秦亞青的《霸權體系與國際衝突：美國在國際武裝沖突中的支持行爲（1945—1988）》（上海人民出版社，1999）是其在美國密蘇里大學1994年政治博士論文。
難怪書中會用不少科學研究方法，來否証國際關系的現實／帝國／理想主義、有關美國為何在國際各地動武之主張，秦認為動武主因是為了護持美國在全球的霸權地位、而非抽象的民主自由人權價值或糢糊的國家利益，但這種動武也否証了霸權穩定理論。
哦！難怪美帝會在韓戰之後，一再發動背離民主自由人權價值或國家利益的越／伊戰。但弔詭的是：這種事幹多了，卻會損及霸權的軟硬根基。
目錄
引言 國際武裝沖突中的敵友選擇
第一章 霸權國利益與對外幹預行爲
第二章 國家利益的判定
第三章 霸權系統與霸權護持
第四章 全球層次的霸權護持；霸權國與主要挑戰國
第五章 區域層次上的霸權護持：霸權國與潛在挑戰國
第六章 霸權系統與國際沖突
一、霸權護持模式與霸權穩定理論
第七章 國際系統的變化與霸權護持戰
一、霸權護持模式的意義與發現
秦亞青，外交學院常務副院長兼黨委書記、教授，博士生導師。
1953年10月出生于山東淄博市，漢族。1982年畢業于山東師範大學外語系，獲英語語言文學學士學位；1983年畢業于北京外國語大學聯合國譯員培訓部。後去美國密蘇裏大學政治學系學習，主修國際關系專業，于1987年獲得政治學碩士學位，1994年獲得政治學博士學位，主要研究領域包括美國研究、國際政治理論和方法論，開設有西方國際關系理論、國際政治文選、社會科學研究方法論等課程。秦亞青可以說是中國國際關系學界的主要代表人物。他的主要學術著作有《霸權體系與國際沖突》（專著）、《國際政治的社會理論》（譯著）、《權利、制度、文化》（論文集）等，另外在國內外學術雜志上發表學術論文50多篇，主要論文有：《霸權體系與區域沖突》，《美國研究》，1995年第4期；《霸權體系與國際沖突》，《中國社會科學》，1996年第4期；《國際政治研究中的現實主義和新現實主義》，《外交學院學報》，1996年第2期；《層次分析方法與國際政治研究》，《歐洲》，1998年第3期；《國際制度與國際合作：反思新自由制度主義》，《外交學院學報》，1998年第1期；《國際體系結構與進程》，《中國書評》，1998年8月號；《國際政治的社會結構》，《歐洲》，2000年第3期；《多邊主義研究：理論與方法》，《世界政治與經濟》，2001年第10期；《實證主義與中國的國際關系研究》，《香港社會科學學報》，2001年春夏季號；《國際體系的無政府性》，《美國研究》，2001年第2期，等等。
秦亞青（1953-），山東淄博人，先後畢業于山東師範大學外語系和北京外國語學院聯合國譯訓班。後赴美留學，獲美國密蘇裏大學碩士、博士學位。現任外交學院教收、博士生導師、社會兼職包括中華美國學會理事、中國社會科學院歐洲研究中心客座研究員、當代國際政治叢書編委、國際關系學當代名著譯叢編委及中國高校英語口語協會副會長。主要著作有：《霸權體系與國際沖突》（專著）、《國際政治的社會理論》（譯著）、《美國文學》（合著）、新時代漢英大辭典》（副主編）。另外還翻譯過賈平凹、畢淑敏等中國現代作家的小說。
學習英語的一個關鍵環節是大量閱讀，單憑幾冊課本是學不好英語的。只有在一絲不苟的吃透精讀課本的同時，不求甚解的大量閱讀，才能培養語感、鍛煉英語的應用和思維能力。
記得我開始學英語的時候，適合初學者的讀物並不多。念得多的是來自前蘇聯的小開本簡易讀物，從圖書館借來，放在口袋裏，有空就拿出來讀幾頁。這些簡易讀物大部分是世界名著的簡寫本，有《愛麗絲漫遊奇遇記》、《雙城記》、莎士比亞的戲劇故事等等。看這類書須求速度，要看得快，看完一本再一本。借書時先翻上幾頁，感覺生詞不多、可以一氣讀完，就借出來，不然會讀得太慢，也會影響信心和情緒。我讀完幾十本之後，找到了一點學英語的感覺。
後來就開始讀一些比較難的書，從簡寫本到地道的原著之間，我曾經有過一個讀優秀譯本的過渡階段。當時讀過的這類書有從中文譯成英文的，如《子夜》、《雷雨》以及魯迅的短篇，更多的是俄羅斯和法國文學名著的英譯本，包括托爾斯泰、陀思妥耶夫斯基、雨果、莫泊桑、巴爾紮克等人的小說。這些書經過翻譯家的手，語言很規範，讀起來比原著容易，對語言能力、文化感悟、甚至人文思想的培養都很有用處。當時我每天拿出兩個小時，躲在一個僻靜無人的處所讀這些書，是一種非常的享受。
再後來就是啃原著，讀得較多的一是文學，二是社會科學，也是一本一本地讀。有時見了好的語句會記下來，有時還整段整段地翻譯過來，反複把玩、感悟思想的真和語言的美。讀得越多，感悟越深。到了能夠比較順利地讀原著的時候，大幅度擴大閱讀的範圍就勢在必行。學英語不讀文學名著不行，光讀文學名著也不行。閱讀量需要從兩個方面衡量，一是某一門類內書的多少，二是門類的多少。報刊文章覆蓋面廣，與現實貼得更近，能學到活的語言素材。我喜歡國際政治，從大學高年級和研究生開始，一直堅持讀Newsweek,Time,The Economist等雜志和New York Times 星期日的國際事務版。專業書讀累了的時候，也翻翻 People,Fortune,Reader’s Digest等比較輕松的雜志。無所不包的內容和變化萬千的題材不但加強了對語言的把握，而且傳達了語言背後的思想、知識和文化。
回想自己學習英語的經曆，感到在大量閱讀中受益良多。後來到美國留學，六年時間，幾乎每周都要讀1000頁左右的書，若無大量閱讀的訓練，可能要倍受其苦。再說，從閱讀中得到的，也不僅僅是語言能力的提高和知識的增長，還有自己創造的語言環境中的情趣和樂趣。
美國獨霸終結？ 新總統大考驗＞徐麗玲 2008/11/03
2008年的美國總統大選即將在全球彌漫著迷惘不安的氣氛下進行。「美國製」的金融風暴襲擊全世界，動搖國際金融體系，也撼動美國的世界超強領袖地位。
2008年的美國總統大選即將在全球彌漫著迷惘不安的氣氛下進行。「美國製」的金融風暴襲擊全世界，動搖國際金融體系，也撼動美國的世界超強領袖地位。這一個多月以來，多國政府首長及媒體評論都相繼發表美國獨霸時代即將終結的言論，並有多股勢力在積極推動構築國際新秩序。美國能否繼續在國際上扮演唯一領袖的角色，如今許多國家都投以懷疑的眼神，這勢必成為未來白宮主人所要面對的重大考驗。
據美國華爾街日報披露，一份預定在11月總統大選後公諸於世的美國情報機構評估報告顯示，美國仍將是引人注目的強權，只是從現在起到2025年，美國統領全球的優勢將顯著下滑。金融風暴使美國國庫捉襟見肘，將使美國在國際間的影響力大不如前，諸如中國和俄羅斯等其他主要國家是否會在此時積極發動外交攻勢以擴大其影響力，必須密切關注。
過去這一個多月期間，國際間為了共商拯救經濟金融之道，創造出各國與地區之間密集磋商的機會，也確實開啟了新的結盟合作之門，逐漸脫離以往以美國為中心的國際運作模式。不久前剛結束的亞歐高峰會共有來自亞歐43國的領袖群聚北京，規模空前。英國外交大臣米利班德就表示，這場盛會不僅展現亞歐對重建國際金融秩序的共識，更顯示全球的經濟力量已由西向東移轉。
金融風暴加速了全球經濟實力西消東長的趨勢，也牽動國際均勢的微妙變化。在德國外長率先宣判美國將喪失其經濟強權地位之後，德國明鏡週刊則倡議全球新秩序已經浮現，未來應是美國、歐洲與中國三強鼎立的局面。這將是影響未來全球經貿的三大主要勢力，彼此之間不但存在競爭較勁，更需要相互合作、維持均勢，才能確保世界和平與繁榮。因此，美國新任領導人上台之後必須推動三方集團的形成，更重要的是美國不能再處處以自身利益為優先，而是應該從全球利益的角度出發。
俄羅斯則是另有一番盤算。在新興經濟體中，俄羅斯與巴西、印度和中國並列為「金磚四國」，這四國過去的經濟表現吸引全球目光，在金融風暴之後的國際舞台上能否繼續扮演重要角色同樣引起關注。俄羅斯總理普亭宣稱，金融危機顯示金磚四國將是未來全球經濟的火車頭。俄國外長拉夫羅夫則表明，金磚四國將會通力合作對抗金融危機，並將在11月15日於美國華府舉行的全球高峰會中力抗美英歐所代表的西方銀行利益。
俄羅斯還邀集金磚四國的財金首長在華府高峰會之前另行會商，以協調四國在因應金融危機上的步調。俄羅斯與中國的關係也因此次危機而更趨緊密，中國同意提供250億美元貸款予俄羅斯，俄羅斯則將在未來20年供應中國三億噸原油，交涉長達14年的俄羅斯油管中國支線也終於拍板定案。俄羅斯總理普亭並且還主張，未來中俄間的貿易應該揚棄美元，而直接用本國貨幣進行。
事實上，不僅俄羅斯有意揚棄美元做為國際貿易計價貨幣，在歐亞高峰會召開期間，中國人民日報海外版也在頭版評論中倡議歐亞雙邊貿易應該放棄美元。評論中並指責美國是利用美元的獨尊優勢而掠奪全球財富，全球迫切需要以其他貨幣取而代之。另同屬金磚四國的巴西則是與阿根廷達成協議，自10月初起兩國間的貿易就不再以美元為交易單位，直接改以本國貨幣進行。巴西政府並且表示，希望在兩國率先示範之下，其他拉丁美洲國家也會跟進。
這種種發展無疑都對美國的至尊地位形成挑戰，美國該如何維護其超強霸業，在國內已浮現多種聲音，值得關注。華爾街日報的一篇專論就認為，美國未必會喪失超級大國的地位，因為全球經濟衰退可能反而符合美國利益。最近幾天，網路上則廣泛流傳一篇中國人民網引述法國媒體的報導，指稱美國智庫蘭德機構向國防部建議，以7000億美元紓困還不如用同樣代價發動戰爭，更能收振興經濟之效，並維護美國的超強地位。
這類說法使未來美國的對外關係蒙上陰影。儘管過去八年來全球反美情緒高漲，但不容否認國際間普遍還是希望美國能扮演領袖角色，而且是一個能融入國際群體、遵守遊戲規則並顧及全球利益的負責任領袖。在全球經濟金融情勢深陷混亂之際，美國及全世界都殷切期盼「改變」，下一任美國總統正是處於這重要的轉折點，他所肩負的不只是對美國人民的承諾，還要滿足全世界的期待。
另參本館＜天下民主一般黑＞
http://mypaper.pchome.com.tw/news/souj/3/1304287311/20080307070253
霸權穩定論的理論與政策＞樊勇明
霸權穩定論是國際政治經濟學中新現實主義者的理論核心,在西方發達國家學術界有著廣泛的影響。霸權穩定論不只是一種學術理論,而且是現今美國對外政策的重要理論指導。冷戰結束後,兩霸相爭的國際政治格局轉變爲一超多強。不少美國人認爲世界是美國的單極世界,可以放手推行美國的政治經濟和軍事霸權。因此,弄清霸權穩定論的來龍去脈對認清國際形勢的變化和所謂美國單極霸權的本質有著積極的意義。
一、霸權穩定論的理論結構
霸權穩定論是由查爾斯‧金德爾伯格(ＣｈａｒｌｅｓＰ.Ｋｉｎｄｌｌｅｂｅｒｇｅｒ)首創,羅伯特‧吉爾平(ＲｏｂｅｒｔＧｉｌｐｉｎ)加以系統完善的。羅伯特?基歐漢(ＲｏｂｅｒｔＫｅｏｈａｎｅ)所提出的“後霸權主義”是對霸權穩定論的修正,但在理論上卻與吉爾平的霸權穩定論有很大差別。霸權穩定論的主要內容是:霸權帶來世界政治經濟的穩定,霸主自我犧牲,霸權必衰,霸權喪失導致世界政治經濟的不穩定。從理論上作進一步梳理,可以歸納爲霸權的戰略目標、霸權的運行機制和霸權的發展過程。
