季辛吉的《核子武器與外交政策》（我手邊的是，臺北：黎明，1981，但似絕版了）；《核武器與對外政策》（北京：世界知識出版社，1999）的論旨是：有限戰爭理論。
所謂有限戰爭是與全面戰爭相對的一種戰爭樣式，是“爲了具體的政治目的而進行的。這些政治目的的存在就會在使用的武力和企圖達到的目的之間建立一種關系。有限戰爭代表一種影響敵人的意志而不是摧毀它的企圖，也就是使我們打算強加于敵人的條件比繼續抵抗更有吸引力，即力求達到特殊的目的而不是把敵人全部殲滅。”
難怪大多學者專家會認為，18世紀克勞塞維茲《戰爭論》殲滅全部敵人的「絕對戰爭」，已不適用21世紀的核子時代。
是嗎？我看是不了克氏的「絕對戰爭」乃是種似韋伯「理想型」之概念，它本來就像相互毀滅的「核子武器」，是不可能在現實戰爭中發生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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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辛格在1957年出版的《核武器與對外政策》通常被認爲是當代美國核戰略與有限戰爭的代表作之一。在該書中，基辛格提出，核武器的發展和美國核壟斷地位的喪失，已使美國戰後政策面臨要麽進行全面戰爭要麽束手無策的可怕的窘境。因爲“現代武器的毀滅性，剝奪了全面戰爭勝利的曆史上的意義。甚至于比對方能造成更大的破壞的一方，可能也無法保留足夠的力量使對方屈服。”“今後的全面戰爭的結局，只能是交戰國的兩敗俱傷。”
因此，“全面戰爭已不再是執行政策的一個有意義的工具，” 有限戰爭才是核時代推行政策的可能手段。基辛格認爲，有限戰爭主要有四種類型：
第一類包括二等國家之間的戰爭，如以色列與埃及的戰爭等；
第二類是西方大國或蘇聯同實力小得多的國家之間，在不受外力幹涉下的戰爭；
第三類是始于一個大國與一個小國之間，但可能擴大的戰爭；
最後一類是大國之間爆發的戰爭，這是危險性最大的有限戰爭。
有限戰爭理論不是大規模報複戰略的簡單的替代品，它不能從純粹軍事的意義上來理解，而應該主要從政治的意義上來理解。“有限戰爭的結果決不單單決定于軍事方面的考慮；它代表著一種把政治目的和軍事目的協調起來的本領。完全摧毀敵人作戰能力的企圖會破壞心理均勢，而這種均勢的存在卻可以使保持有限戰爭不擴大對雙方均爲有利。”
有限戰爭的本質在于威懾。基辛格認爲，“威懾就是設法向對方提出危險性，這種危險將使對方認爲與其所要獲得的任何利益不成比例，因而使對方不致采取某種行動途徑。” 威懾力量包括軍事力量和使用力量的意志，二者缺一不可；戰略理論的目的就是平衡力量的這兩種因素，即物質因素與心理因素的效力；以全面戰爭爲主要威懾方法會妨礙這種平衡。“當敵人向你挑戰時你所不敢使用的一種威懾力量就已經不再成爲威懾力量了”。“核時代的基本戰略問題就是如何在威懾政策和當威懾政策失敗而從事戰爭時的戰略之間建立一種關系。……最適宜的戰略是一種能以最小的代價達到其目的的戰略。戰略理論的目的就是把每一行動方針的有利之點結合起來，也就是達到最大限度的威懾的目的，但同時卻要冒最小限度的危險。” 基辛格的有限戰爭理論提出了對核時代外交戰略的獨到見解，很快得到了美國朝野的重視。
《核武器與對外政策》一書曾被美國國務院和國防部指定爲必讀參考書，出版第一年就售出了17000冊，對50-60年代的美國戰略思想産生了巨大影響。肯尼迪上臺後采用的所謂“靈活反應”戰略，實際上是基辛格有限戰爭理論的翻版。
季辛吉【生平和履曆】
亨利•艾爾弗雷德•基辛格 (Henry Alfred Kissinger)當代美國著名外交家、國際問題專家，1973年諾貝爾和平獎獲得者。曾任美國尼克松政府國家安全事務助理、國務卿，福特政府國務卿。
