阿瑟．施勒辛格的《美國的分裂》(正中出版社 1994)表面上認為美國各種族都有權主張自己的多元歷史文化，但骨子裡仍是WASP一元下之多元(ch.5「多元結合化而為一」尤其p.7「這個熔爐不可避免帶有以英裔為中心的味道」)。(另參本館：美國民族大熔爐 《分裂的一代》)
美國會分崩離析嗎?——介紹施萊辛格新著《美國的分裂》
美國歷史學家小亞瑟•施萊辛格所著的《美國的分裂:對一個多元化社會的反思》初版於1991年,1992年再版時:正值美國洛杉磯發生種族暴亂,原來的一本學術性著作竟成了暢銷書。這說明作者揭示了美國社會當前存在著的一個具有深刻的政治、社會、文化根源的重大間題一一種族、民族問題。當然,這方面的問題是世界性的,誠如作者所說,戰後冷戰時期,原來的意識形態衝突的時代已讓位於一個更危險的、民族和種族敵對的時代。作者指出,世界上不少國家都存在著民族衝突,但美國這個一向被認為各民族(種族)“大熔爐”的國家,為什麼也會存在民族(種族)問題,並且出現了洛城這樣的種族暴亂?這是值得探討的問題。 這本書的篇幅不大,除“前言”外共五章。下面簡要介紹本書的要點和作者的觀點。從“大熔爐到本族崇拜” 眾所周知,早期的美國13個州原是英國的殖民地,居民主要是來自英國的移民及其後裔。後來愛爾蘭人、德國人等歐洲人相繼移入;內戰後到1917年期間,曾出現過一次移民大潮,來自南歐、東歐的新移民達2700萬人以上,超過了1850年全國總人口數。19世紀80年代,全國人口有1/3是新移民,其中80%來自亞洲及......
http://wuxizazhi.cnki.net/Search/GJXW1993Z1050.html
小亞瑟•施萊辛格史學思想研究 復旦大學博士2006
【摘要】：
小亞瑟•邁耶•施萊辛格是美國著名史學家和政治評論家。他的著作曾多次獲各類重要學術獎項，他支持自由主義，是“美國人爭取民主行動”組織的創始人之一，並曾任約翰•甘迺迪總統的白宮特別助理，在美國學界、政界和民眾中均有較大影響。美國學術界至今尚未有較系統研究其史學思想的成果問世，我國史學界和國際政治學界雖早已譯介過他的論著，亦尚未有更為深入的研究。小施萊辛格的歷史學研究涉及許多在美國有重大爭論的歷史和現實問題，他從學界到政界，又從政界隱退回到學術界的經歷在獨具特色的美國知識份子議政、謀政、參政現象中也極具代表性。由此，對施萊辛格的學術思想和人生經歷進行較為全面、深入的研究，不僅有助於從多角度理解美國當代社會文化史、史學史、政治思想史上的一些重要問題，而且對理解美國知識界和政界的密切關係的根源、歷史和現狀，瞭解美國學者對美國政治的影響具有現實意義。通過這一個案研究，還可豐富和深化對美國史學史的研究。
本文在寫作過程中力求從史學史、文化史、政治史、思想史等多個角度綜合考察，將小施萊辛格的學術研究同其出身、求學以及從政的經歷緊密結合，並通過分析、解讀小施萊辛格的主要學術成果，梳理、歸納出他的學術觀點、研究方法、社會影響等，通過對其學術思想的來源、形成過程以及與他個人經歷的相互關聯的闡析，認識其在美國當代學術界所擁有的地位。
本論文由前言、正文和結語三個部分構成。前言概述了本論文的選題目的及意義、國內外研究狀況、整體思路及結構。正文分為五章：
第一章考察了小施萊辛格史學思想的形成背景，分析了家庭以及在哈佛求學的經歷對小施萊辛格所產生的重大影響，並考察了他的早期論著醞釀、誕生的過程以及在其學術生涯中所佔有的地位。
第二章對小施萊辛格學術生涯前期的主要成就進行了分析解讀。本文認為，小施萊辛格在20世紀40年代至60年代初所撰寫的《傑克遜年代》、《核心》和《羅斯福年代》構成了其學術生涯的重要篇章。其中《傑克遜年代》的出版挑戰了弗雷德里克•特納對“傑克遜民主”的傳統解釋，令小施萊辛格在美國史學界聲譽鵲起；《核心》既是小施萊辛格在二戰後對美國重塑自由主義傳統必要性的思考，也是他本人歷史觀發生重大變化的體現；《羅斯福年代》則進一步奠定了小施萊辛格在美國史學界的地位。在這三部著作中，小施萊辛格將美國的自由主義傳統從羅斯福新政追溯到“傑克遜民主”，又一直延伸至《獨立宣言》和美國憲法，在此意義上，這三部著作共同構成了小施萊辛格的自由主義民主研究“三部曲”。這一時期還是小施萊辛格的史學思想和史學研究方法日臻成熟的時期。
第三章首先考察了小施萊辛格的從政生涯以及他對知識份子的社會作用、學術與政治關係等問題的思考與認識過程，指出對這些問題的思考促使小施萊辛格在學術取向上更為貼近社會現實，在此基礎上分析解讀了小施萊辛格學術生涯後期的主要成就。本文認為，小施萊辛格學術生涯後期的主要學術成果均同當代美國社會所關注的重大問題密切相關，如他自60年代開始對美國外交史中的相關問題進行的研究是對美國戰後國際地位上升的回應，《帝王般的總統》是應“水門事件”在美國社會引發的關於總統職權的爭議而寫，而《美國的分裂：對多元文化社會的思考》則是在90年代愈演愈烈的關於“多元文化主義”爭論中表明自己的立場。這種對現實的關注和鮮明的立場成為他在美國社會影響長盛不衰的重要原因之一。
第四章立足于前三章的基礎，研究了貫穿小施萊辛格學術生涯的重要思想——“歷史週期論”，對其思想淵源、發展演變過程和在學術界的影響進行了剖析。本文認為，“歷史週期論”是小施萊辛格在繼承其父親相關理論的基礎上，經過長期的思考、總結和發展而形成的。在60年代以前，“歷史週期論”是小施萊辛格用於解釋美國自身歷史發展的框架，而60年代以後，他逐漸將其延伸至美國的對外關係領域，並將二者整合起來，形成了對美國歷史發展進程的整體解釋框架。
第五章闡述了小施萊辛格對歷史學的思考，指出正是由於小施萊辛格認識到作為一名史學家必須處理好學術與政治之間的關係，因而在治學過程中能主動對相關問題，如歷史學的功能、歷史的客觀性、歷史的規律性等問題進行反思，才使他在學術研究中能夠保持相對客觀。深切的人文關懷則是小施萊辛格溝通大眾心靈的橋樑。 結語部分回顧了小施萊辛格的史學生涯，指出他的史學思想是受進步史觀與和諧史觀共同影響的產物，他對史學家職責的清醒認識使他成為聲譽卓著的學者。
【目錄】：
摘要5-7
Abstract7-9
前言9-16
第一章 小亞瑟•施萊辛格的早期論著16-29
第一節 一個史學家的成長之路16-22
一、史學世家16-17
二、慈父嚴師17-22
第二節 小荷才露尖尖角22-29
一、一個朝聖者的思想剖析22-25
二、在原始文獻中探究真相25-29
第二章 自由主義民主研究"三部曲"29-68
第一節 "傑克遜民主"的權威詮釋:《傑克遜年代》29-38
一、《傑克遜年代》的寫作背景29-32
二、《傑克遜年代》的誕生32-34
三、《傑克遜年代》的影響34-36
四、《傑克遜年代》在小施萊辛格學術研究中的地位36-38
第二節 自由主義衛士的自白:《核心》38-51
一、自由撰稿人生涯38-39
二、為自由而辯39-42
三、除了"核心",無左無右42-46
四、歷史觀構建的重要階段46-51
第三節 新政改革傳統的張揚:《羅斯福年代》51-68
一、《羅斯福年代》的寫作背景51-53
二、《羅斯福年代》的出版53-55
三、自由主義民主傳統"三部曲"的完成55-68
第三章 美國史研究的深入拓展68-134
第一節 學者和知識份子:雙重角色的考驗68-81
一、出入政壇68-72
二、知識份子的社會角色72-81
第二節 美國政治體制的核心:總統制研究81-94
一、早期探索81-86
二、恢復憲法制衡的呼聲86-90
三、強勢總統與弱勢總統:永遠的爭論90-94
第三節 美國全球新地位的思考:外交史研究94-112
一、冷戰起源的爭論95-99
二、對"修正派"的批判99-106
三、帝國主義理論研究106-112
第四節 保持美國認同:"多元文化主義"研究112-134
一、美國社會中的"多元文化主義"112-113
二、對"多元文化主義"的批判113-118
三、《美國的分裂》引起的爭議118-134
第四章 歷史觀的構建完成134-164
第一節 解剖美國歷史的新視角:"美國政治週期論"134-147
一、"美國政治週期論"的理論框架134-136
二、"美國政治週期論"的理論來源及演變136-139
三、"美國政治週期論"與歷史決定論139-141
四、"英雄特質領袖"與"美國政治週期論"141-143