1、霸權的戰略目標。吉爾平指出:“只有在霸權存在的情況下,一種特殊類型的國際經濟秩序,即自由經濟秩序才能繁榮和充分發展。”金德爾伯格也強調開放和自由的世界經濟需要一個霸主或主宰的強國。他認爲,20世紀30年代大危機之長期化並釀成第二次世界大戰爆發的主要原因是:“當時英國的霸權正在衰弱,英國已經無力保障國際清算系統,而美國則在到1936年以前一直不願從英國手中接過這一責任。
照他們看來,自由經濟制度是霸權的産物,沒有霸權就沒有自由經濟的繁榮和發展,也就是說霸權是爲世界資本主義自由經濟體制充分發揮作用、順利運轉而存在的。對二者的關系,吉爾平又作了深入的分析。他指出,自由市場體系的出現和發展必須有三個前提———霸權、自由意識形態和共同利益。這三個前提並不是並列的,後二者是從屬和服務于霸權的。
具體來說,沒有霸權,以市場機制爲基礎的國際經濟體系就無法運轉。但是,有了霸主,自由市場經濟也未必能順利運轉,這裏有一個霸主國的價值取向問題,即霸主國是否具有自由的意識形態。因此,要使市場機制在國際經濟中充分發揮作用,“霸權國本身必須恪守自由主義的價值觀念”,即“霸主國的社會目標和國內權力分配必須有利于國際自由秩序”。
共同利益是相對霸主國及其麾下的主要國家相互關系而言的。一方面,“霸主國家的經濟可以發揮對世界經濟的運轉至關重要的作用。它利用自己的影響建立國際社會體制”。另一方面,“其它主要國家也必須對市場關系的發展感興趣,霸權國家可以鼓勵,但不可能強迫其它國家遵守開放性世界經濟的規則”。[2]當然,這種共同利益形成的關鍵還是在于霸主國的實力。除了霸主國要提供保證世界自由經濟體制正常運轉所必須的國際公共商品之外,霸主國還要做到:通過自身的成長壯大來顯示市場經濟的益處,以此來推動自由的市場經濟在其它國家的發展;控制自然資源和原料、金融和資本來源、市場以及特殊技術,以便通過經濟相互依存的機制來加強對國際市場經濟的管理與支配;在幾個舉足輕重的經濟強國之間進行斡旋與調停。
作爲霸權保證自由經濟發展的具體例子,吉爾平認爲,在近現代史上只出現過兩次,第一次是從拿破侖戰爭結束到第一次世界大戰爆發,那時英國把世界經濟引入了自由競爭時代;第二次是美國在第二次世界大戰之後主導建立了以“關稅及貿易總協定”(ＧＡＴＴ)和國際貨幣基金組織(ＩＭＦ)爲主體的國際自由經濟秩序。前者被稱之爲“英國主宰下的和平”(ＰａｘＢｒｉｔａｎｎｉｃａ),後者被稱之爲“美國主宰下的和平”(ＰａｘＡｍｅｒｉｃａｎｎａ)。在英國和美國霸權主宰之下,國際社會從總體上來說享受到了安全與和平,自由的國際經濟秩序和國際貨幣體系基本運轉正常,世界經濟有了極爲順利的擴張。
2、霸權的運轉機制。在構建這一理論支柱時,金德爾伯格從經濟學中引進了公共商品概念。他認爲,在國際關系領域裏,同一國國內開放的市場經濟一樣,也存在公共商品。國際關系領域裏的公共商品主要有三大類。一是建立在最惠國待遇、一視同仁原則和無條件互惠原則基礎上的自由開放貿易制度;二是穩定的國際貨幣;三是國際安全的提供。
吉爾平認爲,霸主國或領導者有責任提供這三類公共商品,並承擔其全部成本。既然是公共商品,必然會存在“白搭車”現象,霸權國必須在意識到此的前提下,毫不猶豫地支付因提供公共商品所需的一切成本。日本學者山本吉宣指出:“霸主國爲使自己建立的國際體系擴展到全球去,就不能不以承擔成本費用的形式來作出自我犧牲。這既是霸權國恪守自由主義價值觀念的體現,也是取得主要大國對其‘正統性’認同形成共同利益所必須的。”
3、霸權的趨勢。吉爾平從三方面論證了霸權必衰。首先,他從市場機制的角度作了分析。霸權是建立在霸主國壓倒一切的軍事經濟和科技實力之上的,但是衡量一國經濟科技實力的標准,既不在于現有的生産能力大小或對某種技術的壟斷,也不在于資源上的自給自足,而是在于該國經濟自我改造和對全球經濟變化的適應能力。但是這種創新和適應能力是很難長時間保有的。因爲盡管市場力量的解放和發展需要一個有利的政治環境,但是市場又是按其本身規律運作的。競爭機制使市場上經濟力量分布和格局不斷發生深刻的變化,競爭優勢是流動的,是不斷從一國轉向另一國的。新的競爭強國必然要求政治權力的再分配,老的霸主不斷面臨後起者的挑戰。這種挑戰非常殘酷,最終只能以戰爭形式來決定勝負。世界史上霸主國的每次更替都是以戰爭爲先導。自從資本主義問世以來,先是法國通過路易十四戰爭向英國的霸權挑戰,後是德國再度向英國的霸權挑戰,卻均未取得成功。但是,後起的美國則通過二次世界大戰,徹底摧毀了英國的霸權,並取而代之。正如吉爾平所言,“市場力量的解放改變了政治格局,破壞了霸權,開創了全世界最終必須適應的新的政治環境”。從這個意義上說,霸權的衰弱是不可避免的。
吉爾平接著又從收益角度論證了霸權國家是在自身經濟活動中加速衰弱的趨勢。爲了支付維持霸權的成本(提供公共商品的成本),霸主國家的經濟剩余逐漸減少甚至消耗殆盡。根據經濟學中邊際收益遞減法則,霸權國家在提供公共商品的成本與從中獲取的收益是成反比的。隨著公共商品的數量增加,每一單位公共商品的邊際成本增加而其邊際收益則減少。用吉爾平的話來說“(霸權國)國內消費(無論是公共的還是私人的)和爲保護這種(自由經濟)體制而付出的防務開支,比國民儲蓄和生産性投資增長更快”,從而使霸主國在經濟上逐漸無力負擔提供公共商品的成本,進而迫不得已放棄霸主地位,讓位于其它新崛起的更有競爭力的新興國家。 “白搭車”是吉爾平分析霸權必衰的第三個原因。“由于存在白搭車者,霸主國往往長時間爲保證公共商品的充分供應而付出了遠遠超出其應付的成本。因此,霸主國對‘白搭車者’感到不耐煩和失望”。白搭車者一方面從經濟上加重了公共商品的成本負擔,削弱了霸權國家的實力,另一方面又從道德和信心上使霸權國感到沮喪,失去了爲國際社會提供自由經濟體制的意欲和動力。吉爾平以歐洲和日本爲例說明了白搭車對霸權衰弱的影響。戰後初期至60年代,爲了維護自由世界經濟,美國使它的許多狹隘經濟利益服從于盟友的經濟利益,忍受了歐洲和日本對美出口商品的歧視。結果,美國經濟爲此大受損失,而歐洲、日本卻迅速崛起並成爲美國霸權的挑戰者。
二、霸權衰落的對策
吉爾平對如何挽回霸權衰落的對策有一個逐步發展的過程。他先是在《戰爭和世界政治變革》中提出三條建議:第一,消滅不斷增加的導致高成本的原因;第二,界定一個比較廉價的防務範圍;第三,減少國際承諾。從邏輯上講,這三條是減少成本增加收益的唯一辦法;但從實踐角度來看,卻缺乏可操作性,而且也不符合他自己提出的“最終不損害霸權國國際地位”的基本原則。經過一段思考以後,吉爾平在《國際關系政治經濟學》中提出了“多邊領導”的設想。他在書中詳細地分析了日本崛起的原因及影響,一再強調,美國的霸權需要外國夥伴來支持它,“當今時代,這個重任落在日本的肩上”。
盡管霸權式微,但是由于“慣性的力量,缺乏替代方案以及主要大國間殘余的共同利益和社會目標”等因素的作用,再加上霸權國不甘沈淪、力圖重振,霸權國所確立的制度和原則仍然會延續下去。但是,“由于霸主地位不穩,一些潛在的沖突因素日益突顯”。換言之,在衰落之中的霸權時代,國際秩序不是由霸主一人說了算,國際公共商品也非是霸主一國提供,需要有關國家在“囚徒的困境”模式的博弈中形成、分擔。于是,“責任分擔論”一時間成爲霸權穩定論者治療美國霸權衰弱的主要處方。這在80年代中後期日美關系上表現得尤爲明顯。美國一方面對日本開展彙率戰,以壓日元大幅度升值的辦法來打垮日本的經濟優勢;另一方面一再要求日本爲其分擔責任。先是要日本幾乎全額承擔負責駐日美軍費用,爾後又在1990年海灣戰爭中要日本與歐洲盟國一起爲美國分擔幾乎全部的戰爭開支。當時,以共同責任分擔爲目的的“日美合霸論”幾乎一度成爲一部分日美精英知識分子最樂意詠唱的“贊歌”。然而,當塵埃落定時,日本才驚訝地發現美國對霸權的控制欲依然強烈如故,沒有一絲要禪讓給日本的意思。到了90年代後期,日本的錢袋已經被掏空,“日美合霸”一說也隨之灰飛煙滅。
三、“後霸權主義”
“後霸權主義”是新自由主義的代表人物基歐漢創立的。他曾與奈一起創立了狹義相互依存論,並以此爲出發點,主張通過國際制度來對相互依存關系的發展進行管理和調節。80年代中期,他提出具有新現實主義色彩的“後霸權”理論。
基歐漢于1984年出版了《霸權之後:世界政治經濟的合作與鬥爭》一書,提出了“後霸權理論”,其核心是通過多國合作而形成的國際制度來維持國際秩序,用國際制度取代霸權。他強調,“一旦國際制度形成之後霸權國即使衰弱也無妨,可以通過主要國家的合作來將已經形成的國際制度維持下去”。其理由是,因爲國際制度創設之時,成本很大,非要有一個具有壓倒優勢的國家起主要作用不可。然而,國際制度形成後,其維持費用就低下來了,再加上在國際制度培育下而形成的各國協調機制已經成熟,因此從合理選擇出發,所有國家都不會贊成霸權國家的存在。
雖然從理論脈絡上來看,霸權穩定論的“責任共同分擔說”和相互依存論的“後霸權說”涇渭分明,前者是霸主確立和維持國際秩序,後者是各主要國家合作維持國際秩序,但是其論證基礎卻同出一轍,都是對成本的分析。
基歐漢的後霸權理論問世後,招來不少批判。不少人認爲,基歐漢犯了嚴重的理論錯誤。雖然他強調的是各國合作維持國際秩序,而這個國際秩序卻是霸權國家所確立的。從邏輯推理來看,他所要求的各國合作結果卻成了各國爲霸權國家維持其所確立的國際秩序分攤成本。有人據此認爲基歐漢的“後霸權論”比吉爾平等人的“共同責任分擔論”更對霸權國家有利。畢竟霸權穩定論者還強調霸權國必須獨自承擔公共商品的成本以換取各國對其國際秩序的認同,而“後霸權理論”則在各國無條件爲衰落中的霸權國家承擔維持和運營成本。從中可見,國際政治經濟學中的新自由主義者和新現實主義者之間並非是鴻溝相隔,水火不容,而在許多地方是相通相連,甚至水乳交融的。
事實上,“共同責任分擔論”和“後霸權理論”在美國外交政策的實踐中已經融爲一體,成爲一根藤上的瓜。從1990年的海灣戰爭到1998年的科索沃戰爭,美國政府在處理與同盟國關系時無一不是如此,不過側重點因時因事而不同而已。在海灣戰爭中,美國強調的是責任互助,它出人,盟國出錢。而科索沃戰爭則是美國借北約的組織形式把後霸權理論付諸實施的一次成功的嘗試。在冷戰結束後,北約本該逐步消失,但是美國卻仍一再對之鞏固和加強,先是實施北約東擴計劃,後又以北約的形式把盟國的政治、軍事和經濟力量充分動員起來,以人權高于主權爲口號爲圍堵其宿敵俄羅斯在科索沃打了一場熱戰,確保了美國在歐洲的絕對優勢。
無論是霸權理論或是後霸權理論,與當今的國際政治經濟中的多極化潮流都是背道而弛的。無論什麽形式的霸權都只能得逞于一時而最終被曆史所埋葬。冷戰證明了這一點,當今的多極化潮流還將證明這一點。
http://www.sciso.org/Article/Cyclopedic/200804/3406.html
霸權穩定論
霸權穩定論最早由美國經濟學家金德爾伯格于20世紀70年代初提出。後來吉爾平、基歐漢、莫德爾斯基等學者又從不同的側面對這一理論進行了補充和擴展。在這些人當中，吉爾平可算作霸權穩定論的主要代表人物。他的幾部著作從經濟、政治、曆史都不同角度闡釋了這一理論。
