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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3-03-19 09:00:00| 人氣699| 回應38 | 上一篇 | 下一篇

《現代資本主義理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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迷信《歷史的終結》之西奴,萬萬沒想一場2008的全球經濟危機又重起<姓資姓社>之爭。詳參【圖博館】:美國價2 經濟巫師 全球股災  美該為股災道歉? 美國詐騙集團

是嗎?那以下就評《現代資本主義理論》《資本主義的未來》《數字資本主義》《資本金融全球化》《賭場資本主義》

Bottomore, Tom著《現代資本主義理論》Theories of Modern Capitalism(臺北:巨流,1988)
(英)博托莫爾(Bottormore,T.)著《現代資本主義理論:對馬克思、韋伯、熊彼特、哈耶克的比較研究》(北京經濟學院出版社,1989)        

「美國價值」若倒 全球災難【聯合報╱紐約特派員傅依傑08.09.18 
 
美國聯準會十六日決定提供八百五十億美元收購全球首大保險公司美國國際集團(AIG)近八成股權,危在旦夕的AIG突現生機。
這是美國政府救私營企業挹注金額最大宗之一,也是對美國資本主義市場經濟一大挑戰。
為何布希政府最後還是決定馳援AIG?
AIG原求助布希政府四百億美元融資,但被拒,華府表示只能安排私人投資銀行相助,公權力不涉入;在接管房利美、房地美、拯救貝爾史登後,布希政府一開始不願再插手AIG,也未理會雷曼兄弟,但擁有數千億資產的AIG,全球性金融地位非比尋常,若倒臺,對華爾街及全球金融市場將帶來災難性後果,進一步衝擊美國與全球經濟,影響遠比雷曼更大。
此外,AIG與雷曼兄弟不同的是,它是美國家喻戶曉的老牌企業,不是只在華爾街呼風喚雨的菁英投資銀行,它是「美國珍貴資產」,等同美國價值,它若倒,不符美國國家利益。布希政府除經濟因素外,還須考量這一層象徵意義。
最關鍵的,AIG目前面臨的是資金流動被卡住,並非償付能力出問題,他的底子厚,只要給一些時間,它重要資產飛機與汽車租賃部門都可出售籌資,因此在技術上AIG是可救的,在實質上它也不能垮臺。
考量這些因素,布希政府因此放棄一度信誓旦旦的不涉入原則,最後轉而相助。 

美國價值動搖…有續集?【聯合報/林沿瑜08.10.03 
  
20世紀末蘇聯垮臺之後,美國成為世界上的超強,橫跨政治、軍事、經濟各領域,其他國家難望其項背。不過,這次金融風暴從華爾街席捲全球,各國都指責美國要為這波亂象負責,還有釵h分析家認為,美國的超強地位,就算沒有終結,也因這次金融風暴而嚴重動搖。
如果美國放任自由市場經濟後面那隻「看不見的手」,恐怕將難以度過這次難關;而如果緊急紓困計畫通過,則無異政府介入資本主義自由市場,否定了自己引以為傲的經濟法則。
這次風暴對美國的影響不亞於九一一恐怖攻擊。紐約曼哈坦雖然外觀上已不見九一一當時的斷垣殘壁,但恐怖主義的陰影仍在,死去的人也無法再生;這就像緊急紓困計畫即使可以穩定市場,終究無法彌補所有投資人的損失。換言之,悲劇其實已經發生,如果沒有檢討、變革,悲劇可能會再重演。
如果看看其他幾個並不是那樣「美國化」的國家,或釦饈鄍Y顯此時已經是「美國價值」重新受到檢驗的時候了。過去8年來,昔日社會主義共黨國家俄羅斯、中國沒有遭到如九一一般的恐怖威脅,亦維持了高度的經濟成長率。
換言之,美國資本主義是否完美無瑕,美國致力世界和平的手段是否無可非議,都遭受嚴格、血淋淋考驗。
美國緊急紓困計畫箭在弦上,受美國金融危機連累的其他國家也開始主動介入市場運作,這個動作實在諷刺。不過緊急紓困只是治標而不治本的藥方,美國還不檢討多年來放任華爾街的政策,諷刺戲碼可能還有續集。 

諾貝爾經濟獎 「自由市場」風向轉【經濟日報編譯劉道捷08.10.06 
  
訂13日公布的諾貝爾經濟學獎傳承遭到批判,若幹專家認為,諾貝爾獎獎勵的自由市場理論是當前金融危機亂源,預期這次全球金融動盪結束後,諾貝爾經濟學獎會走向新方向。
獲得2001年經濟學獎的哥倫比亞大學教授史提格裏茲說:「我認為這次危機會引發哲學上的根本變化,我們已經看到自由市場可能變成慘劇。」
諾貝爾經濟學獎從1969年開始頒發以來,頒給在各種領域研究的經濟學家,但頒獎委員會一直遭到過度重視新古典經濟學的批評。新古典經濟學用政治名詞來說,經常等於現在主導主流經濟體的自由市場主義。
傅利曼之流經濟學獎得主的理論推動了保守政策革命,卻日益受到指責,被人說成是助長當前市場亂象的幫兇。
批評者說,經濟學獎得主堅決相信政府最好不要用幹預和管制,左右民間部門效率和市場的理性,這種經濟理論應該為當前金融部門的崩潰,負一部分責任。
史提格裏茲說:「最近的事件提供了非正式的實證證據,證明市場不能十分順暢的自行運作。」
58位諾貝爾經濟學獎得主中,有40位是美國公民,占總數69%,超過70%得主獲獎時在美國大學服務。主張所謂「芝加哥學派」自由市場思潮的經濟學獎得主特別多,有25位得主跟芝加哥學派有關,其中十位是芝加哥大學教授。
觀察家說,就在各國政府焦頭爛額,防止金融部門徹底崩潰之際,諾貝爾經濟學獎委員會將來可能進一步偏離自由放任路線。
斯德哥爾摩諾貝爾博物館歷史學家兼經濟專家修布隆說:「我不相信這種事不會影響諾貝爾獎。」
瑞典SEB銀行首席分析師傅利森認為,頒獎單位對總體經濟穩定理論、混沌理論的特殊領域,可能重新燃起興趣。
史提格裏茲和修布隆都預期諾貝爾獎會偏離舊路,把生態經濟學看成值得獎勵的新領域。 

銀行國有化 各國恐難避免【經濟日報編譯 陳家齊08.10.10 
  
美國人終於也忍不住了,政府之手恐怕也將握住美國各大銀行的股分,這種「國有化」道路難道就是本次金融風暴不可避免的終點?
美國財政部長寶森表示,財政部應可用7,000億美元紓困基金直接入股需要增強資本的銀行。而政府入股便是英國8日宣布金融紓困計畫的核心。
在此之前,英國與美國政府採取不同的作法。美國傾向拿錢清理銀行壞帳,英國則要取得銀行的主要股權,取得重整銀行體系的主導力。
根據史福伯恩公司(Sanford C. Bernstein)的分析,英國政府對銀行增資500億英鎊的計畫,最終可能使英國政府握有蘇格蘭皇家銀行(RBS)、駿懋銀行(Lloyd TSB)、HBOS 與巴克萊銀行這英國四大銀行的20%到30%股權。而豐、渣打以及被西班牙國際銀行集團收購的Abbey,則可能免於接受英國政府救援。
釵h專家肯定英國的作法,因為此舉直接強化了銀行的體質,也對亟待翻修的金融體系有更直接的施力點。路易斯安那州立大學教授馬森說:「美國不像歐洲國家,較沒有國有化概念。我認為他們領先一籌。」
瑞士銀行投資策略師查普曼也說,英國「是全面、設計完善而可靠的計畫。美國的回應一直很片斷,英國的方案總體而言更好。」
英國的作法有三大要點,第一是直接入股銀行,充實資本;第二是由政府出面擔保陷入凍結的商業借貸市場,加上央行的流動性注入,以打通凍結的資金市場。第三是藉由稀釋原有股東權益,斬斷高階主管的天文數字紅利,「懲罰」不顧風險的銀行行為。
第三點是政治性的,但也是整個西方國家迫切需要的政治宣示。民眾對銀行家的憤怒直接反映在選票與對政府的支持度,民主國家可貴處就是以說服與討論找出解決之道;純技術官僚式的寡頭獨裁起碼不能用在西方國家。
若不能安撫民意,9月美國眾議院否決紓困案的場面就會一再出現,需要果決、迅速行動的西方政府最不需要的就是這種政治癱瘓。英國模式可能成為各國跟進的作法

國有化 美不能說的禁忌【聯合晚報編譯朱小明08.10.14  
  
美國金融危機遲早會告一段落,但不論何時結束,這場危機對美國而言都是一個新紀元的開始。布希政府決定直接入股美國九大銀行,顯示美國政策的大轉彎,和英國、歐洲同一步調,但在其他國家政府直接入股稱為「國有化計畫」,但在崇尚資本主義的美國,就怕染上社會主義的色彩,「國有化」是說不得的禁忌。
之前美國財政部長寶森一直走吸收銀行壞資產的路線,但不論政府出什麼招,市場似乎都無動於衷,直到歐洲各國央行13日打開金庫,準備和聯準會一起無限制挹注市場,全球股市才高唱快樂頌。
英國首相布朗13日宣布以370億英鎊,買進蘇格蘭皇家銀行等三大銀行持股,將其部分國有化。政府為注資定出條件,包括要求銀行將企業貸款額度維持在去年水準、限制管理層的薪酬分紅、政府並對銀行董事會成員的委任擁有決定權。
這次金融風暴,讓支持率低迷的布朗谷底翻身,直接注資銀行的救市方案獲各方喝采。除了冰島準備接管國內所有銀行外,德國、英國、比利時和義大利至少都有一家銀行被政府買斷。
反觀寶森,則因為擔心把銀行國有化,有違自由市場原則,決定不救第四大投資銀行雷曼兄弟,讓金融海嘯一發難收拾,如今仍不得不追隨布朗的腳步,以直接注資銀行的方式救市。
麻省理工學院史隆管理學院經濟學家強森說:「把政府入股方案披上檯面雖然吻合實際,但在美國決不能提『國有化』這個名詞。在法國可以,在美國萬萬不可。」
不過美國政府對金融界的態度已經轉變,寶森召集九大銀行執行長開會,據報導,這些CEO是「奉令」出席,美國政府決定出資1000多億美元入股,九大銀行不見得都願意賤賣股票,也只得不甘不願的接受。
亞洲華爾街日報由卡拉貝爾撰寫的專文指出,從二次世界戰結束到現在的這60多年來,美國一直是全球資本和資本主義的中心,今後美國將無法唯我獨尊。
在過去的五年裡,數兆美元的財富從美國和歐洲轉移到亞洲、中東和俄羅斯,但美國金融機構依然瞼X全球領袖的架勢,中國、中東、印度、巴西和其他地區雖然日益富足,仍依賴著華爾街的專業知識、敏銳視角和建議。所有大筆交易幾乎都和美國銀行或者華爾街融資脫不關係,而今這種情況一去不復返。隨著美國政府注資救市,象徵一個時代的終結。

新自由主義的悲歌>中時08-10-16吳芳銘 

 英國動用公共資金購買本國銀行股票,向銀行注入資本實現部分國有化,預防銀行倒閉,並啟動銀行間借貸擔保機制解決流動性短缺危機。從資本市場的表現來看,相較美國日前通過的七千億美元收購銀行壞帳的救市方案,英國採行的部分國有化模式,顯得更為直接且有效。然而,為什麼美國財長鮑爾森的七千億美元救市方案不能穩定市場信心?為什麼英美的做法一開始如此不同,其背後的思維又是如何? 
 索羅斯最近在《金融時報》撰文指出,如果七千億的國庫資金只是用來買壞帳以解決華爾街的短期流動性問題,就如同打水漂一樣沒有效果;但如果拿來購買銀行股票,根據《新巴塞爾資本適足率協定》最低八%換算,能帶來八兆四千億的安全總資產。所以他說「只有國有化,我才跟進購買問題銀行的股份」。倫敦政經學院教授、前歐洲開發銀行首席經濟學家Willem Buiter甚至在英國未採取部分國有化措施之前大膽預言「二○○九年底前歐洲和美國銀行絕大部分將國有化」。 
 事實上,華爾街是被自己標榜的新自由主義搞成如此的狼狽不堪,這次的全球性金融危機就是對新自由主義和主張自由開放的全球化經濟的全力反撲。新自由主義反對貿易障礙,主張最小政府的幹預以及最大程度的競爭,認為實現繁榮的最佳途徑就是放鬆對金融市場的監管,使其能自由分配資本、承擔風險、享受收益並承擔損失。但是美國監管部門放任另一個龐大的投資銀行體系在正常的商業銀行系統之外發展起來,而且既不受監管又不透明,並依賴於高槓桿操作,終究自食惡果。 
 華爾街危機的爆發以及美國的救市措施,並沒有簡瑹O守主義/新自由主義所主張的自由放任經濟政策的窠臼。布希和鮑爾森解決金融危機的經濟政策,是在維繫雷根主義的思想前提下,採取適當的政府幹預措施。但由於缺少直接拯救危機銀行的具體對策以及方法錯誤沒有對症下藥,導致未能有效防止金融傳染病的快速傳播,已然形成全球性金融風暴。英國開了部分國有化的藥方後,歐元區十五國表示將仿效,美、德、法、葡等國尾隨跟進,這也指出不像歐洲國家,美國比較排斥政府大力幹預的國有化概念。 
 英國工黨是國有化政策的重要推手,英國在二次戰後到七○年代之前,長年信奉凱因斯主義,在自由市場經濟的前提下,推行公用事業國有化措施並實施福利國家制度。八○年代以後才轉向根據貨幣學派推行私有化並改革擴大福利國家制度的弊端。不過時至一九七八年時,郵政、鐵路、造船、電力、煤氣等事業完全國有化,航空、汽車和鋼鐵等工業部門四分之三國有化。 
 而工黨政府財相出身的布朗,面對日益嚴重的金融危機,借鑒國有化主張,施以瀕臨危機銀行國有化措施也就顯得輕車熟路,在快、狠、準決策的背後,英國的救市模式並不是偶然,從歷史發展觀之,是有跡可循。 
 剛獲獎的克魯曼和布朗後臺的工黨一樣,推崇凱因斯主義,同時也是個羅斯福「新政」的迷戀者,他曾斥責雷根主義,反對保守主義的減稅政策,主張大政府的合理性。近日也嚴厲批評布希和鮑爾森購買不良債權的救市措施,並盛讚英國首相布朗解決金融危機智慧。在新著作《下一個榮景》一書中,克魯曼提出了新的藥方,他指出政府應該真正有所作為,而不是單純地提倡小政府。 
 亂世需要英雄,解決危機,更是要用對方法。布朗的救市措施扭轉了工黨政府威信下降、執政難以為繼的局面,人氣大為回升,並被視為英雄;大西洋彼岸早已跛腳的美國總統布希還在修補金融颶風帶來的黑洞,為其八年執政留下難以收拾的敗筆和爛攤子。看看布朗的逆轉勝、布希的歹戲拖棚以及克魯曼的警世良言,陷入執政評價不佳的馬政府該想的和該借鏡的應該還有更多。 (作者為自由撰稿人)

