鄭浪平雜夾著古代推背圖式和現代高科技戰爭預言的《1995閏八月》（商周，1994），當時為何能在短短一年內，創下30萬本瘋狂熱賣的紀錄呢？
書商除了收集正反意見、趁勢出書（其它書商和專家當然也會跟風，比如林郁方《危險的預言：破閏八月的迷思》陳福成《決戰閏八月》，許冰《戰：臺灣的最終時刻》），並再出三部曲：張所鵬的《1997決戰聯合國》（海峽危機系列3）。
這不就擺明了是書商在發國難財了嗎？
話也不能這樣說，1994年出版的《1995閏八月》不就預言到中共1995年對李登輝臺獨的文攻武嚇和試射飛彈了嗎？書中所提：中共「外科手術式」閃電突擊臺灣，如今不也成為大多軍事家的共識了嗎？
http://mypaper.pchome.com.tw/news/souj/3/1295179237/20070918064742
但鄭浪平的以下就不準了吧！
這也不只他一人，連前評《美國霸權與中國安全》對自己的科學方法論和預測超有自信的大陸學者閻學通（曾在1999年初推斷出李登輝有可能抛出“兩國論”,從而爲民進黨陳水扁的“上臺”鋪平道路），也就其預測“臺海2008軍事沖突”的錯誤而公開道歉。
閏八月作者鄭浪平再次預言兩岸戰爭
‘1995閏潤八月’一書的作者鄭浪平﹐6日下午應北京臺商邀請﹐就臺海局勢演講﹐他認為今年立委選舉民進黨將會過半﹐因此現在兩岸局勢﹐比10年前他寫書的時候更緊繃。1995閏八月作者鄭浪平﹕‘兩岸爆發直接明顯衝突跡象相當高﹐比我在10年前寫1995閏八月還要迫近﹐如同我在書上說的﹐臺灣正式走向臺獨時候﹐就是在1995年﹐我預言1995年﹐可能就在未來很短時間內面臨到。’
當年‘1995閏八月’這本書﹐由於預言兩岸開戰過程逼真﹐造成國人極大震撼﹐這次鄭浪平語不驚人死不休﹐他認為明後年‘1995閏八月’這本書的預言恐怕將會成真。 鄭浪平還將國家主席胡錦濤比喻成漢武帝﹐呼籲政府不能掉以輕心。1995閏八月作者鄭浪平﹕‘應該在05年07年之間﹐05年我預測臺獨控制立法院﹐06年制憲會議制憲公投﹐這類行動會刺激中國大陸必須採取行動。’
TVBS駐北京記者楊釗﹕‘照鄭浪平說法﹐明後年將是兩岸最危險的時候﹐到底他預言會不會成真﹖還是跟1995閏八月一樣﹐只是虛驚一場﹐恐怕現在沒有人能知道。
http://www.siongpo.com/20041107/intld.htm
中共犯臺模式由海上登陸改為空降突擊
【大紀元01年6月2日訊】中國人民解放軍已調動10萬部隊與近年來新購的武器，準備近日在廣東福建交界的東山島舉行大規模三軍聯合作戰演習。與96年解放軍在臺海進行的一連串演習相比，本次演習演練的作戰課目更有針對性、調動兵力範圍更為廣泛，同時也是解放軍最可能犯臺模式的一次總操演。
勁報報道，與5年前演習不同的是，除了傳統對臺第一線部隊第1軍與第31軍出動外，共軍本次也首次動用了對臺空降主力的「快速反應部隊」第15空降軍，與防衛首都最精銳部隊之一的38軍，分別由駐地湖北孝感、河北保定前進至福建周邊地區待命。加上駐廣東惠州的42軍，本次演習動用了北京、廣州、南京三大軍區的主力部隊，如此大規模的調動還是第一次。
在國軍與美軍以往的想定中，都認為中國在奪取制空權後，以大量軍艦與民用船舶載運主力部隊由海上登陸，這也是漢光17號演習的主要防禦重點。不過，共軍內部消息卻指出，解放軍對臺攻擊的模式早已由「海上登陸」轉變為「空降突擊」，以精銳部隊攻佔戰略要點的方式，取代大規模人海戰術可能造成的大量死傷。本次演習顯示共軍對臺作戰模式已經開始轉變。
除此之外，解放軍在本次演習中也將檢驗「三軍聯合作戰」訓練的成效。96年臺海危機後，共軍深知對臺進行聯合作戰的實力仍然不足，近年來不斷加強聯合作戰訓練，並已取得相當成果。故本次演習參戰部隊除了南京軍區空軍、東海艦隊戰艦外，同時也加上了廣州軍區空軍與南海艦隊主力，意欲以雙面包夾方式箝制臺灣。
另外，與前幾次演習不同的是，這次演習動用了組建不久的信息戰（資訊戰）部隊，顯見解放軍近年來在電子戰方面已經取得了一定的成果。而打擊美方航空母艦、以核武威脅美國演訓科目的出現，更顯示解放軍已經嚴肅看待美軍介入的問題，並已開始採取實際手段因應與美軍的衝突。(http://www.dajiyuan.com)
中共武力犯台時美國干預之可能性分析 ＞李華球
壹、前言
有關中共武力犯台的問題，近年來引起了各界的關心和爭論。近期香港「商報」引述消息人士透露，中共國家主席胡錦濤於2003年5月23日的中共中央政治局學習會議上，針對中國的國防與軍事建設問題，提出了「國防和軍隊現代化跨越式發展」的觀點。
這正是傳聞中的中共解放軍大規模軍事改革與裁軍計畫即將展開。北京消息人士透露，中共中央軍委將撤銷原有以地域劃分的七大軍區，改以美軍的作戰編制為借鑒，建立聯合作戰指揮部性質的大軍區制。
中共此舉是因為受到美國攻打伊拉克之後，發現美軍各種高科技武器，及先進的戰術戰法，和靈活快速的指揮調度。使得解放軍深深覺得自己老舊的武器和過時的戰術戰法，確有改進的必要性與急迫性。是以，刻正加緊研究改進當中，以因應未來的挑戰。面對解放軍的軍事改革與軍區調整，我方當然也應思考如何因應與防制，才能在未來的變局當中，確保台灣的安全。