五、美國學術界對週期論的評價與研究143-147
第二節 "美國政治週期論"的延伸147-164
一、歷史的加速度:解開"兩個美國"悖論的鑰匙147-151
二、週期現象:美國外交史的軌跡151-164
第五章 歷史與歷史學的雙重思考164-185
第一節 自我反思:偉大史學家的必經之路164-175
一、歷史的雙重功能164-167
二、客觀主義的理想與現實167-170
三、歷史能預測未來嗎?170-173
四、學術研究與政治生涯173-175
第二節 人文關懷:溝通讀者心靈的橋樑175-185
一、客觀的歷史和熱情的史學家175-178
二、對歷史學新趨勢的憂慮178-185
結語185-189
參考文獻189-195
http://cdmd.cnki.com.cn/Article/CDMD-10246-2007068658.htm
美國分裂論
帕納林教授的“美國分裂論”早在1998年便已成形，多年來他一直在完善自己的理論，並積極向外推廣，雖然招致了一些反對和嘲笑之聲，但在俄羅斯近年廣泛流行的“反美主義”的推動下，帕納林的理論受到越來越多人的認同和讚賞。
《華爾街日報》2008年12月28日報導，俄羅斯知名學者伊戈爾•帕納林近日在接受俄羅斯多家知名國家媒體採訪時 帕納林上電視訪談節目宣揚自己的觀點頻繁預測，由於受移民、經濟衰退和道德淪喪等問題的影響，2010年的美國將不可避免地分裂為“六大塊”，中國、俄羅斯和日本等國將分得多杯羹，而阿拉斯加州屆時也將回到俄羅斯的“懷抱”。帕納林教授深信自己的預言會成為現實，他標記法國政治科學家埃馬紐埃爾•陶德早在1976年就曾預言前蘇聯必將解體，當時人們紛紛嘲笑陶德的理論，但事實證明他是正確的。帕納林堅信自己也會跟陶德一樣。
帕納林教授對美國黯淡未來的預言難入美國的“法耳”，但卻廣受克里姆林宮和諸多俄羅斯學者的歡迎。
俄羅斯知名學者伊戈爾•帕納林(Igor N. Panarin)，是俄羅斯外交學院的教授俄羅斯國家媒體採訪時帕納林表示，在大量移民湧入、持續經濟衰退和道德淪喪等問題的影響下，2009年秋季時美國將不可避免地爆發內戰，屆時美元必會大幅跳水貶值，而在2010年6、7月左右，美國將分裂為“六大塊”，而阿拉斯加州定會重歸俄羅斯所有。
帕納林一臉嚴肅地對記者說：“分裂發生的幾率大概在55%至45%之間，當然肯定有人為此感到高興，不過如果客觀理性的來看待這個問題的話，分裂的美國對俄羅斯來講也不全是好事……雖然到時俄羅斯可能會變得比現今更為強大，但由於目前我們嚴重依賴美元和對美貿易，因此經濟很可能會受到美國的影響。”
在上述諸多社會經濟等問題的共同作用下，美國的富州將不再向聯邦政府繳納各項經費，從此“自立門戶”；社會將變得越來越動盪不安，暴動頻起，最終引發內戰，這時美國就會按照不同族裔分裂開來，屆時外國勢力將不可避免地進入美國國內。
帕納林表示：“加利福尼亞州會成為核心，並最終建立‘加利福尼亞共和國’，而且很可能會成為中國的一部分，或至少受到中國的影響；德克薩斯州將成為‘德克薩斯共和國’的‘首都’；還有一些州會歸於墨西哥旗下，或受到墨西哥影響；華盛頓州和紐約州會成為被稱之為‘亞特蘭大美洲’的一部分，未來很有可能加入歐盟；美國北部的一些州將成立‘中北美洲共和國’，而加拿大到時候一定會有所染指；夏威夷州則可能會成為日本或是中國的海外屬地。”
在提到阿拉斯加州的歸屬時帕納林教授狡黠地笑道：“俄羅斯想要收回阿拉斯加州可以說是合情合理的，因為歷史上阿拉斯加長期是俄領土的一部分，像現在這樣歸於美國羽翼下反而不合情理。”
http://www.baike.com/wiki/%E7%BE%8E%E5%9B%BD%E5%88%86%E8%A3%82%E8%AE%BA
歐巴馬連任，分裂的美國走向何處？2012-11-08經濟學人
歐巴馬成功連任，但美國仍舊是個極為分化的國家，而且這個情況已經持續超過十年了。如果美國真的分裂成兩個極為不同的政治意識形態陣營，這兩個陣營實在不太可能擁有人數幾近相同的支持群眾；這樣的情況應該無法長期維持，但美國的分裂似乎處於穩定狀態，到底是怎麼回事？
換個角度來看，如果一國之內的兩大政黨相對能容忍對方，且雙方都在競爭中間選民的選票，那雙方的支持群眾不分上下也就十分合理。而在這種競逐中間選民的國家，各黨的政策應該會有所交匯，以贏得中間選民的支持。
美國的兩黨在實際政策方面的差異確實相對較小，例如最高稅率是在35%和39.6%之間爭執。但在意識形態上，共和黨人認為，民主黨的立場是社會主義和國際地位下滑；民主黨人則認為，共和黨的立場是社會達爾文主義和軍國主義。這兩種極為激進的信念，怎麼會剛好擁有不相上下的支持者？
這可能是政黨擁有強大固票能力，加上媒體喜歡製造激烈競選的態勢，所導致的現象。但對大部分人來說，分裂並非道德中立的結構性現象，雙方都擔心，雖然另一方勝選並非災難，但另一方的真實目標，是將美國帶往已方無法接受的境地。
這次選舉讓歐巴馬回到白宮，也給了他民主黨掌握的參議院，以及共和黨掌握的眾議院；接下來四年，立法之爭依舊會激烈無比。保守派和自由派都不會改變自身對於根本議題的看法，而對美國人來說，最重要的事情就是，避免這樣的分立把國家分成兩個相互敵視、無法對話的陣營。
美國：進一步走向分裂的國家 2012-11-09 新華國際
【《今日美國報》網站11月7日文章】題：一個進一步走向分裂的國家
美國東部時間2012年11月7日淩晨1時37分，華盛頓，貝拉克•奧巴馬再次創造了歷史。
他是通過打造一個美國新興選民聯盟——包括非洲裔、拉美裔以及在新千年長大的年輕一代，再加上一些白人，尤其是婦女———才取得這一勝利的。共和黨挑戰者米特•羅姆尼獲得了大多數老年和白人選民的堅決支持，他在主導選舉的經濟問題上得到了更多支持，但這似乎還不足以改變結果。
事實上，在美國歷史上所有最後未能入主白宮的總統候選人中，羅姆尼獲得的白人選民選票是最多的。
選民分成兩個陣營
變化的美國選民人口在週二分成了兩個陣營，造成這種分裂的不僅有政黨綱領和意識形態，還有種族與民族、性別與婚姻狀況、地區及宗教、教育和年齡等。這種分裂甚至比四年前更為尖銳，當時奧巴馬曾獲得了更為廣泛的支持，尤其是在白人選民中。
但是這一次的選舉因為國家正在經歷人口組成的結構性變化而變得勢均力敵得多。共和黨民調分析員惠特•艾爾斯說：“我們選民人口的兩極分化從未像這樣嚴重過。”
經濟壓倒了其他任何問題。根據對離開投票站的選民進行的調查，有6/10的選民稱經濟問題是他們在投票時考慮最多的問題，另有15%的選民把聯邦預算赤字作為他們最關心的問題。這兩部分選民大多支援羅姆尼。
本次選舉中支持奧巴馬的選民群體包括：超過9/10的非洲裔選民和將近7/10的拉美裔選民，絕對多數的婦女選民和2/3的未婚女選民，大約6/10的30歲以下選民，超過90%的民主黨籍選民和將近90%的自由派選民，以及超過6/10的從不參加宗教儀式的選民。
而支持羅姆尼的選民群體包括：6/10的白人選民和將近6/10的老年選民，絕對多數的男性選民和已婚女選民，將近2/3的白人男性選民，超過90%的共和黨選民和保守派選民。他獲得了高收入選民、福音派基督徒選民以及每週——甚至更加頻繁地——參加宗教儀式的選民的支持。
議會分歧繼續上演
圍繞政府作用的辯論或許成為最顯著的分界線：相信“政府在解決問題方面應該更有所作為”的選民有8/10投了奧巴馬的票，而在相信“政府做了太多”的選民中，也差不多有8/10的人投了羅姆尼的票。
所有這些都強調了管理一個將繼續存在分裂的政府所要面臨的挑戰。共和黨人勢必繼續保持對眾議院的控制。在參議院中，鑒於民主黨奪走了原本由共和黨人佔據的印第安那州和麻塞諸塞州的席位，共和黨曾經升起的獲取控制權的希望成為泡影。
在某些方面，華盛頓將不會出現任何變化：奧巴馬總統面對的仍將是一個共和黨控制的眾議院和一個民主黨控制的參議院。圍繞年末出現的“財政懸崖”的協商將不停地重複上演，從而對增稅措施和大範圍的開支削減構成威脅。
現在來對美國政治的某些新現實作一番觀察。
政治現實發生變化
過去的一個世紀中，如此長時間內沒有一個政黨能夠牢固地掌握政權的狀況實屬罕見。以總統選舉中勝負者獲得的選票差額為例。自1920年婦女獲得投票權至1984年，從未出現過連續三屆以上的勝選者領先優勢都在10%以下的情況。然而此後的七屆選舉中，還沒有出現過一個候選人能夠以兩位數的選票優勢入主白宮。
