龍應臺＞維基百科
龍應台（1952年2月13日－），生於台灣高雄縣大寮鄉[1]（今高雄市大寮區）眷村，為台灣著名作家，為台北市首任文化局局長、中華民國文化部首任部長。[2]
生平
父親龍槐生原籍湖南衡山，在苗栗縣苑裡分駐所擔任所長，母親應美君來自浙江淳安[3]，於戰後移居台灣，育有四子一女。
龍應台自小在台灣苗栗苑裡長大，讀過苑裡國小、苑裡初中，通台語，後來搬家到台灣高雄茄萣，為台南女中校友。1974年畢業於國立成功大學外文系後，龍赴美國求學，後獲堪薩斯州立大學英美文學博士。畢業後，曾任教於紐約市立大學、梅西學院、國立中央大學英文系、淡江大學、德國海德堡大學等。
1984年，龍於中國時報撰寫「野火集」專欄，引起熱烈回響；隔年出版，21天內再版24刷，是80年代對台灣民主發展極具影響的一本書。余光中稱其為「龍捲風」。
1999年，應台北市長馬英九邀請，龍應台出任台北市首任文化局局長，期間推動本土文化及保護樹木等政策措施。2003年2月，龍應台辭官，回到寫作。當年8月，赴香港，第一年在香港城市大學，其後任香港大學訪問教授。2005年7月，與一群主張社會參與的文化人及企業家共同創設龍應台文化基金會。
2008年10月，香港大學禮聘龍應台出任首屆「孔梁巧玲傑出人文學者」，並於港大柏立基學院創立「龍應台寫作室」。2009年8月，「大江大海一九四九」出版，在華文世界引起巨大回響。
2012年2月15日，出任行政院文化建設委員會主任委員，5月20日成為第一任中華民國文化部部長。 2012年9月18日，部長表示，與其他國家比較，中華民國的部長級薪水月領15萬確實是太少的，這牽涉到國家競爭力的問題。
家庭
在1980年代，龍應台與其德國前夫結婚，生下兩子，長子為安德烈，次子為菲力浦（龍在2007年的著作《親愛的安德烈》就是把她與長子安德烈的通訊結集而成的）。
1986年龍應台舉家旅居瑞士，1988年遷居德國。於海德堡大學漢學系開設台灣文學課程。著有《野火集》等評論集，散文《百年思索》、《面對大海的時候》、《孩子你慢慢來》等。近年來，龍應台多次在不同場合指出「民主制度」的優點，引起了廣泛的回響與爭議。
寫作特色
針砭時事、觀察社會：其《野火集》、《百年思索》、《面對大海的時候》均是以『台灣面對國際面對世界時，人民應有的自我反省與探討』為主，她舉出無數台灣社會現象來作為討論，並以中國人文化的心理角度解釋台灣政府的作為和人民的表現。
深度抒情：其《孩子你慢慢來》與《目送》均是以溫柔筆觸描寫親子間的親密互動，同時身為父母與子女雙重身份的她逐漸明瞭人世中親情的牽絆，龍應台一反批判的筆調，描寫諸多生活中細節，反映出其細膩情感。
影響
龍應台的一些作品，曾引發讀者廣大回應及討論。
《野火集》在當時的台灣引起極大的迴響及討論，20日內加印4次之多，約有10萬本[4]。購買書的人加傳閱人口，相當於當時台灣讀書人口的20%-60%。《野火集》對台灣的解嚴起著極大的推動作用。甚至《野火集》後來在中國大陸出版，在中國各地的大學生中產生熱烈的反響。當時中國大陸的大學生認為這本書批評的對象不僅針對台灣也包括中國大陸，甚至好像就是為大陸而寫的[5]。現大陸出版的《野火集》均為刪減版。
《啊，上海男人！》，1997年1月7日在《文匯報·筆會》刊出後，引起軒然大波。「上海男人」紛紛打電話到報社大罵作者「侮蔑」上海男人，上海男人其實仍是真正「大丈夫」。 [6]後來本文與其它文章集結出書《啊，上海男人！》，包括龍應台對一些訪問城市或國家人文觀感。
核心價值觀
在批評中共的文章裡寫道：「民主並非只是選舉投票，它是生活方式，是思維方式，是你每天呼吸的空氣、舉手投足的修養，個人迴轉的空間。這，在小方格窗裡是看不到的。所以如果你對小方格裡的混亂失望，不要忘記，真正的民主在生活裡，在方格以外的縱深和廣度裡。」[7]
她也批判台灣的執政者：「一介不取是基本操行，誠實是第一原則」[8]；在面對中共的統治者時，她的文章裡這麼寫著：「你容不容許媒體獨立，你尊不尊重知識份子，你用什麼態度面對自己的歷史，以什麼手段去對待人民，每一個細小的決定，都繫在『文明』這兩個字上頭。」[9]
龍應台曾經說過：「我其實只是不相信，人權應該以政治立場來區隔。國民黨、共產黨、民進黨、他媽的黨，如果人的尊嚴不是你的核心價值，如果你容許人權由權力來界定，那麼你不過是我唾棄的對象而已。不必恐嚇我。」[10]
著作
《龍應台評小說》，爾雅出版社，1985.06
《野火集》，圓神出版社，1985.12
《野火集外集》，圓神出版社，1987.02
《人在歐洲》，時報文化公司，1988.06
《龍應台雜文精品》，楊際嵐編，（福州）海峽文藝出版社，1990
《從東歐看臺灣》，社會大學文教基金會，1990
《龍應台評小說》，（北京）作家出版社，1991
《寫給臺灣的信》，圓神出版社，1992.01
《看世紀末向你走來》，時報文化公司，1994.03
《孩子你慢慢來》， 皇冠文學出版公司，1994.03
《美麗的權利》，圓神出版社，1994.04
《人在歐洲》，（北京）三聯書店，1994
《在海德堡墜入情網》，聯合文學出版社，1995.04
《乾杯吧，托瑪斯曼》，時報文化公司，1996.04
《龍應台自選集（卷一）野火集》，上海文藝出版社，1996.05
《龍應台自選集（卷二）龍應台評小說》，上海文藝出版社，1996.05
《龍應台自選集（卷三）女子與小人》，上海文藝出版社，1996.05
《龍應台自選集（卷四）看世紀末向你走來》，上海文藝出版社，1996.05
《龍應台自選集（卷五）在海德堡墬入情網》，上海文藝出版社，1996.05
《我的不安》，時報文化公司，1997.09
《魂牽》，湖南文藝出版社，1997.09
《未完成的革命：戊戌百年紀》，臺灣商務印書館，1998
《啊！上海男人》，學林出版社，1998.1
《這個動蕩的世界》，汕頭大學出版社，1998.1
《百年思索》，時報文化公司，1999.08，ISBN 957-13-2952-5
《銀色仙人掌：龍應台小說集》，聯合文學，2003.12，ISBN 957-522-453-1
《面對大海的時候》，時報文化公司，2004.01，ISBN 957-13-4007-3
《孩子，你慢慢來》，時報文化公司，2005.05，ISBN 978-957-13-4790-5
《思索香港》，次文化堂，2006，ISBN 962-992-133-2
《請用文明來說服我》，時報文化公司，2006.07，ISBN 957-13-4501-6
《龍應台的香港筆記@沙灣徑25號》，天地圖書，2006.11，ISBN 978-988-211-604-7
《親愛的安德烈》，天下雜誌，2007.10，ISBN 978-986-6759-25-3
《目送》，時報文化公司，2008.07，ISBN 978-957-13-4869-8
《大江大海一九四九》，天下雜誌，2009.08，ISBN 978-986-241-049-3
《大江大海一九四九（書＋紀錄片限定版）》，天下雜誌，2009.11.13
龍應台部分作品
龍應台部分作品集
網上閱讀龍應台文章
你可能不知道的台灣―觀連宋訪大陸有感
請問雅典在哪裡？
中時電子報：野火再燃——龍應台城市文化效應
為台灣民主辯護—與華人世界對話
請用文明來說服我
相關評論
為再燃野火的龍應台辯護
認識台灣，也要認識大陸與世界——評龍應台文章
和解的壁壘：評龍應台的「你不能不知道的台灣：觀連宋訪大陸有感」
http://zh.wikipedia.org/wiki/%E9%BE%8D%E6%87%89%E5%8F%B0
公視董事審議只過三人 龍應台名單挫敗【聯合報 2012.08.21
文化部昨天召開公視第五屆董監事審查會議。新提名的十四位董事候選人，只通過三人：詹宏志、五月天阿信（陳信宏）及童子賢。由於未達法定最低門檻，已延宕六百多天的公視第五屆董事會再度難產。
文化部長龍應台面對她所提出「最好的名單」，得到如此低的通過率難掩失望神情。她說：「連大法官都只需要二分之一同意就可通過；不支薪、做志工的公視董事卻要四分之三（審查委員）同意。」只是「選一群志工」，卻動用這麼大的社會成本，「是公民社會的笑話。」
她表示，短期內不知如何說服「願意捐出名字的人（指當公視董事候選人）」？這凸顯高門檻的不合理，文化部將在九月以後促成「公視法」修法，降低同意門檻，同時考慮讓公視董監事的審查權回歸立法院。
至於蔡詩萍表示將退出審查委員會，龍應台表示，蔡詩萍是老委員，對公視審查有經驗，相信他是到了孰可忍孰不可忍的地步，才會作出這樣的決定。
文化部昨天第三次舉行公視第五屆董監事審查會議。為求公開透明，頭一次網路直播；文化部藝文空間一樓大廳搖身變「公民教室」。
龍應台提名的董、監事候選人在第一輪投票中，僅PC Home董事長詹宏志、五月天阿信（陳信宏）與和碩董事長童子賢，獲得四分之三以上審查委員通過（即十二票以上同意）。其中，阿信與詹宏志獲全數委員支持過關。谷玲玲、周玲臺兩位監事則獲得十五名委員無異議通過。
公視董事會的最低門檻是十七到廿一人，前新聞局時代已選出五位董事（巴奈‧母路、陳郁秀、鄭自隆、陳以亨、吳作樂）。再加上昨天通過的三位，總計有八位董事；至少還要補九人。監事的最低門檻是三至五人，前新聞局已通過謝穎青，加上昨天新選出的監事，已達法定門檻。
審查會結束後，由親民黨團推派的審委廖蒼松、台聯黨推派的黃越宏、國民黨推派的陳清河表示，將請文化部盡速補提名公視董事候選人；同時應依據「公視法」兼顧弱勢、族群及區域等代表性；也應顧及公視員工代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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陳郁秀接董座？ 藍：動搖黨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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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修門檻 另一場朝野惡鬥
回應
能否請這些審委諸公告訴我們反對的理由是什麼？連董監事名單都可以拿來惡鬥，還說要追上BBC，真讓人無言。
民進黨絕對不讓公視正常運作,除非讓它們執政.但是你們民進黨這麼惡搞,難道等你們執政後國民黨不會有樣學樣嗎?把公視關了吧!公視只是提供一個朝野惡鬥的場所罷了.
世界上不會沒有麼沒立場,也不會有純中間。別在搞公共電視了。把錢拿出來獎勵優秀節目就可以了。
台灣鬧文革時成立的 公視 客視 原視、、、說穿了就是畫符唸咒召喚義和團的幽靈~都是在花人民的血汗錢搞意識形態 把這三個 幫特定政黨搞宣傳 的國營電視台關掉、、才對的起廣大的納稅人
把公視廢了吧. 又不如NHK那樣重歷史.更不如BCC那樣重自然. 拿納稅人的錢去開玩笑,不管收視只為優質的節目又做不出.快點買單省錢吧!
民進黨及台聯推派的代表跟電視有何淵源? 看來是政治代表!台灣就是這樣被搞垮的!
還好龍應台名單挫敗, 否則她的氣焰燻天, 難保不會再打故宮的主意!
龍應台的調色盤【聯合報黑白集2012.08.21
龍應台提出的公視董監事名單讓人眼睛一亮，但卻傳出她承諾讓陳郁秀出任董座，以換取現任董事長趙雅麗等兩人留任董事。昨天的董監事審查會中，已有人就「公視染綠」提出質疑。
先前公視董事名單之所以叫好，是因為呈現多元、超然、專業的組合，有助擺脫公視長期的內鬥。孰料，這個五彩繽紛的名單出枱後，經過朝野政治人物的「血統」檢驗與分析，所有人最後仍被分為藍、綠兩類，並得出「綠大於藍」的結論。台灣政界的藍綠色盲，果真是不治之疾？
公視董事長到底有沒有傳聞的「條件交換」，龍應台自己心裡清楚，此事也沒有打馬虎眼的空間。既然提名董監事時宣稱要「打破政黨色彩」，若在選舉中暗做手腳，在其中搞搞交換條件，不僅自我矛盾，更可能將公視帶向新一波鬥爭漩渦。
陳郁秀出身音樂界，又擔任過文建會主委，就資歷而言當然不能說她不具備出任公視董事長的資格。問題是，她的出線若不是出自董事的自由投票，而是由於幕後的運作及安排，那麼龍應台敲鑼打鼓導演的這場「文化人治公視」大戲，就會只是做戲罷了。陳郁秀政治色彩鮮明，極可能使全民對「公視去政治化」的期待毀於一旦；不僅龍應台不該作此承諾，陳郁秀也應主動迴避。
趙雅麗等二人為何值得龍應台用陳郁秀出任董座來交換，實是難以理解的事，也是違背改革精神的交易。龍應台調配的五顏六色倏忽被化約成藍綠兩色，掀起軒然大波，這是她必須謹慎因應的事。否則，改革公視的努力前功盡棄，還把一群熱血文化人都拖下渾水，就太不智了！
回應
龍應台這一回公視的調色盤被打翻, 前天的故宮併吞陰謀案也被迫吞回去, 是不是該休息一陣子, 文化部換個人來管, 自己專心把大江大海書裡的史實更正一下就好?
解散公共電視吧！它在台灣這個地方是永遠不可能成為英國的BBC和日本的NHK的，因為我們沒有那樣的基本素養，尤其是在政治舞台上的這些政客們沒有消失殆盡時，是無解的！既然無解，何必繼續擺爛？在台灣，人文素養已經被畫上垃圾級的等號了！解散吧，公視！安息吧，公視！
另參本館：馬文化政策 公視怎麼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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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關評論：
今天對龍應臺的作品已經有些敬謝不敏，當年曾經很喜歡。
臺灣，在八十年代給我的印象是和今天完全不同的，那時候我印象中的臺灣，是很多精美的文字，是外婆的澎湖灣，甚至在文化上，都曾給我劇烈的震動與影響，比如白先勇，比如農婦。記得那年看了《農婦隨筆選》，正看著父親提著磨破了角的皮包走向他的辦公室，那份泰然和怡然儼若王侯，腦子裏便都是剛讀過農婦的那句話 – “但求破衣裏面是人”
這是我們當時的教科書裏讀不到的。
蓋因爲文革的時代，大陸的文化破壞太厲害了，甫一接觸到這些深情的，帶有讓人心動的東方靈魂的文字的時候，那種發自心靈的感動至今難忘。那是一種回歸的感覺。
今天我不看龍應臺了，我不能相信當年悲天憫人的瀟湘女子龍應臺，今日在文章中的傲慢和優越感。“中國知識分子對自己國家的專注可以狂熱到中國就是世界、世界就是中國、除了中國之外什麽都不存在的地步。說得刻薄一點，這是一種對自己肚臍眼的狂熱和專心。”
我分明看到龍應臺的背影，不屑回頭。
觀點的不同，並沒有什麽可以讓人介懷的。但是，今天臺灣的文字裏，我只能看到激烈，看到謾罵，看到浮躁，看到傲慢與偏見，昔日的清麗，如滾滾東逝水，我看不見。
看到今日龍應臺，我感到的不是不滿，而是另一種情緒 – 悲傷。
懷念外婆的澎湖灣，和那個時代，雖然有人說，那個時候臺灣是“白色恐怖”。
以龍應臺當年敏感的心靈，應該能夠體驗到大陸的同樣的中國人們，爲了今天，做出的怎樣努力和犧牲。民主的發展是要人努力的，經濟的發展同樣是要人努力的。今天大陸所有的，是大陸人用他們的汗水和辛苦換來，同樣，大陸人也在用他們自己的努力走向自己的民主，這種努力看不到，然而結果也許將會比臺灣今天的民主更爲堅實。起步于一片滿目瘡痍的土地，大陸只有比臺灣走得更有勇氣。你可以反共，但是你如果受過民主的教育，應當知道尊重每一個靈魂的平等和尊嚴。
不要傷害大陸人的感情吧，龍應臺先生，假如你是個中國人，傷害我們就是傷害你自己，握一握手，希望你還是當年那一蓬炙烈而燃燒著愛心的野火。 {摘自作家薩蘇新浪博客}
http://baike.baidu.com/view/49270.html?tp=0_11
《野火集》（臺北：時報，2005）
1984年，野火集專欄在中國時報人間副刊刊出，作者龍應臺當年只是個投書的女子，文章刊出後，回應不斷，在那個沒有網路沒有電郵、電視只有三臺、電臺只有公營、報禁未開的戒嚴年代，「野火」的影響力靠口傳、靠影印、靠大字報，也正因此，1985年「野火」成書上市，短短二十一天再版二十四次，四個月後馬上要破十萬本的大關，讓「野火」成了一個時代的共同記憶。 那正是熱切希望突破現狀、衝撞權威的八?年代。奮不顧身、理想閃爍著光采的野火時代，二十年後看來，那也是充滿了臺灣命運的種種契機的時代。一篇〈中國人，你為什麼不生氣〉的個人投書會演變成一股燎原野火，一個學英美文學批評的女子，成了推動社會說真話的能量來源！「野火」之後不久，臺灣經歷了開放黨禁報禁、解嚴、政治強人過世、民意代表全面改選、總統直選；臺灣宛然脫胎換骨的青春期男女，經歷著關鍵的二十年。《野火集》二十周年紀念版便是臺灣社會不分藍綠充滿熱情的青春的記憶，這場「時代的刻痕」，有著更多豐富的故事，每一篇《野火集》的文字背後，有著說不完風聲鶴唳的時代痕跡，本書整理出龍應臺當年精采文章及其幕後種種，並增加了海內外最具代表性的二十位華人(柏楊、余秋雨等)為他們所共同見證的臺灣青春時期留下文字，共同推薦。
野火集＞維基百科
《野火集》是現代作家龍應臺之作品，自1984年於臺灣中國時報的人間副刊開始刊載，在1985年文章由圓神出版社結集成《野火集》一書。
寫作緣起
據龍應臺在2005年出版的《野火集》二十週年紀念版裡的記述，在寫作第一篇刊報的文章時，她是一個剛剛回臺灣的海外留學生，「我想回去真正認識一下自己的社會。」當她回到臺灣時，發現人們對於不公不義、沒有尊嚴的環境麻木的忍受，如此「苟活」，故她便寫了「中國人，你為什麼不生氣」投稿往中國時報。「在寫這篇文章時，並沒有多想：所謂環境、社會、交通、消費問題的下面，藏著一把政治的鎖。」