霸權穩定論屬于現實主義國際關系理論的一支。然而，它又有自己獨特的理論視角和中心問題。從一定意義上說，傳統現實主義關注的是均勢問題，而新現實主義關注的是國家的安全以及國際體系的結構問題。而霸權穩定論，顧名思義，主要研究的是霸權的興衰以及霸權的統治問題。這一借鑒了傳統現實主義的權力概念，又吸收了新現實主義的結構主義特色，還對制度主義關系的國際機制以及國際合作問題有所涉及，稱得上是一定程度上的綜合理論。另一方面，由于美國是當今世界的頭號強國，而霸權穩定論的主要提出這也都來自美國，所以，這一理論又有著鮮明的美國色彩。認真研讀霸權穩定論的代表著作，人們就不難發現，不管它的鼓吹者者是否承認，事實上它的種種理論觀點不是在爲美國所采取的霸權政策辯護和贊美，就是爲維護美國的霸權在出謀劃策。從這個意義上說，霸權穩定論其實並不是一種純正的國際關系理論，它更像是爲了維護霸權統治而提出的一種政策建議或政策指導。
然而，無論如何，美國在當今國際體系中的獨特地位是客觀存在的。要想更加深入地了解美國的對外政策，了解美國國際關系理論與美國霸權之間的聯系，霸權穩定論這道大門是非得進去不可的。
一、霸權穩定論的經濟闡釋
霸權穩定論提出，開放並且穩定的國際經濟的政治條件至少有三個。首先，一個或幾個國家必須進行經濟和政治領導；領袖國的任務是提供穩定的國際貨幣，促進自由貿易，確立管理國際商務的公平規則。其次，穩定的國際經濟必須建立在主要經濟大國的合作基礎上。第三，世界各國人民必須相信自由貿易和其他形式的國際商務對他們有利。而這三個條件中最重要的就是第一條。曆史經驗表明，沒有一個占主宰地位的自由強國，國際經濟合作極難實現或維持。在國際經濟關系中經常會有一些強大的誘因，驅使一個行爲體進行欺詐和損害其他行爲體，因此，很需要一個政治領導來發揮管理和執行政策的作用。
根據霸權穩定論，開放性的市場經濟創造出一種集體商品（或稱公共商品）。在國際關系領域，也存在著這種集體商品，比如最惠國原則基礎上的自由貿易制度--對一個國家減免關稅的待遇必須擴大適用于所有國家--就是一個典型的例子。穩定的國際貨幣也是一種集體商品。此外，對國際安全的提供與保障，也可以算作一種集體産品。霸權國有責任保證提供穩定的貨幣和開放貿易制度下的種種商品。因爲自由經濟體系不可能自行生存延續，而必須在長時期內通過占支配地位國家的活動加以維持。
此外，霸權國家的經濟可以發揮幾個對于世界經濟的運轉至關重要的作用。首先，爲了限制沖突，確保平等，或者創造和諧一致的環境，霸權國可以利用自己的影響建立國際機制。這種機制規定了哪些行爲是合法的，哪些行爲是非法的，從而防止欺詐和損人利己，執行自由經濟的各種規章原則，並鼓勵別國分擔維持世界經濟體系所需要的費用。其次，霸權國還必須在某種程度上管理彙率結構，並對各國國內貨幣政策進行一定程度的協調。此外，霸權國通過率先對外開放本國市場，可以推動其他國家經濟的發展，它的對外投資則爲發展中國家提供了工業化和經濟發展所必需的資金。通過技術轉讓和知識擴散，它向發展中國家提供了工業化和經濟發展所必需的技術和專門知識。總之，霸權國通過控制金融資本、特殊技術和自然資源，以及本身強大的軍事實力掌握了領導其國家經濟的手段。
霸權國建立和維持國際自由經濟的動機是什麽？霸權穩定論認爲，這主要是出于政治、經濟和意識形態上的利益考慮。爲了確保長期利益，霸權國願意爲支持國際政治和經濟體系而支付短期的和額外的費用。例如，在二戰後的二十年裏，美國把它的許多狹隘的經濟利益服從于盟友的經濟利益，避免利用自己的政治和經濟實力爲民族主義目的服務。
霸權穩定論的核心詞是"自由"，即：國際經濟是建立在自由市場規則基礎上的，例如開放和非歧視原則。霸權穩定論並不認爲沒有霸權國國際經濟就不能存在和運轉。顯然，國際經濟總是以這種或那種方式存在的。該理論強調的是，除非霸權國存在，自由主義的國際經濟秩序就不可能繁榮和充分發展。但是只有霸權存在，還不足以確保國際自由經濟的發展。霸權國本身也必須恪守自由主義的價值觀念。霸權國的社會目標和國內權力分配必須有利于國際自由秩序。霸權國和其他國家的國內經濟結構，是決定各國對國際自由經濟態度的關鍵因素。在霸權國不遵守自由主義市場規則的情況下，很可能出現帝國制度，對弱小的國家施加政治和經濟方面的限制。而且，主要經濟強國必須在支持自由制度的社會目標上完全一致。其他強國也必須對市場關系的發展感興趣，霸權國只能鼓勵而不能強迫其他強國遵守開放性世界經濟的規則。因此，自由市場體系的出現和發展必須要有三個前提條件：霸權國的存在、自由主義意識形態和共同利益。
從曆史上看，既有利于霸主領導，又有利于世界自由經濟興起的環境條件只出現過兩次。第一次，從拿破侖戰爭結束到第一次世界大戰爆發，是英帝國統治下的和平時期。由于中産階級在政治上獲勝，並堅持自由主義思想，英國可以施展它的影響，把世界經濟引入自由貿易的時代。英國經濟卓有建樹的榜樣，主要經濟大國普遍接受的自由理想，以及顯而易見的貿易利益，鼓勵了各國進行關稅減免談判，並且向世界市場敞開大門。美國與第二次世界大戰之後率先促進國際自由經濟秩序的建立，與英國在19世紀的情形頗有類似之處。美國及其盟國建立了體現著自由原則的關稅及貿易總協定和國際貨幣基金組織。而後，美國在減少貿易壁壘方面發揮了領導作用。在英國和美國的鼎盛時代，國際市場和全球經濟相互依存關系都擴大了。
現代福利國家的出現和自由主義的盛行，增加而不是減少了對政治領導的需要。在一個各國政府越來越只顧本國人民福利的世界上，執行以犧牲別國利益爲代價、讓本國人民獲得好處的政策的意向占了上風。建立在市場原則上的全球經濟和建立在國家幹預原則上的國內經濟之間固有的緊張關系，也迫切需要對國家政策與經濟的實踐進行更好的協調。
近幾十年來，這種政治領導（或曰霸主責任）一直由美國來承擔。從六十年代末期開始，美國越來越感到難以勝任。供需條件的結構性變化、美國的領導能力與願望的減退，終于使戰後自由國際經濟的局勢嚴重惡化。1959年以來，美國的消費已經開始超過儲蓄和投資。過多的個人消費和公共消費（包括軍事開支及對外政策開支），極大地削弱了美國的經濟。然而，由于美國在世界經濟中居于優勢地位，美國還能夠使進口的商品與勞務遠比其出口多得多，而且一直能通過美元輸出及向外國舉債來彌補長期的國際收支逆差。美國經濟的劇烈波動、蔓延中的保護主義的威脅以及美國經濟增長對輸入資本的依賴。這一切表明，美國的經濟領導權的確大大削弱了。
這是因爲，國際市場有其自身的運行邏輯，經濟競爭和價格機制驅使市場經濟邁向生産效率、經濟發展和各國市場一體化的更高水平。各國經濟實力的分布也會相應改變。所有這些決定了市場力量最終會破壞霸權，改變已有的國際政治經濟環境。因此，說到底，霸權體系本身最終總是不穩定的。鑒于內部和外部的原因，霸權國會逐漸喪失管理這個體系的意願和能力。霸權國國內消費和爲了保護該體系而支出的防務開支，要比國民儲蓄和生産性投資增長得更快，從而會初步削弱霸權國的經濟實力。普遍存在的"無票搭車"現象，以及其他國家實力的增長，既會使霸權國的實力相形見絀，又會進一步影響它維持體系的意願。
在霸權國衰落的過程中，由它支撐的一套國際機制也會逐漸式微，但是由于其他因素的作用--例如慣性的力量、缺乏替代方案、主要大國之間還有一定的共同利益或共同的社會目標—這套機制仍然有可能繼續維持一段時間。然而總的來看，在這個過程中經濟沖突將成爲世界經濟的主要特征，霸權國將不得不頻繁的處理各式各樣的國際危機，直到最終耗盡自己的力量，被危機吞噬。隨著霸權國的衰落，自由經濟秩序將遭到嚴重削弱。
二、霸權穩定論的政治分析
霸權體系是一種穩定系統內秩序的均衡系統，霸權國的實力爲系統的穩定提供了保證，並且爲弱小國家提供了財産和安全保護，霸權的成功一部分在于霸權國將自己的意願施加給弱小國家，一部分在于其他國家從中獲益並接受霸權國的領導。
霸權穩定的範例早就存在過，在古代最著名的例子莫過于所謂"羅馬治下的和平"。近代以來，在工業革命的推動下，又出現了所謂"不列顛統治下的和平"，英國以其絕對的經濟優勢和強大的海軍力量建立起一個日不落帝國，維持了一百年相對穩定的國際秩序。第二次世界大戰後，美國成了新的世界霸主。
然而，霸權穩定論者也承認，從來不會有什麽絕對穩定的霸權體系。各國發展不平衡乃是國際政治中的普遍規律。隨著各國實力的消長，國際體系、特別是霸權體系中將面臨變革的問題。
因此，國際政治中的變革問題就成了霸權穩定論關注的另一個焦點。
（一）霸權與國際體系
建立國際體系與建立任何一種社會制度或政治制度都是出于同樣的理由。行爲體進入社會關系並創立社會結構，都是爲了更多的謀求各種特殊的政治經濟利益以及其他各種類型的利益。盡管社會制度給所有行爲體的行爲都設定了各種約束，但是，它本質上最有利于該社會制度中權力最大的那部分成員的利益。然而，隨著時間的流逝，由于經濟、技術和其它領域的發展變化，各個行爲體的利益以及行爲體之間的權力平衡情況也必然發生變化，其結果是，那些從這個社會制度的變化中得益最多的個體行爲者和那些獲得權力來影響這種變化的個體行爲者，就會設法以符合自己利益的方式改變這種制度。因此，政治變革的前提，存在于現存社會制度與那些在該制度變革中受益最大的行爲體權力再分配的斷層處。研究國際政治的變革，就必須把重點放在國際體系這種社會制度上，特別要把重點放在政治行爲者爲了謀取更多的自身利益而作出的改變國際體系的努力上。
霸權穩定論提出了關于國際體系變革的五個基本假設。第一，如果沒有哪一個國家相信力圖改變一種國際體系是有利可圖的話，那麽這種體系就是穩定的。第二，如果預期利益大于預期成本的話，一個國家就將力圖去改變這種國際體系。第三，一個國家將通過領土、政治和經濟擴張的方法來謀求國際體系的變革，這種努力要到爲進一步的變革所付出的邊際成本等于或大于邊際收益的時候才會停止。第四，一旦達到了爲進一步變革和擴張所付出的成本和所得到的收益之間的平衡後，爲維持現狀所付出的經濟成本的增長就會趨向快于爲維持現狀所具備的經濟能力的增長。第五，如果一個國際體系中失衡的情況得不到解決，那麽這個體系就會發生變革，並建立一種反映權力重新分配的新的平衡。
如果一種國際體系中重要國家的利益及其相應的權力長期維持恒定不變狀態，或者是，如果權力關系僅僅發生照舊維持原有比例的分配的變化，那這種體系就能繼續保持均衡狀態。然而，無論國內或國際局勢的發展，都必然破壞這種現狀的穩定性。比如，國內各種力量聯合的變化，就可能有必要確定新的"國家利益"。但最容易破壞這種現狀穩定性的因素，還是國際體系內部由于政治、經濟和科技的發展，成員國之間實力發展造成的不平衡趨勢。這種勢力增長的差異最終導致體系內部發生權力重新分配的根本變革。由于各個國家利益的變化，特別是由于各國間實力發展的不平衡，國際體系就會有平衡轉向失衡狀態。造成體系失衡的因素具有對成本和收益兩方面的影響。一方面，軍事、技術和其他方面的變化增加了征服領土的利益或以其他方式變革國際體系的利益；另一方面，國際體系內各國實力發展的不平衡，使改變該體系所需要付出的成本也和以前不一樣了。在整個曆史進程中，國際體系變革的主要機制一直是戰爭，特別是霸權戰爭。只有在霸權戰爭塵埃落定之後，才有可能進行重新安排國際體系的政治、領土及其他問題的和平協議。