由美國前國防部長布朗 (Harold Brown)、前美軍太平洋總司令及前駐京大使、海軍上將普理赫（Joseph Prueher）以及專案負責人亞當.西格爾（Adam Segal）率領的由44位專家組成的「中國軍力專案小組」獨立課題研究組 (Independent Task Force) 經過一年多的時間完成的「中國軍力報告」（Chinese Military Power），美國對外關係委員會 (Council on Foreign Relations) 於2003年5月22日對外公佈。
報告指出：「今後二十年內中國不是美國對手，但是這不意味著台海之戰美方必勝」。報告批評拿人民解放軍同美國軍隊比較，從而強調其發展落後的分析方法。中國決定對臺灣使用武力的決定，可能並非是基於簡單的中美台軍隊數量和質量比較。獨立研究組也警告，小心不要將人民解放軍的想法，同中國文職領導人的意圖直接聯繫起來。
獨立課題研究組認爲美國可以特別關注某些軍事能力發展，因爲這些能力的發展，有可能爲解釋中國的意圖提供線索。但是中國軍隊的能力，不能自動地說明其文職領導人的想法。雖然課題研究組認爲美國軍隊，在今後至少二十年，同中國在任何一個戰區，或任何規模的直接衝突中，最後會取勝，但是這並不意味著，任何一次軍事衝突的結果，是完全可以預測的。這一不確定性，在因爲臺灣的可能衝突中尤其明顯。在這一場衝突中，誰是「勝利者」，將最後取決於中美台的政治決心，臺灣的軍事和政治反應，美國軍事和政治反應，以及這三個社會的公共輿論。由此可知，中共武力犯台的不確定性，是造成台海緊張的重要因素。而美國的干預程度雖然是這一場戰爭，會否爆發的重要指標，然而台灣的自我防衛能力和堅強意志，更是確保台灣安全的最重要關鍵所在。
基於上述原因，本文試從中共武力犯台之背景因素、中共武力犯台之意圖、兩岸軍事衝突之潛在因素、美國對兩岸軍事衝突之干預等方面，逐一闡述、說明、分析之。希望能從中分析、預判未來美國在中共武力犯台的干預程度，作為確保台灣安全的參考方向。
貳、中共武力犯台之背景因素
一、歷史因素
清朝末年，西方列強憑藉船堅砲利的優勢，窺探中國廣大的領土，企圖瓜分中國，使得現今中國尚未真正統一。中共一向背負著復興傳統中國強國地位自許，對於以往的歷史回憶印象猶新。有鑑於此，自1949年建政以來，曾因領土主權爭議與鄰近國家發生多次武力衝突。
分別為1950年至1953年之韓戰；1962年中印邊界戰爭；1969年之中蘇珍寶島邊界衝突；1979年之懲越戰爭；1988及1995年分別與越南、菲律賓於南沙群島發生武力衝突。從這些戰爭中，可以了解到中共對領土主權的強硬立場，對於有侵害到領土主權的國家，不惜使用武力解決，以表達捍衛領土的決心。
當前兩岸關係正因台獨意識的高漲，而陷入緊張的局面，中共雖然明言將以和平方式解決台灣問題。但並未承諾放棄使用武力，以遏止台灣走向分離主義。
二、政治因素
自中共掌握政權以來，長期存在內蒙、新疆、西藏等地區的濃厚分離意識的頭痛問題，而此一問題一直捆擾著北京領導人。如果北京不堅持台灣屬於「中國」的立場，導致台灣走向獨立，勢必引發內蒙、新疆及西藏之獨立運動。因而嚴重衝擊中共政權內部的安定，甚至引發政權的存續危機，對北京領導人而言，無法處理好台灣問題，導致內蒙、新疆及西藏亦隨之尋求獨立，勢必將被迫下臺。
因此，台灣主權的歸屬，以及台灣政治的走向獨立或統一，對中共而言是一非常嚴肅的政治問題。他不僅關係著中共政權內部的安定與政權的存續，而且牽動著北京領導人的權位更替。所以就政治因素而言，中共不僅堅持對台灣擁有主權的立場不太可能放棄，而且將會全力打壓台獨，必要時不排除使用武力。
三、戰略因素
就戰略因素言，台灣位居西太平洋花綵列島的中央位置，控制台灣海峽與巴士海峽兩海上交通要道，亦是東海與南海的分界點。為冷戰時期美國圍堵中蘇共陸權勢力，進入海洋的西太平洋孤島防線之中心環節，戰略地位重要。雖然世局已進入後冷戰時期，然而隨著太平洋世紀的到來，以及中共海權發展，台灣的地緣戰略價值，不因蘇聯瓦解冷戰結束而降低，反而更突顯其重要性。這不僅是因為台灣控制著西太平洋四大重要戰略水道（對馬海峽、台灣海峽、巴士海峽、麻六甲海峽）的中間兩條戰略水道，為日韓對外交通之生命線，且為美國西太平洋孤島防線，防堵亞洲陸地強權勢力進入海洋，挑戰美國在太平洋的海上霸權地位之必要環節。
此外，中共認為台灣沒有自己的戰略構想，從台灣的表現來看，台灣尋求和平獨立，假如可以成功，必然依靠美、日為後盾。因此追求獨立的台灣以及獨立後的台灣，也必然只能依靠美、日，從而台灣將永久在兩岸關係中為美、日的利益服務。以至於獨立後的台灣自然不會考慮中共、中華民族的利益，等於是美、日在中共旁邊安置一顆隨時可以引爆的炸彈，中共當然不能容忍這樣的形勢發生。
總之，在中共看來，除了因為以往西方殖民帶來的歷史包袱外，長久以來中國大陸境內如新疆、西藏都有分離運動的問題。如果中共沒有保持對台灣的政治動態作監督，將會促使這兩個地方的分離運動日益猖獗，而導致中共內部垮台的危機。中共現在主要的利益在於經濟的發展，和提供國內政治穩定，以便加強共產黨的統治。
一個有獨立傾向的台灣，將轉變中共這些目標，經濟發展的速度將會減慢，並且造成政治的不穩定。最後中共在未來的發展中將強調海洋利益，而台灣位於中共進入東太平洋的要衝，萬一台灣成為一個主權獨立的國家或者與外國力量成為緊密的聯盟關係，中共的安全利益將會受到牽連的。而且將嚴重降低本身尋求區域霸權的機會。
參、中共武力犯台之意圖
一、中共武力犯台意願之評估
（一）中共軍方人士進入決策核心
