蘇聯瓦解的說法千百種（文學性誇言）不如我在《蘇俄與中共》（貼於後）以下所言簡明：
由於戈未能以「經濟鬆政治緊」方式改革，亦即應先將大量沒必要公營的転由私營，比如七＋三万多家的商店、三十五万多的餐廳、三十二万多的生活服務店、上万家的小企業，加上農改(四p.121)，逐步減少每年高達上千億盧布的生活必需品補貼(四.p127,廿二p.64)，逐漸減少軍重工業，讓各項原料、能源和產品的价格転由市場決定，等這些改革有成效之後再行政社改革。不如此則惡化的经濟將是各種對立的開放言論的激烈衝突之溫床。事实証明「重建」之後，政治衝突、行政機關腐化無能、民族紛爭和社会失序更形惡化，最後導至蘇聯瓦解(四p.136,八十p.796-8)。
1993年美國經濟學年会中多位學者認為中共漸進式改革勝過蘇東的震揻療法(三二p.53-5)，激進並不能產生理性化的自由市場經濟而是掠奪式的自由化和私有化(二七p.40)。其實漸進改革的成功並不只是中共如此，早在之前的英國、德日、ＮＩＣs均如此(三三p.52)。
分析的頗有替專制政權辯護意味，還是來看下、李興耕等編《前車之鑒：俄羅斯關於蘇聯劇變問題的各種觀點綜述 》（北京：人民出版社，2003）的多元（瑣碎？）觀點
本書目錄
上篇
原蘇聯、俄羅斯主要領導人對蘇聯劇變的看法
第一章戈巴契夫對蘇聯、蘇共及蘇聯解體的反思
第二章葉利欽對蘇共、蘇聯和社會主義觀點的演變過程
第三章普京對蘇聯解體的看法
下篇
俄羅斯各政黨及其他學者對蘇聯劇變的看法
第一章俄羅斯左翼政黨關於社會主義在蘇聯受挫原因的探討
第二章俄羅斯中派政黨對蘇聯劇變的看法
第三章俄羅斯右翼政黨對蘇聯解體的看法
第四章俄羅斯其他學者關於蘇聯劇變問題的各種觀點
主要參考文獻
關於蘇聯解體原因的十說
●“葬送說”這一觀點認為戈巴契夫是馬克思列寧主義的叛徒，是亂黨亂國的罪魁禍首，是他葬送了蘇聯的社會主義事業。
●“和平演變說”該觀點認為蘇聯演變的主要原因是西方推行“和平演變”戰略的結果。
●“民族矛盾說”有人認為，蘇聯解體是蘇聯實行大俄羅斯主義，對內搞霸權主義的結果。蘇聯演變的過程也是蘇聯民族關係日趨緊張、民族矛盾日益激化、民族分立日見增長的過程。
●“上層自決說”這種說法認為蘇聯解體的真正原因來自蘇共內部，“是蘇共的上層精英在對蘇聯的發展方向進行討論所做出的決策結果”。
●“經濟沒搞好說”該觀點認為，蘇聯劇變中首要的決定因素是現存社會主義在同西方經濟的競賽中失敗了，特別是在最近的技術革命期間，蘇聯的中央集權經濟不能同西方發達資本主義經濟並駕齊驅。
●“史達林模式說”這種說法認為蘇聯演變的原因是由於實行“史達林模式”的結果，蘇聯高度集中的政治經濟體制窒息了社會主義的生機和活力，阻礙了社會主義優越性的發揮。
●“錯誤路線說”該觀點認為蘇聯演變的決定性因素是黨的主要領導人推行錯誤的“改革”路線，即所謂的“人道的、民主的社會主義”，把國家引上了資本主義復辟的道路。
●“意識形態說”這種觀點認為戈巴契夫的“改革新思維”是蘇聯演變的思想淵源；“民主化、公開化、多元化”迎合了國家帝國主義和國內反動勢力的反共需要；“人道的、民主的社會主義”是和平演變的政治策略。
●“拋棄說”該說法認為蘇共違背了先進生產力的發展要求，背離了先進文化的前進方向，喪失了人民群眾的支援。
●“歷史合力說”這一觀點認為蘇聯演變是多種原因交錯的結果。
http://big5.chinanews.com.cn:89/gate/big5/www.yn.chinanews.com.cn/html/guoji/20071223/13249.html
蘇俄與中共
第一章 俄國史之分析
一 斯拉夫民族的悲劇
二 地緣政治、經濟與民族性
三 羅瑞克王朝(862-1598)
（一） 基輔公國
１ 公國的统治基礎
２ 公國的危機
（二） 蒙古人的統治
（三） 莫斯科公國
１ 諾弗羅哥公國
２ 加里尼亞公國
３ 莫斯科公國崛起之因
４ 伊凡四世
５ 混亂時期
四 羅曼諾夫王朝(1613-1917)
（一） 彼得大帝與俄國西化
（二） 彼得之後的混亂與凱琳大帝
（三） 亞歷山大帝的改革與反動
（四） 尼古拉一世的保守專制
（五） 亞歷山大二世的改革
１ 俄國農奴制形成的過程
２ 解放農奴的实相
３ 解放農奴的結果
４ 其他改革
５ 改革的後遺症
（六） 俄國革命的實相
１ 由西化派、親斯拉夫派到民粹派
２ 革命政黨的成立
（１） 社會革命黨
（２） 社会民主黨
３ 1905年革命與憲政發展
４ 1917年革命
五 蘇共政權的建立
六 蘇聯的統治、挑戰、回應與瓦解
（一） 極權統治與馬克思主義的關係
１ 馬克思如何看待歷史唯物論
２ 共產黨與無產階級專政的關係
（二） 新經濟政策之實施
（三） 權力鬥爭與史達林的獨裁
１ 由三人集體到一元領導
２ 中央計劃經濟
３ 農業集體化
４ 極權恐怖統治
５ 史達林主義的危機
（四） 赫魯雪夫時代
１ 由集體到一元領導
２ 赫魯雪夫的經改及其結果
３ 赫魯雪夫的和平共存與東歐的反蘇
（五） 布里玆湼夫時代
（六） 戈巴契夫時代
１ 初期經改的無效與「重建」政策
２ 矛盾百出的重建與蘇聯的瓦解
七 葉爾欽革命性的改革
八 震揻療法與漸進式改革
九 社會主義瓦解與自由民主之關係
第二章 中共之分析
一 國民經濟恢復期(1949-1952)
二 第一五年經濟計劃期(1953-1957)
三 生產大躍進和人民公社(1958-1960)
四 調整期經濟(1961-1965)
五 文化大革命(1966-1977)
六 改革開放(1978-)
（一） 改革的內容及其弊病
１ 農業改革
２ 工商業改革
３ 教育改革
４ 政治體制改革
５ 改革產生的弊病
６ 解決之道及其後果
（三） 六四悲劇之分析
１ 六四悲劇的性質
２ 蘊釀期
３ 示威期
４ 絕食期
５ 六四餘論
引用書目
（六） 戈巴契夫時代
布1982年11月10日死後，歷經短命的安德洛波夫、契爾年科，戈於1985年當上蘇共總書記(四p.281-2)。戈從集體到一元領導的過程比前人迅速，到1987年初，戈以年輕化專業化為由，更換了黨中央部長級幹部70%、地方第一書記45%、政府部長70%，駐外大使50%(廿二p.56-8)。
戈上台後從事以下經改：農業实施集体和个人承包制、擴大合作社經營權及准許私人營利活動、改國營企業為獨立自負盈虧的法人及勞工集体牐包、中央只做長期戰略性的經濟計劃而減少計劃指標、開放外來投資(四p.34-5)。
