惡兆-中國經濟降溫之後(遠流出版 2009)
The Writing on the Wall: China and the West in the 21st Century
內容簡介
中國的改革開放是擱置政治改革，全力發展經濟，走臺灣、新加坡的模式。一方面加強沿海的基礎建設，並先後引進臺、港與世界各國的資金、技術，在全球化的商品體系中，扮演低價製造工廠的角色，切入全球產業供應鏈。
中共很清楚，經過反右、文革、六四，其政權的正當性只可能建立在經濟表現之上。摸著石頭過了三十年的河，發展出一套既違背社會主義，也不像資本主義，儒家價值又管不了的畸形威權政體。
中共抓牢搶桿、箝制思想，訴諸威權與民族主義，對內壓制異議，對外強調和平崛起，也的確能有效治理，並打造出若干足以與西方跨國企業相比的公司。
但是作者指出，資本主義並不是只有「利潤極大化」而已，它背後有一整套價值體系在支撐；航海大發現之後的貿易利益，需要有全球治理的公司經營，連帶發展了獨立的司法、金融體系，以及公民社會的權利義務。啟蒙理性進一步假設人人權利、機會平等，鼓勵個人求知、冒險、創造，孕育了多元價值。凡此種種，中國都有待發展。
但是，時間並不站在中國這一邊。中國的貿易出超、人民幣匯率不升值，已經引燃西方世界對中國的敵意，中國本身也開始嚐到巨額外匯存底的苦果。
享受改革開放經濟果實的中產階級，權利意識開始抬頭；被改革列車遠遠甩在後頭的七億農民，如果無法默默承受，就只有起而抗議。
中共怕放了就亂，但是不放，民怨日積，而黨的權威日益低落，難保不出問題。尤其經過這波金融海嘯，出口受挫，經濟成長率大幅滑落，就業機會萎縮，失業大增，中共轉而擴大內需，但問題是沒有法律保障、社福措施闕如，難以刺激消費意願，種種問題正在醞釀、串連，這難道會是一場「超完美風暴」的「惡兆」？
作者簡介
威爾．賀頓Will Hutton 英國布里斯托大學（University of Bristol）畢業，修習社會學與經濟學，曾在英國廣播公司（BBC）、《觀察家報》（Observer）（擔任總編輯）、《衛報》媒體集團任職。2000年起擔任「」（Work Foundation）執行長，倫敦政經學院（LSE）教授，曼徹斯特大學（University of Manchester）、布里斯托大學與牛津大學曼斯菲學院（Mansfield College, Oxford）客座教授，著有The State We’re In和The World We’re In。本書是賀頓最新的著作。
目錄
作者中文版序 山雨欲來風滿樓
譯者序 東風不來，柳絮不飛
前言 002
「二十一世紀是中國人的世紀」，這個想望糅雜了中國人對於百年恥辱的自卑，以及對受到肯定的渴望。因此，中國如何「和平崛起」，將是本世紀最重大的課題之一。
第一章 最後的大國 006
美國和中國是全世界唯二的「大國」：廣土眾民，且擁有大陸規模的市場、軍力。中國迅速崛起，對外改變了國際的均勢，對內則引發了社會、環保、政治諸般問題，很有可能在金融海嘯之後引爆。整個世界將會如一九二九年大蕭條之後各國升起保護屏障，甚至相互為敵的局面嗎？
第二章 光榮與沉淪 036
中國在灌溉系統、土地所有權以及相應的財產權制度，遙遙領先歐洲，使得中國的生產力長期超過歐洲。但是中國重農業、戰爭相對少，文明發展的腳步逐漸沈重蹣跚。反觀歐洲，戰亂連年建立起一套奠基於徵稅的權利義務系統，刺激科技發展，又在海外貿易與殖民之下發展出資本主義的基礎架構。於是，西風壓倒東風。
第三章 毛澤東留下什麼？ 058
鄧小平在一九七八年啟動的改革開放，表面上看起來是對毛澤東路線的否定，但是卻仍是建立在毛澤東提出的馬列主義之上，甚至，與中國兩千年來所發展出來的土地觀念、儒家體系也是關連甚深。
第四章 同床異夢：共產主義與資本主義 078
鄧小平的改革開放，是在為共產黨政權找活路，弔詭的是，共產主義必須吊上資本主義的點滴，才能活到今天。然而，兩種意識型態格格不入，而市場也只是資本主義的一環而已。其間的矛盾在中國以低價策略切入全球市場供應鏈之後，愈來愈嚴重。
第五章 九○年代的中國 098
天安門事件之後，中共面臨統治正當性和經濟前景黯淡的雙重危機，在鄧小平南巡重申改革開放基調不變，以及江澤民、朱鎔基進行法律、稅制調整之下，權力重新集中北京，強化意識型態與媒體管控。中國雖然免於分崩離析的局面，但是貪污腐敗仍是如影隨形，司法體系扭曲的問題更為嚴重，民間蓄積的不滿也日益高漲。
第六章 經濟成長難以為繼 120