週二的選舉很可能是過去四屆選舉中第三次勝負差額不足四個百分點。在本屆選舉之前，過去100年裡只有四屆選舉的勝負是由如此接近的選票差額決定的。
然後是年齡隔閡。羅姆尼在65歲以上的老年選民中獲得的支持率以兩位數的優勢領先奧巴馬，而奧巴馬在30歲以下選民中獲得的支持率同樣以兩位數的優勢領先羅姆尼。總體來說，美國選民分成了40歲以下和40歲以上兩個陣營。
就美國政治的這個方面以及其他一些方面而言，時代正在發生變化。
夏路：美國在“分裂國家統一問題”中的外交政策 2013-02-01
——基於權力結構的視角
一 引言
二戰結束以來出現的民族分裂國家，相對於其他歷史時期的民族分裂國家而言有其特殊性。這些國家原為統一的政治實體，卻因美蘇對峙、意識形態衝突而出現分離，被國際社會承認為兩個主權國家。其中，越南、德國、葉門先後通過武力、吸收、一體化模式實現了國家統一。
在越南，1945年，越南民主共和國成立；1955年，越南共和國建國；1976年，越南民主共和國通過武力模式戰勝越南共和國，建立越南社會主義共和國。在德國，1949年5月，德意志聯邦共和國(簡稱聯邦德國)成立；同年10月，德意志民主共和國(簡稱民主德國)籌建；1990年，聯邦德國吸收民主德國完成國家統一，沿用德意志聯邦共和國國名。在葉門，1962年，阿拉伯葉門共和國成立；1967年，南也門人民共和國建國(1970年更名為葉門民主人民共和國)；1990年通過一體化模式實現國家統一，新國名為葉門共和國。
以上三個國家的統一問題均與美國因素密切相關。美國在這些“分裂國家統一問題”中的外交政策歷經了從“支持分裂”到“默認統一”[1]的轉變，且分別對越南、德國、葉門實施了“默認武力統一”、“默認吸收統一”、“默認一體化統一”等不同類型的外交政策。為什麼美國的外交政策會發生轉變？為什麼美國會實施不同類型的外交政策？本文從權力結構的視角來分析美國在“分裂國家統一問題”上的外交政策。
二 權力結構：解析美國“分裂國家統一問題”外交政策的新視角
國內外學術界關於美國“分裂國家統一問題”外交政策的研究涉及三類：第一，政策的目標。趙全勝認為美國在“分裂國家統一問題”中的外交政策從廣義上反映了以下幾個主要目標：一是美國的安全利益要求美國能夠在歐洲和亞洲保持對自己有利的軍事存在；二是美國的經濟利益強調在不受保護主義壁壘、政治及其他制度方面限制的情況下發展自由貿易和經濟交流；三是美國在政治、意識形態方面的利益強調促進政治多元化、更大程度的民主化和保護人權。[2]第二，政策的內容。李毅臻在分析了德國、越南、葉門、朝鮮、蘇聯、南斯拉夫、捷克斯洛伐克、賽普勒斯等案例之後指出，美國等國際力量的干預對國家統分至關重要，其外交政策內容包括：新殖民政策、通過國際會議或國際組織干預、強制性“全民公投”、國際託管以及戰爭方式強力干預。[3]第三，影響政策的因素。趙全勝從安全、政治、經濟等橫向因素入手指出：從第二次世界大戰結束至冷戰中期，美國對分裂國家的政策在很大程度上受到國家安全因素的影響；而冷戰後期至今，政治合法性、經濟現代化等因素對美國政策的影響越來越大。[4]張五嶽從全球、地區、國家等縱向因素入手，分析了德國、朝鮮、中國的統一問題中的外部因素，包括國際政治經濟體系結構的變遷、區域對抗與整合的改變、美蘇等列強介入干預的影響。具體到美國，他認為美國與蘇聯的相對實力變動、美國在西歐與亞太勢力的消長、美國與分離各方的關係變化等都影響著這些國家的統一政策與統一進程。[5]
以上研究都關注到了美國作為外部因素對分裂國家統一進程的重要影響，提出了影響美國政策變化的安全、政治、經濟、文化等各個要素，也指出了應從全球、區域、國家各個層次綜合考察。然而，這些研究成果存在以下不足：第一，缺乏美國視角研究。以往研究多以分裂國家為主體，把美國對統一問題的影響視為外部因素的某一組成部分，缺乏對美國這一重要國際因素的單獨的、深入的探討。第二，案例選擇標準不明。二戰後的分裂國家深受美蘇意識形態對峙的影響。以此作為重要的歸類標準，世界歷史中的案例僅涉及越南、德國、葉門與朝鮮四個國家，而不包括其他案例。第三，行為體研究取向不足。一般而言，行為體取向的研究方法多適用於“非變革型”國際問題，結構取向的研究方法更適用於“變革型”國際問題。分裂國家統一問題屬於“變革型”問題，而以往的學術研究或多採取行為體取向的研究方法，或涉及結構性取向卻沒有細化，均未能對該問題展開系統性、整體性的分析。
基於以往研究的成果及其不足，本文嘗試以權力結構這一結構性取向為視角，通過細化層次，深入對比分析美國在越南、德國、葉門“分裂國家統一問題”中的外交政策，以期對該問題進行補充性研究。在此，筆者僅選取越南、德國、葉門作為比較研究物件。之所以選取這三個案例，是基於以下原因：這些分裂國家分別採取了武力、吸收與一體化的模式完成了國家統一，且這些進程均與美國因素密切相關。
分裂國家統一模式以“是否使用武力”為標準，可分為武力統一模式與和平統一模式兩種。武力統一模式是指分裂方採取暴力手段特別是採取軍事打擊完成國家統一的方式。和平統一模式即分裂方通過非暴力的手段完成國家統一的方式。在和平統一模式中，以主導力量數量為標準，又可細分為吸收統一模式與一體化統一模式。吸收統一模式即是由一方主導、通過吸收弱小的另一方來完成統一。一體化統一模式即指由雙方主導、通過共同合作的方式完成統一。[6]
依此，美國的“分裂國家統一問題”外交政策可劃分為兩大類別：支持分裂與默認統一。在默認統一政策中，依照統一是否採取暴力為標準，可劃分為默認武力統一政策與默認和平統一政策。在後者中，依據統一主導方數量為一方還是雙方的標準，又可劃分為默認吸收統一政策與默認一體化統一政策。在越南統一問題中，美國的外交政策從支持分裂轉為默認武力統一。在德國統一問題中，美國的政策從支持分裂轉向默認吸收統一。在葉門統一問題中，美國的政策從支持分裂轉成默認一體化統一。為什麼美國的外交政策會發生從支持分裂到默認統一的轉變？為什麼美國會實施不同類型的默認統一外交政策？本文嘗試以權力結構為視角，對比探討美國在越南、德國、葉門統一問題中的外交政策。
權力結構是指一種互動的實力體系。在國際政治現實中，“結構”這一抽象概念的根本依託為權力。國際關係的本質是由權力結構塑造的。[7]約瑟夫•奈(Joseph S.Nye)把權力視為一種能力，包含對他者行為的控制能力和對結果的控制能力兩個層面。[8]邁克爾•巴尼特(Michael Barnett)和雷蒙德•杜瓦爾(Raymond Duvall)認為，“權力即是各種影響的產物，這些影響存在於社會關係內，並通過社會關係塑造行為者把握其境遇與命運的能力”。[9]由上觀之，權力的實質是一種控制或影響他者行為體的結構。本文對權力結構的界定是：它是影響國際關係的一種多維力量的綜合體系，層次上包含外層權力(國際政治)結構與內層權力(國內政治)結構，內容上涉及政治、軍事、經濟、文化、意識形態等各項內容。該權力結構具有以下特徵：第一，強調結構的中心地位。它關注通過結構性取向而非行為體取向的視角來分析宏觀變革型的國際問題，強調結構對行為體之間的互動具有決定性的影響，使研究方法更具整體性與系統性。第二，賦予權力概念以多維內涵。權力不僅是傳統意義上的政治、軍事等“高級政治”，曾經被忽視的“低級政治”如經濟、社會等因素也是其不可或缺的重要組成部分。第三，關注權力結構的多個層面。突破了傳統的國際政治研究把結構僅僅定位於全球層面的局限，而是在著眼全球權力結構的同時，也關注區域層面與國家層面的權力結構，以此拓展研究的分析視角。
具體到美國“分裂國家統一問題”外交政策的探討中，以是否涉及分裂國家為標準，美國的權力結構可分為外層權力結構與內層權力結構兩大層次。外層權力結構是指美國與分裂國家之外的權力結構。以體系層次為標準，又可分為美國的全球權力結構與美國的地區權力結構。內層權力結構是指美國與分裂國家之內的權力結構。以不同意識形態與社會制度為標準，又可分為美國在資本主義意識形態分裂方的權力結構(即“美國的資方權力結構”)與美國在社會主義意識形態分裂方的權力結構(即“美國的社方權力結構”)。
本文將以權力結構為視角，從美國的全球權力結構、美國的地區權力結構、美國的資方權力結構、美國的社方權力結構四個方面出發，對比分析美國在越南、德國、葉門統一問題中的外交政策，從而解析影響美國從支持分裂到默認統一政策轉變的關鍵以及影響美國對不同默認統一類型政策選擇的要因。