毀金融釀海嘯 別誣自由市場【聯合報╱吳惠林/中華經濟研究院研究員 
  
又到每年諾貝爾獎揭曉的十月,這時的全球正被金融海嘯侵襲著,同時也引發對諾貝爾經濟學獎歷年來多所表彰的「自由市場理論」之質疑,因為自由市場理論被有些人認為是這波經濟風暴的罪魁禍首。就我看來,這是因果顛倒的指責,甚至有誣衊之嫌呢!
簡單的說,包括這次的金融風暴,源頭都是「信用敗壞、人心沈淪」,將金融或貨幣的本質扭曲、毀壞,於是原本作為「信用工具」或「交易媒介」的金融或貨幣,回過頭來釀成巨禍,使市場機能受到嚴重的創傷,甚至無法運作。由所謂的「衍生性金融商品」如雨後春筍般大量湧現,人們在「槓桿原理」的催眠下大肆進行金錢遊戲,大演「五鬼搬運」戲碼,造成偌大金融泡沫,於是「真實經濟」和「虛擬經濟」嚴重不對稱。
現在全球金融衍生工具總市值估算超過六八一萬億美元,實際上全球的GDP還不到六十萬億美元,所以虛擬經濟可以無限放大很多機構的資產,這個資產反過來又可以擴張他的信貸,這樣一個過程非常危險。比如說槓桿投資,它可以放大到二十倍到三十倍。三十倍如果下降到百分之三的話,其整個本金投資就會消失掉。
在次貸危機爆發前,雷曼兄弟持有大量的次級債金融產品,以及其他較低等級的住房抵押貸款金融產品。其有可能減值的「問題資產」為七十一億美元,大大超過了它的緩衝資本卅二億美元,於是當房屋滯售、價格跌落、信貸緊縮時,這個有著一五八年悠久歷史的投資銀行,最後不得不宣布破產。
所以,一切其實都是「貨幣過多」和對「貨幣角色」誤解惹的禍。
說到這,我不禁懷念一九九三年十月廿三日去世的蔣碩傑院士,也為他生前未能獲頒諾貝爾經濟學獎而叫屈。因為他畢生就是在捍衛「貨幣的本質」,緊守「貨幣為交易媒介」,要各國央行嚴控貨幣數量。蔣先生始終堅持貨幣是「流量」而非「存量」的基本觀念。
貨幣流量之說就如同視貨幣為人體的血液,流動不已,讓經濟體系動態地順利運作。說得白話些,貨幣是當「交易媒介」之用的,應採用「狹義貨幣」定義。蔣先生這麼說:「……我所以堅持要用狹義的『貨幣數量』的定義,其理由是在通貨膨脹威脅之下,貨幣只可能被用作『交易的媒介』或『支付的工具』,不會再被廣泛的用作『價值的儲藏工具』了。同時也只有狹義的『貨幣』才能用作『支付工具』,其他附有利息的儲蓄性存款,雖然可以用作『價值儲藏工具』,卻不能用作『支付工具』,而必須轉換為『貨幣』才能用以購買或支付,與其他『票據』等並無二致。所以我一向主張不可將儲蓄性存款與狹義的貨幣合併在一起而統稱之為廣義的貨幣M2。」
流量概念或狹義貨幣,就是只承認貨幣作為「交易媒介」弁遄A貨幣是需以生產或服務行為的價值作後盾,本身並無價值,蔣先生又說:「在通用貨幣為交易媒介而不准私人自製貨幣的國家,一般人民及廠商要想得到一些貨幣以供行使之用,必須先從事一種生產或服務行為以賺得相當價值之貨幣。其所賺得之貨幣,即是他對國民生產的貢獻之指標。他們以如此賺得的貨幣來購買一切商品,就是享受他們自己的生產行為應得的成果。」
可惜的是,蔣先生的理念並非主流,於是讓貨幣的面目模糊,各種金融商品大肆炒作讓膨脹不已的虛擬經濟形成金融泡沫、不斷荼毒人類。讓人難過的是,由政府紓困、救市頻頻循環出現,可知人類還是沒從歷史得到教訓,依然誤解貨幣、濫用貨幣、濫發貨幣。如此,金融風暴怎會止息?在嘆息聲中我不禁更懷念起蔣先生來了!

資本主義>百度百科
 
  資本主義並沒有准確定義,不同的經濟學家也對資本主義有不同的定義,一般而言資本主義指的是一種經濟學或經濟社會學的制度,在這樣的制度下絕大部分的生産資料都歸私人所有,並借助雇傭勞動的手段以生産工具創造利潤。在這種制度裏,商品和服務借助貨幣在自由市場裏流通。投資的決定由私人進行,生産和銷售主要由公司和工商業控制並互相競爭,依照各自的利益采取行動。
  社會學家馬克斯?韋伯對資本主義的定義是“提供人類需求的産業是由企業方式所達成的”這麽一種社會制度。在1920年他又提出了一個更廣泛的定義,這個定義包括了馬克思所說的“上古”時期的商業和高利貸資本,以及借由機會所制造的利潤(例如投機)—而不只是直接的商業行爲。
  一些人認爲稱呼現代主要的産業經濟爲“資本主義”是不正確的,因爲這些經濟體制都存在一定程度的政府幹預。舉例而言,很多人認爲美國的市場與真正的“自由”仍相差一段距離,也因此稱之爲混合經濟較爲正確。不過一些人仍然認爲美國的經濟是資本主義,而英國的經濟才是“混合經濟”,又或者香港的經濟是資本主義而美國的經濟是混合經濟等等,這取決于他們對于那些地區的經濟自由度的看法。
  經濟和商業曆史學家Robert Hessen說:“徹底的自由經濟(真正的自由放任)從來沒有存在過,但政府權力對經濟活動的控制自從18世紀以來便急遽升高,尤其是在經濟大恐慌之後……今天的美國,昔日曾是資本主義的堡壘,但實際上是一個“混合經濟”,政府在沒有透明或一致的原則下對經濟實行補助或限制。” 
  奧地利經濟學派的經濟學家也采取類似的定義,他們認爲大多數現在的經濟體制都是偏差的資本主義—有時候被稱爲裙帶資本主義(Crony capitalism)。同樣的,一些人使用“自由放任資本主義”一詞來區分“普通的資本主義”,認爲兩者存在差異。一些人則認爲“自由放任資本主義”一詞是不必要的,因爲一般對于資本主義的定義便已經清楚表明必須有“自由市場”貿易的存在。
  許多馬克思主義者、無政府主義者、綠色組織、和反全球化者則主張在資本主義社會裏,由資本家階級擔任統治階級的社會,這些統治階級並不會扮演保護自由市場的角色,反而會優先保護那些資本的所有人和公司。諾姆?喬姆斯基主張:“資本主義根本沒有存在過。如果有,也早已在1920年代和1930年代消失了。”自由意志主義者和其他自由市場的支持者也可能會認同這種觀點。不過,即使在18世紀的美國,生産和銷售産品同樣被政府部門所管制,而且政府也對農業進行補貼,經濟的幹預也持續在19世紀進行。
  世界體系理論的支持者則認爲全球已經結合爲一個資本主義的世界經濟,即使是社會主義的國家(如古巴)也都與資本主義的世界經濟合作。
  主流的經濟學家們也有一部分人認爲目前的經濟體制已經脫離早期的“資本主義”形式,但一部分人也認爲一些現代的經濟仍可以被稱爲“資本主義”。
資本主義的産生和發展
  資本主義生産關系産生于封建社會內部。封建社會經濟結構的解體使資本主義的要素得到解放。14、15世紀,地中海沿岸的某些城市(例如威尼斯)已經稀疏地出現了資本主義生産關系的萌芽,但是資本主義時代是從16世紀才開始的。在封建社會末期,商品經濟的發展,促進了封建社會自然經濟的解體,引起小商品生産者的兩極分化。資本的原始積累加速了這種分化,造成資本主義生産的基本條件是:一方面,産生大批失去生産資料而不得不出賣自己勞動力的無産者;另一方面,巨額的貨幣和生産資料集中在少數人手裏轉化爲資本。所謂資本原始積累,就是強制地使勞動者同他們的生産資料分離的曆史過程,而對農民土地的剝奪是全部過程的基礎。自給自足的自然經濟被破壞,大量農民和手工業者破産,從而既給資本主義造成了勞動力市場,又給它造成了商品市場。剝奪農民和手工業者的曆史在不同國家帶有不同的特點,經曆不同的階段。勞動力轉化爲商品和生産資料轉化爲資本,標志著簡單商品生産向資本主義生産的過渡,也標志著對勞動者的剝削形式的變換,即由封建剝削變成資本主義剝削。資本原始積累還包括對殖民地的侵占和掠奪,以及其他利用國家權力的暴力手段。 
  資本主義生産方式同封建制度的地方特權、等級制度和人身依附是相矛盾的。隨著資本主義的發展,資産階級的經濟、政治力量不斷壯大,爲各國的資産階級革命准備了條件。荷蘭在16世紀末,英國在17世紀中葉,法國在18世紀末,德國及其他一些國家在19世紀中葉,先後爆發資産階級革命,變革了封建制度,從而爲資本主義生産方式取代封建的生産方式掃清了道路。 
  資本主義制度是經過工業革命,由工場手工業過渡到機器大工業以後最終確立的。15世紀末的地理大發現以及隨之而來的殖民地的開拓,使銷售市場擴大了許多倍,加速了手工業向工場手工業的轉化。資本主義工場手工業由于在工場內部實行勞動分工,比資本主義初期實行簡單協作的手工業,大大地提高了勞動生産率。到18世紀,在英國等先進的資本主義國家裏,國內市場與世界市場的迅速擴大,越來越同工場手工業的狹隘的技術基礎發生矛盾。資本家爲了在競爭中獲取更多的利潤,要求進一步改進生産技術。在這種情況下發生了工業革命。工業革命誕生的機器大工業,標志著資本主義生産的物質技術基礎已經建立。資産階級和無産階級兩大對抗階級成爲資本主義社會基本的階級結構。科學技術的不斷進步和應用于生産,促進了生産力迅速發展,使資本主義生産關系擴展到一切生産部門,同時也使無産階級和資産階級的對抗進一步發展。資本主義的産生和發展,在各個國家具有共同的規律並帶來類似的後果,但是各個國家由于具體的曆史條件不同,也具有各自的特點。 
  社會化生産和資本主義所有制之間的矛盾還表現爲個別企業生産的組織性和整個社會生産的無政府狀態之間的對立。簡單商品生産已經包含著社會生産無政府狀態的萌芽,資本主義生産方式把這種無政府狀態推向極端。大工業和世界市場的形成使資本家之間的鬥爭具有普遍性和空前激烈性。資本家爲了占有更多的剩余價值,同時也在競爭規律的支配下,竭力應用科學技術的成果,不斷改進機器,加強自己企業中社會化生産所具有的組織性,其結果是不斷加劇整個社會生産的無政府狀態。資本主義大工業巨大的擴張遇到了資本主義占有所造成的市場相對狹小的限制,社會化生産所必需的客觀比例遇到了整個社會生産無政府狀態的破壞,沖突便成爲不可避免。1825年以來,資本主義經濟危機周期性地爆發,就是這種沖突的突出表現。在危機中,資本主義生産方式的全部機構在自己創造的生産力的壓力下失靈了。周期性經濟危機表明,社會生産力以日益增長的威力要求擺脫它作爲資本的那種屬性,要求在事實上承認它作爲社會生産力的性質。生産力的這種反抗,迫使資本家階級不得不在資本關系內部可能的限度內,部分地承認生産力的社會性質。由資本集中而産生的股份公司、壟斷組織以及國家占有就是這種趨勢的表現。19世紀末、20世紀初,資本主義從自由競爭階段過渡到它的最高階段,即壟斷資本主義階段(帝國主義)。
資本主義的基本特征
  經濟上,以私營經濟爲主,沒有政府幹預或者政府幹預很少。政治上,資産階級政黨掌權,或實行資本主義的民主政治制度。
  基本特征 
  一,生産力高度發展,社會富裕,鼓勵自由的市場經濟,政府對經濟的幹預盡量少。
  二,商品生産發展到很高的階段,成爲社會生産普遍的和統治的形式,勞動力變成了商品。
  三,資本家占有生産資料,用雇傭勞動的方式剝削工人階級,生産的目的是創造利潤(用馬克思的表達式:生産的目的是攫取工人創造的剩余價值)。
  四,以使用機器的大生産爲特征,生産社會化同資本主義的私人占有之間 的矛盾構成資本主義社會的基本矛盾,這一基本矛盾貫穿于資本主義發展的始終,它在經濟上具體表現爲個別企業生産有組織和整個社會生産的無政府狀態的矛盾,在政治上表現爲資産階級和無産階級的矛盾。資本主義的發展經曆兩大階段——自由競爭的資本主義和壟斷資本主義(又叫帝國主義)。
  五,與資本主義生産關系的統治形式相適應,資本主義以前的各種上層建築被資産階級的上層建築所代替,産生了資産階級的國家政權、法律制度和思想體系,形成包括資本主義生産方式和與它相適應的上層建築的社會制度。
  根據馬克思所說,資本主義是以資本家占有生産資料和剝削雇傭勞動爲基礎的社會制度。
  資本主義的標志之一:經濟自由度指數
  在經濟研究上有時也會使用頗具爭議性的經濟自由度指數。兩個最著名的指數之一是由華爾街日報和美國傳統基金會所發布的,另一個是由加拿大的弗雷澤研究所(Fraser Institute)所發布的。兩個指數都試圖測量每個國家的經濟自由度,主要是以法規、政府幹預程度、私人財産權利、和貿易自由爲主。經濟自由度指數將“經濟自由”定義爲“人民對于産品和服務的生産、銷售、和消費不受政府的強迫和約束”(這也被稱爲自由放任)。
  他們以一些獨立組織如聯合國的資料來計算每個國家在不同項目上的分數,例如政府規模、稅賦比率、財産權利的安全性、自由貿易的程度、以及市場管制的程度。許多發布的資料也被其他獨立的智囊機構用作研究資本主義與貧窮之間的關系。弗雷澤研究所主張實行資本主義越徹底的國家有著更高的國民所得、最貧窮的10%人口也有更高的所得、更高的平均壽命、更高的識字率、更低的嬰兒必死率、更多使用水資源的機會、和較少的腐敗現象。而資本主義國家和非資本主義國家間最貧窮的10%人口所占有的總收入比率也是相同的。一些人則強調資本主義裏信用制度的重要性,尤其是小額貸款所發揮的功能。
贊同資本主義的政治意識形態
  贊同資本主義的政治意識形態包括以下:
  自由意志主義與古典自由主義一致,強調資本主義的市場經濟和將國家的幹預最小化。小政府主義的自由意志主義者認爲政府在經濟活動中的唯一角色是保護參與者的權利和防止暴力、偷竊和諸如污染之類的破壞。 
  自由主義由于這一詞被廣泛的應用,並非每一個“自由主義”的政黨都支持自由放任的資本主義。不過,絕大多數的自由主義政黨在20世紀裏都將維持資本主義作爲主要目標,並且將自由貿易作爲主要的經濟計劃。 
  保守主義根據各國的不同情況而有所差異。在西方國家,保守主義通常贊同保持當前的資本主義制度。但是很多在政治上自稱爲保守主義的人在經濟上被稱作重商主義。 
  客觀主義,艾茵?蘭德所主張的一種哲學理論,主張在個人的道德上,資本主義是唯一道德的經濟體制,因爲如果沒有不可剝奪的、理性的自由人,資本主義是不可能存在的。 
  一些意識形態認爲,資本主義實際上是一種混合的經濟形式,包括資本主義和國營因素。
  重商主義贊同在國內建立一個幾乎完全自由的市場,但是建議國家繼續介入到保護國內商業和工業中以反對外國競爭。 
  社會民主主義和社會自由主義支持廣泛的政府法規和部分的政府介入。在經濟問題上,社會民主主義者介于社會主義和古典自由主義者之間。他們認爲政府有需要規範就業、貿易和勞力,有時也同意國有化一些特定的行業。(參見福利國家、政治自由主義) 
  分産主義(distributism)希望一個擁有私人財産的經濟,並且幾乎所有人平分這些財富。這可以在一個以農業爲主國家的發生。在這種經濟中,法律會限制合並以阻止更大的實體的産生。分産主義者贊同通過基層努力和合作來達到這個目標而不是國家的法規。 
  法西斯主義認爲,資本主義應該是私人企業與政府緊密勾結,由政府控制生産工具並全盤主導經濟計劃,強調消除失業率和通貨膨脹。
反對資本主義的意識形態
  反對資本主義的意識形態主要是社會主義和共産主義的意識形態,這些意識形態贊同共同協作的經濟:
  社會主義贊同在社會民主下更大範圍的國家控制。資本主義的一些領域或私有制在社會主義制度下可以被保持在特定的部門中,但是工業和勞力則受到國家的控制以使得大部分的平民受益。 
  共産主義進一步要求由政府或社會控制生産,並主張以民主的或革命的方式推翻資本主義體制,將生産工具公有化。共産主義者把社會主義看作是建立沒有國家和沒有階級的經濟形式的階段之一。
未來的資本主義
  在自由市場的概念上,許多人認爲較少的稅賦、較小的政府規模、和較少的政府管制是越偏向資本主義的經濟體制。如果以政府的支出爲計算政府規模的標准,那麽在過去一個世紀裏,西方國家的政府都經曆了巨大的規模擴張。美國政府的支出在過去一個世紀裏從占GDP的3-4%持續躍升至33%,直到1983年裏根總統在任時才停止增長。16個工業國家的平均政府支出從占GDP的8%躍升至45%。在美國,政府的非國防支出從1945年的11.5%提升至1983年的30%,並從那時開始一直維持穩定直到2003年(一些計算將國防支出排除在政府支出之外)。管制的法規也越來越多。因此,有人認爲資本主義的程度在西方國家是顯著下降的。不過,自從1983年美國的非國防支出穩定化後,一些人經濟學家佛利民也表達希望這種趨勢能夠逆轉,朝向更資本主義的方向。美國聯邦儲備委員會的前主席格林斯潘在2005年的一場演講中說道他相信“自由市場資本主義”在曆經凱恩斯主義所帶來的長期管制後,已經借由商業的撤銷管制而逐漸恢複了。
  其中一種解釋是西方國家已經逐漸避免管制各種市場失靈如污染、健保醫療、失業、財富不均、和教育。不過,支持較少國家管制的人,例如自由意志主義者、新自由主義者、和經濟保守主義者,仍然會主張有政府管制限制了經濟上的競爭、稅賦流至了擁有最多政治影響力的特殊利益團體、政府辦事效率沒有私營機構高、以及市場失靈是由政府管制所造成的—例如最低工資、公共學校等等。
http://baike.baidu.com/view/163.html?tp=5_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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阿楨
ABC在中國失寵了?

