盧建榮的《入侵臺灣：烽火家國四百年》（臺北：麥田出版社，1999）怎將鄭荷、清鄭、臺法、臺日等之戰，寫的像歷史小說呢？
這個嘛！你得了解盧建榮的新文化史觀：
盧建榮談《入侵臺灣》
二十二年前，年輕的盧建榮搭登陸艦赴金門服役，平底船在海上搖晃，少有人不為之昏眩欲嘔。風波險惡中，第一次搭船的盧建榮想到的是：那些橫渡黑水溝來臺的兵士，如此晃到臺灣，兵力能不大損？這樣的發想在他心裡變成小小的種子，多年以後，有了《入侵臺灣》這本書──如果研究中國中古史是專業，書寫臺灣歷史，可說是盧建榮在情感上找尋自我認同的過程吧！
談到入圍中央日報《出版與閱讀》中文類十大好書的感想，與其說是驚喜，盧建榮其實有著更多的慨嘆與期許。歷史書寫文本一向不受出版市場與讀者重視，盧建榮認為，能否提供好的文本讓大眾閱讀，或許是歷史學者責無旁貸的使命之一。所謂合乎科學的表達，往往讓鮮活的歷史徒然成為剪刀漿糊的刻板拼湊；盧建榮以為，「敘述史學」用近似小說的體裁重現歷史，更能讓大眾親近領會。就像科普叢書問世，讓四體不勤的現代人多識蟲魚鳥獸之名，如果歷史能寫得如此引人入勝，生活也許會因此而有更多豐富的可能。
關於未來的寫作計畫，盧建榮顯得相當謹慎。包括中國華南移墾史、日據時期殖民者與被殖民者的關係、以及威權體制如何透過電影或武俠小說等文化形塑過程加以鞏固，都是他極有興趣並逐步鑽研的課題。看來嚴肅的歷史，在他的筆下不再難懂，這是許多有心涉獵歷史文本的讀者的期待，也是盧建榮寫作的自我要求。 （家琦／採訪報導，本文與《中央日報》共同發表）
http://www.books.com.tw/2000bestbooks/authore.htm
盧建榮（1949年－），美國西雅圖華盛頓大學歷史系博士。曾服務於臺灣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研究員、臺灣師範大學歷史系所、臺北大學歷史系。現任臺灣中國文化大學史學系所教授、宜蘭佛光大學歷史系所兼任教授、麥田出版社歷史文化叢書編輯。中古史專家，專長為唐代財經問題，並涉獵法制史，目前在臺灣提倡新文化史、新社會史研究。
歷史小說化啊！那不如電影化：
《大明國姓爺》
http://mypaper.pchome.com.tw/news/souj/3/1304714504/20080317061424
《劉銘傳伝》
http://mypaper.pchome.com.tw/news/souj/3/1281756183/20060702070430
《施琅與臺灣》
http://mypaper.pchome.com.tw/news/souj/3/1304750265/20080318060649
《康熙統一臺灣始末》
http://mypaper.pchome.com.tw/news/souj/3/1304785741/20080319061730
戰史人物，千秋功過任人評
最近因一份二二八調查報告，指稱蔣介石應負主要責任，陳總統以此有一些臧否的談話 (劉永祥：2006)；另有一則新聞報導稱：某國中歷史考題以「誰對臺灣民主化最無貢獻？」逾80％學生認為是陳水扁，老師公布參考書的答案是蔣介石(張錦弘：2006)。這些歷史人物評斷，常因立場問題，而南轅北轍；以下即針對此一議題，在「臺灣防衛戰史」課程裡另闢一個單元，以期誘發學生的想像與考証興趣。
鄭成功是不是假面英雄？
鄭成功受封國姓爺，延平郡王，在民間受到民族英雄的美譽。甚至連日本也以「收復先人本地」來崇敬鄭成功（陳芳明，1996：142）。由於鄭氏據臺，遂使數千年未曾屬於中國的臺灣，長為中華文化圈之一部分（許倬雲，2006：332）；曹永和（2000：95）亦認為鄭成功驅荷後，漢人在臺灣的控制權始確立，臺灣的漢人社會，方獲生長完成。
施懿琳（2003：13-15）則以過去較罕為人處理的鄭、清往來書信資料研究，認為鄭成功在英雄、大丈夫、豪傑等背後，亦有另一個量狹器小、殘苛寡恩、一意孤行的一面。