基辛格1923年5月27日生于德國費爾特市的一個猶太家庭，1938年因逃避納粹對猶太人的迫害，隨父母遷居紐約。在30年代的希特勒大屠殺中，基辛格至少有13個親戚被送進了毒氣室。對此，基辛格的傳記作者之一沃爾特•伊薩克森評論說，基辛格的幾乎所有個性特征—他的哲學悲觀主義、他的信心與不安全感的共存、他的因自己易受傷害而覺得空虛、以及他的因渴望贊譽而顯得傲慢—都可以追溯到那場曆史災難。基辛格到美國後，他父母把他送進了華盛頓高級中學讀書。這所學校有5000學生，其中猶太人很多，當時基辛格的最大願望是畢業後做一名會計師。
但是，美國卷入第二次世界大戰這件事卻改變了基辛格的命運。1943年他加入美國籍，不久應征入伍，在美國陸軍服役。在軍隊中，他有幸遇到了同是德國裔的列兵克雷默爾，後者成爲發現基辛格的第一個伯樂。在他與基辛格的初次交談中，克雷默爾就認定基辛格是一個天生的奇才。1944年9月，基辛格所在的部隊—美軍第84師被派赴歐洲戰場。第二年初，他們開進了德國。由于克雷默爾的建議，基辛格被調到師部擔任德語翻譯，軍銜也從列兵提升爲軍士。在二戰的最後幾個月，他從第84師調到第970反諜報部隊，並被任命爲陸軍中士參謀。1945年3月，基辛格還被任命爲接管德國被占領城市的官員。在其任職期間，基辛格表現了卓越的行政能力，並克服了對德國人的報複心理而謹慎地使用了自己的權力。 戰爭結束後，基辛格回到了美國。
1947年9月，他根據《士兵權利法案》獲得獎學金並進入哈佛大學政治系學習。在哈佛讀書期間，基辛格榮幸地得到了威廉•埃利奧特做他的導師。埃利奧特畢業于英國牛津大學，是哈佛的一個傳奇人物，爲黑格爾的信徒。他教授給了基辛格一套完整的保守主義政治哲學，並成爲發現基辛格的第二個伯樂。
1950年，在埃利奧特教授的指導下，基辛格完成了他的本科畢業論文，題目爲《曆史的真義—關于施本格勒、托因比及康德的感想》。這篇本科論文長達377頁，埃利奧特教授僅看了前100頁，就提筆批了“最優”。基辛格的論文至今在哈佛仍被人提起，因爲他的論文篇幅過長，學校被迫制定了“基辛格規則”，這條規則限定未來的大學生在撰寫本科畢業論文時，長度不得超過基辛格論文長度的1/3。由于本科學習成績優異，基辛格被免試推薦進入研究生階段的學習。
1952年，他獲得碩士學位，1954年獲得哲學博士學位。基辛格的博士論文題爲《重建的世界—梅特涅、卡斯爾累與和平問題，1812-1822年》，該文集中研究了1815年維也納體系的建立與維持，實際上是對歐洲古典均勢學說的評述，它奠定了基辛格作爲現實主義學派中第一流學者的聲譽。由于傑出的學術成就，基辛格被授予夏季獎。在攻讀博士學位期間，他曾擔任一門社會學概論課程的教學；他還組織了國際問題研究班，並創辦了一份名爲《合流》的季刊。但是，基辛格留校任教的願望卻被哈佛大學粗暴地拒絕了。
1955年，基辛格不得不回到故鄉紐約，擔任美國對外關系協會研究小組的研究主任，負責起草帶有結論性的研究報告，並准備出版專著。
1957年，基辛格出版了《核武器與對外政策》一書，該書首次提出了有限戰爭的理論，從而使基辛格在學術界和對外政策研究領域一炮而紅。同年，哈佛大學決定聘用基辛格，授予他講師等級。
1957-1969年，基辛格曆任哈佛大學講師、副教授、教授。與此同時，他還在校外擔任洛克菲勒兄弟基金會特別研究計劃主任、國際問題中心成員、國家安全委員會和蘭德公司顧問等兼職。
在1968年的總統競選中，基辛格擔任了納爾遜•洛克菲勒的外交政策顧問，但是後來尼克松卻戰勝了洛克菲勒，獲得了共和黨總統候選人提名並最終贏得了大選。在競選中，基辛格曾經把尼克松罵得狗血噴頭，但是尼克松卻不計前嫌，他看中了基辛格的外交才能，他決定聘請基辛格擔任總統國家安全事務助理，並成爲發現基辛格的第三個伯樂。
1969年1月，基辛格離開了哈佛校園，到華盛頓走馬上任，實現了由文人戰略家到政策制定人的轉變。
1969-1973年，基辛格任尼克松政府國家安全事務助理，並兼任國家安全委員會主任到1975年。
1973-1977年，他兼任美國國務卿，獲得了了一個外來移民所能得到的最高政治職務。在任期間，基辛格信奉均勢外交，積極推動尼克松政府與中國改善關系，對蘇聯推行“緩和”戰略，從而構築一個以均勢爲基礎的穩定的世界和平結構。
1973年1月，基辛格在巴黎完成了結束越南戰爭的談判，並因此獲得諾貝爾和平獎。同時，他對阿拉伯國家與以色列關系的緩和也起了重要作用。
