來尤努斯獲頒諾貝爾和平獎，名震世界之時，我才知道原來他提出了「社會企業」的概念。我赫然發現，原來他不只是成功創新貸款給窮人的方法而已，他行之有年的原始創意，其實就是與我腦中相同的點子！只不過他更厲害，早在我發現這個點子之前三十年，他就已經在實踐這個點子了！而我腦中閃過這個點子的起因，也是因為他的“窮人貸款”報導所觸發而舉一反三聯想之故，所以，我已經算是後知後覺者，他才是真正的先知先覺者。對於這種產業，筆者還繼續聯想下去：「而由於大量投入新興企業的企業家都是從事扶貧工作，大量企業員工也是從事扶貧工作，因此整個社會的經濟文化不會因為經濟成長而淪為功利主義充斥的傳統資本主義社會，相反地，人人都以幫助他人脫貧為工作動機的社會，人人利他，將是理想和諧的良善社會。也不必為了追求經濟成長而放任貧富差距擴大，經濟發展所造成的副作用與社會問題將大大減少，社會成本大為降低。因此扶貧企業不只是在經濟上能有貢獻，更在社會、文化等層面都產生貢獻。」「這等於是將先進國家當中“營利組織”與“非營利組織”完整結合為一體，從一開始發展經濟時就兼顧營利性與非營利性。如此避免了傳統經濟成長模式那種先擴張營利組織，等到整個社會都充斥功利主義與不平等現象時才開始發展非營利組織的那種缺點。這樣的發展模式等於是跳躍式的，避開“功利主義社會”與“奢侈消費浪費文化”這二個不必要的中繼站，直接往福利國家與社會平等的方向邁進。」由於眾多窮國的政府，往往將資源投入於與扶貧無關的產業上面，例如軍事工業、奢侈品產業，資源不願意往扶貧的方向配置，因而阻礙了國家貧窮人口的經濟成長機會。假如政府一開始就將產業優惠政策設定在所有與扶貧相關的各個方面，則從一開始發展就避免了上述問題。有人會說，這些扶貧事業難道不是應該由政府出錢出力嗎？怎會由資本家來出錢出力呢？這是資本家的責任嗎？難道資本家追求自我利潤極大化有錯？難道要回到古代的“重農抑商”？這樣豈非大開經濟倒車？豈非就是共產主義失敗的重要原因？我說，窮國地方政府往往受限於財政，更受限於官僚心態與貪腐文化，因而不願意進行這樣的簡單投資，連舉手之勞都不願去做。此時就應該由民間有心的“扶貧資本家”主動發揮舉手之勞，舖橋造路、興修水電、建造學堂，興辦扶貧事業，簡單的幾個動作便能造福無數鄉里，何樂而不為？在傳統資本主義經濟學眼中，資本家追求利潤不是錯誤。但若有貪婪的資本家違法亂紀，將自我利潤建築在對社會的傷害之上，傳統經濟學主張這類資本家則應當受到政府處罰。例如那些故意將有毒物質流入河川以節省處理廢水成本者，應該被勒令停業且判刑。傳統經濟學僅僅主張對於不肖企業所產生之「外部成本」用法令加以限制預防，或課征重稅來將逼使其承受自身造成的社會成本，無奈這樣的經濟觀點顯然成效不彰，眾多企業繼續產生外部效果，而政府往往禁絕無力，甚而官商勾結，放任其危害。另一方面，窮國由於生產效率的落後，在全球化自由競爭遊戲規則之下，與富國差距越拉越大。富國以自由派經濟學的觀點，主張所有國家都撤除貿易障礙，表面上是讓窮國與富國互利互惠，實際上卻替富國資本家大軍打開窮國城堡大門，讓跨國企業輕易攻佔窮國各項重要產業，賺取巨額的利潤，同時扼殺了窮國自身發展產業的機會，使窮國人民永遠只能從事原始低階的農牧林礦活動，不餓死就不錯了，多數窮國人民一輩子都翻不了身。雖然資本主義戰勝了共產主義，但並不表示資本主義產生的問題不是問題，更不表示資本主義不能吸收社會主義的思想元素來使其理論內涵更加健全周延。資本主義的優點是“效率”，社會主義的優點是“平等”，若兩者能相輔相成，難道不是比單偏其中一方來得更平衡而健全？我認為，假若資本家在追求利潤的過程中，一直忽視自己與整個社會當中貧窮階級的巨大差距，眼見窮人疾苦卻無動於衷，所作所為絲毫不能利益社會整體時，這樣的資本家並不值得政府特別加以鼓勵。但可惜的是，信仰傳統經濟學的政府經濟官僚們，所制定的產業政策，經常都只是在鼓勵這些實際上並不值得特別加以鼓勵的資本家。我說這些資本家不值得股勵，是指相對於「社會企業」而言。傳統經濟學當中，由於沒有「社會企業」這樣的觀點存在，因此信仰傳統經濟學的政府官僚們，就經常是在做那些實際上無益於改善窮人生活的產業政策。