中國亮麗的經濟成長率是建立在歐美市場的需求之上，但是當歐美國家陷入經濟衰退時，中國的經濟成長也頓失支撐。更嚴重的是，中國是以犧牲農村、環保，放任呆帳、阻升人民幣為代價換來經濟的果實。龐大的外匯存底、人民幣升值壓力和國內金融、社會、健保、土地政策的陳痾，使得中國經濟成長已經走到臨界點。
第七章 多元與民主 140
民主政治走到二十一世紀，似乎顯得危機百出。歐美先進民主國家步履蹣跚，亞洲新興民主國家荒腔走板。本章點出其中關鍵：民主政治與一整套資本主義的道德信念、理性裁斷、依法治理的共識、多元的公民社會等「柔性架構」息息相關。徒具民主投票的表相，或是只用資本主義的毛皮，運作勢必出問題。
第八章 資本主義的柔性基本架構 158
西方資本主義之所以成功，是因為發展出一個保障個人財產權的社會架構，個人可在其中恣意創新、承擔風險、履行責任。二○○八年金融海嘯所暴露的，正是這套柔性架構在「股東價值極大化」、貧富差距惡化的侵蝕下遭到破壞的結果。中國若是沒有體認到打造資本主義是一件精細龐大的工程，勢將嚐到惡果。
第九章 走向戰爭的邊緣？ 182
中國的國力快速增長，終究會挑戰美國的霸權地位。人民幣的升值與否、中美貿易的鉅額赤字、中國的能源與原物料全球爭奪戰、兩岸關係外弛內張，在在挑戰中國能否「和平崛起」
第十章 笨蛋，關鍵是啟蒙思想！ 208
自由與民主，是當今廣受稱頌的普世價值，但若沒有歐洲十八世紀的啟蒙思想在背後支撐──強調負責任、講道理的精神，接受法治、重視教育，打造公民社會，鼓勵多元主義，限制壟斷──那麼，自由將被濫用，而民主也將傾頹。中國不可能只取經濟發展而捨自由民主，而西方走到資本主義的極致，同樣也背叛了啟蒙思想。
第十一章 後美國時代來臨 236
美國走過二次戰後自由貿易的黃金年代，近年來保護主義的聲浪卻是甚囂塵上，企業也愈來愈重視股東的即時財務報酬，其結果便是企業拋棄了社會使命與誠信，虛飾財報，精簡人事，熱衷於對生產力無益的併購。國會與執法機構屈服於大企業，教育花費節節高漲，媒體也不敵營利與意識型態的力量。執意出兵伊拉克的單邊主義作風更是讓美國在國際間的尊嚴掃地，也更難讓中國樂於扮演「負責任的利害關係人」的角色。
第十二章 結論：國際協同，多邊治理 264
西方因忽略啟蒙價值而自限困境，中國則因無法切割經濟發展與社會改革而進退兩難。中國在經濟降溫之後，如何應付隨之而飆升的失業率？如何營造「和諧社會」？全球將會退回保護主義的屋簷下嗎？
作者中文版序 山雨欲來風滿樓
二○○九年的世局脈絡，和本書第二版出版的二○○七年迥然不同。二○○七年，中國和西方皆認為，縱使中國誠如本書所舉出，在經濟、政治、社會方面有頗多弱點，它卻相當強大，足可避開西方市場的衰退。大家普遍認為，中國獨特的經濟模式會奮力前進，支撐住現在已和西方脫鉤而不再依附、聯屬於西方的亞洲經濟。通膨問題固然在所難免，但經濟仍然繼續成長。中國經濟或許會遲緩下來，但不會出現危機。在意識型態衝突方面，美國輸給了中國的「社會主義市場」論、開明的威權主義和中國共產黨。
現在可不了！中國二○○九年的經濟將會遲緩下來，達到改革開放以來僅見於天安門事件之後那幾年的水平，甚至可與毛澤東時期相比！大家認識到中國不僅與世界各國唇齒相依，而且它以儲蓄率恆常超過國內生產毛額（GDP）四○％以上為基礎的經濟模式，其實非常危險。通貨緊縮和經濟衰退是當前最大風險。
美國的金融體系或許十分艱困，美國經濟也陷入第二次世界大戰以來最嚴峻的衰退，但是它的基礎架構仍容許及時改革。不僅二○一○年的復甦可期，而且新當選的歐巴馬政府也將從結構上以只有民主政體才有的速度與效率改造其經濟--威權政府恐怕就不行。
中、美問題的相同點是：它們都是周期性、結構性的問題。但是中國與美國不同之處，在於中國較無能力進行有效率、及時和巨幅的改革。中國已轉化成為一種不穩定的變型資本主義，其弱點在全球經濟趨緩之下統統暴露出來。中國個別的公民對黨政決策毫無置喙餘地，也沒有管道申述抱怨與不滿：人民只好罷工、動亂。統治者和被統治者陷入毫無創意、相互猜忌的僵持對峙局面。民主政治雖然缺陷不少，但在此開始展現出長期的效能。
中國消費量佔其國內生產毛額的份額遠小於儲蓄所佔的份額，全國消費支出比義大利還低。全世界大部分開發中國家的消費佔其國內生產毛額的六○％，中國卻只佔三七％。它的成長來自於投資和出口。如果中國的出口停滯，它的經濟就會遲緩下來；現在，人民幣對美元升值、西方市場衰退，就是如此。過去十二個月，它的成長率已下挫四分之一，未來十二個月進一步大跌的機率也很大。世界銀行預測二○○九年中國成長率僅有五％，遠遠不及消化來自農村新勞動力、從國有企業下崗工人所需要的成長率。