經改失敗，1987年戈推出「重建」，以政治及社会的民主開放為主，想藉以打擊保守勢力、激發人民及社會的創造和生產力。
由於戈未能以「經濟鬆政治緊」方式改革，亦即應先將大量沒必要公營的転由私營，比如七＋三万多家的商店、三十五万多的餐廳、三十二万多的生活服務店、上万家的小企業，加上農改(四p.121)，逐步減少每年高達上千億盧布的生活必需品補貼(四.p127,廿二p.64)，逐漸減少軍重工業，讓各項原料、能源和產品的价格転由市場決定，等這些改革有成效之後再行政社改革。不如此則惡化的经濟將是各種對立的開放言論的激烈衝突之溫床。事实証明「重建」之後，政治衝突、行政機關腐化無能、民族紛爭和社会失序更形惡化，最後導至蘇聯瓦解(四p.136,八十p.796-8)。
２ 矛盾百出的「重建」與蘇聯瓦解
黨改。1987年7月1日通過民主改造方案，決議各級書記一律由黨員秘密選出，公務員以民主方式選出(四p.47-8)。戈的黨改在重建失敗下，使蘇共由左到右至少分裂成七个派系(p.83)，蘇共功能及经費不斷下降(p.88)，各共和國共黨紛紛獨立(p.89)，成千上萬的非共政治团体成立(p.96-104)。
政改。1988年通過新憲法、1989首次以民主選出「人代会」2250其中80%由共黨當選(四p.56)，並選出最高蘇維埃及主席戈氏(p.51-5)。但此種仍帶有人民民主意味的蘇維埃制度不但無力處理反而加劇动盪。1990年又修憲擴大戈氏实權，首屆總统戈氏由人代會間接選出，以後則由選民直選(p.60-1)。
媒体。1990年6月開放出版及大眾伝播(p.199-200)。
戈總統試圖以「五年經濟計劃」解決經改問題(二三p.19)，以「主權共和國聯盟條約」解決民族問題但只有九个共和國贊成，五个拒絕(四p.295)。
但俄羅斯最高蘇維埃主席葉爾欽提出「五百日方案」(二三p.18-9)，最後折衷成「四階段經改」(p.21-2)。
經比較分析「五年方案」較合蘇聯實际需要，「五百日方案」過於激進，「四階段經改」則混淆不清(四p.140)。
經濟凋弊、民族衝突、和社会失序導致1991年8月政变，但「重建」下的多元政治和社会環境，在政变著無法有效掌控媒體及軍隊，加上戈氏不屈服，和俄羅斯人民支持葉爾欽反抗政变等因素下，政變三天即失敗(二四p.14-20)。蘇共遭解散，各共和國紛紛獨立，戈失勢，葉時代來臨。
七 葉爾欽革命性的改革
有人預估俄羅斯的經濟衰敗、在亞洲金融危機下要持續到廿一世紀(八八,
八九p.40)。還有高漲的原油外銷收入緩和了衰敗，但又造成晋丁總統與石油大亨的鬥爭，普丁憑借的是俄國民族主義（導因於俄人懷念蘇聯之偉大、西方在政經社文化上對俄之敵視、尤其車臣的恐怖攻擊）。由此可知：
八 震揻療法與漸進式改革
1993年美國經濟學年会中多位學者認為中共漸進式改革勝過蘇東的震揻療法(三二p.53-5)，激進並不能產生理性化的自由市場經濟而是掠奪式的自由化和私有化(二七p.40)。其實漸進改革的成功並不只是中共如此，早在之前的英國、德日、ＮＩＣs均如此(三三p.52)。
九 社會主義國家瓦解與自由民主的關係
蘇東社會主義國家瓦解之後並採激進政經改革，並不能表示Dipalma的《製造民主》（認為透過國际強權的干涉，即使在極權或威杈國家地區，不須民主條件也能製造出民主，三四p.58。）和福山的《歷史終結》（資本主義的自由經濟與民主政治已戰勝並終止了其他意識形態，三五p.140-153）。理由如上。
http://www.jslm.twmail.net/Data/Paper/History/LSShuErEZhongGong.mht
中國巨龍令俄羅斯人發出刻骨銘心的感慨
上世紀八十年代中后期，中國與蘇聯都進入了深度改革時期，然而，中蘇兩國所走的道路是完全不同的，所以一度出現了是走中國式的改革道路好，還是走蘇聯式的改革道路好的爭論。
彈指一揮間，過去了20年。前蘇聯總理做出了總結，他說：“我們當時應該走中國道路，但令人遺憾的是，另一股勢力占了上風。”
俄羅斯聯邦委員會自然壟斷問題委員會主席、前蘇聯部長會議主席尼古拉．雷日科夫日前回答俄新社編外記者尤里．普盧堅科問時說：“我本人多次去過中國，最近一次是在今年3月。2003年我在中國見到了自己的老朋友李鵬，他送給我兩本很好的相冊。中國最近20年來所做的一切都值得尊重。在1989至1991年期間，當蘇聯處在十字路口的時候，在選擇經濟發展模式方面錯誤的觀點在我國贏得勝利。對此我感到非常遺憾。李鵬在1995年對我說，我在上個世紀80年代末提出的改革蘇聯經濟的建議與中國的改革非常相似。我同意他的看法。我說，我們當時應該走中國道路，但令人遺憾的是，另一股勢力占了上風。我羨慕中國人選擇了正確的發展道路。現在世界上沒有人懷疑中國取得的成就。這是鄧小平的豐功偉績！中國的經濟增長速度驚人：10%、12%、14%！中國甚至在控制這一速度，以避免經濟過熱。”
改革道路的不同，導致了中蘇兩國的命運完全不同：一，中國日趨強大，蘇聯早已經解體。二，中國經濟在世界的地位日益突出，加速走向一流強國，俄羅斯從前蘇聯的世界超級大國地位上迅速下墜，早已跌入二流。三，中國的社會主義制度得到更好的發展，俄羅斯早已完全拋棄社會主義。
整整20年，中國走過了改革中途的懷疑和動搖，走過了最危險的時間段，中國共產黨也是在摸索中往前走的，萬幸的是，這條道路走對了。既然是改革，就說明存在很多問題、很多弊病，需要不斷地改正，不斷地修補。中國盡管存在著很多的問題，但是，堅持走改革開放道路的決心不會再動 搖了，中國向全世界打開的大門，不會再關上了。
蘇聯改革的失敗原因，不僅僅是今天的俄羅斯重視的研究問題，也是中國長期來十分認真地、不斷地研究的問題。中國力圖從中找到更多的教訓、警示和啟迪。對于蘇聯改革失敗的主要原因，中國得到了不少的結論，如認為蘇聯經濟建設長期搞不下去，社會主義和人民生活水準提高日趨緩慢，甚至停滯倒退，動搖了社會主義的基礎和群眾根基。執政黨政治上集權過度，民主不足，個人專斷，官員腐敗，日益脫離群眾，失去民心。改革背離社會主義方向，直接葬送了社會主義的全部成果。西方敵對勢力的“和平演變”戰略是蘇東劇變的強大動力。蘇聯的改革方案選擇的是自由主義的激進模式，即中國人常說的全盤西化模式，這是完全行不通的。