  英(美)語(文)在中國未寵過,何來失寵?
  反帝的中國當然不可正式承認寵愛「英語帝國」1和「資本主義」2,但由改革開放3後官民追求英語教育和市場經濟來看,確實寵過。
  即使寵過也是舊愛,漢語(普通話/國語/華語/中文/漢文)4已成新歡,這是利之所趨。「英語帝國」之形成雖有各種軟硬實力5,但根本仍在學習有沒利益。當中國「世界工廠」6轉向「世界市場」7,別說中國國內的學習會轉向,就連國外也是,世界各地的「孔子學院」8便是明証。
  啥「孔子學院」?怕是「馬列毛學院」吧!
  對!歐美日台在世界各地的「xx學院」是「文化中心」、中共的就是「政治中心」,誰叫它帶個「共」(產黨)字呢!就好賣台「中國」國民黨、統媒「中國」時報。
……………
http://mypaper.pchome.com.tw/souj/post/1326847034
2014-01-26 08:52:35
阿楨
談「新資本論」【經濟日報╱丁予嘉2014.04.28

法國經濟學家Thomas Piketty最近出了本新書「21世紀資本論(Capital in the Twenty-First Century)」,上架後旋即銷售一空,引發了世人的高度關注。
  各界是讚歎驚艷、或是口誅筆伐都好,這年頭很少有經濟書傳達近乎理論般的烏托邦概念,實在不可多得。書中大篇幅提供的貧富差距資料是為作者核心思想的根源,點出了資本主義下的不公與不義,無怪乎有人拿該書與馬克斯的「資本論(Das Kapital)」相提並論,因為兩者皆為無產階級發聲,只是出版年份差了有150年之久。
  正因為時代背景不同,Piketty在書中後段提出了積極的解決方案。他建議,對資本(財富)課稅、並將稅制全球化(Global tax on Capital),將有助於平抑所得不均、且有效防堵資本外逃避稅的現象。
  將此對照目前全球的稅制環境,多數國家僅針對所得、少有對資本課稅的實例,如同作家Peter Coy於該書的書評中舉例,目前西班牙雖有針對資產課徵了2.5%的財富稅,法國亦有名為團結稅(Solidarity tax)的類似作法,但前者已令各界試圖撤銷,後者則有引發資本外逃之嫌,等等都凸顯對資本課稅的難度。當然,這或許都含有資本家以權勢阻擾稅課的成分。
  所以,Piketty宣稱喜歡資本主義中配置資源的效率,但不喜歡它分配所得的方式,邏輯上、實務上都會遇到些瓶頸。
  如果你聽過亞當‧斯密(Adam Smith)的市場經濟就知道,該主張將價格機制形容成看不見的手,從每個「利己」的動機出發,然後通過完全的市場競爭,達到效率的最大化。
  可是,光是「利己」動機就不是個Piketty會認同的前提,這和單純訴求公共利益的高尚情操相去甚遠了!還有,追求效率的其一途徑是透過對上下游增加溢價能力而得,這又與規模經濟脫不了關係,有賴資本家的支持,畢竟魚幫水水幫魚,財富成了經濟效率的犒賞,資本愈大,伴隨效率愈佳,資本家不該隨便被賦予掠奪的原罪,且粗糙地向資本課稅也會降低投資的意願。
  公允一些,閱讀此本書須有更正面實際的想法。Piketty一書向世人點醒了貧富惡化的危險性,世人得更體會資本主義的負向影響力,而不是完全歌頌其優點。
  且當局者也須努力,向財富階層證明,稅收如何被妥善運用在創造社會共榮,方能擁有更多稅課的正當性,也才能在成功收稅後,向中低收入者實現保障的承諾。
2014-05-02 10:33:46
版主回應
21世紀資本論 揭穿資本主義假面具【經濟日報社論2014.05.02

紐約時報報導,法國經濟學者皮凱提(Thomas Piketty)的著作「21世紀資本論(Capital in the Twenty-First Century)」,在全球經濟學界投下一枚震撼彈,揭穿當代資本主義的偽善面具,並預測工業國家的資本不均情況將更為惡化,對民主政治的公平、正義價值造成深沉且惡質的衝擊。
  著名經濟學者米拉諾維奇稱此書為「經濟思想的分水嶺」;諾貝爾經濟學獎得主克魯曼說,此書「將是今年、且可能是十年內最重要的經濟學著作」。該書已名列紐約時報暢銷書排行榜。
  皮凱提在書中最震撼的觀點是,二次戰後30年間工業國家出現的貧富差距縮小,只是一段「反彈波」,之後又再度擴大,未來更將持續惡化。在這個大約30年左右的「反彈波」中貧富差距之所以一度縮小,是因為經過一戰、經濟大恐慌及二戰之後,嚴重摧毀了私人資本累積,加以二戰後由於人口及經濟增長異常快速,及提高富人稅賦,皆有助於縮小貧富差距。這是皮凱提對於長期歷史發展現象的觀察,道出了一個通常為大家所忽略的現象及問題。
  更精彩的是在於他對於此一長期貧富不均現象的解讀,主要與資本作為一種生產要素的偏高報酬有關。皮凱提研究工業國家幾世紀來的財富累積及經濟成長統計數據,顯示資本所創造的所得成長率是經濟成長率的好幾倍,亦即所得流向工資的比率持續縮小,以致於工資成長率鮮少超過經濟增長率。以近30年的情況而言,資本的年報酬率達到4%或5%,而經濟年成長率僅1.5%左右,因而擴大了貧富差距。
  皮凱提因而擔心,這樣的形勢如果持續下去,將對民主政治的公平與正義造成巨大傷害,因而作出了一些具體的政策建議,其中最主要的是建議對實質財富(扣除負債)全面課徵累進稅;但稅金不應交給無效率的政府,而應重分配給資本較少的人。
  相對於二戰以來全球(主要是西方)經濟學發展的主潮流一味地沈迷於數理化、計量化、模型化的大趨勢而言,皮凱提的這本新書確實讓人一新耳目,他在經濟思想上的新發現,以及對當代政經體制的深刻反省,確實擔得起經濟學界對他的高度評價。不僅如此,對照於近年來因為貧富差距擴大而引發的全球性社會運動,從美國的「占領華爾街」,到中東北非的茉莉花運動再到台灣最近的太陽花學運,這位法國學者皮凱提的觀察角度及其分析與建議,也都極具現實意義。
  鑑於皮凱提的「資本新論」極可能受到更廣泛的關注與討論,我們也提出幾點補充性看法,供各方參考。
  一、首先,皮凱提發現並指出的貧富差距持續惡化乃是一種歷史常態,其中原因除了有皮凱提強調的資本報酬相較於勞動報酬長期偏高一點之外,或許還有另外兩個推波助瀾的因素。一是近幾十年來風起雲湧的全球化大潮流:全球化本質上就是資本主義的全球一體化,自然有利於將資本主義內在基因中的所得差異化,在全球範圍中進一步地強化。其次,則是近年來尤其是金融海嘯之後,幾乎所有先進國家樂此不疲的量化寬鬆(QE)貨幣政策,其在資產泡沫形成及因而造成的貧富差距惡化上的效應也不容低估。
  二、長期性的貧富差距擴大,固然對民主政治的公平與正義造成傷害,它其實也會因制約消費等內需的增長而不利於經濟的成長。換言之,一個表面上的社會問題其實在長期間也是一個本質上的經濟問題。
  三、這就讓我們想到了更早的馬克斯的《資本論》。馬克斯對資本主義的未來所作的評論與預言,或可與皮凱提的《21世紀的資本論》相互比較與啟發。
  四、如何針對貧富差距問題採取對策,除了財稅政策,似乎應有一些更積極性的做法,包括對公司法(組織)有關利潤分配機制的檢討改革及國家在整體公共資源更公平合理的配置等方面。果如此,皮凱提之書就真有可能成為「經濟思想的分水嶺」了。
  回應
這哪能算甚麼「經濟思想的分水嶺」? 仍舊是要續行資本主義,只不過調整技術細節以對治尚未爆發的資本主義惡果而已.
加稅案立院過關 富人加稅、上班族減稅 明年開徵
落實回饋稅…9500富豪 貢獻99億稅收
金融業加稅 一年多繳240億
租稅負擔率 有望甩全球最低
回饋稅難能可貴 租稅公平大步邁進
知識經濟時代 貧富差距 重稅難解

詳參【圖博館】:《現代資本主義理論》 《資本主義的未來》 《數字資本主義》 《資本金融全球化》 《賭場資本主義》《誰偷了我們的工作》 《委外革命》賦改會 節稅下有對策 避稅天堂
2014-05-02 10:48:56
阿楨
權力論:邏輯邪32/66

普世只剩一種價值:民主,權力有啥好討論的?

是嗎?那如今普世橫行地怎是:民粹!就好像福山在《歷史的終結》預言、蘇聯瓦解後全球將只剩資本主義的自由經濟和民主政治,2010年美式資本主義所導至的全球金融危機和伊斯蘭革命,卻証實了Huntington在《文明衝突論》悲觀地認為不可在全球非西方尤其伊斯蘭地區推動自由民主,而只能遏制之以保護西方的民主及耶教文明。這一切皆源自人對權力邏輯邪之無知,為避免呆歹,瞧下屎上最無情無義的阿楨屍哲,對權力之理性專業事實戲(謔評)論:

  權力(power)、權利(right)、權威(authority)、特權(privilege)、極權(totality)等是複雜且眾說紛云的概念。
  權力本指力量,故權力存在於任何存有。可是因學術分科的結果,權力成為政治學探討政治上爭取、分配和維護具有支配、命令和給予他人的一種力量。
  因權力是不平等的,故權力的施展要有其強制性國家機器(軍隊、警察、司法),和與其匹配的意識形態國家機器(宗教、教育、規範),將權力合理化成具正當性,韋伯稱之為權威。
  傅柯以其權力解構主義──權力是種話語和知識──來批判傳統將權力視為政治性及壓抑否定性,而知識則是客觀中性的。他認為權力就是種具有生產性及宰制性的知識。
  就歷史而言,西方從古希羅開始便重視權力關係,並將之合法正當化成權利。反之,中國從古甚至今仍不重視權力。君不見號稱已民主自由、主權在民的台灣,為政者和知識分子還口口聲聲自稱天下為公無私無欲,並批他人爭權奪利專搞特權。殊不知,不只政客,知識分子(尤其自由派)更是憑著聲望特權爭權奪利於學官政社文化各界。
  就思想而言:一、Weber將權力看成,為了達成國家、社會或個人的某一目的之一種強制性或暴力性的工具。此權力觀隱含了強制性暴力性的工具,而忽略了其強暴性和合法性的危機。二、Arendt強調在古希羅民主共和時代的市民政治、和資本主義之前的民族國家,存在著一種不以爭取個人利益或侵略他國,而是公民在自由的公共領域(論域、空間),以一種透過理性溝通去除任何國家和政府外力干涉之後,所得到結構稱為權力。三、Habermas以其溝通理論為判準,認為在理想的溝通言境中,透過理性溝通所形成的共識,此種權力本身便是目的而非工具。
……………………
http://mypaper.pchome.com.tw/souj/post/1328242013
2014-06-14 08:47:30
圖博館
鍾曉雯:媒體經濟學家之外,有一群人在乎經濟史2015-10-26