投資也無法填補這個缺口。中國的港口、公路、鋼廠、水泥廠和化工廠現在已經飽和，它們僅用上產能的一小部分。體認到產能遠超過現在下墜的需求之後，中國的泡沫經濟也像西方國家一樣爆開來。中國股市已經崩盤，它的房地產價格也正在崩跌中。鄰近香港的珠三角製造業重心已經摧毀。兩千兩百家鞋業工廠已有二分之一關廠，三千六百家玩具工廠也收了三分之一。
中國的金融體系一向體質衰弱、資本不足、放貸浮濫、信用評等欠佳，但是,中國人卻洋洋得意，宣稱它們可比西方銀行更能頂擋得住頹勢；現在恐怕得受到嚴峻考驗。中國的銀行就像紙糊的房子，只有一點點核心資本，卻應黨的命令放貸數十億美元給虧損累累的國有企業。尤有甚者，現在中國政府又要靠這些銀行挹注四分之三的資金到它的人民幣四兆元（約為五千八百六十億美元）、為期兩年的振興方案。目前類似一九九八年亞洲金融危機，從西方蔓延過來的跡象，仍然有限；然而，二○○八年秋天中國重要的投資機構「中信集團公司」公布在衍生性商品市場損失二十億美元，二○○九、一○年恐怕還會披露更多的損失。中國若是碰上像美國這次這麼大的危機，整個金融體系大概就垮了。中共很清楚它的金融體系和整體經濟岌岌可危，它在二○○八年秋天宣布那麼多的政策，正證明了它的警惕戒懼。利率已經大幅調降。振興方案的重點擺在大幅增加基礎建設支出。出口退稅增加，人民幣停止升值。中國二○○八年的貿易順差接近三千億美元（略低於其國內生產毛額的一○％)，外匯存底達一兆九千億美元，進口下降也趨近二○％。中國在實質上不理會業已令人咋舌的貿易失衡，拚命增加出口，試圖把失業輸出到其他國家--這個政策很像一九三○年代各國競相貶值、貽禍無窮的歷史。基於本身利益和全球調整的考量，中國應該做的是增加內需、降低儲蓄--換言之，激烈改造其經濟模式。可是，中國境內並無遊說團體，足堪推動改革。投資和出口仍必須是成長的引擎，因為它的菁英已經和這些成就糾纏、綁在一起，無法分割。黨政高幹其實早已等著傳統上伴隨公共建設支出大增之後會從天而降的「顧問費」。負責黨紀的政法委可能已準備好要遏抑預想得到的貪腐。不過，沒有太多人期待它會成功。
官僚投資力保現狀，並不足為奇；成長趨緩對黨正當性的衝擊十分敏感，也不足為奇。五％的經濟成長率在西方已足資欽羡，在中國卻是危機。即使是大躍進和文革都包括在內的建政頭三十年，中國的經濟成長年增率也接近五％。一般人的思維是既然談改革，成績就得要更好。不僅國務院勞動部警告，除非二○一○年之後貧富差距拉近，社會安定維持不了；加上每年還得增加二千四百萬個工作機會，即使一○％的成長率也不夠啊！
中國社會基礎的脆弱，在四川大地震造成七萬人死亡、三十多萬人受傷以後，更是凸顯無遺。地震並沒震垮堅固的建築物，只毀了胡亂蓋的樓房。中國常有地震，四川在一九三三年就發生過同樣規模的大地震。中國地質學家早已警告，五十年之內將有十分之一的可能會再發生這麼強烈大大地震，因此必須嚴守規範標準蓋樓房和水壩。可惜，事實完全不是這麼一回事，尤其是最近蓋的建物都不照規矩來。
這不是為了追求快速成長而抄捷徑，也不像其他地方發生災情後才曝光的便宜行事。這是賄賂已經成了規矩，系統性地不遵行法規所鑄下的後果--在中國，誰都知道這才是災情如此慘重的主要原因。很多條人命原本是可以不必犧牲的，尤其是在豆腐渣校舍裡無辜死了那麼多學童。民眾的反彈十分強烈。當地人的評論反映出這股情緒。有位媽媽當時對英國《衛報》記者說：「中國官員太貪、太壞......他們有錢逛窯子、包二奶，卻沒錢給我們的孩子哪。」另一名婦人請大家注意，黨和政府的官署大樓安然無損，因為它們按標準規格興建。政治局預料得到批評的浪潮勢必排山倒海而來。只要怨言指向地方官員，就允許他們渲洩；它扮出中央站在人民這一邊的姿態。溫家寶「爺爺」幾乎就像美國總統一般，親自訪視災區。媒體報導受到緊密監視，經過初期、制止不了的怨懟，以及渴望自願救災之後，救災志工旋即受到管控和調遣。不能讓太多人親眼看到這是一場原本可以預防的大災。
企圖在舒緩民意和保持控制之間找出一條路來，其實十分普遍。中共正在辯論是否允許農民可以買、賣其土地的長期租賃權。果真這麼做的話，必定極受歡迎，也等於賦予七億三千萬農民享有實質財產權，同時也將部分逆轉共產革命。農民將有更多的激勵誘因去創新；它會替土地整併成較大面積的耕地、進而提升生產力開闢一條路。它將允許農民以土地做質押品，從而鼓勵降低儲蓄、增加消費。改革始於農村，現在將在農村復活。經濟必將受到激勵。可是，保守派憂心忡忡。這項提議有如政治炸藥，會除掉黨所賴以屹立的一根大支柱，使黨失去了對農村和土地權利的控制。之所以會考量此一提議，純因經濟上需要它。未來出現的折衷方案，絕對不會走得太遠；走得太遠，會危及黨的控制。