霸權穩定論認爲，一個國際體系包含三方面的內容，即多種多樣的行爲體、行爲體之間有規則的互動、以及對國際體系本身的某種控制形式。在當代，民族國家是國際體系中的主要行爲體，國家之間的互動日益深化，形成了相互依賴的關系。盡管有些學者認爲國際體系的一個基本特征是它的無政府狀態，亦即不可控性。然而，霸權穩定論認爲，至少有三方面的因素對國際體系的控制形式起到了重要作用。一是國際體系內各主要大國或大國聯盟的權力分配；二是國家間威望的不同層次；三是統治和影響國家間互動的一系列權利和規則。
國際體系的變革相應的也包含三個層次。行爲體之間以有規律的進程和互動形式發生的變化，是"互動的變化"。國際體系的控制或統治形式的變化，是"系統性的變化"。組成國際體系的行爲體性質發生了變革，是"體系的變更"，比如，從城邦國家體系到帝國體系的變化就是一種體系的變更。
霸權穩定論主要關注的是國際體系"系統性變化"的問題。這種變化包括權力在國際上分配的變化，威望等級的變化以及體系中具體規則和權利的變化。實際上，這種變化就是國際體系的那些居支配地位的國家和帝國的興衰變遷。
（二）國際體系的變革
一般來說，國際體系的變革方式無外兩種，一種是漸進的和平方式，表現爲談判、外交等等；另一種是革命性的變革方式，主要表現爲戰爭。在互動的層次上，漸進式的變革非常多，在體系層次上，"系統性的變化"和"體系的變更"通常以霸權戰爭來實現。
引起國際政治變革的主要環境因素有三個。一是交通與通訊方面的技術革新。這些革新減少了成本，從而增加了變革一種國際體系渴望得到的純收益；二是軍事技術和戰術方面的革新。軍事革新使一個特定的社會壟斷了先進的武器裝備和技術，大大減少了擴大統治區域的成本。由此而使這個社會對其鄰國具有相當大的優勢，並使之産生擴張和變革國際體系的動力；三是經濟方面的因素和動機。近代市場經濟的興起，特別加強了經濟因素在國際政治變革中的作用。這突出表現在規模經濟的發展和收益遞減規律的作用支配下，國家會産生強烈的擴張動力。
另一方面，國際體系本身的結構以及這種結構的變化，也是國家行爲至關重要的決定因素。這種體系結構約束國家行爲，並且對任何謀求改變國際現狀的行爲設定成本。
此外，國際體系的變革還有著深刻的國內根源。一個社會的特點，對它在有利于己的環境變化和權力的國際分配變動情況下出現的可能得益機會作出反應，是至關重要的。有些國家抓住了機會，造成了國際體系的變革，而有些國家則坐失良機。首先，一個社會的內部制度是它是否具有克服環境的局限性、利用環境機會的能力的最主要決定因素。其次，國內社會政治安排對個人的主動性具有極大的影響。最後，在社會是否有使之適應特殊環境變化和機會的能力問題上，國內安排的性質能賦予它某種相對的優勢或不利。
一個國家往往會采取領土、政治和經濟擴張的方式謀求國際體系的變更。曆史上，主要有過兩種擴張的形式。一種是帝國的形式，另一種是資本主義條件下的現代民族國家。在古代，國際政治的轉變形式突出表現爲帝國的周期。帝國周期的決定性因素是以農業爲基礎的社會結構。帝國時代的一個基本特點是財富的相對穩定性。由于沒有突出的技術進步，農業生産率保持在一個低水平上，經濟和財富增長的基本決定因素是土地的可獲得性和人與土地的比例。的國經濟趨向于成爲一種控制經濟，國家在其中控制和支配社會的産品和勞務。雖然帝國時代經濟英語的産生靠農業，但是分配卻經常受商業和遠程國際貿易的影響。因此，帝國周期的動力實際上是建立在原始農業和貿易關稅的經濟基礎之上的。在帝國周期裏，占支配地位的國家的興衰主要決定于軍事技術成本隨時間一同增長的趨勢以及軍事耗費所帶來的沈重的財政負擔。如果帝國不能成功地收縮，從而達到成本與資源的平衡，那麽它就將衰敗並被下一個帝國周期所取代。在當代世界，三種相互關聯的重要發展打破了帝國周期。它們是：在國際關系中作爲主角的民族國家的勝利；建立與現代科學技術之上的持續的經濟增長的出現；世界性市場經濟的出現。這些發展相互強化，導致帝國周期被歐洲均勢體系取代，到19世紀和20世紀又出現了霸權體系。
然而，還存在著一些對國家擴張勢頭加以制約的因素。曆史上最重要的制約因素莫過于氣候、地形、土壤肥力、疾病等自然障礙。限制一個國家擴張和國際變革的第二種抵消力量使對立國家的出現。結成聯盟抵抗一個正在擴張的國家的思想似乎是國際政治的一個普遍原則。此外，經濟、技術和其他因素決定了在一個特定曆史時代中政治實體的最適規模。不達到最適規模，國家便不能産生足夠的財力來保衛自己並生存下去。超過最適規模，規模成本就會增加，政治分裂、集中化指揮的問題就會削弱擴張國的力量，阻止其進一步發展。最後，一個國家的擴張還會受到國那政治變革的制約。諸如上層階層的價值觀和利益，來自增長和擴張的私人與公共收益間關系等因素，具有特別重要的意義。
一旦在國際體系中占支配地位國家的擴張勢頭停止之後，就會出現一種相反的趨勢：維持國際現狀的經濟成本比占支配地位的國家用于支撐其地位和現狀的財政能力上升得更快。換言之，受國內和國際因素的影響，占支配地位的國家不可避免地會趨于衰落。損害一個占支配地位的國家權力的最重要的國內因素是它的經濟增長率減緩。第二種導致經濟和政治衰落的內部因素是軍事技術成本增加的趨勢。第三，當一個社會變得更加富裕之後，私人公共消費的增長就會快于國民生産總值的增長。第四，政治政府和經濟增長創造的繁榮會導致社會的腐敗和道德淪喪。導致占支配地位國家衰落的外部因素和促成國家興起擴張的那些因素是同一回事。在衰落過程中，這些因素形成了兩種趨勢，一是政治統治成本不斷增加的趨勢；二是經濟技術領導地位喪失的趨勢。最終，體系內衰落國家和新興國家的不同增長率將導致一場決定性的權力再分配，從而造成體系的不平衡。
（三）霸權戰爭
在國際體系面臨失衡危險的時候，體系中占支配地位的國家就會采取行動試圖恢複體系的平衡。這時往往有兩種選擇，第一種、也是被經常采用的一種方法是霸權國尋求增加用于保持它在國際體系中地位所需的資源。第二種方法是它試圖減少原來所承擔的義務（成本），而不最終危害其國際地位。這兩種選擇有著不同的影響。增加資源維持霸權主要靠兩個途徑來實現：增加國內稅收或者強迫其他國家進貢。然而這兩種途徑都有可能激起反抗，所以是非常危險的。提高對現有資源的使用效率是一種理論上的最佳途徑，但是很多衰落社會都陷入一種腐朽與停滯的惡性循環之中，因而很難采用提高效率的方法。降低成本以使其與資源保持平衡的做法對許多國家更有吸引力。有三種主要方式來實現這一目的。第一是消除增加成本的原因（削弱或摧毀挑戰國）。第二是擴大安全較多但成本較少的防衛圈。第三是減少國際義務。
然而，無論如何，霸權穩定論認爲解決國際體系結構與權力再分配之間不平衡的主要手段是戰爭，特別是霸權戰爭。霸權戰爭是現存體系中大國相對地位轉變的最終測定。霸權戰爭有三個突出特點。首先，這種戰爭包含了一個國際體系中的一個或幾個占支配地位的國家同新興的一個或幾個挑戰者的直接爭鬥。其次，具有重大厲害關系的基本問題是對這一體系的統治以及該體系的本質。第三，由于體系本身的合法性受到了挑戰，霸權戰爭是無限的爭鬥。而每一種國際體系都是這種霸權戰爭之後領土、經濟和外交重新結盟的産物。不過，這並不意味著一場霸權鬥爭將立即使一個新的霸權國家和一個更新的世界秩序崛起。繼之而來的也可能是一種混亂狀態。
既然曆史已經一再昭示，戰爭會給人類帶來巨大的損失，既然20世紀出現了足以毀滅人類的核武器，那麽，今後國際體系能不能通過一種和平的方式變革呢？一般認爲，和平變革若要成功，需要兩個條件。首先，對國際現狀挑戰的國家必須能夠給該體系中的占支配地位的國家帶來威脅和壓力。如果不是這樣，就不能促使那些占支配地位的國家去改變國際現狀。其次，由于占支配地位的國家從現狀中獲益最多，所以它們更有道義上的責任來作出較大的讓步，以取得成功的妥協。然而，霸權穩定論提出，和平的國際變革在一個國際體系內是可能實現的，而要對一個國際體系進行根本的改革則是非常困難的。還沒有任何一個例子能說明一個占支配地位的國家願意向新興強國讓出國際體系的統治以避免戰爭。雖然人們期望和平，但這不是他們最高的價值。通觀曆史，社會還把其他的價值和利益之與和平的願望之上。從這個觀點上來看，和平變革的任務並不僅僅是保證和平，他將促進轉變並獲得一個保證基本價值的和平。如果沒有共同的價值觀和利益，和平變革的途徑就很難取得成功。而現實是，幾乎沒有什麽證據能夠說明那種統一的人類價值觀與利益已經取代了構成當代世界相互競爭的集團和主權國家的價值觀和利益。
因此，霸權穩定論者不無悲觀地指出，當今世界國際關系的基本問題仍是對國家之間權利發展不平衡的後果進行和平調整的問題，由于世界正處于從一個腐朽的國際體系內創造另一種國際體系轉變，所以戰爭和暴力的可能性依然嚴重存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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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霸權穩定論到單極穩定論：冷戰後新現實主義的回歸＞王義桅 唐小松
【內容提要】冷戰結束以後，有關世界秩序及戰爭與和平的判斷成爲美國學術界和政論界的熱門話題，各種理論和說法風起雲湧、爭執不斷。新近提出的單極穩定論是世紀之交爲結束"後冷戰時代"爭論的總結性論述，是新古典現實主義的重要論斷。這一理論提出，冷戰後的世界體系是美國主導下的單極世界，這一單極世界不僅是有利于和平的，而且是持久的，因而是穩定的。從淵源上看，它是霸權穩定論、機制穩定論的邏輯發展和新現實主義的時代回歸;從實踐上看，是冷戰後美國的世界地位和國際力量對比的折射。說到底，單極穩定論就是冷戰後美國主導下的世界秩序穩定論，是"美國治下的和平"這一提法的理論翻版和時代診釋。主張多極化的中國學者應該拿出自己的多極穩定論。
對世界的單極或多極性判斷的問題不僅是一個學理問題，也是一個戰略問題。有鑒于此，它從來就不僅僅是一個對事實及未來發展趨勢的推斷，還常常爲一種感情上的意願所驅使。蘇聯解體導致了自二戰以來國際權力關系的最大變化。隨著莫斯科從權力位置上的突然滑落，塑造主要大國安全政策的達近半個世紀之久的兩極結構消失了。美國成了僅存的超級大國。現實主義評論家查爾斯?克勞特哈默旋即認定，前所未有的美國權力"單極時刻"已經到來。
然而，俄羅斯、中國、法國、印度和許多第三世界國家卻寧願相信世界必然走向多極化，並極力在國際社會倡導和推進多極化進程，在這點上各方存有默契和相互支持的態勢。它們進而認爲當今世界的主要矛盾是美國的單極化企圖與多極化發展趨勢的對抗，在戰略制定上也以多極化爲指導。
學者們更是走在了時代的前列。當學者們頻繁談論單極時，他們的焦點總是強調其"非持久性(短命性)"。對新現實主義來說，單極是所有結構中最不穩定的，因爲任何力量的極大集聚都會威脅其他國家，導致後者采取行動，恢複平衡。另一些學者則認爲，力量的集中有利于和平，但他們對美國優勝地位的持久性持懷疑態度。