隨著尤努斯「社會企業」觀點問世，未來的政府必定將會逐漸認清，真正該被鼓勵的資本家，是那些從一開始就以貢獻社會作為存在價值的企業，而非那些僅追求自我利潤的企業。也就是說，那些不以自我利潤極大化作為追求目標，而將社會利益極大化作為追求目標的企業，將應該成為未來政府制定產業政策的最優先鼓勵順位，其重要性甚至可以超越戰略性的高科技產業。因為高科技產業的發展，雖然有助於國家整體科技國力的提昇，但並不能縮短貧富差距，反而往往是在擴大貧富差距，然而社會企業的發展，卻可以縮短貧富差距，同時有助於提昇窮人階級所得與素質，促進社會和諧，對整體國力的提昇力道，絕不亞於高科技產業。傳統經濟學的一個重大盲點，在於其將“人性自私”視為牢不可破的基本假設，所有的經濟理論都是以人的“自利行為”為出發點所做的經濟分析。也因這個基本假設的缺失，使「利他」這個重要的經濟行為元素未能被傳統經濟學者納入經濟模型加以適當地分析，最多只將「利他」當成是經濟個體特殊的「效用」，等於是在暗示說，經濟個體追求利他行為，背後仍是為了追求「自我效用極大化」，仍是一種「自利」。而這樣的經濟理論認知，以及認定社會上多數經濟個體追求自利多於利他的基本現實，使得傳統經濟學陷入一種「自我實現的預言」，使得依照傳統經濟理論所建構出的社會，幾乎全都無可避免地陷入集體性的自私自利、貪婪成風、與功利主義文化，連帶也使為數眾多的資本家合理化自己的自利行為，坐視貧富差距擴大而無動於衷。更有甚者，許多富人將窮人的貧窮，歸咎於他們不努力工作，不努力存款，而將自己的財富歸功於自己努力工作，或精明理財投資，彷彿自己享福就是天經地義，而他人受苦卻是咎由自取。...這種種的離譜認知，早已嚴重侵蝕整體資本主義社會的道德良知與互助動機，對人類文明的發展來說等同於倒退。這一切，自然與當代經濟學主流思潮對於「自利動機」完全加以合理化的心裡暗示密切相關。經濟學主流思潮對社會面、文化面都會產生影響，這並不是經濟學者一句「道德、社會、文化是外部條件，不列入經濟模型考慮」所能推卸搪塞得了的。凡做「經濟學者不必考慮道德、社會與文化」這種認知的經濟學者，全都是被其本位主義蒙蔽了雙眼，陷入“見樹不見林”的迷瘴之緣故。明明就是有關，縱使你閉上眼睛不去看它，但它實際上就是有關。
圖：接受為型貸款做小生意的母子-圖片來源：經典雜誌網站
我這話的意思，並非在指責傳統經濟學者是害社會變得功利的元兇。社會功利氣氛的因素是多元性的，並非只來自經濟學假設，因此將整個功利主義文化完全歸咎於傳統經濟學理論並不公平。不過，一個重點在於，經濟學這門學科本身，確實參與了社會文化建構過程中的一部分，但這部分的參與卻被傳統經濟學者以「道德、文化、社會是外部條件」給抹去，視而不見，略而不談，讓社會問題無限放任惡化。傳統經濟學者這樣的心態，與那些宣稱企業只需要追求利潤極大化的資本家心態一樣，都在替自己推卸應負的社會責任。
某些經濟學者只圖自己獲得理論建構的樂趣，享受理論大師的名聲，卻輕易將社會窮人當成自己筆下模型的實驗白老鼠，當經濟理論失效了，窮人死活卻不干經濟學者的事，經濟學者自己照領學校薪水，天天翹二郎腿，繼續花腦筋尋找下一個成名的機會。這樣的經濟學者即使人數再多，對社會也絲毫不能產生任何助益。
事實上，窮人之所以窮，主要並非由於他們太懶惰不工作，相反地，許多窮國往往擁有廣大的辛苦工作人口，卻只能賺取極微薄的所得，從富國人民的眼中來看，窮國人民勞力付出與所得完全不成比例。
為什麼會這樣？這是由於窮人的工作無法在整體經濟社會中創造出更多附加價值，貢獻不了多少整體經濟產值的緣故。例如廣大農民人口的中國，假如沒有改革開放引進外資發展工商業，創造就業機會，則農村過多的勞動力，即使投入更多人力於農耕，但因為受限於農耕土地面積飽和，因此並無法創造額外的農業收穫量。這也就是說，中國再怎麼投入勞動力於農業，都已經沒有邊際效益可言了，農民無法創造額外的附加價值，投入再多農業人力也無法增加多少農業產值。農民除非改種其他高經濟效益的農作物，或乾脆轉移到工商服務業，否則永遠賺不了什麼錢。