在各種各樣的研究與總結中，其中有一個理論觀點很值得注意，即長期缺乏理論創新是蘇聯改革失敗的重大深層原因。研究者認為：從蘇聯與蘇共發展的歷史來看，之所以到了90年代初發生劇變，其根本原因、主導性因素是斯大林——蘇聯社會主義模式已失去了動力機制，存在著種種嚴重的弊端。這種模式的嚴重弊端為什么未能通過幾十年的改革加以消除，一個十分重要的原因是，在蘇聯長期缺乏理論創新。在僵化的教條主義占統治地位和個人崇拜盛行的條件下，作為執政黨的蘇共甚至最后發展到其最高領導人斯大林壟斷理論，還壟斷了馬克思主義特別是列寧主義的解釋權。從而，窒息了黨內和學術界的創新精神。
理論創新，這對今天的中共來說，也是存在很重大的意義的。中國的改革沒到止境，改革步伐還要走得更快、更好，今天的新理論，明天就有可能需要做出新的補充，在堅持原則、堅持方向之下，新的理論要不斷創造，適應未來。
中共的三代領導人，都在理論創新上都花大力氣、下大功夫，為國家、為民族做出了極大的貢獻。最為典型的是鄧小平理論，其已初步解答了中國社會主義的基本問題，把中國從貧窮帶入了小康，沒有人不相信，鄧小平理論一定能夠徹底解決中國社會主義的前途和命運問題，把中國帶入現代化，實現中華民族的偉大復興。
一如專家指出，和任何先進的理論體系一樣，鄧小平理論也是需要隨著實踐的發展、深化而不斷豐富、發展、完善的科學理論。只有創新，才能保持科學理論的強大生命力；只有不斷地吸取時代精神的精華，理論才能夠發揮指導實踐的作用。所以，江澤民時代，提出了“****”等一系列深化鄧小平理論的創新理論。
胡主席執政之后，在理論創新方面采取了積極的態度，提出和落實了多個方面的新理論，包括：一，堅持科學發展觀、二，建構社會主義和諧社會。三，提高黨的執政能力。四，保持中共黨員先進性。五，建設社會主義新農村。六，建設創新型國家。七，樹立社會主義榮辱觀。八，建設和諧世界。專家說，這些都是創新性的觀點，是馬克思主義在中國發展的最新理論成果。一句話，十六大以來中共的理論建設的鮮明特點就是創新。
中共有了理論創新的精神，我們沒有理由不相信，中國再穩妥地、快速地走20至30年改革開放的道路，必將迎來一個世界一流強國。
http://ido.thethirdmedia.com/article/frame.aspx?turl=http%3a//big5.thethirdmedia.com/g2b.aspx/ido.3mt.com.cn/article/200802/show909917c30p1.xxxx&rurl=&title=%u597D%20%u4E2D%u570B%u5DE8%u9F8D%u4EE4%u4FC4%u7F85%u65AF%u4EBA%u767C%u51FA%u523B%u9AA8%u9298%u5FC3%u7684%u6168%u5606_%u5370%u5EA6%u5A92%u9AD4%uFF1A%u4E2D%u570B%u5DE8%u9F8D%u518D%u4E00%u6B21%u6020%u6162%u4E86%u5370%u5EA6%20%u8F49%u8CBC%20---%20ido.3mt.com.cn
據悉，從今年（2006） 6月開始，中共就組織各級黨員觀看《居安思危》。加上《大國崛起》之製播，顯然可以看出中共在探討西方大國崛起經驗的同時，又警惕前蘇聯解體的教訓。
20世紀九十年代初﹐在人類歷史上﹐發生了這樣一件震驚世界的重大事件﹕蘇聯﹐這個有著2400多萬平方公裡的橫跨歐亞兩洲龐大疆域的大國﹑強國﹐在沒有外敵入侵和特大自然變故的情況下﹐頃刻之間解體覆亡。
震驚之餘﹐世界各國及政黨﹑相關國際組織﹑各類學術團體乃至不少個體﹐都在紛紛思考“蘇聯解體”這一前所未見的巨大謎團﹐力圖借鑒這份不可多得的歷史遺產。
英國著名的歷史學家湯因比曾說﹕“從文明衰落所造成的痛苦中學得的知識可能是進步的最有效的工具。”
以江澤民同志為核心的黨的第三代領導集體，和以胡錦濤同志為總書記的新一屆黨中央高度重視對“蘇聯解體”原因的研究。毫無疑問﹐認真研究﹑正確認識這一重大問題﹐對于進一步加強中國共產黨的先進性建設﹐不斷推進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宏偉大業﹐具有十分重要的意義。
各種不同的研究觀點試圖向世人解讀“蘇聯解體”的原因﹕“經濟沒有搞好說”﹑“史達林模式僵化說”﹑“民族矛盾決定說”﹑“軍備競賽拖垮說”﹑“戈氏叛徒葬送說”﹑“外部因素決定說”﹐等等﹐等等。我們看見不同的人得出的不同甚至完全相反的結論。但其中最根本的原因是什麼呢﹖毛澤東同志告訴我們﹕“任何過程如果有多數矛盾的話﹐其中必定有一種是主要的﹐起著領導的﹑決定的作用”。[2]鄧小平同志在其1992年那個著名的南方談話中明確指出“要出問題﹐還是出在共產黨內部”。[3]1991年12月﹐江澤民同志指出﹕蘇聯東歐的變化﹐並不是科學社會主義的失敗﹐而是放棄社會主義道路的結果。
2000年12月﹐胡錦濤同志也指出﹕蘇聯解體原因是多方面的﹐其中很重要的一條﹐就是從赫魯曉夫丟掉史達林這把刀子﹐到戈爾巴喬夫公開背叛馬克思列寧主義。本片從以下八個方面對蘇共內部問題的產生﹑發展和變化展開剖析﹕
一﹑蘇共興衰的歷史軌跡
二﹑蘇共的基本理論及指導方針
三﹑蘇共的意識形態工作
四﹑蘇共的黨風
五﹑蘇共的特權階層
六﹑蘇共的組織路線
七﹑蘇共的領導集團
八﹑蘇共對西方世界西化﹑分化戰略的應對
居總撰稿﹕李慎明（署筆名﹕肖黎）。撰稿﹕李小寧﹑葛幼力﹑邱建﹑郝一星。
該片顧問﹕陳奎元﹑張全景﹑劉峰岩﹑鄭科揚﹑李慎明﹑全哲珠﹑杜學芳﹑李成仁﹑馬俊清﹑蔣振雲﹑李意珍。
論提供﹕李慎明﹑陳之驊﹑吳恩遠﹑邢廣程﹑李正樂﹑王正泉﹑張樹華﹑于洪君﹑張春生。
總編導﹕李荃﹑劉樹人。
該片是由全國黨的建設研究會﹑中國社會科學院《蘇共興衰與蘇聯興亡》課題組﹑中紀委中國方正出版社﹑吉林出版集團聯合攝制﹐解放軍藝術學院電視藝術中心承制﹐2006年6月出品。2000年中國社會科學院成立由李慎明主持的《蘇共興衰與蘇聯興亡》重大課題組﹐後又被列為國家社科基金課題。該片解說詞是該課題組前期研究成果之一。收入本書時﹐個別文字曾略作改動﹐2006年10月6日定稿。
http://bloguide.ettoday.com/l6875868/textview.php?file=43496
蘇聯瓦解的原因以及對我國的經驗教訓
社會主義國家餓改革首先是從東歐開始的，東歐國家建立了社會主義制度後，都套用了蘇聯模式，從而形成了一種高度集中的管理體制。蘇聯模式本來是一種在非常狀態下實行的特殊模式，但蘇聯領導人戰後不家思索地“輸入”到東歐，其弊端日益顯露，因而也就陸續出現了改革蘇聯模式，走自己的路的改革現象，因此，包括蘇聯在內的蘇東地區先後不同程度地卷入了社會主義改革的浪潮之中，形成了不可逆轉的態勢。然而，蘇聯東歐的的改革並沒有達到完善社會主義的目的，相反，改革走進了死胡同，各種矛盾的激化達到了不可收拾的地步，最終使社會主義失去了生存和發展的基礎，共産黨政權喪失。