石萬壽（2004：122-124）歸納鄭成功的懲罰措施大致有五，（一）凡違反軍令，擅自還師者，重者褫職處斬，輕者降級改任；（二）奉命鎮守地方，未奉命而委地棄守者，重者斬，輕者革職；（三）臨陣退卻者，格殺無論；（四）通敵謀叛，格殺無論，甚至寸磔；（五）與叛將有嫌隙者，降職改任。唯鄭成功執法，並非全為大公無私，常因個人喜怒而亂章法。
揆一是積極抗敵還是無所作為？
鄭成功進入鹿耳門後占領北線尾島，嚴重威脅荷軍安全；揆一（Fredrick Coijet）即組織了五次反攻行動（林文漲，1993：96-99）。熱蘭遮城遭圍困時，揆一堅信援兵必到，並將城下居民和糧食遷入城內固守（曹永和，2000：93）。唯巴達維亞當局卻對揆一一直恐懼鄭成功來襲極為不滿，範德蘭（Jan Van Der Laan）也向東印度議會報告揆一是懦弱的人，曾任第十任大員長官則因與揆一有過節，亦時常對其惡意批評；因此，揆一回國後即遭判重刑，入監12年後才出獄（盧建榮，1999：64）。
施琅是英雄還是漢奸？
施琅評價常隨著民族革命或國家統一的不同觀點而趨於兩極。2003年11月18日至19日於施琅故鄉晉江舉辦「施琅與海峽兩岸學術研討會」，參與者包含兩岸三地及外國人士逾百人，提交論文70餘篇，對施琅定位各有不同；如耿榮水（2004：54）認為，施琅表現了軍事將領之外的政治才華，是文武兼備的將才；中國社科院歷史研究所所長陳祖武認為，施琅和鄭成功復臺一樣，都是隱藏著中華民族的大義，不是一己之私，是鄭成功的繼承者；國家清史編纂委員會主任戴逸認為，施琅為傑出的政治家、軍事家、愛國主義將領；廈門大學人文學院院長陳支平亦表示，不要以宋、明道學家的價值觀和道德觀去評價施琅，應隨時代的變遷而有所不同的評判，應從中華民族國家的長遠大局去研析。
臺灣學者則有不同看法，林登順（2004：56-57）、石萬壽（2002：174）認為施琅攻臺及力留臺灣的真正意圖，是貪婪之心下的自己利益，而非國家民族的大情操。
而Macabe Keliher（2002：1-2）認為施琅是追求自身利益的一匹土狼，而不是一個忠心耿耿的將軍。
汪榮祖（2001：29）則認為，施琅功過難定，原因就是傳統的封建意識與儒家道德裁判。
名將劉國軒為何輸了海戰就投降？
施琅艦隊到達澎湖海面立足未穩之際，鄭軍多位將領力主應「先發制人，半渡而擊」，惟劉國軒以「砲臺處處謹守，無處灣泊。當此六月時候，一旦風起，則彼何所容身？此乃以逸待勞，不戰而可收功也……」為由（江日昇，2004：365），選擇娘媽官澳為決戰點，準備集中所有海軍力量在此與施琅周旋，並配合岸砲火力，延續戰役時間，等待颱風的出現。
清軍敗退後退回貓嶼、花嶼及八罩島整頓時，部將邱揮建議艦隊出海追擊，仍遭劉國軒以時值暴風期，施琅將不戰自潰而未採行。7月16日海上主力戰展開後，清軍佔有明顯優勢，劉國軒研判無力抗衡，即自吼門航道脫離戰場返臺。
石萬壽（2002：159）認為，鄭氏之敗，敗在劉國軒，主要是施琅施行反間計及劉國軒的個人意志一如項羽，在澎湖大敗之後，即無法重整旗鼓，東山再起。
澎湖的防禦工事有12座新砲臺，沿海之處，凡是小船可登岸的，都築有短牆，約20餘裏，並分兵死守，連施琅在〈飛報大捷疏〉中都說「星羅碁布，堅如鐵銿」（Macabe Keliher，2002：12）。由此觀之，澎湖的防禦工事並非不堪一擊。
當時臺灣主力已大部分抽調至澎湖（鈕先鍾，2001：305）。施琅曾對李光地表示，此戰是否順利，關鍵在劉國軒是否親率主力守澎湖：「命將守澎湖，吾此行尚須兩番功夫，澎湖破，劉尚據守相拒。如守澎湖，一舉成功矣，蓋一敗，則吾勝勢直前，彼不能敵矣」。
軍艦隊進入鹿耳門當天，施琅和劉國軒即相談竟夜，彼此嘆息相逢恨晚（江日昇，2004：392）。
無明顯敗跡的劉銘傳為何要「棄基保滬」？
10月1日，法軍成功佔領基隆高地陣地後，下午6時停火。是夜，劉銘傳執行「棄基保滬」策略，僅留三營兵力退至月眉山與獅球嶺一帶（今暖暖區）據山險防守，並即轉移兵力至滬尾佈防，自己則坐鎮臺北府城指揮。
對於劉銘傳棄守基隆，部分人員認為係劉貪生畏死；臺灣兵備道劉璈並以公文書強烈表達不滿。連橫（1994：413）即記述劉璈不滿劉銘傳而雙方互揭瘡疤：「當銘傳退失基隆，璈揭其事，宗棠據以入告，遂褫李彤之職。銘傳具疏辯，互論長短」。