接下來是創新，中國在這方面的成績實在乏善可陳。全世界在日本、美國和歐盟申請的專利權，中國只佔千分之一。經濟學家認為，一般性質的技術發明，如內燃機、網際網路或飛機，可以運用非常廣泛，它們是成長的關鍵，在未來數十年內將會快速發達。我們很難打造一種創新發明體系，能夠找出、開發出這類普遍運用的技術。它們需要有理念的自由交流、合理化和交待清楚的過程，以及強大的法律和法庭，讓發明能取得專利權、讓版權和專利權保護得以落實。美國、歐盟和日本具備這種體制；亞洲某些地區也有了，中國卻付之闕如。只要它繼續如此，普遍運用之技術創新在本世紀就絕不會出現在中國。危險的是，西方將遙遙領先，而且差距將愈拉愈大。
中國政府明白，中國如果要扭轉此一黯淡的預測，創造出容許創新發明的自由實驗環境，就必須解開對大學、實驗室和企業界的羈束。同時，西方的財務陣痛不會永久存在。一旦它解決了困阨，西方將會再度站起來，善加利用它的創新能力。中國若想躋身第一流的國家，和他們並駕齊驅，就需要徹底改革。難就難在改革的進度遲緩--保守派事事掣肘--不僅會危害到改革本身，也會危害到其他國家。即使在「泡沫」年代，美國國會對於中國出口洪流，以及雙邊不平等的貿易關係（中國的重商主義遠超過美國），已經迭有怨言。歐巴馬計劃在二○○九年大幅重振美國經濟；如果因為中國出口如洪流湧入，其進口卻減退，使得中國成為主要受惠國，歐巴馬就頂不住美國國會的保護主義勢力片面採取行動對付中國。中國領導人一再強調需要穩定、需要持續推動改革，但是中國已成長得太大，再也迴避不了它的行為對別人的影響。如果它繼續自私自利下去，世界貿易制度的完整就會有危險。
世界需要中國變成較為正常的經濟體--增加消費支出、降低投資和儲蓄--它才能成為好相處的鄰人。只要中國共產黨對改革的態度躊躇不定，深怕創造出一個更富裕、更繁榮的中產階級來要求政治、經濟都大幅改革，這種改變就不會出現。中國領導人對西方的某些抱怨，不是沒有道理；西方必須改革已經證實國內、國際金融體系無法無止盡地發展。但是，中國也不能拿它當藉口，不在避免繼續衰退的全球公約中扮演它的角色。它必須效法亞洲其他國家，實施經濟和政治改革。這樣才或許有機會出現持久的經濟提振，避免保護主義和民族主義揚昇可能帶來的災害。不這麼做，亞洲以及世界可能變得更加不安全。屆時，恐怕就有如本書的書名所揭示的，乃是「惡兆」了。賀頓寫於二○○八年十二月二十六日
譯者序 東風不來，柳絮不飛
二○○八年將在人類經濟史上留下深刻的痕跡。我們彷彿坐了瘋狂的雲霄飛車，不到一年之內，天上、人間走一回。
上半年，全球瘋狂搶奪物資，石油價格突破每桶一百美元後一路攀升，直到七月十一日登上一百四十七美元歷史高峰。國際原物料，從糧食到建材、礦產亦無不屢創新高。
然而，不旋踵間，北京奧運盛大上場、也風光閉幕，全球經濟卻像變了天似的，從「二房風波」掀起金融海嘯，美國投資銀行巨擘雷曼兄弟首先倒閉，美林跟進仆倒，華盛頓互惠銀行收攤，最大的保險集團AIG陷入困境，歐洲各國銀行亦紛紛告急。
金融海嘯稍止，經濟冰河期悄然降臨。全球經濟進入衰退期。各國政府用盡一切財政、貨幣政策工具，力圖挽狂瀾於既倒、支大廈於將傾。大家無不把眼光投注到東方一條龍──中國。
中國自從一九七八年改革開放以來，迄今正好三十年。它的經濟成長年增率恆常保持在一○％上下，外匯存底累積已逾一兆九千億美元，享有「世界工廠」之譽。這份亮麗的成績殊為不易。而在當下的情境之下，還有一項重要訊息:中國今年夏天已超越日本，成為美國最大的債權國家。
中國當然不能自外於國際經濟大局之外。倘若美國、日本、歐盟等主要經濟體皆已陷入經濟衰退，中國經濟發展所賴的外銷市場，頓失所恃，北京除了讓人民幣貶值，保持外銷力量之外，勢必須以擴大內需市場來維持它的成長動力。因此，北京在十一月初宣布即將投注四兆元人民幣來擴大內需，冀望「保八」──保住八％的經濟成長率。
最低程度，中國保住穩定成長，美、歐等國家即可爭取時間緩步復甦。最好的景象是，中國伸出援手，大家同舟共渡。是以，十一月下旬在秘魯舉行的亞太經濟合作會議（APEC），胡錦濤居停的旅館貴客頻頻到訪，所為何來，人人心知肚明。
胡錦濤今天的處境，猶如我小時候在獅頭山看到的一尊彌勒佛神像旁的對聯的上半句：「你也來求，他也來求，叫我怎生得了。」世界銀行現任總裁佐立克二○○五年猶任美國副國務卿時，殷切盼望北京能在國際舞台上扮演「負責任的利害關係人」（a responsible stakeholder）。現在，正是胡錦濤展現身為大國崛起的領導人之關鍵時刻！
然而，我們在這個關鍵時刻展卷閱讀英國倫敦《觀察家報》前任總編輯賀頓完稿於二○○六年初的《惡兆》，意義特別深刻。