由於勞動人口所從事的工作必須要能產生額外的附加價值，否則就無法使整體經濟社會獲利，因此，政府經濟政策的影響就十分重大。一個好的產業政策，能使勞動人口流向具有成長潛力、高附加價值的產業，如此才能創造更多的總體經濟產值。
這原理，就類似於在都市已經飽和的土地上，人們無法蓋更多房子來住人，於是只能想到一個方法，就是將樓房越蓋越高，最後整個都市充滿了摩天大樓，居住了極龐大的人口。
從平面式的「瓜分同一塊農業產值大餅，投入的人越多，每人分到的越少」轉型成為立體堆高式的「不斷創造新工作機會、新事業機會，不斷創造一層又一層的餅，最後越堆越高，人人都能享有很多的餅」這就是現代國家創造經濟成長的基本原理。
原理雖簡單，但對於落後國家孟加拉來說，由於缺乏興辦新事業的資金，也缺乏受充分教育訓練的新工作者，更由於欠缺基礎設施與良好的商業環境，再加上政府只會貪污腐化、不顧人民死活，因此惡性循環，只能一直讓貧困惡化下去。這一切，直到尤努斯的出現，才有了根本性的改變。
在“鄉村銀行”出現之前的孟加拉的農村，一般農民由於欠缺資金與技術，因此無法興辦新事業，而由於缺乏新事業，因此整個農村的人力只能高度重疊於原本的農業生產中，瓜分那小得不能再小的農業收穫所得。
尤努斯的出現，使農民可以用這筆錢去從事小額貿易、興辦小型企業，如此使窮苦的農民能獲得創業機會，整個農村也隨著新事業的不斷創造，使原本過度飽和的農耕人力可以逐漸轉移到更具獲利能力的新生意、新工作。如此一直良性循環下去，農村就能逐漸脫離貧困。
“鄉村銀行”的成功之處，在於打破了傳統銀行那種『只認擔保品與信用，沒擔保品休想貸款」的自私保守思維邏輯。今日世界上多數銀行業者都屬於這種自私保守的思維邏輯。
這種自私保守的思維邏輯，卻正好是傳統資本主義經濟學對「自利動機」合理化所推波助瀾的結果。在傳統的資本主義經濟學分析中，銀行是否能夠大膽放款，會影響到其呆帳風險。不論歐美、日本、或東南亞，銀行如果膽敢大量放款給低收入者，不考慮貸款者的抵押品與信用狀況的話，都只能落得被大量倒帳、淒慘無比的下場。在尤努斯成功之前的孟加拉，也是如此。這種「窮人金融稀缺現象」，成為傳統經濟學理論的其中一個死角，也是傳統經濟學無法解決的金融矛盾。
但尤努斯究竟有何秘訣，能成功突破這種「呆帳量與放款量」之間的傳統金融矛盾現象？答案原來在於兩個字：「人性」。由於尤努斯洞察了人性的優缺點，從一開始就沒有將「自利動機」視為金融借款者與放款者的最高經濟行為原則，反而其銀行卻是以「利他動機」作為最高經濟行為原則，因此他的銀行能夠採取特殊的規範與教育手段，從一開始就能有效避免呆帳風險的產生。
首先，就創辦者尤努斯本人的心態來說，既然創立鄉村銀行的本意就不是為了追求自我獲利，那麼對於呆帳也就不怎麼害怕，了不起就是銀行倒閉，無法繼續放款給窮人而已。對於尤努斯本人，並不覺得是什麼利益上的損失，他本來就不是在追求自我利益，而主要是為了扶貧。
其次，就銀行員工的工作任務來說，大量的工作是用來面談、審核、考察每一個貸款者對於資金的實際用途，並且高度介入，要求貸款者必須遵守種種生活規矩，如此高度預防了貸款者倒帳的問題產生，一旦發現貸款者對資金有不當用途，銀行員工很快就會在最短時間內加以糾正，要求改善，否則無法繼續貸款。
這種法很類似於世界銀行對一些金融危機國家的貸款附帶條件那樣。以亞洲金融風暴時的韓國為例，韓國當年經濟大幅衰退，自亞洲四小龍當中遭到除名。“世界銀行”當年同意貸款給韓國，附帶條件是韓國政府必須大力進行金融改革，使金融體系完全透明化，杜絕官商勾結與呆帳風險，同時還必須容許世界銀行介入指導其金融體制的建立，否則無法獲得貸款。後來的韓國，確實也因為世界銀行的貸款、介入、指導等手段，加上總統金大中的鐵腕魄力執行，而脫胎換骨，浴火重生，成為亞洲新興強國。
尤努斯的做法，等於是將世界銀行的放款指導原理轉移到小型農村放款上面，藉由高度指導性質的干預與教育，強迫貸款者將資金使用於正途，讓貸款者真正能將錢用在具有生產力的地方而不是浪費掉。