“主流經濟學極盛,歷史學極衰!”10月18日,在人大經濟學院的論壇上,一位來自教學一線的經濟學教授憤鬱而無奈地做出了這一論斷。這次論壇的名字比較長——“經濟與歷史——在中國經濟學中如何加強歷史研究和教學學術研討會”,到會的學者也非常多。出席當天會議的20多所高校40多名學者,多為60後、70後,他們走過了了歷史學興盛的年代,也在公式主義經濟學盛囂塵上時憂心無措,近年來媒體之上脫離歷史的抽象論斷、制度分析更是讓各位無所適從。而今人民大學領風氣之先,重新強調經濟史的重要性,讓會場中的專家們感觸良多。
  不少教授提及習近平日前對“歷史是最好的教科書,也是最好的清醒劑”的表述,頗感鼓舞。但論及教學實踐,學風功利化、教材西化不接地氣、教學與研究脫節的問題又讓人擔心。人大經濟學院院長張宇在開幕詞中提到,“現在新古典經濟學一統天下,所有的問題都是數學化,歷史現實問題被忽視了”,走出校園“沒有深厚的經濟思想史和經濟史的學習和研究,就不可能有科學的理論,也不可能有正確的經濟政策”。
  武漢大學經濟思想史研究所所長顏鵬飛在與雲南大學院長交流時發現,雲南大學經濟學院本科生從來不開設經濟史。而武漢大學則把經濟史、經濟思想史課程壓縮到不能再壓縮的地步。值得思考的是,與此同時,“西方經濟學卻加強了經濟思想史的研究,從初級宏觀初級微觀,到中級宏觀中級微觀,乃至高級宏觀高級微觀”,事無鉅細。
  北京大學常務副校長劉偉身邊不乏優秀的學生,“他們的記憶力很好,你跟他講數學或者經濟學的東西他很快知道。但是不要說人文關懷,就是那種常識性的東西都有問題”。而“經濟學是科學和人文精神的一個統一,他是關於社會發展的,而社會的主體是人,經濟學說到本質上是人的問題”。為此他很擔心“這些學生培養出來能不能成為真正解決社會問題的學者或者工作者?”
  “一個學科的完美在於他用數學表達的精確性,我們也知道一個學科的死亡往往也在於數學在其中的應用程度。你更強調他思想的深邃性?還是更關注數學表達外在形式的完美性?”劉偉副校長自問自答“如果淡化經濟學思想的深邃性而強調他數理的完整性,數理再漂亮它也只是思想的表達工具。”
2015-10-27 10:49:15
圖博館
中國經濟史學會會長劉蘭兮也認同,沉迷數理分析,“忽視對社會經濟發展大脈絡大趨勢的探索,一些選題孤立的看是有學術價值的,但放到學科對象的整體中考察可能就不那麼重要”。
  人民大學財經金融學院副院長張傑教授自述,曾受國內一本權威金融學雜誌之邀,評選年度最佳論文。結果縱覽一年12本雜誌竟然只看到一篇文章——“全部都是西式模型計量出來的,結論是非常非常直觀的結論。那麼你用得著費那麼大的勁,用數學模型計量嗎?”
  我的朋友大風哥告訴我,這種現像在各學科都存在,研究了半天,得出一條地球人都知道的結論,自認為理性。比如搞傳播學的也崇尚數量研究,某君跑去統計某黨報前三十年的用詞詞頻,洋洋灑灑一大片論文,風哥不用看就猜到他最後要說的是:那時的黨報語言充滿鬥爭氣息。
  學界不僅存在用數理粗暴解釋經濟現象的情況,也常常出現生硬套用西方經濟學理論對照中國經濟實踐的案例。董志凱女士說,“受過現代經濟學教育的學生,碰到國內經濟問題的時候就從國外現有的理論中去尋找現成的答案,由於沒有現成的答案於是就出現了一種生硬的拼盤式的論文寫作方式。使國外理論加上中國模型加上經驗結論,而三者之間缺乏內在的匯通,這個過程如果持續下去就難以發展和創新。”
  如此一來,經濟史面臨危機,經濟學也陷入困境。用中國社科院經濟研究所楊春學副所長的說法,在經濟學方面造成了“無歷史根據的理論,也就是黑板經濟學”,在經濟史的角度,又出現了“無理論的認識” 。最終既沒有得到好的經濟學,也沒有得到好的經濟史。
經濟史的取向危機
  經濟學與經濟史的這一僵局,還帶來了更大的危機。
在中國人民大學原副校長、中國《資本論》研究會會長林崗看來,上述情況造成許多爭議結論被不加甄別地採用,致使研究誤入歧途。“經濟學上有很多沒有了的官司,辯論的雙方都承認某個問題沒有解決,但是在我們現代經濟學的教科書裡,這些東西被保留下來,當作確定的東西在講”。
  這樣盲目追捧西方庸俗經濟學概念的背後,是我國經濟學者的不自信。正如中國人民大學財政金融學院副院長張傑總結的,“西方經濟學實際上作為一種宗教在傳播,西方的經濟學,國外的經濟學家到中國來,他的真實身份應該是傳教士。 ”
2015-10-27 10:50: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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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們缺乏理論自信。缺乏自信的時候,我們往往就去學人家。”劉偉副校長也對此感觸很深,“任何一個作為歷史的科學,一定有他的價值取向的,如果忽略經濟學分析的這種價值取向,片面地、簡單地去強調他的邏輯解釋能力的話。在歷史價值取向上的含糊和動搖,這個是挺可怕的一件事情。”“發達國家以自己的今天作為發展中國家的明天,你不知道現代化什麼樣,他告訴你,你照著我這個來,差什麼補什麼,意味著什麼?你永遠拿落後的東西去跟他先進的東西競爭。”這就造成後繼者永無翻身之日。在他看來,拉美漩渦、東亞泡沫、西亞北非動盪都是因為盲從西方,“但凡成功的國家都是從自己的國情出發,中國特色社會主義三十幾年的時間,我相信已經有非常充分的理論來證明這個問題。”
劉副校長的發言,也引申出了此次研討會最為核心的問題:中國應如何創立自洽的話語體系?
  怎樣建立中國經濟史話語
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經濟建設協同創新中心主任逄錦聚老先生已經滿頭銀髮,他從天津趕來,對當天的論壇表現出了很大的興趣。他指出“建設中國特色經濟學理論體系的話語權,一定要有歷史的支撐。”他認為,諸如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道路、或是公有製,這些選擇背後不只是建國60多年的歷史,“可能是中華民族長期歷史發展,讓我們選擇了社會主義。今天的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理論體系和話語體系應該植根於我們五千年的文明中。”他以全球化為例,認為這並不是資本世界的潮流,“我們公元前139年,西漢時期開闢了絲綢之路,實際上比西方要早了一千多年。從這個意義上中國至少是孕育經濟全球化最早的國家之一。”
  中國社科院當代中國研究所副所長武力提出,樹立中國經濟的話語權,既要發掘特殊性,也要看到普遍性。“講經濟史一定不能就中國講中國,一定不能就當代講當代,一定不能就經濟講經濟,一定要把視野放寬……中國有他的國情有他的特殊性,世界發展又有共同的潮流,怎麼處理這個關係,這個是我們100多年到​​今天沒有完全解決的,我們既不能妄自菲薄也不能妄自尊大……我們要避免一種傾向掩蓋另一種傾向,我們在自信的同時也應該看到自己的不足,也要看到人類共同的文明成果。”
http://www.guancha.cn/ZhongXiaoZuo/2015_10_26_338844.shtml
2015-10-27 10:51: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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田國強林毅夫爭論思考之五:經濟學人為何普遍反對有為政府說by朱富強

  一、現代經濟學人的偏執性思維
識別和勘定政府和市場的作用邊界是保障現代社會經濟持續健康發展的根本,但學術界似乎迄今依然沒有形成基本共識。穆勒當年就說:“支持政府乾預的人,只是滿足於堅持說,只要干預是有用的,政府就有權也有職責進行干預;而屬於自由放任學派的人們,則力圖明確限定政府的職權範圍,往往把政府的職權範圍限定為保護人身和財產的安全,使其免受暴力和欺詐的危害,但如果仔細想一想的話,無論他們自己還是其他人都不會同意這種限定,因為… …它排除了某些必不可少的、為人們一致承認的政府職責。”
  為何會出現這種狀態呢?根本上就在於,我們還缺乏對政府和市場本質特性及其內在缺陷的認識;同時也在於,我們迄今還沒有建立一套有效的製度安排來保障兩者能夠充分發展其效能並抑制其內在的“惡”。
  尤其是,在當前中國經濟學界,學者們也往往以政治性和實用性思維而非學術性和哲理性思維來理解政府和市場等術語,以致論戰往往不是縮小而是加大對事物認知的原有分歧,乃至出現對立和兩極的態度。
  譬如,田國強一再強調,“一個有效的市場的必要條件是有限政府而不是有為政府”, 因為“有限政府和有為政府的本質差別就在於,是著眼中長期發展還是著眼短期發展,是強調改革還是不強調改革,是靠制度還是靠政策,是落腳於國家治理還是不落腳於國家治理。” 很大程度上,這就是源自田國強的個人理解,而且還是一種錯誤認知。
  究其原因,(1)有為政府根本不是不要改革,只不過是要認識和彌補市場的缺陷,而不是“唯市場化”的改革;(2)有為政府也不是只關注短期問題,相反恰恰是集中於中長期發展,儘管也會採用實用主義態度去關注和解決現實世界中的主要矛盾和主要問題;(3)相應地,有為政府根本上就不僅僅是政策性的而更主要是製度性,致力於探尋一個促進政府機制和市場機制間互補共進的製度安排。
  事實上,僅僅由市場失靈就可以推論出政府功能的合理存在,現代經濟學教材中也常常承認存在市場失靈問題。譬如,即使被新古典經濟學、奧地利學派以及其他自由主義經濟學派共同視為思想教父的哈耶克,也指出,“大凡在能夠用市場為人們提供所需服務的場合,訴諸市場可以說是最為有效的方法;但是,這並不意味著在市場無法提供這些服務的場合,我們就不可以訴諸其他方法了。”
2017-03-20 11:52: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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更不要說,被現代主流經濟學奉為自由主義先驅和市場學說締造者的斯密,很大程度上甚至可以被視為有為政府的支持者,至少不是現代意義上的最小政府的鼓吹者;因為他主張政府應該舉辦和維護那些私營企業、無利可圖的公共福利事業和公共設施,也主張根據社會經濟發展的需要對不同產品和行業徵收不同的稅收。在斯密看來,政府承擔的工作內容至少包括:
(1)管製紙幣類的銀行業務,包括在允許部分準備金制度的銀行業務以後,禁止小面額銀行券發行;
(2)舉辦公共交通企業,包括公路、橋樑和港口等公共工程,因為私人企業將沒有以適當方式從事這些活動的“動機”;
(3)鑄造貨幣和建立郵政局,因為這些是有利可圖的;
(4)建立有限期的專利和版權制度;
(5)設立高利貸法,主張設立稍微高於對初始借貸者收取的利率的5%的利息率上限,使信貸能夠達到樸素的初始接待人手裡,而遠離那些投資者和“鋪張浪費的”消費者;
(6)對抵押貸款實行強制登記,竭力使經濟轉向有利於更多“生產勞動”的資本投資和更少的消費;
(7)對“穀物”出口實行某些限制,並允許某些暫時特許的壟斷公司;
(8)建立公共教育,斯密特別強調公共教育的作用,認為這些作用雖然有限但也是非常重要的,它可以抵消勞動分工使人變愚蠢這一結果;
(9)通過差別性稅收來引導產業發展、貿易競爭、消費取向、財富分配以及資源配置。
  然而,新古典經濟學尤其是奧地利學派總體上還是反對政府主導的經濟活動和產業政策,其直接的理由就是,政府同樣存在失靈,甚至比市場失靈更嚴重。那麼,承襲新古典經濟學思維的經濟學人為何極力反對政府在產業政策上的作用進而否定有為政府說呢?除了根基於個人主義的政治哲學和自然主義的分析思維外,另一個重要原因就在於他們的認知結構,很大程度上,認識和信念是比利益更能深刻地左右學者政策主張的東西。
  哈耶克就曾寫道:“凡是不抱這種偏見的人應當坦率面對的第一點是,決定著知識分子觀點的,既不是自私的利益,更不是罪惡的動機,而是一些最為真誠的信念和良好的意圖。”當然,哈耶克將這句話主要是針對當時的社會主義者的,他說,“必須承認,大體而言,今天一個典型的知識分子越是受著良好的願望和理智的引導,他就越有可能成為社會主義者。” 但是,這句話實際上適用於所有學者,尤其是適用於那種信守傳統智慧並以此來駁斥他人的“經院主義學者”。
2017-03-20 11:53: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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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實,任何具有強烈人本主義和現實主義的真正學者,都應該先於普通社會大眾去洞識社會存在的問題並積極探尋改進的途徑,“先天下之憂而憂,後天下之樂而樂”所指的正是此類人。相應地,在市場經濟為主體的社會中,好的經濟學家就應該更多地關注市場失靈問題,進而積極探尋真實市場機制及其缺陷;而在計劃經濟為主體的社會中,好的經濟學家則應該更多地關注政府失靈問題,進而積極探究政府運行機制及其缺陷。
  然而,在大眾學術時代,現代經濟學人更傾向於接受而不是反思傳統智慧。傳統智慧的基本特點就是它具有可接受性,需要為大多數人所認同,或者與流行的保持一致,或者可以得到更著名人物的支持。
  相反,那些對傳統智慧構成挑戰的思維往往很難被人所接受,往往會被批評為沒有掌握傳統智慧的複雜性,而這種精微之處只有那些始終如一、中規中矩、耐心細緻的人才能理解,也即只有與傳統智慧密切關係的人才能理解它。顯然,自斯密奠立古典經濟學體係以來,自由放任就逐漸成為傳統智慧,那些堅持這種傳統智慧的人就被視為主流經濟學家,而對此進行挑戰的則被視為非主流而受到漠視和貶斥。
  二、新古典經濟學人反對有為政府的思維基礎
就對國家性質和政府功能的認知而言,學術界至少提出過四種假設:(1)仙女模型,它認為,公共品供給者只解決市場不能和不願解決的問題,而不會與民爭利,更不會損害任何個體的利益;(2)半仙女模型,它認為,公共品的供給者不是著眼於每個個體的利益決定公共品的供給,而是從總體上考慮整個公利的增長;(3)不確定世界模型,它認為,公共品供給者的行為也可能是沒有效率或者造成更大損害的,但這並非供給者的本意,而是由於信息的不確定性和不完全性;(4)女巫模型,它認為,公共品的供給者是追求最大化功利的經濟人,他們可能促成任何有助於保住或獲得職位的活動。
  但是,自休謨的政治學將每個人都設想為一個無賴以來,西方主流學術就將國家和政府視為“惡棍”來提防,進而規定了“守夜人”角色。相應地,主流的經濟模型大多都根基於理性選擇框架,它將任何個體以及組織都視為“惡棍”,會千方百計地追求其獨自的利益和偏好。
  結果,政府失靈的危害就比市場失靈的危害得到更大程度的宣揚,經過這種反复的宣傳否定政府基本作用的輿論就盛行開來。
2017-03-20 11:54:3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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進而,無政府主義的思想傳統在經濟學中就得到繼承和發揚,它將國家和政府視為統治階級維護其統治的暴力機關,依靠“政治方式”而非“經濟方式”為統治階級謀取財富,從而最終取消政府。這裡簡要說明如下。
  首先,新古典經濟學靜態地承襲了前現代政府功能。前現代政府很少承擔經濟功能,而主要執行一種統治功能,其徵收的稅收主要是用於維護統治秩序而不是實現分配正義,轉移支付的對象主要是統治階級而不是弱勢群體。19世紀早期美國著名政治家卡爾霍恩寫道:“政府代理人和僱員構成了對稅收利益的獨占性接受者這樣一個社會團體。以稅收的名義從社會中得到的無論多少,如果不失去,就會以支出或支付的名義流入他們身上”。
  相應地,“政府不公平的財政行為的必然結果是將社會劃分為兩個主要階級:一方面是實際上支付稅收從而當然地單獨承擔支持政府責任的這些人,另一方面是通過支付而成為稅收利益接受者的那些人,他們實際上是被政府支持的。
  或者簡單地說,社會被分成了稅收支付者和稅收消費者兩個階級”,從而造成的效果是“在政府的財政活動和所有與之相關的政策方面,他們成為了敵對的關係,因為稅收和支付越多,一方的收入就越多而另外一方的損失也越多……那麼,稅收的每次增加都會使一方變得富裕和強大,而使得另一方變得貧窮和軟弱。”
  事實上,斯密當初之所以宣揚自由放任主義,主要也是為了限制當時國王及其政府官僚的貪婪和掠奪。問題是,無論是現代政府的職能還是財政轉移支付的對像都已經發生了根本的改變,從而需要重新理解財政稅收的意義。
  其次,新古典經濟學構設了傳統的“利維坦”國家形象。原始契約說認為,國家是統治者與被統治者之間基於契約而形成社會機構,或者人民通過契約而創造出一個合法的政治權威,這個國家或政治權威一經產生就不受個體的製約而擁有至高無上的主權,這就是“利維坦”國家。
  因此,即使政府確實可以且應該承擔越來越廣泛的經濟職能以及實現市場經濟中不如人意的分配正義,但我們如何保障政府能夠有效做到這一點呢?如何保證政府及其代理人不會通過財政收支而中飽私囊呢?事實上,即使在原始契約觀已經為社會契約所取代的今天,人們普遍認為國家以及政府都源於個人之間的協議,每個人在國家中擁有平等的“發言權”,甚至可以通過契約來更換國家組織以及政府機構,但問題是,我們如何確保政府及其代理人的權力受到製約呢?
2017-03-20 11:54:5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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阿克頓就提出了廣有影響的腐敗定律:權力會產生腐敗,絕對的權力產生絕對的腐敗。確實,在權力分佈極端不均衡的前現代社會,國有的存在或權威主要依靠軍隊和暴力;而且,在商業經濟普遍發展以及由此帶來權力日益均等化的今天,依然存在相當程度的貪污和腐化現象。但是,我們也不能否定,在絕大多數民主法治比較健全的社會,腐化行為已經得到很大的遏制,日益廣泛的人民參與已經建立起了越來越完善的規章制度以製約政府及其代理人的行為。布倫南和布坎南就說,“所有的立憲規則,都可以被解釋為對潛在的權力的限制。”
  再次,新古典經濟學承襲了傳統的肯定性理性思維。肯定性理性思維往往將真理和現實存在等同起來,認定現實存在中體現了人類的理性因素,尤其是沒有人為乾預的自然秩序體現上帝的意志和理性精神;相應地,競爭性市場中達致的就是一種“自然”價格,它體現了上帝意志的公正和正義價格。為此,新古典經濟學就極力推崇自由市場,並將自由市場、自發秩序、自然規則和社會正義合為一體,從而也就看不到分配正義的缺失。
  與此不同,早期古典經濟學者往往具有更強的批判理性思維,他們往往以理性的眼光審視現實存在與本質之間的脫節,從真理和現實間的差距中產生“是”與“應當”間的緊張;這樣,他們就能夠更深刻地剖析現實世界的問題,乃至將競爭性市場秩序視為只是體現了自由資本主義的正義要素。伊格爾頓就寫道:“馬克思總以陰鬱的眼光看待人類大部分的歷史,是因為歷史不過是一種壓迫和剝削替代另一種壓迫和剝削。
  西奧多•阿多諾曾經說,悲觀的思想家對人類解放做出的貢獻比那些盲目樂觀的思想家要大。這是因為他們見證了那些等待我們救贖的社會不公,而如果沒有他們,這些不公早已被我們遺忘。他們向我們展示現實的殘酷,並以此激勵我們著手改變。” 相應地,針對自由市場交易中所顯示出來的機會平等,馬克思評論說,“資本主義交易的正義僅僅在於他們在本質上是資本主義的,在於資本主義的佔有與分配符合資本主義制度本身服務的正義標準。”
2017-03-20 11:55:5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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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本文的寫作初衷說明
在系列的5篇文章中,筆者對田國強和林毅夫有關有為政府和有限政府之爭做了梳理,並以個人的理論和現實認識做了評述。筆者長期偏居一隅默默地梳理自身的所學、所思和所悟,只在為提升自身認知的“為己之學”,甚少參與時下的學術之爭,而更希求死後能夠為後人留下值得一觀的文字。正是由於偶然的機會,看了林毅夫與張維迎、田國強等人的爭論,引起了原來一些思考的共鳴;同時,也感受到了他們真誠的學術態度和求真的學術精神,因而也就會不揣簡陋而寫下上述東西。
  筆者以為,真正的學者往往能夠跳出個人利益關係的束縛而承擔起對人類社會發展的道德責任,努力通過知識探究來啟蒙社會大眾和促進社會進步。這意味著,作為一個真正學人,他的學術取向和價值立場與其說取決於他的個人利益,不如說與其知識結構及其相應的社會理念更相關。由此,我們就可以理解當前經濟學界為何對一些最基本的政府功能都存在巨大的分歧和尖銳的對立,並引起激烈而廣泛的爭論,根本上就在於他們所接受的不同的理論學說。
  就當前經濟學界圍繞政府功能及其相應的產業政策所展開的激烈論戰而言,它既可能帶來積極意義,也可能潛含消極因素。
  在積極意義方面,如果論戰被很好地限制在學術層面,自由的學術交流和爭論就有助於深化對政府和市場之關係的認識,進而也有助於推動經濟學理論的探究和發展,這就如20世紀30年代的計劃和市場之爭最終帶來的結果。
  在消極因素方面,如果論戰被人為地提升到政治和道德層面,相互之間的人身攻擊和政治批判將會扼殺和抑制學術的交流和發展,最終可能使得各自的原有立場更為強化,學說也將更加分化進而日趨極端。筆者希望這次論戰的結果是前者,從而筆者也願意參與討論以提升自身的“為己之學”。(作者係中山大學嶺南學院教授,文章轉載於第一財經)
2017-03-20 11:56:4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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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毅夫:中國經濟學界應該揚棄“西天取經”的信念