「寫作策略」
龍應臺首先在中國時報上刊登「中國人，你為什麼不生氣」、「生氣，沒有用嗎」、「生了梅毒的母親」三篇主要是針對臺灣民眾的質素、環境亂象等等不涉政治層面的批判文章，據她在二十週年紀念本的記述，自從第四篇文章「難局」始，她便有了一套面對當時臺灣高壓政治環境的「寫作策略」，她說：「(當時的)我，有踩著鋼絲跳舞的感覺。坊間有很多黨外雜誌，有些，看得很透徹，說得很尖銳。但是只能在地下流傳，在小圈圈裡相濡以沫。我不認為這是最有效的方法。〈難局〉是『策略寫作』的開始。是第一篇準備正面『解構』威權政體的文章。我思索的是：如何盡量拖長時間，讓當權者不意識到你的危險，而用最好看，最活潑的白話，打動最多的人？」
內容大要
本書嚴厲批判1980年代臺灣社會的種種問題，以1984年11月20日在中國時報的「中國人，你為什麼不生氣」開始，龍應臺批評生活在臺灣的是「一千八百萬懦弱自私的中國人」：在當時，臺灣的山河受到嚴重的污染、都市則治安不靖，但臺灣的中國人則麻木於社會種種不合理現象，一切以「忍耐」而上；龍應臺則鼓勵他們要為這些亂象「生氣」，向政府大聲的表達出自己的憤怒。
在1984年12月6日刊於中國時報的「生氣，沒有用嗎」則更進一步鼓勵臺灣民眾不要再對亂象麻木，並非要求臺灣人當「烈士」，只要每人都能為社會做一點微不足道的事，例如「扶一個瞎子過街」、「請鄰座不要吸菸」、「叫阿旺排隊買票」，社會便可以更加文明。
在1985年1月4日刊於中國時報的「生了梅毒的母親」則將臺灣當時的環境污染亂象形容為「生了梅毒」，龍應臺在文中記載：「回到臺灣，我去看山——看見剝了皮的青山。綿延的綠當中突然陷下一大塊，砂土被挖走了，紅土石爍赤裸裸地暴露出來。臺北縣的山的滿目瘡疤，像一身都長了癬、爛了毛的癩皮狗，更像遭受強暴的女人。」但龍應臺表示，「臺灣，是生我育我的母親；骯髒、醜陋、道德敗壞的臺灣是我生了梅毒的母親。」並再次鼓勵臺灣人要為臺灣做一點點事，令臺灣「稍稍乾淨一點、安靜一點、和諧一點。」
社會影響力
在1985年，《野火集》甫結集成書，在臺灣立即暢銷大賣，據中國時報副總編輯楊澤所言，「二十一天內再版二十四次，盛況空前，讀者反應熱烈，遍及各階層，尤其對學運世代前後的五年級有深刻影響，據說後來儼然成了人手一本的學運指南或社運手冊，幾乎每個家庭都可以找到那麼一本。」
臺灣著名詩人余光中稱《野火集》是一把燎原的火，「火勢之大不僅燒熱了文化界，甚至也薰出了廣大的市井小民，一時議論紛紛，掌聲壓倒了噓聲...幾乎凡華文所及，都風起雲湧，風吹草低。」
http://zh.wikipedia.org/wiki/%E9%87%8E%E7%81%AB%E9%9B%86
野火集目錄（網文免費）
中國人，你爲什麽不生氣 生氣，沒有用嗎？ 生了梅毒的母親 難局 美國不是我們的家 幼稚園大學 不要遮住我的陽光 不一樣的自由 正眼看西方 “對立”又如何？ 焦急 機器人中學 我的過去在哪裏？ 以“沈默”爲恥 啊！紅色！ 不會“鬧事”的一代 自白 精神崩潰的老鼠 臺灣是誰的家？
中國人，你爲什麽不生氣
在昨晚的電視新聞中，有人微笑著說：“你把檢驗不合格的廠商都揭露了，叫這些生意人怎麽吃飯？”
我覺得惡心，覺得憤怒。但我生氣的對象倒不是這位人士，而是臺灣一千八百萬懦弱自私的中國人。
我所不能了解的是：中國人，你爲什麽不生氣？
包德甫的《苦海余生》英文原本中有一段他在臺灣的經驗：他看見一輛車子把小孩撞傷了，一臉的血。過路的人很多。卻沒有一個人停下來幫助受傷的小孩，或譴責肇事的人。我在美國讀到這一段。曾經很肯定地跟朋友說：不可能！中國人以人情味自許，這種情況簡直不可能！
回國一年了，我睜大眼睛，發覺包德甫所描述的不只可能，根本就是每天發生、隨地可見的生活常態。在臺灣，最容易生存的不是蟬螂，而是“壞人”，因爲中國人怕事、自私，只要不殺到他床上去，他寧可閉著眼假寐。
我看見攤販占據著你家的騎樓，在那兒燒火洗鍋，使走廊垢上一層厚厚的油污，腐臭的菜葉塞在牆角。半夜裏，吃客喝酒猜拳作樂，吵得雞犬不寧。
你爲什麽不生氣？你爲什麽不跟他說“滾蛋”？
哎呀！不敢呀！這些攤販都是流氓，會動刀子的。
那麽爲什麽不找警察呢？
警察跟攤販相熟，報了也沒有用；到時候若曝了光，那才真惹禍上門了。
所以呢？
所以忍呀！反正中國人講忍耐！你聳聳肩、搖搖頭！
在一個法治上軌道的社會裏，人是有權利生氣的。受折磨的你首先應該雙手叉腰，很憤怒地對攤販說：“請你滾蛋！”他們不走，就請警察來。若發覺警察與小販有勾結——那更嚴重。這一團怒火應該往上燒，燒到警察肅清紀律爲止，燒到攤販離開你家爲止。可是你什麽都不做；畏縮地把門窗關上，聳聳肩、搖搖頭！
我看見成百的人到淡水河畔去欣賞落日、去釣魚。我也看見淡水河畔的住家整籠整籠地把惡臭的垃圾往河裏倒；廁所的排泄管直接通到河底。河水一漲，污穢氣直逼到呼吸裏來。
愛河的人，你又爲什麽不生氣？
你爲什麽沒有勇氣對那個丟汽水瓶的少年郎大聲說：“你敢丟我就把你也丟進去？”你靜靜坐在那兒釣魚（那已經布滿癌細胞的魚），想著今晚的魚場，假裝沒看見那個幾百年都化解不了的汽水瓶。你爲什麽不丟掉魚竿，站起來，告訴他你很生氣？
我看見計程車穿來插去，最後停在右轉線上，卻沒有右轉的意思。一整列想右轉的車子就停滯下來，造成大阻塞。你坐在方向盤前，歎口氣，覺得無奈。
你爲什麽不生氣？
哦！跟計程車可理論不得！報上說，司機都帶著扁鑽的。
問題不在于他帶不帶扁鑽。問題在于你們這廿個受他阻礙的人沒有種推開車門，很果斷地讓他知道你們不齒他的行爲，你們很憤怒！
經過郊區，我聞到刺鼻的化學品燃燒的味道。走近海灘，看見工廠的廢料大股大股地流進海裏，把海水染成一種奇異的顔色。灣裏的小商人焚燒電纜，使灣裏生出許多缺少腦子的嬰兒。我們的下一代——眼睛明亮、嗓音稚嫩、臉頰透紅的下一代，將在化學廢料中學遊泳，他們的血管裏將流著我們連名字都說不出來的毒素——
你又爲什麽不生氣呢？難道一定要等到你自己的手臂也溫柔地捧著一個無腦嬰兒，你再無言地對天哭泣？
西方人來臺灣觀光，他們的旅行社頻頻叮嚀：絕對不能吃攤子上的東西，最好也少上餐廳；飲料最好喝瓶裝的，但臺灣本地出産的也別喝，他們的飲料不保險……
這是美麗寶島的名譽；但是名譽還真是其次；最重要的是我們自己的健康、我們下一代的傻康。一百位交大的學生食物中毒——這真的只是一場笑話嗎？中國人的命這麽不值錢嗎？好不容易總算有幾個人生起氣來，組織了一個消費者團體。現在卻又有“占著茅坑不拉屎”的衛生署、爲不知道什麽人做說客的立法委員要扼殺這個還沒做幾樁事的組織。
你怎麽能夠不生氣呢？你怎麽還有良心躲在角落裏做“沈默的大多數”？你以爲你是好人，但是就因爲你不生氣、你忍耐、你退讓，所以攤販把你的家搞得像個破落大雜院，所以臺北的交通一切烏煙瘴氣，所以淡水河是條爛腸子；就是因爲你不講話、不罵人、不表示意見，所以你疼愛的娃娃每天吃著、喝著、呼吸著化學毒素，你還在夢想他大學畢業的那一天：你忘了，幾年前在南部有許多孕婦，懷胎九月中，她們也閉著眼夢想孩子長大的那一天。卻沒想到吃了滴滴純淨的沙拉油，孩子生下來是瞎的、黑的！
不要以爲你是大學教授。所以作研究比較重要；不要以爲你是殺豬的，所以沒有人會聽你的話；也不要以爲你是個學生，不夠資格管社會的事。你今天不生氣，不站出來說話，明天你——還有我、還有你我的下一代。就要成爲沈默的犧牲者、受害人！如果你有種、有良心，你現在就去告訴你的公—仆立法委員、告訴衛生署、告訴環保局：你受夠了，你很生氣！
你一定要很大聲地說。
原載一九八四年十一月二十日《中國時報?人間》
回應與挑戰
中國人當然不生氣＞羅肇錦
生氣，沒有用嗎？
該生氣就生氣，該說話就說話＞王民雄
生了梅毒的母親
有一天黃昏，和一位瑞典朋友去看淡水的落日。河水低潮的時候，密密麻麻的垃圾在黑色油膩的污泥中暴露出來。好不容易找到一塊離垃圾遠一點的地方，剛坐下來，就看到這個毛毛頭，五歲大的小男孩盯著我們，轉身對抱著布娃娃，更小的小孩，用很稚嫩的聲音說：
“妹妹，我會聽英文，這個外國人在說我們臺灣很不進步……”
我愣住了——因爲我的金發朋友一句話也沒有說。這個小毛頭在捏造故事，可是他捏造了怎麽樣的放棄啊！中國民族的自卑感已經這麽深了嗎？這孩子才五歲哪！
火紅的太陽在垃圾的那一頭沈了下去，我默默地離開淡水河。
而居然有人說：臺灣沒有你說的那麽糟！
要糟到什麽程度才能使你震動？
在德國，我看見萊茵河裏遊著雪白的野天鵝，公路旁高高地抽著鮮紅的罌粟花，森林裏嘻笑的小孩在尋覓香菇和莓果。
在意大利，我看見裸著身子的女郎在冰涼透明的湖裏遊泳，老太婆坐在葡萄藤下聊天，販夫走卒在籠罩著月光的沙灘上跳舞。
在希臘，一個像淡水一樣依山傍水的小鎮裏，我看著漁民把鵝卵石鋪在海堤上，就著粼粼的波光喝酒唱歌；幹瘠的山上猛烈地開著星星似的野花。
在土耳其，我碰到穿著花裙的吉普賽女人背著滿籮筐的花朵，沿著古老的石板路叫賣，臉頰豐潤的小孩在山坡上滾來滾去。
回到臺灣，我去看山——看見剝了皮的青山。綿延的綠當中突然陷下一大塊，砂土被挖走了，紅土石礫赤裸棵地暴露出來。臺北縣的山滿目瘡疤，像一身都長了癬、爛了毛的癩皮狗，更像遭受強暴的女人……
我去看水。聽說關渡有雪白的水鳥，不錯。可是水面上密密地覆著一層垃圾，水鳥瘦瘦的腳找不到棲落的地方。嫁笑的小孩涉在烏黑惡臭的水裏抓水蟲。
居然有人說：臺灣沒那麽糟！
爲了多賺幾毛錢，有人把染了菌的針筒再度賣出，把病毒注入健康人的身體裏去。爲了享受物質，有人制造假的奶粉，明明知道可能害了千百個嬰兒的性命。爲了逃避責任，有人在肇事之後，回過頭來把倒地呻吟的人瞄准了再輾過一次。我們的子女坐在教室裏，讓毒氣給轟倒。我們的朋友喝了僞酒而失明。我們的兄弟，被車撞斷了腿，每天拄著拐杖，一跛一跛上學校。而我們自己，心平氣和地吃喝各色各樣的化學毒素，呼吸污濁的空氣，在橫行霸道的車輛間倉皇怯懦地苟活，
要糟到什麽程度你才會大吃一驚？
在《中國人，你爲什麽不生氣》（十一、二十）和《生氣，沒有用嗎》（十二、六）刊出之後，我聽說有大中學的老師把文章發給學生，做課堂討論材料；有人把文章複印了四處寄發；也有人當海報傳單一樣到處張貼。每天我的郵箱裏塞著讀者的來信，寫信的人有老師、水電工人、學生、軍人、理發小姐……其中有兩封特別傷感：
——我們的家鄉臺灣，本來山青水秀，現在被當作歇腳的地方．這些人不打算生根，歇會兒，氣力足就走了。你要他們怎麽去愛鄉愛土？
——今天臺灣生活環境之差到了令人想一走了之的地步。可是，眼見苦難的中國人好不容易有這麽一個地方，稍稍享受一點沒有饑餓、沒有戰亂的日子，實在又很想珍惜它；然而我們的環境卻又敗壞至此，令人痛心不已。
我實在不了解爲什麽我們的環境會受到如此的破壞。人窮的時候。把門砍破了燒來取暖，還有話說，三十年後的臺灣早就“發”了，爲什麽還在到處打洞？更何況臺灣這個“房子”還不是我們的——我們只是百代的過客，我們之後還有一代又一代的人要來這裏居住生活。任何房客都沒有權利把租來房子的屋頂拆掉、地板挖空、牆壁熏黑，因爲將來還有別的房客要來。臺灣這個小小的島嶼，我們也還得留給下一代的下一代。我們哪裏有資格，哪裏有權利——爲了現在多賺幾毛錢，瘋狂地、忘形地追求所謂“經濟成長”——而在蒼天有德暫租給我們的這片土地上橫行肆虐，把青山毀掉，把綠水弄渾，在泥土裏摻毒？以後的人怎麽辦？中國人還沒有短見自私到絕子絕孫的地步吧？
詩人說：生了梅毒，還是我的母親。臺灣，是生我育我的母親；肮髒、醜陋、道德敗壞的臺灣是我生了梅毒的母親。你說臺灣沒有那麽糟。我覺得你在做夢；你說，治文學的人不應該爲這種凡間瑣事費神，我覺得你麻木：我坐在書房裏，受噪音的折磨；吃一餐飯，有中毒的危險；出門上街，可能被車子撞死；走進大自然，看不見一片淨土。有哪一門“學問”比“生活”本身更重要呢？我之所以越過我森森的學院門牆，一而再、再而三地寫這些“瑣事”，是因爲對我而言，臺灣的環境——自然環境、生活環境、道德環境——已經惡劣到了一個生死的關頭。我，沒有辦法繼續做一個冷眼旁觀的高級知識分子。
所以我伸出手來，急切地想與你接觸。我是個大學教授，你或許是個面店老板、小學老師、公車司機，或滿手油污的修車工人；在日常生活上，你和我卻都是“市井小民”，有一模一樣的需求——安靜的環境、幹淨的社區、有條理的街道、文明禮讓的鄰居。有許多問題，我們這些市井小民不得不仰靠專家，譬如垃圾掩埋的科學方式及山林水土保持的處理。也有許多人，是我沒有能力影響或教化的，譬如拿刀殺人的老大或偷偷丟垃圾的阿旺（他們也不會讀副刊吧？！）可是市井小民仍舊可以做許多事情：專家不盡力的時候，你要監督他、指責他，告訴他：做不好，換別人來。至于阿旺，如果他一個人丟，有十個市井小民去撿，我們的街巷仍舊是幹淨的。臺灣的環境不能再往下掉一步，掉一步，很可能萬劫不複。
今天下午，我在淡水田野間行走，看見一只潔白的鷺鷥輕俏地站在一頭墨黑的水牛背上。那頭水牛粗糙笨拙，沈重的蹄在沼澤裏來回。背著無盡的天光，它悠然地吃著腳邊翠綠的水草；不知魏晉、不知漢唐、不知古往今來的一腳一個印子。風輕輕地吹著，我在田埂上凝視許久，心裏溢滿感謝：感謝這水牛的存在，感謝這鷺鷥與水草的存在。我的母親生了梅毒，但是至少她還沒有死去，她還有痊愈的希望。我既不願遺棄她，就必須正視她的病毒，站起來洗清她發爛發臭的皮膚。
新春的第一個晴天，我會到大屯山上去看豐碩的芒草。我的車裏會有一只大塑膠袋；我會把沿著山路的垃圾撿起來，帶走。新春的第一個晴天，你或許會帶著學生或者三朋四友，到澄清湖、火焰山，或秀姑巒去尋找一點野氣；或許你也願意帶著一個大塑膠袋，撿走花叢裏的空罐頭。在你彎身的那一刻，或許我也在彎身，如果我們在轉角處相遇，就打個招呼吧！
或許這一年的臺灣就真的要比一九八四年的臺灣稍稍幹淨一點、安靜一點、和諧一點。你，來赴約吧！
原載一九八五年一月四日《中國時報?人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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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百年思索》（臺北：時報，1999）
《百年思索》（南海出版公司， 2001）
‧中國時報開卷一周好書榜(2000年)
‧中國時報開卷一周好書榜(1999年)
‧聯合報讀書人每周新書金榜(1999年)
讀書人 1999 文學類最佳書獎
1999年10月開卷好書榜
本書作者龍應臺榮獲2006書市回顧臺灣篇-開卷年度焦點人物！
內 容 簡 介
十多年來，當野火燃燒之後，以犀利的筆鋒，持繼不斷的點批社會不平的現象，帶著知識份子獨具的感性憂心，龍應臺始終堅持她的理想，她的風格。從臺灣到西方，從西方到中國，透視著兩岸的現況發展，使她的角度更加寬廣。
這本書，龍應臺除延續她一貫針砭臺灣時事的風格外，也描寫現居地德國的社會現狀，讓我們看看別人的文化：比如，在「兩粒草莓的賄選」一文中，她提到，德國的選舉是安安靜靜──沒有喧嚷的宣傳車、鑼鼓喧天地吵死人，乾乾淨淨的──沒有滿街飄揚的競選旗幟、沒有巧立名目的賄選禮物，她唯一收過的選舉禮物是兩粒草莓和一個汽球。這就是德國的大選。當然，悠久歷史、包袱過重的中國不必全然向西方學習。
她知道，每一個時代都有它的情緒。茨威格的 19 世紀的歐洲人樂觀而且自負，「懷著自由派的理想主義真誠地相信自己正沿著一條萬無一失的平坦大道走向最美好的世界。」梁啟超時代的中國人卻是惶惶不安的，「今有巨廈，更歷千歲，瓦墁毀壞，榱棟崩折；非不枵然大也，風雨猝集，則傾圮必矣。」每個人都有風雨欲來、大難臨頭的壓抑和緊張。
20世紀的樹種在19世紀的土壤裡，離地面最遠的一片葉子也含著土壤的成份。然而如果斯蒂芬．茨威格的維也納是我們中國人的土壤，我們不會是現在的樣子。我們這一代人心靈裡的沈重與激越，是否有一個來處？
因此，龍應臺一方面向我們點醒中國現狀的真實情況、一方面展現西方世界的文化現況，做為借鏡，她也提出了一些改進之道，她說，我們今天碰到了一個「一切價值都必須重估」的時代。然而重估價值是多麼艱難的任務，必須是一個有能力做成熟的價值判斷、一個具備文學、哲學、史學人文素養的人，才有可能擔負這個任務。
文學使我們看見水裡白楊樹的倒影，哲學，使我們能藉著星光的照亮，摸索著走出迷宮；而歷史，就是讓你知道，沒有一個現象是孤立存在的。
希望我們今天的共同思索是一個走向未來的小小的預備，而且有一個氣魄開闊、眼光遠大的領導者把我們的社會帶出歷史的迷宮，並且認出下一個世紀星空的位置。
目 錄
自序 在迷宮中仰望星鬥──政治人的人文素養
輯一 手捧著透明的細磁
‧百年思索
‧詩人剛走，馬上回來
‧活的文化，死的理解
‧尊重誰的文化差異
‧一本書的背後
‧致命的星空
‧給我一個小城
‧有什麼副刊，就有什麼社會
‧暴君的紅唇
‧感動，誰的商品？
輯二 歷史裡的人
‧你是否看見歷史裡的「人」？──對李登輝史觀的質疑
‧丁遠超：學者不應關在象牙塔中思維 陶令瑜
‧李登輝批江澤民，右派日本人相當窩心 陳華坎
‧臺灣統治者替日本 辯護，是靈魂的墮落 南方朔
‧君不見長安人食人 王曉波
‧過渡人物見證過渡時代──我讀《臺灣的主張》
‧十億元一個電話
‧即使知道明天世界毀滅──送許遠東夫婦
‧「三不」的小註腳
‧從瑞典事件看臺灣外交
‧包容、開闊、寬厚的臺灣社會？──魏京生訪臺的反思
‧臺灣有人權問題嗎？──從聯合國人權憲章 50 週年紀念說起
‧80 年代這樣走過
輯三 石獅子的原鄉
‧從石獅子出發
‧對公共廁所的研究
‧上海的一日