回顧中共黨軍關係，便能了解中共軍方人士，對於中共決策的參與程度。從中共十四大中央委員名單中，共有46位具有軍方背景人士，大量進入權力核心，即可知道，軍人發言的份量是會有一定的影響力。曾任海軍司令員的劉華清並進入政治局，成為7位常委的成員之一，同時另一位將領熊光楷亦擔任中央對台領導小組成員之一，該小組的領導人即是當時中共總書記江澤民。
由於中共中央決策階層有更多的軍方人士參與，劉華清更是第一位軍方人士進入政治局常委，由此可知軍方的發言權勢必增加，所以對台問題一向主張採取強硬立場的軍方，傾向「用武」的看法應該會有出現的可能。
然而中共十五大之後，雖然沒有一位軍方人士進入政治局常委，不過中共當局有意於1998年提升「中央對台領導小組」的層級，且廣泛的納入中共高層領導人與軍方兩位中央軍委副主席（張萬年與遲浩田）。此外，十六大之後中共軍委副主席郭伯雄、副總參謀長熊光楷（原就是成員之一）雙雙進入2003年新出爐對台領導工作小組名單，相信軍方對台問題將可以發生某種程度的影響力。綜上所言，中共軍方介入對台事務越多，則將會影響到中共的對台政策與外交政策。是以台灣任何台獨傾向的舉動都將會刺激到中共，如此中共軍方對台灣問題也將越會傾向於使用武力來解決。
（二）中共從未承諾「放棄對台使用武力」
中共從來沒有承諾放棄對台使用武力，就是為了一旦需要用武預作準備。向為中共對台政策具有指導性作用的鄧小平，從八○年代始對此原則有所宣示，加上中共官方歷年來不斷地發布出各項對台政策談話中，始終沒有放棄有關「武力犯台的看法」。
而中共對台政策中，最具代表性的文件，就是「台灣問題與中國統一」白皮書。其中就曾指出：「為了維護國家主權與領土完整，會採取必要的一切手段，包括軍事手段，來維護本國主權與領土完整」。這就是中共對台不放棄武力最強硬的說法。
另外，對於中共對台用武的「戰略考慮」，可從鄧小平1984年11月的一段講話，「我們堅持謀用和平的方式解決台灣問題，但不排除使用武力，這是一種戰略考慮」來分析之，中共所謂的戰略考慮有四個層面：
1.中共不希望因為承諾不用武而自綁手腳。
2.中共一旦承諾不再用武，台灣方面態度就會硬起來。
3.中共認為統一的問題，可以充分時間來討論，但是不能讓它因為沒有任何期待而失去信心。
4.中共始終不願意承諾放棄使用武力，最重要的考量關鍵當然就在於台灣潛在的獨立傾向。
由以上四個層面我們以為，中共把對台動武的底限界定在中國的分裂，也就是台灣的獨立。所以一旦台灣有台獨的傾向，中共當局為了中國的統一，則先會有強烈的對台譴責的行動，然後以武力為威脅。雖然還未到動武的時機，然而我們仍可以預判，一旦逼中共到忍無可忍地步，類似1995-1996年的台海飛彈危機就有可能再次發生。
（三）運用民族主義與愛國主義挑動戰爭
中共於1979年之後，對台灣問題所採取的原則、政策與毛澤東時期大相逕庭，在毛澤東時期，強調武力解放台灣，但是在1979年之後則是強調和平統一，期望實行「一國兩制」。不變的是一直對台灣訴諸民族主義與情感，所以台灣若邁向獨立之途，將被中共視為數典忘祖，背棄中華民族人民願望的逆施，因此中共不放棄對台使用武力。
但是近年來中共已經不提「民族主義」，而改倡導「愛國主義」，中共對愛國主義的解釋為：是「進行熱愛祖國、忠於祖國的思想、行為和情感教育；愛國主義是千百年來鞏固起來的，對自己祖國的一種濃厚的思想情感；即對祖國忠誠與熱愛。」
由此可知，中共歷來是一個民族主義很強的國家，在中共領導人中，沒有人願意承擔台灣獨立的歷史責任。倘若要攻打台灣，中共會集愛國主義與民族主義於一身，來鞏固其對台用武，以完成統一的正當性。中共將愛國主義與民族主義混和運用，來達到統一戰線的目的，因此，民族主義與愛國主義是兩岸關係發展過程中，可能導致戰爭的一項不能忽視的潛在因素。
二、中共武力犯台之前提
近年來中共在國際媒體宣稱，在下列條件之下會對台使用武力，（一）台灣宣佈獨立；（二）外國勢力干涉；（三）台灣內部社會動盪不安；（四）台灣自製核子武器。[17]此外，我方國防部綜合中共領導階層近年來之言論，歸納出在下列六種情形下，中共最有可能對台動武，（一）台灣宣告獨立；（二）台灣內部發生大規模動亂；（三）國軍相對戰力明顯趨弱；（四）外國勢力干預台灣內部問題；（五）我方長期拒絕談判統一問題；（六）我方發展核子武器。以上為中共可能對台灣動武的幾個前提。
除了以上中共可能對台灣動武的幾個前提之外，本文特提出以下幾點看法，進一步分析中共對台用武的一些前提：
（一）中共是否會對台動武，並非取決於台灣是否會避開上述所列前提，因為用武的主體是中共，何時改變決心不得而知；
（二）我方要體認到中共確實是有犯台能力，而且從未放棄其意志，我們不能等閒視之；
（三）待中共軍事能力足以抵銷美國干預之際，武力犯台的機會就已來臨，台灣宣佈獨立與否並不重要。從中共在武力犯台條件中，增列台灣無限期拖延談判為其中之一時，即已輪廓出中共對台策略上的不耐，此舉無形中強化了美中衝突在邏輯上的可能性。換言之，中共是否具有足夠抵銷美國干預的能力，才是決定其何時武力進犯台灣的時機。
以上所列三點，是從不同角度和不同思維，跳脫中共和國防部所界定之中共武力犯台前提，而提列出中共武力犯台的一些可能前提。主要目的乃在，以多維的觀點，釐清中共武力犯台的可能性和不變性。希望能提醒各界支持國防建設，協助政府建構一定程度的防衛赫阻力量，醞釀全民抗敵的堅定意志，先期取得預防性防衛的效果，讓中共不敢輕啟戰端，避免戰爭的發生，才是最佳的戰略考量。
三、中共武力犯台之政治價值