三 美國的全球權力結構
在越南、德國、葉門統一問題中，美國的全球權力結構均涉及冷戰時期的美蘇兩極關係。
1947年至1953年是冷戰中美蘇第一回合的遏制時期。[10]美國在越南實施“支持分裂”政策受到了該時期美蘇權力均衡、兩極爭霸的影響。第二次世界大戰後，美國以超級軍事大國與超級經濟大國的面貌出現在歷史舞臺上。蘇聯在戰爭中大受創傷，但它以一支巨大的常規武裝力量和一種在西方世界看來頗具威脅的意識形態成為了與美國平起平坐的全球力量極。1947年冷戰爆發，美蘇劍拔弩張。在蘇聯東歐陣營中，1947年共產黨情報局成立，1949年經濟互助委員會成立。在以美國為首的西方資本主義陣營中，1947年美國“杜魯門主義”出臺，1948年“馬歇爾計畫”實施，1949年北大西洋公約組織組建。1950年美國介入朝鮮戰爭，形成了冷戰中的第一次熱戰局面。正是在此背景下，20世紀50年代中期，美國在越南南方扶植吳庭豔建立了越南共和國，與北方胡志明建立的社會主義性質的越南民主共和國形成對峙，造成越南分裂。
兩極權力失衡、蘇強美弱態勢是美國在越南統一問題上外交政策從支持分裂轉向默認武力統一的重要原因。為了推行擴張政策，美國不斷增加對外投資、對外援助和海外軍事開支，造成大量資金外流，嚴重影響了國內經濟的發展。朝鮮戰爭與越南戰爭更是消耗了美國大量的人力、物力和財力。據美國官方統計，美國用於朝鮮戰爭與越南戰爭的直接和間接費用高達5100多億美元。[11]1968年，資本主義世界爆發了40年來最大的一次美元危機，美國的國際地位大大衰落。與此同時，蘇聯的經濟和軍事實力得到了快速的增長。1950年蘇聯的國民收入和工業產值僅相當於美國的30%左右，1970年分別上升到65%和80%以上。1962年至1972年，蘇聯的戰略核武器增加了7倍以上(由265件增加到2167件)，而美國只增加了1倍(從1038件增加到2165件)。[12]蘇聯在運載工具和投擲重量方面已經趕超美國，在坦克、火炮、裝甲車和總兵力方面也進一步擴大了對美的優勢。在美弱蘇強的背景下，1969年美國總統尼克森提出“夥伴”、“實力”、“談判”三原則，開始尋求與蘇聯緩和政策。美蘇的緩和使得“兩個超級大國把其事務安排得井井有條，既不願雙方失手發生一場戰爭，也不願因其他國家的混亂影響它們共處體系的穩定”。[13]1973年至1974年間，勃列日涅夫和尼克森相互進行高層互訪，就中南半島問題交換了意見，均表示不希望因東南亞問題引發雙方在全球的矛盾。在1975年越南民主共和國發動南下進攻之際，美蘇都不願因過度介入越南問題而打破兩極緩和局面，以免引發全球衝突。蘇聯暗地支持越南民主共和國的舉動沒有遭到美國的強烈反對。相反，美國對越南民主共和國主導的武力統一進程採取了預設的態度。在美國政策從支持越南分裂到預設越南武力統一的進程中，美國的全球權力結構經歷了從美蘇權力均衡到權力失衡(下降)的轉變。
美蘇第一回合遏制時期也是美國在德國實施支持分裂政策的重要背景。1945年2月，蘇、美、英三國首腦簽訂了《雅爾達協定》，達成關於徹底剷除德國與日本法西斯主義和軍國主義的決議，並重新繪製了戰後歐亞地區的政治版圖，特別是重新劃定了德國、日本、義大利等國家的疆界。為了實現在全球的霸權，美蘇決定以戰爭即將結束時雙方的實際軍事控制線來劃分勢力範圍。[14]美蘇雅爾達體系地緣政治對峙的中心在歐洲，對峙的焦點即在德國。1947年冷戰爆發後，美國先後推行“杜魯門主義”和針對歐洲復興的“馬歇爾計畫”，在德國問題上籌畫美、英、法三個德占區的合併與貨幣改革，由此引發了蘇聯的不滿。1948年6月4日，蘇聯斷絕了西占區和柏林之間的一切水陸交通和運輸。第一次柏林危機的爆發標誌著戰後東西方關係的第一次冷戰高潮。1949年5月，美國積極推動德意志聯邦共和國在西占區基礎上成立，將其納入資本主義陣營，不久後吸收其為北大西洋公約組織的成員。作為應對，1949年10月，蘇聯促成德意志民主共和國在蘇占區的基礎上成立，將其歸入社會主義陣營，吸納其進入華沙條約組織。德國正式分裂為兩個國家。
兩極權力失衡、美強蘇弱態勢是美國在德國統一問題上外交政策從支持分裂轉向默認吸收統一的重要原因。20世紀80年代中後期，國內經濟不振、深陷阿富汗戰爭的蘇聯實力大衰。蘇聯高度集中的計劃經濟體制束縛了社會生產力的發展，優先發展重工業、軍事工業的國民經濟戰略導致經濟結構嚴重失調。20世紀50年代，蘇聯國民收入年均增長率為10%，70年代下半期降至4．3%，80年代上半期再降至3．5%。[15]1987年，蘇聯國民生產總值首次被日本超過，喪失了世界第二經濟強國的地位。戈巴契夫上臺後，為了實現經濟振興，開始了一系列重大改革。但改革的失誤反而使蘇聯經濟每況愈下。1990年解體前夕，蘇聯已經深陷經濟危機之中，民族矛盾全面爆發。實力衰落的蘇聯被迫在全球實施收縮的戰略，放棄了以往強硬的對德政策。針對變化的美蘇關係與民主德國局勢，處於優勢地位的美國在對德統一問題上的態度也隨之發生改變。1989年年底，在美蘇首腦會晤中，老布希還曾表示：“一個強大的、統一的德國不符合美蘇兩國的利益。”不到半年，美國就轉而表示“德國統一不僅是‘現實的’，而且也是‘可行的’”。為此，美國先後提出並達成了處理德國統一問題的“四項原則”、“2+4”方案、“九點計畫”與“五點協議”。在得到統一後的德國將繼續留在北約的保證之後，美國開始積極支持聯邦德國吸收民主德國。在美國政策從支持德國分裂到預設德國吸收統一的進程中，美國的全球權力結構呈現出從美蘇權力均衡到權力失衡(上升)的轉變。
1960年至1969年是冷戰時期美蘇第二回合的遏制時期。該時期美蘇全球權力均衡、兩極實力對峙是美國在葉門實施支持分裂政策的國際背景。1960年，美國U－2高空間諜飛機在蘇聯境內偵查時被導彈擊落，蘇聯因之取消了美國艾森豪總統的訪蘇計畫，具有緩和性質的“大衛營精神”隨之落幕。1961年年初，蘇美相繼恢復了核子試驗。1961年7月，第二次柏林危機爆發。1961年，美國在越南發動“代理人”戰爭。1962年，古巴導彈危機爆發，美蘇之間的核戰爭一觸即發。1965年，美國直接派兵參加越南戰爭，形成了冷戰中的第二次熱戰局面，由此引發了美蘇為期十年的最激烈的核軍備競賽。至1969年，在陸基洲際彈道導彈方面，美國擁有1054枚，蘇聯有1050枚；在中程導彈數量方面，蘇聯已經超過美國；在潛艇導彈和重型轟炸機的數量方面則是美國領先。[16]在雙方勢均力敵的背景下，地處中東地緣要地的葉門成為美蘇在全球對峙格局中的一枚重要棋子。1962年，蘇聯承認了新生的阿拉伯葉門共和國，並為其提供了大量的經濟與軍事援助。美國隨即也開始介入葉門局勢，通過政治支援與經濟援助的方式將阿拉伯葉門共和國納入資本主義陣營。1967年，葉門南部人民取得了抗英鬥爭的勝利，宣佈成立南也門人民共和國，葉門隨之分裂。1970年，南也門人民共和國左翼勢力上臺，改國名為葉門民主人民共和國，宣佈實施社會主義政策，蘇聯隨即為其提供了全方位援助。葉門民主人民共和國轉入蘇聯東歐社會主義陣營的事實，促使阿拉伯葉門共和國保守派哈姆迪政府完全倒向以美國為首的西方資本主義陣營。[17]葉門分裂局勢進一步固化。
兩極權力失衡、美強蘇弱態勢是美國在葉門統一問題上外交政策從支持分裂轉向默認一體化統一的國際背景。20世紀80年代末，陷入阿富汗戰場元氣大傷的蘇聯，開始尋求與美國緩和，這為葉門的統一進程提供了契機。戈巴契夫提出與西方緩和的新思維政策，主張蘇聯從包括葉門在內的中東地區實行戰略撤退。國際形勢的變動大大減輕了美蘇對葉門事務干涉的力度，有利於葉門按照自己的意志選擇和實施統一計畫。失去蘇聯支持與援助的葉門民主人民共和國為了應對國內政治動盪與經濟危機，主動要求與阿拉伯葉門共和國合併，並得到了阿拉伯葉門共和國的積極回應。1990年，在阿拉伯葉門共和國總統薩利赫訪問美國以及葉門民主人民共和國與美國複交的背景下，美國明確表示支援葉門的和平統一進程。與此同時，蘇聯也不再阻礙葉門的統一，並默認了南北雙方一體化的經濟政治合作進程。在美國政策從支持葉門分裂到預設葉門一體化統一的進程中，美國的全球權力結構體現為從美蘇權力均衡到權力失衡(上升)的轉變。