【本文為林毅夫教授在2017-5月13-14日他歸國任教30週年學術研討會上的發言,林毅夫賜稿觀察者網發布,首發於北大新結構經濟學研究中心官方微信號】
  各位老師、同學、朋友們,大家上午好。
按照安排,讓我來談談對中國經濟學理論發展與創新的看法,我想從三個方面來論述。
  首先,中國經濟學界應該揚棄中國知識分子一向抱有的“西天取經”的信念。其次,揚棄的目的是為了更好的創新,中國經濟學界怎麼來創新?
  這裡我想談中國經濟學界創新的三個來源:1,中國的經驗,2,馬克思歷史唯物主義,3,現代經濟學的研究範式和範疇。然後我想用我這些年倡導的新結構經濟學作為一個例子來說明,怎麼樣從這三個來源來推進中國經濟學理論的創新和發展。最後是一個簡短的結論。
  中國經濟學界應該揚棄“西天取經”的信念
我常講我是自鴉片戰爭以來的第六代中國知識分子。中國知識分子以天下為己任,鴉片戰爭以後,中國從天朝大國變成“人為刀俎,我為魚肉”的一個受到列強欺凌的國家。作為知識分子追求的是國家的富強,民族的複興,人民過上幸福的生活。
我過去跟很多與我同時代以及前五代的知識分子一樣,認為西方之所以強大一定有他的道理,把那些道理學會了以後,就可以貢獻於國強民富,也抱著“西天取經”的想法。
  學經濟學對我來講是最好的選擇,因為經濟學研究的是經世濟民。我覺得自己很幸運,在北大拿到碩士學位以後,有機會到當時被認為是現代經濟學殿堂的芝加哥大學去學習,去時我還特地帶了一幅唐玄奘西天取經的拓片懸掛在寢室里以自勉。
  在芝加哥大學學習時覺得收穫很大,因為學到的理論在邏輯上非常嚴謹,因果關係非常清晰。而且用那些因果邏輯來看中國出現的問題可以解釋得非常清楚。
2017-05-19 17:00: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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比如說我在北大學習時就經常聽到老師講,自己接觸時也看到,在國有企業裡的工人沒有積極性,為什麼沒有積極性呢?從芝加哥學習到理論就很容易解釋,因為當時中國推行的是八級工資制,干好和乾壞沒有什麼差別。按照現在經濟學的理論分析,如果一個工人的勞動投入多少和工資收入高低沒有關係,那當然就不會有積極性,我覺得這樣的解釋非常的合理。
  另外,比如說在中國改革初期出現的“倒爺”現象,從芝加哥大學學到的道理來看也很清楚,當政府對價格進行扭曲時,政府就必須用行政計劃的方式配置資源,但是在改革開放過程中放開了市場,出現市場價格比計劃價格高,自然就會有很多人想方設法從政府那邊去“倒”計劃配置的低價物資賣到市場去套利。
  所以我在芝加哥大學上學時非常努力,認為這套經濟學理論很有道理,拿這套理論到中國來可以改造中國,讓中國的經濟發展得更好。
  1987年回國時我信心滿滿,認為已經學習了世界上最先進的理論,用這些理論可以指點江山。但是在1988年時,我碰到了一個很大的衝擊,當年中國出現了18.​​5%的通貨膨脹,這是中國從1949年以來最高的一次通貨膨脹。第二高是1985年的8.8%。那出現18.5%的高通貨膨脹怎麼來解決呢?
  我從芝加哥大學學到的最新的、最先進的理論認為應該提高利率,這樣投資的成本增加,投資的願就會減少。把利率提高了以後,儲蓄的意願會增加,當前消費的意願也會減少。投資和消費都減少,總需求就會減少,通貨膨脹率就會降下來。
理論上這是一清二楚的。但是中國政府當時沒有提高名義利率,採取的是靠行政手段的治理整頓,用砍投資、砍項目的方式來減少投資需求。導致的結果就像理論預期的那樣,出現了很多半拉子工程,例如當時的新大都飯店正在蓋新的17層樓,因為治理整頓,這個項目就被砍掉了,那個樓一直不能封頂。從這種角度來講當時中國政府是很不理性的,所用的政策是很愚笨的。
2017-05-19 17:01: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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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時我可以寫文章去宣傳,政府應該提高利率,不應該用治理整頓的行政手段來治理通貨膨脹。可是我又一想,從1978年到1987年連續九年,中國平均的經濟增長速度是9.9%。連續九年的高速增長,在一個轉型中國家應該講是絕無僅有的。
  當然亞洲四小龍也曾經有過這樣的高速增長,但他們是比較小、體制比較完善的經濟體。中國當時是大的經濟體,而且是轉型當中的經濟體,能維持這樣高的增長速度,那政府的決策者一定是很理性,如果不理性,那就是“瞎貓碰到死耗子”,只能一年高增長、兩年高增長,不可能連續九年高增長。
  如果政府是理性的,為什麼要用行政干預的方式,而不靠市場手段來治理通貨膨脹?後來仔細了解以後,原因是當時有很多國有企業。國有企業效率非常低,而且大型的國有企業都在資本很密集的行業裡,資本密集的行業最重要的投資成本跟經營成本是資金的價格,如果把利率提高,那麼這些大型國有企業就會有嚴重的虧損。如果大型國有企業有嚴重的虧損,政府怎麼辦?就只好給予財政補貼。可是如果財政補貼的話,財政赤字就會增加,就要增發貨幣來彌補財政的赤字。貨幣增發以後不是又要通貨膨脹了嗎?
  這時我突然想到,原來在芝加哥大學讀的那些理論,假定所有企業只要經營管理好就能盈利,如果有通貨膨脹用提高利率的辦法,讓那些管理不好的企業在市場競爭中被淘汰掉,以此既可提高經濟的效率,又可恢復市場均衡一舉兩得的好辦法。但是當時中國政府面臨的限制條件不一樣,既然限制條件不一樣,採取的理性的政策措施當然就會不一樣。
  1988年對我來講可以說是一個分水嶺,從一個篤信“西天取經”的知識分子變成了後來我常講的要研究中國問題,必須有一種“常無”的心態,必須把現有的理論都拋開,自己來研究中國經濟現象背後的限制條件是什麼,決策者的目標是什麼,有什麼限制條件,然後考慮決策者採取的措施是什麼才是合理的。
2017-05-19 17:02: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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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實就在1988年的通貨膨脹研究中,我去了解為什麼有很多的國有企業、為什麼那些國有企業很大型,又資本密集。後來了解到,其實是因為中國知識分子追求的目標是中華民族偉大的複興。如何實現中華民族偉大復興,從洋務運動開始,到孫中山,到毛澤東他們那一代人,一直到我們這一代人,都認為要讓中國富強起來,就要有先進的生產力,也就是要有跟發達國家一樣先進的產業。而這些先進的產業都是資本密集型的​​。
  但是中國在社會主義建國初期是一個一窮二白的社會,資本很短缺。在資本非常短缺的經濟中,去建立資本很密集的現代化大產業,這是違反比較優勢的,這些企業在開放競爭的市場當中就沒有自生能力。
  既然沒有自生能力要把它建立起來,就需要靠一系列政府的保護補貼,就如我跟蔡昉、李周,在我們合寫的《中國的奇蹟》一書中所講的,由於發展的戰略目標和經濟現實之間的矛盾,形成了宏觀政策上的扭曲、資源上的計劃配置,以及在微觀經營上剝奪了企業自主權的三位一體的計劃經濟體制的看法。
  有了上述的認識以後,反思一下,我覺得我們其實是非常幸運的,中國政府能夠以解放思想、實事求是的方式來推進改革。因為我在美國讀書以及讀書回來以後,看到整個學界的看法是計劃經濟效率很低,所以要向市場經濟過渡。計劃經濟要向市場過渡,就應該按照華盛頓共識所提倡的,以休克療法來推行私有化、市場化和自由化。
  從理論來看這種主張非常嚴謹、自洽,轉型國家就是因為沒有私有化、市場化、自由化而效率很低。當時學界的共識是要從計劃經濟向市場經濟過渡必須將上述措施一次性地全部實施。如果不是一次性的實施,而是漸進的、雙軌的,所導致的結果會比原來計劃經濟還差,會有資源的錯誤配置,尋租行為會更加猖獗,腐敗的現象會更多。
2017-05-19 17:02:4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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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現有的理論來講,中國推行的漸進雙軌的改革被認為是錯誤的,但是,卻取得了穩定和快速的發展。而當時按照華盛頓共識的主張去推行休克療法的國家,他們的知識分子跟中國的知識分子一樣是希望國家好的,俄羅斯推行休克療法的蓋達爾,他生前我曾經和他見過多次面,他是一個很誠懇的,很熱愛俄羅斯的經濟學家,但是在他主持下推行休克療法的結果是怎樣?是經濟崩潰了、停滯了、危機不斷。
  而且,上世紀80年代、90年代在華盛頓共識指導下進行轉型的其它社會主義和非社會主義的國家也一樣,普遍遭遇到經濟崩潰、停滯和危機不斷。也就是說現有的理論是不能指導我們怎樣比較好地轉型。
  後來我又發現不僅轉型的問題是這樣子的,在發展問題上也是這樣的。
我們知道發展經濟學是二次世界大戰以後,應運於發展中國家現代化建設的需要才從現代經濟學中獨立出來的一個子學科。第一波思潮是結構主義,當時的分析認為發展中國家之所以落後、發達國家所以發達,是因為發展中國家沒有發達國家那些先進的現代化大產業。
  發展中國家不管是社會主義、資本主義,其實領導人的目標都是一樣的,就是要很快建立跟發達國家一樣現代化的先進大產業。但是,現代化的先進大產業在發展中國家一直沒有發展起來,倡導結構主義的經濟學就認為是市場失靈所致。
  因此,在二次世界大戰之後,不管是社會主義國家還是一般的發展中國家,他們推行的都是政府主導的進口替代戰略去發展現代化的大產業。而在上世紀60年代、70年代發展比較好的亞洲四小龍,推行的政策則是從傳統的勞動密集型的小工業開始,他們沒有推行進口替代,而是出口導向。
  從主流的結構主義來看,這種政策是錯誤的,發達國家發展的是先進的生產力,這些經濟體發展的是落後的生產力,這樣是永遠趕不上發達國家的。但是現在反過來看,成功追趕上發達國家的就是那少數幾個,他們推行的是從當時的主流理論來看是錯誤的發展戰略的經濟體。而推行從主流理論來看是正確的發展戰略的那些國家沒有一個成功,雖然他們把現代化的大產業建立起來了,但很快經濟都陷入到停滯,接著危機不斷。
2017-05-19 17:03: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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現在回想起來,這個道理也不難理解,因為去西天取的經都是發達國家的經濟學家根據發達國家的經驗提出來的。學習理論的目的在於“認識世界、改造世界”。從發達國家學來的理論確實可以把發展中國家的現像說得很清楚,為什麼落後,為什麼會有資源​​的錯誤配置,為什麼會有尋租行為。
  但是如果真的按這些理論去做,結果都跟理論的預期相差非常遠。原因是什麼?理論是不是適用,決定於理論的前提和條件,來自於發達國家的理論必然以發達國家的發展階段、經濟社會制度等作為前提。這些前提跟發展中國家不一樣,因此,把那些理論拿到發展中國家來用必然會有“淮南為橘淮北為枳”的問題。
所以,作為發展中國家、轉型中國家的知識分子,希望理論成為“認識世界、改造世界”的武器或者工具,就應該自己根據發展中國家的現象,了解其背後的道理,提出新的理論。
  中國經濟學理論創新的三個來源
要提出新的理論必須要有揚棄,也要有繼承。中國經濟學界如果要推動中國自己的理論創新與發展,怎麼來進行?我認為,首先必須以中國的經濟現象為理論創新的來源,其次,要以馬克思歷史唯物主義為指導來認識發展中國家和發達國家的結構差異,第三,在研究中要採用現代經濟學的範式和範疇,這樣才能和世界上其他國家的經濟學家交流溝通。
  首先,新的理論總是來自於不能用過去的理論解釋的新現象。如前所述,中國的發展和轉型中的許多現像不能簡單地用現有的主流理論來解釋,中國經濟學界必須深入了解中國經濟現象背後的道理,不能看到一個現象就簡單套用現有的理論。需要自己深入了解現象背後的道理,自己構建理論來解釋,這樣提出來的理論才能發揮“認識世界,改造世界”的作用。
  其次,現實的社會經濟現象總是很複雜,怎麼來認識?我認為必須以馬克思歷史唯物主義作為指導。馬克思歷史唯物主義明確提出“經濟基礎決定上層建築,上層建築反作用於經濟基礎”,這是馬克思從長期的歷史發展經驗總結出來的社會發展的基本規律,指出發展階段不同,關係經濟運行的各種制度安排、組織、價值等上層建築也就不同。
2017-05-19 17:04: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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現代的主流經濟學的理論總結於發達國家的現象,把發達國家的上層建築作為暗含的前提,就像姚洋院長在今天上午的開幕致辭中所指出的,沒有看到發展中國家跟發達國家的結構差異。
  馬克思歷史唯物主義則明確地提出,發達國家和發展中國家因為發展階段不同而必然有結構差異,中國經濟學家在研究中國的經濟問題和現象時必須時刻提醒自己,把結構的差異性作為研究的切入點。
  第三,為什麼我主張採用現代經濟學的範式和範疇來進行研究呢?有兩個原因:
一是,只有用現代經濟學的研究範式,研究出來的成果才能夠跟學習現代經濟學的學界交流、溝通,才能讓他們了解、認識、接受中國經濟學家提出來的理論,否則中國經濟學家研究出來的成果別人看不懂,也就不可能認識、接受。對國外是這樣,其實對國內也同樣,改革開放以後,國內大學開設的經濟學課程不是直接翻譯自國外大學通用的教科書,就是根據國外大學的教科書來編寫,學生學的是西方主流的範式,如果不是用同樣的範式來做研究,取得成果很難被理解和接受。
  二是,在一定的結構下經濟怎麼運行,馬克思主義經濟學的研究非常少,馬克思主義作為革命的理論研究的主要是為什麼一個社會從一個階段到另一個階段轉變的道理,但是,馬克思主義欠缺在一個階段裡經濟怎麼運行的研究,而這正是現代西方主流經濟學研究的重點。所以,在藉鑑現代主流經濟學時不僅要藉鑑其研究範式,還要參照其研究範疇,研究在不同發展階段的經濟體怎麼運行。
要根據中國的現象來提出新的理論,是1988年我發現不能用西方主流的經濟學理論來治理中國的通貨膨脹以後就認識到了,中國的前提條件和西方發達國家有很大的差異。在推動中國經濟學的創新和發展時,要以中國的現象為研究的對象應該不會有多大的爭議。
但是,馬克思主義和西方主流理論是兩個不同的體系,馬克思歷史唯物主義和西方主流經濟學的研究範式和範疇如何結合在一起來推動中國的經濟理論創新?我認為結合點是一個經濟體在每個時點的要素禀賦和其結構。
2017-05-19 17:04:5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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馬克思歷史唯物主義認為經濟基礎決定上層建築,什麼是經濟基礎?是生產力和由生產力決定的生產關係。生產力到底由什麼決定的呢?實際上跟一個經濟體的主要產業有關,如果這個經濟體的主要產業是土地和勞動力都密集的傳統農業,或者是勞動力很密集的輕加工業,這樣的產業生產力水平低。不僅生產力水平低,而且,這樣的產業也決定了資本跟勞動的關係。
  首先,這樣的產業資本使用的非常少,僱傭的勞動非常多,勞動者的收入水平非常低,在溫飽線上掙扎,資本擁有者比較富有,在資本和勞動的關係中就有比較大的影響力。反之,如果一個經濟體的主要產業是資本密集型的​​,這樣的產業生產力水平高,而且,資本密集型的​​產業當中資本使用非常多、勞動力相對少,使用的勞動力通常需要高人力資本,其收入水平高,自我保障能力強,資本家對勞動者的控制是小的。
  但是,什麼因素決定一個國家以勞動力密集的產業或以資本密集的產業為其主要產業,是因為在不同發展程度國家的要素禀賦和其結構不一樣。在一個落後的國家一定是自然資源或勞動力相對多、資本相對短缺,具有比較優勢的產業,不是資源相對密集的就是勞動力相對密集的產業,生產力水平低,勞動跟資本的關係就像前面討論的。反之,到了比較高的發展階段,資本積累多了,勞動力變成相對短缺,具有比較優勢的產業是資本密集型的​​產業,生產力水平高,勞動和資本的關係也如前所述。
為何一個經濟體的要素禀賦結構會決定該經濟體具有比較優勢的產業?這是因為只有一個經濟體中的產業所使用的資本和勞動的多寡和其要素禀賦結構的特性相一致,這個產業中具有正常管理的企業要素生產成本才會最低,在開放競爭的市場中才能具有自生能力,也就是才能在不需要政府的保護補貼下獲得社會可以接受的正常利潤率的能力。
  自生能力的概念是我在1994年和蔡昉、李周合作出版的《中國的奇蹟》中開始使用,並在1999年和譚國富合作發表於《美國經濟評論》上的“政策負擔,責任歸屬和預算軟約束”一文中正式定義的概念。
2017-05-19 17:05:4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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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裡我強調一下,現在主流的新古典經濟學分析的範式是馬歇爾1890年出版《經濟學原理》中搭建起來了的。當時為了搭建這個框架,他做了很多簡單化的暗含假設。這些簡單化的暗含假設包括沒有交易費用,信息是充分的,信息都是對稱的等等。
  在馬歇爾之後現代西方經濟學的發展有相當大部分是將這些暗含假設放鬆。例如,科斯在經濟分析中引入了交易費用,而發展出新制度經濟學;斯蒂格勒引入了信息不充分,信息的收集需要費用,斯蒂格利茨、斯賓塞和阿科爾洛夫等引進了信息不對稱而發展出信息經濟學。
  仔細想起來馬歇爾還做了一個暗含的假設,就是一個經濟體中的企業都有自生能力,只要管理正常在開放競爭的市場中就可以獲得可以接受的正常利潤率,但是,在發展和轉型過程中,如第一節中討論的資本密集型國有企業由於所在的行業違反比較優勢,沒有保護補貼是活不了的,因此,有必要在分析發展和轉型問題時把自生能力的概念正式引入,這是對新古典經濟學分析範式的一個擴展。
  提出一個經濟體在某個時點的要素禀賦結構,決定了這個經濟體在該時點具有比較優勢的產業,該產業決定該經濟體在那個時點的生產力和生產關係,並由此決定合適的上層建築的觀點也同時擴展了馬克思歷史唯物主義。
  馬克思在其著作中分析了經濟基礎如何影響上層建築,以及上層建築如何反作用於經濟基礎,主張上層建築和經濟基礎必須相適應,但是馬克思沒有討論作為經濟基礎的生產力和生產關係在現代經濟中是由何因素決定。
  所以,提出在現代經濟中作為經濟基礎的生產力和生產關係,是由該經濟體的要素禀賦結構所決定的具有比較優勢的產業來決定,也是對馬克思歷史唯物主義在分析現代經濟的運用上的一個貢獻。
2017-05-19 17:06: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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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結構經濟學
新結構經濟學是2009年我在世界銀行擔任高級副行長兼首席經濟學家一周年時正式提出。但是,新結構經濟學的理論框架則肇始於1988年對我國高通貨膨脹的研究,並經1994年發表的《中國的奇蹟》、1997年發表的《充分信息與國有企業改革》、2001年芝加哥大學的“D•蓋爾•約翰遜講座”、2007年劍橋大學的“馬歇爾講座”、2011年耶魯大學的“庫茲內茨講座”而逐步成型。
  新結構經濟學是以馬克思歷史唯物主義為指導,以現代主流的新古典經濟學的範式來研究,一個經濟體在經濟發展過程中,決定生產力水平的技術和產業,和決定交易費用的硬的基礎設施和軟的製度安排,等經濟結構及其演化過程的決定因素和影響。
  新結構經濟學以要素禀賦和其結構作為研究的切入點,以企業自生能力作為微觀的分析基礎。引進了企業自生能力的概念之後,對發展、轉型和經濟運行,都會有很多和主流的理論不同的看法。
  從發展的角度來看,既然經濟發展的目標是收入水平不斷提高。收入水平不斷提高,有賴於勞動生產率水平不斷提高。勞動生產率水平不斷提高需要從勞動相對密集、資本使用相對少的傳統產業,不斷地轉型升級到資本相對密集、勞動使用相對少的現代化產業。
  不同發展階段的產業既然是內生於該階段的要素禀賦結構,要從勞動比較密集的產業往資本比較密集的產業升級,條件是什麼?既然產業結構是內生於要素禀賦結構的,那就要先改變一個國家、一個社會的要素禀賦結構的狀況。
發展中國家是資本相對短缺,勞動力和自然資源相對豐富。那怎麼改變這個要素禀賦的狀況?這就是我常講的,必鬚根據每個發展階段的要素禀賦所決定的比較優勢來選擇。
  因為如果發展的產業符合比較優勢,企業具有自生能力,其要素生產成本在國內、國際的比較中會處在較低的水平。如果再加上合適的硬的基礎設施和作為上層建築的軟的製度安排,交易費用也會低。
2017-05-19 17:07: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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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麼,符合比較優勢的產業就會在國內國際市場具有競爭優勢,有了競爭優勢就會創造最大的剩餘,可以用來積累,而且,資本的投資回報會最高,家庭和企業都會有最高的積極性將剩餘轉變為儲蓄來進行投資,這樣資本的禀賦增加的會最快,資本就會從相對短缺逐漸變成相對豐富,產業也就會不斷地從勞動或資源相對密集逐漸升級到資本相對密集。
  所以,新結構經濟學對發展的看法和作為發展經濟學第一波思潮的結構主義看法不一樣,結構主義忽視了產業結構是內生的,必須先改變內生現象的外生條件,才能夠把這個內生現象真正的改變過來,結構主義的失敗原因就在於這一點。
  從轉型的角度來看,有企業的自生能力的概念以後,就可以對發展經濟的第二波思潮新自由主義主張的休克療法為何失敗和轉型過程中的一些矛盾現象,提出合理的解釋。
  中國漸進雙軌制改革,避免了社會政治的不穩定
社會主義的國家開始轉型時,當時主流經濟學有個共識認為休克療法是最好的方法,漸進雙軌則是最糟糕的方式。
但是如果從企業自生能力的概念來看,發現在轉型之前有一大批違反比較優勢的重工業,這些產業中的企業沒有自生能力,如果按照休克療法取消掉所有保護補貼,這些企業會破產,產業會垮台,會有大量的失業,造成社會、政治不穩定,任何當權者都不會允許這種狀況的持續;另外,那些都是先進的產業,許多和國防安全有關,為了國防安全,政府領導人也會認為這些產業一定要存在。
結果前門把那些保護補貼都消掉,後門又把那些保護補貼以更隱蔽的方式引進來,其效率更低。漸進雙軌的轉型從新自由主義的觀點來看會造成資源錯誤配置繼續存在及腐敗的惡化,認為這是最糟的轉型方式,但其實是最務實的。
承認原來的國有企業沒有保護補貼不能活,那就老人老辦法繼續給予保護補貼,同時放開原來被抑制、符合比較優勢的產業的准入,而且不僅准入,還要發揮政府的因勢利導,幫這些產業解決交通基礎設施和經營環境不良的問題,結果取得了經濟的穩定和高速增長。
2017-05-19 17:07:5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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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種轉型績效的反差只有從企業自生能力的概念才能解釋清楚。現在國內有不少學者認為中國在轉型期經濟上取得的成績是因為從計劃經濟向市場經濟過渡,但如果只是因為從計劃向市場的過渡,蘇聯、東歐推行的比我國徹底,績效應該比我國更好,但他們怎麼卻是經濟崩潰停滯?而我們的半拉子轉型反而是穩定和快速發展!
另外,轉型中的很多現象,例如預算軟約束,這個概念是科爾奈提出的。他觀察東歐國家的國有企業,虧損的時候國家總會給予補貼,幫這些企業度過難關。他認為這是國有產權造成的,只要是國有,國家和企業之間有父子關係,企業一有虧損,國家就只能給予補貼。
從企業自生能力的視角來看則不是這樣,這些現代化大產業是國家要發展的,是國防安全和現代化的需要,但是這些產業違反比較優勢,企業在開放競爭的市場中沒有自生能力,必然會有虧損,這種虧損可稱為戰略性政策負擔;這些國有企業不僅有戰略性政策負擔,因為在轉型之前政府動用了很多資本來投資現代化的大產業,但創造的就業的機會非常少,為了就業的需要,政府就把大量的勞動力分配給企業,變成了一個崗位有三個工人、四個工人,所以,這些企業還承擔著就業的社會性政策負擔。
有戰略性政策負擔,或者社會性政策負擔,所造成的虧損誰來負責?應該是政府。但是,政府不參加經營,有信息不對稱,不知道這個虧損實際是多少,所以,就只能把所有虧損,包括經營性虧損也承擔起來。
認識不同,提出的改革策略就不一樣。如果認為國有企業的預算軟約束是產權的問題,那私有化就好了。如果預算軟約束是政策性負擔造成的,國有企業的改革就應該先把社會性政策性負擔剝離,然後,創造條件快速積累資本使原來不符合比較優勢的國有企業變成符合比較優勢,把戰略性政策負擔也消除。
沒有了政策性負擔,政府就不再對企業的虧損負責,也就能夠釜底抽薪地消除預算軟約束。實際上,蘇聯東雖然推行了私有化,但是,私有化以後政府還對政策性負擔所造成的虧損不能擺脫責任,還要繼續給予補貼,私營企業尋租的積極性比國有時高,今天蘇聯東歐對私有化以後的國有企業的補貼反而比原來還多。
2017-05-19 17:08:4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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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國的國有企業改革的路徑基本是按取消政策性負擔的思路來進行的,先把社會性負擔剝離,並逐漸地讓我國具有比較優勢的產業部門快速發展起來,資本積累就會很快,原來不符合比較優勢的產業逐漸地變成符合比較優勢,保護補貼就從“雪中送炭”變成“錦上添花”。
十八屆三中全會提出的全面深化改革,把各種保護補貼消除掉,讓市場在資源配置上起決定性作用,價格信號完全由市場的供給和需求來決定也就水到渠成。
所以,有了不同發展階段的國家經濟結構不同和企業自生能力的概念以後,對發展和轉型的認識就會和主流的結構主義和新自由主義的認識不一樣。而且在經濟運行上也會有很多不同的認識。
  金融是經濟運行的一個非常重要的領域。現在西方主流的金融經濟學主張發展大銀行、股票市場、風險投資等。這對發達國家確實很需要,因為他們發展的產業和技術在全球的最前沿,資本很密集,而且,技術創新、產業升級都必須靠自己發明,風險也很大。
所以,發達國家必須有能夠動員很多資本又能分散風險的金融安排,全國性的大銀行、股票市場或者是像納斯達克那樣的二板市場對發達國家而言都是合適的。
但是對發展中國家而言,這是不是合適呢?發展中國家有自生能力的企業集中在傳統的勞動力比較密集,資本需求量少,而且,生產的產品以及使用的技術是成熟的,產品的市場也是存在的,主要的風險來自於企業家有沒有經營能力。
所以,發展中國家金融所要動員的資本的規模和所要克服的風險和發達國家是不一樣的。小銀行、大銀行、股市、二板市場等金融安排在動員資金、配置資金和分散風險的能力上各有不同。因此,合適的金融安排在不同發展階段的國家是應該不一樣的。
人力資本也是現在經濟運行中不可或缺的一個要素,人力資本理論是芝加哥大學對現代經濟學理論的最重要貢獻之一,有多位諾獎獲得者認為決定現代經濟增長的最主要決定因素是人力資本。
2017-05-19 17:09: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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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發展階段不一樣,有比較優勢的產業不同,所需要的人力資本也是不一樣的。發達國家的產業在世界的最前沿,技術創新和產業的升級都必須自己發明新技術、新產業,發展中國家技術創新和產業升級可以依靠引進。
不管發達國家或是發展中國在技術創新和產業升級都需要人力資本,但發明比引進所面對的不確定性高出很多,發明所需要的人才和引進所需要的人才在處理不確定上的要求不同,顯然所需要的人力資本也不一樣。
處理不確定性的能力和教育的水平相關,所以,在發展中國家並非教育水平越高就越好,人力資本的結構應該適應於技術創新和產業升級的特性。
不僅在經濟運行理論上新結構經濟學和西方主流的經濟學在許多方面會有不同的看法,還可以對一些被主流經濟學作為“基準”的理論有新的認識。
例如,貨幣中性理論,認為貨幣政策的寬緊只影響價格的水平,不影響經濟增長。這是芝加哥大學對經濟學理論的最主要貢獻之一。但是,引進發展的機制是技術創新、產業升級的視角以後,貨幣就不見得是中性。
  為什麼呢?因為經濟發展靠技術不斷創新、產業不斷升級,技術創新與產業升級都需要投資。投資決定於資金的成本,資金的成本決定於利率水平,利率高低和貨幣的發行寬緊有關。
如果貨幣政策很緊,利率就會非常高,投資於技術創新、產業升級的成本高,投資就會少,經濟增長的速度就會慢。反過來講如果貨幣比較寬鬆,利率就比較低,創新的成本和意願就會比較高,技術創新、產業升級的意願和速度就會比較快,這樣貨幣就不是中性的。
在芝加哥大學的貨幣中性理論中,並沒有技術創新和產業升級,貨幣政策寬緊當然只影響價格水平的高低,不影響經濟發展的速度;但是,如果放在新結構經濟學的框架中,一個經濟體的發展是靠技術創新、產業升級從一個階段不斷進入到另外一個階段的過程,就會發現貨幣不是中性。
2017-05-19 17:10: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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當然,貨幣政策寬緊需要技術創新和產業升級技術的可能性相適應,如果過度寬鬆超過了技術創新、產業升級的可能性,那麼,就會導致通貨膨脹,對創新者是一種補貼,對儲蓄者則是一種稅負,會有收入分配的後果。
因此,在平衡貨幣政策寬緊對推動經濟發展和通貨膨脹的代價之間需要有個平衡,會有一個最優的貨幣增長速度。這個速度在發達國家和發展中國家有什麼不同呢?
發達國家技術創新和產業升級靠自己發明,發展中國家可以靠引進,發達國家的技術創新和產業升級會比發展中國家的速度慢,因此,發達國家的最優貨幣增長速度應該比發展中國家的最優貨幣增長速度慢。
  另外,像凱恩斯主義認為在經濟下滑時應該使用積極財政政策來創造需求以穩定經濟。西方主流經濟學包括芝加哥大學的理性預期學派則反對這種觀點,認為在經濟下滑時用積極財政政策搞投資創造就業,家庭收入會增加,但是將來政府需要償還投資的資金,就需要增加稅收。
將來增加稅收,一般消費者為了平滑現在和未來的消費,現在就要開始增加儲蓄,而出現“李嘉圖等價”,即政府增加政府財政赤字去創造就業,但是,消費者會增加儲蓄減少消費,結果投資增加消費減少,總需求並不增加,並不能阻止經濟下滑,帶來的只是政府財政赤字的不斷增加。
但是如果把結構的概念引進來,看法就不一樣。經濟發展的過程是技術不斷創新、產業不斷升級,基礎設施不斷完善的過程。政府對基礎設施的完善負有責任。
在經濟下滑的時候,失業率高,與其發放失業救濟不如投資於基礎設施的完善以創造就業減少失業,這樣基礎設施投資的機會成本較低,而且,當時各種原材料的價格也低,投資的成本也比在經濟發展正常時低。
並且,這樣的積極財政政策可以消除經濟增長的基礎設施的瓶頸,等走出危機以後,經濟增長的速度還會加快,政府財政稅收會增加,可以用未來增加的稅收來還債,避免出現“李嘉圖等價”的問題。
2017-05-19 17:11: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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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結構經濟學把這種反週期財政政策的思路稱為“超越凱恩斯主義”的財政政策。發展中國家基礎設施的瓶頸比發達國家多,發展中國家在經濟下滑時,使用“超越凱恩斯主義”的積極財政政策來改善基礎設施的機會比發達國家多,因此,發展中國家的積極財政政策只要是用在基礎設施的完善上可以比發達國家更積極。
同時,在發生全球的金融經濟危機時,也可以用全球的基礎設施的投資來作為走出全球危機的辦法。用基礎設施投資作為反週期的政策措施,以及用全球的基礎設施作為治理全球經濟危機的倡議,我在世行工作時就提出,現在國際上已經得到越來越多的經濟學家和國際發展機構支持。
  四、結語
很高興在今天慶祝我從教30週年的大會上讓我有機會來談談我對中國經濟學的理論創新和發展的看法。回想1994年北京大學中國經濟研究中心創立,1995年舉辦成立大會那年,我曾應邀在《經濟研究》創刊40週年時寫一篇祝賀文章,提出“本土化、規範化、國際化”,主張以規範的方法來研究本土的問題,指出這樣的研究成果就是對經濟學發展有國際性意義的貢獻。
在文章中我還提出世界經濟學的研究中心會在21世紀轉移到中國來,21世紀會是中國經濟學家的世紀的命題。這個命題是根據從亞當•斯密提出《國富論》以後,世界經濟學的中心最早在英國,絕大多數著名的經濟學家不是英國人就是在英國工作的外國人,二次世界大戰以後則轉到美國,絕大多數著名的經濟學家不是美國人就是在美國工作的外國人。
為什麼著名的經濟學家會有這種時空的集中?原因是經濟學的理論來自於對經濟現象的抽象,一個理論的重要性決定於所解釋的現象的重要性。什麼是重要的經濟現象?出現在世界經濟中心的現象就是最重要的現象,研究這個國家的現象所提出的理論就是重要的理論。
2017-05-19 17:11:3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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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業革命以後,英國是世界上最大的經濟體,成為世界的經濟中心,一次世界大戰以後,美國逐漸取代英國成為世界經濟中心。在世界經濟中心研究經濟問題的經濟學家可以近水樓台先得月,因此,隨著經濟中心的轉移,經濟學研究的中心也跟著逐漸從英國轉移到美國,大師級的經濟學家也就更多地出現在美國。
我相信到2025年左右中國應該會超過美國成為全世界最大的經濟體,那時中國的人均GDP還只是美國的四分之一,中國還會繼續比較快速地發展。隨著世界經濟中心向中國轉移,發生在中國的經濟現像也將會是最重要的經濟現象。
沿著我前面提出的用馬克思歷史唯物主義的視角、現代經濟學的範式和範疇來研究中國的經濟現象,可以對我國的經濟發展、轉型、運行等有很多新的認識,這既是中國經濟學家的機會也是中國經濟學家的責任。
這樣的研究可以更好地理解中國在繼續前進過程中出現的各種問題的實質和背後的原因,貢獻於解決問題的思路和政策措施,而且其他發展中國家過去跟我們一樣抱著“西天取經”的心態,依靠來自發達國家的理論指導,普遍在發展轉型上遭遇各種挫折,未能擺脫貧困,縮小跟發達國家的差距.
發展中國家跟我們有較為相同的條件,來自於中國的理論對解決它們的問題也將會有比較大的參考借鑒價值,有助於佔世界總人口85%的發展中國家實現工業化、現代化。
  黃益平老師在前面致辭時說我追求“知行合一”,“知為行之始,行為知之成”。認識到了就應該去做,確實這是為什麼1979年我會從台灣到大陸來,也是為什麼1987年我會放棄美國的工作機會回到中國來。
既然我認識到了中國知識分子對國家社會的責任,那就應該回到這個國家、這個社會來貢獻自己的所學。然而,我現在覺得作為社會科學家“知行合一”是不夠的,因為按照我們所學之“知”去“行”,經常事與願違。
2017-05-19 17:12: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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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現在主張社會科學家應該秉持的是“唯成乃真知”,只有按照理論去實踐的時候,能夠取得所預期的“改造世界”成果的理論,才是真正幫助我們“認識世界”理論。所以我現在主張“知成一體”。
怎樣實現“知成一體”呢?按王陽明的“四句教”,我也提出四句。第一句是“因行得知”,社會科學的理論來自於對社會經濟現象的觀察、分析和歸納,社會經濟現象則是社會中行為主體行動的結果,所以“知”是依靠觀察研究社會經濟中的“行”而得。“用知踐行”,學習理論是為了“認識世界,改造世界”,應該用學到的理論來指導我們的實踐,這是“用知踐行”的意義。
但是“行”本身不是目的,“成”才是目的,應該用行的結果來檢驗理論,只有能夠幫助我們改造好世界的理論才是真正幫助我們認識世界的理論,所以說“以成證知”。最好,只有能被“成”驗證的“知”,才是“知成一體”能夠“改造世界”的“知”。
隨著中華民族的偉大復興,中國將再度成為世界的經濟中心,在中國快速復興的發展和轉型過程中,許多現像是不能用現有的理論來解釋的,中國在未來的經濟運行中遇到的許多問題也可能是史無前例的,作為中國經濟學家我們是坐在理論創新的金礦上,我們應該有自信和自覺來挖掘中國這座理論創新的金礦,提出一套新的理論。
用這套理論可以幫助我們實現民族的複興,也可以幫助跟我們條件相似的其他發展中國家實現工業化、現代化,讓他們實現跟我們一樣的經濟蓬勃發展,實現“百花齊放春滿園”的美好世界的願景。
  回應
很好,幸虧他當年抱著籃球從對岸游過來,給大陸一個實事求是的經濟學家。
真是先行者,30年前就有最符合中國實際的人生觀價值觀
http://www.guancha.cn/LinYiFu/2017_05_19_409052.shtml
2017-05-19 17:14:4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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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一:英國的工業革命不是從煤和鐵開始的2017-11-08
清華大學講席教授、美國聯邦儲備銀行(聖路易斯分行)高級經濟學家兼助理副行長