‧一個讀書人
‧誰剝奪了中國人生氣的權利
輯四 他們歐洲人
‧兩粒草莓的賄選
‧一任一任被淘汰
‧當反對者成為執政者
‧我們歐洲人
‧21 世紀戰國策
‧在鏡子裡看見自己──科索沃戰爭的另類思索
輯五 我
‧大山大河大海
‧玻璃鰻
‧迷陽，是荊棘──與我的讀者暫別
心靈的沈重與激越——評《百年思索》 江蘇 張暉
著名作家、德國海德堡大學教授龍應臺先生，近年來一直傾心于中國百年思想的研究。數月前剛剛由北京三聯書店出版的《維新舊夢錄》一書，影響就非常之大。以前對龍先生的認識也止于此，直到最近看見龍先生的另一本新作《百年思索》（南海出版公司出版），才知道龍先生關心的範圍不僅僅局限于中國一域，因留學美國，僑居歐洲的背景，龍先生對西方的曆史、文化都比較熟悉。在這種廣闊視野的基礎上，龍先生關心的乃是整個世界、整個人類的文化與思想。其氣象之大，真可以用漢代人所說的“包括宇宙”四個字來形容。
龍應臺先生有一個基本的理念，即凡是存在的，必然有其合理性。她在《對公共廁所的研究》一文中談到，當他們一行在西安上廁所時，發現廁所非但沒有門，而且坑與坑之間只有一堵矮牆。其他人在亂哄哄一陣玩笑之後，很快就把這件事給遺忘了。可是龍先生並不，她說：“對我這個喜歡對文化現象胡思亂想的人卻沒有過去；在笑話裏層一定有一個文化的合理解釋，一定有的。”正因爲這種理念，龍應臺先生才會對小到西安的廁所，大至科索沃戰爭、德國知識分子的心靈流亡等問題，一一加以精細的研究，給予邏輯謹嚴、合乎情理的剖析。
龍先生在撰寫此書的時候，心靈是沈重的。孔子說寫《周易》的人，“其有憂患者乎?”龍先生寫這部《百年思索》也是充滿著憂患意識的，這種憂患並不是高高在上，滿紙空言的愛國愛人民，而是落實在具體生活中的。龍先生是作家，她以作家對生活獨特的感悟體會，來剖析社會狀態和文化前景。比如龍先生在雜亂吵鬧的以色列接觸到了許多熱情可愛的人們，而在瑞士美麗安靜的環境裏，卻住著冰冷的人們。龍先生不禁發問：“可愛的人與可愛的環境，竟是不可兼得的嗎?”她對甲午戰爭中的報道，抗戰時蘇州的順民以及外國人稱中國人的爲Natives（土著）等都很敏感。她說這一切“可以原諒，不可以遺忘牎”
龍先生的心靈又是激越的。她熱烈地呼喚文化多元的到來以及人與人之間的尊重。他在臺灣大學法學院演講時高唱政治人物應該擁有自己的人文素養。“一個會寫詩、懂古典音樂、有哲學博士學位的人，不見得不會妄自尊大、草菅人命。但是一個真正認識人文價值而真誠惻怛的人，也就是一個真正有人文素養的人，我相信，他不會違背以人爲本的終極關懷。”正因爲如此，龍應臺先生才要大聲疾呼，呼喚一個以人爲本的人文世界的到來。
龍應臺先生還積極地提倡“一切價值的重估”。當代的世界，經濟日趨一體，而文化多元、觀念多元、價值多元。正是在這個前提下，我們才有對中國傳統文化以及西方各種文化的紛雜觀念、紛雜價值進行“重估”的必要。只有“重估”，才能真正確立當代的價值，當代的理念與精神。但龍先生自己也清楚地意識到：“重估價值是多麽艱難的任務，必須是一個成熟的社會，或者說，社會裏頭的人有能力思索，有能力做成熟的價值判斷，才有可能擔負這個任務。”“重估價值”的道路坎坷艱辛而又漫長，令人欣幸的是，龍應臺先生本人正毅然地擔負起這個重任。她將在這條荊棘之路上永遠地跋涉和探索下去，保持著一顆年輕跳躍火熱的心，去擁抱人文世界的美好未來。
原文摘要
輯一 手捧著透明的細瓷
詩人剛走，馬上回來
我生活在一個傳統無所不在的國家。在這裏，兩百年前的人栩栩如生，好像只是出門到巷口買個報紙，馬上回來；他桌上的茶還熱著呢。
1997年的德國，翻開報紙，打開收音機和電視，無處不是海涅的消息。他的《羅雷萊》詩被舒柏特譜成歌曲，連中國的孩子都會唱。1997年，德國人用一整年的時間在紀念詩人兩百歲的冥誕：海涅朗誦節、海涅學術研討會、海涅音樂會。
1997年，無處不是舒柏特的消息，在報紙副刊上，在收音機裏，在出版社的海報書目上，在書店的玻璃櫥窗裏。舒柏特的傳記被制成書籍、錄音帶、CD、廣播劇、電影。整個德語世界從城市到鄉村的音樂廳裏，響著舒柏特的小夜曲，交響樂，民歌。1997年是舒柏特兩百歲的冥涎。
1998年，郁金香才剛從蘇醒的土裏鑽出，空氣裏已經到處響著布萊希特的名字；今年是這位劇作家一百歲的冥誕。他的劇本在大大小小的劇場巡回演出，他的作品在一場又一場的研討會中讓專家們爭來辯去，他的生平軼事占據一版又一版的文化副刊。與布萊希特有關的書甚至被搬到臺北的國際書展中去占一個特別尊貴的位子；中文讀者對他當然不陌生，布萊希特的《四川來的好人》在世界文學裏太有名了。
1999年，明年，不管它世紀末不世紀末，德國人正准備轟轟烈烈地慶祝另一個人的生日，比慶祝海涅、舒伯特、布萊希特都要認真而隆重：明年是歌德兩百五十歲冥誕。法蘭克福，歌德的出生地，將是張燈結彩的大舞臺。
市政府已經撥下約一百萬美金預算，覺得還不夠，轉向企業界募款。德意志銀行馬上捐出六十萬美金，商業銀行也貢獻了十幾萬。別的捐款源源而來。明春4月，“歌德的散步”開始慶典的序幕；人們從歌德的老房子出發，沿著萊菌河，踩著歌德當年的腳印，走到他愛去的“磨坊”酒館。古意盎然的酒館就在河邊，有老樹垂柳圍繞，幾乎一石一木仍是舊時顔色——好像歌德離開他桌上喝了一半的啤酒，只是去買份報紙罷了。散步途經的延綿數公裏，會有一路的戶外雕塑展和畫展，還有歌德詩歌的即興朗誦。
兩百年前行路不易，歌德算是個大旅行家了，坐在馬蹄達達顛簸不堪的驛車裏，遊藝歐洲。1999年的“詩人之旅”將由火車把歌德的崇拜者從法蘭克福載到歌德曾經雲遊的城市：斯特拉斯堡、蘇黎世、意大利的佛倫那……。8月28日，歌德的生日，是整個慶典的高潮；“歌德文學獎”要頒發，朗誦會要舉行，法蘭克福要變成一個歌德城。事實上，一整年都是歌德年：社區圖書館會舉辦各種歌德講座和詩歌朗誦，博物館有各形各色與歌德有關的特展，現代美術館預備把整棟建築的外表畫成歌德風格，其他美術館將聯合起來展出“1770年的歐洲”，把歌德時代的藝術、音樂、文學、服裝、建築、家具，也就是說，把兩百年前孕育了歌德的整個文化史和生活史呈現出來。
平常，有學問沒學問的德國人就喜歡動不動背上幾句歌德的格言作爲教養的裝飾，玻璃書櫃裏當然得擺著精裝的《歌德全集》；明年可真的要煩死人了，舉國上下都要談歌德，談他的情詩和抒情詩，談他的妻子和情人們，談他的浮土德和魔鬼。但是，我究竟是真的厭煩呢，還是嫉妒？
讓我想想，和歌德同時代的中國文學家有哪些？紀曉嵐、袁枚、姚鼐、龔自珍、李汝珍（《鏡花緣》）、陳端生（《再生緣》），然後，當然還有吳敬梓和曹雪芹！他們的冥誕有誰記得有誰慶祝呢？難道他們不是到巷口去買報紙，茶還熱著？
我承認我嫉妒，而且有點兒莫名的辛酸。
（原載1998年4月14日《文彙報筆會》）
同名演講（《百年思索》自序） 龍應臺
在臺灣，我大概一年只做一次演講。今天之所以願意來跟法學院的同學談談人文素養的必要，主要是由於看到臺灣解嚴以來變成如此政治淹蓋一切的一個社會，而我又當然不能不注意到，要領導臺灣進入二十一世紀的政治人物裏有相當高的比例來自這個法學院。總統候選人也好，中央民意代表也好，不知道有多少是來自臺大政治系、法律系，再不然就是農經系，是不是？（笑聲）
但是今天的題目不是「政治人物」＿＿而是「政治人」＿＿要有什麽樣的人文素養。爲什麽不是「政治人物」呢？因爲對今天已經是四十歲以上的人要求他們有人文素養，是太晚了一點，今天面對的你們大概二十歲；在二十五年之後，你們之中今天在座的，也許就有四個人要變成總統候選人。那麽，我來的原因很明白：你們將來很可能影響社會。但是昨天我聽到另一個說法。我的一個好朋友說，「你確實應該去臺大法學院講人文素養，因爲這個地方出産最多危害社會的人。」（笑聲）二十五年之後，當你們之中的諸君變成社會的領導人時，我才七十二歲，我還要被你們領導，受你們影響。所以「先下手爲強」，今天先來影響你們。（笑聲）
我們爲什麽要關心今天的政治人，明天的政治人物？因爲他們掌有權力，他將決定一個社會的走向，所以我們這些可能被他決定大半命運的人，最殷切的期望就是，你這個權力在手的人，拜托，請務必培養價值判斷的能力。你必須知道什麽叫做「價值」，你必須知道如何做「判斷」。
我今天完全不想涉及任何的現實政治，讓我們遠離政治一天。今天所要跟你們共同思索的是：我們如何對一個現象形成判斷，尤其是在一個衆說紛紜、真假不分的時代裏。二十五年之後，你們之中的某個人也許必須決定：你是不是應該強迫像錢穆這樣的國學大師搬出他住了很久的素書樓；你也許要決定，在「五四」一○五周年的那一天，你要做什麽樣的談話來回顧曆史？二十五年之後，你也許要決定，到底日本跟中國跟臺灣的關系，戰爭的罪責和現代化的矛盾，應該怎麽樣去看？二十五年後的今天，也許你們也要決定到底臺灣和中國應該是什麽樣的關系？中國文化在世界的曆史發展上，又處在什麽地位？甚至於，西方跟東方的文明，他們之間全新的交錯點應該在哪裏？二十五年之後，你們要面對這些我們沒有解決的舊問題，加上我們現在也許無能設想的新的問題，而且你們要帶著這個社會走向新的方向。我希望我們今天的共同思索是一個走向未來的小小預備。
人文是什麽呢？我們可以暫時接受一個非常粗略的分法，就是「文」「史」「哲」，三個大方向。先談談文學，指的是最廣義的文學，包括文學、藝術、美學，廣義的美學。
文學——白楊樹的湖中倒影
爲什麽需要文學？了解文學、接近文學，對我們形成價值判斷有什麽關系？如果說，文學有一百種所謂「功能」而我必須選擇一種最重要的，我的答案是：德文有一個很精確的說法，macht sichtbar，意思是「使看不見的東西被看見」。在我自己的體認中，這就是文學跟藝術的最重要、最實質、最核心的一個作用。我不知道你們這一代人熟不熟悉魯迅的小說？他的作品對我們這一代人是禁書。沒有讀過魯迅的請舉一下手？（約有一半人舉手）魯迅的短篇《藥》，講的是一戶人家的孩子生了癆病。民間的迷信是，饅頭沾了鮮血給孩子吃，他的病就會好。或者說《祝福》裏的祥林嫂；祥林嫂是一個嘮嘮叨叨的近乎瘋狂的女人，她的孩子給狼叼走了。
讓我們假想，如果你我是生活在魯迅所描寫的那個村子裏頭的人，那麽我們看見的，理解的，會是什麽呢？祥林嫂，不過就是一個讓我們視而不見或者繞道而行的瘋子。而在《藥》裏，我們本身可能就是那一大早去買饅頭，等看人砍頭的父親或母親，就等著要把那個饅頭泡在血裏，來養自己的孩子。再不然，我們就是那小村子裏頭最大的知識份仔，一個口齒不清的秀才，大不了對農民的迷信表達一點不滿。
但是透過作家的眼光，我們和村子裏的人生就有了藝術的距離。在《藥》裏頭，你不僅只看見愚昧，你同時也看見愚昧後面人的生存狀態，看見人的生存狀態中不可動搖的無可奈何與悲傷。在《祝福》裏頭，你不僅只看見貧窮粗鄙，你同時看見貧窮下面「人」作爲一種原型最值得尊敬的痛苦。文學，使你「看見」。
我想作家也分成三種吧！壞的作家暴露自己的愚昧，好的作家使你看見愚昧，偉大的作家使你看見愚昧的同時認出自己的原型而湧出最深刻的悲憫。這是三個不同層次。
文學與藝術使我們看見現實背面更貼近生存本質的一種現實，在這種現實裏，除了理性的深刻以外，還有直覺的對「美」的頓悟。美，也是更貼近生存本質的一種現實。
誰……能夠完整的背出一闋詞？講我最喜歡的詞人蘇東坡好了。誰今天晚上願意爲我們朗誦《江城子》？（騷動、猶豫，一男學生□腆地站起來，開始背誦）
十年生死兩茫茫，不思量，自難忘。千裏孤墳，無處話淒涼。縱使相逢應不識，塵滿面，鬢如霜。夜來幽夢忽還鄉，小軒窗，正梳妝。相顧無言，惟有淚千行。料得年年斷腸處……（學生忘詞，支吾片刻，一位白發老先生朗聲接下：「明月夜，短松崗。」熱烈掌聲）
你說這短短七十個字，它帶給我們什麽？它對我們的價值判斷有什麽作用？你說沒有，也不過就是在夜深人靜的時候，那欲言又止的文字，文字裏幽渺的意象，意象所激起的朦朧的感覺，使你停下來歎一口氣，使你突然看向窗外倏然滅掉的路燈，使你久久地坐在黑暗裏，讓孤獨籠罩，與隱藏最深的自己素面相對。
但是它的作用是什麽呢？如果魯迅的小說使你看見了現實背後的縱深，那麽，一首動人，深刻的詩，我想，它提供了一種「空」的可能，「空」相對于「實」。空，是另一種現實。我們平常看不見的、更貼近存在本質的現實。
假想有一個湖，湖裏當然有水，湖岸上有一排白楊樹，這一排白楊樹當然是實體的世界，你可以用手去摸，感覺到它樹幹的凹凸的質地。這就是我們平常理性的現實的世界，但事實上有另外一個世界，我們不稱它爲「實」，甚至不注意到它的存在。水邊的白楊樹，不可能沒有倒影，只要白楊樹長在水邊就有倒影。而這個倒影，你摸不到它的樹幹，而且它那麽虛幻無常：風吹起的時候，或者今天有雲，下小雨，或者滿月的月光浮動，或者水波如鏡面，而使得白楊樹的倒影永遠以不同的形狀，不同的深淺，不同的質感出現，它是破碎的，它是回旋的，它是若有若無的。但是你說，到底岸上的白楊樹才是唯一的現實，還是水裏的白楊樹，才是唯一的現實。然而在生活裏，我們通常只活在一個現實裏頭，就是岸上的白楊樹那個層面，手可以摸到、眼睛可以看到的層面，而往往忽略了水裏頭那個「空」的，那個隨時千變萬化的，那個與我們的心靈直接觀照的倒影的層面。
文學，只不過就是提醒我們：除了岸上的白楊樹外，有另外一個世界可能更真實存在，就是湖水裏頭那白楊樹的倒影。
哲學——迷宮中望見星空
哲學是什麽？我們爲什麽需要哲學？
歐洲有一種迷宮，是用樹籬圍成的，非常複雜。你進去了就走不出來。不久前，我還帶著我的兩個孩子在巴黎迪士尼樂園裏走那麽一個迷宮；進去之後，足足有半個小時出不來，但是兩個孩子倒是有一種奇怪的動物本能，不知怎麽的就出去了，站在高處看著媽媽在裏頭轉，就是轉不出去。
我們每個人的人生處境，當然是一個迷宮，充滿了迷惘和□徨，沒有人可以告訴你出路何在。我們所處的社會，尤其是「解嚴」後的臺灣，價值顛倒混亂，何嘗不是處在一個曆史的迷宮裏，每一條路都不知最後通向哪裏。
就我個人體認而言，哲學就是，我在綠色的迷宮裏找不到出路的時候，晚上降臨，星星出來了，我從迷宮裏擡頭望上看，可以看到滿天的星鬥；哲學，就是對于星鬥的認識，如果你認識了星座，你就有可能走出迷宮，不爲眼前障礙所惑，哲學就是你望著星空所發出來的天問。
今天晚上，我們就來讀幾行《天問》吧。（投影打出）
天何所遝十二焉分日月安屬列星安陳何闔而晦何開而明角宿未旦曜靈安藏
兩千多年以前，屈原站在他綠色的迷宮裏，仰望滿天星鬥，脫口而出這樣的問題。他問的是，天爲什麽和地上下相合，十二個時辰怎樣曆志？日月附著在什麽地方，二十八個星宿根據什麽排列，爲什麽天門關閉，爲夜嗎？爲什麽天門張開，爲晝嗎？角宿值夜，天還沒有亮，太陽在什麽地方隱藏？
基本上，這是一個三歲的孩子，眼睛張開第一次發現這個世界上有天上這閃亮的碎石子的時候所發出來的疑問，非常原始；因爲原始，所以深刻而巨大，所以人，對這樣的問題，無可回避。
掌有權力的人，和我們一樣在迷宮裏頭行走，但是權力很容易使他以爲自己有能力選擇自己的路，而且還要帶領群衆往前走，而事實上，他可能既不知道他站在什麽方位，也不知道這個方位在大格局裏有什麽意義；他既不清楚來的走的是哪條路，也搞不明白前面的路往哪裏去；他既未發覺自己深處迷宮中，更沒發覺，頭上就有縱橫的星圖。這樣的人，要來領導我們的社會，實在令人害怕。其實，所謂走出思想的迷宮，走出曆史的迷宮，在西方的的曆史裏頭，已經有特定的名詞，譬如說，「啓蒙」，十八世紀的啓蒙。所謂啓蒙，不過就是在綠色的迷宮裏頭，發覺星空的存在，發出天問，思索出路、走出去。對于我，這就是啓蒙。
所以，如果說文學使我們看見水裏白楊樹倒影，那麽哲學，使我們能藉著星光的照亮，摸索的走出迷宮。
史學——沙漠玫瑰的開放
我把史學放在最後。曆史對于價值判斷的影響，好像非常清楚。鑒往知來，認識過去才能以測未來，這話都已經說爛了。我不太用成語，所以試試另外一個說法。
一個朋友從以色列來，給我帶了一朵沙漠玫瑰。沙漠裏沒有玻瑰，但是這個植物的名字叫做沙漠玫瑰。拿在手裏，是一蓬乾草，真正的枯萎，乾的，死掉的草，這樣一把，很難看。但是他要我看說明書；說明書告訴我，這個沙漠玫瑰其實是一種地衣，針葉型，有點像松枝的形狀。你把它整個泡在水裏，第八天它會完全複活；把水拿掉的話，它又會漸漸乾掉，枯乾如沙。把它再藏個一年兩年，然後哪一天再泡在水裏，它又會複活。這就是沙漠玫瑰。
好，我就把這個團枯乾的草，用一個大玻璃碗盛著，注滿了清水，放在那兒。從那一天開始，我跟我兩個寶貝兒子，就每天去探看沙漠玫瑰怎麽樣了？第一天去看它，沒有動靜，還是一把枯草浸在水裏頭，第二天去看的時候發現，它有一個中心，這個中心已經從裏頭往外頭，稍稍舒展松了，而且有一點綠的感覺，還不是顔色。第三天再去看，那個綠的模糊的感覺已經實實在在是一種綠的顔色，松枝的綠色，散發出潮濕青苔的氣味，雖然邊緣還是乾死的。它把自己張開，已經讓我們看出了它真有玫瑰形的圖案。每一天，它核心的綠意就往外擴展一寸。我們每天給它加清水，到了有一天，那個綠色已經漸漸延伸到它所有的手指，層層舒展開來。
第八天，當我們去看沙漠玫瑰的時候，剛好我們一路鄰居也在，他就跟著我們一起到廚房裏去看。這一天，展現在我們眼前的是完整的、豐潤飽滿、複活了的沙漠玫瑰！我們三個瘋狂大叫出聲，因爲太快樂了，我們看到一朵盡情開放的濃綠的沙漠玫瑰。
這個鄰居在旁邊很奇怪的說，這一把雜草，你們幹嘛呀？我楞住了。
是啊，在他的眼中，它不是玫瑰，它是地衣啊！你說，地衣再美，美到哪裏去呢？他看到的就是一把挺難看、氣味潮濕的低等植物，擱在一個大碗裏；也就是說，他看到的是現象的本身定在那一個時刻，是孤立的，而我們所看到的是現象和現象背後一點一滴的線索，輾轉曲折、千絲萬縷的來曆。