（一）中共武力犯台之成本問題
中共對台動武，並非只考慮到收復台灣，或攻陷台灣為其單一目標。在其 決策的過程中，必然有成本價值的計算，也就是中共一定會有其利弊得失的通 盤考量。例如：
1.北京必須評估攻台會有多少兵力和武器的損失；
2.中共當局必然衡量在兩岸軍事衝突的過程中，中共同樣也會面臨到被報復或甚至被擊敗的風險；
3.一個經歷戰火洗禮的台灣與充滿仇恨的台灣民心，中共要如何處理？
以上這些問題都是中共所要考慮、衡量的。從理性抉擇的角度來看，中共以武力的展示或以武力的威脅（中共稱為威懾）就能迫使台灣接受統一，這對中共而言是最佳的政策抉擇，若真的對台使用武力，則是次佳或是不佳的抉擇。
從博奕理論（Game Theory）的「囚徒困境」（Prisoner’s Dilemma）模式可以了解到，由於台海雙方對彼此的信任感不足，而可能會導致都採取衝突政策，但合作的空間仍存在於彼此之間，所以為了避免零和狀態對彼此都不利，中共在兩岸關係中仍願意接受溝通、接觸、協議的，以促成雙方的合作。「台灣不是不能選統一的策略，只是不信任大陸的「一國兩制」政策，這使得台灣選擇比統一更具衝突性的政策（維持現狀或獨立），但合作的空間是存在的。」但是中共對於台灣的現狀更是著急，所以文攻武嚇是中共在運用武力之前的展示階段，基於成本的考量，中共會「以赫迫統」的和平解決方式處理台灣問題。
（二）台灣問題的國際化
中共一向聲稱，台灣問題是中國的內政問題，中國人的家務應由中國人自行解決。但是從另一角度來說，中共卻處處讓國際社會來注意到兩岸問題，就像中共與每一個國家建交，就一定要求建交國要斷絕與台灣的任何官方關係，甚至在建交公報上加上「承認台灣是中華人民共和國的一部分」；而在國際上則極力反對台灣加入國際社會的任何組織。由此可知，當中共聲稱台灣問題是中國的內部問題而且要自行解決，但卻必須借助國際社會的注意與承諾來輔助，這正是說明了兩岸之間所存在的問題，脫離不了國際社會環境的弔詭情況。所以中共對台動武是會受到國際社會所制約的：
1. 台海一旦發生軍事衝突，受到影響的絕非只有兩岸而已，包括利用台灣海峽為國際航運水道的亞太地區國家，亦會受到波及。
2. 在後冷戰時期，地區的和平與穩定的維持已經形成國際共識，所以一旦台海發生危機，必然影響到國際局勢，因而形成國際問題。
3. 「台灣關係法」（Taiwan Relation Act）對於台灣的安全與穩定的維持具有具體的承諾（具體條文請參閱台灣關係法第二條B項第一至第六目），大意是說： 亞太地區的和平穩定是與美國的政治、安全與經濟的利益息息相關，反對任何以和平以外的方式決定台灣未來的努力，保持美國對抗任何訴諸武力或其 他強制形式，而危害台灣人民的安全或社會與經濟制度之能力，美國為對付任何此類危險，而會採取適當之行動。
（三）其他重要因素之考量
由以上的論述可知，中共在發動台海戰爭時，是會考慮到成本問題與國際干涉的可能性，但是中共亦還有其他因素的考量，本文分析如下：
1.戰爭將不利中國大陸的改革開放與經濟發展，最低限度將影響中共的決 策、外資投資、工業成長、以及中國大陸在國際市場的地位。
2.中共進行軍事現代化以及「四化」（年輕化、專業化、知識化、革命化） 亟 需時間來完成，況且中共軍隊目前正處於換血的過程，希望儘量避免任何軍事衝突，而使得改革工作受挫。
3.台商於大陸投資與中共經濟發展關係密切，中共不希望台商因戰爭而撤 資，影響其經濟之發展。
這些因素雖然是中共考量武力犯台與否的因素之一，然而並不代表中共就一定會基於這些因素，而放棄武力犯台的不變性。是以，台灣安全的確保，不應建立在中共的武力犯台的與否，而是要時時提高警覺，避免給中共武力犯台的藉口，方為上策。
肆、兩岸軍事衝突之潛在因素
一、中共解決台灣問題的忍耐度
中共對於統一台灣的耐心程度，這是一個隱性的因素，在1949年之後，且兩岸還處於軍事對峙的時期，毛澤東與周恩來曾經提過，解決台灣問題即使花五十年或一百年的時間都可以。1979年之後兩岸開始交流，雙方敵意開始下降之時，中共對台政策也有安排出優先順序之時間表。其認為台灣問題的解決，可以於1997年香港問題及1999年澳門問題解決之後。也就是說，北京當局知道在本世紀，根本無法解決台灣問題，無法完成統一之目標。
但是，這是否就意味著中共會有耐心的來解決中國統一的問題，這個問題是很難解釋的。中共雖然在其統一的時間表上，台灣問題的解決可以延後，但不等於不解決台灣問題。而中共對台灣的耐心程度，可由其對台灣的「文攻武嚇」的頻繁程度看出端倪，中共想以最後達成「以戰迫和」來統一中國。所以中共的耐心因素，以及台灣對統一之配合意願，便成了台灣問題和平解決的關鍵所在。
二、中共「民族意識」VS台灣「本土意識」
在中共對台政策中，不管是堅持「一個中國」，還是強調台灣是中國不可分割的一部分。自從1979年「告台灣同胞書」以來，到1995年1月的「江八點」，及其他的中共對台重要聲明文件，都顯示濃重的民族主義與愛國主義情感，及中國文化的認同。中共這種民族意識是為其統一政策合法性與正當性的工具與手段，這是我們身處台灣所不能忽視的。
中共今日已經不再強調階級，而是強調民族主義與愛國主義，並且將此二者混合使用，來達到統一戰線的目的，因此，我們對於中共所倡導的民族主義與愛國主義必須有一定的認知。此兩者作為兩岸關係發展過程中，可能導致戰爭的一項潛在因素是不能忽視的。因為這是自甲午戰爭以來的歷史因素，是中國人內心的痛，所以這份特殊的民族主義情感，一經由中共煽動則會造成兩岸的敵對。