1977年1月，福特總統授予基辛格總統自由勳章，並稱贊他爲“美國曆史上最偉大的國務卿”。不久，基辛格退出政壇，起初想回哈佛任教，但爲哈佛校長博克婉拒。後來，他受聘擔任了喬治城大學教授，喬治城大學國際戰略研究中心顧問，並擔任阿彭斯學會高級研究員、大通曼哈頓銀行國際顧問委員會主席等職。1982年，基辛格創建了基辛格聯合咨詢公司，他本人擔任董事長，他的好友和前助手斯考克羅夫特擔任副董事長兼總經理。離開政界以後，基辛格仍在不斷地撰寫論文，發表演講和出版著作，他對裏根政府和布什政府的外交政策均發生過重要影響。1983年任美國廣播公司新聞分析員。
1983年7月，裏根總統曾任命他爲中美洲政策兩黨委員會主席。1986年，基辛格榮獲自由獎章。1986年9月任美印委員會主席。1987年3月任美國—中國協會兩主席之一。在1989年以後中美關系處于危機的時候，基辛格曾多次訪問中國，並呼籲保持中美之間的正常交往。2002年3月5日，基辛格博士在華盛頓國家記者俱樂部發表演講，介紹中美建交30年來的曆程，並展望中美關系的未來。2002年11月27日，基辛格被美國總統布什任命爲調查“9•11”事件的一個獨立委員會的主席，12月14日，基辛格辭去該委員會主席職務。
【主要思想】
1保守主義的政治哲學思想
基辛格的政治哲學思想主要體現在他的本科畢業論文《曆史的真義：關于施本格勒、托因比及康德的感想》之中。這篇論文共分爲四個部分：《施本格勒：曆史是直覺知識》、《托因比：曆史是經驗科學》、《康德：曆史和人的道德經驗》，最後一部分的標題是《責任感》。在這篇論文中，基辛格把施本格勒、托因比及康德3個哲學大師扯到了一塊，並向學院派提出了挑戰。論文的內容十分複雜，行文刻意求工，立論獨具慧眼。除對施本格勒、托因比和康德進行了專門論述以外，論文還涉及到了亞裏士多德、荷馬、維吉爾、但丁、彌爾頓和斯賓諾莎的著作。從論文來看，基辛格的政治哲學思想實際上是施本格勒的命定論與行動自由的結合。施本格勒對基辛格影響深遠。斯坦利•霍夫曼曾經指出：“基辛格就連走路時也似乎有施本格勒的幽靈伴隨他的左右。”
基辛格的論文具有濃厚的命定論色彩。基辛格寫道，施氏懂得“曆史事件的命定性”，並且認識到“伴隨著一種文明的興起而出現的覺醒”，但施氏的認識是不夠的，因爲他“沒有理解這一點，即必然性缺乏引導作用，也沒有鼓舞作用。……成功和失敗是兩個相對的屬性，只有在回顧時才具有意義，並且永遠不會有最後定論。但是伴隨著行動所持的態度能證明一個人的性格，證明這個人賦予客觀必然性的內在的獨特見解。” “生命是痛苦的，既有生，必有死。生存注定是倏忽無常的。從來就沒有一種文明是永恒的，沒有一種期望是能完全實現的。這是必然性，這是曆史的命定，這是世人不可逾越的困境。”但是“對客觀必然性的認識總是有一定限度的。這種認識僅局限于一種自然主義的機械論，科學家與此並不相幹。”因爲人的行動才是最重要的。“行動來自內心的需要，來自對環境有所了解的個人，來自對現象的獨特理解。客觀必然性永遠不能指導行動，任何活動都只反映人的個性。理智能幫助我們了解我們在其中生活的世界。”“過去是死的，這是必然性所決定的；但是自由支配著未來。”“生命中包含著苦難和倏忽無常。誰也不能選擇自己的時代或他哪個時代的環境……對自由的體驗使我們能夠超脫過去的苦難和曆史的挫折。在這種靈性中包含著人性的本質，包含著每個人賦予他生命的必然性的獨特之處，包含著使人寧靜的自我直覺。”
從行動自由的觀點出發，基辛格主張偉人可以創造曆史。基辛格是崇拜偉人的。在1975年12月對記者的一次談話中，他表示：“戴高樂是偉人，羅斯福是偉人，毛澤東是偉人。”他認爲，偉人就是那樣的“一個人使他的人民的生活發生了質的變化，而如果沒有他，就很難設想他的人民的曆史會一模一樣。” 在其他的場合，他還寫道：每當“思想意識起決定作用”的革命運動的初期過去以後，“很多事情要取決于人物的偶然性。如果由于某種原因領導人物消失了，運動就可能崩潰或改變到無法辨認的地步。”他強調：“法國的恐怖時代由于去掉了羅伯斯庇爾這一個人而結束。”“如果列寧不搭那躺由德國開往俄國德著名列車，布爾什維克革命也許不會發生。” 基辛格的本科論文顯示，基辛格是有哲學頭腦的，他具備成爲哲學家的潛質。但是，基辛格志不在此，他渴望在國際政治舞臺上檢驗他的哲學。