針對近年史學界對劉銘傳的是非功過，負面評價趨多，尤以棄守基隆一事為最。李國祁（2003：51-55）研究認為，劉銘傳素以不畏強暴、勇於任事著稱，這些糾紛，應為幕僚中的人事傾軋及臺北人心惶恐而謠言誤傳所致，從劉氏指揮少數嫡系部隊，能臨危受命擊敗法軍事實來看，所謂基隆撤守之誣，應屬誤解。
法軍失敗離臺後，劉銘傳在臺新政未久，即因各方詆譭和阻難而離去。據黃秀政（1999：135-138）的研究，劉氏去職原因有五點，一為臺灣新政之成效未臻理想，二為朝中同僚對劉銘傳之排擠與疏離，三為臺灣人民對劉氏政策之抗拒與反彈，四為劉銘傳個人情感因素與健康不佳，五、政壇後盾醇親王奕譞之去世。
抗日英雄丘逢甲為何未北上應援而捲款西渡？
寫下「宰相有權能割地，孤臣無力可回天」的丘逢甲，在臺灣民主國的成立過程中，奉獻心力，鞠躬盡瘁；但當日軍進擊臺北城時，又有不派兵援救臺灣民主國總統府的疑慮，並即捨棄臺灣西渡，是抗日英雄還是棄職潛逃的狗熊？尚有議論空間。
臺北危岌時，唐景崧以「千急急赴援」及「萬急急赴援」兩次電催林朝棟、丘逢甲、楊汝翼等出兵；惟楊汝翼往大甲途中，逗留不前，後捲餉銀逃歸福州；丘逢甲駐地桃園南崁莊，未前往救援，後奔臺中挾10萬兩軍銄西渡（陳漢光，2000：61-62）。
黃秀政（1999：172-173）的研究顯示，丘逢甲在抗日運動期間受人詬病之處，主要為前後言行不一。戰前慷慨激昂，臺北城陷即匆匆內渡；時義軍並未潰敗，不僅遺棄追隨他的部眾，更削弱了臺灣民主國的抗日力量。
全臺最會打戰的劉永福為何不積極打擊日軍？
林孟欣（2002：94）認為，劉永福自8月底日軍進攻臺灣中部時，並未及時派兵援助，到了9月，臺南府已陷入危境之時，府庫全空，餉械已盡，仍不見劉永福有準備迎戰敵人的跡象。
張守貞（2005 :19-20）即表示，劉永福未能堅持到底，竟於緊要關頭潛逃，是造成爭論的最大的原因；並認為8月24日致電張之洞要求派船協助內渡，可見早已無戰鬥意志；10月8日向日人表達投降意願；打狗之役主動撤守及「官帑搜羅十萬歸」等情，是劉永福在臺灣的四大敗筆。郭弘斌（2005：69）亦認為，劉永福見日軍來攻，也一如其他唐山人無臺灣意識，無心守臺及暗通款日軍，不顧袍澤棄軍獨自逃亡。
抗法名將劉永福，當臺北失陷時，正在臺南負責軍政要務，完全不受總統唐景崧及丘逢甲的相繼離臺影響，堅定領導臺民持續抗擊日軍；俟三路優勢日軍合圍臺南態勢難以挽回時，方於10月19日夜離臺。檢討劉永福精銳舊部最初未隨同抵臺，率雜湊部隊，明知不可而為之，戰至最後一刻，已符武德精神，似難再予以苛責。
古寧頭戰役究係胡璉或孫立人的戰功?
金門戰役後有人宣稱是孫立人所練新軍所打，戰勝是湯恩伯、李良榮指揮，古璉終其暮年均未置一辭（王文稷，2002：27）。
以上各據立場的說法，在臺灣防衛戰史的資料裡，經常會紛至遝來，令人錯愕。這些大家尊敬的民族英雄在部分學者各據角度的分析下，一個個成了落跑將軍。惟戰役中的將帥人物的忠奸、歷史地位，總是隨著時代的價值觀而變化的。這些疑雲，仍待「歷史真相」來說話，惟歷史的「真相」一般有二層意思，第一層是指「過去發生的事情」，第二層是我們對過去事情的理解和敘述（張元，2006：108）。要接近「真相」，仍必須運用嚴謹的方法和程序，才能對過去的歷史有系統的了解和認識；此一過程之中，不同的觀點、立場、態度，對於「真相」的理解和敘述都會出現明顯的不同。
因此，戰史的研究雖可從不同立場、觀點和態度來發展，唯對於不合己意的資料，則應該以欣賞的角度來參考，並包容各種面向的討論。在「歷史應求真」的要求下，歷年戰役中的將帥英雄可能真的難存於世；每個人的背後，都有權宜之間的正反評價；但個人以為，在戰役發生的當下，能夠「以國家存亡為己念，置個人生死悔譽於度外」者，即可謂之為「英雄名將」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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