英國著名的歷史學家羅伯特·艾倫將英國工業革命的產生歸因於“高工資”和“廉價煤炭”,而文一教授對此持否定意見。
  文一認為,英國的工業革命不是從煤和鐵開始的,而是從紡織業開始。整個歐洲的原始工業化,全靠棉花,紡織業革命帶動商業運輸的巨大需求。
  文一指出,英國最早的工業革命大概是1760年,但是之前英國經歷了至少200年,甚至300年的鄉村企業繁榮,而且這繁榮不是自然發展的,是英國歷代皇室產業政策主導的,通過國家力量創造市場。正是因為英國歷屆皇室政府和他的皇家海軍,還有通過帝國殖民、奴隸販賣培育出的大批商人,共同創造了全球紡織品市場和棉花原材料供應鏈,才能夠引爆英國的工業革命。
  在文一看來,英國工業革命的秘密很簡單,就是一定是一個現代型國家,有重商主義的產業政策,幫助本國的製造業去扶持、開創和規范世界市場,去創造區域性和全球的市場。
.....
  回應
 但是紡織工業的前提是有大機器以及驅動這些機器的動力源!那個時代的動力源是什麼?蒸汽機,所消耗的材料就是煤。如果沒有由蒸汽機驅動的紡織機器,如果只是由人力或動物力驅動的珍妮機,那麼英國的紡織業還有沒有全球競爭力?答案顯然是否定的。換言之,機器紡織革命是否可能發生在一個貧煤的國度/地區?當然不可能。所以文一先生的批判真是沒有什麼力度。
 前蒸汽時代的機器用的是水力。蒸汽時代的所有技術在之前的上百年裡面已經成熟了。而這些技術需要重商主義的催生。而在蒸汽機出來前,英國的紡織業已經開始行銷全球了,只是沒碾壓而已。建議你多讀讀那段歷史。 
 樓上的幾位你們似乎都弄錯了一點,正是因為中國的人力大量充足,所以使得機械發麵在初期無利可圖!
 沒有市場(市場不足),沒有需求,再好的腦子也沒用.即便是清末,中國的市場還是有用的,催生生出了亞洲第一個工業國家。
2017-11-09 12:39: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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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前主流經濟學在醜化市場2018.2.11中國經濟50人論壇 張維迎