然而，有相當一部分美國學者越來越傾向于認爲，冷戰後的世界是美國主導下的單極世界。美國喬治城大學的威廉?沃爾弗斯進而在《國際安全》雜志上發表《單極世界的穩定性》一文，對現有的傳統觀點—即認爲權力的分配是不穩定的並容易導致沖突—提出了挑戰，不僅從理論上詳細論證了單極世界存在的事實性與合法性，而且以一種安慰的口吻說明了單極世界的和平性與穩定性。單極穩定的思想雖並非始出沃爾弗斯，但"單極穩定論"從時代內涵上大大發展了金德爾伯格早在70年代提出的"霸權穩定論"，並直接爲美國對外幹涉主義進行理論詮釋，值得認真研究。
一 單極穩定論的邏輯
沃爾弗斯對單極穩定論的論證主要分爲兩大步驟:一是證明冷戰後的世界是美國主導下的單極世界;二是證明這一單極世界是穩定的。他把"穩定"定義爲和平與持久，故此，單極穩定論就由"單極是和平的"和"單極是持久的"這兩大分命題所組成。
(一)孤獨的霸權:這一體系是單極的
作者首先認爲，單極是一個國家的能力大到不能被抗衡的一種結構。單極結構不能與擁有一個特別強大的一極國家或只擁有一個主要大國的帝國體系的多極或兩極體系相混淆。接著，通過縱橫比較和定量、定性分析，作者發現，冷戰後的美國處在"高處不勝寒"的境地，前不見古人，後不見來者。
(二)單極是穩定的
1.單極是和平的
作者認爲，單極不易使大國間發生戰爭，比較而言能減低爲威望或安全而進行競爭的烈度。原因有二:一是起領導作用的國家的實力優勢從世界政治中排除霸權競爭的難題，降低主要大國之間權力平衡政治的重要性和賭注。這一觀點基于兩種著名的現實主義理論:霸權理論和均勢理論。霸權理論和均勢理論都指明了權力的極大集中支撐著和平結構這一前提。均勢理論告訴我們，極數越少越好。因此，一極是最好的，大國之間的安全競爭也應該是最小的。霸權理論告訴我們，一個領導國家的綜合實力結構占有清晰的優勢應該排除對統治地位的爭奪。一言以蔽之，在單極情況下，大國之間爲安全和威望進行競爭的動機相對來說要少些。
二是大國間的霸權競爭和安全競爭不可能出現在單極情勢下。美國居領導地位的全面優勢意味著，目前體系中的重要沖突源—爭奪國際體系領導地位的霸權競爭—是不存在的。其他強國沒有資格采取任何政策覬覦在一次戰爭或一次曠日持久的競爭中，將其成功寄托于壓倒美國勢力之上，也不可能有任何國家會采取招致美國極大敵意的舉措。同時，單極化減少了其他大國間的安全競爭。作爲體系的領導者，美國擁有維護安全的手段和動機，以便減少地區安全沖突，限制其他大國間代價昂貴的競爭。對後者而言，只要其預期的維持力量平衡的代價得以抑制，那麽，處于次等地位的國家就會默認單極強國的領導。
2.單極是持久的
作者認爲，單極基于兩個臺柱。一是絕對規模和總體實力差異把美國與其他國家拉開了距離;二是地理位置，美國是被兩大洋將其與其他大國隔離開來的近海強國，在戰略與安全上具有得天獨厚的地理優勢，因此它可以保持自己的優勢而不會冒被抗衡的危險。
接著，作者反駁了對單極穩定論的詰難。這就是，學者們從三個方面認定單極要終結:其他國家的抗衡、地區一體化和實力的差別增長。作者認爲，這三者沒有一個可能對將來産生結構性的改變，並闡述其理由如下:
第一，結盟不是結構性的。"因爲結盟比國家在國際上産生和配置實力的效能要低得多。......單極體系下出現勢均力敵是不可能的。一旦這種情況成爲可能，那麽這一體系不再是單極。......縱覽世界曆史就會發現，要使反霸聯盟協同起來是何其的困難。關鍵的一點是，過去的反霸聯盟是在反對集中位于大陸的國家（如法國、德國和蘇聯）的基礎上形成的這些國家都相對隱晦地對其鄰國構成安全威脅。而形成一種均勢來反對一個業已獲取單極地位的近海國家(美國)就更爲困難。"
第二，形成新的地區性單極得不償失。"德國、俄羅斯和中國、日本分別在各自區域建立起單極統治時，才會爲兩極或多極化創造必要的條件。"作者認爲這事實上是不可能的。
第三，權力的擴散。"聯盟不可能改變體系的結構。只有不平衡的權力增生才能將單極時代劃上句號。......單極的命運取決于主要大國相對增長率和革新能力。......目前，有利于美國的這種(實力)差距是前所未有的，而且維持單極局面的能力水平只需不到衆多分析家認爲的50%就足夠了。"
第四，均勢不是國家造成的。"現在一些重要國家比以前的兩極情勢下具有更多的回旋余地的事實，並不表明單極已經讓位于某種新的多極形式。兩極秩序的結束減少了地區安全的相互依賴，增加了一些地區大國的強度。但是‘極'並不僅僅指地區大國的存在。今天，在這個多行爲體的世界舞臺上，沒有任何其他大國的反應能極大地影響美國的行爲。......關鍵問題是，地區和次強國家的競爭不應與朝多極發展而重建體系的那種平衡相混淆。"
在完成對其"單極穩定論"這一命題論證的基礎上，作者得出了他的結論來表明對學術與戰略的挑戰。
作者認爲，我們正生活在現代世界的第一個單極體系之中。"單極"不是"過眼煙雲"，而是世界政治中根深蒂固的情勢，有持續數十年的潛能;鑒于單極利于和平以及至少有延續數十年的可能性，我們應該集中精力扶它上路。他于是提出了自己的主張和建議:
第一，不再把我們的時代稱爲"冷戰後時期"。"單極化已接近其10歲的生日。局面的模糊性已揭開了面紗，現在只有一個大國形單影只，高高在上。把目前的時代稱做真正的美國統治下的和平(Pax Americana)時期可能使一些國家不快，但它能反映現實，而且集中關注與美國大戰略相關的勝算。"
第二，做得太少比做得太多危險更大。"基于權力的分配情況，美國朝幹涉主義邁進是可以理解的。在諸多情況下，美國的幹預是爲‘需要'所驅使，因爲人們期望體系中有一個較清晰化的領導。......美國的介入對體系的有效運轉是必要的。......美國的角色越是有效，則體系越是持久。相反，如果美國不能將其潛能轉化爲維護秩序所需的能力，那麽大國爲權力和安全而爭鬥的局面很快就會重現。"
第三，美國不應誇大代價。"基本權力分配越是明朗，其他國家越是不大可能以軍備競賽或危機的方式來檢驗這種分配。因爲目前權力分配有利于美國的局面是前所未有的清晰和全面，其他國家可能會這樣認爲:抗衡是得不償失的，而且很可能遭受滅頂之災。......當然，單極是一種在大國之間的能力分配，它不會解決世界的所有問題，而是把過去大國面對的兩個主要問題—安全和威望競爭—最小化。"
考察美國在二戰後所推行的戰略及其理論主張，我們不難發現，沃爾弗斯提出"單極穩定論"並不是空穴來風。從淵源上，它是冷戰後國際秩序理論的發展和新現實主義的時代回歸;從實踐上，它是美國在冷戰後世界中的地位和國際力量對比的折射。
二 國際秩序理論的三次超越:
霸權穩定論—機制穩定論—單極穩定論
近代以來，世界的傳統模式長期構築在"霸權穩定論"基礎之上，追求霸權被視爲國家對外政策的重要目標，維持霸權則爲維持秩序的惟一選擇。
但作爲一種系統化的理論，霸權穩定論是對20世紀30年代經濟大蕭條時代的理論總結，從邏輯基礎上是"不列顛治下的和平"(Pax Britannica)轉向"美國治下的和平"(Pax Americana)的象征和標志。它的基本觀點包括:"有霸則穩"說、"霸權提供公益"說、霸國維護國際體制"說、"霸國自我限制"說、"小國剝削大國"說、"無霸不穩"說。其核心是有霸則穩，無霸不穩。霸權穩定論起先應用于國際經濟領域，從70年代初期開始又被莫德爾斯基、吉爾平等擴展到軍事、安全等領域，形成"政治——軍事霸權論"。
1976年，H.V.B.克利夫蘭與J.L.庫克通過研究兩戰之間的曆史，首先對"霸權穩定論"提出挑戰。70年代末，隨著西方國家協調性加強，霸權穩定論進一步受到挑戰，批判理論自此興起。批評者的視角從體系層次的力量對比關系延伸到具體國家內部，從經濟領域延伸到政治領域。到1984年羅伯特?基歐漢提出"霸權後合作論"，批判理論實際上已誤入歧途。因爲霸權後合作論既肯定霸權的穩定作用，又否認霸權衰落後國際體系陷入崩潰的可能性，充其量是肯定70年代西方國際合作的現實，以消除西方國家的悲觀情緒，並鼓勵加強合作。
傳統的霸權穩定模式建立在強制性的權力基礎之上，既不平等也不合理，容易因非霸權國家的抵制和反對而瓦解。隨著經濟全球化時代的到來，冷戰的結束，在相互依存的世界裏和國際關系轉型時期，只有確立起合理的國際關系原則和規範化的國家行爲准則，並在國際關系實踐中有效地貫徹這些原則與准則，才能建立起較爲穩定的國際秩序。于是，20世紀80年代中後期以來，羅伯特?基歐漢等人逐步修正或放棄了自己的霸權穩定論主張，轉而成爲機制穩定論的代言人。
國際機制(international regime)概念的提出，在理論和實踐上均具有重大價值，它不僅突破了國際關系傳統理論中現實主義和理想主義陣線分明的思維局限，也在實踐中超越了過時的霸權秩序觀、狹隘利益觀和絕對權力觀，提倡合作的理念、理性預期的理念、合乎現實的"道德主義"理念、效用的理念、法制的理念、約束的理念、相對主義的理念等有價值的基本理念，反映了時代的進步和國際關系的民主化發展。
國際機制以參與國的認同和接受爲前提，至少在規則上各國的發言權是平等的，大多數參與國可以利用有關規則增進自身的比較利益或長期利益，加之其較強的適應性，因而較之霸權穩定論更能夠通過動態調整和完善而使新的秩序得到相對的穩定。
然而，機制穩定論畢竟是在理想與現實、理論與實踐的二元張力下運作，暴露出國際機制的種種不完善性。這些不完善有的是源于機制設計本身，包括機制功能的脆弱性、決策和操作程序的不完善性、結構層次的不明確性等;有的源于機制操作上的困難和運作上的"異化"傾向，例如經濟機制和政治機制發展的不平衡性、機制改革和完善的滯後性、機制平等和公正的有限性等;但最根本的還在于各國主權的平等性要求及其曆史與現實中所反映出來的實力的矛盾上，機制在"一刀切"的過程中就會形成國家幹預中所暴露出來的"合法性困境"問題。由于當前國際機制中的大多數要素是對過去傳統的承襲，特別是在當前意識形態色彩淡化、國家利益色彩凸現的新現實主義世界中，西方世界基于其傳統的實力(包括硬實力和軟實力)優勢，客觀上在機制構建和運作過程中占據著主導地位，國際機制並沒有徹底走出西方式強權法則和等級制陰影，也沒有真正建立在協商和平等基礎之上。這一取向，使得國際機制在構建進程中蘊含著強烈的制度霸權色彩。
冷戰結束以後，建立世界新秩序的主張曾一度爲各國所鍾情，冷戰的得勝方普遍相信前所未有的"單極時刻"已經來臨，而其他方則認爲多極化才是代表後冷戰時代國際關系發展趨勢的潮流與必然，多極的世界才能帶來國際社會的和平與穩定，雙方由此展開了激烈的爭論，在實踐中暗暗較勁。
于是，在20世紀末，正當人們沈醉于全球問題和國際政治經濟化及國際經濟政治化所推動的國際機制建設與"單極—多極"理念的對抗時，如上所述，新古典現實主義(Neoclassical Realism)的主要代表人物之一威廉?沃爾弗斯提出了他的"單極穩定論"。