2均勢理論
與布熱津斯基依靠地緣政治理論起家不同，基辛格賴以起家的不二法門是他的均勢理論。這種理論在他的博士畢業論文《重建的世界—梅特涅、卡斯爾累與和平問題，1812-1822年》中已經清晰可見了。基辛格的博士論文並不是一篇典型的美國博士論文，甚至沒有當時哈佛博士學位論文的特色。他的興趣不在于評價梅特涅這樣的曆史人物，而在于研究梅特涅特等人創設的並維持了近一個世紀之久的維也納均勢體系。
基辛格對論文題目的選擇是經過深思熟慮的，他試圖把自己培養成爲一個國際事務的研究者。但是，他沒有選擇當代的題目，卻選擇了19世紀中的某一時間段，因爲他覺得19世紀初面臨的許多問題與當代問題存在著相似性。雖然現在永遠不會重複過去，但必然同過去相似，未來也必定如此。曆史學家的主要任務就是確定哪些方面是相同的，哪些是不同的。
正如基辛格在論文中寫道：“自然科學的成就通常取決于選擇一個‘決定性的’實驗；而在國際事務領域裏的政治科學的成就則取決于選擇一個‘決定性的’時期。我選擇了1812年到1822年這一時期作爲我的論題，坦白地說，一部分原因是這一時期的問題在我看來是同我們當代的問題很類似的。但我決不強調這種類似。”
因此，基辛格的博士論文可說是借古諷今，實際是一本研究如何結束戰爭、締造和平和保持和平的著作。根據對維也納體系的研究，基辛格認爲，和平並非一國外交政策之目的，而是正當地考慮並執行政策所帶來的額外報償。和平也不是國際體系的首要目標，國際體系的首要目標應當是穩定而非和平。他在其著作的開頭寫道：“在那些回顧起來似乎最爲和平的時代，人們最不必費勁去尋求和平。而在人們似乎無休止地尋找和平的那些時代，看來最無法取得安寧。
當任何一個國家或國家集團把和平（其概念爲避免戰爭）作爲首要目標的時候，國際體系就處在國際社會中那個最霸道的成員的擺布之下。而每當國際秩序認識到即使爲了和平也不能犧牲某些原則的情況時，至少還可以設想求得在力量均衡基礎上得穩定。”
但是，問題在于，穩定的國際體系如何才能實現？基辛格提出，穩定有賴于“一種能普遍接受的合法性”，有賴于“有關各種切實可行的安排的性質以及外交政策所容許的目標與方法”的國際協議。他寫道：“穩定的局面通常不是從謀求和平，而是由普遍接受正統而産生的。這裏所指的‘正統’，不應該于公正混同起來。它只是意味著具有行得通的安排的性質和在外交政策上能夠容許的目標于方法上的以種國際協議。它包含著這樣的意思，就是所有主要強國都能接受國際秩序的基本安排，至少是沒有一個國家對它感到如此不滿，象凡爾賽和約以後的德國那樣。”
據此，基辛格把國際秩序劃分爲兩種：合法的國際秩序和革命的國際秩序。他還把那些承認某一特定國際秩序爲合法並主張通過談判解決分歧的國家稱爲“合法國家”，相反則稱之爲“革命國家”。在19世紀初，拿破侖的法國就是這樣的“革命國家”，這還不禁使人聯想起20世紀中後期的蘇聯是否也是“革命國家”。
基辛格指出：任何國際秩序中，只要其中有一個“革命的”國家，談判便無法進行；外交家也許會進行會談，但是達成有意義的協議的可能性卻微乎其微。而當一個國際體系中有一個“革命的”國家，而這個國家又很強大的話，通常的結果是出現軍備競賽或者戰爭。
換言之，基辛格認爲，與革命國家達成妥協是不可能的，只有用武力對付他們。至于在戰勝之後如何對待“革命國家”，基辛格贊賞梅特涅和卡斯爾雷在1815年維也納會議上的做法，認爲他們擺脫了對法國進行“懲罰性和平的勾引”。基辛格寫道：“量度卡斯爾雷成爲一位政治家的一個標准就在于十五個月之前，他是拿破侖不共戴天的敵人，現在則以一個倡導一種充滿協調精神的和平的人而出現了。” 他認爲，歐洲之所以能從法國大革命和拿破侖擴張所造成的“動亂”中獲得“穩定”，“主要由于兩個偉大人爲的工作結果。”他們就是“以談判促成國際和解的英國大臣卡斯爾雷，和使這種和解正統化的奧地利首相梅特涅。”