於是，這個東西在我們的價值判斷裏，它的美是驚天動地的，它的複活過程就是宇宙洪荒初始的驚駭演出。我們能夠對它欣賞，只有一個原因；我們知道它的起點在哪裏。知不知道這個起點，就形成我們和鄰居之間價值判斷的南轅北轍。
不必說鑒往知來，我只想告訴你沙漠玫瑰的故事罷了。對于任何東西、現象、目題、人、事件、如果不認識它的過去，你如何理解它的現在到底代表什麽意義？不理解它的現在，又何從判斷它的未來？不認識過去，不理解現在，不能判斷未來，你又有什麽資格來做我們的「國家領導人」？
對于曆史我是一個非常愚笨的、非常晚熟的學生。四十歲之後，才發覺自己的不足。寫「野火」的時候我只看孤立的現象，就是說，沙漠玫瑰放在這裏，很醜，我要改變你，因爲我要一朵真正芬芳的玫瑰。四十歲之後，發現了曆史，知道了沙漠玫瑰一路是怎麽過來的，我的興趣不再是直接的批評，而在於：你給我一個東西、一個事件、一個現象，我希望知道這個事件在更大的座標裏頭，橫的跟縱的，它到底是在哪一個位置上？在我不知道這個橫的跟縱的座標之前，對不起，我不敢對這個事情批判。
了解這一點之後，對于這個社會的教育系統和傳播媒體所給你的許許多多所謂的知識，你發現，恐怕有百分之六十都是半真半假的的東西。比如說，我們從小就認爲所謂西方文化就是開放的、民主的、講究個人價值反抗權威的文化，都說西方是自由主義的文化。用自己的腦子去研究一下歐洲史以後，你就大吃一驚：哪有這回事啊？西方文藝複興之前是一回事，文藝複興之後是一回事；啓蒙主義之前是一回事，啓蒙主義之後又是一回事。然後你也相信過，什麽叫中國，什麽叫中國國情，就是專制，兩千年的專制。你用自己的腦子研究一下中國曆史就發現，咦，這也是一個半真半假的陳述。中國是專制的嗎？朱元璋之前的中國跟朱元璋之後的中國不是一回事的；雍正乾隆之前的中國，跟雍正乾隆之後的中國又不是一回事的，那麽你說「中國兩千年專制」指的是那一段呢？這樣的一個斬釘截鐵的陳述有什麽意義呢？自己進入曆史之後，你納悶：爲什麽這個社會給了你那麽多半真半假的「真理」，而且不告訴你他們是半真半假的東西？
對曆史的探索勢必要迫使你回頭去重讀原典，用你現在比較成熟的、參考系比較廣闊的眼光。重讀原典使我對自己變得苛刻起來。有一個大陸作家在歐洲哪一個國家的餐廳吃飯，一群朋友高高興興地吃飯，喝了酒，拍拍屁股就走了。離開餐館很遠了，服務生追出來說：「對不起，你們忘了付帳。」作家就寫了一篇文章大大地贊美歐洲人民族性多麽的淳厚，沒有人懷疑他們是故意白吃的。要是在咱們中國的話，吃飯忘了付錢人家可能要拿著菜刀出來追你的。（笑）
我寫了篇文章帶點反駁的意思，就是說，對不起，這可不是民族性、道德水平或文化差異的問題。這恐怕根本還是一個經濟問題。比如說如果作家去的歐洲正好是二次大戰後糧食嚴重不足的德國，德國待者恐怕也要拿著菜刀追出來的。這不是一個道德的問題，而是一個發展階段的問題，或者說，是一個體制結構的問題。
寫了那篇文章之後，我洋洋得意覺得自己很有見解。好了，有一天重讀原典的時候，翻到一個暢銷作家兩千多年前寫的文章，讓我差點從椅子上一跤摔下來。我發現，我的「了不起」的見解，人家兩千年前就寫過了，而且寫得比我還好。這個人是誰呢？（投影打出《五蠹篇》）
韓非子要解釋的是：我們中國人老是贊美堯舜□讓是一個多麽道德高尚的一個事情，但是堯舜「王天下」的時候，他們住的是茅屋，他們穿的是粗布衣服，他們吃的東西也很差，也就是說，他們的享受跟最低級的人的享受是差不多的。然後禹當國王的時候他的勞苦跟「臣虜之勞」也差不多。所以堯舜禹做政治領導人的時候，他們的待遇跟享受和最底層的老百姓差別不大，「以是言之」，那個時候他們很容易□讓，只不過是因爲他們能享受的東西很少，放棄了也沒有什麽了不起。（笑聲）但是「今之縣令」，在今天的體制裏，僅只是一個縣令，跟老百姓比起來，他享受的權力非常大。用二十世紀的語言來說，他有種種「官本位」所賦以的特權，他有終身俸、住房優惠、出國考察金、醫療保險……因爲權力帶來的利益太大了，而且整個家族都要享受這個好處，誰肯讓呢？「輕辭古之天子，難去今之縣令者也」，原因，不是道德，不是文化，不是民族性，是什麽呢？「薄厚之實異也」，實際利益，經濟問題，體制結構，造成今天完全不一樣的行爲。
看了韓非子的《五蠹篇》之後，我在想，算了，兩千年之後你還在寫一樣的東西，而且自以爲見解獨到。你，太可笑，太不懂自己的位置了。
這種衡量自己的「苛刻」，我認爲其實應該是一個基本條件。我們不可能知道所有前人走過的路，但是對于過去的路有所認識，至少是一個追求。講到這裏我想起艾略特很有名的一篇文學評論，談個人才氣與傳統，強調的也是：每一個個人創作成就必須放在文學譜系裏去評斷才有意義。譜系，就是曆史。然而這個標准對二十世紀的中國人毋寧是困難的，因爲長期政治動湯與分裂造成文化的嚴重斷層，我們離我們的原典，我們的譜系，我們的曆史，非常、非常遙遠。
文學、哲學跟史學。文學讓你看見水裏白楊樹的倒影，哲學使你成思想的迷宮裏認識星星，從而有了走出迷宮的可能；那麽曆史就是讓你知道，沙漠玫瑰有它的特定起點，沒有一個現象是孤立存在的。
會彈鋼琴的劊子手
素養跟知識有沒有差別？當然有，而且有著極其關鍵的差別。我們不要忘記，毛澤東會寫迷人的詩詞、納粹頭子很多會彈鋼琴、有哲學博士學位。這些政治人物難道不是很有人文素養嗎？我認爲，他們所擁有的是人文知識，不是人文素養。知識是外在於你的東西，是材料、是工具、是可以量化的知道；必須讓知識進入人的認知本體，滲透他的生活與行爲，才能稱之爲素養。人文素養是在涉獵了文、史、哲學之後，更進一步認識到，這些人文「學」到最後都有一個終極的關懷，對「人」的關懷。脫離了對「人」的關懷，你只能有人文知識，不能有人文素養。
素養和知識的差別，容許我竊取王陽明的語言來解釋。學生問他爲什麽許多人知道孝悌的道理，卻做出邪惡的事情，王陽明說：「此已被私欲隔斷，不是知行的本體了。未有知而不行者；知而不行，只是未知。」在我個人的解讀裏，王陽明所指知而不行的「未知」就是「知識」的層次，而素養，就是「知行的本體」。王陽明用來解釋「知行的本體」的四個字很能表達我對「人文素養」的認識：真誠惻怛。
對人文素養最可怕的諷刺莫過於：在集中營裏，納粹要猶太音樂家們拉著小提琴送他們的同胞進入毒氣房。一個會寫詩、懂古典音樂、有哲學博士學位的人，不見得不會妄自尊大、草菅人命。但是一個真正認識人文價值而「真誠惻怛」的人，也就是一個真正有人文素養的人，我相信，他不會違背以人爲本的終極關懷。
在我們的曆史裏，不論是過去還是眼前，不以人爲本的政治人物可太多了啊。
一切價值的重估
我們今天所碰到的好像是一個「什麽都可以」的時代。從一元價值的時代，進入一個價值多元的時代。但是，事實上，什麽都可以，很可能也就意味著什麽都不可以：你有知道的權利我就失去了隱密的權利；你有掠奪的自由我就失去了不被掠奪的自由。解放不一定意味著真正的自由，而是一種變相的捆綁。而價值的多元是不是代表因此不需要固守價值？我想當然不是的。
我們所面臨的絕對不是一個價值放棄的問題，而是一個「一切價值都必須重估」的巨大考驗；一切價值的重估，正好是尼采的一個書名，表示在他的時代有他的困惑。重估價值是多麽艱難的任務，必須是一個成熟的社會，或者說，社會裏頭的人有能力思考、有能力做成熟的價值判斷，才有可能擔負這個任務。
於是又回到今天談話的起點。你如果看不見白楊樹水中的倒影，不知道星空在哪裏，同時沒看過沙漠玫瑰，而你是政治系畢業的；二十五年之後，你不知道文學是什麽，哲學是什麽，史學是什麽，或者說，更糟的，你會寫詩、會彈鋼琴、有哲學博士學位同時卻又迷信自己、崇拜權力，那麽拜托，你不要從政吧！我想我們這個社會，需要的是「真誠惻怛」的政治家，但是它卻充滿了利欲薰心和粗暴惡俗的政客。政治家跟政客之間有一個非常非常重大的差別，這個差別，我個人認爲，就是人文素養的有與無。
二十五年之後，我們再來這裏見面吧。那個時候我坐在臺下，視茫茫發蒼蒼、齒牙動搖；意興風發的總統候選人坐在臺上。我希望聽到的是你們盡其所能讀了原典之後對世界有什麽自己的心得，希望看見你們如何氣魄開闊、眼光遠大地把我們這個社會帶出曆史的迷宮----雖然我們永遠在一個更大的迷宮裏---並且認出下一個世紀星空的位置。
這是一場非常「前現代」的談話，但是我想，在我們還沒有屬於自己的「現代」之前，暫時還不必趕湊別人的熱鬧談「後現代」吧！自己的道路，自己走，一步一個腳印。
（這是一九九九年五月十五日在臺大法學院作的演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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百年思索
一、書介
《未完成的革命──戊戌百年紀》一書，是十九世紀中國的時論選集，旨在通過不同時期間、不同人物，從不同視角籲求清帝國實行「自改革」的代表性論著，展現晚清「變法維新」形成思潮和運動的迂迴曲折的歷程。
《未》書所收論著，始於十九世紀初，止於「戊戌百日」維新前。〈百年思索〉是《未》書編者之一龍應臺女士為《未》書所寫的序言。本專區所摘錄內容即為此篇序言。在這篇序言裏面，龍應臺再次從歷史出發，思索戊戌政變一百年以來，中國文人在大環境衝擊下的思想
革命，試圖重現前人的智慧。
為什麼百年前的呼聲，仍舊在百年後的人心中低迴不已？儘管時光荏苒、百年浮沈，今人所感受的痛苦仍是昔日的痛苦，「為什麼每一代人都得自己吃一次蜘蛛，吃得滿嘴黑毛綠血，才明白蜘蛛不好吃？」
龍應臺問。
一百年來，中國到底出了什麼問題？在「戊戌政變」一百週年的今日，全面揀選百年前改革者的論述精華，加以現代意義的詮釋，以及反省，或有以作為吾人在前瞻二十一世紀時的一面歷史之鏡。
二、十九世紀的世界？
那要看你說的是哪一個世界。十九世紀後半葉的維也納，在斯蒂芬．茨威格的回憶裏是一個明亮美好的世界： 普遍的繁榮變得愈來愈明顯，愈來愈迅速，愈來愈豐富多彩。照亮夜晚街道的，已經不是昏暗的燈光，而是耀眼的電燈。從主要街道到市郊的沿街店舖都散射出迷人的新的光彩……水已經不再需要從水井或從水渠裏去提取，爐竈升火也不再那麼費勁，到處講究 衛生，已不再滿目骯髒……人們都變得愈來愈漂亮，愈來愈強壯，愈來愈健康。畸形殘廢、甲狀腺腫大、斷肢缺腿的人在街上已日益少見。
……社會方面也在不斷前進；每年都賦予個人以新的權力，司法愈來愈溫和與人道……愈來愈廣泛的社會階層獲得了選舉權，從而有可能通過合法手段來維護自己的利益。社會學家和教授們競相為使無產者享有比較健康幸福的生活而出謀劃策，因此，這個世紀為自己所取得的成就而自豪。
十九世紀末葉的中國，你可以透過外國人的眼睛來看，譬如一個美國女傳教者在一八九五年看見的山西：……街頭到處都是皮膚潰爛的人，大脖子的、肢體殘缺變形的、瞎了眼的，還有多得無可想像的乞丐……骯髒，令人作嘔……一個男人就在我們跟前把褲子脫下來大便，然後蹲在那兒抓身上的蝨子……一路上看到的潰爛皮膚和殘疾令我們難過極了。
也可以透過中國人的眼睛來看，譬如梁啟超在一八九六年寫的：……地利不闢，人滿為患。河北諸省，歲雖中收，猶道殣相望。京師一冬，死者千計。一有水旱，道路不通，運賑無術，任其項委，十室九空。濱海小民，無所得食，逃至南洋美洲諸地，鬻身為奴，猶被驅迫，喪斧以歸。馴者轉於溝壑，黠者流為盜賊。
……官制不善，習非所用，用非所習……一官數人，一人數官，牽制推諉，一事不舉……非鑽營奔競，不能療飢；俸廉微薄，供億繁 浩，非貪污惡鄙，無以自給。
或者加拿大傳教士馬偕在一八七二年所投宿的「臺灣最好的旅館」：大馬路上一排低矮的磚房：房間極小，小得只能塞下三張床，沒有任何桌椅。薄板床的腳是磚塊疊的；沒有彈簧墊或床單被套，只有幾張骯髒的草席，抽鴉片的苦力在上頭睡過多年。沒有窗。花生豆油點起的微光讓人看見地板是黑濕的泥土，牆，污穢不堪且生了黴 ……鴉片味沖鼻，在門口污泥裏打滾的豬發出臭味……這些豬走進走出，但這是我們走遍了全島所住過最好的旅館。
每一個時代都有它的情緒。茨威格的十九世紀歐洲人樂觀而且自負，「懷著自由派的理想主義真誠地相信自己正沿著一條萬無一失的平坦大道走向美好的世界。」梁啟超時代的中國人卻是惶惶不安的，「今有巨廈，更歷千歲，瓦墁毀壞，榱棟崩折；非不枵然大也，風雨猝集
，則傾圮必矣。」每個人都有風雨欲來、大難臨頭的壓抑和緊張。即便僅僅只是想寫本遊記，作者的序卻可以沈重得不勝負荷：「吾人生今之時，有身世之感情，有家國之感情，有社會之感情，有種教之感情。其感情愈深者，其哭泣愈痛；此洪都百鍊生所以有《老殘遊記》之作也。」
雖然執筆在二十世紀初，劉鶚表達的卻是十九世紀末的時代情緒：「棋局已殘，吾人將老，欲不哭泣也，得乎？」大廈將傾，棋局已殘，除了感時憂國的痛哭之外，還有救亡圖存的奮起。既沈重，又激越。
二十世紀的樹種在十九世紀的土壤裏，離地面最遠的一片葉子也含著土壤的成份。如果斯蒂芬．茨威格的維也納是我的土壤，我不會是現在的我。年輕時留學美國，看見美國的年輕人擡頭挺胸、昂首闊步，輕輕鬆鬆地面對每天升起的太陽，我覺得不可思議：這樣沒有歷史負擔的人類，我不曾見過。我，還有我這一代人，心靈裏的沈重與激越，是否有一個來處？
三、最容易受感動的時期
不是說，所有針砭時事的文章在事過境遷之後都要失去它的魅力？那麼為什麼梁啟超的文章在一百年之後仍舊讓四十歲的我覺得震動？
他分析專制政體如何塑造中國人的民族性格：夫既競天擇之公例，惟適者乃能生存。吾民族數千年生息於專制空氣之下，苟欲進取，必以詐偽；苟欲自全，必以卑屈。其最富於此兩種性質之人，即其在社會上占最優勝之位置者也。
他呼籲體制改革迫在眉睫，否則將萬劫不復：吾國民苟非於此中消息參之至透、辨之至晰、憂之至深、救之至勇，則吾見我父老兄弟甥舅，不及五稔，皆轉於溝壑而已。嗚乎，吾口已乾，吾淚已竭，我父老兄弟甥舅，其亦有聞而動振於厥心者否耶？
他的剖析像一把寒光刺目的刀，他的呼籲像傷口上抹鹽時哼不出來的痛楚。
在二十世紀還年輕的時候，十九世紀的文章也曾感動過另一個四十歲的人；胡適在一九三○年說梁啟超的文字「我在二十五年後重讀，還感覺到他的魔力，何況在我十幾歲最容易受感動的時期呢」。
「最容易受感動的時期」是一九○五年，胡適十二歲，讀到三十二歲的作家梁啟超的大聲呼喊： 破壞亦破壞，不破壞亦破壞！
少年人熱血奔騰，「衝上前去，可不肯縮回來了。」
這個熱血少年在二十五年後變成北大教授，轉身對又是一代的少年呼喊：少年的朋友們，現在有人對你們說：「犧牲你們個人的自由去求國家自由！」我對你們說：「爭你們個人的自由，便是為國家爭自由！爭你們自己的人格，便是為國家爭人格！自由平等的國家不是一群奴才建造得起來的！」
同時，他對繼滿清政府而起的新的獨裁毫不留情：共產黨和國民黨協作的結果，造成了一個絕對專制的局面，思想言論完全失了自由……一個學者編了一部歷史教科書，裏面對於三皇五帝表示了一點懷疑，便引起了國民政府諸公的義憤，便有戴季陶先生主張要罰商務印書館一百萬元！……至於輿論呢？我們花了錢買報紙看，卻不准看一點確實的新聞，不准讀一點負責任的評論：我們不能不說國民政府所代表的國民黨是反動的。
四十歲的胡適之所以仍受梁啟超的文章感動，難道不是因為，儘管已經過了四分之一世紀，他所面對的中國仍是一個專制貧窮的中國，他所感受的痛苦仍是梁啟超的痛苦，他所不得不做的呼喊仍是梁啟超的呼喊？
而我，正好在胡適所抨擊的那個體制下出生、成長。十二歲的胡適在上海讀書，用心背誦抄寫的是《新民說》、《天演論》、《群己權界論》。老師們出的作文題目是「論日本之所由強」和「言論自由」。六十年之後，十二歲的我在臺灣讀書，用心背誦抄寫的是「蔣公訓詞」。寫的作文題目是「民族救星」、「大有為的政府」、「忠勇為愛國之本」、「孝順為齊家之本」。沒有人告訴我，胡適在一九三○年曾經說：少年的朋友們，請仔細想想：你進學校是為什麼？你進一個政黨是 為什麼？你努力做革命工作是為什麼？革命是為了什麼而革命？政府是為了什麼而存在？
也沒有人告訴我，在一九○○年梁啟超曾經說：故今日之責任，不在他人，而全在我少年。少年智則國智……少年獨立則國獨立，少年自由則國自由。
於是到了一九八五年，《野火集》的作者所呼喊的是：……中國學生……缺乏獨立自主的個性，盲目地服從權威……完全沒有獨立思考的能力……不敢置疑、不懂得置疑是一種心靈殘障； 用任何方式──不管是政治手段或教育方式，不管是有意或無心──去禁止置疑、阻礙思考，就是製造心靈殘障……我們，是不是一個心靈殘障的民族？
一百年之後我仍受梁啟超的文章感動，難道不是因為，儘管時光荏冉、百年浮沈，我所感受的痛苦仍是梁啟超的痛苦，我所不得不做的呼喊仍是梁啟超的呼喊？我自以為最鋒利的筆刀，自以為最真誠的反抗，哪一樣不是前人的重複？
重複前人的痛苦，重覆前人的努力，整個民族智慧就消耗在這一代又一代又一代的重複中。溫習中國近代史，翻過一篇又一篇的文章，不免生氣：他媽的，為什麼每一代人都得自己吃一次蜘蛛，吃得滿嘴黑毛綠血，才明白蜘蛛不好吃？
北京大學是一八九八年維新運動的產物。一九九八年，為慶祝北大百年校慶，北京學者李慎之寫著：自由主義……是一種社會政治制度，也是一種生活態度。只有全社會多數人都具備了這樣的生活態度，也就是正確的公民意識，這個社會才可以算是一個現代化的社會，這個國家才可以成為一個法治國家。
中國要達到這個目標，還有漫長而曲折的路要走。
唉！李慎之當然知道汪康年在一八九六年說過的話：全國之民皆失自主之權，無相為之心。上下隔絕，彼此相離。民視君父如陌路，視同國若途人。
夫民之弱與離，君所欲也。……積至今數千年，乃受其大禍。然則至今日，而欲力反數千年之積弊，以求與西人相角，亦惟曰復民權、崇公理而已。
「復民權、崇公理」，用今天的白話文來說，不就是「公民意識」、「法治社會」嗎？中間已經過了多少年？而前面「還有漫長而曲折的路要走」？