與認爲體系因素總是占主導地位的"攻勢性現實主義(offensive realism)"和較溫和的認爲體系因素只驅動某些國家行爲而不影響其他方面的"防禦性現實主義(defensive realism)"不同，新古典現實主義可認爲是現實主義在冷戰後時代的回歸。此流派明確地將國內與國際體系變量結合起來，將古典現實主義思想某些觀點系統化、現代化。其要旨是:一國的外交政策的範圍和抱負首當其沖地受國際體系、特別是相對的"物力潛勢(material power capabilities)(即有形的力量，或‘相對實力')"的驅使，相對的物力確定一國外交政策的基本標軸，這是其成爲現實主義的理由。然而它同時又指出，就中短期而言，國家外交決策未必恪守"客觀實力"原則，對實力的分析還須審視與社會有關的力量和國家結構，因爲此類因素常常影響外交政策決策中的國家資源分配的比例。因此，從這一意義上講它又叫"新古典主義"。
"單極穩定論"就將美國的體制、實力地位同世界秩序與世界體系緊密地聯系在一起，它超越了"曆史的終結"、"民主和平論"等所流露出的西方世界贏得冷戰勝利後的陶醉和"大戰過時論"、"經濟相互依賴和平論"對全球化時代的樂觀估計，也超越了"霸權穩定論"的羞澀和理論圓滑，而是赤裸裸地爲美國的霸權存在壯膽和對外幹涉鳴鑼開道。其邏輯是，如果單極是穩定的，那麽爲維護單極所采取的一切手段(包括戰爭)就是有利于穩定的，因而也是合法的。因此，單極穩定論是一種危險的理論。
三 冷戰後美國的極化思想
提出"單極穩定論"並不表明美國只對單極感興趣。事實上，從20世紀50年代開始，美國學者就展開了關于多極化的討論。冷戰結束以後，關于單極與多極化的爭論再次成爲現實主義者的熱門話題。
在冷戰年代，"現實主義的流派一致認爲，國家權力分配是政策的最重要方面，但對哪一種分配方式最穩定卻存有分歧。有三種可能性結構:多極、兩極和單極。古典均勢理論家傾向于前者，新現實主義者鍾情于第二者，而其他流派贊成後者。"
冷戰結束以後，有學者就認爲，由于體系較爲穩定，美國在全球層面上享有的單極主導實際意義不大，地區的力量對比或是均勢才更有意義。美國力量一旦分散到各個地區，就不再具有優勢，只是地區多極結構中的一極。因此，"今天全球的單極化與地區的多極化同時發生。"另有學者更進一步明確指出，"從戰略來看，兩極並未讓位于單極，也還未讓位于多極，而是讓位于一系列的地區次體系，一系列毗連的國家在其中交互作用。......隨著超級大國競爭的結束、蘇聯帝國的解體、美國權力的削減，這種更傳統的戰略互動模式將再次占統治地位。"
這樣，不管怎麽說，在相當長的一段時間內，承認多極化趨勢已成爲冷戰後美國政論界的主流。美國學者胡斯曼曾將冷戰後美國政論界(包括學者與政界)劃分爲民主主義、新現實主義和制度主義三個流派，認爲除民主主義派之外，具有新現實主義和制度主義傾向的學者與官員，即政論的大多數人都承認多極化趨勢。
當然，我們看到，美國強調的多極化趨勢與中國、俄羅斯、法國等國所認爲的有所不同。前者更多地局限于地區性權力結構的崛起，而後者則是就世界範圍內的力量對比來說的。這就蘊涵著一個事實，即單極化仍然是主導美國學界和政論界主流的理念，多極化趨勢只是在提示美國行使其單極"領導"地位時所應充分注意到的一種趨勢。因此，"單極穩定論"可以說是面對冷戰後的多極化趨勢美國試圖保持其單極世界的輿論反映。
單極穩定論不僅是就單極本身而言的，更由于是美國處于這一單極的位置。正如羅伯特考克斯在評述國際機制論時所強調的那樣，美國霸權之重要，不僅是由于霸權的存在，還在于美國本身。因此，單極穩定論也是這種美國例外主義(exceptionalism)的反映和冷戰後美國世界地位的折射。
四 誰的單極—冷戰美國地位的變化
美國的極化思想始終同美國的實力地位緊密地聯系在一起，可以說是美國的世界地位和國際力量對比意識的流露。
對于冷戰後美國的世界地位，不同的學者看法有所差異。樂觀的國際關系政治經濟學者認爲，"美國在所有四種主要全球結構—安全、生産、金融和知識這些方面都占有優勢地位。因此，國際研究應確立一種供美國決策者采用的帝國理論，如果這些研究有任何現實基礎和實際用途的話。"美國經濟持續100多個月增長極大支持了這種樂觀主義。順便指出，美國興衰論很大程度上就爲美國經濟(尤其是經濟增長和經濟競爭力)狀況所左右。
清醒的現實主義者則認爲，"世界權力結構不再駕馭地區權力結構，就像冷戰時期一樣。現在全球單極化與地區多極化是保持一致的，除了美國沒有哪一個國家能在世界上完全集結大量的軍事力量，但這獨有的實力由于在各地的介入性義務，其力量被分化了。雖然美國仍處于軍事前列，但沒有盟國合作爲其鋪墊基礎，它在許多方面是一事無成的;加之，由于沒有了其他超級大國與之抗衡，美國的軍事力量也正在萎縮，很可能大大低于冷戰時的基線。"
故此，美國將交替運用四種代表性的戰略傾向，即新孤立主義(Neo-Isolationism)、選擇性介入(Selective Engagement)、合作安全(Cooperative Security)或曰多邊主義(Mutualism)、支配性(Primacy)戰略，以推行其"世界領導"意志。然而，從世界發展趨勢來講，多極化與全球化是對美國全球戰略的兩大挑戰。1999年9月15日發表的《新世紀美國安全報告》提出:"新型強國—一個國家或幾個國家聯盟—將越來越約束美國的地區性選擇並限制其戰略影響。"美國學者也紛紛獻策，建議美國爲21世紀制定應付多極狀態的總體戰略。而由全球化發展所導致的威脅的非對稱性也日益困擾著美國政府。
許多學者就此指出，"美國在世界範圍內沒有確定的戰略敵人，推行霸權的最大障礙是它自己。"比如，著名的國際戰略分析家布熱津斯基就認爲，"對美國特別的全球角色的真正挑戰越來越多地來自內部而不是外部。實際上，美國的主要薄弱部位可能不是被其對手的有形挑戰所突破，而是被它自己文化形成的無形威脅所突破，因爲這種文化在國內越來越削弱、渙散，分化美國的力量乃至使其癱瘓，同時又引誘和腐蝕外部世界乃至使其異化和革命化。"
沃爾弗斯在文中也寫到，"歐洲日本和中國的興起是不可能結束單極體系的，盡管學者們希望如此......美國國內制度‘只顧眼前'的本性或許是對單極穩定的首要威脅。"
似乎，一切就要看美國的了，冷戰後的世界秩序由"單極穩定論"來說明。這樣，沃爾弗斯的立論以威脅的口吻威懾可能的挑戰者，以安撫的姿態說服"搭便車"者，無非是爲表明這一事實，即單極世界的穩定就是美國主導下的世界秩序的穩定。主張多極化、倡導建立國際政治經濟新秩序的中國學者應該早日拿出自己的多極穩定論以批駁其悖謬。
http://fanleo.bokee.com/1138469.html
葛蘭西、霸權、與教育社會學
義大利新馬克斯主義學者葛蘭西（Antonio Gramsci, 1891-1937）在多個人文及社會科學都產生極為重要的影響，葛氏提出「霸權」(Hegemony)的概念，幫助我們分析國家權力如何形成；了解文化如何鞏固不平等的社會關係；思考反抗社會宰制的可能策略。葛蘭西受義大利黑格爾學派的歷史學大師克羅齊(Benedetto Croce)。克氏指出人類觀念(ideas)及知識份子在推動歷史的重要性，否定歷史有所謂定律。早年葛氏成長於貧困，以農業為主的撒丁島（Sardinia）；二十歲時離開家鄉到義大利北部工業重鎮都靈(Turin)唸大學，同時參與工人運動。義大利南方與北方、城市與鄉下、以及工人及農民等差異使葛氏在成為馬克思主義後不致抹殺地域矛盾及被壓階級的內部分岐對歷史發展的影響。葛氏是義大利共產黨的創辦人之一。義共成立後面對著法四斯主義的崛起，迫使葛氏放棄教條式的馬克思主義，思考在具體的義大利歷史情境中應取何種革命策略。這些背景使葛蘭西對社會矛盾的多元性及複雜性有極深刻的認識，體會到理論的思辯不能取代具體的歷史分析。
根據波蘭學者Leszek Kolakowski 的觀點，葛氏早年思考的重點是被壓迫的群眾如何反抗的問題；後來參與工人運動受挫敗，看到義共受法西斯政府打壓，使他轉而思考統治階層如何維持其統治權力。換言之，早期葛蘭西傾向從下而上的分析角度；後來則是較從上而下的。但無論如何，貫穿葛氏理論的是「霸權」概念。根據葛氏的看法，統治階層不能單靠武力(force)維持其權力，他們必須要使人民對現存的情況產生同意(consent)，甘願接受統治階級的統治。為了達到這個目的，他們必須考慮被統治者的利益，注意他們的文化、價值觀。然後對人民作出讓步(concession)。
葛氏認為統治階層的讓步必須是多方面的。首先，他們必須在經濟的層面使人們的物質生活得以改善，與統治者一樣成為現存制度下的既得利益者。然而，葛氏認為更重要的是需要在文化層面上作出讓步，具體的做法是要將被統治者的文化，價值觀等吸納重組，使之成為對統治者有利的道德觀及世界觀。葛氏稱之謂道德及知性的領導(moral and intellectual leadership)或文化霸權(cultural hegemony)。這觀點極其重要，因為它指出了統治者必須吸納改造被統治者的文化；對低下層人民的文化排斥打壓只會帶來更大的反抗，危害統治權利的合法性。
葛氏對文化霸權的分析，使我們注意到文化及意識型態的重要作用。根據傳統馬克思主義的講法，文化及意義識型態是屬於上層建築的部份，它是受經濟結構所決定，對歷史發展是無甚重要性的。然而葛蘭西卻指出文化霸權決定了統治權力的維持。由於文化領域的重要性，它成了敵對政治力量的角力場所，抗爭的結果影響了歷史的發展。雖然葛蘭西不否定經濟及其他客觀的結構因素的影響，然而他不認為它們能決定文化及意識型態領域鬥爭的結果，因為策略（strategy）的使用亦甚為重要。因此，反抗者必須小心思考誰是主要敵人，誰是可以爭取合作的朋友，以及如何通過文化吸納改造而擴大反抗力量。
葛蘭西的霸權理論使他強調公民社會(civil society)的重要性。概括而言，公民社會是相對地獨立於國家機器及經濟的、擁有一定自主性的民間組織。統治階級層除了需要握國家機器，還需要贏得公民社會，換言之，就是要得到民間組織的支持，反過來說，要反抗資本家及國家霸權，工人階級也必須在公民社會下功夫，儘早爭取民間組織支持，傳播有利工人階級的文化。
由於文化及公民社會的多元性及複雜性，統治階層及反抗者都不可能將整個文化系統及所有的社會組織都吸納過來，他們只能就策略的需要而選擇性地吸納部份的文化價值觀、爭取重要的社會組織。英國學者Raymond Williams其後豐富了葛蘭西的理論。他指出文化系統包括三個主要部份：(1)被統治階層吸納了的霸權主導(hegemonize-dominant)部份，(2)反抗統治階層掌控的抵抗(oppositional)部份；及(3)暫時被統治者反抗者擱置在一旁的剩餘(residual)部份。葛氏一定會同意這三部份的界線是不斷改變的 -- 原是抵抗及剩餘的文化及價值觀有可能被吸納成霸權主導；原屬霸權主導的也可能因形勢轉變而變成對抗或剩餘。