在其論文中，基辛格還從均勢理論的角度批評了美國人的“道義外交”觀念，認爲“島嶼強國”一般總是不願承認“戰爭可能由于內在的原因而産生”，他們寧願相信是“壞人惡念”引起的。一個“沒有滿足不了的要求的大國”這種概念是非常投合島國的心理狀態的。這種概念給那種把戰爭轉變爲“十字軍式的討伐”，以便懲罰首先挑起戰爭邪惡勢力的行爲提供了決定性的解釋。
島嶼強國的這種情況，一方面是由于地理因素而引起，另一方面也與其國內結構和國內政治相關。上述兩種情況導致了島嶼強國與大陸強國的不同政策目標，以及對均勢的不同看法。總之，基辛格強調，梅特涅和卡斯爾雷的努力，給予了歐洲一種穩定的國際體系，並爲和平得以維系一個世紀之久創造了條件。這是一個了不起的成就。但是，他也認識到了歐洲爲享受好處也付出了代價，特別是維也納體系的終結是以空前殘酷和具有無比破壞性的第一次世界大戰而告終的。
3有限戰爭理論
所謂有限戰爭是與全面戰爭相對的一種戰爭樣式，是“爲了具體的政治目的而進行的。這些政治目的的存在就會在使用的武力和企圖達到的目的之間建立一種關系。有限戰爭代表一種影響敵人的意志而不是摧毀它的企圖，也就是使我們打算強加于敵人的條件比繼續抵抗更有吸引力，即力求達到特殊的目的而不是把敵人全部殲滅。” 基辛格在1957年出版的《核武器與對外政策》通常被認爲是當代美國核戰略與有限戰爭的代表作之一。在該書中，基辛格提出，核武器的發展和美國核壟斷地位的喪失，已使美國戰後政策面臨要麽進行全面戰爭要麽束手無策的可怕的窘境。因爲“現代武器的毀滅性，剝奪了全面戰爭勝利的曆史上的意義。甚至于比對方能造成更大的破壞的一方，可能也無法保留足夠的力量使對方屈服。”“今後的全面戰爭的結局，只能是交戰國的兩敗俱傷。” 因此，“全面戰爭已不再是執行政策的一個有意義的工具，” 有限戰爭才是核時代推行政策的可能手段。
基辛格認爲，有限戰爭主要有四種類型：第一類包括二等國家之間的戰爭，如以色列與埃及的戰爭等；第二類是西方大國或蘇聯同實力小得多的國家之間，在不受外力幹涉下的戰爭；第三類是始于一個大國與一個小國之間，但可能擴大的戰爭；最後一類是大國之間爆發的戰爭，這是危險性最大的有限戰爭。
有限戰爭理論不是大規模報複戰略的簡單的替代品，它不能從純粹軍事的意義上來理解，而應該主要從政治的意義上來理解。“有限戰爭的結果決不單單決定于軍事方面的考慮；它代表著一種把政治目的和軍事目的協調起來的本領。完全摧毀敵人作戰能力的企圖會破壞心理均勢，而這種均勢的存在卻可以使保持有限戰爭不擴大對雙方均爲有利。”
有限戰爭的本質在于威懾。基辛格認爲，“威懾就是設法向對方提出危險性，這種危險將使對方認爲與其所要獲得的任何利益不成比例，因而使對方不致采取某種行動途徑。” 威懾力量包括軍事力量和使用力量的意志，二者缺一不可；戰略理論的目的就是平衡力量的這兩種因素，即物質因素與心理因素的效力；以全面戰爭爲主要威懾方法會妨礙這種平衡。“當敵人向你挑戰時你所不敢使用的一種威懾力量就已經不再成爲威懾力量了”。“核時代的基本戰略問題就是如何在威懾政策和當威懾政策失敗而從事戰爭時的戰略之間建立一種關系。……最適宜的戰略是一種能以最小的代價達到其目的的戰略。戰略理論的目的就是把每一行動方針的有利之點結合起來，也就是達到最大限度的威懾的目的，但同時卻要冒最小限度的危險。” 基辛格的有限戰爭理論提出了對核時代外交戰略的獨到見解，很快得到了美國朝野的重視。
《核武器與對外政策》一書曾被美國國務院和國防部指定爲必讀參考書，出版第一年就售出了17000冊，對50-60年代的美國戰略思想産生了巨大影響。肯尼迪上臺後采用的所謂“靈活反應”戰略，實際上是基辛格有限戰爭理論的翻版。
4。關于未來世界新秩序的構想
80年代末90年代初，東歐劇變、蘇聯解體，延續了近半個世紀的冷戰也隨之結束，世界進入了新舊格局的轉換時期。于是，世界將向何處去，就成爲國際間關注的熱點問題。作爲當代西方最著名的戰略理論家之一，基辛格寶刀未老，以其獨特的戰略眼光和深刻的曆史洞察力向人們交出了一份厚厚的答卷，即由美國西蒙和舒斯特出版社在1994年出版的《大外交》。該書洋洋70萬言，共分31章，論述了從黎塞留到裏根時期約300余年的以大國關系爲背景的外交戰略問題，並對冷戰後的世界新秩序提出了獨到看法，是一部有關西方外交理論與實踐的經典之作。有人說，讀這本書可以獲得讀4本書的功效。它既是一本國際關系史的著作，也是一本美國外交史的著作；既是一本政治學的理論著作，也是分析當今世界格局及國際政治現實的力作。