通過對越南、德國與葉門統一問題的比較，可見美國的全球權力結構影響著美國的“分裂國家統一問題”外交政策。在支援分裂政策時期，美國的全球權力結構均呈現為美蘇全球權力均衡。在預設統一政策時期，美國的全球權力結構均體現為美蘇全球權力失衡。其中，默認武力統一時為美國權力下降，默認和平(吸收與一體化)統一時為美國權力上升。
四 美國的地區權力結構
在越南、德國與葉門統一問題中，美國的地區權力結構分別體現為美國的東南亞權力結構、美國的歐洲權力結構與美國的中東權力結構。
美國在對越問題中實施支持分裂政策時，美蘇在東南亞地區處於權力均衡。東南亞地處印度洋和太平洋的交通要衝，是連接亞洲和大洋洲的重要通道。20世紀50年代中期至60年代末是美國在東南亞的全力擴張期。美國在東南亞拼湊軍事組織，建立從了阿留申群島，經日本、沖繩、中國臺灣、菲律賓到東南亞的戰略“弧形防線”。[18]相應地，蘇聯提出了在太平洋和印度洋地區實施南下擴展的“啞鈴地區”戰略。[19]東南亞地處“啞鈴地區”，正位於印度洋與太平洋要衝，是蘇聯太平洋艦隊出入印度洋的必經之地。在美國與蘇聯在東南亞地區對峙的背景下，1955年，美國大力扶植吳庭豔越南共和國政府，造成越南分裂。50年代末，意識到“共產主義威脅著從印度和越南共和國邊境到老撾叢林的整個地區的安全”，[20]美國開始介入越南戰爭。1961年，美國派出軍事顧問開展“代理人”戰爭。1965年，美國直接出兵越南，固化了越南的分裂。
美國在東南亞地區權力的衰落，是其轉而在越南問題上實施默認武力統一外交政策的重要原因。20世紀60年代末，深陷越南、實力衰落的美國開始在東南亞實行戰略收縮。1969年7月，“尼克森主義”表示，“美國將不再捲入像越南那樣的戰爭……把東南亞事務迅速留待東南亞國家自行管理、自己負責”。[21]由此，美國制定了“必須體面地結束越南戰爭”的方案。1973年，美國簽署了《關於在越南結束戰爭、恢復和平的協定》，隨後從越南撤出全部軍隊，並開始大幅度收縮在泰國和菲律賓的駐軍。至1976年9月，亞太地區美軍人數下降到18．8萬人，僅占其海外駐軍總數的34．5%。1977年，具有軍事性質的東南亞條約組織宣告解散。[22]美國在東南亞撤退的同時，蘇聯在東南亞的力量逐漸擴大。1969年，蘇聯提議籌建“亞洲集體安全體系”，計畫把東南亞、南亞、中東和日本納入蘇聯的勢力範圍。其中，越南民主共和國成為蘇聯在東南亞擴張的關鍵棋子。1966年至1972年間，蘇聯與越南民主共和國簽訂了近十個軍事援助協定，對越南民主共和國增加了數十億美元的軍事物資援助。[23]乘著美國在東南亞收兵之機，借著蘇聯在東南亞勢力的擴張，1975年，越南民主共和國政府南下發動了武力進攻，將社會主義制度推廣到越南全境。對此，美國採取了默認態度。在美國政策從支持越南分裂到預設越南武力統一的進程中，美國的東南亞權力結構呈現出從權力均衡到權力失衡(下降)的轉變。
美國在對德問題中實施支持分裂政策時，美蘇在歐洲地區處於權力均衡。二戰結束前，美蘇通過德黑蘭會議、雅爾達會議和波茨坦會議，確定了雙方在戰後的勢力範圍，西歐歸屬美國旗下，東歐劃歸蘇聯的勢力範圍。美國冷戰政策的一個重要目的在於消退蘇聯在東歐的影響力，阻止蘇聯在歐洲西進。為此美國在西歐推行了“馬歇爾計畫”，並與西歐盟國籌建了北大西洋公約軍事組織。冷戰爆發後，蘇聯力圖在政治、經濟、軍事各個方面控制東歐國家，先後干預了匈牙利、保加利亞、波蘭、捷克斯洛伐克等國的政府改組，並通過共產黨和工人党情報局加強各國黨際之間的聯繫。經濟互助委員會與華沙條約軍事組織都成了蘇聯聯合東歐國家對抗西方的重要工具。歐洲是美蘇對峙的前沿陣地，對抗焦點即在德國。為此，美蘇於1949年分別支持聯邦德國與民主德國建國，造成德國分裂。
美國在歐洲權力結構的相對上升，是其轉而在德國問題上實施默認吸收統一外交政策的重要因素。20世紀60年代中期至70年代，西歐經濟復蘇帶來其對政治和防務的獨立要求。1966年，法國退出北約軍事一體化組織。聯邦德國實施“新東方政策”謀求東西方關係緩和。英國於1973年正式加入歐共體。80年代初，歐洲集體防務組織“西歐聯盟”正式啟動。儘管歐洲國家自身得到了快速的發展，但是鑒於冷戰的國際環境，美國依舊在西歐作為強有力領導者的角色存在。相比較而言，蘇聯在東歐的勢力則迅速消退。1968年，以蘇聯為首的華約出兵捷克斯洛伐克，鎮壓“布拉格之春”，引發了東歐國家的不滿。羅馬尼亞公開反對蘇聯增加東歐各國軍費和統一指揮華約部隊的要求。1985年，戈巴契夫主張放鬆對東歐“兄弟黨”和“兄弟國家”的控制。1989年，波蘭率先進行政治改革，成為東歐第一個非共產黨領導的國家。保加利亞、捷克斯洛伐克、阿爾巴尼亞、南斯拉夫等東歐國家也緊隨其後，相繼出現政權更迭和制度劇變，蘇聯東歐同盟土崩瓦解。東歐動盪以及歐洲局勢的變動促使美國將德國統一問題納入緊急議事議程。美國在該問題上曾一度搖擺不定。當1990年5月蘇聯放棄統一後德國“中立”和“不加入北約”的立場後，美國在德國統一問題上變得積極起來。1990年10月1日，美、蘇、英、法與聯邦德國和民主德國簽署協定，宣佈停止四國在柏林和德國行使權力，為10月3日聯邦德國正式吸收民主德國實現國家統一做出了最後的關鍵性準備。在美國政策從支持德國分裂到預設德國吸收統一的進程中，美國的歐洲權力結構經歷了從權力均衡到權力失衡(上升)的轉變。
美國在對葉門問題中實施支持分裂政策時，美蘇在中東地區處於權力均衡。冷戰爆發後，美國強調“要在中東地區的石油工業中佔據領導地位”的同時，[24]以沙烏地阿拉伯和伊朗為“兩個支柱”在中東展開全方位的政治軍事滲透。[25]1957年，“艾森豪主義”宣稱，“鑒於中東的重要戰略地位，必須用所有的力量來獲得中東”。[26]1967年，美國支持以色列在第三次中東戰爭中獲勝，並將以色列確立為美國在中東的核心戰略夥伴。蘇聯對中東的地緣戰略也非常重視。“中東這一非常靠近蘇聯的地區，對蘇聯的安全有直接的影響。”[27]20世紀五六十年代蘇聯在中東的戰略方針為：聯合美國排擠英法、插手中東。70年代初，蘇聯在全球推行了“南下兩洋”(即印度洋和太平洋)的戰略。70年代後期，美國、埃及和以色列三國簽訂了《大衛營協定》(Camp David Accords)，遭到絕大多數阿拉伯國家的反對。蘇聯抓住這一時機，加強了在中東戰略中的地位。
葉門的分裂即是在美蘇對峙中東的背景下產生的。1962年，美國與阿拉伯葉門共和國建交，加強合作，以此穩固其在中東的戰略地位。1967年，美國與南也門人民共和國建立大使級關係，借此抵禦蘇聯在葉門南部的勢力擴張。1970年，葉門民主人民共和國左翼政府上臺後，倒向蘇聯社會主義陣營。作為應對，美國把阿拉伯葉門共和國納為軍事盟友。
美國在中東地區權力結構的上升，是其對葉門問題轉而實施默認一體化統一外交政策的重要背景。1979年蘇聯軍隊入侵阿富汗後，卡特總統發出威脅，聲稱針對任何外部勢力試圖控制波斯灣的企圖，美國都將採取包括軍事力量在內的一切手段予以還擊。20世紀80年代雷根總統上臺後，美國把中東提到與歐洲相等的戰略地位。美國在中東設立了統帥“快速反應部隊”的“中央司令部”，提出“蘇聯威脅高於阿以衝突”的口號，把巴基斯坦、埃及、以色列等親美國家納入地區安全結構，藉以分化中東的親蘇國家力量。相對而言，蘇聯卻失去了在中東地區的優勢。蘇聯入侵阿富汗的舉動遭到了阿拉伯世界的普遍反對，不僅削減了自身在中東地區的影響，也嚴重地消耗了本國的實力。1986年，戈巴契夫首次公開表示要從阿富汗部分撤軍。衰落的蘇聯在中東地區實施戰略收縮，並從葉門民主人民共和國撤退。之後，蘇聯不再對葉門統一持否定態度。1990年，為了穩定國內動盪的局勢，葉門民主人民共和國向阿拉伯葉門共和國表達了統一的願望。[28]此時的美國為了鞏固在紅海的地區戰略，與葉門民主人民共和國恢復了外交關係，並默認了葉門一體化和平統一進程。在美國政策從支持葉門分裂到預設葉門一體化統一的進程中，美國的中東權力結構表現出從權力均衡到權力失衡(上升)的轉變。
通過對越南、德國、葉門統一問題的比較分析，可見美國的地區權力結構影響其“分裂國家統一問題”外交政策。在支援分裂政策時期，美國的地區權力結構均呈現為權力均衡。在預設統一政策時期，美國的地區權力結構均體現為權力失衡。其中，默認武力統一時為美國權力下降，默認和平(吸收與一體化)統一時為美國權力上升。
五 美國的資方權力結構