葛氏的霸權理論對教育社會學研究有極其豐富的意涵。由於他強調文化意識型態對權力的影響，使我們亦要重視教育的重要性。（這兒所指的教育包括廣義的觀念的傳播，及狹義的學校教育。）受到葛蘭西的影響，Michael Apple 以文化吸納(cultural incorporation)的概念分析英美兩國的新右派如何利用大眾的常識(common cense)，恐懼(fear)及價值觀等在教育領域達到宰制的目的。此外，葛蘭西調社會力量的多元性及階級力量錯縱複雜的結盟及對立關係，提醒許多新馬克思主義學者不要以機械的經濟決定論的方式了解學校教育。
雖然葛蘭西對教育社會學研究有重大的意，然而，我們在應用他的理論時還是需要注意到他的幾個盲點。首先，作為馬克思主義者，他的理論出發點是階級。雖然葛氏較絕大部份的馬克思主義者重視社會矛盾的多元性，對其他的宰制關係(例如法西斯主義)亦有深入的討論；然而，也許是受他的時代及義大利歷史情況的限制，葛蘭西沒有運用霸權理論討論一些今天我們認為極其重要的社會矛盾 --- 例如性別、族群、國族主義、及性傾向等。此外葛蘭西強調策略分析，也有可能陷入理性主義的困局 --- 只看到政治動者有意識的行動如何影響著不同群體之間的矛盾，或合作的關係；忽略了無意識的行動及未有預期的後果(unintended consequence)對身份認同、社會運動、及權力關係影響。這是霸權理論需要進一步發展的方向。
http://www.nhu.edu.tw/~society/e-j/11/11-7.htm
《資本主義美國的學校教育》
http://mypaper.pchome.com.tw/news/souj/3/1305683758/20080410062751/
“霸權理論”與電視意識形態宰制論＞陳 龍
內容提要： 電視意識形態宰制論作爲電視文化批評中的一種主流理論受葛蘭西的霸權理論影響較大，霸權理論中核心的觀點是支配權不是通過剪除其對立面來實現的，而是通過將對立一方的利益接納到自身來維系的。對于電視媒介而言，它也體現這一特點，電視意識形態宰制論認爲，電視是制造優勢文化的一個重要媒介，它所傳達的是具有宰制性的意識形態；電視文本中宰制意識形態格局的形成，與電視媒體和優勢階級之間的相互聯系有密切的關聯；作爲傳達意識形態的媒介，電視能有效地發揮其作用。意識形態宰制論在80年代中期漸漸失去其市場，80年代以來的一些學者對其提出質疑和討論，推動了電視文化的另一主流理論--多元釋義論的誕生。
電視意識形態宰制論是70年代以來西方電視研究中，特別是批評研究中的主流理論之一。電視意識形態宰制理論(dominant ideology thesis)的産生有著自身的文化背景。電視發明于20世紀初，作爲一種文化媒介，它一出現就被資本主義商業所看好。收看電視是一種“低參與行爲”，這成爲廣泛群衆性的基礎，人們在觀看活動中分享電視節目中的共有文化，與此同時在久而久之的觀看活動中建立起共同的社會意識框架。資本主義商業化操作與電視接受的大衆化一拍即合，形成20世紀大衆文化的新格局，電視在20世紀70年代以後成爲最有滲透力的媒介。電視在統一意識形態方面的功能逐步被認清，此時文化研究派試圖從結構主義那裏借鑒方法，來解釋電視所産生的文化社會現象，而結構主義重“結構的整體”，重視整體的決定作用，忽視對人的意識和經驗內容的構成，忽視人的意識經驗構成過程的複雜性，形成了當時學術界的所謂“阿爾杜塞傾向”，把整體社會的意識形態功能誇大到十分絕對的程度，難怪後來的湯普森批評說阿爾杜塞的結構主義馬克思主義實質是一種新的神學，它把文化批評導向了一種死胡同。
于是，人們從葛蘭西的學說中尋找理論依據。葛蘭西與阿爾杜塞的意識形態學說不同點在于它未把意識形態與人類的主觀意圖截然分開，在某種程度上克服了文化研究中“文化主義”和“結構主義”的對立。在葛蘭西的學說中，對電視文化研究影響最大的莫過于他的“霸權理論”，而他的媒介霸權論的核心觀點是，媒介不斷炮制強大的具有霸權地位的意識，但同時亦允許較爲弱勢的多種多樣的意識出現。
葛蘭西的理論十分有利于媒介分析，因爲他認爲媒介意識形態可以生産和再造，同時他也抛棄了古典馬克思主義中的媒介工具論和經濟決定論。班尼特在總結葛蘭西“霸權論”的影響時指出，一、它否認一切文化都是階級性體現的階級本質主義；二、它超越了精英主義完全批判的立場和平民主義完全無批判的立場；三、它強調“文化實踐的政治和意識形態闡述”的多種可能性，使人們認識到某文化實踐並不恒久地負載著某種特定的意識形態含義。四、葛蘭西對階級決定論的摒棄使文化研究能夠將視野擴?展到文化鬥爭的其他領域，如階級以外的性別、種族乃至年齡壓迫等。
在葛蘭西的影響下，霍爾對媒介意識形態的研究做了許多深入細致的工作。他所著力探討的問題是，西方國家的大衆傳媒是如何生産出這種“普遍贊同”的“一致輿論”的。霍爾指出在資本主義社會裏，一致的輿論是由媒介或部分由媒介生産出來的。當然他也認爲這種生産過程是異常複雜的，因爲資本主義國家的傳媒一般是獨立于公開的壓制和限制的，也不會赤裸裸地去鼓吹占據支配地位的意識形態霸權。霍爾也指出，在二者之間存在著一種微妙的結構關系，它使傳播媒介既能保持某種獨立，又能遵從占支配地位的文化規則。“它不會圍著權力的指揮棒轉，也不會有意識地使自己對世界的描述符合占統治地位的規定，但它必須是對之敏感的，而且只能在其中才能合法地生存下來，它必須在普遍的範圍之內或‘大家卻贊同’的一致輿論的框架內生存下來，它使自己適應于這種一致的輿論，傳媒成了生産‘普遍贊同’的一個組成部分。”所以，在霍爾看來，傳媒中某些看似具有個性特征的不同聲音，實際上不過是在某種意識形態的框架內部形成的，它本身已受了這種意識形態(思想)體系的影響。
從霍爾的研究中，不難看出葛蘭西的影子。如何理解大衆文化、如何理解大衆文化的傳播，按照葛蘭西的理論，必須從社會秩序或國家形成及維系的過程來了解。葛蘭西的霸權論對媒介批判理論有三個方面的啓發：第一，必須弄清占統治地位的階級對媒介的控制方式及程度；第二，必須了解媒介生産的基本結構；第三，必須認識媒介意識形態的社會功效。很顯然，電視研究作爲媒介研究，這些理論都很適用，只是表述不同而已。
那麽，受意識形態理論影響，特別是受葛蘭西霸權理論的影響，電視的意識形態宰制論都包含了哪些內涵呢?從70年代至90年代文化研究的有關論述來看，它包含了這樣一些命題：一、電視是制造優勢文化的一個重要媒介，
它所傳達的是具有宰制性的意識形態
電視是通過其文本形式來傳達意識形態的。英國學者A?克拉克在他1992年發表的《“你被捕了!”警察電視劇和法律與秩序的虛構表征》一文中，來解釋電視是如何傳達優勢階級的霸權意識的。他所談的是20世紀70年代在英國流行的警察與匪徒鬥爭的電視系列劇，他認爲這些片子可以看出社會上的優勢集團是處心積慮、別有用心地通過制造一種“法律和秩序”的道德恐慌，來重建他們的霸權地位。克拉克指出，英國社會優勢集團的流行霸權，是建立在一種社會民主改良主義上面，隨著階級、種族和産業沖突的不斷尖銳化，它已經搖搖欲墜，實際上面臨著崩潰的危險。在這一背景之下，優勢集團不遺余力在政治、文化和意識形態領域中施展手段，以恢複他們的霸權，是很自然的事。克拉克指出，問題在于優勢階級重建霸權的種種努力，都被表現爲喜聞樂見的大衆文化形式。
那麽，電視作爲傳播大衆文化的媒介，意識形態的兩種形式出現，其一是文本的建構，其二是文本的省略。所謂文本的建構(TEXTUAL CONSTRUCTION)是指優勢階級在其傳播和接受過程中，在電視文本中建構意義系統和理解框架，然後再透過電視節目的輸出而達到控制效果。從文化研究的範圍角度來看，體現在階級、性別、種族三方面的情況是，正面的主要角色均由優勢的階級、性別、種族擔任，而出身弱勢階級、種族、性別的人只能擔任次要角色甚至反面角色。優勢階級價值觀念、道德觀念會在電視的場景、人物行動、言語中不知不覺地透露出來。在娛樂片、廣告等節目中，建立起了資本主義消費社會與電視文化之間相輔相成的關系。而就真理性、真實性而言，是非判斷的參照系也往往有所偏倚，這在新聞節目中表現尤爲明顯，新聞經過采編播三個程序的加工之後，其思想傾向一般都有主流思想的影子。
“霸權理論”與電視意識形態宰制論
所謂文本的省略(TEXTUAL OMISSION)是指優勢階級的立場、觀點總是占據電視傳播的主導地位，在突出某些內容的同時，必須忽略了某些內容，這種省略，久而久之有利于優勢階級建立自己的意識形態。例如在新聞節目中，電視的報道手法有很大的不平衡傾向，將報道集中于個人而不是整體；以局部代替整體，將局部的災難或將局部的成就誇大到不適當的地步，從而使觀衆在接受中産生某種刻板印象(STEREOTYPE)。在娛樂節目中，電視畫面在黃金時間裏出現的往往都是暴力、色情及權力，而平民下層社會的境況及其利益，往往在黃金時間內得不到體現，這種省略從某種意義上講，它在突出某些觀點、意見的同時也在某種程度上壓制了對立意見的發展，就算有相對意見的出現，也只是爲了鞏固現有制度而作出的一種姿態而已。雖然在資本主義社會會有一些批評主流意見的電視節目出現，但總體而言屬于“小罵大幫忙”，不會傷害整個資本主義社會制度。這種批判主流意見的相對意見，在資本主義社會是不多見的，原因在于它常常被“省略”，而這在資本主義社會制度裏又表現得十分自然。倡導什麽，不倡導什麽；說什麽不說什麽，都有一個“看不見的手”在指揮。
二、電視文本中宰制意識形態格局的形成，與電視媒體和優勢階級之間的相互聯系有密切的關聯
在資本主義社會裏，媒體的私有化使得電視這一媒介具有很大的獨立性，然而在沒有任何外來強制力量的情況下，爲何電視卻樂意把優勢階級的意見作爲自己的主流意見來對待呢?原來電視媒體的經營，其運作形式與資本主義的企業形式相差無幾，融入資本主義社會生産關系中的電視，自然而然就體現這一社會的意識形態結構。霍爾指出，“媒介機構是沒有受到直接的脅迫或限制的，然而卻很樂意去迎合主流權力。”[3]確定電視媒介是否傳達優勢階級的意志，有兩個主要的指標：其一是媒介與優勢階級的關聯程度，其二是媒介中從業人員在媒介機構中享有多大的自由度。
先看第一個指標。在專制集權的社會中，媒介直接體現統治集團的意志，這並不足怪。那麽在資本主義社會中，媒介與優勢階級的關系又怎樣呢?從簡單的政治經濟學角度看，電視媒介擁有權與電視節目中所體現的節目意識有著密切的關聯。很多研究顯示，在商業社會中，電視媒體是一種營利機構，有著很明顯的利益取向，他們的廣告收入來自大企業、大資本家，資本家的利益與電視臺的利益息息相關，一榮俱榮，一毀俱毀。這樣，電視媒體不會把自己的利益當兒戲，爲了真正的民主而放棄自己的利益。但這裏存在一個悖論，一方面爲了體現優勢階級的意志，必須“省略”普通民衆的聲音；另一方面，電視是靠購買觀衆注意力即收視率而生存的，這樣就必須在節目中以捍衛民權的面目出現。在這樣兩難的選擇中，媒介常要把自己僞裝起來，把自己的利益取向隱藏起來，采取中性立場或在資本主義社會中大衆所能認同而優勢階級也無傷毫毛的言辭，以達到兩頭都討好的一種境界。電視媒介迅猛發展，形成許多很不相同的複雜關系，長此以往，就會自然形成關系網絡，使電視媒介機構與其他商業、政治利益聯系起來。