基辛格立足于均勢理論，對未來世紀的世界新秩序進行了謹慎的預測。他認爲，“二十一世紀的國際秩序會出現一個似乎自相矛盾的特點：一方面愈來愈分散，一方面愈來愈全球化。在國與國的關系上，這個新秩序會更接近十八、十九世紀的歐洲民族國家體系，較不象冷戰時期嚴格劃分的兩大陣營。彼時至少會有六大強權：美國、歐洲、中國、日本，俄羅斯，可能再加上印度，另有許許多多中小型國家；與此同時，國際關系已首次全球化了。”
但是，令基辛格十分擔憂的是，這些強國均缺乏駕馭多極均勢的經驗，尤其是美國人在曆史上對均勢存在偏見。對美國而言，如何在地位不分軒輊的國家之間，協調不同的價值觀與迥然不同的曆史經驗，將是一種全新的經驗，與上一世紀的孤立或冷戰時期的霸主地位都會完全不同。
因此，基辛格在回顧歐美特別是歐洲均勢史的基礎上，給美國領導人提出了忠告。
首先，基辛格強調，冷戰後的世界，美國成爲碩果僅存的超級大國，有能力在全世界進行幹涉。可是，權力變得越來越分散，而且軍力有關的問題也消失了。冷戰勝利使得美國進入一個非常類似十八、十九世紀歐洲國家體制的世界，也面臨美國政治家、思想家一再質疑的實際狀況。“冷戰結束，制造出觀察家稱之爲“單極世界”或“一個超級大國”的世界。但是，美國實質上並沒有比冷戰開始時更能單方面獨斷全面問題。美國比10年前更占優勢，可是夠諷刺的是，權力也更加分散化。因此，美國能夠運用來改造世界其他地區的力量，實際也減弱了。
其次，基辛格認爲，存在著幾個實力相近國家的未來的世界新秩序應建立在某種均衡的觀念之上，而這是美國向來難以接受的觀念。事實上，美國受惠均勢良多，但卻排斥均勢觀念。基辛格指出：均勢體系雖不能避免危機甚或戰爭，但如能作妥善安排，其作用則在于使一國宰制他國的能力及發生沖突的規模受到限制。它所追求的是穩定緩和，甚于和平。均勢依其自身含義，無法讓國際社會中的每一個成員都感到滿意。它最能發揮功效的情形，是在對其不滿的程度尚未超過受害一方已忍無可忍而力圖推翻國際秩序的極限之時。
應該說，基辛格勾畫的21世紀的世界新秩序，是建立在勢力均衡基礎上的多極世界，是政治多極化、經濟全球化的世界，因此，它對冷戰後奉行“單極戰略”的美國政府無疑是一副清醒劑。
但是，基辛格的計劃中也存在一些矛盾，例如他一方面批評美國領導人總是把自身的理想視爲當然，很少認清這些價值對旁人而言是多麽離經叛道，多麽令人寢食難安；但另一方面，他又強調借由共同的價值觀可以增強勢力均衡。在現代世界，這些價值必然是民主的理念。
基辛格對俄羅斯的看法也存在著偏頗。他一方面歡迎俄羅斯的轉向，另一方面，他仍認爲俄羅斯是一個“天然的”、“本能的”的大國，它仍舊是美國的戰略威脅，無論俄羅斯奉行什麽樣的意識形態都是一樣。
【思想簡評】
基辛格是一個在美國國內有爭議的政治人物。在1973年以前，它曾被美國媒體吹捧爲“外交戰略家”、“獨角智囊團”和“超級國務卿”等，認爲他是一個善于“用筷子吃魚子醬”的“縱橫捭闔的能手”。後來，由于“水門事件”等國內政治因素的影響，對基辛格的負面評價一度又占了上風，有人把他稱爲現代的梅特涅或俾斯麥，而這並非對他的褒揚。基辛格還曾被人指責爲美國曆來掌權者種“最危險的人物”，說他的外交是“踩鋼絲表演，”“象唐•吉訶德與風車作戰”一樣徒勞。
基辛格的前同事、尼克松政府助理國防部長納特在1975年，曾撰文批評基辛格，抨擊他的對蘇聯實行“緩和”的政策。納特把基辛格上臺前後的對外政策思想進行了比較，認爲基辛格在對蘇政策的一系列重大問題上“抛棄了他先前的信念，”“作爲政府官員的基辛格，再也找不到一個比作爲學者的基辛格對他自己的緩和政策批評得更嚴厲的人了”。
納特的批評應該說是有根據的。在《核武器與對外政策》中，基辛格強硬地表示，“現代武器的極端殘酷，使人們一想到戰爭便發生厭惡之感；但是，不願冒任何危險的做法，無異于給蘇維埃統治者一張空白支票。”在該書中，他還提出了打“有限核戰爭”的觀點。 後來，他改變了看法，主張開始時使用常規武器。 但是，1973年擔任國務卿以後，基辛格提出：“緩和是當務之急。在一個籠罩著核毀滅危險陰影的世界裏，除了謀求緩和緊張局勢之外，沒有別的合理的辦法。” 1979年在基辛格離開政府兩年之後，他對自己的“緩和”政策也不再堅持了。基辛格表示：“我們決不應受緩和的蒙蔽，而感到高枕無憂，放松防務努力，並且不願意考慮在地理政治上的後果，否則緩和就會變成綏靖。”