1988年夏，蘇聯的改革面臨複雜形勢。一方面經濟改革陷入停滯狀態，另一方面左翼激進有了較快發展。到了1990召開的蘇共28次代表大會後，蘇聯的形勢發生劇烈變化，各種政治勢力紛紛進行組合，基本形成了以葉利欽等爲首的“激進派”，以戈爾巴喬夫爲首的“中間派“和以利加喬夫爲首的”傳統派的三種勢力。再此背景下，爆發了8，19事件，因當說，亞納耶夫等發動的819事件詣在阻止蘇聯的演變。但是，819事件的迅速失敗，卻加速了蘇聯演變的步伐。具有93年黨史，執政74年的蘇共頃刻土崩瓦解，曾在蘇聯各地飄揚的蘇共黨旗降落了，蘇共的瓦解是蘇聯演變的“裏程碑”。沒有蘇共蘇聯的蘇聯，必將走上解體之路。
東歐聚變首先從波蘭開始，其次是匈牙利，民主德國……雖然各國演變的過程基本一致，但東歐國家政權轉移方式卻大不相同，大體上可分爲三類：一是執政的共産黨最高層內部發生了裂痕，自己搞垮了自己，最終喪失了國家政權，比如匈牙利。二是執政的共産黨在國內外的綜合作用沖擊下曾試圖加以抵抗甚至回擊，但在“團結，和睦，合作，共事”的口號下一步步地妥協退讓，從而被逼交出政權下臺，如波蘭，民主德國，捷克斯洛伐克，保加利亞。三是通過襪子沖突的鬥爭形式實現政權的更替和突變，這是東歐聚變中最爲激烈和尖銳的一種，如羅馬利亞。
綜上所訴不難看出，蘇聯東歐放下紅旗，重新選擇社會制度，並不是一開始的革命不應該爆發，而是社會主義建設過程中內外因素合力所至。同樣是社會主義革命，中國經受住了曆史的考驗，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建設取得了巨大成功，從另一方面證明：革命是正確的是不容懷疑的。
以史爲鑒，可知興譴，雖然我們偉大的國家在那場浩劫中“辛免于難”，但也付出了血的代價。但實踐證明，我們的領導人是高瞻遠矚的。雖然那代價過于沈重。可是我們要知道在那樣一個年代，已沒有什麽比我們的社會主義主國更重要的了。蘇東聚變還映證了這樣一個道理：在發生重大事件或國家遇到巨大挫折的時候。采取了“聯邦”或“邦聯”制的國家，很可能分崩離析。況且，這兩種制度本身就是不安定的應素，只有永遠的利益，沒有永遠的朋友，誰會和我們患難與共呢？而現在臺灣島內大炒特炒的“聯邦”制我們不可放松警惕。我們還要明白：發展是硬道理，把發展社會主義生産力放在第一位，不搞對抗，不搞軍備競賽，不拉幫結派，時刻嚴防敵對勢力的和平演變。還有，由于我國是民主集中制的國家，萬一出現了戈爾巴喬夫型的領導人，後果不堪設想。在20世紀70-80年代間蘇聯就曾爲領導人的年齡和健康問題大傷腦筋，而我國領導人的年齡問題也不容小覰。因此，我們必須要有有效的監督體制和合理的符合我國國情的民主制度。
http://ks.cn.yahoo.com/question/1406102513772.html
專（門騙人）家：共產蘇聯、東歐轉眼解體 中共難逃此運
【大紀元06年5月26日訊】【大紀元記者楊加／台北報導】「沒有共產黨，中國就會天下大亂，就會四分五裂。」這是共產黨長期讓中國百姓相信的一套說辭。「中國那麼強大，不可能垮吧」這是外界普遍對於中共專權控制著的中國的觀念。25日的「看中國」國際論壇上，台大教授明居正以9個共產國家短期內解體轉型，提醒大家中共的退黨大潮，也即將導致中共的崩潰。歐盟副主席史考特則樂觀的預估中國可能在幾個月之內，沒有暴力的走向民主。
蘇聯、東歐等各共產國家都在上個世紀極短時間內瓦解，近年因貪污腐敗、人民暴力抗爭一年8萬多起的中共是否也會面臨同樣的處境？台大政治系教授明居正細數蘇聯及東歐共產體制的瓦解歷史，與即使是共產強國，也會在轉眼間崩潰，提醒眾人中共的崩潰可能也是在彈指間，不可輕忽。
明居正說，東歐從第一個國家開始出現動搖到最後一個國家瓦解，全部加起來18個月，波蘭、匈牙利從1989年2月開始到1990年1月11個月，東德從難民潮到柏林圍牆倒塌，到東西德合併加起來不超過一年，羅馬尼亞從動盪到結束10天，蘇聯90年動搖到91年瓦解，一年多一點。
中共貌似強大？發射太空梭，又是辦奧運。蘇聯瓦解時有多強大？明居正指出，有513萬軍隊、3萬件戰術、戰略核子武器、１萬７千件投擲工具；每次奧運得到的金牌將近100枚。他更以蘇聯火箭發射上去的時候是蘇聯，掉下來的時候是俄羅斯的幽默比喻，強調蘇聯崩潰的速度令人驚訝。
明居正表示，雖然現在還沒有出現全國性組織反抗中共，但從蘇聯及東歐國家解體例子來看，當時也有許多共產國家沒有全國性反抗組織，10多年前，蘇聯東歐社會主義陣營解體的時候，沒有任何一個國際問題專家預見到這一歷史巨變。
歐盟議會副主席愛德華‧麥克米蘭‧史考特，從過去10到15年觀察到重要因素，他認為，全世界對政治和經濟方面的見解，越來越趨於一致，愈多國家採用自由市場經濟體制，在各國民眾多少都能參與國家事務的運作，過去社會主義的制度在自由社會已經唾棄了，甚至在中國也是如此。
1989年中共無情鎮壓天安門事件，但是那時在歐洲有人民的力量，還有各種型態的和平演進，所以現在東歐、中歐全面民主化，除了羅馬尼亞的獨裁者共產党總書記齊奧塞思庫和他的太太伊麗娜被處死外，沒有其他的暴力、流血。
因此，史考特樂觀的預計，中國會在沒有暴力的短時間內，也許幾個月內，走向民主。
中共一黨專政是否會因政治經濟壓力而突然崩潰轉型，陸委會副主委游盈隆的看法是：「這個史無前例的巨大中國共產黨列寧式的黨國體制，崩潰其實是歷史的必然，是無法逃避的歷史的命運，是時間早晚的問題。」
他認為，從人類發展模式來看，這個時間不會太長。中共超過四分一世紀改革，引發正負面的效應，必將引發更多的危機出現：包括統治正當性的危機 及參與、分配、控制的危機，當這些危機出現，在發展的因果邏輯下，中共一黨專政將面臨空前的挑戰。
游盈隆說，表面上看，中共國家機器似乎還有控制的能力，控制國家合法性的暴力，透過民族主義鞏固它的正當性，不過未來他面對的挑戰，可以想像是相當嚴峻的。
http://news.epochtimes.com/b5/6/5/25/n1329970.htm
蘇聯從成立到消亡的過程