然而就台灣的「本土意識」而言，常被中共認為是台獨的意識，雖然實際上這與台灣獨立的主張，有相當程度上的差異（楨：李陳的「台灣/本土意識」本台獨）。但是這種與中國臍帶情感疏離，亦是中共所不願見到的，大陸學者以「隱性台獨」或「暗獨」等用詞來描述。然而就台灣民眾對統一、獨立或維持現狀的看法，以民國92年5月行政院陸委會所作的民意調查可知：贊成「維持現狀以後再決定」的佔35.8﹪，「永遠維持現狀」的佔16.8﹪，「維持現狀以後獨立」的佔15.9﹪，「維持現狀以後統一」佔13.7﹪，「儘快宣布獨立」佔5.7﹪，「儘快統一」佔0.9﹪。由以上的統計數字可知，贊成「維持現狀以後再決定」35.8﹪的百分比是高於其他意見的。 足見台灣民眾的確是比較傾向於維持現狀的兩岸關係。
三、兩岸對「美國干預」的認知不同
最後一個隱性因素就是雙方對美國干預的認知不同，例如：1996年3月，中共在台灣海峽一連串的軍事演習一旦重演。台灣方面會認為，由於美國視台灣地區利益的重要性，等同於美國在西太平洋地區的利益。且必將依循台灣關係法，支持台北對中共施壓。另一方面，北京則會認為美國在後冷戰時期，會以非常謹慎的態度介入國際衝突事件，當然也就無意插手台灣問題，避免破壞與中共的友好關係，因此肯定美國不會插手。若真的形成這樣的解讀差距，當然就無法保證，台海雙方不會發生軍事衝突。
基此，在未來的兩岸關係發展過程中，只要美國中介的角色依然積極扮演著，則台灣與北京雙方的決策當局，將無法避免在雙方緊張的對峙中，將美國因素納入雙方的行動準據。是以，如果雙方的評估有所重疊或交集，則美國的因素將會有緩和的作用。
伍、美國對兩岸軍事衝突之干預（1995-1996台海飛彈危機）
一、美國海外軍事干預的準則
1. 溫伯格準則（Weinberger’s Doctrine）
1984年11月28日，溫伯格在國家新聞記者俱樂部，發表一篇名為「軍事力量的使用」（The Use of Military Power）演說時，主張在以下六個情境下美國可以進行軍事干預：
（1） 除非美國或與美國聯盟的國家之重大的（vital）國家利益受威脅時，否則美國不應該承諾將軍隊派遣至海外作戰；
（2） 如果決定要出兵，就要全心全力投入必要的兵力與資源來達成目標，以及要明確戰勝的企圖心；
（3） 若決定海外出兵，政治與軍事目標要明確界定；
（4） 如有必要，需不斷地對軍力（規模、組成和配置）和目標之間的承諾進行評估與調整；
（5） 軍事行動受到美國民眾與國會合理的支持與保證；
（6） 訴諸武力是最後手段。
2.包威爾準則（Colin Powell Doctrine ）
1988-1991年出任布希政府時期，之參謀首長聯席會議主席，現職小布希政府國務卿，並在波斯灣戰爭出盡丰采的包威爾將軍（Colin Powell）也提出海外出兵的準則：
（1） 在其他非暴力性政策手段皆失敗之後，才可訴諸武力；
（2） 出兵行動的政治目標是具有重要性、清楚的界定以及是可以理解的；
（3） 判定軍事目標可以獲得之際才使用武力；
（4） 當確定要使用武力時，就必須以大規模壓倒性的優勢來執行之；
（5） 成本與危險在可接受的範圍內；
（6） 軍事行動的後果是在可以接受的範圍內。
3.布希準則（George Bush Doctrine）
美國前總統布希（George Bush）在其任期將屆滿之際（1993年11月5日）對西點軍校發表演講時，也對合宜的使用武力表達個人看法，並提出「決定使用武力」的四個原則：
（1）不能將利益的相對重要性作為出兵考量的指標。軍事力量的使用，可能並不是捍衛某些重大利益的最佳途徑。換言之，只要證明使用武力來保衛重要的利益也是最佳途徑（其中就含有其他非軍事手段無法解決時，人道任務時，的出兵考量）。
（2）要使出兵有意義，需要考量危機發生處，何處與何時武力能夠有效的發揮、沒有其他有效的手段、有限的出兵範圍與時間、以及潛在的利益與成本和人員傷亡的考量。
（3）即使與同盟國或友邦共同軍事行動是比較好，但是對於國際支持美國軍事行動的渴望，並不構成美國出兵的必要條件。換言之，如有必要美國單獨的出兵行動亦可。
（4）軍事行動必須具備明確可達成的任務、一個完成任務實際可行的計畫、以及一旦任務完成之後的撤軍標準。
4.柯林頓準則（Clinton Doctrine）
1994年5月6日，柯林頓總統簽署25號總統決策指令文件（PPD-25）又稱為「柯林頓政府改善多邊和平行動政策」（Clinton Administration’s Policy on Reforming Multilateral Peace Operations），規劃其政府和平運作的途徑。從PPD-25的文件中，我們可以歸納出柯林頓總統海外出兵準則七項：
（1） 武力的使用要能夠提升美國的利益；
（2） 要有明確的目標和一個決定性的計畫，其中包括實際的終點（realistic endpoint）、可接受的指揮與管制的安排；
（3） 手段要有可行性；
（4） 危險性在可接受的範圍內；
（5） 存在國內和國會的支持或該支持能夠被匯集；
（6） 要有足夠的兵力來達成明確界定的目標；
（7） 如有必要，則達成目標的軍力規模、組成以及配置要作再次的評估與調整。
5.裴利準則（William J. Perry Doctrine）