  我認為現在的主流經濟學不是美化了市場,而是醜化了市場。市場的有效運行根本不需要經濟學的那些假設。用了這些假設,人們就會用假設的現實性評價市場,這就敗壞了市場的名聲。
  1、經濟學的本來面目
....
  亞當·斯密的理論總結起來有兩個,一個是分工理論,一個是市場這只“看不見的手”。但是非常遺憾,自《國富論》發表100多年後,經濟學就開始慢慢走得有些偏。大概從1870年代開始,主流理論放棄了亞當·斯密研究的發展、分工、技術進步,轉而關注市場均衡和財富的分配。這樣一種模式,簡單地定義為新古典經濟學,也就是現在主流經濟學的模板。這個模板出了問題,則在它上面所做的研究都是扭曲的。
  2、主流經濟學的謬誤
  現在的主流經濟學,也叫新古典經濟學,按數學語言講,核心內容就是求解約束條件下的最大化;即證明了在一定條件下,市場交易能夠實現資源最優配置,使社會福利最大化。但是,這個結論依賴於很多假設,這些假設主要包括:
  首先,每個人是同等且完全理性的。完全理性在亞當·斯密那裡是沒有的(楨:?) ,亞當·斯密只認為人幹事是有目的的,他沒有假定人有很高的計算能力。到馬歇爾開始,認為人會深思熟慮。最後發展到現在的理性預期學派,認為普通人的計算能力相當於計算機。
  其次,經濟活動沒有外部性——意思是你做任何事,後果全部由你承擔,不影響他人。
  第三,技術、資源、偏好是已知的。這個社會有什麼可用的技術大家都知道,企業在可用的、可知的技術中作選擇。
  第四,規模報酬是遞減的,不存在規模報酬遞增現象。這和亞當·斯密的分工理論是衝突的,因為分工專業化會帶來技術進步,帶來規模報酬遞增。
  第五,信息是完全的、對稱的;信息是所有人共享的。
  第六,競爭是充分的、完全的。任何一個行業都有無數個小企業生產相同的產品,每個人只能是價格的接受者,在給定的價格下決定賣多少、買多少,而不能影響市場價格。
  最後,所有的變化都是外生的。
  在這樣的條件下,根據最優化方法,證明了市場在帕累托意義上有效。也就是說,在這個狀態下,除非有人受損,不可能有任何人再得到好處。在這個過程中,亞當·斯密最關心的經濟發展和技術進步問題被拋棄了,只剩下均衡以及實現均衡的條件。
2018-02-12 09:02: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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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為市場的有效性是在這些假設上證明的,而在現實中,幾乎所有這些假設條件都不滿足,所以,一個自然的推論是市場會失靈,只有通過政府乾預,才能恢復市場的有效性。這樣,本來要證明“看不見的手”有效性的理論,變成了反市場的理論。
....
  經濟學有這麼多問題,一個重要原因是受數學應用的束縛。數學本來是經濟學研究的工具,促進了經濟學的發展,但現在,經濟學幾乎變成了數學的奴隸。所有經濟問題都以數學上可處理來設定,如果數學上不能處理,就避而不談。亞當·斯密的分工交易、規模經濟等重要理論,經濟學家們放棄了,只剩下均衡,就是因為數學上沒辦法處理分工和技術進步。企業家這麼重要,應該說是市場經濟中最主要的推動力,但在主流經濟學中看不到企業家的身影,也是因為沒辦法用數學來模型化企業家的決策。
  9、經濟學的曙光
  經濟學是不是一塌糊塗,沒希望了?曙光還是有的。要理解市場,不得不說奧地利學派。我認為,奧地利學派經濟學是目前為止對市場經濟理解最透徹、最正確的經濟學說。根據奧地利學派經濟學,市場是個動態過程,而不是靜態均衡;市場是企業家不斷創造和利用新信息,發現和獲得盈利的協調過程;證明市場的有效性根本不需要新古典經濟學的假設條件。
  回應
張維迎中國經濟學家的良心,說實話.
說實話的經濟學家有人不喜歡!
奧地利學派的理論早就破產了。
張維迎又長又臭的水貨
http://finance.sina.com.cn/zl/china/2018-02-11/zl-ifyrkuxt4220366.shtml
2018-02-12 09:02:42
阿楨
英國政府下令:各地學校不得使用推翻資本主義教材