媒介與優勢階級的聯系在多數情況下並不是那麽直接。優勢階級在表面上並未控制媒介，是否存在電視傳遞優勢階級的意識形態呢?意識形態宰制論學者認爲電視有三種間接聯系優勢階級的形態。
1．政黨或政府對包括電視在內的媒介實行管理，在這一過程中發生接受意識形態的間接聯系。幾乎所有的媒介都受到政治體制的影響。不管是何種傳播體系，一般都要受到一些控制，“至少是在頻率分配、保護聽衆和觀衆不受誹謗性或猥褻性材料之害的法律、保護材料所有者的版權不受侵犯的法律以及保護政府不受煽動性廣播之害的法律等方面。除頻率分配而外，報紙不論在什麽樣的制度下也都受到同樣的控制。這就是說，所有的制度都必須在某種程度上對他們的媒介加以管理和控制。”[4]由于政黨或政府在頻率、電波發布信息等資源方面具有控制權，同時還擁有許可證、稅收等方面的法規，包括電視在內的媒介自主性及自由度是在國家及政府體系中存在的，例如，美國新聞自由委員會1947年的報告在談到讓報刊負起責任來的時候，曾經強硬地說道：“如果報刊不自動地負起責任，政府的權力將作爲最後的手段來強制它實行這種轉變。”又說，“在第一修正案或我們的政治傳統中，沒有任何東西能阻止政府幹預公衆傳播。”[5]在這種情況下，雖然政府並未站出來直接幹涉媒介活動，但實際上媒介無時無刻都需要與政府搞好關系，否則很難順利進行。
2．市場規律的影響，促使向優勢階級的意識靠攏。在市場經濟的社會中，商業利潤成爲第一原則。電視這一媒體需要高投入，而它的經濟支出的主要來源是廣告費。80年代末美國全國劃分爲200多個電視廣告市場，電視廣告收入約在230-250億美元左右，占全國總廣告收入的23％左右，僅次于報紙的270億左右。[6]美國著名企業Proctor&Gamble公司每年花費9億美元在電視上做廣告以招徠顧客，Head&Shoulders、TopJob或PhilipMorris公司則花費7．6億美元在電視上推銷Miller啤酒、Maxim咖啡或Jell-0糖果。由此可見，廣告對電視産生著舉足輕重的影響，商業意識已滲透到電視的每個角落。尼爾森媒介調查公司的收視率報告，決定了電視臺廣告收入的高低，也決定了電視臺的命運。在這種情況下，電視文化要想不受商業文化的影響是不可能的。電視機構的基本原則就是要賺錢，電視文化的創作主體在這種情況下只能低下自己高貴的頭顱，必須按照資本集團的意志行事，只能在商業利潤的指揮棒下跳舞。這樣，電視媒介與優勢階級的關聯就變成了電視與廣告利益的關聯。在片面追求尼爾森電視收視率的情況下，電視所呈現的意識形態屬性也就不言自明了。
3．文化生態鏈的制約。在所有的文化當中，電視文化的存在不是孤立的，它處在一個文化生態網絡中，受文化生態的制約和影響。而在文化生態中最具影響力的則是優勢階級的文化。批判學派的文化研究傳統中比較看中媒介與優勢階級文化的聯系，他們認爲，既然電視媒介的制作人員不是孤立存在于當下主流文化之外的，那麽他在電視文本的意義建構中，自然而然就會把主流文化的意義內涵作爲自己創作的參照系。表面上看，媒介工作者的文化創造是自由的，富有個性的，但實際上由于受頻道資源、時間以及收視率等因素的制約，逼得這些媒介工作者把個體化行爲放棄掉，什麽最具有觀衆市場，就向它靠擾，其結果是商業主導的文化拔得頭籌，而商業主導的文化本身就體現了資本家的意識形態。三、作爲傳達意識形態的媒介，電視能有效地發揮其作用
文化研究派幾十年對電視研究的一個重要發現是：在所有的媒體中，電視能有效地表現意識形態的影響力。早在赫爾曼(Herman)、喬姆斯基(Chomsky)的有關著述中就曾提到過“制造認同”的說法，他們認爲媒介實際就是宣傳工具，它教給人們各種價值觀念和行爲准則，引導他們接受新的生活方式，使他們融入媒介制造的社會體制中，赫爾曼和喬姆斯基曾提出不少官商人爲控制媒介的證據，但卻發現要想證明意識形態功能的實際效果往往是很困難的。電視在西方國家近幾十年發展中幾乎“統管”了文化的發展，不管受衆是否活躍，他們都處于媒介信息的包圍之中，電視以其獨有的特性，對受衆進行著信息刺激，隨著時間的推移，受衆在電視持久的信息沖擊下，不可能不受影響。他們處在優勢意識形態中的接受位置，這種被動位置，決定了他們不能免受優勢意識形態的影響力。電視優勢意識形態宰制論還從心理分析和符號學方法人手，探討文本的構成。認爲文本的符號形式總是傳達一定的意識的，文本的意識效果，在于文本的主控形態，證明文本是否傳達了主流意識，就等于證明文本能否達到意識形態的效果。“文本主義”(textualism)的最好範例就是阿爾杜塞派的馬克思主義學者對媒介受衆的研究。七、八十年代一批文化研究派學者在《熒屏》(screen)雜志上撰文，他們運用阿爾杜塞的結構主義和雅克?拉康的心理分析，把受衆限定在一套主流文本意識中，認爲文本能反映一切，在“文本主義”的解析中，受衆理解應當接受主流意識形態，而且難逃主流意識形態的控制。這種不考慮現實情況的純理論演繹，多少體現結構主義的機械性。許多文化研究學者反對這種結構主義的分析，電視表現意識的方法，是以文化想象去表現社會。“文本主義”的觀點，意識的效果缺乏現實最直接的佐證。
雖然缺乏實證材料，英國學者費樂(Philo)還是從相關事件中找到了一些能說明問題的蛛絲馬迹。費樂指出，電視是一個提供公衆信念的有效資源。他通過仔細的分析發現，不同類別的電視觀衆對于1984-1985年的英國礦工工潮，有著不同的記憶和理解。他的研究表明，電視對此事件的報道，雖然有不同的觀點，但整體來說並不開放，是有限制的。而在觀衆—方，雖然從選擇心理角度看出現了一些差異，但從理解的總體趨勢看，卻出現了整體上驚人的一致。西方工人運動留給人們的印象其實並無暴力色彩，但電視觀衆一提起工人罷工就認爲它與暴力有關，同時對示威者的行爲持一種不贊同或否定態度，認爲他們須對所造成的社會影響負責。費樂同時還發現，一種很明顯的傾向是，對工人運動毫無經驗的觀衆，不論他對工人運動持何種態度，他們對事件的陳述觀點都與媒介報道觀點相當接近或相同，而且都會記得工人運動是充滿暴力的；而具有獨立思想，持不同政見者尤其是親身參加工人運動的人，由于他對工人運動有直接經驗，所以他們不會輕易接受電視媒體的觀點。[7]費樂的例子表明，媒介的立場是站在工人運動的對立面的，充當了主流意識形態即宰制階級意識形態的傳聲筒。
綜上所述，電視意識形態宰制論把電視放在很重要的位置，認爲電視反映了主流的意識形態；電視的意識形態是媒介與優勢階級間的直接或間接聯系的結果；電視對受衆能有效地發揮意識形態作用。電視意識形態宰制論主要流派有：一、灌輸論派(ideological incorpora-tion)，這一派的研究者均有經濟學和結構主義的學術背景，他們認爲在觀衆的意識形態形成過程中，電視起著一個絕對權威的作用，在某種程度上有強制性接受的特點；二、自然連接派，這一派研究者多爲文化學者，他們認爲電視所傳達的意識形態與觀衆意識形態是一種有彈性的自然連接(articulation)，而不是一種強制灌輸。
意識形態宰制論在80年代中期漸漸失去其市場，80年代以來的一些學者如阿伯克郎比(Abercrombie)等對其提出了嚴厲的批評，圍繞“後現代文化中意識形態到底有沒有主導的一致性”展開討論。他們有的認爲宰制意識形態論只能算作是一種假設，實證結果並不具有普遍性，有的則反對從實證角度來尋找依據。洛茲亞克(Lodziak)等發現這場導源于電視媒介批判研究的爭論有走向社會學的傾向，他對意識形態宰制論的批評主要是在提醒人們將研究集中到電視文化方面來。他反對電視文化研究中的“媒介中心化”和“意識形態中心化”的兩種傾向。媒介中心化的做法，是把媒介獨立作用、效果誇大到不適當的地步，或忽略了家庭、學校、社會等非媒介因素的重要作用，電視的影響力被神化了；而意識形態中心化的做法，則過于將媒介批判理論側重于媒介意識形態的影響，洛茲亞克與阿伯克郎比等學者都認爲，意識形態的內容在多方面都不能說明爲何平民階層接受和依從社會通行的權力關系。平民階層雖然身處一定的社會關系中，但都不一定會融入優勢的意識形態中。他們接受優勢階層也只是出于實際考慮，他們可能會從資本主義的社會體制中得到微薄的物質回報。因此，在社會文化的再生産過程中，意識形態只會是其中一個小環節。洛茲亞克的觀點是，在多元化社會中，意識形態不存在單獨的主導的形式，電視的角色，也只是在其他社會結構及其運作下互動因素中的一個。
電視的意識形態宰制論之所以在80年代後期開始遭到學者的猛烈批評，是因爲人們越來越清楚地看到，“宰制論”的意識形態在生産控制、文本意義限制及意識形態效果上，都沒有絕對的優勢可言。所以有些學者認爲“宰制論”是把話說絕對了，其實，如果保留一點余地，仍然還是有這一理論的價值。因爲在電視文化産品中，事實上仍可看出一個優勢意識的框架。占據統治地位的階級仍可能滲透到網絡關系中去引導媒介；電視傳達優勢階級的意識形態。有時電視會吸收相對立的或不同的觀點，但不會讓顛覆性的意識得以壯大。
莫爾利(David Mofiy)指出，從文本角度講，電視已“沒有什麽‘純潔無知的文本’(innocenttext)這回事——沒有任何節目不值得我們詳加嚴正注意，沒有任何節目能夠聲稱自己只提供‘娛樂’而無愧，因爲任何節目都透露了關于社會的諸種訊息。即便節目的外顯內容似乎再零亂細索不過了——比如，‘湯姆與傑利’(Tom and Jerry即貓和老鼠)卡通——但隋況仍然很可能是這個節目的文本結構，已經含納了許多關于社會態度與價值的重要訊息。”在《米老鼠和唐老鴨》這樣的動畫片中，人們的動作似乎顯得沒有什麽惡意，“但它們卻飽含了許多意識形態上的假設，它們對個性、自由(如何致富)，以及兩性關系與家庭的‘本質’：等等，都有一套看法。”莫爾利強調，電視文本必須存在某些影響人們意識形態的東西。而阿伯克郎比等人在他們的新著中對莫爾利的觀點又有不同看法，他們找到了新的論據。他們認爲，意識形態的效果果真那麽神嗎?阿氏借用電視研究的三大流派特點加以分析，就電視研究而言有制作研究、文本研究、受衆研究三種類型，那麽對于電視意識形態的研究也可分爲三個階段：生産階段、文本階段和接受階段，每一個階段都是有利于産生多元意識形態的，在生産的層次上，文化生産者的“意識形態傾向”首先是不統一的，由于電視文化的生産活動是由多人參與的，因此使所生産的文本有?昆雜而非一致的意識；在文本的層次上，由于受衆構成的複雜性，決定了意識統一的困難。因此，從受衆角度講，80年代中期以來，意識形態的多元歧義性越來越得到加強，催生了另一電視文化的主流理論——多元釋義論。
http://www.66wen.com/05wx/xinwen/xinwen/20060515/15923_4.html
本台另有《誰在操縱我們》
http://mypaper.pchome.com.tw/news/souj/3/1303420547/20080215082016
《電子殖民主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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