在1995年的美國國防報告書中，裴利更明確地道出美國海外出兵的標準，就是在評估風險、利益以及代價後，在決定出兵之前，應該考慮下列特定因素：
（1）現有的條約承諾；
（2）相同看法國家的意願與能力，特別是受到衝突所影響的國家；
（3）在沒有同盟夥伴參與下，美國片面行動是否恰當；
（4）明確的軍事目標支援政治目標；
（5）判斷作戰期間與作戰代價，即在適當時間內，是否能以可接受的資源損耗達成任務，並以可接受的方式結束戰鬥；
（6）承諾投入充足的部隊，達成既定目標的意願；
（7）美國國會與人民支持介入程度；
（8）在多國部隊作戰時，美軍指揮與管制提議的接受度。同時所承諾投入的部隊規模、組成及部署的關係，以及美國的目標，都必須重新評估，必要時應予與調整。
6.雷克準則（Anthony Lake Doctrine）
1996年3月6日，美國國家安全顧問雷克（Anthony Lake）在喬治華盛頓大學發表一篇名為「界定任務目標，設定終戰期限：符合後冷戰時期的新安全挑戰」（Defining Mission, Setting Deadlines：Meeting New Security in the Post-Cold War World）演講中，也提出「何時」進行軍事干預的七項情境：
（1） 防禦對美國人民及其盟友直接進行攻擊的行為；
（2） 對抗侵略行為者（如伊拉克入侵科威特）；
（3） 捍衛重要的經濟利益（如科威特）；
（4） 維持、促進和捍衛民主（如巴拿馬與海地）；
（5） 防止大規模毀滅性武器、恐怖主義、國際犯罪以及毒品交易的傳布（如巴拿馬）；
（6） 維持美國的信譽，如果夥伴關係強且對美國領導有信心，則很容易予我們共事來負擔義務（如波士尼亞）；
（7） 對抗飢荒、天然災害以及大規模的人權迫害行為等人道目的的行動（如所馬利亞、海地、波士尼亞）。
總結以上有關美國出兵準則的論述，可歸納出下列要點：
1.國家有重大利益關係的情境與事件，或支持一項廣義的人道救援任務；
2.訴諸武力是最後的手段；
3.軍事行動要有明確的政治與軍事目標、適當的兵力規模與裝備、建立一個達成任務終點標的、以及可接受指揮與管制的安排；
4.武力的使用要有贏的明確企圖、手段的運用要配合目標的達成、成本與危險要在可接受的範圍內；
5.要有民眾與國會的支持，以及國際社會的支持（楨：？）；
6.要繼續地再評估和再評價國家利益、目標以及軍力的運用。
二、1995-1996台海飛彈危機美國干預始末
（一）背景與經過
1995年7月和1996年3月，中共試射可攜帶核子彈頭的彈道飛彈，威嚇台灣。中共此一舉措，毫無先例可循，也是自1954-1955與1958台海危機以來最嚴重的一次台海危機。這兩次飛彈試射清楚顯示出，中共要對台灣目前的走向（務實外交、民主化與台獨傾向），表達出按耐不住的憤怒，而且也要警告美國，不可以幫助台灣。
但是中共用飛彈傳達威脅的方式，就推動統一目標上來說（楨：中共飛彈試射的目標是反獨，而非促統或影響選情），並沒有達成實質的進展（楨：已達成反獨目標）。這可從三方面顯示：
1.台灣政府一度討論是否應該製造核子武器來防止中共飛彈的威脅；
2.台灣的李登輝總統凝聚更多民意的支持，以壓倒性的多數（54﹪）連任成功；
3.柯林頓總統在中共第一次試射飛彈時，雖然沒有採取因應的行動，但是在第二次飛彈試射時，就在台灣海峽附近海域，部署兩艘航母戰鬥群，巡弋台灣海峽。
自從1988年1月李登輝接任總統以來，台北就開始大力推動「務實外交」，其中最令中共不滿的是，李登輝以總統身份出國訪問，且都能成功完成任務。其中包括1989年3月6-9日的「度假外交」（新加坡）、1994年2月9-16日的「破冰之旅」（菲律賓、印尼、泰國）、以及1994年5月4-16日的「跨洲之旅」（尼加拉瓜、哥斯達黎加、南非、史瓦濟蘭）。期間李登輝總統也藉參加哥國，以及南非總統就職典禮之便，會晤了宏都拉斯、薩爾瓦多、瓜地馬拉等國的元首。此外，1995年4月1-4日，則訪問沙烏地阿拉伯大公國與約旦等國。李總統帶頭在外交上「走出去」，已成為當時台北「務實外交」政策重要的一環。
中共對李總統推動參與聯合國、增加邦交國，以及元首外交的努力深感憂慮，認為我方在推動「一中一台」或「兩個中國」的分離運動。北京方面除全面打壓我外交努力，挖我牆角外，也開始運用和戰兩手策略：一方面提出和平建議。希望與我方進行官方談判，另一方面則在沿海進行大規模的軍事演習。其策略的目標則是希望統一中國。
對中共來說，「和、戰」兩手策略是中共對台一直擅用的策略。1994年一連串軍事演習是「江八點」的前奏，在「江八點」發布的同時，中共又將M族飛彈基地由江西南移到福建，射程涵蓋全台灣。中共希望藉著不放棄對台使用武力的企圖與能力，來增加台北談判桌上的誘因。但是從1995年5月22日，美國政府允許李總統訪問美國康乃爾母校的決定一批准，此一決定是受到參眾兩院通過決議案的壓力下而做出的（5月2日眾院是以396票對0票通過；而參院則於5月9日以97票對1票通過），打斷了中共和平統戰的佈局，促使北京不得不放下和平身段，改採對台武嚇的策略。
1995年6月9-10日，李登輝總統以私人身份訪問母校康乃爾大學，並以「民之所欲，長在我心」發表演講。在演講中，不時以「中華民國在台灣」（Republic of China on Taiwan），來挑戰北京當局所採取「一個中國」的論述。而中共則採取飛彈試射以及軍事演習來回應。1995年7月18日，中共新華社宣布，中共訂於7月21-28（26日宣布演習結束）日，舉行二砲部隊的飛彈試射演習。這是中共第一次史無前例的以飛彈來恫赫台灣，且距離台灣彭佳嶼北邊僅60哩。