李慎之的心情，想必是憂鬱的。
四、在同一個舞臺，演出同一個腳本
中國的知識分子又以什麼樣的心情看待一九九八年六月美國總統柯林頓的北京之行呢？
這個美國人，在他出發之前，許多中國人已經對他寄以厚望：希望他對中國當權者提出政治犯釋放名單，希望他在北京接見異議分子，希望他拒絕踏上天安門，希望他批評中國的人權政策，希望他……總之，希望他能向中國領導人進言而促成中國的政治改革，為中國人爭取到自由和權利。中國頭號政治犯魏京生不是剛剛才接受了美國的保護嗎？
一八九八年，也有一個重要的外國人來到北京，叫伊藤博文。中國人對他也曾寄以厚望。《臺灣日日新報》以生動的文字報導了九月十九日伊藤和康有為的晤談。
康氏曰：「……君侯見太後時，請極言多國相迫，外患甚急，斷行改革，則中國尚能自立，不然，必難當各國分派，其禍患不可勝言。」
侯曰：「諾。」
康氏又曰：「君侯見太後時，請極言倡論改革多士，皆具忠心為國家謀幸福，無他意者……」
侯曰：「諾。」
康氏又曰：「君侯見太後時，請極言滿人漢人，同為清國赤子……滿漢界線，切不可分。」
……侯連答皆諾之。康氏色怡曰：「君侯能為太後逐一言此，則一席話足救我中國四億萬人，豈惟敝邦幸福，東方局面，地球轉運，實繫在君侯焉。」
伊藤來不及見到太後，政變已發生。康有為成為中國頭號政治犯，透過英國人的主動援救而流亡日本。
李鴻章要求伊藤遣回康有為，伊藤回答：唯唯否否不然。康之所犯如係無關政務，或可遵照爵相所諭。若幹涉國政，照萬國公法不能如是辦理，當亦貴爵相所相知。
歷史情境的相似像電影的蒙太奇。政變發生，有決定留下來流血犧牲的，譬如譚嗣同；有決定出走流亡的，譬如康、梁。國際輿論不滿北京政府的鎮壓，紛紛插手。為了聲援黃遵憲，英國宣布「如中國國家欲將黃遵憲不問其所得何罪必治以死，則我國必出力援救以免其不測之禍。」幾個魯莽的美國人甚至試圖劫獄。
抵達彼岸的流亡人士起先受到外國媒體的包圍和愛國華僑的支持。時日稍久，部分流亡者彼此之間產生矛盾，相互攻擊，財務不清者有之，道德敗壞者有之。而在中國，原來喧騰一時的改革呼聲突然噤聲。
柯林頓和伊藤博文難道不是扮演了同一個角色，在同一個舞臺，演出同一個腳本？
那個天真的美國人還果真大談自由民主，說美國人所相信的人權價值是普世價值；面對鏡頭的他風度翩翩，辯才無礙，渾身散發文明的自負與優越。
對，我真想狠狠踢他一腳說：下來！這些話不需要你來對中國人說。但是，我當然知道，這些話就是需要由外國人來說；中國人自己說了是要治罪的。該被踢一腳的當然不是他。我的一時衝動，只是由於想起譚嗣同臨刑前的話：「各國變法無不從流血而成，今中國未聞有因變法流血者，此國之所以不昌也！有之，請自嗣同始。」
譚嗣同如果知道在他之後有多少血要流進中國的土地，一百年之後還在流，為同一個理由流，我確信，他會死不瞑目。
五、現代化不等於西化
所以外國以人權為理由幹涉中國內政也有一百年的歷史了。而圍繞著這種洋人「幹涉」的辯論，是不是不一樣了呢？
二十世紀九○年代的爭執是：人權是不是西方文化專屬特產，適不適合中國國情，有沒有所謂中國國情。
上海學者王元化在一九九五年的看法是：我不贊成所謂萬物皆備於我的返本論，尤其當有些人假借東方主義 的理論，只承認文化傳統的特性，不承認各個民族由人類共性所 形成的相等的價值準則，因而拒絕遵守國際公法和人性原則的時候，這個問題就更突出了。今天不應該再出現清軍在常勝軍協助下攻破太平軍駐守的蘇州，因殺降而遭到戈登將軍責問時，以「國情不同」為藉口來搪塞的荒唐事了。
一九九八年我的一篇以德文發表的文章在歐洲引起一些注意：個人、自由、人權，在西方文化裏也是經過長期的辨證和實驗才發展出來的東西，不是他們「固有」的財產……文化，根本沒有「固有」這回事……文化是一條活生生的、浩浩蕩蕩的大江大河，不斷地形成新的河道景觀。文化一「固有」，就死了。……儒家思 想本身，又何嘗不是一個充滿辨證質疑、不斷推翻重建的過程？
梁啟超在一八九六年寫的《論不變法之害》，熟讀清史的王元化想必了然於心，我卻是第一次細讀。我的錯愕在王元化眼中一定顯得可笑。
梁啟超這篇氣勢磅礡的文章說了些什麼呢？第一，「上觀百世，下觀百世，經世大法，唯本朝為善變」。所謂傳統所謂國情，就是不斷地推翻重建。第二，「吾所謂新法者，皆非西人所故有，而實為西人所改造」。民主科學現代化，只是在西方發生，改變了西方，而不是西方文化固有本質。第三，「天子失官，學在四彜」。如果民主科學在中國文化中找不到，可以學。第四，更何況，中國傳統龐雜多元，不見得找不到；中國有神農後稷，有庠序學校，有議郎博士，有墨翟、亢倉、關尹。
結論呢，「法者天下之公器也，變者天下之公理也。大地既通，萬國蒸蒸，日趨於上。大勢相迫，非可閼制，變亦變，不變亦變！」世界有某些共同的價值，往這些價值邁進，是抵擋不住的世界趨勢。
這篇文章在我讀來覺得驚心動魄，因為它所碰撞的幾個問題正好是一百年以後中國知識界最關切的大問題之一──中國文化的現代化。看看中研院李明輝在一九九七年怎麼描述：當代儒學所面對的時代問題主要是現代化問題……現代化不等於西化，但我們不能不承認：現代化的歷史動力主要是來自西方，因此，中國文化在追求現代化的過程中，自始便與「它該如何面對西方文化」的問題相關聯……在面對現代化的問題而進行自我轉化的過程中，當代儒學一方面致力於現代化的意義，一方面重新詮釋自己的傳統。這兩方面的工作是相互關聯、同步進行的，而且都必須透過對西方文化的吸納和消化來進行。
梁啟超的「法者天下之公器也，變者天下之公理也」所勾勒出來的難道不就是我們轉進二十一世紀的此刻所面對的現代化以至於全球化的基本原則嗎？
而我自以為得意的文章，又說了什麼梁啟超不曾說過的話？王元化可也覺得憂鬱？
六、歷史的重複、文明的倒退
我想，我落進了一個自己畫出來的圈套。感嘆後人沒有超過前人，就是假定歷史以直線往前邁向進步。譬如斯蒂芬．茨威格時代的維也納人。他們「覺得每隔十年便標幟著更上一層樓的進步」；他們「始終不渝地深信容忍與和睦是不可缺少的約束力。他們真心實意地以為，各國和各教派之間的界線和分歧將會在共同的友善中逐漸消失，因而整個人類也將享有最寶貴的財富──安寧與太平」。
這是茨威格十九世紀的父輩們所相信的進步主義。茨威格寫回憶錄是在一九四○年；這一年，身為猶太人，他，以及他的父輩，已經被逆轉的時代狂潮所粉碎。二十世紀的一代人，已經沒有人敢相信歷史是直線進步的：我們今天的人已不得不使自己漸漸習慣於生活在一個沒有立足點，沒有權利，沒有自由，沒有 太平的世界。我們早已為了自己的生存而摒棄了我們父輩們以為人性會迅速和不斷提高的信念。鑒於一場猛一下就使我們的人性倒退近一千年的災難，在我們這些得到慘重教訓的人看來，那種輕率的樂觀主義是十分迂腐的。
一九四二年，憂傷的作家自殺身亡。
三○年代，楊杏佛曾經喟嘆：「爭取民權的保障是十八世紀的事情。不幸我們中國人活在二十世紀裏還是不能不做這種十八世紀的工作。」
這個說法，茨威格不會同意，希特勒統治下的托瑪斯．曼不會同意，東德何內克統治下的藝術家們不會同意。歷史的重複、文明的倒退，在二十世紀裏有太多、太多的見證者。令人困惑的，是日本。從康梁時代到一百年後的今天，中國人一直在讚美明治維新如何奠定了日本現代化的基礎。康有為讓光緒皇帝苦苦鑽研的兩本書之一，就是他所寫的《日本變政考》。中國百日維新的失敗像一塊破抹布，擦亮了明治維新這塊代表進步的銅牌。
明治維新真這麼光滑燦亮嗎？很少被提及的是，英、法、美、荷四國聯軍曾經炮轟下關，強迫通商；激烈的攘夷運動、連串的軍事鎮壓、激進派的暗殺行動、國粹派的反動，貫穿整個明治維新時期。
再說，日本軍國主義的種子難道不是種在明治維新的意識型態裏？福澤諭吉在他一八八五年的《脫亞論》中所提倡的進步論調就是要「擺脫亞洲的固陋，轉向西方的文明」，主張「我國不要猶豫等待鄰國的開明，共興亞洲，而應該脫離這一隊伍，與西方的文明共進退；對於中國和朝鮮，也應該像西方人對待中國和朝鮮那樣地來對付」。
不是基於這樣的「進步」理念才會有一八九四年的「清日戰爭」嗎？中國戰敗所給予日本的三．六億日元，是日本國家預算的五、六倍，大幅度促進了日本的工業發展；更重要的，其中超過五分之四被用在日後的擴充軍備上。甲午戰爭的勝利簡直就是明治維新獲得的獎牌，標幟著「進步」。
可是，一九四五年，當原子彈將日本國土燒成焦黑、大和人民屍橫遍野的那一刻，明治維新究竟是勝利了還是失敗了？歷史，在那一刻，究竟是前進了還是後退了？
弗洛伊德大概是對的。他說我們的文明，或者說文化，只是非常薄非常薄的一層，隨時可能被惡的欲念衝破。
非常薄的一層什麼呢？我想，像手捧著的透明的細瓷吧，一不小心就要粉碎。一旦嘩啦碎在地上，我們又得從頭來起，匍匐在地，由掘泥開始。
七、漫長而曲折的道路上
如果瓷器不摔下來，如果文明能平靜地累積一段時候，有些理想卻也是可以實現的。陳少白在一百年前來臺灣成立興中會臺灣分會時，不會料到這個島嶼將來要變成中華民國的根據地。章太炎在戊戌政變後流亡臺灣，曾經寫到這個「東南富饒之地」有一天「必有超軼乎大陸者」；他不可能料到，一百年後，臺灣「超軼乎大陸」的會是什麼？
到一九五二年，胡適仍在抵擋國民黨的專制；唯一不同的是，三○年代的他咄咄逼人、氣勢萬鈞，五○年代的他──人老了可能不是唯一的原因──低調、迂迴、欲言又止。但他仍舊呼喊：「人人應該把言論自由看作最寶貴的東西，隨時隨地的努力爭取，隨時隨地的努力維持……」
這是胡適在紀念《自由中國》創刊三周年的致詞。八年後，雜誌被查禁，雷震下獄，判刑十年。看起來是件大事，因為胡適和雷震名氣太大。人們不太知道也不太記得，早在一九四九年，臺灣作家楊逵因寫過「和平宣言」而被判十二年監禁。「和平宣言」所要求的也不過是「請政府從速準備還政於民，確切保障人民的言論集會結社出版思想信仰的自由。」
一直到一九八七年，臺灣和大陸一前一後地走在百日維新以來同一條「漫長而曲折的道路上」。八七年以後，它卻折上了另一條路，一條嶄新的、沒有前人足跡的路。
在二十世紀末的臺灣──孫中山和黃花崗七十二烈士所締建的「中華民國」，沒有人再談爭取自由，沒有人再談爭取人權，因為憲法保障的自由和人權都已獲得。梁啟超的作文題目總算過時了。在一九九八年，兩千一百萬臺灣人已經擁有與西方齊步的基本權利，譬如居住遷徙自由、言論出版自由、秘密通訊自由、集會結社自由、宗教信仰自由，以及所謂生存權、工作權、財產權、參政權、請願訴願權、國民教育權等等。另外被視為理所當然的還有社會福利保險、健康醫療、文化藝術發展和弱勢團體的特別保護。
這不是十九世紀的知識份子所夢寐以求的「復民權、崇公理」嗎？梁啟超一代人影響胡適一代人；胡適一代人影響殷海光一代人；殷海光一代人之後有一波又一波的知識份子前仆後繼，這是捧著瓷器跑步的接力賽。瓷器一百年不落地而碎，它就嫣然放出光芒，證明一百年前張之洞的缺乏遠見：使民權之說一倡，愚民必喜，亂民必作，紀綱不行，大亂四起……子不從父，弟不尊師，婦不 從夫，賤不服貴，弱肉強食，不盡滅人類不止。環球各國必無此政，生番蠻獠亦必無此俗。
百日維新後的第一百年，中國大陸的知識份子仍不敢暢談自由主義；談時或者小心翼翼半吞半吐，唯恐招來禍害，或者斷章挑選自由主義理論中對當前現實「有用」者惟恐引起反效果。臺灣知識份子面對的問題卻完全是另一個階段、另一個性質的問題。江宜樺說的不錯：
當越來越多的自由權利被開發出來並形成對立衝突之局，民主審議就成了不得不然的調節機制，因為我們面對的再也不是簡單的自由派或保守派之別，而是不同自命為自由派的自由主義價值之別。這種困境的內在意義，恐怕才是現代社會中所有提倡個人權利的行動者，所必須深思的課題。
新得到的自由在臺灣人的手裏，像一條抓不住的泥鰍。
八、在臺灣這個實驗室裏
或者說，是一個仍在拉坯階段尚未成形的瓷器？在臺灣這個實驗室裏，西方民主制度和中國傳統文化摻雜混合而冒出來的奇形怪狀，令人眼花撩亂，目不暇接。梁啟超在一九○三年就有所憂慮：「然吾聞共和政體，以道德為之氣者也。」他指的是公民道德，也是我們今天所說公民社會裏的人民素質。「苟脫威力之制裁，而別無道德之制裁以統一之，則人各立於平等之地，人各濫用其無限之權，挾懷私具。」下一代的李大釗在一九二一年也大喊：「我所要求的自由，是秩序中的自由，我們所顧全的秩序，是自由間的秩序。」
梁啟超和李大釗能想像到今天這種情況嗎？譬如說，在臺灣的民主社會裏，黑道用金錢與暴力，用威脅與利誘，取得地方派系的合作，操縱選舉而進入議會，往往成為議長而控制議會。流氓轉化為民意代表，監督政府預算。而政府當然包括警察局。
於是荒謬的局面就出現了：魚肉良民的黑道角頭、代表「民意」高高在上，除暴安良的警察局長無限委屈地在下等候質詢，擔心他的預算被議會刪減。官兵和強盜，在完全民主合法的操作中，掉換了位置。
當然，跨進二十一世紀的臺灣年輕人和我這一代人已經有著明顯的不同，他們擡頭挺胸、昂首闊步，輕輕鬆鬆地面對每天升起的太陽，看起來背上沒有任何歷史負擔。不需要沈重，也無所謂激越。
我們只能希望，他們抱好手裏的瓷器，不要讓它摔下來粉碎；因為粉碎的時候，下一代又得匍匐在地，從掘泥開始。
只能謙卑地希望。
九、兩個世紀西化的問題
兩個世紀的中國知識份子面對的其實是一個問題：西化的問題。十九世紀的改革家顯得急迫，但充滿自信，對於改革的目標堅信不移。王韜的筆調多麼典型：……天時人事，皆由西北以至東南，故水必以輪舟，陸必以火車， 捷必以電線，然後全地球可 合為一家。中國一變之道，蓋有不得不然者焉。不信吾言，請驗諸百年之後。
好大的口氣啊，王韜。他似乎沒有深想：輪舟火車電線將造成產業結構改變，產業結構改變將造成社會結構改變，社會結構改變將瓦解原有的道德架構和文化秩序，道德架構和文化秩序瓦解之後如何重建？
這樣要求十九世紀的人當然是不公平的。王韜所面對的是一個牢套在中國舊傳統框框裏的社會，因此他要達到的只是打破那個框框；打破之後怎麼辦，是二十世紀的問題。
胡適說，中國新文化運動的起點是十九世紀的百日維新；於是我們看見，百日維新之後有五四運動的全盤西化，之後有五○年代的全盤蘇化，之後有徐復觀等人掀起的新儒家運動，有蔣介石在臺灣推行的中華文化復興運動，有錢穆所呼籲的舊文化運動……。每一個運動都在尋找答案：西化、蘇化、傳統化……。相對於十九世紀知識份子的篤定，二十世紀的人無寧是猶豫的、懷疑的、思索的。殷海光的心情是許多人的心情：我恰好成長在中國的大動亂時代，在這個動亂的時代，中國的文化 傳統被連根的搖撼著，而外來的觀念與思想，又像狂風暴雨一般的沖激而來。這個時代的知識份子，感受到種種思想學術的影響……無所適從。在這樣的顛簸中，每一個追求思想出路的人，陷身 於希望與失望、吶喊與徬徨、悲觀與樂觀、嘗試與獨斷之中。我個人正是在這樣一個大浪潮中間試著摸索自己道路前進的人。
在西方生活了二十年的我自己，作為一個微小的典型，距離殷海光三十年，是這麼說的：我生來不是一張白紙；在我心智的版圖上早就浮印著中國的輪廓。我讀萬卷書，行萬裏路，卻總是以這心中的輪廓去面對世界，正確地說，應該是西方世界。怎麼叫「面對」呢？面對不言而喻含著對抗的意思。一個歐洲人，絕對不會說，他一生下來就「面對」東方文化，因為他的 文化兩個世紀以來一直是世界的主流，他生下來只有自我意識，沒有對抗意識。
二十世紀的人猶豫、懷疑、思索，不是因為他知道得太少，而是因為他知道得太多；不是因為他西化太淺，而是因為他西化太深。王韜說，「請驗諸百年之後」，百年之後，中國──還有非洲、印度、伊斯蘭世界──的知識份子發現自己共同的處境：全球化的力量愈大，本土化的欲望也愈高；西化越深，回歸傳統的嚮往也愈強。現代化全球化，與民族化本土化，兩邊使勁所拉出來的張力，在二十世紀末，成為中國知識份子一個極重要的課題。
如果說，一八九八年的文化菁英所思考的是如何走向西方，那麼一九九八年的人文知識份子所猶豫、所懷疑、所思索的是：如何走向自己。
非常艱難，因為，在一百年努力西化的道途中，中國人拋掉了太多自己的東西。究竟拋掉了多少？張之洞的《書目問答》可能提供了一個指標。
這是張之洞在一八七五年為全國「初學者」所開的一個書單。從先秦到當代學術，甚至包括天文幾何等所謂新學，總共列了兩千兩百種書，兩千多位作者。《書目問答》流傳很廣，影響極大。透露給我們的等於是一百年前中國知識份子的「共同知識範疇」。在這個共同範疇內，從周秦諸子到程朱陸王之學到乾嘉漢學，都是文化人可以指涉運用、彼此溝通辯詰的知識符號。
一百年以後，錢穆驚慌萬分地說：今天我們對傳統的舊中國，已可說是完全無知識了。那麼對以後的 新中國，我問諸位又有什麼 理想抱負呢？那麼我想要發財，便贊 成自由資本主義的社會。我自問發不了財，便贊成共產主義的社會。怕只有這兩條路了，還有第三條路嗎？我們中國民族將來的出路究竟在哪裏？這樣一想很可怕的。
說得好，西化、蘇化之外，應該有另一條路。於是錢穆為一九七九年的中國《知識分子》、《讀書人》，開出一個國學書單：《論語》、《孟子》、《老子》、《莊子》、《六祖壇經》、《近思錄》、《傳習錄》。總共七本。
書單開出的同時，錢穆還趕忙強調：後三本，全是白話文！
二十世紀末海峽兩岸的知識份子當然也有一個「共同知識範疇」，但是不可否認的，其中很大一部分是支離破碎的存在主義、女性主義、新馬克斯主義；支離破碎的後現代主義、結構主義與解構主義、後殖民主義與東方主義；更別提支離破碎的達達主義、表現主義、超現實主義、魔幻寫實主義。支離破碎來自西方文化的「狂風暴雨」，來自中國傳統文化之被「連根的搖撼著」。
張之洞的兩千兩百部必讀書和錢穆的七部必讀書放在一塊兒，再問：這一百年間中國人拋掉了多少自己的東西？這個過程，稱之為集體失憶、自我消滅，也不算太過吧。