美國另一位著名的戰略理論家布熱津斯基對基辛格也嘖有煩言。他聲稱，從地緣政治的角度分析，基辛格沒有什麽了不起的成就。他說，基辛格以其華而不實的工作作風取代了對美蘇沖突的現實進行深入細致的分析。
其實，基辛格和布熱津斯基只是看問題的角度不同而已。基辛格雖然以均勢理論起家，但他沒有忽視地緣政治問題。例如在《大外交》中，他指出，“就地緣政治而言，美國是歐亞大陸海岸外的一座島嶼而已，歐亞大陸的資源與人口都遠遠超過美國。不論冷戰存在與否，單一一個大國主宰歐亞大陸兩大範圍之一（歐洲或亞洲），都會對美國構成戰略意義上的危險。因爲這樣的組成會在經濟勝過美國，最後在軍事上也淩駕美國之上。即使這個主宰的大國開明，也必須抵制此一危險；因爲一旦這個大國改變意向，美國將會發現本身有效抵抗的力量已經大減、也逐漸沒有能力影響事件發展。”
隨著時間的推移，80年代以後，基辛格的價值終于被重新發現。裏根總統在1983年任命他爲中美洲政策兩黨委員會主席。裏根在准備與蘇聯領導人戈爾巴喬夫會晤時，也曾向他請教。現在美國人已能心平氣和地評價基辛格的外交成就了。《外交博士基辛格》一書的作者舒爾茨辛格寫道：正像迪安•艾奇遜設計了冷戰早期的美國外交政策結構一樣，基辛格創造了一種越南戰爭後的外交框架，而且還陷入外交政策官員所面臨的環境變化之中。“亨利•基辛格是自冷戰初期以來最出色、最值得稱道的美國外交家。”“基辛格現實的外交成就尚無人能出其右者。”“基辛格認識到了美國實力的範圍與限度。”“在說服美國人認清自己在世界政治中所擁有利益的性質方面，基辛格至少在其部分任期時間裏獲得了成功。在他之前沒有幾個人，在他之後還沒有人能夠做到這一點。”
我們認爲，基辛格在西方外交思想上的貢獻主要有三個方面：
首先他證明了均勢理論可以運用于核時代，可以用來解決核時代的戰爭與和平問題。在他的博士論文中，他論證了19世紀與20世紀的相似性；在《大外交》中，他又論證了19世紀與21世紀的相似性。基辛格的論證擊破了那種認爲在核時代國際關系已發生根本變化的觀點，相反他強調了曆史將繼續發揮作用，均勢對于維護世界和平仍然是不可或缺的。基辛格在1972年曾經宣稱：自從1969年以來，美國政府“已把承認現實作爲美國政策的出發點。本政府的政策的特點有時被說成是以傳統的均勢原則爲基礎的。如果說這個說法意味著深信安全需要一定程度的均勢，那麽這個說法是有一定道理的。”
其次，基辛格提出了“有限戰爭”理論和核威懾的思想，爲處于困境中的美國核戰略找到了出路。肯尼迪政府的“靈活反應戰略”、卡特政府的“抵消戰略”都是這種理論的具體體現。
第三，基辛格強調了外交政策、國內結構與領導素質的關聯，認爲，對以一項政策的決定性考驗，要看它能否取得國內的支持。這包括兩個方面：一是使政策在政府機構內部得到確立的問題，這要看政府機構是否合理；其次是使政策與國家的經驗協調一致，而這是一個曆史發展問題。“政治家就猶如古典劇中的英雄，他預見了未來，但無法證明其是否‘真實’。各民族只能從經驗中學習；等到它們‘領悟’時，要采取行動已爲時太晚。……因此，政治家必須是教育家；他必須填補本國人民的經驗和自己的預見之間、本國的傳統和其未來之間的鴻溝。”
當然，基辛格的外交思想中也存在某些局限性和前後不一等問題，但是，他關于在均勢基礎上建立有效的、持久的和穩定的國際秩序的觀念卻是始終一貫的。
【中國人民的老朋友】
1971年7月，基辛格作爲尼克松總統秘密特使訪華，爲中美關系大門的開啓作出了曆史性貢獻。1972年2月陪同尼克松總統訪華 。他多年來一直關心和支持中美關系的發展。
【幫中國避免核危機】
1969年3月2日，我國黑龍江虎林縣珍寶島。前蘇聯邊防部隊挑起了一場邊境武裝沖突，使中蘇關系嚴重惡化，逐漸達到了前所未有的水平，兩國邊防部隊已進入實戰狀態。