對於此一軍事演習的行動目的，誠如中共外交部發言人所說：「此一軍事演習的目的，是要美國認知到中美關係導向正途的重要性」。此外，也是要警告李登輝及其他支持台灣獨立的人士，不要走向台獨之路，否則難免一戰。
不久之後，中共新華社又在1995年8月10日宣布，中共將從1995年8月15-25日，在東海進行一系列新的飛彈試射，距離北台灣90哩。中共也再次警告外國船隻與飛機避免進入演習區域。在此同時，台灣情報部門也指出，中共正進行海空聯合軍事演習－演習代號為「957」。7月16日，中共已將殲七或殲八戰機部署於距離台灣250哩的機場，此一舉動明顯地具有高度不尋常以及挑釁的味道。這兩次的飛彈試射對中共來說是一個重要的分水嶺，因為，這是中共第一次在台灣試射飛彈，過去中共二砲部隊或潛艇發射長程飛彈試射，不是在中共境內，就是在人煙稀少的太平洋中進行。此次中共目的十分明確：證明解放軍有能力運用飛彈恫嚇台灣，以及封鎖台灣的海、空交通。
為了影響台灣1995年12月2日立法委員的選舉，中共在11月15-25日於 東山島舉行海軍與兩棲軍事演習。12月底，中共官方證實，一直到隔年 （1996）3月，都有舉行大規模軍事演習的計畫。1996年初，中共就已經將 其他區域的兵力，移防部署於面對台灣的沿海區域，並且建構出一套新的軍 事指揮結構體系來對付台灣。
而美國對1996年2月起，中共在福建境內增加兵力部署，準備進行大規模軍事演習，則認為事態嚴重。雖然柯林頓總統於2月7日表示：中共不會攻打台灣，但是國務院官員擔心臺海兩岸會擦槍走火。2月下旬，美國中央情報局局長杜奇（John Deutch）重提擔心中共軍事演習，會導致「任何錯誤的估算或非蓄意的意外事件」。
1996年3月5日，新華社宣布中共將於3月8-15日實施導彈試射演習。演習範圍距離基隆港與高雄港25-35哩。3月8日，中共進行第三次的飛彈試射演習，飛彈試射的命中範圍涵蓋半個台灣，且與重要的飛機與商船的航線十分的接近。當日凌晨中共發射三枚東風十五（M-9型）飛彈，兩枚命中高雄港外海附近，距離台灣南部海域僅35哩。第三次飛彈命中基隆港附近，距離台灣北邊海岸僅23哩，而距離台北市僅30哩。13日又發射一枚於高雄外海。[47]中共第三次飛彈演習於3月15日結束。除了飛彈試射演習之外，中共另有兩次大型的軍事演習，一次是3月12-20日在東海與南海進行海空聯合實彈演習，另一次是3月18-25日在台灣海峽進行「陸、海、空聯合演習」，地點為福建省平潭島附近海域。19日，進行對小島實施三棲登陸攻擊演習、20-23日進行海空聯合演習。對於連續的軍事演習動作，中共則宣稱並沒有計畫要攻打台灣，而其真正的動機，是要用軍事演習來恫嚇威脅台灣，並且影響3月23日的總統選舉。結果李登輝先生仍然以54﹪的高票當選。
綜上所論，學者迦佛（John W. Garver）指出，中共1996年飛彈試射真正的戰略意圖，分別針對台灣與美國而來。在台灣方面，中共飛彈演習的最小目標，是逼迫台灣終止進行「務實外交」；最大目標是脅迫台灣接受「一國兩制」。對美國來說，中共飛彈演習的最小目標是，讓美國知道侵犯中共對台灣的主權原則，將要付出成本；最大的目標是說服美國承認台灣是中國的一部份。然中共的戰略意圖並沒有收到預期的效果（楨：？）。
對於上述議題的論述，學者羅斯（Robert S. Ross）也提出相同的看法，他指出「中共的目標是要脅迫（coerce）美國，終止對台灣獨立的間接且漸增的支持，迫使柯林頓政府重新評估與台北領導者之間的關係，以及修正美國對台灣在國際的角色；對台灣方面，中共飛彈演習的目的也是要脅迫台灣放棄務實外交的 作為，並重新定義『一個中國』原則以及台灣在國際舞台的地位。」
（二）美國的反應
長期以來，美國對兩岸統一的立場是希望雙方能以和平方式來解決。北京領導人也從未放棄使用武力來對付台灣，並且提出動武條件說：台灣發展核武、台灣宣佈獨立，以及外國勢力涉入台灣問題等。而美國對台灣的安全保障是來自1979年的「台灣關係法」（Taiwan Relations Act），法案提到任何對台灣和平與安全的威脅都是美國所關切的，同時美國有義務提供台灣足夠且必要的防衛能力。
1995年12月19日，為因應台海可能產生的危機，美國派遣核子動力航空母艦尼米茲號（USS Nimitz），從東太平洋駛往阿拉伯海域巡弋，而路過台灣海峽水域附近，這是自1979年以來，美國第一次將航空母艦駛往台灣海峽附近，進行巡邏偵查的任務。[52]事實上對於美國尼米茲號通過台灣海峽一事，也肯定為中共情報單位所知悉，而中共中央政治局也理解，美國航空母艦通過台灣海峽所代表的政治與軍事意涵。對於中共軍事演習之事，中共高層官員在1995年底，就告訴前國防部助理部長傅立民（Chas W. Freeman），中共將在台灣總統選舉期間對台灣進行飛彈演習，計畫每天發射一顆，持續30天。會談中中共官員也透露，如果美國介入台海問題，中共有可能使用核子武器來對付美國。