所以，可以回到十九世紀第一個提倡「自改革」的龔自珍。他的名言：「滅人之國，必先去其史；隳人之枋、敗人之綱紀，必先去其史；絕人之材，湮塞人之教，必先去其史。」廣義的史，也就是國學──自己民族所傳承積累的文史哲學。兩百年從「自改革」出發、奮力走向西方的漫長道路上，龔自珍大概不曾預見這個歷史的悖論：「去其史」者最積極的，竟是中國人自己。
可是，這樣一個悖論不正給了二十一世紀的思索者一個新的起點嗎？一個與梁啟超、王韜時代截然不同充滿挑戰的起點？
斯蒂芬．茨威格見證二十世紀大倒退、大黑暗的回憶錄，是這樣結束的：可是不管怎麼說，每一個黑影畢竟還是光明的產兒，而且只有經歷 過光明和黑暗、和平和戰爭、 興盛和衰敗的人，他才算真正生活過。
十、我們的世紀啊。
我在草原上看一團風在白楊樹叢那邊呼嘯去來，翻起白楊的葉子像千千萬萬金屬薄片顫動，簌簌作響。野花開滿了山坡，濃香引來白色的粉蝶飄忽上下。幾十隻烏鴉從麥田裏驀然騰起，像一張張黑傘美麗的撐開。蕎麥桿子忍不住麥穗的飽滿沈重而塌陷。草原上的風獵獵吹著。
偶然回頭，太陽已經姍姍下沈，沈在無邊無際的玉米田後面，漲起滿天霞色像三月的桃花爛漫，映紅了新熟的玉米。
我們的世紀啊。
http://www.usc.edu.tw/college/history/culture/02/01.htm
《請用文明來說服我》（臺北：時報，2006）
沒有品格，權力會演變成災難
沒有文明，國家會淪落為巨獸
臺灣領導人不可不看，中國權力高層不敢不看
兩岸三地的華人困局中，新時代的大思索
從野火到冰點, 當代最獨立的一枝筆
2006年華人社會爆發力百分百的一本書
◎ 名人推薦語
她選擇寫公開信給胡錦濤聲援「冰點」，選擇用「文明」這個既抽象又通俗、既高調又低調的名詞來當她的攻擊武器，這就是她的書寫策略，也是她的博弈策略。她跑到「冰點」上放野火，是個偶然；火燒到跟她一起搞文字起義的革命夥伴身上，她要以火滅火，卻是個必然：「我們自己是從那種爛泥巴的博弈環境裡走過來的」。－－王健壯，中國時報總編輯
與其說龍應臺獨自點燃了一片野火，還不如說她只是點燃了一個火種。野火一點，火種自然再燃燒開來。這是因為臺灣民眾在呼應。《野火集》不是一個作家的個人事件，而是臺灣歷史上的一個重大事件。－－林達，《帶一本書去巴黎》作者
近年她的文字，直刺現實，促人警醒；觸摸歷史的創痕，讓我默默拭淚；對喧囂的臺灣，對混沌的大陸，以十分微妙而艱難的方式，深入不同的語境，兩邊發言。她有靜水深流，娓娓訴說；也有?那間迸射的閃電，一朝拍案。越來越多黃皮膚黑眼睛的“七年級生”、“八年級生”，被她磁性的聲音吸引。在大陸、臺灣和香港，龍應臺成為一個沒有人能夠替代的角色，成為三地傳媒人和學者思想和情感的極其重要的紐帶。－－錢剛，香港大學教授
本書分為兩輯，輯一收錄龍應臺這幾年潛居香港，因講座書寫，穿梭各地，寫下她對兩岸三地華人在面對不同步調的社會卻又因為文化經濟的同脈關係而演成的困局，收錄了她對剛剛發生的臺灣總統罷免案、解嚴十多年來臺灣民主的當前局面以及香港因為23條50萬人走上街頭，她給特首的一封信乃至去年連宋訪問中國大陸，她重量出擊的<你不能不知道的臺灣>乃至點名寫給中國領導人胡錦濤的公開信<請用文明來說服我>。
輯二則因緣於輯一裡的最後兩篇重量文章，這兩篇在共青團旗下的中國青年報之《冰點》周刊所發表的文章，引起中國權力高層震動，下令讓《冰點》「停刊整頓」，從刊文到停刊，主編李大同完整說明來龍去脈，龍應臺更透過<一個人的筆記>，說明她從決定寫到怎麼寫以及內心種種憂慮，整個事件後來更引發臺灣大陸知識分子四種不同的反應：臺灣陳映真先生反對龍以西方民主進程套用在中國特有的發展、林佛兒則以大中國主義唾罵龍應臺的中國主義；而在中國大陸，除了像冰點編輯檯這些人以各種遊擊法繼續尋求中國加快他開放的腳步，也有像讀書雜誌快速刊登臺灣社會季刊所登的趙剛文章的，藉他人之口表明中國左派的態度，龍應臺的親西方觀點，並不為他們所喜。當然也有海外熟悉美國式民主發展歷程的林達為龍應臺所推崇的文明價值進一步辯證，臺灣或美國現今的種種怪或壞現象並不能否定民主文明的價值。
整個輯二更收錄了刊文到停刊這期間華文媒體對該事件的報導與注目，包括了蘋果日報、新加坡聯合早報、香港亞周洲刊、BBC中文網等等。
http://www.books.com.tw/exep/prod/booksfile.php?item=0010336974
龍應臺：請用文明來說服我──給胡錦濤先生的公開信2006-01-26
中國時報二十六日刊登龍應臺給胡錦濤先生的公幵信／「胡錦濤」代表什麽？錦濤先生：國民黨主席馬英九先生在二零零六年一月中勉勵他的國青團青年學員時，說了這麽一句玩笑的話：「希望將來國青團也能培養出一個胡錦濤。」
我相信這是他從政以來所說過的最不及格的笑話。
馬英九先生很可能衹單純想到，「胡錦濤」是從共青團體制裏脫穎而出的國家領導人，但是會說出這樣的話，也透露了他顯然不曾更深刻地細思過，共青團是個什麽樣的體制？這個領導人所領導的「國家」，是個以什麽為本的國家？他的權力來源是什麽？正當性何在？在二十一世紀初掌握中國政權的「胡錦濤」這三個字，代表了什麽意義？
它當然代表了超高的經濟成長指數，讓世界驚詫，讓國人自豪，可是同時，在政治自由的指標評比上，中國在世界上排名第一百七十七名。您可以說，這是以「西方右派」的標准來衡量的，不符合「中國國情」。好，讓我們用一個社會主義的指標吧。追求資源分配的平等，不管均富或均貧，都是左派的核心理想吧？在貧富差異上，中國的基尼系數超過0.4，迫近0.45，這已是社會大動亂的門檻指標。指標數字下，多少人物欲橫流，多少人輾轉溝壑。
也就是說，「胡錦濤」三個字在二十一世紀的當下歷史裏，仍代表一種逆流：在追求民主的大浪潮中，它專制集權﹔在追求平等的大趨勢裏，它嚴重的貧富不均。
在您剛剛上任時，人們曾經對年華正茂的您寄以期望，以為，作為一個新世紀的人物，您的心靈和視野會比您的前輩們更深沈，更幵闊。共產黨權力革命的殺伐蠻橫之氣，終究要被人文的體貼細致和文化的潤物無聲所取代。但是，兩年了，我們所看見的，是什麽呢？
被割斷的喉嚨
促使我動筆寫這封信的，是今天發生的一件具體事件：共青團所屬的北京「中國青年報」「冰點」周刊今天黃昏時被勒令停刊。
在此之前，原來最敢於直言、最表達民間疾苦的「南方周末」被換下了主編而變成一份吞吞吐吐的報紙，原來勇於揭弊的「南方都市報」的總編輯被撤走論罪，清新而意圖煥發的「新京報」突然被整肅，一個又一個有膽識、有作為的媒體被消音處理。這些，全在您任內發生。出身共青團的您，一定清楚「冰點」現在的位置：它是萬馬齊□裏唯一一匹還有微弱「嘶聲」的活馬。
而在一月二十四日的今天，這僅有的喉嚨，都被割斷。在「冰點」編輯們正式得知這個「割喉」處分之前，所有跟「冰點」有關的字和詞，已經從網路上徹底消滅。
在您的領導之下，網路警察的絕對效率，令人駭異。
選在今天執「刑」，誰都知道原因：春節前夕，人們都已離幵工作崗位，准備回鄉圍爐。報紙幵始撲天蓋地報導娛樂，製造溫馨﹔電視幵始排山倒海地表演聯歡，生產快樂。選在這一天割斷中國僅有的喉嚨，然後讓普天同慶的歡聲把它淌血的聲音遮住。行刑者躡手躡腳走幵，過完年，一切都已了無痕跡。網路警察的效率和現代傳媒的操弄，是您所呈現的二十一世紀統治技巧。
網路警察動作快，是怕自己的人民知道﹔精算時間動手，是怕國際媒體知道。偷偷摸摸地執行，費盡心機地隱藏，泄漏的是政府的虛心和害怕。但是，請您告訴我這個困惑的臺灣人民：這「和平崛起」大有為的政府，究竟為什麽如此的虛心和害怕？
「冰點」的停刊，其實沒有人真正的驚訝，人們早在暗暗等待，好像一個宿命論者永遠在等著鬼的半夜敲門索命﹔我發現，太多的災難和壓迫，使得大陸很少人相信好事會長久、夢想能成真、正義能落實。刊出龍應臺的「你可能不知道的臺灣」時，網路上已經四處流傳「冰點」被封殺的臆測﹔今天，衹是「鬼」終於被等到了。而「冰點」「勇敢」到什麽程度使得共產黨用這樣陰暗的手段來對付它？
仇外的建國美學
今天封殺「冰點」的理由，是廣州大學袁偉時先生談歷史和教科書的文章。因為它「和主流意識形態相對…攻擊社會主義，攻擊黨的領導」。而「毀」掉了一份報紙的袁偉時先生的文章，究竟說了什麽的話，招來這樣的懲罰？
我認真讀了這篇文章。袁偉時以具體的史實証據來說明目前的中學歷史教科書謬誤百出不說，還有嚴重的非理性意識形態的宣揚。譬如義和團，教科書把義和團描寫成民族英雄，美化他對洋人的攻擊，對於義和團的殘酷、愚昧、反理性、反現代文明以及他給國家帶來的傷害和恥辱，卻衹字不提。綜合起來，教科書所教導下一代的，是「一、現有的中華文化至高無上。二、外來文化的邪惡，侵蝕了現有文化的純潔。三、應該或可以用政權或暴民專制的暴力去清除思想文化領域的邪惡。」。對于這種歷史觀的教育，袁偉時非常憂慮：「用這樣的理路潛移默化我們的孩子，不管主觀意圖如何，都是不可寬宥的戕害。」
胡錦濤先生，我不是不知道，共產黨是以美化秦始皇、盜蹠、太平天國、義和團這樣一個歷史脈絡來奠定自己的權力美學的。我也不是不知道，每一個政權都會設法去建構一個所謂建國神話和圖騰──您因此一定也很理解民進黨的企圖。但是，建構的國族神話裏如果藏有仇外情緒，就是一個必須正視的危險。在二十一世紀，國界幾乎快要不存在，地球愈來愈是一個緊密的村子，因為唇齒相依，不得不憂戚與共。中國為什麽極力爭取主辦奧運和世博？目的不就是企圖以最大的動作向世界推銷一個新的中國形象：你看，中國是一個充滿發展能量、愛好世界和平、承擔國際責任的泱泱大國！
如果對外面的世界推銷的是這樣一個形象，關起門來教下一代的，卻是「中華文化至高論」、「外來文化邪惡論」以及義和團哲學，請告訴我，哪一個中國是真實的？總書記能夠光明磊落大聲地告訴國際社會嗎？
袁偉時說，教科書不能罔顧史實，不能贊美暴力，不能教下一代中國人對自己狂熱，對外人仇視。這樣的認知，錦濤先生，在我們這裏，叫做「常識」。在北京，竟然是違反「主流意識形態」的入罪之論。那麽能不能請您告訴我這個臺灣人民，您的主流意識形態是什麽？
哪一個是你真實的面孔？
我們暫且不管大陸的知識份子和一般人民讀者怎麽看這「冰點」事件，但是我很願意和您分享像我這樣一個臺灣的知識份子的感受。至於龍應臺這樣思維的人在臺灣有沒有代表性，有沒有影響力，您自己判斷。
我對中國大陸有著深切厚重的情感，來自命運血緣，歷史傳統，更來自語言文化。在臺灣生長，我同時發展出與這一條「家國認同」情感線平行並重的執著，那就是對生命的尊重，對人道的堅持，而從這種尊重和堅持衍生出其他的基本價值：譬如主張獨立的人格、自由的精神，譬如對貧富不均的不能接受，對國家暴力的絕不容忍，對統治者的絕不信任，譬如對知識的敬重，對庶民的體恤，對異議的寬容，對謊言的鄙視……
這一條我稱之為「價值認同」的理性線。當「家國認同」的情感線和「價值認同」的理性線相互沖突時，我如何取捨？毫無猶豫，我選擇後者。二十年前，我曾經寫「野火」和國民黨那個「家國」對抗﹔李登輝當政時，我曾經為文批判他的虛偽與狹隘﹔陳水扁不公不義，又迫使我執筆徹底抵抗。所以您如果鬧不清我究竟是「統派」或是「獨派」，不妨這樣試試：臺灣和大陸，哪邊符合我的「價值認同」，就是我的「家國」。哪邊違背我的「價值認同」，就是我離之棄之抵抗之的對象。如果兩邊都符合我的「價值認同」，那就幵始討論統一吧。所以，我是統派還是獨派呢？
以這樣的價值結構來看今天「冰點」事件，您說我這個臺灣人看見什麽？
我看見這個我懷有深切厚重情感的「血緣家國」，是一個踐踏我所有「價值認同」的國度：
它，把真理當謊言，把謊言當真理，而且把這樣的顛倒制度化。
它，把獨立的知識份子當奴才使用，把奴性的知識份子當家仆使用，把奴才當──啊，它把鞭子、戒尺和鑰匙，交到奴才的手裏。
它面對西方是一個臉孔，面對日本是另一個臉孔，面對臺灣是一個臉孔，面對自己，又是一個臉孔。
它面對別人的歷史持一個標准，它面對自己的歷史時──錯了，它根本不面對。它選擇背對自己的歷史。
它擁抱神話，創造假像，恐懼真相。他最怕的，顯然是它自己。
您，還要我繼續說下去嗎？
請說服我
我真正想說的是，錦濤先生，作為一個臺灣人，我實在不在乎團團和圓圓來不來臺北，雖然熊貓可愛得令人融化。但是我這樣的臺灣人可真在乎「冰點」的安危，就像很多、很多香港人真在乎程翔那個被逮捕的記者的安危。如果中國的「價值認同」是由一群手持鞭子、戒尺和鑰匙的奴才在壟斷它的解釋和執行，而獨立的人格、自由的精神是被打擊、戒律、監控的對象，請問，我們談統一的起點理由究竟是什麽呢？而我對中國的情感還是有條件的，臺灣還有很多熱愛、深愛、無條件地執著地愛中國那片深厚土地的人──您又用什麽東西去跟他談統一，而他不致被人嘲笑、咒罵呢？
重點不在團團和圓圓，您知道嗎？重點也從來就不在民進黨，您明白嗎？
重點就在「冰點」這樣具體而微的事情上，因為，說穿了，錦濤先生，您容不容許媒體獨立，您尊不尊重知識份子，您用什麽態度面對自己的歷史，以什麽手段去對待人民，每一個最細小的決定，都系在「文明」這兩個字上頭。經歷過野蠻，我們不得不在乎文明。
請用文明來說服我。我願意誠懇傾聽。
請不要用文明來說服我＞樊舟：華夏知青論壇
在講究賣相的商業時代，聳動已成爲文章的優點，龍應臺近作《請用文明來說服我》的典範意義自不待言。該文如她以前幾篇大作一樣，也是以和大人物交心的方式，捎帶讓我們這些習慣追星的小人物一飽眼福。
《請》文從批評馬英九的玩笑開始，主談兩事，一是大陸曆史教科書的史觀，一是據說因爲受累于袁偉時批評這種史觀的文章，中國青年報之《冰點》被封，然後，龍應臺再對胡錦濤進行文明掃盲。
我不懂曆史，但袁偉時所詬病的曆史教科書至少學了六年，出于考大學的需要，不客氣地說，至少記住過其中百分之九十九的內容，足見中毒之深。當袁先生把這套教科書看成「狼奶」，而龍應臺附和時，不知她是否曾屑于稍稍瀏覽一下。
袁文《現代化與中國曆史教科書》先是力證如果中國人遵守國際法，火燒圓明園和第二次鴉片戰爭的可以避免，再力證義和團的野蠻，兩棍子把曆史教科書打死。袁先生的治學方法已讓人歎爲觀止，再有龍應臺惺惺相惜錦上添花，于是，這套教科書就真成了宣揚「中華文化至高論」、「外來文化邪惡論」的「狼奶」。
袁偉時認爲，導致第二次鴉片戰爭的主因之一是清廷在與英法簽定《江寧條約》《黃埔條約》《望廈條約》後不能遵守。他還舉馬神甫在廣西被殺事件爲證。中法《黃埔條約》確有規定，法國人只准在五口通商的「議定界址內」活動，否則聽憑中方查拿，但應解送法國領事館收管；中國官民均不得毆打、傷害、虐待所獲法蘭西人，以傷兩國和好。
中方查拿，還要送在中國土地上的法蘭西領事館？這是哪門子條約？就因爲對這些條約的違背，第二次鴉片戰爭水到渠成，火燒圓明園順理成章？
大背景是，列強已停不下擴張腳步，一直在世界各地伺機發難。如英國，第一次鴉片戰爭未能取得販毒權，第二次終于償願。袁先生在另一篇談甲午戰爭的文章裏評論近代史：「這是人類野蠻史的一部分，不但是日本，很多國家也都是這樣，比如英國啦，還有德國啦，經過兩次世界大戰之後，發達國家的野蠻性才開始減退」。
我奇怪的是，一談到中國曆史教科書，他就把「發達國家的野蠻性」忘得乾乾淨淨，反而指責起任人魚肉的一方，指責起對這段血淚史的紀錄。難道從前的中國人恪守那幾張荒唐破紙，就能消弭列強的野蠻性，擋住侵略者的鐵蹄？難道現在的中國人都改喝「羊奶」變成羔羊才符合文明標准？
再說義和團。龍應臺毫不保留地附和袁偉時，稱教科書美化對洋人的攻擊，漠視義和團的殘酷、愚昧、反理性、反現代文明以及給國家帶來的傷害和恥辱。必須承認，當年中國北方的那群農民還不可能擁有龍應臺或袁偉時的現代學問，頗爲「愚昧」，但是，當
國家被淩夷，土地被侵占（用途之一是蓋教堂），洋貨充斥而生計無著，惡人一旦入教便可繼續胡作非爲，洋人船堅炮利而朝廷無能，他們如何才能不殘酷不玉石俱焚？他們還要尊奉什麽理性？當然，說近代的義和團反現代文明，顯是龍應臺的卓見，我不相信他們有時光機器。
龍應臺曾著文表達過對因家國破碎而抗爭的巴勒斯坦人的同情，這種同情的甘霖可否灑些給義和團？但那些血性農民不需要同情，他們也絕非中國的恥辱，中國沒他們才丟人。可能龍應臺會說，炮艦開道的傳教士們確也帶來了文明，據我所知，僅在日寇南京屠城時，他們就曾保護過很多中國平民。可是，比之列強一百多年的欺侮，著墨于哪方面才是更平衡的史觀？
《請》文還順勢稱這套曆史教科書宣揚「仇外」，其實只需如實羅列列強的偉績，還需要宣揚嗎？恰恰相反，由于它采用「人民史觀」，予人的結論反而並不仇外，比如，它爲世界各地的奴隸作傳，也強調法西斯侵略給德、日人民造成的深重災難。它肯定秦始皇、陳勝吳廣、太平天國，甚至隋煬帝開鑿大運河、蒙古人滿人入侵中原導致的民族大融合，但對嬴政、楊廣、元朝、滿清的暴政、對太平天國後期的腐化墮落卻毫無粉飾。
它敘述列強侵略，也同樣贊美文藝複興、工業革命和明治維新，贊美各個文明，對印第安人對黑人對世界各地弱勢者寄予深切同情。請問龍應臺，中華文化至高論、外來文化邪惡論又在哪裏？
龍應臺在大陸丟了錢包，于是感受到她的祖籍國的野蠻，于是表示錢包還是在文明國家丟好些。但據我所知，關于中國抗日戰爭史，在我現在暫住的加拿大安大略省，直到不久前、即這場戰爭過去六十年後，因著中國崛起的大背景，才在華人爭取下納入中學教材，而在美國加州，由于不獲明星州長史瓦辛格同意，至今仍棄于教材之外。且不說西方學者早在檢討西方文明中心論，就憑此一事證，我們又如何相信文明世界的史觀就更加文明？而美國官方對日相參拜靖國神社的沈默，龍應臺想必也洞若觀火吧？
這套曆史教科書絕非沒有問題，在我看來，它最大的問題在現代史，尤其是牽扯到國、共黨爭。我相信多數人都有共識，無需廢話。我捍衛袁先生表達的權利，但不會胡亂跟著跳腳。何況，當蘇進強到靖國神社鞠躬、TVBS險遭滅頂時，跳腳者卻又遍插茱萸少一人。