第三，就貸款者的心態來說，由於多數貸款者是為了脫貧而來，創業時大多能維持一定的積極努力，較少偷懶。此外，由於貸款者都經過銀行員工嚴格的面談、考核篩選，並且以五人為一組相互連保，一旦五人當中有一人未能按期還款，這一組五人就無法再貸款，像連坐法那樣。如此使得貸款者能夠彼此互相監督、互相扶助，產生「道德危險」(Moral Hazard)惡性投機行為的機率極低。
由於他的銀行高度介入貸款者的實際資金運用，因此他的銀行也等於間接扮演一種“導師、輔導者”的角色，對於貸款者怠惰、詐騙、不良生活習慣等習性，就算未能強迫改正，至少可以作到充分監督。如此強而有力的規範，使貸款者的經濟行為大多能被引導至真正具有經濟效益的層面上。
總結來說，我認為尤努斯除了高尚的扶貧動機之外，其手段上最高明之處，在於「授信方法」上的創新。他的「授信事業」本質上可說已經變成了「教育事業」，從大大小小的細項，逐步教育一個個有上進心的窮人如何成功變成一個創業家。這是一種革命性的企業經營觀點，將“教育行動”作為防範呆帳風險的有力手段，尤努斯也不愧堪稱為經營管理上的天才了。他的智慧，不僅表現在其對於經濟現象與社會現象的洞察，同時也表現在經營手法上的洞見與創新。
有些人認為，尤努斯的“社會企業”與“非營利慈善機構”沒什麼不同，事實上這是天大的誤解。「非營利慈善機構」一開始就放棄營利目標，並不追求利潤擴大，而其資金來源主要是募款而非營業額，因此非營利機構是「利他而不自利」。
但“社會企業”卻是「因利他而自利」，雖然尤努斯本人並不追求自利，但他在追求利他的過程中，發現原來只需要將慈善事業多了這個“能自利”的部分，就能使整個社會產生根本上的不同。對於日後新時代的創業者而言，這個概念是十分誘人的，因為既利他又能自利，總比只利他而不自利，或是只自利而不利他，來得更平衡且健康，不是嗎？
圖：借30美金賺房子，鄉村銀行運作奇跡 圖片來源：http://news.sina.com.tw/global/tvbs/tw/2006-10-16/223512138096.shtml有人或許會質疑，假如社會上都充滿著各色各樣的「社會企業」，那麼非營利機構豈非全都要倒閉？我說，非也。因為社會上永遠會有一些人，其高度的奉獻熱忱能使其徹底放棄自利動機，這樣的人，仍然適合從適非營利機構。這些具有高度奉獻精神的偉大慈善機構，仍可繼續存在，尋找其他社會企業未能照顧到的缺陷處來加以修補，不至於擔心因為社會企業的產生而搶了他們的業務。畢竟一個良善的社會，這樣的慈善機構必定會蓬勃發展，永遠有事情可做，有機會可奉獻。「社會企業」當中關於“能自利”這個部分，就像是一個引信，足以點燃許多企業家的熱情投入興辦事業，這一點與傳統經濟學將人性的自利動機利用來成為經濟成長的動力，原理完全一致。但與傳統經濟學不同的是，傳統經濟學往往造就出一大批自私自利的工商業工作者，整個社會瀰漫功利氣息，優勝劣敗，缺乏人情溫暖。但社會企業的觀念無此弊病，由於將“利他”當成“自利”的方法，因此為了更多自利，就必須更努力來利他，如此良性循環，整個社會的經濟發展不是建立在犧牲弱者的基礎上，沒有優勝劣敗與貧富差距擴大造成的不平等，也沒有這些不平等所製造出來的吃人、坑人、剝削文化、有錢人奢侈的消費浪費文化，及大量失敗者憂鬱自殺人口。非營利機構由於缺少了自利動機，因此難以在貧窮的社會上形成一股大量投入利他事業的風氣，雖然一樣進行公益，但成長力道就不如社會企業的發展模式。此外，尤努斯本人也認為慈善機構有其效果上的限制，導致成果不如社會企業，因為單純供應窮人花費的慈善機構也容易讓窮人產生依賴性，反而阻礙了其自立的能力。只有社會企業這樣的觀點，能更有效地幫助更多窮人自立起來，同時還能維持扶貧事業自身的成長營運花費。當然，有某些少數極成功的非營利機構，既能服務大眾，又能創造自身利潤，甚至也採取積極的介入手段幫助窮苦人家自立起來。這類非營利機構，儘管在政府法規上認定並非企業，但就其經營手法與精神來說，也可以視為是一種「社會企業」了。這也呼應了管理學大師彼得‧杜拉克對於非營利機構經營方式應該向營利企業學習的觀點。可以說，尤努斯所發明的“社會企業”的概念，結合了傳統營利組織與非營利組織的優點，而避免了兩者的缺點。