美國學界和政界在過去五、六年來，一直在辯論一個議題：中國民主化和經濟發展的動態關係。
資本主義的前提是法治和保護私有財產權。長久以來，西方思想界有一派理論是:經濟發展到了某個階段，中產階級就會興起；而中產階級為了保護本身經濟利益，將爭取參與公共政策決策過程，這就是民主政治的萌芽。
中國改革開放雖始於一九七八年十二月中共十一屆三中全會，但因為針對八九民運天安門事件的血腥彈壓在電視機前血淋淋上演，干犯眾怒，招致西方國家的經濟制裁而告頓挫。鄧小平九二南巡，重啟改革列車。歐、美政商領袖也換上了這套「以經濟發展促進民主化」的思維來替自己搶進中國這塊十三億人口的廣大市場，取得道德上的合理掩護。
然而，經歷三十年的經濟開放，鄧小平的「讓一部分人先富起來」，取得了耀眼的成績；老鄧欽點的第三代領導人江澤民在交棒前夕也把中國共產黨做了部分「質變」──允許資本家入黨。可是，論者要問：中國的民主化前途在哪裡？我寫這篇序文的當下，北京異議人士劉曉波因為倡議「○八憲章」而失蹤，活生生印證中國在經濟改革之餘，距離民主化的起步依舊遙遠，若要奢求它落實民主化，恐怕仍須俟海晏河清。
《惡兆》的作者博採周諮，以常識推論中國經濟成長率不可能長久維持在高檔。英國《金融時報》今年十一月初對北京四兆「救市」措施企圖「保八」亦提出適度警告:慎防中國在它的統計數字中攙入「三聚氰胺」──意即其中恐有不純，造假的成分。世界銀行和國際貨幣基金的保守估計是，中國二○○九年的成長率在五％左右。
中國昔日稱之為「盲流」的農民工，估計人數在一億至一億三千萬人左右。中國經濟成長率每降百分之一，反映出來的失業人口是三百萬人左右。這還沒有把每年從學校畢業，要投入就業市場的新增勞動力計算進去。中國外銷數字已經連續兩個月下降，各地農民工失業回鄉潮已經出現。倘若它的經濟降溫，甚至出現世銀∕國際貨幣基金警告的「硬著陸」狀況，究竟又會是怎樣一幅景象？
中國國務院總理溫家寶曾在二○○六年人大會議承認，群眾騷亂事件平均每月八千起。這個數字預示了中國潛藏的問題十分嚴重，北京領導人果真能讓中國不亂，恐怕已是對世界最大的貢獻。
這麼說，中國能對拯救世界經濟頹勢的著力有它的限度。可是，西方國家對它的冀望殷切，或許在短期之內更不易聽到期待中國重視人權、推動民主的聲音。遺憾的是，作者賀頓苦口婆心揭示的西方啟蒙思想的價值，恐怕也要淹沒在這一場金融海嘯中。中國是否會進入經濟冰河期，我們不知道，也不希望；可以肯定的是，中國政治的冰河期何時解凍，短期內看不到。 林添貴 二○○八年十二月二十三日書於陽明山
內容連載
乍看之下，中國爆炸性的成長十分驚人；中國顯然將要橫掃擋在它面前的一切。從二○○○年以來，中國的固定投資已增加三倍，由四千億美元暴增到二○○六年預計有一兆三千億美元。同一時期其出口增加為五倍多，預計到二○○六年可達九千億美元。投資金額佔中國GDP近一半，是由中國的銀行貸放支撐其財務資金，二○○六年前五個月這類貸款較二○○五年同期增加近八成。出口貨品繼續大多由外資廠商製造。現在預估中國貿易順差在二○○六年可望達到一千五百億美元，比起二○○五年的一，○二○億美元，增幅驚人。外匯存底在二○○八年已經突破一兆九千億美元，但美國已宣布不預備讓中國蒐購它認為具戰略意義的資產，即使中國因貿易順差和外匯存底一再攀高，感受極大壓力必須買下美國資產，它也不准賣。美國可以逕自拒絕中國產品瘋狂湧入，也可以進行貿易戰，片面課徵高關稅，或是中止中國加入世貿組織時所取得的優惠權。一旦如此，全球化將因其主帥的作法發生疑義。
我們必須佩服中國的繁榮：二○○六年前半年，中國經濟成長率仍維持在一一％年增率的高檔。同樣，我們也必須警戒，中國的成長沒法仗著銀行每年以增加近一倍的貸款給國有企業來點火、維持這種高檔數字。中國經濟成長愈是靠這種扭曲、矛盾的偏鋒，一旦情勢爆開來，問題就愈加不可收拾。誰敢想像，中國的投資額還要增加為三倍，到二○一二年達到四兆美元的規模，或者中國的出口在二○二○年之前會暴增到五兆美元？中國的企業或銀行獲利都沒好到那個地步，可以借貸足以支撐如此投資水平的資金規模；中國農村的儲蓄也不足以提供那麼大的資金奧援。中國的出口也不可能在二○一二年比出口巨擘德國高出三倍半。哪來那麼多船隻搬運這麼大量的商品？哪來的港埠集卸貨物？哪來的市場吸納它們？目前人民幣不升值，使中國出口競爭力強，但是它能不冒大幅、不穩定地增加貨幣供給之險，而該拒升值嗎？目前它已在中國各大都市造成資產價格的泡沫。