在越南、德國、葉門統一問題中，美國的資方權力結構分別體現為美國的越南共和國權力結構、美國的聯邦德國權力結構、美國的阿拉伯葉門共和國權力結構。
在對越南實施支持分裂政策時，美國在越南共和國的權力結構處於優勢地位。法國在越南戰敗、蘇聯東歐社會主義陣營承認越南民主共和國政權之後，美國著手在越南直接扶持親美政權。1950年至1953年，滯留美國的反共人士吳庭豔被美國看做是“可以與之同舟共濟的那種亞洲人”。[29]在《日內瓦協議》規定的越南全民選舉前夕，美國扶植吳庭豔於1955年10月提前在南方舉行選舉，成立了越南共和國，越南由此分裂。1957年至1958年，美國承擔了越南共和國全部的軍隊費用和近80%的政府財政。美國説明越南共和國修建軍事基地、戰略公路網路。針對日益高漲的反美運動，1961年，美國甘迺迪政府派出超過1000人的美國軍事顧問團奔赴越南，幫助越南共和國政府訓練海陸空軍，發動“代理人”戰爭。[30]1962年，美國在西貢設立軍事指揮部，軍隊中平均每五人就有一名美軍顧問。[31]1963年11月，對吳庭豔政府頗為不滿的美國政府扶植阮文紹上臺。1965年，美國直接出兵越南，發動“局部戰爭”。至1969年4月，美軍參戰人數高達54．55萬。
美國在越南共和國的權力結構轉為劣勢，是美國對越南轉而實施默認武力統一政策的重要原因。越南戰爭給美國帶來了沉重的負擔。美國在越南戰爭中的損失高達3520億美元，比朝鮮戰爭多出一倍，比在第二次世界大戰的支出總和3410億美元還多110億美元。[32]巨額的軍事負擔引發了美國國內的經濟危機與反戰浪潮。1969年尼克森總統上臺後，意識到越南戰爭是“卡住國家喉嚨的一塊骨頭”，美國明確提出了越南戰爭“越南化”的策略。[33]1969年8月底，美國從越南共和國撤走了2．5萬名美軍。1970年12月中旬，4．5萬美軍撤離。1970年，尼克森宣佈1971年春季以前再從越南共和國撤軍15萬人。至1972年5月，美軍只有6．9萬部隊滯留越南，比本屆政府繼承得到批准的人數減少87%。[34]1973年，美國簽署《關於在越南結束戰爭、恢復和平的協定》。1975年3月29日，美國在越南南方的最後一批軍隊2500人撤退完畢。失去美國支持的越南共和國政府對南方的控制力迅速衰退，不久即被越南民主共和國武力吞併。而美國對該進程沒有實施外部干預。在美國政策從支持越南分裂到預設越南武力統一的進程中，美國在越南共和國的權力結構呈現出從權力優勢到權力劣勢的轉變。
美國在對德國實施支持分裂政策時，其在聯邦德國的權力結構處於優勢地位。1945年2月，在美國的提議下，美、英、蘇三國在雅爾達會議上確認了肢解和分區佔領德國的原則。1945年6月，美、蘇、英、法四國簽署《關於德國佔領區的聲明》。冷戰爆發後，1949年5月，美國扶植聯邦德國建國。1949年10月，民主德國成立，德國分裂。經濟上，美國通過“馬歇爾計畫”向聯邦德國提供戰後重建援助。至1951年年底，該計畫先後向聯邦德國輸出援助資金共計13．906億美元。其中，援助金額為11．737億美元，貸款金額2．169億美元。[35]軍事上，美國逐步解除了對聯邦德國的軍事限制，但前提是接受美國主導。1952年，美、英、法與聯邦德國簽署《德國條約》，規定西方國家有保衛聯邦德國和西柏林的義務。1954年，北約理事會簽署聲明同意聯邦德國加入北約，規定聯邦德國可以建立一支50萬人的軍隊，但必須接受北約盟軍司令部的指揮，並放棄核生化武器和大規模殺傷性武器的研製。1955年，聯邦德國加入美國領導的北約。美國對聯邦德國的經濟軍事援助導致了聯邦德國對美國的高度依賴。在美國政策的影響下，聯邦德國阿登納政府堅持聯邦德國是代表德國的唯一合法政府。聯邦德國推行“哈爾斯坦主義”，拒不承認民主德國，主張通過全體德國自由選舉實現統一。德國的分裂進一步固化。
整個冷戰時期，美國在聯邦德國一直保持權力優勢。冷戰結束前夕，在權力優勢的前提下，美國默認了德國的吸收統一進程。從20世紀50年代末開始，憑藉雄厚的工業基礎、巨額的美元援助、成功的經濟政策，聯邦德國經濟增長迅速，長期保持著世界一流的經濟強國地位，一度與美國、日本形成三足鼎立態勢。然而，冷戰的背景讓德國意識到“與西方緊密的政治結盟”是抵禦蘇聯在歐洲擴張的前提，[36]在外交戰略問題上只能唯美國馬首是瞻。1958年柏林危機後，美蘇關係的緩和改變了美國原有的對德政策。美國轉而承認兩個德國並存，與聯邦德國阿登納政府所追求的由聯邦德國來統一德國的政策發生衝突。但聯邦德國為了尋求自身的國家安全，不得不屈就於美國的壓力。1969年，在美國的鼓勵和支持下，聯邦德國勃蘭特政府放棄“哈爾斯坦主義”，轉而提出“新東方政策”，改善了與蘇聯東歐國家的關係，承認民主德國是一個獨立的主權國家。1972年，兩德關係實現正常化。1973年，在美國的默許下，兩德同時加入聯合國。兩德分裂得到了國際社會的正式承認，該形勢一直持續到80年代末。1989年民主德國政局的變化讓美國始料未及。在聯邦德國表示要推動國家統一進程之際，美國曾擔心統一會大幅度減少美國在西歐的軍事影響，並不急於改變德國的現狀。但在得到德國統一後將繼續留在北約的保證之後，美國開始明確表示站在支持德國統一的前列。在美國政策從支持德國分裂到預設德國吸收統一的進程中，美國在聯邦德國的權力結構一直保持權力優勢。
美國在葉門實施支持分裂政策時，其在阿拉伯葉門共和國的權力結構處於優勢地位。1962年阿拉伯葉門共和國成立時，美國是最先一批承認它的國家之一。1963年，美國把與阿拉伯葉門共和國的雙邊關係升格為大使級，將其納入到資本主義陣營。1967年，第三次中東戰爭爆發，美國支持以色列的舉動，引發了阿拉伯葉門共和國對美國的公開批評與反對。作為報復，美國斷絕了與阿拉伯葉門共和國的外交關係。1971年，葉門南北雙方邊境戰爭中蘇聯支持葉門民主人民共和國的舉動，讓美國逐漸認識到阿拉伯葉門共和國的重要戰略意義。[37]1972年，美國與阿拉伯葉門共和國複交。隨後，在美國的支持下，阿拉伯葉門共和國加入聯合國。[38]葉門的分裂為國際社會所承認。20世紀70年代中期，美國海軍兩次途經阿拉伯葉門共和國訪問波斯灣，將價值1．4億美元的軍事裝備賣給阿拉伯葉門共和國。[39]1976年至1981年間，美國對阿拉伯葉門共和國的經濟援助高達5億美元。[40]1979年，在阿拉伯葉門共和國面臨內部叛亂和邊境戰爭的雙重困境時，美國總統卡特在未經國會同意的情況下，通過“緊急條款”向其提供了大量的武器裝備和軍事顧問。美國還在阿拉伯葉門共和國建立了印度洋永久軍事基地，美也之間再次形成軍事同盟關係。[41]
冷戰後期，美國在阿拉伯葉門共和國的權力結構從優勢轉為常勢，這是美國對也政策轉為默認一體化統一的重要背景。1979年，在葉門南北雙方第二次邊境戰爭中，美國與沙烏地阿拉伯支持的阿拉伯葉門共和國不敵葉門民主人民共和國，這在很大程度標誌著美國葉門戰略的失敗。[42]此後，美國逐漸拉大了與阿拉伯葉門共和國的距離。阿拉伯葉門共和國要求與美國建立直接的軍事聯繫，並要求獲得更多的美式武器和美軍顧問，此舉遭到了美國的拒絕。美國希望對阿拉伯葉門共和國的援助不要越過沙烏地阿拉伯這一仲介。在20世紀80年代中後期葉門地區發現高品質石油後，美國才重新重視阿拉伯葉門共和國的價值。1986年，美國副總統布希訪問阿拉伯葉門共和國後，美國國際發展機構繼續在清潔用水、公共衛生、教育機構以及公路建設等多個領域為阿拉伯葉門共和國提供公共服務。1990年統一前夕，阿拉伯葉門共和國總統薩利赫訪問美國後，美國向阿拉伯葉門共和國提供了價值4200萬美元的援助專案，明確表示支援其統一進程。在美國政策從支持葉門分裂到預設葉門一體化統一的進程中，美國在阿拉伯葉門共和國的權力結構呈現出從權力優勢到權力非劣勢(常勢)的轉變。通過對比越南、德國與葉門的統一問題，可見美國的資方權力結構影響美國“分裂國家統一問題”的外交政策。在支援分裂政策時期，美國的資方權力結構均呈現為權力優勢。在預設統一時期，美國的資方權力結構呈現多樣化狀態。默認武力統一時為美國權力劣勢；默認和平統一時為美國權力非劣勢，其中，默認吸收統一時為美國權力優勢，默認一體化統一時為美國權力常勢。
六 美國的社方權力結構
在越南、德國、葉門的統一問題中，美國的社方權力結構分別體現為美國的越南民主共和國權力結構、美國的民主德國結構、美國的南也門人民共和國及葉門民主人民共和國權力結構。