這個「自利與利他二合一」的嶄新劃時代企業觀念，必將如同當年的「社會契約論」、「三權分立」...等偉大啟蒙哲人的劃時代創見一般，名留青史，照耀後世。絕大多數人類，絕大多數企業家、顧客、勞動者、政府…都不會只是冷血無人性的經濟動物，或是完全奉獻付出的聖人。多數人的人生觀與實際行動，都是同時追求自利與利他兩件事情。傳統資本主義經濟學的由「自利動機」基本假設而建構的龐大理論模型，事實上只處理了一半的人類經濟行為。另一半來自「利他動機」的經濟行為，傳統資本主義經濟學完全未加以處理。而社會主義者雖曾試圖加以處理，卻完全走錯了路，錯誤地走入「階級仇恨觀」的陷阱當中。事實上，認清階級存在的社會主義學者，凡是具有智慧的，必定要鼓勵階級之間互助合作，絕非鼓勵其進行鬥爭。鬥爭只會帶來你死我亡的相互毀滅，而合作才能共創繁榮。「社會企業」就是讓富有階級與窮人階級產生互助合作的絕佳範例。窮人不會被社會企業給剝削，社會企業也盡一切可能扶助窮人，讓其自立。「社會企業論」適時地出現於人世間，彌補了資本主義與社會主義所未能照顧到的缺口，將人性當中自利動機與利他動機做了極完美的結合，使眾多平凡企業家不再困惑於究竟要追求自利還是利他的價值觀矛盾當中。「既能自利又能利他」在價值觀上毫不衝突，沒有剝削窮人的問題，沒有“為富不仁”的社會輿論指責壓力，不必數著會讓自我良心受譴責的鈔票….，取而代之的是社會輿論的讚揚，政府的嘉許，窮人的感激，對得起道德良知的自我肯定，名留史冊的芬芳。古代中國哲人早就說過：「君子愛財，取之有道。」對於「社會企業家」來說，其賺取利潤的來源是由於其確實貢獻了社會，因此這樣的企業家可以稱之為“有道取財的君子”而受之無愧。但對於那些信奉追求利潤極大化的資本家來說，剝削廣大窮苦勞動階級而賺來的利潤，恐怕只能稱之為“取財無道”了。這些資本家有哪一個能稱為君子嗎？或者只不過是個“有錢的小人”？一個人縱使有了財富，若未能受到社會的敬重，那樣又能產生多少真正的自信？又能有多少尊嚴？又怎可能避免掉來自窮苦大眾的批判、嘲笑、與妒恨？我之所以讚揚尤努斯，並非僅出於其扶貧的巨大成效，更在於他的觀點切中人類文明發展過程中的要害，確實對症下藥，不僅在經濟學上是劃時代的貢獻，在社會學、文化發展、國家發展、企業經營、道德倫理….等領域，也都是劃時代的貢獻。依我本人的觀點，今後私部門組織可以依其創業動機而分為三類：1.慈悲心－利他動機，慈善機構，志工組織2.愛心－自利利他動機 分為兩類－A.愛心向內：合作社 B.愛心向外：社會企業、社運機構、追求社會利益極大化的企業3.私利心－自利動機，奸商，商人，追求股東利潤極大化的企業就產業經濟觀念而言，某些概念的發明創新替這個世界帶來嶄新的氣象。例如早年提出的“綠色產業”、“無煙囪工業”、“知識經濟”，到近年提出的“文化創意產業”，都屬於對人類影響重大，革命性的產業觀點。如今，本人所稱的「扶貧產業」概念，或是尤努斯所稱的「社會企業」概念，也將如同上述種種產業概念那樣，替整個產業經濟學界帶來全新而革命性的震撼，甚至影響程度要超越前面種種產業經濟概念，而能直接引導人類的經濟行為趨向更合理、平等、健康、和諧的發展路徑。不論是「社會企業」或「扶貧產業」的推展，都需要一套完整觀念性的理論與方法論述，才能成為可長可久，可不斷複製擴散的成功模式。尤努斯正在積極研究與實踐當中，未來或許會有更多經濟學者將之寫成更完整的理論或經濟模型，使這個概念更加周延與健全，更具可模仿性、可操作性。我已經預見，由於尤努斯獲得諾貝爾和平獎的緣故，未來幾年之內，「利他經濟學」很快要成為全球經濟學界一個新流行的研究領域。傳統上的「自利經濟主義」將發生根本性的改寫，「利他動機」將會擴大經濟學內涵，將原本自利企業那種一味產生負面效益的「外部成本」，重新導正到「外部效益」，成為「利他經濟主義」。政府在這當中找到絕佳的槓桿施力點，未來的窮國政府、世界銀行、聯合國等機構，都有機會藉由這種方式，快速縮短落後國家與先進國家之間的差距。我認為，隨著尤努斯將這個嶄新經濟理論不斷優化與實驗的結果，只要尤努斯繼續擴大其成果到全世界，並吸引更多國家投入複製其成功模式，遲早有一天，也許不必等到20年後，尤努斯可能將拿下第二座諾貝爾獎：諾貝爾經濟學獎。