中國如果要制止失業率攀高，每年必須創造兩千四百萬個就業機會，而要達成此一目標，就必須假設過去一向奏效的經濟模式必須繼續成功，維持住近年的高成長率。我認為，中國已經陷入極大的兩難困境。它沒辦法以今天的模式繼續下去，遲早會跌回地面，只要銀行危機、或過度投資、供應過量等等，稍有風吹草動，恐怕就會崩盤。接下來的社會反應將激發政治危機，共產黨說不定會訴諸民族主義，對臺灣動武。但是，同樣艱難的是，要以更正常水平的投資與消費為基礎，加上充分參與知識經濟來調整中國的成長，就必須打造中國今天沒有的一種體制架構、一種福利制度和財產權，而且還要它們符合共產黨一黨專政的需求！
目前，共產黨已經走到改革的極限，沒有創造真正多元的資本主義經濟與社會，而且躊躇不前。例如，資本與勞動市場的改革已到了隨時會翻轉的節骨眼。中國企業所有的股票今天都可在證券市場上交易，但是黨仍要求國家持有的股份要享有特權，以便掌控企業的固定資產——因而創造出兩層的股市。下一個階段是讓所有的股東擁有同等的所有權，可是這將意謂到最後中國的企業可能都得真正私有化，屆時黨豈不就失去控制權？同時，在勞動市場上，工會得到權利可簽訂集體工資合同；下一個階段就是真正的集體談判，進而有了集體的工人自主獨立。在這兩個領域，就和其他許多領域一樣，黨可以遵循改革的邏輯，也可以試圖凍結改革，確保政治掌控。不論它走哪條路，中國都將面臨痙攣。
黨的領導人深深明白已經進退兩難。中共的重心還是鄧小平思想，堅信黨要取得正當性，只有做為經濟成功發展的領頭羊，這代表黨必須親市場、親全球化，向世界開放。但是，它愈來愈不穩定，保守派勢力日漸上升，急著要重振共產主義精神，紓緩農民貧困為優先要務，強化黨的管控，即使只賣國企少數股權給私人企業或外資，都不准。保守派勢力堅決反對對美國自由主義太過讓步，也對美國的意圖十分懷疑。胡錦濤已轉向保守派，黨愈來愈關切社會動亂猖獗、貪瀆成風，使得它在意識型態和政治正當性方面都出現危機。這是一個不再實踐革命的革命黨，也放棄了階級鬥爭。這些發展對它的道德性產生多大的衝擊，很難估計。沒有外來的究責力量使黨的幹部廉潔，對付貪瀆唯一的武器就是反貪腐運動——可是，領導反貪腐運動的幹部本身往往就是借權營私、有待檢肅的對象。黨的直覺是拔擢能依現有制度有所建樹的官員，而不是敢放手試驗永續改革的官員。
胡錦濤決定打安全牌，選擇久歷黨內組織和文宣部門、以及出身共青團的所謂「團派」幹部為第五代領導人，如遼寧省委書記李克強等人。這些人大多出身中國較窮的內地省份，幾乎沒有人具備外貿、財經或金融的經驗。他們是黨工、忠於鄧小平式共產主義保守觀點的人，其目標是維繫列寧主義式的統合主義，以及一黨專政的體制。
中共要仰仗這一類官員來守住陣地，由此可見它所感受到的危機。一九七九年至一九八三年間，解除農業集體化變成一股自下而上的力量，中共高層害怕舊事重演，制止不了城市公民堅持他們應該也可仿效村級選舉，有權透過選舉要求官員承擔責任。若干程度的究責制，才是已知的有效的掃蕩貪腐、遏止巨大浪費的方法。可是，中共領導人始終抹不掉天安門事件的陰影。
中共不能搞政治改革，只能先發制人——這就是為什麼要加強新聞檢查，要針對網際網路架設防火牆，加強監視的原因——加上有限度的體制改進，如針對一向俯首聽命、配合一黨專政的司法體系予以專業化。麻煩出在這樣並不夠，中國的問題太嚴重，黨要保持控制權唯一的方法就是，對內藉威權高壓，對外搞民族主義侵略。哈佛大學教授麥法和（Roderick MacFarquhar）指出，從中國歷史來看，非得有大震撼，不足以逼它改革——一八九五年甲午戰爭敗給日本、清廷垮台；毛澤東搞文化大革命才帶出鄧小平。中國走向現代化和啟蒙思想體制的道路，不可能平坦。
西方需要了解中國的問題嚴重性，以及中國在尋求解決之際，經濟與政治動盪的可能性。西方必須儘可能避免強迫中國領導人，使得中國退回到經濟孤立、凍結改革過程，以免衝擊全球貿易和金融體系。不僅全球需求的一個重要源頭會縮小，支撐美國貿易赤字的關鍵資金來源也會失去。符合西方利益的策略是，協助中國避免此一命運，鼓勵中國在具有正當性的究責體系內和平過渡到多元主義；成為可以坦然接受自由的全球化和國際法治的國家。若是預測中國最後將變成一黨專政的經濟巨獸，會認為貿易保護政策有道理，甚且在美國弄到整軍經武、隨時備戰。
經濟愚人船
從第二次世界大戰以來，美國的外交政策建構了一套國際規則與程序體系，全球化就是建立在這個基礎上：即使美國是主要受惠國之一，它仍是透明的，對各個參與國家基本上也是平等的。降低關稅、保障外人投資和擴大資金自由流動的體系，推動了世界經濟成長，尤其一九九○年以來最為明顯。外人直接投資佔全世界GDP的份額從那時至今已增加為三倍；商品和服務的輸出也增加一半。美國有一兆美元的GDP（約為一○％）依賴全球化；英國是個更開放的經濟體，百分比就更高。