蘇聯曆屆領導人分別是列寧（1917年12-1922年4月）、斯大林（1922年4月-1953年3月）、馬林科夫（1953年3月-1955年2月）、赫魯曉夫（1953年9月-1964年10月）、勃列日涅夫（1964年10月-1982-11月）、安德羅波夫（1982年11月-1984年2月）、契爾年科（1984年2月-1985年5月）、戈爾巴喬夫（1985年5月-1991年12月）
蘇聯建國：
蘇聯是蘇維埃社會主義共和國聯盟的簡稱，共有15個加盟共和國。但它不是一天建成的，這個過程至少經曆了23年。成爲加盟共和國的方式多種多樣；有自願，也有強迫；有升格，也有降格；有內部改組，也有外部侵略。
1922年12月，全俄第十次蘇維埃代表大會召開，俄羅斯聯邦、烏克蘭、白俄羅斯及南高加索聯邦等四個蘇維埃社會主義共和國的全權代表在聯盟成立條約上簽字，蘇維埃社會主義共和國聯盟正式成立。（南高加索格魯吉亞、亞美尼亞和阿塞拜疆三國組成聯邦是當時蘇聯政府強迫加入的，其簡單粗暴的做法傷害了少數民族的自尊心，所以後來還要分開。）
1925年，中亞地區新建的土庫曼和烏茲別克蘇維埃社會主義共和國加入。
1929年，由于原屬烏茲別克共和國的塔吉克自治共和國的經濟迅速發展和人口的不斷增加，被升格爲蘇維埃社會主義共和國，于1931年成爲蘇聯的第七個成員國。
1936年蘇聯新憲法對加盟共和國的條件作了具體規定，共有三條：一、這個共和國一定處在邊疆區，應同蘇聯的鄰國有共同的邊界；二、以自己的名稱作爲共和國名稱的那個民族，在該共和國的人口應占半數以上；三、這個共和國人口總數應在一百萬以上。
根據新憲法的規定，俄羅斯聯邦的哈薩克自治共和國及吉爾吉斯自治共和國，南高加索聯邦中的格魯吉亞、亞美尼亞和阿塞拜疆都符合了加盟共和國的條件。上述五國于1936年12月5日新憲法生效之日，成爲蘇聯的加盟共和國。南高加索聯邦建制被取消。蘇聯的加盟共和國由7個發展到11個。
由于斯大林模式的制約作用，蘇聯社會主義聯邦制從20世紀30年代起就落入有名無實和嚴重變形的尷尬境地，憲法中規定的加盟共和國“主權”和“自由分離權”被束之高閣。蘇聯政府把俄羅斯民族和俄羅斯聯邦置于一個極其特殊的地位，高高地淩駕于其他民族之上。
二次大戰爆發後，爲了防禦德國。早在德波戰爭期間，蘇聯即著手建立一條從波羅的海到黑海之間防備德國進攻的所謂東方戰線，企圖通過擴大西部疆域加強防禦德國侵略的戰略地位。
1939年11月蘇聯入侵芬蘭。翌年3月蘇芬和約將列寧格勒附近蘇聯國境線向北推移150千米，蘇聯將獲取的4.1萬平方千米領土並入俄羅斯聯邦卡累利阿自治共和國，又將卡累利阿自治共和國升格爲卡累利阿－－芬蘭蘇維埃社會主義共和國，然後接收爲第12個加盟共和國。
1940年6月，蘇聯以立陶宛政府違反蘇立互助公約，與愛沙尼亞、拉脫維亞組成反蘇軍事聯盟爲由，出兵占領波羅的海沿岸3國。8月初，三國被迫加入蘇聯。斯大林對當地民族不滿者采取了罕見的“集體懲罰”措施，或流放或驅趕到國外，受害者達數十萬人。蘇聯的加盟共和國由此從12個發展到15個。但此後數十年波羅的海沿岸三國始終存在謀求脫離蘇聯獨立的鬥爭，使曆代蘇聯領導人不安。它們在戈爾巴喬夫時期率先獨立絕非偶然。
1940年6月，蘇聯以國際形勢要求用最快速度解決曆史遺留的領土問題爲由，出兵占領羅馬尼亞管轄的比薩拉比亞和北布科維納。後將比薩拉比亞並入1924年建立的摩爾達維亞自治共和國，從而建立摩爾達維亞蘇維埃社會主義共和國，成爲蘇聯的第16個加盟共和國。
1956年，蘇聯政府以“以卡累利阿－－芬蘭共和國形式出現的我們共和國的目前結構已不符合居民人口的民族構成”爲根據，將其降格並入俄羅斯聯邦。但造成當地民族構成發生變化的主要原因是蘇聯政府20世紀40年代初開始的毫無限制地鼓勵向少數民族地區大規模移入俄羅斯民族的政策。卡累利阿－－芬蘭共和國被降格和並入俄羅斯聯邦是蘇聯共産黨和蘇聯政府不尊重當地民族意願和違背民族自決權原則的表現。它實際上是在當地居民對此事不甚了解或根本不了解的情況下作出的決定。這一行動不僅損害了卡累利亞民族的自主權，而且在其他少數民族中造成了很不良的影響。其他民族擔心會在某個時候遭到和卡累利亞族同樣的命運，從而增強了它們對聯盟中央的離心傾向。至此，蘇聯加盟共和國的數量固定爲15個。
▲蘇聯解體：
1985年3月，戈爾巴喬夫當選爲蘇共中央總書記，不久又兼任國防會議主席，接著，當選爲最高蘇維埃主席團委員。4月，蘇共中央召開中央全會，會議認爲“國家已經處在瀕臨危機狀態”“必須進行根本性的變革和改造”；提出“加速國家社會經濟發展的戰略方針”。在這次全會上，葉利欽被任命爲莫斯科市委第一書記。蘇聯進入全面改革時期。
1987年11月，戈爾巴喬夫發表《改革與新思維》一書，強調“改革的最終目標”就是要“最充分地展現出我們制度的人道主義性質”。並說“新思維的核心就是承認全人類的價值觀的優先地位，即承認人類的生存”。在1988年6～7月間舉行的蘇共第十九次會議上，分成三派：以葉利欽爲代表的“民主激進派”，以利加喬夫爲代表的“傳統派”和以戈爾巴喬夫爲代表的新思維“主流派”。1990年3月在蘇聯第三次非常人代會上，決定修改憲法，取消蘇共的法定領導地位，實行多黨制和總統制。戈爾巴喬夫當選爲首任總統。同月，立陶宛宣布獨立，1990年，先後有11個共和國發表主權宣言；1991年4月，格魯吉亞宣布獨立；聯盟形勢岌岌可危。1991年3月17日，蘇聯舉行全民公決，大多數公民主張保留聯盟。8月公布的新聯盟條約規定各共和國擁有本國領土內的全部主權，改國名爲“主權蘇維埃共和國聯盟”。該條約定于20日舉行。8月19日，蘇聯副總統亞納耶夫等8人組成“國家緊急狀態委員會”，發動“八一九”事件，不到3天，就歸于失敗。此後，蘇聯形勢急轉直下。2月3日，俄羅斯當選總統葉利欽下令“中止”俄羅斯共産黨活動；次日，戈爾巴喬夫宣布辭去蘇共中央總書記職務，並要求蘇共中央自行解散。29日，蘇聯最高蘇維埃通過決議，“暫停蘇共在蘇聯全境的活動”。11月5日，葉利欽下令停止蘇共和俄共在俄羅斯聯邦境內的活動，並解散其組織機構。蘇聯共産黨從此解體。在這種形勢下，各加盟共和國紛紛宣布獨立。1991年9月，戈爾巴喬夫被迫承認波羅的海三國獨立。12月8日，俄羅斯、白俄羅斯和烏克蘭三國領導人在白俄羅斯首都明斯克簽署了一個關于成立獨立國家聯合體的協定，要求蘇聯停止存在，宣稱蘇聯的法律和其他一切准則在三國內不再適用。21日，俄羅斯等11個蘇聯前加盟共和國作爲獨立國家在哈薩克斯坦共和國首都阿拉木圖舉行獨立國家聯合體首腦會議。25日，戈爾巴喬夫宣布辭去蘇聯總統和武裝力量最高統帥的職務，並將核按鈕交給葉利欽。當晚，克裏姆林宮降下蘇聯國旗，俄羅斯聯邦的三色旗升起。第二天，蘇聯最高蘇維埃聯盟院宣布蘇聯停止存在。蘇聯正式解體。