閱讀龍應臺讓我漸漸發現一個有趣現象：她名頭響亮，學人形象卻非常模糊。她被稱爲學者型作家。她是學者還是作家？或學者圈裏她是作家，而作家圈裏她是學者？她讓我看到熟練的表達技巧，卻看不到圓融的話語體系，她對她涉及的那些文化、曆史和政治問題的結論常常情緒大于深思，顯得夾生，但口氣甚是了得，比如文中一句：錦濤先生，這樣的認知，在我們這裏叫作常識。我只好想起阿Q從城裏返回未莊那一節。
《請》文中龍應臺口號式的向「錦濤先生」羅列自己的基本價值觀：主張獨立人格自由精神、對貧富不均不能接受、對國家暴力絕不容忍、對統治者絕不信任。這些都對，但龍應臺是知識分子，不是渴盼掌聲的偶像派明星。我相信很多人對她的期許也不是聽她呼口號，而是看到真正體現獨立人格自由精神的深邃；也沒人逼她聲明要站在統治者的反面，學者的價值在于建構攸關人類文明史梳理和文明延續的話語，更在于對大行其道的主流話語保持警惕。
《請》文談統獨，使用「家國認同」和「價值認同」也甚有趣，一臉的小姑待嫁先問彩禮。若真有家國認同，亡國千載的猶太人也能重造一國，而縱然沒有價值認同，東西德也破鏡重圓，南北韓也矢志統一。統或獨，無論牽扯到多少現實障礙和功利，首先都是一己的心靈之事，若老是苦大仇深瞪著個雞肋，自己郁悶，別人看了也累。
http://www.media.tsinghua.edu.cn/data/2006/0226/article_295.html
龍應台「大江大海一九四九」讀後感（中）－外省人的自我毀滅與高級本省人
幾年前陪父親住院時曾跟一位眷村出身的眷村媽媽閒聊，她在醫院是為了照顧她的先生，就在我們隔壁床，這位「眷村媽媽」是外省籍，跟國民黨一起撤退來台。聽那位眷村媽媽說了真的很多，就好像聽了她一生的故事。這跟前陣子一樣，問候了常跟她買東西的婆婆，本省人，她眼睛白內障開刀，我看她不太舒服，問了，她就用台語講了很多，從她看病的過程講起 … ，最後大概講了 20 到 30 幾分鐘 … 。我也許不是善於傾聽的人，但若給這些老人家機會說話，他們是可以說很久的，在龍應台「大江大海一九四九」前半段大概就是如此性質的故事，與那位眷村媽媽實在太過相似，關於龍應台的母親的經歷應該也是大時代下這些軍人眷屬的經歷。
龍應台的父母在中國大陸應該是中等階級左右的人，談不上巨富，但吃穿無虞。那位眷村媽媽是空軍眷屬，她與龍應台的母親來台時都帶了「金條」，這本書與那位眷村媽媽未提及的是「金條」究竟是夫家還是娘家的，究竟有多值錢我也不能確定，但大概吃個幾年就不夠了，時間也許更短。
龍應台是軍人之後，她父親雖為憲兵隊隊長，但沒有住眷村而是住公舍，所謂「公舍」應該是「職務官舍」，這個部份有機會再談。
僅以階級論，當初來台的軍人若能攜家帶眷的是最高階的，這些夫妻也就是這些外省第二代的父母都是外省人，多少會帶一點生活資金來台，大部份住在眷村。
再來就是來台卻未成家的軍人，有些能提早退伍轉職，有些後來也能成家，這部份的人可能階級未必最低，結婚對象是本省人為多，後代也就是一般所稱的「芋頭蕃薯」，部分分配到眷村，比率不低。
再其次的就是最晚婚的，多為禁婚政策所影響，這也分幾個階級，第一個是眷村階級，其次是非眷村階級，我在 3 年半前開始半有系統的寫非眷村階級這部份，相對於郭冠英（范藍欽）自稱「高級外省人」（范藍欽為何使用這個詞彙另有脈絡，我不在本文討論），我在 2005 年中後卻稱「外省賤民」，引起網友不小爭議。我在前幾個月開放留言有位網友說「 當沒人有叫你外省賤民時，自己卻一在的提起，我想你才是那個制造種族主義的人。 」，這說法與旅居加拿大的「絲柏客」大律師如出一轍，我早看多了。
我最近才開始提，我母親是多重身心障礙者，在我父親已經重度失能時，仇恨弱勢至極的民進黨本土政權階級歧視，所謂人民應得的權利與社福機構像消失一樣，我在署立醫院必須像一隻狗一個垃圾向高級的急診室醫生哀求他們收留我的父親，不是他沒資格住院，是他太夠資格住院。這些高級本省人醫生，竟然讓我聽到他們在護理站取笑我的父親，還有當著我的面說「我不想 take 這個 case 」的，許多在本土政權下遇到的事、我的許多親身經驗讓我明白原來「外省賤民」確實存在。
我提到的這些「高級本省人」吃香喝辣，享受身為台灣「人」的「人權」，當然不懂別人活的多麼卑微。民進黨不分區立委榜首陳節如剛就任時到王金平那裡拜會，哭訴她是因為兒子因意外而身障而開始關心這類議題，在台灣的價值觀下，我就像垃圾，因為我是因為父母這樣才關心這類議題的，相形之下陳節如偉大又高級極了，她的人權就是不一樣： 「 … 直到十多年前，政府提供公費臨時托育的保育員，在日間提供免費的 “ 喘息服務 ” ，超時的部份則由家屬自行負擔費用，家人的壓力才稍稍減輕。 … 」（ 中國評論新聞：家有喜憨兒 “ 立委 ” 陳節如全家總動員 ）。陳節如丈夫是大學教授，全家是公務人員家庭，她自己說「 最起碼是餓不死，所以在經濟壓力上還算過得去 」，笑死人，台灣的公務體系之優渥，與一般勞工的差異天差地別，有機會我再來說說。
當然，我不認為我家有多悲慘，我在與某研究省籍與階級的本省教授通信時跟他說『 我也不是絲毫不知羞恥的外省人，我曾問過一位醫生，就你的行醫過程中，你認為什麼樣的人最為悲慘？他說，那些身心障礙者遊民最慘，毫無人性尊嚴又無人聞問 … 』，所以我當然不會向政府靠夭「更多權利」，我只要求「一般權利」。換句話說，我只不過是提出一個看法而已，講講本土政權的省籍階級仇恨也不行？「高級本省人」為什麼這麼容易抓狂？
言歸正傳，龍應台在第 72 篇木麻黃樹下（ p.343 ）談到她當時發現她與本省小孩最大差異就是外省人「 沒有自己的房子 」。這種思考牽涉到眷村政策的形成，在我這幾年來與眷村人在網路上的討論已經完全改變我過去的思考包括政治傾向政治判斷，我稱他們為「外省人的自我毀滅」，可分為兩部份：
一、在網路上遇到的眷村人
在聯網過去有位 L 先生在政論部份非常活躍，據他不斷在網路上公開的資訊可以構成他的形象「水交社眷村人，台大研究所畢業、留美」，當年我與這位先生多所辯論，由於我批評宋楚瑜，他的反駁策略就是把我劃歸「深藍」「急統」，這樣以為能打擊我的意見正當性。另一方面，他以為我是「眷村人」「台北人」，不斷說他們宋楚瑜如何與本省人搏感情，什麼他們在南部與民眾吃檳榔，我在台北吹冷氣之類 …
另一位是以台語「鄉下人」為代號的某網友也由於我批評宋楚瑜批我不餘遺力，後來我才知道他是眷村人，還好意思跟我說什麼眷村也有什麼弱勢，分幾百萬的眷村吃虧了嗎？
我曾看過兩位親民黨立法委員的 BLO G ，主要是回答眷村人請願眷村改建事宜，宋楚瑜選台北市市長時因為蔣方智怡在眷村講了些話氣急敗壞，他說「國民黨有好好照顧這些老兵嗎？」這類的話 … ，親民黨有資格講這些話嗎？你們與國民黨爭眷村票搞的很難看不知道嗎？
在這些討論之前，我對眷村人普遍有好感，我過去也從來不談外省人間的階級差異，在歷經這些討論後總算明白這些眷村人如何看待自身與我的父親。過去多年來的經驗加上國民黨的禁婚政策、階級差別待遇都讓我明白眷村貴族把我當什麼，最荒謬的是 「絲柏客」大律師拿眷村人與公教之後要我效法，真是羞辱！
我再次在網路談眷村還有緊鄰眷村的圍建特權與外省軍公教，必是澈底的談，在我父親過世後，我已沒有顧忌。
二、外省台獨對 外省人的自我毀滅
我在「 國民黨外來政權之悖論－ 兼 論「台灣轉型正義」之選擇性 」提過這個概念，用一句話講完：「 外省軍公教認為國民黨為外來政權就等於承認自己為蔣介石犯罪的共犯 」。
龍應台在其書「大江大海一九四九」中提到國民黨軍隊拉伕是一種國家犯罪行為 ，這應該是我目前所見談及外省論述最為進步的說法，雖然我老早就這麼說，但由龍應台來說就是不一樣，研究省籍的親綠外省學者的層次差的太遠。
前面提到國民黨的階級、眷村我其實談了不少，更有系統的論述未來我會再提，在此要說的是「台獨史觀」。
「台獨史觀」看幾天自由時報就知道他們講什麼了，台灣地位未定啦，台灣不屬於中國啦 … ，我不預設立場，但承認這種史觀的外省人代表了更多的涵義。
蔣介石在內戰後敗逃台灣，如果他沒有權力統治台灣，中華民國若是一種非法非正義的存在，這些軍公教難道不是蔣介石犯罪的「共犯」？
我說過，國民黨軍隊拉伕是一種國家犯罪行為，蔣介石在 1949 年逃來台灣時也是「下野狀態」，那時的總統或「代理總統」是李宗仁喔，台灣當時是由什麼東西統治呢？
無論如何，台灣由中華民國統治，這都要歸咎於民進黨成為世俗政黨而非革命政黨，儘管他們的史觀一再強辯，馬英九成為台灣民主選舉過半得票領導人的歷史事實不能改變，一起玩過中華民國這個遊戲後，民進黨輸了不認帳只是耍賴而已。
但是，這些外省台獨認為在舊威權時代國民黨是外來政權，對台灣來說，國民黨是殖民者，殖民若是犯罪，外省台獨的父母若在蔣的「政府」體系，當然就是犯罪的共犯關係。
所以，認為 國民黨為外來政權，當然就是直指其父母為罪犯，這種說法的根源來自於這些外省台獨的出身背景。
眷村對非眷村軍眷是一種特權，民進黨與部份學者持「外來政權說」者特愛標榜他們外省身份的「眷村、公教出身」，在階級上壓榨低階士兵的黨國體系，又在學術上掩飾或刻意忽視， 這是兩代人的階級犯罪 。
進一步言，如果有一天「外來政權說」成為主流，並再無「外力」改變，他們的父母將在歷史上成為罪犯－蔣介石的「幫兇」，故我稱為「外省人的自我毀滅」。
以這種方向思考，身為被「外來政權」與「本土政權」統治過的我，對那些「眷村權貴」的批評更不會手軟。
結論：
台灣現在認同混亂，史觀不是只是政治傾向選擇那麼簡單，代表的意義非常不同，不過，外省台獨只求政治利益，當然不會考慮這些。
龍應台「大江大海一九四九」的認同取向是比較多元的，但極端統派不必罵的半死，因為它是一種謙卑與改變。而獨派要抓狂前還是先看一下內容，免得別人以為你真的瘋了。
http://blog.sina.com.tw/blackjack/article.php?pbgid=19586&entryid=594203
我為什麽不去翻開龍應台的《大江大海一九四九》？ 2009/09/14
1949，對於大陸所有的人，這個年份的意義是清晰的——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了！對於臺灣，是復雜的，甚至是說不清楚的，令人困惑的。復雜到什麽程度，必須用心體會才能略感一二。 1949對於臺灣人的意義，至少可以分為兩類：對於第一類人——原本生活在這裏的人來說，他們大多感到無辜——發生在大陸的戰爭，卻讓這個小島的居民付出了極大的代價。日本占領者剛走，接著到來的不是和平。年輕人還是要走上遠方的戰場，社會資源和勞動成果還是要支撐遠方的戰爭；對於第二類人——剛剛來到臺灣的大陸人，1949的意義就是失敗。
勝利的滋味，也許就是喜悅這麽簡單。失敗的滋味，恐怕用五味雜陳都不足以形容！對於勝利者和旁觀者，失敗也許只是一個概念。對於真正的失敗者，那是實實在在的妻離子散，那是切膚之痛。
值得細心體會的是，在勝利者之中，領袖和追隨者的區別也許不那麽大，但在失敗者之中，領袖和追隨者的差別是巨大的。蔣介石，他所統治的疆域，從近千萬平方公裏縮小到一個孤島，但他所居住的房屋仍然還是很大，他所熟悉的家人和隨從仍然簇擁著他。龍應臺，以及千千萬萬失敗者中的追隨者，他們的房屋沒有了，他們的家人失散了，他們隻身來到了陌生的地方。
總之，失敗的領袖和他的追隨者，命運是大大不同的。
龍應臺，這個名字頗有些陽剛之氣的女人，讀她的文字，就像是被連環拳打在胸口，讓人痛得喘不過氣來，讓人不寒而栗！
龍應臺的新書《大江大海一九四九》，應該就是關於失敗者中追隨者的故事。這本書在臺灣熱賣，引發華人世界的關註。臺北信義誠品書店，還有天下雜誌、博客來、金石堂的網絡書店，隨手就能拿到這本書。但是，我一直沒有去翻開這本書。我甚至告訴自己，不要去碰這本書。也許，讓那些小人物發生在60多年前的傷痛來撕開自己的心肺，真的很令人恐懼！
在你的心裏撕開一個口子，然後再幫你縫合、給你輕撫，讓你感受自己的存在，這也許《大江大海一九四九》這本書的意義所在吧！
如果說，《大江大海一九四九》這本書是讓你感受個人自我的存在，2009國慶慶典則會讓我們感受中華民族的存在和偉大！縱觀全世界，有哪一個大國能夠有決心、有能力舉辦這麽大型的國慶慶典？這無疑是國家實力和意志力的宣誓！這樣的國慶慶典將會向全世界宣告，中國不僅有強大的實力，而且有強大的國家意志力，去實現許多國家和人群無法想像的偉大工程！這場慶典不僅將會告訴全世界中國有什麽東西，更重要的是告訴全世界中國並不是一盤散沙，而是可以集結起來實現統一意志的。
海峽兩岸的人，對於個人、群體和社會的感受是存在很大不同的。作為一個常常體驗兩岸生活的中國人，我個人的體會是：生活在大陸是偉大的，生活在臺灣是幸福的。臺灣是個人意志得以彰顯的地方，大陸是集體統一意志非常強盛的地方。個人意誌和集體意志，似乎是對立的，但其實是統一的。一個地方，一個社會，如果能夠實現個人意誌和集體意志的和諧、一致，這裏應該就是伊甸園了吧！生活在這裏的人，既是幸福的，也是偉大的。
個體意志和群體統一意志的關系，是一個攸關國家和社會發展歷史與未來的問題。怎樣通過科學、民主和法規制度的機制，從無數個體意志中提煉出能夠取得全體共識的統一的群體意志，這個問題永遠都值得探討，不論是在一個家庭中，還是在一個企業、一個社區、一個城市乃至一個國家之中。
雖然我沒有勇氣去翻開龍應臺的新書《大江大海一九四九》，但我衷心並且充滿信心地期待著——兩岸的中國人將會越來越幸福並且越來越偉大！龍應臺在新書中告訴人們：戰爭沒有勝利者！這顯然是從個人的角度去觀察的。大陸舉辦國慶慶典，慶祝1949的勝利，顯然是從集體的角度去運作的。所以，龍應臺的《大江大海一九四九》和2009國慶慶典是相關的，但卻是不可以相提並論的。
從1949到2009，一甲子過去了。今天的現實情況是，兩岸的中國人都日益走向越來越幸福、越來越偉大。在這種進步和變遷中，昔日的失敗者與勝利者都肩負著責任，都擁有各自的價值，在中華民族復興的未來歷程中，都將成為勝利者！
不論我會不會因為心癢、手癢而在某一天翻開《大江大海一九四九》這本書，我都確信：這本書會告訴你：我們可以用與自己原本固有想法不同的角度去看待許多事，並且從中獲益良多。昔日的失敗者，經過60年的探索，取得了許多成功；昔日的勝利者，經過60年的波折，也取得了輝煌的成就。
龍應臺說，“我要很驕傲而且很榮耀的對全世界說：這個我成長的小島，就是匯聚了所有‘失敗者’的小島。我可以很驕傲的說，你看，八百萬失敗者匯集的小島，在六十年之中，成就了些什麼事情？”
對於臺灣島上失敗者的成就，每個人可以有自己的解讀。我覺得，臺灣的成就，主要是個人、人性和企業的成就。個人，是幸福的（也許有些人自己不覺得，但如果他們去看看別的地方、別的國家，應該會相信自己是幸福的）。企業發展也是很有成就的，只要看看在全球大企業和個人財富的排名中臺灣人的上榜情況，也會對此基本認同。臺灣的社會發展成就，是依附於個人和企業的成就的。個人信仰方面也是多元化的。在整個社會中，要找到共同的意志實並不容易。所以，從個體來看，居住在臺灣基本上是幸福的，每個個體都閃耀著個性的光輝。企業也是富有活力的。但從整個社會群體力量來看，當面對大陸、面對全球時，其實是無力的。大陸的人，就個體來看，也許沒有那么富足，但就集體而言，卻是強而有力的。
從中華民族的發展歷程來看，臺灣在延續傳統方面起到了很好的作用，在發揚光大方面就很難獨立地有所作為。傳承中華文化，就像是一場接力賽，臺灣曾經接好了一棒，現在需要大陸接好另一棒，一起面對世界！目前，就我個人感覺，從幸福和偉大這兩個面向來看，臺灣人幸福感比較強，但面對全世界的時候會有一些迷茫；而大陸人在世界面前已經越來越自信，越來越迫切地追求著幸福的感覺。面對未來，相信通過兩岸交流與合作，大家就會自我感覺越來越幸福，面對世界越來越自信。
http://blog.udn.com/fredxue/3316422
金恒煒批龍應台《大江大海一九四九》（楨：歹獨觀！金恒煒 另參本館：《當代》即將消失？ ）
龍應台○九年轟轟烈烈推出的《大江大海 一九四九》雖然名列暢銷榜，明顯的已沒有過去席捲的熱潮，也沒有造成撞擊的效應；台灣不只是多元社會，同時也是 分化社會，歷史詮釋不可能只是一孔之見，更不可能因一本書而改寫。龍應台的文字一貫煽情、媚俗，龍應台試圖用「外省人」觀點來涵蓋一九四九年之後的台灣史，號稱「跨民族、跨國界、跨海 峽」，老實說完全走不出「外省人」意識形態的樊籠。「外省人」真的不了解、不關心台灣，也不了解、不關心台灣一九四九年之後走過的血淚史。
……………
http://lubyliao.posterous.com/13143651
痛批龍應臺之流的炮灰史觀 2010-06-24
剛剛過去的2009年恰逢一系列“紀念日”，新中國建立60年，“五四”運動90周年等等，大陸不失時機地掀起了“關鍵年”紀念潮，“紀念史學”的各類作品也紛紜叠出。臺灣學界也在不斷醞釀著重估1949年敗退的曆史，《大江大海1949》適時推出，加上作者龍應臺的聲明，大賣是意料中的事。在後記中，龍女士用她一貫的感性筆調，訴說“閉關寫作一整年”的辛苦，感歎“時間不夠用”，“以秒爲單位來計時，仍舊不夠用”，足見順利趕場並不是容易的事。況且這一次龍女士不准備以作家身份出場，而是面對“浩瀚史料”，“有如小紅帽踏進大興安嶺采花”。于是我們看到了在真迹、舊照、絕版雜志、破舊地圖堆中體力透支的作家忙碌的身影，隨著作者從她的祖籍淳化鎮出發，拉出一條縱貫中國南北的遷徙線，從東北到山東，從江南到臺灣，從湖南到越北，從臺灣到南洋，持續遊走在時空變換，生離死別的處境裏，閱讀經曆中不斷充斥著被炮火追殺的人群和沿途散落的殘肢斷體。