話說回來，對尤努斯理論批判的聲音，並不是沒有，例如以下這篇：-----------------------------【微型信貸，宏觀議題】當諾貝爾和平獎頒發給被認為是微型信貸之父的穆罕默得.尤努斯（Muhammad Yunus）時，同時也意味著微型信貸對有那些有權力、財富和名望的人來說就如同是宗教一般的信奉著。希拉蕊.柯林頓（Hillary Clinton）經常談論到要去拜訪尤努斯的家鄉—孟加拉，這是因為受到微型信貸的影響，即使是最貧窮的婦女也可以建立自己的事業，幫助自己的家庭和社區脫離貧困的窘境。和自由派的柯林頓一樣，現任世界銀行（World Bank）的總裁Paul Wolfowitz，在最近的一次拜訪印度的安得拉邦之旅後，也信了這個教。憑著這股轉變的熱情，他訴說著微型信貸的“改造力量”（transforming power）。「我原本以為這只是個案的成功，因此我去拜訪了另一個村落，但我發現情形也是一樣的。當晚我和來自自立團體超過百位的婦女領袖會面，我才了解到這個計畫可以幫助貧窮的婦女和她們的家庭，在整個國家約超過7500萬的人口」。孟加拉籍的尤努斯毫無疑問的實現了一種可以改變上百萬貧窮婦女的生活之理想，但或許僅此而以堪稱足以獲得諾貝爾和平獎的榮耀。但是尤努斯本身（年輕的時候）創業的時候並未獲得任何全球性機構的幫助，也並沒有將鄉村銀行（Grameen Bank）視為萬靈丹。其他機構像是世界銀行（World Bank）和聯合國（United Nations）卻將它推崇到如此地步（還說服尤努斯相信這種說法），因此微型信貸現在象徵的就是一種創業發展的捷徑。借款婦女可透過多元管道的方式責任性地償還債務，微型信貸確實幫助許多貧窮婦女對抗長期存在的貧窮窘境。然而，這種方式似乎只對中等貧困的人口有幫助，極度貧困的人並未因此受惠，另外，宣稱能夠藉此永久擺脫貧困的人也為少數。同樣地，極為少數靠著微型信貸的幫助而做到自給自足以及供應孩童學費的人認為這種模式是讓他們邁入富庶中產階級的指標。就如經濟新聞中作者Gina Neff註記的“在歷經過八年的借款活動後，有五成五的鄉村家庭依舊不能滿足他們基本的日常生活所需，因為有太多的婦女將借來的錢拿去買食物，而不是投資事業。”確實是如此，一位專精於研究這種現象的Thomas Dichter表示，秉持微型信貸能夠幫助貧困人民脫離貧窮而晉級成為社會企業家的理念是太過誇張了。這裡他概略的提及了微型信貸的機能：「它所暴露的事實是，那些具備很多豐富經驗的客戶先藉著自己的資本開創事業，雖然他們經營的情況並不出色-這是因為市場因素所致—他們有足夠的營業額維持買賣和銷售的活動，微型信貸對他們來說是可有可無的。對他們來說，這筆貸款通常都會完全花光，因為他們可藉此獲得非常奢侈的一大筆金錢，而這筆金錢數目是他們平日營業額無法達到的」。他以此做結說道：「毫無意問地，微型信貸沒有發揮如多數熱衷者聲稱的功能，也就是把回饋的資金作為投入社會活動的資本」。也因此，如同Dichter對微型信貸這種矛盾現象所做的注解︰「對極為貧窮的人所有的幫助並不大，而對那些可以善加利用微型信貸的人來說，他們其實更需要的是一些貸款金額更大且具備更多不同類型(通常是較長期)的信貸方式」。換句話說，微型信貸不過就是一種生存策略的方式，但卻不能視為一種開發的解決方式，這牽扯到的不只是大量的資本密集，國有投資的產業興建，還包括了對不平等結構，像是集中地主制度對貧窮人民在資源上剝奪，所做的挑戰。微型信貸最終還是會和這些根深蒂固的結構共存，它的功能就像是作為那些被制度排除或邊緣化的人們的保護網，但卻無法改造他們。Paul Wolfowitz認為微型信貸並不是解決安德拉邦（Andhra Pradesh）多達7500萬人民貧困生活的答案，那不過是在做白日夢罷了。或許近來這種對於微型信貸的熱忱來自於它所屬的市場機制在其他類型的市場機制型態崩盤時，卻能異軍突起開闢新的且成功的解決方案。