蘇聯解體，分成15個國家：俄羅斯，烏克蘭，白俄羅斯，摩爾多瓦；亞美尼亞，格魯吉亞，阿塞拜疆；哈薩克，吉爾吉斯，烏茲別克，土庫曼，塔吉克；愛沙尼亞，拉脫維亞，立陶宛。
http://iask.sina.com.cn/b/7489638.html
蘇聯解體
１５年以來，國內外政治界、學術界許多人士對蘇東劇變的原因、影響和後果進行了多視角的探視和研究，已經出版的著述和發表的論文數量浩繁，觀點各異。大體上有以下幾種主要觀點，本文在這裏略加解說和評述。
蘇聯解體四大原因
其一，體制僵化、經濟衰退是根本性的原因。十月革命的勝利，固然不一定像過去蘇聯教科書所說“開辟了人類曆史的新紀元”，但無需諱言，它也絕不是一次普通的朝廷更替或政權轉手，它的世界意義在于，在經濟文化落後的國家開辟了一條非資本主義現代化道路的嘗試。在蘇聯，這一偉大的社會實驗曾經取得過輝煌，但最後以失敗而告終。史稱“斯大林模式”的政治、經濟、文化體制，是一種高度集中和集權的體制。這種體制，爲應對國內外緊張局勢，能集中一切人力、財力、物力，適應備戰和應戰的需要，取得工業化和增強國防實力的顯著成果，在短短十多年時間裏使蘇聯成爲歐洲第一、世界第二的強國。然而這種體制嚴重背離現代經濟的發展規律，壓抑了地方、企業和勞動者的積極性，加上它在政治上無情地消滅各種反對派和壓制持不同政見的知識分子，以及意識形態方面的嚴密控制，使整個社會處于僵化、封閉和麻木的狀態。第二次世界大戰以後，隨著時代主題逐漸向著和平與發展轉移，這種體制使經濟發展緩慢，國民經濟發展比例失調更加嚴重，制度性的弊端進一步凸現。顯然，這種體制不但不能完成把俄國建成現代化民主國家的曆史性任務，反而使俄國在同資本主義的世界性競爭中處于弱勢地位。如果說十月革命後出現了“一球兩制”的新格局的話，那麽，半個多世紀的比較和競賽，沒有顯示蘇式社會主義的優越性，這種體制未能滿足人民不斷增長的物質文化生活的需要，因而失去越來越多的民衆的支持和擁護，這是蘇聯解體的根本性原因。
其二，領導人因素是不容忽視的重要原因。１９８５年３月戈爾巴喬夫出任蘇共中央總書記，他所面對的是一個動蕩的世界和困難重重的國內環境。有人比喻此時的蘇聯猶如一艘滿載軍火的航船，船體鏽蝕，方向不明，運轉緩慢，在茫茫大海中瀕臨下沈。這就決定了戈爾巴喬夫受命之時，必須實行改革，以挽救這艘航船危亡的命運。可是，這名“船長”很不稱職，缺乏一個大國領導人應有的膽略和能力，面對種種困難和壓力，他倉促應對，在領導改革中出現種種失誤和錯誤的導向，致使整個國家迷失方向，危機驟增，秩序失控。在此危急關頭，戈爾巴喬夫又只顧自己的得失，在複雜的政治較量中節節敗退，主動放棄陣地，提出改革要從根本上“改造整個社會主義大廈”，改革的目的“是要使社會有質的更新”，就是要對經濟基礎和上層建築進行全面改造，改革的含義已經不是自我完善而是根本變更現存制度。直至八一九事件發生，蘇聯共産黨處境到了危難關頭，“船長”竟棄船而逃，自動辭去蘇共中央總書記的職務，使蘇共迅速走向衰敗。蘇共衰敗，是蘇聯劇變的前兆; 蘇聯解體，是蘇共垮臺不可避免的結果。從戈爾巴喬夫當政７年特別是最後時期的言行看，蘇聯的解體，戈爾巴喬夫當然有著不可推諉的曆史責任。
然而，有一種觀點值得商榷，國內外有些學者把蘇聯解體的原因過多地甚至全部歸咎于戈爾巴喬夫一個人。例如，博爾金認爲，“蘇聯是被人從內部攻破的，是被一小撮有影響的黨和國家領導人葬送的，是被反對派搞垮的”。國內也有學者提出一個所謂“叛徒論”，認爲戈爾巴喬夫是蘇東劇變的罪魁，是社會主義的叛徒。過分誇大一個人在曆史劇變中的作用，不符合曆史唯物主義的基本觀點。馬克思早在《路易?波拿巴的霧月十八日》一文中說過: 是時勢造成一定的環境和條件，“使得一個平庸而可笑的人物有可能扮演了英雄的角色”。恰如其分地評價個人在曆史中的作用，是史學工作者的重要任務。
其三，外部原因與蘇聯演變。外因論者通常不否認內因及其他原因的作用，但他們往往凸現和平演變在東歐劇變和蘇聯解體中的作用。和平演變是西方國家特別是美國對社會主義國家實行顛覆的一種戰略，即以武力爲後盾對社會主義國家遏制的同時，強化政治、經濟、文化和意識形態領域的手段，全面推出西方世界的價值觀，或明或暗地支持蘇聯國內的反對派和民族分立主義勢力，加速美國式的所謂“全球民主化”進程。應該說，和平演變戰略對蘇聯的劇變起著推波助瀾的作用，但只有當蘇聯國內出現政治、社會危機和動蕩的時候，外因才能發揮一定的作用。
不容忽視的是，自戈爾巴喬夫改革以來，東西方交流大幅度增加，使蘇聯人民得到一個了解西方、與西方國家生活水平作比較的機會，由于蘇聯計劃經濟體制下長期存在短缺經濟，使國內民衆看到自己國家與西方世界的差距，增加了對本國當政者的不滿和對西方生活方式的向往，從而爲西方和平演變打開了方便之門。
有學者還認爲，西方大國除有計劃地對外滲透、進行和平演變外，特別提到美國誘使蘇聯擴軍備戰，開展兩國間的軍備競賽，使國家財力過多地投入國防軍事預算，加劇了國民經濟的比例失調，特別是勃列日涅夫時期窮兵黷武，發動侵略阿富汗戰爭，使國防軍事開支猛增，國內各類矛盾積聚，成爲蘇聯解體原因之一。
其四，腐敗導致黨衰國亡。蘇聯各級幹部的特權現象早就存在，二次大戰後逐漸形成爲特權階層，享有各種既得利益。到勃列日涅夫時期，更形成一個個“官僚氏族集團”，這些集團內部兒女聯姻，官官相護，貪污瀆職，使執政黨與民衆之間隔閡越來越大，民心盡失。有一種觀點認爲，搞垮蘇聯的不是反共分子，不是外國敵對勢力，就是這些官僚特權階層爲維護和擴大其既得利益而造成的。具體地說，２０世紀８０年代末，這個集團羽翼已經豐滿，他們已將大量國家財富占爲己有，此時，他們急切希望共産黨的垮臺和社會主義制度的劇變，以便通過國家制度的公開變更，在新制度下從法律上承認他們攫取的財富合法化，並能名正言順地將這些財富傳給子孫。基于這樣的認識，有的學者認爲，蘇共的垮臺和蘇聯的劇變，是“一次來自上層的革命，舊統治集團中的主體部分自行背叛了以往對自己借以統治的體制的忠貞，掉頭而去” 。國內也有學者認爲，蘇共黨內官僚特權階層“在很大程度上是蘇聯既得利益集團的‘自我政變’”。