3月18日，美國，華盛頓白宮。美國總統與國家安全事務助理，共同度過了一個不眠的“中國之夜”。尼克松總統問：“亨利先生，抛開我們的身份和意識形態的分歧。你認爲，中國、蘇聯，這兩個國家哪個更可愛些?”基辛格認真考慮了一會兒，才笑著說：“閣下，你明明知道，這兩個國家都是我不願談論的，如果一定讓我講，我似乎偏向一點中國……我是一個猶太人，創世紀前，我們的國家遭到了毀滅，猶太人無家可歸，四處逃亡，而又處處碰壁。一個國家接納了我們，那就是中國。二次大戰中，猶太人又遭劫難，許多國家因畏懼德國人，將猶太人拒于國門之外。又是中國，在上海港接納了二千多猶太人，使他們免遭暴屍大海的厄運……這也是中國爲什麽百般呵責以色列，而以色列人從不惡言相向的原因……”
幾個月後，在前蘇聯國防部長格列奇科的慫恿下，前蘇共總書記勃列日涅夫險些按下紅色的核按鈕，要對中國進行“外科手術式”的核打擊。蘇駐美大使與基辛格密談，透露消息，觀察美國態度。美國爲了自身的利益和國際戰略平衡，經過尼克松與基辛格的反複探討，終于研究出來一個遏制蘇聯動用核武的巧妙辦法。8月28日，《華盛頓明星報》用醒目標題刊登了一則消息，題目是《蘇聯欲對中國做外科手術式的核打擊》，內文：“據可靠消息，蘇聯欲動用中程巡航導彈，攜帶幾百萬噸當量的核彈頭，對中國的重要軍事基地——酒泉、西昌導彈發射基地，羅布泊核試驗基地，及北京、長春、鞍山等重要工業城市進行外科手術式的核打擊……”這是美國政府的計謀，通過新聞媒體故意泄密。
這篇報導，中、美、蘇三國首腦都看到了。當然，看到後的心情是各不相同的。勃列日涅夫氣得發瘋。尼克松靜觀事態的發展。而毛澤東主席也不得不痛苦地把中國轉向戰時體制。
此時，莫斯科克裏姆林宮，前蘇共總書記勃列日涅夫，正在接聽駐美大使多勃雷寧的電話彙報：“兩個小時前，我同美國總統安全事務助理基辛格博士會晤過，他明確表述了尼克松總統的態度，他說總統認爲：中國利益同美國利益是密切相關的，美國不會坐視不管。如果中國遭受到核打擊，他們將認爲是第三次世界大戰的開始，他們將首先參戰。另外，基辛格鑒于私人朋友的關系，還特別向我透露。總統已經簽署了一份准備對我130多個城市和軍事基地進行核報複的密令。一旦我們有一枚中程導彈離開發射架，他們的報複計劃便告開始。在此之前，尼克松總統爲了向中國表示誠意，還簽署了一項撤消美國驅逐艦在臺灣海峽巡邏的命令，估計這條消息很快就會見報。基辛格博士再三告誡我，他是冒著風險透露這些消息的，希望我們不要泄露出去……”勃列日涅夫的手離開了核按鈕。
雖然鬥轉星移，時過境遷，但中國人民沒有忘記這位老朋友。就是他，爲避免核戰發揮出重要作用，而且還襄助尼克松總統實現了中美建交。幾十年來，不論基辛格博士以何種身份訪華，一直受到貴賓式的接待。中國知道感恩。
http://baike.baidu.com/view/21632.html
季辛吉研究所在華府成立 謀求促進中美關係＞中央廣播08-07-30
前美國國務卿季辛吉於1971年前往中國進行歷史性訪問，近40年後，一個以他的名字為名的研究所，30日在華盛頓成立，並將致力於促進美國與中國的關係。季辛吉在「季辛吉中國與美國研究所」成立時發表談話說：中國和美國不再有共同敵人，而是有共同機會。季辛吉說：美國與中國之間的敵對關係，對整個世界是不幸的，正面的關係則對所有人都有利。季辛吉於1971年祕密訪問中國，會見當時的中國總理周恩來，開啟了兩國之間的接觸。他說：中國與美國有機會在共同的政策上，協助領導這個世界。「威爾遜國際學術研究中心」發表聲明說，季辛吉研究所的成立，目的在透過學術交流，協助美國與中國的相互了解。季辛吉研究所設在威爾遜國際學術研究中心裡。中國外交部長楊潔箎說，這個研究所將協助「激勵更多人加入推動中國與美國的關係，並強化了那些呼籲美國與中國建立更堅強關係的呼聲」。
http://news.sina.com.tw/article/20080730/635559.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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