結構重整的計畫促使了貿易自由化，而管制之撤銷以及民營化在過去25年來在發展中的國家造成了更多的貧困和不平等的現象，以及經濟不景氣的狀況。許多推動此種機制的機構也在同時進行之前失敗的大型方案（有時會以新的名稱替代，好比像是“減少貧窮之策略報告Poverty Reduction Strategy Papers”）。世界銀行（World Bank）也是同時推行兩種機制的例子。宏觀來看，對那些數以百萬受挫於因結構重整而產生的大型的宏觀失敗案例的人們來說，微型信貸可說是他們的安全防護網。有些地區，例如中國大陸，的確有貧窮減少的狀況，但不同於當今人們信奉的神話，他們卻是經由國有經營的大型政策方式，而非微型信貸，成功地幫助1億2千萬的中國人脫離貧窮。所以，或許穆罕默得.尤努斯真正值得獲得此獎項，且讓我們稱許的地方在於他的確幫助了許許多多貧窮的婦女。但是他的擁護者因過度誇張的將之稱做一種慈悲型的資本主義—社會資本主義，或是“社會企業家精神”，聲稱這是一個能夠終結貧困且開創發展的神奇子彈的言論，而敗壞了這項偉大的榮耀。翻譯：黃宥蓁Walden Bello, “Microcredit, Macro Issues,” The Nation, October 14, 2006, http://www.thenation.com/doc/20061030/bello-------------------就筆者看來，上面這篇文章顯然是見樹不見林的。與那些反對宗教的人士一樣，反宗教人士雖然反對超自然崇拜，卻並不否認宗教的教化力量對社會具有正面的意義。上文事實上並不是在否定尤努斯的經營模式，而是反對人們將其神格化，以及反對人們將尤努斯的理論視為萬靈丹。然而，宗教並不會因為社會上有許多學者不信宗教就失去其影響力；同理，尤努斯的理論既然已經成為一種宗教，則這種宗教不論你信或不信，都已經無法否認它信徒人數快速成長的事實，由於信徒人數快速成長，你也無法否認它未來將會成長為一棵擎天大樹，影響無數後代經濟學者與企業家爭相投入的事實；因此，你也無法否認他未來將變成影響深遠的經濟觀點之事實。因為，「事實比理論更強有力」，尤努斯累積至目前的成功已經是一個事實，比他本身說了多少理論都更有說服力，他已經證明，社會企業成功的可能性與操作模式確實存在。未來的經濟理論因此被改寫已經成為歷史定局，只是改寫的程度多或少的問題而已。就反對神格化的觀點來看，這篇文章不算錯誤，但對人性的力量過於悲觀。這篇文章的作者忽略了一件事情，「量變能造成質變，質變也能造成量變」，因而使其論述從根本處發生漏洞，可以輕易被擊破。當社會上越來越多像尤努斯這樣的“慈善資本家”投入時，由於經濟行為個體中的慈善者增多、力量變強，達到一定程度之後，“量變”成功，將會對社會面、文化面產生巨大的影響，有效促進社會和諧性，使社會面、文化面、經濟面都發生根本性的“質變”。而另一方面，顛覆掉「人性自私基本假設」的「利他經濟學」理論，本身是一種革命性的“質變”，當這套理論隨著尤努斯的成功實踐，勢必吸引眾多人投入佈道，而使之成為當代顯學…。在吸引眾多經濟學者與社會學者投入之後，社會上多數經濟分析專家、政府官員都將不再只從“自利動機”的角度分析經濟現象，從此也必須考慮“利他動機”，制定的政策與經營作風必定與傳統資本主義不同，如此一來，這套理論必將取代傳統資本主義經濟學，成為指導經濟社會發展路徑更強有力的照明燈，成為一種新的“自我實現之預言”，利用良性循環的力量，快速縮短窮社會與富社會之間的差距。對於窮人貸款目前成效沒有想像中好的批評，雖是事實，但卻偏離真正的議題焦點。真正的議題焦點應該是在於：尤努斯跨出了以往經濟學者所跨不出的第一步，使一種全新的經濟學、能縮短貧富差距的經濟學變得可能。目前「社會企業理論」的實踐成果累積時間尚短，但效果已經出奇地令人驚艷。儘管有另一群廣大的貧窮人口無法藉由這種信貸而獲得脫貧，但那也只能說鄉村銀行在這塊局部戰場上尚未獲勝，尚未成功找到適合這群窮人的企業模式，而不是說鄉村銀行在整個對抗貧窮的戰爭上已經失敗，相反地，它目前整體而言，非常成功，已經取得前人未曾取得的成就。