據英國《衛報》2020年09月27日報導,該國政府已經下令,要求各地各級學校在教學活動中不得使用反資本主義及宣揚資本主義社會將走向終結的教材,包括課外書籍、影視作品等作為輔助教學資料等。英國教育部將反資本主義視為“極端政治立場”,與反猶太主義、反言論自由、反民主選舉、主張種族主義、支持恐怖主義、認可非法活動等思想等同視之。
  回應
自由言論反了言論自由,這邏輯思維很紳士啊!
說好的制度自信呢?不裝了?繼續裝啊!!!
公知們怎麼洗?
自戮雙目而已,多大點事。
2020-09-29 08:49:05
阿楨
【韓】李根、金旭:東亞資本主義為何陷入困境 2020-10-16 環球時報

“東亞奇跡”發展模式不少國家最近都出現經濟增長率下降、分配條件惡化等現象,韓日都如此(楨:中?) 。如今“資本主義”模式面臨相似的困境。
  原因十分複雜,其中經濟過度“金融化”。即金融資本行業過度膨脹,淩駕於製造業行業之上,導致一些製造業企業不願把利潤所得用於擴大再生產的投資,而是將其分配給股東或熱衷於獲取公司股份主導權等,但分配條件卻進一步惡化,整個社會的經濟增長率停滯不前也就在所難免了。
  新冠疫情暴發後,不難發現這種“華爾街股東資本主義”遭受重創。美國經濟學家羅德里克曾提出“全球化的三元悖論”,即經濟全球化、國家主權完整和民主政治不可兼得。面臨全球化退潮,,減少資本過度流動、確保匯率和利率自主性,成為更多新興國家追求的政策組合。(作者分別是韓國首爾大學教授、建國大學教授)
  相關新聞
美聯儲採取了史無前例的貨幣寬鬆政策,但中國人民銀行更傾向于要商業銀行向企業和地方政府發放貸款,但2020年第二季度美國GDP下降39.6%,中國GDP第2季V型反彈11.5%不受貿易戰影響出口美國反彈,這凸顯大多數貨幣和財政政策只能解決暫時的現金流問題。
全球GDP陷入空前萎縮:印度-23.9%,英國-20.4%,西班牙-18.5%,法國-13.8%,義大利-12.4%,德國-10.1%,美國-9.5%,日本-7.8%.美國商務部09-30確認二季度實際GDP創史上最大31.4%跌幅。
2020-10-17 08:53:05
阿楨
自由主義是商人的哲學,認為衝突能帶來善果 2020-10-20 復旦中國研究院副院長範勇鵬

人和人之間的生存競爭註定是衝突的。但各大文明都希望通過消除內部衝突來實現和諧。無論是中國上古的宗法還是中古的禮教法家。各宗教文明,不管是婆羅門教、佛教還是諸亞伯拉罕宗教,也都希望通過教義消除社會內部的衝突。
  社會主義、共產主義雖然講階級衝突,但目標卻是一個大同世界。
  自由主義不同。自由主義是商人的哲學,不僅允許衝突,而且要論證衝突的合理性、道德性,甚至在本體論和認識論上就反對和諧論。
  資產階級起初並不掌握政治和軍事權力,在教權和貴族的籠罩下,它只能通過經濟手段來鬥爭。所以它強調自由競爭、自由契約和商法-民法規則。後來它俘獲了國家,手裡有了權杖和槍炮,就用來保障它在世界上進行競爭。等它進一步強大,就甩掉國家,躲在政府背後監管著靠法律和契約運行的社會。
  經濟上,自由主義聲稱自由競爭會改善人類總體福利,從亞當•斯密到福利國家理論,雖然在干預問題上有不同立場,但都屬此論。
  國際上,聲稱自由競爭和全球化最終會提升各民族福利。
  政治上,主張政治多元主義,聲稱各種社會利益自由衝突博弈,最後會導向公正的結果。
  法律上,主張法治,所有矛盾都可通過訴訟來解決。
  文化上,主張各種觀點、信仰、身份自由競爭。
  這些聽起來都挺有迷惑性的,中國的社會科學幾十年來大多淪為這些觀念的傳播和再生產機制。但是只要到真實的世界中看一眼,所有的這些自由主義原則,無一例外地有利於強者,有利於生產資料和財富的所有者。
  針對今天網路上的輿論狀況:看似每個人都獲得了表達的自由,實際爭論的目的是為了達成共識、實現改進,還是僅僅為了表達情緒,陣營劃線,黨同伐異,為撕而撕?
  回應
 所以,古代中國不會自動發展到資本主義,中國的工業化會用另一種不同的方式來完成,亞細亞生產方式...五段論在中國是不成立的。
 中國本來就要資本主義萌芽,沒有衝破封建主義而已。
 即使中國有資本主義的萌芽,也不會發展到資本主義制度,這是由中國文明所制約的。
2020-10-22 10:55:32
阿楨
羅思義:全球發展的最大絆腳石,是美國的寄生性資本主義 2023-09-27觀察者網
前倫敦經濟與商業政策署署長,人大重陽金融研究院高級研究員

【導讀】本文是筆者為觀察者網主辦的一帶一路倡議十周年演講稿的加長版。為什麼150個經濟戰略、發展水準和政治制度極具多樣化的國家會加入一帶一路?還有數十個國家排隊加入金磚國家。
  資本主義一直在演變
帝國主義國家將世界劃分為相互競爭的正式或非正式殖民帝國——這些國家之間的鬥爭最終引爆了一戰到1945年二戰結束時,美國取得勝利。美國主導的全球化資本主義體系與前資本主義體系截然不同,生產力發展超越了前殖民帝國時代的資本主義。美國投資占GDP的20%, 70年代末的日本投資率30%或更多。因此,美國逼迫這些國家降低投資水準,這一過程在拙文《它曾成功“謀殺”了德國、日本、四小龍,現在想要勸中國“經濟自殺”》中有詳細分析。
  資本主義的世界都是由一個大國主導——從18世紀末到1914年是由英國主導,19世紀70年代,美國經濟規模超過了英國,到1913年,美是英兩倍多,到1945年是五倍。
  國際金融結構也隨著經濟生產主導地位而改變,在英國1931年停止英鎊與黃金的兌換之前,金本位制一直主導國際金融體系。1945年起,美國成為世界貨幣。英美的經濟發展進程如出一轍,在其經濟主導地位達到巔峰時,不僅能為其國內投資提供融資,還用於對外輸出資本。
  1913年,英國資本占GDP的18%,但國內投資9%。因此,英國19世紀維護國際主導地位靠的不僅是英國艦隊,還依賴於經濟投資和對外援助。但美國的崛起和英國在一戰中經濟受損,到1931年,英國發生了逆轉,不得不從他國引進資本,成為世界經濟的寄生蟲。因此,美國因此不僅可以通過暴力戰爭鞏固其國際霸權,如朝鮮戰爭、越南戰爭以及多次政變,還可以通過援助:二戰後援助歐洲的馬歇爾計畫、古巴革命後在拉丁美洲成立進步同盟,越戰期間扶持亞洲四小龍等等來達到其目的。但是,正如圖2所示,到20世紀70年代末,美國已不能創造足夠的資本為其國內投資提供融資,而是變得依賴其他國家的資本流入,成為世界經濟的寄生蟲。
2023-09-28 07:01:49
阿楨
儘管如此,美國仍決心維持其國際霸權,採取額外的手段試圖減緩其他國家經濟增速,正如早前它對付德日一樣,像1998年亞洲金融危機期間對亞洲四小龍所做的那樣——加征關稅、技術制裁、封鎖華為等等。因此,美國已成為生產力發展的雙重桎梏。
  美國的一系列直接或代理人戰爭不斷升級。許多規模較小的“混合戰爭”和常規軍事行動,比如1999年轟炸塞爾維亞、2001年入侵阿富汗、2003年入侵伊拉克、2011年轟炸利比亞和現在在烏克蘭引入代理人戰爭。
  除了實際的戰爭,美國越來越多地訴諸技術抵制,不僅切斷了本國公司,也切斷了盟友與中國等關鍵市場的聯繫,迫使華為退出盟友電信系統的壓力增加了他們的成本,美國通過控制美元實施單邊制裁,非法扣押俄羅斯外匯儲備令眾多國家中不安。
  一些國家直接受到美國制裁或軍事行動的威脅,如伊朗、俄羅斯、朝鮮、古巴、委內瑞拉等國,一些國家正在遭受美國加征經濟關稅、抵制或未來軍事行動的威脅,最典型的是中國,以及越來越多的一些國家,它們只是想繼續發展經濟,但受到美國的阻礙。這有助於解釋為何150多個經濟和政治制度截然不同的國家加入了“一帶一路”倡議,數十個國家希望加入金磚國家——越來越多的國家,特別是全球南方國家,想方設法脫離美國的單方面的命令,獲得獨立自主的發展空間。它們不是從“親華”、“反美”或這些政策的任何組合開始的。他們只是對幫自己國家謀發展感興趣。
在與中國的接觸中,這些國家發現中國不僅在進行雙贏貿易,而且是資本淨出口國。如圖5所示,自1992年這30年來,中國一直是資本淨出口國。因此,各國發現,中國不但不是生產力發展的桎梏,而是生產力發展的潛在助推器。美國是生產力發展的枷鎖,中國則會是幫手。
2023-09-28 07:15: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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