這種觀點有一定的道理。蘇聯晚期官僚特權階層所誘發的腐敗大暴露，以及這些官僚分子搖身一變，成爲“新制度”的顯貴，表面看來，似乎就是這些人搞垮了蘇共和蘇聯，但是，如果仔細考察一下更廣闊的社會背景、更深刻的曆史根源，以及當時蘇聯國內各種政治力量的動向，就不難發現，不能說由于黨內出現了腐敗和官僚特權階層就導致黨衰國亡，世界上有不少存在這類現象的國家，未必都會造成這樣的後果。蘇聯晚期，官僚特權階層固然在黨和國家的上層占據相當重要的地位，但作爲掌控權力的官僚集團，他們首先要依賴原有的體制和秩序，以維護和保障其既得利益，因而他們既不可能是積極的改革派，也不可能是激進的反對派，由于這個階層具有豐富的政治經驗和衆多的“關系網”，使其中許多人善于觀察方向，見風使舵，最終成爲劇變的得益者。
蘇聯解體的致命根源
一、特權導致貪污腐敗盛行
列寧時期，蘇共的幹部革命意志堅定，沒有絲毫特權，能與群衆同甘共苦。如，１９１８年糧食危機時，有權調撥千百萬噸糧食的人民委員瞿魯巴，竟在一次會議上餓得昏倒了。
而勃列日涅夫時期，蘇共強調“穩定”幹部，幹部委任制和領導職務終身制日趨完善，且不斷提高幹部特權的標准，使之進一步固定化和規範化，形成了一個脫離人民群衆的官僚特權階層。結果必然導致貪污腐敗的盛行。甚至在震驚全國的“駙馬案”中，勃列日涅夫的女婿丘爾巴諾夫就貪污受賄６５萬盧布。
二、官僚特權階層與親西方的社會精英同流合污
官僚特權階層形成後，他們開始喪失革命意志，對理想信念麻木不仁。連勃列日涅夫自己也“不再相信社會主義的勝利、馬列主義的原則或者共産主義的前途”。甚至對弟弟：“什麽共産主義，這都是哄哄老百姓的空話。”但他們與親西方社會精英仍界限分明，相互對立。
到戈爾巴喬夫時期，蘇聯的官僚特權階層發生了根本變化。起初，通過改革來“完善社會主義”；後來，在“公開性”、“民主化”的旗號下，否定馬克思列寧主義，放棄共産黨的領導，照搬西方模式，在蘇聯實行三權分立、議會民主、多黨制和總統制等等，走上背棄社會主義的道路，結果“亡黨亡國”。
三、集體背叛完全是爲了私利
官僚特權階層之所以集體背叛，完全是爲了他們的私利。與此同時，由于蛻化變質，蘇共也失去了群衆基礎和執政能力。
在劇變後的俄羅斯，那些掌權的政治精英和發財致富的經濟精英大都就是蘇聯時期的各級幹部。當時在俄總統周圍和政府部門任職的政治精英，有７４％～７５％來自蘇聯時期的幹部，而那些發財致富的經濟精英，則有６１％來自蘇聯時期的幹部，特別是共青團幹部和經濟領導人。（資料來源于俄羅斯科學院社會學所１９９５年的調查）
民族問題與蘇聯解體
１９９１年底，世界上第一個且最大的社會主義國家蘇聯，在沒有戰爭和外敵入侵的情勢下自行解體，令世人震驚與沈思。十年來，國內外學者對蘇聯解體的根源進行了多方面研究，觀點紛呈，智仁互見。總體上大家都認爲蘇聯解體是蘇聯社會危機（涉及政治、經濟、文化、社會、外交、意識形態諸方面）總爆發的結果。筆者也持此觀點，但筆者不同意有的論者所說：“至于蘇聯的瓦解，也不是如同某些蘇聯問題專家所言，是導因于境內的民族緊張情勢，雖然這的確一直是蘇聯的隱憂之一。促使蘇聯瓦解的真正關鍵，應該是它所面臨的經濟困境。”
１“蘇聯國際地位的下降，雖然助長了某些民族主義情感強烈的共和國的分離主張，尤以波羅的海諸國和格魯吉亞爲最——立陶宛首先一試，于１９９０年３月挑釁地先行宣布獨立——蘇聯最後解體，卻不是來自民族主義的壓力。”
２筆者贊同法國史學家埃萊娜?唐科斯和日本學者谷煙良三早在蘇聯解體前所提出的觀點，前者指出：“在蘇聯面臨的所有問題中，最急需解決而又最難解決的顯然是民族問題。像它所繼承的俄羅斯帝國一樣，蘇維埃國家似乎也無法走出民族問題的死胡同。”
３後者強調，“民族問題已成爲左右蘇聯對外行動的危險因素，也是從內部動搖蘇聯體制的一個嚴重的政治問題，如果處理不當，將會導致蘇維埃帝國的崩潰。”
４的確，蘇聯解體雖由多種因素所致，但民族問題是一個起關鍵作用的深層次的因素，值得進一步探討。
一蘇聯是在沙俄的廢墟上建立起來的、以民族爲特征的聯邦制國家。因而，蘇聯民族問題由來已久。從１５４７年莫斯科大公伊凡四世稱沙皇建立沙皇俄國開始到１９１７年被推翻，在長達３４０多年中，沙俄先後兼並了外高加索、中亞、波羅的海沿岸國家、西伯利亞和遠東等地，使其版圖擴張了８倍，征服的民族達１２０多個。爲鞏固其野蠻統治，曆代沙皇均對被征服的民族實行殘酷壓迫與奴役，極力煽動大俄羅斯民族沙文主義情緒，唆使俄羅斯人鄙視、仇恨、欺壓非俄羅斯民族。非俄羅斯地區的一切重要職務都由俄羅斯人擔任，俄語爲官方語言，禁止用非俄語出版書報，學校禁止用非俄羅斯語授課，非俄羅斯民族被迫俄羅斯化，並經常遭到蹂躪和屠殺，致使沙皇俄國成爲世界曆史上民族矛盾最深厚的國家，是名符其實的“各族人民的牢獄”。
十月革命雖然打碎了舊的國家機器，建立起嶄新的社會主義制度，但是舊俄疆域上形成的多民族國家共同體及其民族問題卻曆史地遺留給了蘇聯。蘇聯黨和國家爲解決民族問題作了不少努力，也曾取得一些成績，但由于曆史上傳襲下來的民族問題的嚴重性和民族關系的複雜性，加之蘇聯在處理民族問題的一系列理論和實踐上的失誤，使民族問題未能得到根本解決。蘇聯存在的７０年中，其民族問題可謂頭緒紛繁、盤根錯節，大致可概括爲四種類型。
一是俄羅斯民族同其他民族之間的矛盾。俄羅斯族是蘇聯人數最多的民族，約占蘇聯總人口的５０％略強，多數居住在俄羅斯聯邦共和國境內。由于曆史原因，也有不少俄羅斯人散居在少數民族地區。據統計，俄羅斯人在１４個非俄羅斯共和國的人口中平均占１９％。俄羅斯民族同當地民族的關系遂成爲一個突出問題。俄羅斯人常被少數民族指責爲“占領軍”、“殖民者”，而俄羅斯人則感到憤怒，認爲俄羅斯對其他民族承擔了過多的義務，吃了虧還要挨罵，這是不公平的，因而從１９９０年起，《俄羅斯文學報》等報刊發出了要求俄羅斯與其他共和國分家的呼聲。
二是加盟共和國內民族之間的矛盾。在一些加盟共和國內，除少數民族與俄羅斯民族間存在矛盾和沖突外，在非俄羅斯民族中也存在著由爭奪政治、經濟和文化權益而産生的各種矛盾。例如，摩爾達維亞加盟共和國一再要求把摩爾達維亞語定爲國語，並把摩文的斯拉夫字母改爲拉丁字母，該共和國議會已通過了相應的決議，但這又引起當地講俄語的居民的反對，他們紛紛組織罷工抗議。摩爾達維亞境內的加告茲族人總數只有１６萬，可謂“少數民族中的少數民族”，他們也害怕自己的語言被摩語同化，因而也集會遊行，要求成立加告茲自治共和國。此外，有些民族地區與加盟共和國當局之間也是矛盾重重。雖然蘇聯憲法規定，根據各少數民族人數的多少和其他條件分別成立加盟共和國、自治共和國、自治州和民族區，自治共和國、自治州加入所在的加盟共和國，並且通過加入一個加盟共和國的形式加入蘇聯，但２０世紀８０年代以來，有的少數民族自治共和國或自治州卻要求脫離加盟共和國。例如，格魯吉亞加盟共和國境內的阿布哈茲自治共和國和南奧塞梯自治州都出現了要求脫離格魯吉亞的集會遊行。