其後隨著中共軍事演習的腳步逼近，美國的注意力也更加集中。1996年3月5日，中共宣布從8日到15日進行第一波的飛彈演習。飛彈目標區一個距離台灣西南海岸僅32哩，另一個目標區距離東北海岸僅22哩，3月7日晚間，雷克、克里斯福，以及裴利邀請中共高層官員晚餐，並傳達「非常明確且不含糊」（very clearly and very unequivocally）的美方認知：中共飛彈演習是「草率魯莽」（reckless）的行為。同時警告中共，「如果試射出問題，會有未知的後果」。第二天，也就是3月8日，裴利告訴媒體，美國航空母艦獨立號戰鬥群（Uss Independence），已經部署在台灣海峽附近，距離台灣東北邊的國際水域不遠之處。幾天之後，白宮也宣布戰鬥群包括驅逐艦休威特號（Hewitt）與奧伯龍號（O’Brien）、巡洋艦邦克山號（Bunker Hill）以及巡洋艦克拉斯基（McClusky）。顯然中共並沒有理會裴利的警告，也沒有受到美國實際軍力部署行動所赫阻。9日，中共宣布第二波的三軍聯合軍事演習，演習期間為12日到20日。11日，克里斯多福在白宮宣布，第二艘航空母艦尼米茲號，已經奉命從阿拉伯海前往台灣海峽與獨立號會合。此一戰鬥群包括巡邏艦皇阜號（Port Royal）、驅逐艦加里罕（Callaghan）與奧蘭多符號（Olendorf）、巡洋艦福德號（Ford）、潛水艇普爾茅斯號（Portmouth）以及兩艘運補艦威勒麥特號（Willamette）與夏斯達號（Shasta）。根據白宮的說法，部署兩艘航母戰鬥群到台灣海峽附近，其主要目的是「確保美國在該地域的利益，不受中共錯誤估計而有所損及」以及「確認我們在該區域的友邦，在和平與穩定的情境下維護其利益」。15日，中共宣布第三波軍事演習，時間從3月18到25日。此亦顯示出，中共沒有受到美國派遣兩艘航母戰鬥群，到台灣海峽附近的軍事部署行動，而使演習受到威脅受阻。這也可從中共總理李鵬，在中共發動第三波軍事演習之前，所發表對美國警告的談話中可知：「美國在台灣海峽的軍力展示不僅是徒勞無益，而且會進一步使台海情境更加複雜。」「如果有某些國家威脅使用武力來對付中共，其結果可以從過去經驗證明得知－不會帶來好結果」。3月25日，中共結束第三波軍事演習。
三、未來美國軍事干預的可能性與方式預判
從歷史上我們發現，每當台海關係緊張時美國總會積極地介入。1950年代兩次台海危機如此，1996年3月之台海危機也是如此。重要的是，1950年代美國的介入可以說是較單純的對，「北京與台北之政權衝突」的軍事干預事件。而美國當時對兩岸並沒有明確的政策目標，其軍事干預主要目的只在兩岸停火；但1996年台灣進行首次總統直選，而引發的第三次台海危機及美軍介入，已使得「美國支持台灣民主化運動」，與「後冷戰時期東亞安全體系之重構」二個議題聯結在一起，使得美國對台灣之軍事干預，除了「台灣關係法」（TRA）之法律依據外，也逐漸在政策面上，取得更強之合理化依據。
是以，一旦台海發生軍事衝突，根據我方國防部的看法是「中共若悍然出兵台灣，美國應該會依據台灣關係法，保障台灣安全之精神，衡量中共對台灣構成之威脅，將對美國利益造成何種程度的傷害，而採取適當之干預行動。」所謂美國「適當」之干預行動，正呈現出我國官方預判中共犯台，美國干預的可能性；如1996年台海飛彈危機，都似乎說明了美國是會採取「適當」之干預行動。由此可見，台灣關係法是美國提供台灣的一個安全機制，然而問題就難在，隨著中共犯台的軍事行動，或是武力運用的層次增高，美國軍事干預的方式，是否也會隨之增高呢？以下是本文的分析：
就美國的國家利益而言，若美國認為亞太安全是其重大核心的國家利益，則美國出兵的可能性，會隨著中共運用武力的層次而增加，這對台灣來說亦是理想狀態。
但是實際上，美國干預台海軍事衝突的情形，將會是以美國國內生存的重大核心國家利益，為其主要考量因素。而中共武力犯台與亞太地區的安全，就只能算是美國次要的重要利益（因為還不會直接影響到美國的國家生存，只會間接的影響到）。所以美國就只會在中共武力威脅與展示的層次之時，以其強大的軍事力量來威嚇中共，使之降低用武的層次，使中共不敢隨意提昇武力運用的層次，因而對中共產生赫阻的效果；但是若中共不理會美國的干預，繼續升級其用武的層次，而達到武力使用，則美國可能會降低干預，以避免與中共正面的武力交鋒。
以上所述之美國在台海危機發生時之干預，均係從90年代以來台海三次危機的實際經驗和中西方學者專家之推論而來，然而，台灣安全的最後一道防線，除了美國的協防之外，其實真正可靠的是，我方政府和人民的堅強意志與決心。
陸、結論
我們絕對不希望台海發生軍事衝突，然而中共武力犯台的可能性與不變性，始終存在。而其對台灣的外交打壓與阻斷，與日俱增，因此，有形的武力犯台，容或可以防範，然而無形的較勁與暗傷和台灣朝野的惡鬥，才是銷蝕台灣力量的根本原因。
中共武力犯台的能力，的確是不容忽視的，台海危機的發生與否，並非取決於台灣的迴避與誤判。從美國的角度而言，美國當然以其國家利益為出兵干預與否的依據，並在利益與風險的考量之下，決定是否長期干預。對美國而言，台海發生軍事衝突是涉及美國的重要利益，而非重大核心利益，因此，當台海危機發生時，美國將會選擇性的出兵。是以，台灣的安全與未來，決定在自己，而不是建立在「中共犯台」的可能性與「美國干預」的不確定性之上。
（本評論代表個人意見，本文原刊載於立法院院聞月刊 第31卷 第10期 92年10月出版）
http://old.npf.org.tw/PUBLICATION/NS/092/NS-R-092-001.htm
文章定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