但是，這個體系承受的壓力愈來愈大。它依賴無法持續、畸型的中國高儲蓄，在無限期的未來給美國無法持續、畸型的低儲蓄提供財務奧援。低儲蓄社會的出現，已是趨勢。有一部分原因出在，大家普遍擁有財產，使得美國消費者有東西當質借的抵押品，可借錢來花，儲蓄自然降低。另一部分原因是，民生富裕破壞了自我控制，使人少了意願去推遲欲望之滿足——牛津大學教授歐佛（Avner Offer）指出，生活在社會規範較弱之社會的個人，一旦有能力時，在需求、取得與滿足其渴望上就少有節制。世界體系有幸的是，就總體經濟管理而言，當低儲蓄的現象愈來愈問題嚴重之際，亞洲各國，尤其是中國，卻崛起拯救美國——當然他們這麼做是出於本身利益考量。有些評論家認為，美國其實是亞洲高儲蓄率的受害人，被迫變得揮霍無度以支撐國際體系運作；這個說法錯得離譜。大家都很清楚，不論中國是否國際體系中的成員，美國人的儲蓄率都會下降。
美國人的低儲蓄，和中國的補位，兩者都不能無限期繼續下去。二○○五年美國的經常帳赤字是八，○四○億美元（佔GDP的六．四％），比二○○四年的赤字六，六八○億美元高出不少。美國的國際債務業已超過三兆美元。它之所以還能壓得住局面有兩個原因。第一，美國從海外投資賺到的錢，是它支付國庫券和公債的利息款之三倍。這就是亞洲人（尤其是中國人）借給美國人的情形。可是，美國國際債務的規模現在優勢正在消退。第二，中國、日本和亞洲其他國家希望把它們的貨幣匯率鎖定與美元連動，一則為加速它們對美國的出口，再則更重要的是，使它們自身在亞洲的匯率關係更可預測。透過無限期的買進美元，提升外匯存底的美元部位，它們實質上是借錢給美國，替補美國所需要的儲蓄。中國輸出到美國市場，帶動中國的經濟成長；美國得到廉價的進口物品，可以過著比實際所得水平還好的生活。
但是，經濟學有一條鐵律：撐不久的東西撐不住。我已經說過，中國的出口沒辦法以目前的速率成長下去，中國也沒辦法每年增加兩千億美元的外匯存底。美國也一樣陷入類似的情境。美國許多經濟學家和電視上的保守派名嘴淨講些好聽的話，說美國是個高生產力的國家，有許多市場彈性，保證投資報酬率高，因而可以繼續吸引儲蓄來支撐天文數字的貿易赤字。這是完全不顧數字邏輯的、天真的樂觀論，二○○八年的經濟發展已經證明了這一點。
加州大學教授艾欽格林（Barry Eichengreen）對此提出說明。如果美國繼續以目前的速率成長和借貸，最後它的國際債務將達到其GDP的一五○％。那麼，外國人以中國和阿拉伯投資人領頭，勢必擁有美國一半的資本股。試看美國人針對杜拜港口世界公司案的反應就可以知道，不必到達這麼高的比重，就會激起重大政治風暴。即使美國的成長率增加一倍，龐大的貿易赤字也必將意謂外資將擁有它三分之一的資本股。在政治上，這是無從接受的結果。
艾欽格林也認為，在美國投資的報酬率也沒那麼高，不足以吸引外資到美國投資到那種程度。總之，他們寧可押寶美國的債務，也不肯投資在生產性的資產和股份上面；如果說要藉生產力吸引外資投資美國的話，恐怕未必能如願。中國和日本的中央銀行成為向美國供應外國儲蓄的主要來源，它們這麼做是基於老派的重商主義思維，認為它可以推進中國與日本的出口。如果美國因為有這麼大量的世界儲蓄湧入而投資大增，這麼做也有道理，可是美國卻導入儲蓄來維持其高水平的消費支出。
我們又碰上另一組不合邏輯的經濟數字。美國家庭的債務已經是其每年可支配所得的一二五％，不可能再繼續以三倍快於美國國民產出的速度成長下去。二○○五年美國消費者以房屋的淨值做保借錢，以前所未見的大筆金額揮霍，使家庭儲蓄轉為負值。在低通膨時代，債務也不可能消失；它們成了不斷增長的重擔子。油價高漲降低了實質所得的成長，也迫使美國聯邦準備理事會採行很小心的政策，維持資金低廉。簡單地講，美國沒辦法一直擔當世界成長的引擎，因為美國消費者能借多少錢，美國經濟表現能使它借到多少國際債款都有個上限。經濟學也傳來同樣嚴峻的消息。中、美成長的模式和結構必須重新調整，當然這兩個最後的大國彼此間的關係也必須調整。問題是，如何達成這一變革？
一九八○年代中期，美國的經常帳赤字只及今天的一半之時，美國和國際決策者就深切明白失衡如此嚴重，將在國際市場上惹出大禍。一九八五年九月二十二日美國財政部長貝克（James Baker）經歷三個月的折衝交涉後，在紐約市廣場大飯店（Plaza Hotel）說服英、法、德和日同意將其貨幣升值。貝克在國際貨幣基金及當時的五大工業國家集團（G5）的多邊框架內運作，使美元貶值——貶值的幅度還真壯觀，從一九八五年二月的高峰，下挫到一九八七年底，跌幅高達五四％。「廣場協議」簽字之前七年，美國出口每年萎縮○‧七％；之後十一年，每年平均成長九‧三％，比一九五○年至一九七一年間的成長率高出三分之一，而且製造業出口加了一倍，由二一％躍升為四二％。美國在一九九○年代仍有經常帳赤字，但地位已穩下來。至於日本，卻因日圓升值而一蹶不振，結束了一九五○年代初期以來的成長，陷入十五年的結構重整、經濟停滯，直到最近才稍見起色。這個結果害得日本苦不堪言。摩根史坦利研究員任永力（Stephen Jen）認為，一九八五年的廣場協議是日本極大的失策。然而，重點是國際體系穩住了陣腳。