“請凝視我的眼睛，誠實地告訴我：戰爭，有‘勝利者’嗎？”隨著作者催眠似的發問，“炮灰論”的曆史觀不但形成了，而且顯得那麽正義、那麽有說服力。面對被作者推到前臺的那些顛沛流離的傷兵、滿臉稚氣的少年、不知所措的婦孺，你沒法反駁，好像反駁了作者就對不起在戰爭中受害的所有人似的。
然而，要真正面對這段曆史，就不可能完全依靠寫作情緒的空洞宣泄，慈祥的母親教育兒子，大概是差不多的語調：
“飛力普，不可以打架。”
“飛力普，要幫助小朋友。”
“飛力普……”
但是，所有戰爭，包括1949年中國內戰，並不是靠單純的人道主義告誡就能理解的。我相信，龍應臺這位年近花甲、見多識廣的小紅帽在踏入曆史叢林之後，肯定遇到不少與她觀點相左的狼外婆，但結果是小紅帽太強悍了，每一次都能用洶湧的修辭熱情順利擊昏狼外婆。于是，南洋島上山打根集中營裏虐殺國軍戰俘的臺灣監督員，與血戰淮海食不果腹的前線國軍；密集沖鋒不顧死活的共軍士兵，統統變成了飄散到戰爭塵埃中的悲情線偶，由曆史的偶然所操控，這些跨民族、跨疆界、跨海峽的恢弘敘事，揭開的是一整代人“隱忍不言的傷口”，讓他們血迹斑斑地盡情噴灑，然後任由記憶的血水灌流進當代人麻木的心裏。爲被踐踏、被侮辱傷害的“失敗”人群立傳，結論當然是戰爭根本沒有什麽“勝利者”。當交戰搏殺的暴力被不論輕重，不分界線地受到指責，就意味著任何戰爭的意義從此徹底消解，當“炮灰論”在霎那間炸出人們的眼淚時，“正義論”對勝負的書寫當然就會在淚水中變得模糊不清。
無疑，我們從小受到過太多的“正義”教育，國民黨壞，共産黨好，國軍壞，解放軍好。非黑即白，非朱即墨。是非的邊界象刀刻在心裏的紋身，似乎終身都塗抹不掉。龍應臺提供的“人道”藥水似乎可以擦洗掉心靈被“紋身”的恥痛。但我以爲，龍應臺的“炮灰論”讓失敗和勝利者並排站立，然後讓他們皆大歡喜地互相煽情地摟摟抱抱，讓“人道”的眼淚粘合劑把他們強行沾粘在一起，當然讓兩岸的政治家和民衆聽著受用，有皆大歡喜的催淚效果，但對那些筆下的小人物而言，卻又等于是把他們統統抛回到生存的虛無中，恰恰遮蔽了曆史發生的線索和真實原因，也可能恰恰給發動戰爭者一個開脫自己的理由。對犧牲價值的高低確認永遠都會是見仁見智的事情，但並不意味著我們不做努力去厘清犧牲付出的緣由和區分信仰不同的價值所付出的代價。
大陸學者楊奎松曾經驚訝于黃仁宇的糊塗，在他看來，曾寫出《萬曆十五年》這種傑作，那樣睿智的一個人，居然會以一個傳聞斷定共黨的酷虐，而不深究士兵出生入死的深因。黃仁宇曾從一個軍官的口中聽說，東北四平戰役解放軍士兵構成密集方隊，完全不守軍事規則，在機關槍密度極大的扇面掃射下，成排成排冒死沖鋒，屍體堆疊狼籍。由此斷定出林彪的殘忍和共黨的無情，當然還有關于林彪的那個著名傳說：當手下報來傷亡數字時，林彪的回答是：我不聽數字，只要結果。楊奎松想問的一個問題是，林彪隊伍中有不少新入伍的士兵，他們沒經過多少訓練就上了戰場，何以卻表現得毫無膽怯異常生猛。龍應臺沒有想到，也許正是這些玩命撲向槍眼的士兵，某些人剛剛分得了土地，他們是在以血肉捍衛剛剛獲得的利益。即使他們以“炮灰”的面目出現，背後也有千千萬萬個土改的身影在晃動，正是“民氣”的飆升，才使得連槍都沒摸過多少時間的新兵蛋子能不顧生死地瘋狂鏖戰，就絕非簡單的“炮灰論”所能解釋，至于土改中的過火虐殺行爲則是另一個層面需要反思的問題。
在《大江大海1949》中，龍應臺引用了陳毅的一句話說，淮海戰役的勝利是手推車推出來的。並詳細描述了百萬民工爲戰勝國軍所付出的巨大代價。但她筆鋒一轉，突然叉出去大寫了一通日軍逼迫民工從事各種勞役的慘狀。這又是一種典型的“炮灰論”曆史觀，即所有民衆在戰爭中的付出都是等值的，也即是沒有任何意義和價值的虛妄舉動。爲國軍幹活，爲共軍打仗，爲日寇監工，統統是炮灰、可憐蟲和隨意可被曆史抹去的符號。
我們這個世界從來不缺乏從“失敗者”的角度回望曆史的作品，我曾經看過一部描寫二戰結束前後意大利抵抗組織和法西斯政府做最後決鬥的影片，中文翻譯成《成王敗寇》，似乎頗有深意。影片從“失敗者”的視角觀察，其中戰勝者的無良行爲和戰敗者的卑微無奈被刻劃得入木三分。但影片並沒有用和解的庸俗筆法讓雙方假惺惺地擁抱在一起。而是讓戰爭切割出的傷口繼續流血，給人留下的印象是曆史在各自陳述存在的理由，沒有絲毫“炮灰論”的影子。
當然，對“炮灰論”的指控並不意味著我們要遁回到所謂以“正義論”作支架的老曆史觀中去，或苟且回到“非黑即白”的愚民史觀裏繼續做傻子，更不用說我們數十年中形成了多少以“正義”爲名的謊言，讓本可益智的曆史變成了傻子都不肯做的所謂“學問”。近些年史學界掀起了“眼光向下”運動，一時間，傾聽民衆自己的聲音，關注民衆自我表達的呼聲甚囂塵上。結果是，在無法解決實際問題的情況下，不但民衆自己不願意說出內心的苦楚，他們的聲音也從來沒有在曆史中很完整的顯現過，“底層史學”最終變成了專家自戀的遊戲。
因爲曆史從來都是由“英雄”書寫的，我根本不相信“民衆創造曆史”這種鬼話，曆史永遠是大人物在指手劃腳地規劃，民衆按照地圖的線索去賣力實施。但大人物不可能一點不顧及小人物的訴求和命運，因爲曆史地圖上的內容還須密如蛛蟻的他們去填充，如果“英雄”執意我行我素，就難免被民衆所唾棄。所以“正義”的獲得永遠是妥協博弈的結果，民衆可能是棋盤上的棋子，卻不是簡單的愚民和“炮灰”。其實，這種悲歡離合的煽情敘事可能像瓊瑤劇一樣刺激淚腺，像膨化食品一樣口感酥脆，若要提升思考力度和判斷力的話，還是讀點兒別的吧。
http://str.chinaiiss.com/html/20106/24/wa31d8.html
李敖訪滬 嗆辣依舊 2010-08-30 林育鋒 TVBS（李敖 另參本館：《上山‧上山‧愛》)
作家李敖偕同家人訪問上海，再度掀起一股「李敖旋風」。他在上海的新書發表會上，面對兩岸三地的媒體，不改犀利言詞，左打韓寒，批他沒有知識深度；右打龍應台，調侃她的《大江大海一九四九》「外表包著金紙，打開來卻是臭皮蛋」。
大江大海騙了你 李敖秘密談話錄 2011-01-31 李敖出版社
《新書簡介》
孔夫子不喜歡紫色，因為紫色混淆了大紅大紫；孔夫子不喜歡鄉愿，因為鄉愿偷走了大是大非。
龍應台出道以來，她用心建立起冒充放火的文明。其實她放的，只是煙火、不是野火，她沒有任何放火者的歷練，監牢、捶楚、刑求、查禁，她都陌生；爭自由、爭民主、爭人權、爭法治，她都逍遙國外。她從不拔一毛抗爭藍色綠色的野蠻，卻在白色恐怖風頭過後，一片風涼，要我們用文明來說服她。
我們卑視混淆大紅大紫的所謂文明、我們憤怒偷走大是大非的所謂文明、我們不再忍耐這票文明的挑釁，我們要中國人生氣一次給她看。
每個人都會罵人王八蛋，但李敖卻能用證據證明你是王八蛋。在這本書裡，李敖用24萬字的證據，證明龍應台錯在那裡。龍應台的文章越寫越好，龍應台的大腦越老越混，不能準確切割文章和大腦的「龍應台迷」有禍了，因為你可能是一種動物的蛋。
對蛋化恐懼的「龍應台迷」說來，這本書，是一種救贖。
龍應台口口聲聲請用文明說服她，但她只提俄國大兵強姦中國女人，不提美國大兵強姦中國女人，如此媚美藏奸，是那一國說服人的文明呢？
四分之一世紀來，龍應台一貫用「片面強姦」的戲法，矇混「龍應台迷」，現在，李敖終於出手了、拆穿了、牛刀殺雞了。為什麼用牛刀殺雞？答案是李敖只有牛刀，只好小試一下了。
孔夫子不喜歡紫色、孔夫子不喜歡鄉愿，我們喜歡孔夫子。
《內容摘錄》
http://news.chinatimes.com/reading/11051304/112011013100432.html
（上下另參本館： 民主形式萬歲 台灣買票文化 民主就是挑爛蘋果 中共為何反維權 天下民主一般黑 民主偽形(一) 民粹亡台 《1949》 《強國之鑑》 《替罪羊也是必要之惡》 孫立人政變三部曲 各表一中 馬的原鄉精神 白色恐怖的真相 壟斷二二八 再正名 蔣的本來面目 美國民族大熔爐 擺脫族群幽靈了？ 中華民國很敏感 《台灣論》 假愛台之名 獨派的道德觀 如此的台灣人 如此的台獨 假獨與假統 台獨虛擬議題 )
丁果批評龍應台北大演講——對龍應台北大演講的商榷
中國大陸知識分子對民主中國的願景與憂慮
台灣民主需要「深化」而非「神化」
台灣著名作家龍應台受邀請到北大百年紀念講堂演講，講題是「文明的力量」，副題是從鄉愁到美麗島，引發了現場的轟動以及海外媒體的熱議。但因為演講內容呼籲民主改革，呼籲文明崛起，觸及中國現實政治的神經，因此國內媒體報道不多。我為龍應台感到高興，那就是她終於可以在北大公開演講，她可能不在乎大國的崛起，她可能不在乎「血濃於水」，但她一定在乎她在北大的演講，因為當她出版那本在海外暢銷，但在中國大陸被禁，以家族史個人史的方式，在中共六十週年大典時顛覆大陸「主流歷史論述」的《大江大海—1949年》，她就擔心，她在大陸的「言論自由」，會否被打折扣？她來溫哥華演講的時候，對我說，她希望也能在大陸暢所欲言地進行這樣的公開演講，如今，她做到了，而且是在中國的政治中心，在中國的最高學府北大。在互聯網的時代，大陸媒體即使不敢刊登她的發言，網絡也會傳播她的信息，因此，不用擔心，她的演講，將會引發全國震撼。
沒有人懷疑，龍應台的這篇演講，感人至深，這由北大學生的眼淚和掌聲作證；也沒有人懷疑，龍應台揭示了中國發展的一個「困境」，那就是民主改革的滯後；更值得高興的是，龍應台在海內外一片讚揚中國崛起的輿論中，慧眼獨具，質疑富國強兵的現代化路向，提出了「文明崛起」才是真正崛起的重要命題。
但是，瑜不掩瑕，龍應台從鄉愁到美麗島認同的心路歷程，真實感人，令人信服，但是，在用美麗島折射中國夢的時候，卻發生了偏差。
這種偏差的最大體現，就是龍應台對台灣民主化過程的簡單化總結，藉著民主化的概念，將台灣夢「神聖化」，並把台灣畸形的民主化過程視為是大陸民主化的必經之路，把目前複雜的兩岸之爭簡化成民主和獨裁之爭，這將嚴重誤導中國的政治體制改革的方向，誤導兩岸關係，也將誤導中國的下一代精英，因此，不能不提出商榷。
首先，龍應台在定位台灣民主化的時候，用錯了比較的基準。
在整個演講中，龍應台邏輯地闡述了自己從虛幻的反攻大陸的「中國夢」，轉變到認同台灣島的理由，那就是台灣的民主價值。這沒有任何的錯，問題是，當檢驗台灣民主體制的時候，不能用大陸的威權專制來做比較的基準，民主和不民主，沒有可比性。台灣的民主制度如何，民主化程度的示範性如何，只能在民主機制的範圍內比較，也就是說，台灣必須與世界其他的民主化國家比較。這樣一比，就可以發現很多的問題，比如台灣的極端民粹主義，台灣地方政治的封建性，家族主義等等，都與世界公認的民主基本價值背道而馳，如果不做深切的反省，不但台灣的民主難以深化，如果一旦輻射影響中國，那對中國民主化的前途，將帶來比台灣更大的災難。
如果身處中國的大陸知識分子，以台灣的民主之形，來挑戰中國統治者的專權，那還情有可原，但是，作為在西方長期居住的知識分子，龍應台向大陸年輕精英介紹台灣的民主，沒有任何的深度批判性，未免有點不負責任。對台灣民主的評價，必須用民主普世價值的標準，而不能用「中國特色」的標準。
其次，龍應台合理化台灣民主的亂像，稱其不是亂，而是民主的必修課，這更是有為台灣的亂像塗脂抹粉之嫌，誤導中國的精英，以為民主化的轉型，必須經歷「痛苦」的台灣式的亂像，這種說法，反而給了統治者拒絕民主的藉口，因為在中國大陸，「不要台灣那樣的民主」，成了許多民眾的共識。
其實，台灣的亂象，不是民主化的錯，台灣的亂，其根源在於國家定位的混亂，以及由此延伸而來的族群撕裂。從李登輝廢除「國統綱領」開始，台灣的「民主走向」已經與國家的憲法根本抵觸，形成了「掛羊頭，賣狗肉」的矛盾現象。很簡單，龍應台列舉了許多民主價值的ABC，稱其為台灣的共識，比如掌權者是會腐敗的，反對者是為墮落的，但是龍應台就是沒有點出，民主法制的根基就是憲法，如果這部根本大法，變成了「羊頭」，變成了「皮球」，那麼台灣的民主就難以走正路，民主的進步過程就難以客觀標準化。舉例而言，龍應台大讚台灣民主進步的時候，李登輝因為台聯要求就ECFA公投被拒，就斷然宣稱：他十幾年的民主改革全廢了，台灣民主要從頭來。龍應台李登輝，到底誰錯？
「台灣夢」沒有了憲法的魂，這個夢喪失了「金色」，變成了「灰色」，這就是李登輝民進黨挑動民粹主義橫行，藍綠紛爭不止的最大「亂源」。這樣簡單的「問症」，難道龍應台不清楚嗎？換句話說，龍應台的老長官馬英九，如果沒有魄力恢復「國統綱領」，沒有魄力護憲，亂像難以休止。台灣的民主，藍綠的紛爭，仍然會是各說各話，無法形成共識，有共識的只是一些民主之形，而非民主之實。有趣的是，兩岸制度不同，但在一個關鍵問題上殊途同歸：那就是將憲法「虛無化」。
由此可見，中國大陸民主化的第一步，或許就是落實憲法的規定主張，而不是大搞台灣式的民粹主義，因為中國經不起「暴民政治」的折騰，台灣經驗，在這個方面，不適合中國大陸。
再次，龍應台把陳水扁從民主英雄淪為貪污嫌疑犯，簡單歸納為他個人的道德問題，並認為也是民主的「必需課」，這是為台灣民主制度的缺陷「遮羞」，非但不利於台灣民主的深化，也不利於中國民主制度的改革。
從全球的經驗來看，南非孟德拉總統坐牢的時間比陳水扁長，達二十七年，但是，他在完成政權轉移之後，並沒有走向全面的貪污，雖然也有問題出現，但他還是順利帶領南非完成轉型，並成為全球政客，尤其是後發民主國家領袖人物的典範，中國民主化或許要更多學習南非經驗，如何寬恕敵人，如何清算歷史。
更為重要的是，陳水扁執政八年，貪污如此嚴重，絕對不僅是陳水扁，吳淑珍家屬太貪，而是由於國民黨長期一黨獨裁造成的制度漏洞使然，陳水扁有一點沒有說錯，那就是他的「貪污」，是向李登輝看齊，並質疑為何李登輝無事，唯獨陳水扁被關被判？國民黨政權是否真的司法獨立了？事實也確實如此，李登輝時代的問題，比如拉法葉艦購買貪污事件，在陳水扁時代安然過關，在馬英九時代同樣安然過關，不了了之。可見，如果制度不變，政黨輪替也可以淪為「做秀」，而非民主的實質深化。再進一步說，陳水扁執政八年，貪污問題發展到如此嚴重的地步，台灣的在野黨，台灣的媒體，難道不也是陷入在某種共犯架構之中？
由此可見，台灣的兩次政黨輪替，並沒有解決民主機制完善，廉政保障的老大難問題，台灣民主需要「深化」，而不是「神化」，台灣民主需要媒體和公共知識分子的反省監督。龍應台是否應該在這方面多一些聲音，而不是將其推卸成台灣民主的「必修課」，「必經之路」。如果存在的，就是合理的，大陸執政者是否也可照用這樣的邏輯：目前的狀況，也是大陸社會轉型的「必修課」，「必經之路」，民主改革，可以緩行？
毫無疑問，民主化必須具備最基本的言論自由，出版自由，但是，言論自由，出版自由，並非等就是最好的民主。陳水扁就說，你們可以隨意罵總統，那代表他的時代就是台灣民主化的黃金時代，這樣的說法，顯然是沒有說服力的「遮羞」。如果台灣的民主化過程要成為大陸未來民主化的典範，就需要龍應台們的努力，找出台灣民主化過程中的彎路，引為教訓，提出改善的措施，並加以實踐，但切忌不要把廉價的，目前仍然錯誤百出的台灣民主化過程當成圭臬，當成「必修課」，讓大陸年輕人頂禮膜拜。
對龍應台衡量文明的尺度，我沒有任何異議。她提出對待外來移民的標準，正是台灣提升文明必須要考量的，因為開創台灣民主的英雄們，恰恰就是把兩百萬外省人，其中包括龍應台，當成了「外人」。不過，我們從大陸三年自然災害，文革走過來的一代，卻不能不在乎中國的「大國崛起」，龍應台用台灣改革的二十年，掩蓋了大陸改革三十年的成就，是有點輕率。畢竟，中國人的自信，執政者走向政治改革的自信，是需要靠大國崛起來鋪墊的。蘇聯改革的歷史軌跡證明，震盪型的政治改革優先，未必是一條正確的路向。
中國大陸的發展持續，需要兩岸的和平，而在目前體制不同，政治實體不同，意識形態不同的狀況下，兩岸和平，需要智慧，也需要「血濃於水」的同胞情誼結，做過台北市文化局長的龍應台，不可能不知道政治的現實，這就決定了兩岸，不能不在乎「血濃於水」。龍應台的「不在乎」，是為了渲染演講的氣氛，是為了強調文明崛起的重要，但不是現實。
從上述來看，龍應台的北大演講，還是存在著《大江大海》同樣的缺陷，為了解構一九四九年國共勝利失敗的主流歷史，為父輩們平反，龍應台反省了戰爭，但是漏了她的父輩們在這場歷史變革中的個人責任，避開了國共為何在當時的歷史背景中「人心向背」產生了逆轉。同樣，在北大的演講中，為了突出今天中國的不民主，不文明，卻有意無意「神化」了台灣民主的二十年，而不去深挖台灣「有民主之形，無民主之實」的制度缺陷，社會缺陷，從而給大陸知識精英確立了一個錯誤的「民主典範」。
遺憾的是，在言論封閉，資訊封閉的中國，崇高如北大的年輕學子，也無法分辨龍應台演講中的邏輯錯誤以及遺漏的民主常識，這是中國需要民主啟蒙的又一個有力證明。
我的結論是，龍應台在北大，進行了一場成功的演說，但敘述了一個失真的台灣，這或許證明了，真正的文明崛起，是艱巨的。
中國沒有理由拒絕「民主這個好東西」，其中包括免於恐懼的自由，但是，中國的民主化，不能走太多的彎路，因為代價太大。如何給中國的民主化開藥方，樹典型，必須認真負責，而不是相反。台灣民主的自審越嚴格，民主化越成熟，成為中國大陸民主化轉型的典範就越有可能，因為海內外的中國人都會說：台灣行，為何大陸不行？那時候，美麗島夢之花，就可以盛開在大陸的沃土。
茲事體大，因此，我在乎，希望與龍應台商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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