隨著時間經過，鄉村銀行的操作手法只會越來越精確、越細膩、越能適合各種不同類型的窮人，未來的扶貧成效，只會比現在更好。從成長力道來看，尤努斯的成果是巨大而驚人的，假如尤努斯後繼有人，日後的經濟學者、社會企業家相繼投入，以宗教般的熱情來創辦社會企業，扶貧效果只會因社會企業的增多而越來越大，不會比今天更差。尤努斯真正享有最高盛名的時刻，並不是現在，而是在未來。未來有一天他將成為所有基礎經濟學教科書上都必須提到的人物。上述那篇批判性文章顯然是見樹不見林，只看見當下，卻看不見五十年後。當代的華人知識份子當中，有遠見者，將會遵循尤努斯的模式，遊說中國政府將之複製於中國廣大農村。而中共當中有遠見的人物，將會主張以尤努斯提倡的“社會企業”觀點，作為導正中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目前的扭曲假象，使之名實相符的最強有力武器。只不過，能不能成功，就看中共官員們是不是真的有心要去進行扶貧了。而對於台灣來說，雖然台灣已經屬於已開發國家，擁有四位諾貝爾獎得主，也新建完成了一條高鐵，國力比孟加拉好得多。但尤努斯的傑出智慧，應能給予台灣政府不少有益的啟發，思考如何藉由創新的經濟手段，替目前日益嚴重的卡奴問題、失業問題、貧富差距問題找出解決之道。也許政府可以邀請專家學者組成金融研發團隊，看看能否試辦「窮人銀行」；或者組織一個「扶貧政策研究中心」，提出一種全方位、套餐式的政策方案，結合產業政策、科技政策、生活津貼、職訓、理債、就業、醫療、社會照護、公共服務、公共建設、替代役、社會保險...等一整套完整措施，將人力做高度合理性、符合產業需求的配置，長期性地推動，立法強制推行到所有陷入經濟困境的家庭、個人與村落。如此應能大幅縮短社會貧富差距，替弱勢階層帶來希望。而不論政府做什麼，一個基本原則是：永遠要將弱勢階層的提昇放在資源配置與產業政策上最優先順位的考量！...這意思並不是要讓政府大而無當地不斷砸錢給窮人花用，而是要像尤努斯那樣，充分結合教育手段、經濟手段、與管理手段，以最有效率的方式，積極引導所有弱勢階層走出困境。例如，對於失業卡奴的問題，政府可以主動協調所有發卡銀行，集體降低高卡債者的利率至房貸水準，集體拉長還款期限，但附帶條件是失業卡奴必須接受職訓與就業煤合，且每月薪水必須存入帳戶，自動扣除三分之一用以還債。此外，政府還可以招募大量社會志工對這些卡奴長期追蹤與輔導，且規定其必須定期接受心裡諮商，以杜絕憂鬱自殺的風險。...諸如此類，用高度配套好的「套餐」，像尤努斯那樣，結合教育、經濟、管理與立法等各種手段，全面介入、輔導卡奴改變生活型態，改頭換面重新出發。而銀行賺取的卡債利潤雖然降低，但被卡奴倒帳的風險也降低，兩相抵銷，並不吃虧。這一些手段，潛在需求條件早就存在，所需要的就是政府的積極介入、主動的臨門一腳，如此而已。2006-12-28，初稿。29日，二稿。2007/1/1，三稿。關於尤努斯的相關網頁：http://ilyagram.org/blog/archives/1860.html自由時報對尤努斯的完整報導：http://www.libertytimes.com.tw/2006/new/oct/14/today-int1.htm尤努斯接受專訪的內容：http://big5.xinhuanet.com/gate/big5/news.xinhuanet.com/world/2006-09/10/content_5071372.htm經典雜誌專章：http://taipei.tzuchi.org.tw/rhythms/magazine/content/99/grameen.htm天下雜誌書評：「志工企業家」http://www.bookzone.com.tw/event/cb338/p01.as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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