美國在越南實施支持分裂政策時，其在越南民主共和國的權力結構處於劣勢。二戰期間，美國遠東作戰司令部曾空降軍隊和物資支持越南胡志明的抗日鬥爭。戰後，美國軍隊進駐河內和西貢，對越南民主共和國政府表示慰問。[43]然而，冷戰爆發後，胡志明政府的共產主義傾向以及美國默認法國入侵越南的舉動，改變了雙方的關係。1950年朝鮮戰爭爆發後，美國開始大力支持法國在越南的軍事行動。奠邊府戰役法國失敗後，美國政府表示“為了阻止共產主義在東南亞的蔓延，必要時將與法國一道採取聯合行動”。[44]1954年，美國阻止日內瓦會議未果，隨後向越南增派三個師的兵力。[45]1955年，美國批評越南民主共和國政府和越南南方民族解放陣線，拋開法國當局直接援助越南南方親美勢力，扶植建立了與越南民主共和國對峙的越南共和國。[46]1956年，美國宣稱必須向越南人民輸出革命，應比共產黨人所能提供的任何革命更為優越、和平、民主且更能為本國人所控制。1964年8月，美國製造“北部灣事件”，開始轟炸越南北方。1965年，美國軍隊在峴港登陸，對越南發動了長達八年的“局部戰爭”。期間，美國對整個中南半島進行大規模轟炸，投下的炸彈總噸數相當於整個二戰時期總數的2．5倍。[47]越南民主共和國軍民奮力反抗，殲滅越南共和國共計100多萬正規軍和150萬民團武裝。美國共有5．6萬餘人喪生，30余萬人受傷。[48]
美國在越南民主共和國權力結構的持續劣勢是其對越政策轉向默認武力統一的重要原因。1968年3月，深陷越戰、實力大衰的美國宣佈部分停止對越南北方的轟炸，並考慮從越南撤軍。1968年5月，美國與越南民主共和國在巴黎會談。1973年，美國、越南民主共和國和相關各方簽署了《關於在越南結束戰爭、恢復和平的協定》。之後，美國軍隊逐步撤出越南。1975年3月29日，美軍在越南共和國撤退完畢，將近十年的對越軍事侵略宣告結束。美國的撤退意味著越南人民反美、反越南共和國政府的勝利，極大地鼓舞了越南民主共和國政府與越南共和國革命力量的士氣。通過抗美戰爭，越南民主共和國內部更為團結，同時也得到了南方革命力量的認同，這均為越南民主共和國政府南下武力統一戰爭的勝利奠定了堅實基礎。在此背景下，1976年越南民主共和國發動南下戰爭統一越南時，美國預設了此武力進程。在美國政策從支持越南分裂到默認越南武力統一的過程中，美國在越南民主共和國的權力結構一直呈現為權力劣勢。
美國在德國實施支持分裂政策時，其在民主德國的權力結構處於劣勢。1949年民主德國成立後，美國不予承認民主德國政府的合法存在。1950年9月18日，美、英、法三國外長會議發表聲明，承認德意志聯邦共和國為德國人民唯一的合法代表。美國堅持在自由選舉的基礎上組成一個全德國政府，希望以此途徑瓦解民主德國的存在。至1958年，美國始終拒絕與民主德國發生任何外交接觸。第二次柏林危機爆發後，為了避免與蘇聯的直接衝突，美國的民主德國政策發生轉變。美國表示西方國家可將民主德國視為蘇聯的“代理人”，以此處理柏林問題。[49]1959年年初，美國表示“通過自由選舉實現德國重新統一是我們一致同意的方式，但這絕不是實現德國重新統一的唯一途徑”。[50]1961年，在蘇聯與民主德國修建柏林牆之際，美國表示“蘇聯採取的措施，只是針對民主德國和東柏林居民的，而不針對盟國在西柏林的地位和通道權利”，[51]柏林牆並不是關係到東西方戰爭與和平的事情。此舉表明美國希望通過在德國問題上的讓步，獲得蘇聯對西柏林權利的承認與保證。
美國在民主德國的權力結構轉為權力常勢，是其對德政策轉為默認吸收統一的重要背景。20世紀70年代初，兩大陣營關係逐漸緩和。1974年，美國政府和德意志民主共和國政府經過談判，決定從9月4日起建立正式外交關係，並互派大使級的外交代表。美國與民主德國建交後，兩國關係並沒有實質性發展，而是從屬於美國與蘇聯的外交關係。80年代末，民主德國政局的變化引起了美國的關注。美國因對統一的德國的去向存有疑慮，遲遲沒有在兩德統一問題上鬆口。蘇聯在民主德國的撤退直接導致了民主德國政治經濟的動盪與對統一的訴求。1990年1月底，當感到蘇聯因自身面臨崩潰的危機而無力再對民主德國政治與財政危機伸出援手時，民主德國總理莫德羅“已經意識到德意志民主德國即將終結”，[52]於是加快了與聯邦德國合作統一的進程。90年代初，民主德國自由選舉的新政權組閣以及蘇聯默認統一的德國歸屬北約後，美國正式放棄了兩德並存的政策，積極支持聯邦德國吸收民主德國，並表示1990年將會出現統一的極好機會。在美國政策從支持德國分裂到預設德國吸收統一進程中，美國在民主德國的權力結構表現為從權力劣勢到權力非劣勢(常勢)的轉變。
美國在葉門實施支持分裂政策時，其在南也門人民共和國及葉門民主人民共和國的權力結構處於劣勢。1967年南也門人民共和國成立時，美國即予以承認，並把雙邊關係從領事館級別升格為大使館級別。南也門人民共和國成立之初，激進派要求一邊倒向蘇聯，但以沙比總統為代表的溫和親美派佔據了上風。然而，1969年南也門人民共和國因激進的“六二二糾正行動”被美國列入支持恐怖主義國家的名單，雙方關係急轉直下。1969年10月，美國與南也門人民共和國斷絕外交關係。兩國斷交後，南也門人民共和國溫和派一度“期待開啟與美國的對話”。[53]不料，伊斯梅爾激進派上臺後加強了與蘇聯的聯繫，南也門人民共和國逐漸關閉了與美國的對話管道。1970年，南也門人民共和國改名為葉門民主人民共和國，新上臺的左翼政府完全倒向蘇聯，與美國一度形成對抗態勢。
美國在葉門民主人民共和國的權力結構轉為權力常勢，是其對也政策轉為默認吸收統一的重要原因。1974年年初，葉門民主人民共和國新領導人薩利姆•魯巴伊•阿裡(SalimRubaiAli)上臺後向美國傳遞友好資訊，釋放了兩名美國公民。[54]兩國關係隨之出現轉機。1976年至1977年，美國加大了對葉門民主人民共和國的經濟援助。作為回應，葉門民主人民共和國宣佈亞丁港對美國海軍開放。[55]1977年，魯巴伊赴聯合國參加會議期間，與美國國務卿賽勒斯•萬斯(CyrusRobertsVance)舉行了私人會談，商定兩國即將邁入關係正常化的進程。[56]1978年，阿拉伯葉門共和國總統哈姆迪在訪問葉門民主人民共和國前夕被暗殺，美國等西方國家指責該暗殺行動系葉門民主人民共和國所為。美國與葉門民主人民共和國的關係驟然冷淡。1979年至1984年，美國資助阿拉伯葉門共和國軍隊在葉門民主人民共和國開展了炸毀大橋等破壞行動，並支持葉門民主人民共和國的反政府武裝。美國與葉門民主人民共和國的關係再度跌入低谷。20世紀80年代末，蘇聯從中東地區戰略撤退以及沙烏地阿拉伯與葉門民主人民共和國的關係改善後，美國與葉門民主人民共和國的關係再次實現緩和。1990年4月30日，在葉門統一的三個月前，美國與葉門民主人民共和國恢復外交關係。此時正為葉門南北雙方實現國家統一的關鍵時刻。在美國政策從支持葉門分裂到預設葉門一體化統一的進程中，美國在葉門民主人民共和國的權力結構呈現出從權力劣勢轉向權力非劣勢(常勢)的態勢。
綜合比較越南、德國、葉門的統一問題，可見美國的社方權力結構影響美國“分裂國家統一問題”的外交政策。在支持分裂政策時期，美國的社方權力結構均呈現為權力劣勢。在默認統一政策時期，美國的社方權力結構呈現出多樣化狀態，其中，預設武力統一時為美國權力劣勢，默認和平(吸收與一體化)統一時為美國權力常勢。
七 結論
美國的“分裂國家統一問題”外交政策及其轉變不是單一的行為體取向的邏輯，而是複雜的結構性取向的結果。由於行為體取向的研究方法難以對變革類型的問題展開整體的、系統的分析，因此，本文嘗試通過“權力結構”這一結構性取向的視角，對比分析美國在越南、德國、葉門統一問題中的外交政策的變化。通過比較(參見表1)，我們可以發現：
當美國在“分裂國家統一問題”中實施支持分裂政策時，其權力結構均為：美國的全球權力結構權力均衡、美國的地區權力結構權力均衡、美國的資方權力結構權力優勢、美國的社方權力結構權力劣勢。
當美國在“分裂國家統一問題”中採取默認武力統一政策時，其權力結構為：全球權力結構權力下降、地區權力結構權力下降、資方權力結構權力劣勢、社方權力結構權力劣勢。預設吸收統一政策時的權力結構為：全球權力結構權力上升、地區權力結構權力上升、資方權力結構權力優勢、社方權力結構權力常勢；預設一體化統一政策時的權力結構為：全球權力結構權力上升、地區權力結構權力上升、資方權力結構權力常勢、社方權力結構權力常勢。