二十年之後，各國對於維繫國際經濟體系，卻沒有類似的共同急迫感和共識。美國也沒有顯示，它預備強化、延伸或甚至使用多邊框架來組織各國，分擔痛苦調整的重負。甚至還抱著毫不在意的心理，想測試國際體系吸收失衡現象的能力。藉口竟是反正事態不順，吃虧倒楣的是外國人；真正的美國人不跟小國家打交道；加稅、節約能源等勒緊褲帶的作為（國際體系調整時，美國責無旁貸的義務），它在國內的政治後果無法想像。不論是貿易、二氧化碳排放、能源利用等議題，美國政府的立場毫不遮掩，以自身利益出發，甚至到了自招傷害的地步；美國的目標就是為了本身眼前的利益，而沒有長遠的眼光。這是美國政府的失職，辜負了對其公民、對這些協議的職責。它的失職卻構成威脅，看來已經貽禍美國、並波及世界各國。
世界各國也是有樣學樣，以本身利益為重。從一九六○年代初以來，進口到已工業化國家的物品，平均關稅已減半，不到五％；開發中國家進口關稅跌了三分之二，只略高於一○％，而中國進口關稅已從一九九二年的超過四○％，調降到今天的略高於五％。這是了不起的成就，現在的世界需要在農業和服務業方面有同樣大刀闊斧的進展，才能獲致跟貿易同樣的擴張，因而在這些關鍵經濟領域的產出可以成長。可是，美國和歐盟卻競相耍賴，沒有人要在不確定讓步會換回來什麼之前先做退讓。中國、印度、日本、巴西和俄羅斯都是抱著這個心態，因此貿易談判停擺。對於中等所得、低度開發的國家來講，它們也擔心如果照目前的體制向中國開放下去，可能就要沒頂了。美國太脆弱、中國太冒進，結果是兩不相讓，無從達成協議。既然達不成貿易協議，美國繼續祭出反傾銷訴訟、提高罰鍰、更強烈威脅要採取貿易報復行動。
就亞洲、歐洲和北美的自我利益來看，這不僅犯了短視的毛病，它對世界其他國家的後果還更加嚴重。從摩洛哥到中亞各共和國這片廣義的大中東地區，過去二十五年都沒參與到全球化。從一九七九年至二○○○年，它的人口將近倍增，達到六億人，可是在全球貿易和投資所佔的份額卻下降四分之三。整個阿拉伯世界，人均所得從一九八○年的兩千三百美元，跌到二○○○年只剩一千六百美元——對西方的憤怒，其原因在此。拉丁美洲的景況雖然沒這麼戲劇化，但也挺類似——左翼威權的民粹主義興起下，經濟卻停滯不前。自從二○○○年以來，已有四位民選總統被迫下台，玻利維亞把天然氣工業收歸國有，預告了拉丁美洲政治發展方向。如果世界貿易體系瓦解，拉丁美洲的政治方向，伊斯蘭基本教義派恐怖份子的軌跡，就不言而喻了。
美國位於微妙的世界經濟相互依賴體系的正中央，這個體系很容易就會傾覆。中國、加拿大和印度等三個國家供應了美國五分之二的進口；德國、南韓、英國和日本等四個國家，又供應了五分之一。這七個國家又透過供應鏈而和其他國家聯結起來。將近四成的美國消費者需求是靠外國生產者供應；這些需求一旦停滯或衰退，國際後果一定很嚴重，國內後果也不堪設想。最大的危機是，突然間大家拋售美元，迫使利率上升，可能衝擊到業已膨脹的美國不動產，使之重挫，許多信用擴張過度的貸款人不得已被迫宣告破產，避險基金無力支付投資人的贖回。聯邦財務監理局（Federal Financial Supervisory Authority）主席沙尼歐（Jochen Sanio）說，問題不在避險基金是否會引起災害，「唯一的問題是什麼時候出事」。所謂的「什麼時候」最可能發生在美元出乎預期遭到拋售之後的財金餘震，屆時未受監理、過度擴張的避險基金發現他們無力償付，就會引爆金融危機。
我們要回過頭來看中國。我已經說過，必須小心管理這個問題，而不是逼中國從全球市場撤退，或陷入民族主義的回應。當然必須持續不斷加壓、要求改革，也必須定出應予效法的範例。當然，不必要搞到傷害自己多於傷害他們。美國搞不好就同時陷入三個情境：因臺海局勢而涉入戰爭，金融危機，景氣大衰退。針對恐怖主義的先制攻擊單邊主義，以及針對國際經濟體系也持同樣的政策，將使美國和世界落到可以預見得到的大災禍當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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