可見，美國從支持分裂轉為默認統一政策時的權力結構體現在外層領域，即美國的全球權力結構與美國的地區權力結構均從權力均衡轉為權力失衡。美國預設統一政策類型選擇時的權力結構為：(1)影響美國對默認武力或默認和平(吸收與一體化)統一政策選擇的權力結構為：外層權力結構(美國的全球權力結構與美國的地區權力結構)權力下降或權力上升，內層權力結構(美國的資方權力結構與美國的社方權力結構)權力劣勢或權力非劣勢。其中，每一項因素的前者影響美國對默認武力統一政策的選擇，後者影響美國對默認和平統一政策的選擇。(2)影響美國對默認吸收或默認一體化統一政策選擇的權力結構為：美國的資方權力結構權力優勢或權力常勢。其中，前者影響美國對默認吸收統一政策的選擇，後者影響美國對默認一體化統一政策的選擇。
綜上所述，權力結構有助於我們深入認識美國在“分裂國家統一問題”中的外交政策。權力結構包含美國與分裂國家之外的“外層權力結構”、美國與分裂國家之內的“內層權力結構”。內外權力結構二者相互影響、相互作用。其中，外層權力結構相對而言更具作用力，它不僅影響著內層權力結構的變化，更決定著美國外交政策從支持分裂向默認統一轉變。
在外層權力結構中，美國的全球權力結構與美國的地區權力結構呈現出趨同特徵。其中，全球層面的權力結構影響著地區層面權力結構的發展與變化。當美國的全球權力結構與美國的地區權力結構二者都呈現為均衡時，美國偏向支持分裂政策；當二者都體現為失衡時，美國轉而偏向默認統一政策。
在內層權力結構中，當美國的資方權力結構與美國的社方權力結構二者互異時(前者為權力優勢，後者為權力劣勢)，美國偏向支持分裂政策。當美國的資方權力結構與美國的社方權力結構二者趨同時，美國轉而偏向默認統一政策。其中，二者均趨同為權力劣勢時，偏向默認武力統一政策；二者均趨同為權力非劣勢時，偏向默認和平統一政策。值得關注的是，在和平統一政策模式的選擇中，美國的資方權力結構的影響力更大。該權力結構呈現為優勢時，美國偏向默認吸收統一政策；該權力結構呈現為常勢時，美國偏向默認一體化統一政策。
注釋：
……………
http://www.21ccom.net/articles/qqsw/qqgc/article_2013020176357.html
國家分裂 維基百科
政治上的國家分裂是指國家的主權受到另一政治實體干擾而無法於部份地區正常運作。此一情況往往會受到各種地方壓力或外國壓力而促使其地區實行獨立。政治上的分裂是相對於「政治統一」而言。
分裂形式
中央政權非和平的政黨輪替，新舊執政勢力以武力對抗，終使一方更改國號，導致國家分裂。
地方政權或地方軍隊脫離中央政權控制。（軍事政變）
種族或宗教之間的不協調，導致的武力對峙，甚至武裝衝突。其中可能包含不合法組織和恐怖主義。
聯邦制國家的省級或市級政府要求脫離中央政府。
社會形態轉制所引發的矛盾，導致各省市（州分）獨立自治，最終各自獨立。
外國的軍事侵略
外國勢力的影響，導致政局不穩，使部分地區從國際上獨立
分裂的例子
遠古至18世紀
古埃及古王國時期後期（埃及第七王朝）地方領袖紛紛脫離中央政府（約前2180年代）
以色列王國分裂成北國以色列與南國猶大王國（前930年代）
中國古代的春秋時期的楚國自立為王，與周室分庭抗禮（前710年代）
中國古代的戰國時期的韓、趙、魏（三晉）取代晉國，史稱「三家分晉」（前400年代）
中國古代的秦朝滅亡後楚漢相爭及南越（前206年－前111年）
中國古代的新朝滅亡後群雄並立（20年－36年）
南北匈奴分立（40年代）
中國古代的九真、日南郡脫離東漢建立占城
中國古代的東漢末年群雄割據與三國時代的曹魏、蜀漢、東吳（180年代至280年代）
歐洲古代的羅馬帝國分裂成東羅馬帝國（拜占庭帝國）與西羅馬帝國（280年代）
中國古代的晉朝的五胡十六國（310年代至430年代）
中國古代的北朝，北魏分裂成東魏與西魏（530年代）
中國古代的南朝的陳朝與西梁（550年代）
法蘭克王國按《凡爾登條約》被瓜分為東法蘭克王國、西法蘭克王國及中法蘭克王國（840年代）
朝鮮古代，後百濟和後高句麗從統一新羅分裂出去，朝鮮半島進入後三國時代（890年代至900年代）
中國古代的唐朝後期至五代十國時期藩鎮獨立及安南的丁朝（850年代至980年代）
亞洲古代的大蒙古國與四大汗國
卡爾馬聯合解散（1520年代）
越南古代的莫朝與後黎朝及後黎朝的鄭阮紛爭（1533年－1592年）及（1627年－1673年）
南掌分裂為占巴塞王國、琅勃拉邦王國、萬象王國三個小國（1690年代）
19世紀
烏拉圭脫離巴西帝國的統治獨立（1820年代）
荷蘭、比利時與盧森堡（1830年代）
大哥倫比亞共和國解體（1830年代）
德克薩斯共和國自墨西哥獨立出來（1830年代）
中國古代的清朝與太平天國（1850年代）
美利堅合眾國南方七州脫離聯邦，成立美利堅邦聯（1860年代）
20世紀
瑞典-挪威聯合解體（1900年代）
西烏克蘭人民共和國脫離奧匈帝國（1910年代）
漢志王國獨立（1910年代）
奧匈帝國的解體（1910年代至1920年代）和及後的
南斯拉夫解體（1990年代至2000年代）
克拉伊納自治區脫離克羅埃西亞獨立（塞爾維亞克拉伊納共和國）（1990年代）
捷克斯洛伐克解體（1990年代）
塞爾維亞與蒙特內哥羅（2006年）
奧斯曼帝國的分裂（1910年代至1920年代）
愛爾蘭自由邦退出大不列顛及愛爾蘭聯合王國（1920年代）
蒙古國與中國（內蒙古自治區）（1920年代）
義大利北部的義大利社會共和國與南部的義大利王國（1940年代）
印度、巴基斯坦及孟加拉（1940年代及1970年代）
大韓民國（南韓）與朝鮮民主主義人民共和國（北韓）（1940年代）
東德與西德（1940年代）
中華人民共和國（中國大陸）和中華民國（台灣）（1940年代）
馬里聯邦解體（1960年代）
加丹加與剛果（1960年）[1]
阿拉伯聯合共和國解散（1960年代）
馬來西亞與新加坡（1960年代）
賽普勒斯與北賽普勒斯（1970年代）（未得到廣泛承認）
巴布亞紐幾內亞脫離澳洲獨立（1970年代）
納米比亞從南非獨立（1990年代）
索馬利亞蘭及其周邊國家（1990年代）
蘇聯解體（1990年代）
喬治亞與南奧塞提亞（1990年代）（未得到廣泛承認）
21世紀
印度尼西亞與東帝汶（2002年）
美國與拉科塔（2007年）（未得到廣泛承認）
蘇丹與南蘇丹（2011年）
目前的分裂勢力或思想
英國
蘇格蘭獨立運動
蘇格蘭民族黨
威爾斯獨立運動
威爾斯黨
英格蘭獨立運動
康沃爾郡分離主義
新芬黨
西班牙
埃塔
加泰隆尼亞獨立情緒
德國
巴伐利亞
拜仁黨
法國
科西嘉民族解放陣線
比利時
荷語文化區獨立思想
新佛蘭芒人聯盟
科索沃
科索沃解放軍（2000年解散）
加拿大
魁北克獨立運動
魁北克解放陣線
魁人政團
美國
德克薩斯獨立運動
波多黎各獨立黨
夏威夷獨立運動
阿拉斯加獨立黨
加拿大和美國
卡斯卡迪亞獨立運動
卡斯卡迪亞國家黨
中國
台灣獨立運動
西藏獨立運動
西藏流亡政府
新疆獨立運動
內蒙古人民黨
香港獨立運動
我是香港人連線
日本
琉球獨立運動
菲律賓
阿布沙耶夫
摩洛民族解放陣線
摩洛伊斯蘭解放陣線
印度
印度分離主義運動
阿薩姆聯合解放陣線
波多民族民主陣線
波多解放猛虎力量
廓爾喀民族解放陣線
特里普拉民族解放陣線
印度尼西亞
自由亞齊運動
自由巴布亞運動
斯里蘭卡
泰米爾伊拉姆猛虎解放組織
坦尚尼亞
桑給巴爾獨立思想
菲律賓
摩洛伊斯蘭解放陣線
緬甸
克欽獨立軍
參看
獨立
獨立運動列表
分離主義
私人國家
參考文獻
^ 加丹加省從剛果分裂，內戰爆發
^ 比利時主張分裂政黨成議會最大黨
^ 主張分裂政黨大選獲勝 比利時恐釀國家分裂
^ 分離黨贏取大選 比利時解體隱患
^ 獨立黨勝選 比利時面臨分裂
^ 主張分裂政黨獲勝比利時恐解體
http://zh.wikipedia.org/wiki/%E5%9B%BD%E5%AE%B6%E5%88%86%E8%A3%8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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