三是加盟共和國之間的民族矛盾。蘇聯的加盟共和國是以一個較大的民族爲主，伴之以其他民族而組成的。一些加盟共和國之間實際上就是民族之間，由于曆史積怨、宗教對立、領土糾紛或現實利益沖突等原因而存在著矛盾。如俄羅斯與烏克蘭之間關于克裏米亞半島、科利沃爾斯、頓巴斯地區的爭端；俄羅斯與哈薩克之間關于堅季茲湖地區大片領土的爭端；俄羅斯與白俄羅斯之間關于威特比斯州３個區、哥美裏州６個區及斯摩棱斯克州的哥列茨基等地區的爭端；俄羅斯與愛沙尼亞之間關于普斯科夫州的楚德湖和納爾瓦河地區的爭端；塔吉克和烏茲別克之間關于撒馬爾罕和布拉市的歸屬問題的爭端等等。這類民族矛盾最典型的是南高加索地區的阿塞拜疆和亞美尼亞兩共和國之間圍繞納戈爾諾—卡拉巴赫自治州的歸屬問題而出現的武裝沖突。１９８７年秋，阿境內主要由亞美尼亞族組成的納卡州認爲本民族遭受歧視而提出脫離阿塞拜疆共和國、加入亞美尼亞共和國的要求，得到亞美尼亞的全力支持而遭到阿塞拜疆的堅決拒絕。阿塞拜疆人湧入納卡州，與當地的亞美尼亞人發生暴力沖突，造成２６名亞美尼亞人和６名阿塞拜疆人死亡，近２００人受傷的流血慘案。蘇聯中央政府調動軍隊制止了沖突。１９８８年３月，蘇聯最高蘇維埃宣布拒絕亞美尼亞的要求，同年７月１２日，納卡州蘇維埃投票決定脫離阿塞拜疆共和國，蘇聯中央政府和阿塞拜疆均不予認可。此後，阿、亞兩族之間的敵對活動不斷升級，沖突亦蔓延至其他城市。１９９０年１月，蘇聯最高蘇維埃宣布部分沖突嚴重的地區處于緊急狀態，並派蘇軍和內務部隊趕赴當地恢複和維持秩序。此後局勢非但沒有根本好轉，矛盾反而加深。１９９１年蘇聯解體後，納卡州歸屬問題遂成爲阿、亞兩個獨立共和國之間的爭端。表面上看，這屬于領土之爭，而實質上，圍繞這一問題的矛盾卻發展爲把矛頭指向中央、反對蘇維埃、要求退出聯盟的政治鬥爭，而且，南高加索地區的民族沖突具有一個顯著特點即采取了武裝暴力的方式。
四是加盟共和國與聯盟中央的矛盾。這一矛盾主要表現爲加盟共和國爭取自主權和要求獨立。最爲突出的是波羅的海沿岸的立陶宛、拉脫維亞和愛沙尼亞三個加盟共和國。這三國雖是小國，但地處戰略要沖，經濟發展和人民生活水平與北歐國家相近，在曆史、文化、宗教等方面與西方國家有著千絲萬縷的聯系。它們是根據１９３９年８月２３日的《蘇德互不侵犯條約》及秘密議定書而並入蘇聯版圖的。並入蘇聯後，由于受全國政治經濟體制的制約和各共和國之間“平調”政策的影響，三國發展緩慢，與北歐諸國的水平相差甚遠。因此，三國認爲，並入蘇聯給他們造成巨大不幸。于是從１９８７年起，每年的８月２３日三國民族主義者都在各自的首都舉行大規模集會遊行，打出以前的資産階級共和國旗幟，譴責蘇德條約及其秘密議定書導致了蘇聯對當時獨立的三個共和國的占領，要求更多的自主權，直至脫離蘇聯。１９８９年８月２３日，這三國利用蘇德條約簽訂５０周年之際，舉行了有百萬人參加的“波羅的海之路”的示威活動，示威者手拉手組成了連接三國主要城市，長達６５０公裏的人鏈，表明脫離蘇聯而獨立的決心，煽動起十分激烈的民族主義情緒。波羅的海地區民族主義運動的特點是有廣泛的群衆基礎，有組織、有領導、有計劃，而且三國協調行動、步調一致，形成了聲勢浩大的政治運動。不過鬥爭的方式與前述納卡問題不同，沒有發生武裝沖突，而是以集會、示威、遊行、立法等和平途徑爲主。
二任何一個多民族國家都不同程度地存在著各種民族問題，而只有當這些問題尖銳激化到無法解決的地步才會危及社會的穩定甚至國家的統一。蘇聯也不例外。那麽，是什麽原因使蘇聯民族問題激化並進而導致了聯盟的解體？不少學者認爲，其源蓋出于戈爾巴喬夫推行錯誤的改革和國際反動勢力起了推波助瀾的作用。但筆者認爲，比較而言，下列因素更爲重要。
（一）背離聯邦制原則，實行高度中央集權制，加深了各共和國與聯盟中央的矛盾。蘇聯的國家體制采用以民族爲特征的聯邦制。１９２２年１２月３０日蘇聯成立時由俄羅斯聯邦、南高加索聯邦、烏克蘭、白俄羅斯4個蘇維埃民族共和國組成，這４個加盟共和國是以一個主體民族的名稱來命名的。１９２４～１９４０年，蘇聯發展成爲１６個加盟共和國，２０世紀５０年代中期至１９９１年蘇聯解體時是由俄羅斯聯邦、烏克蘭、白俄羅斯、哈薩克、烏茲別克、吉爾吉斯、塔吉克、土庫曼、阿塞拜疆、亞美尼亞、格魯吉亞、摩爾多瓦、立陶宛、拉脫維亞、愛沙尼亞１５個加盟共和國組成。這１５個加盟共和國的國名也都是以一個主體民族的名稱來命名的。蘇維埃聯邦制是列寧的一大創造。十月革命前，列寧一直堅持無産階級革命勝利後應建立民主集中制的單一制國家，他認爲社會主義社會仍然采用聯邦制是曆史的倒退，因而反對建立聯邦制國家。十月革命勝利後，由于國內外出現十分尖銳和複雜的形勢，列寧改變了原來的主張，轉而認爲建立各蘇維埃共和國聯合統一的聯邦制國家是適宜的。因爲列寧看到，在俄國無産階級革命鬥爭的過程中，被壓迫民族表現出獨立自主的強烈願望，建立了各自獨立的蘇維埃共和國。在此情況下，若再堅持建立民主集中制的共和國就易使少數民族産生誤解和不信任，加之協約國爲扼殺新生的蘇維埃政權進行了聯合武裝幹涉，如不建立各民族聯合統一的聯邦制國家，就有被敵人各個擊破的危險。需要指出的是，在實行聯邦制的條件下，列寧還特別強調兩點：其一，爲體現社會主義民族平等，各蘇維埃共和國應以完全平等的主權國家自願聯合組成蘇維埃共和國聯盟，各共和國實行民族自決，有加入和退出聯盟的權利。其二，聯邦制是向民主集中的單一制國家的過渡形式。
但從斯大林開始的蘇聯領導人卻片面理解列寧的聯邦制思想，把建立聯邦制國家看成僅僅是爲解決當時複雜民族問題的權宜之計，利用列寧關于聯邦制是向集中制過渡形式的觀點作爲實行中央高度集權體制的依據，從而背離了聯邦制原則。從表面上看，１９２４年、１９３６年和１９７７年的蘇聯憲法均重申了蘇聯成立宣言和聯盟條約的精神，明確規定蘇聯是各主權蘇維埃民族共和國的聯盟，蘇聯保護加盟共和國的主權國家地位，加盟共和國獨立行使自己的國家權利（典型的是聯合國成立時，烏克蘭、白俄羅斯也作爲聯合國的創始國，並且長時間在聯合國派有外交代表），並可以自由退出蘇聯。這種雙重主權國家的規定，在世界上實行聯邦制的國家中是獨一無二的，似乎蘇聯加盟共和國的權限很大。而實際上，從1922年至 20世紀80年代末，沒有一個加盟共和國可以自由退出蘇聯，而加入蘇聯的共和國也不全是自願的，如立陶宛、拉脫維亞和愛沙尼亞三國以及完整的烏克蘭、白俄羅斯和摩爾達維亞三國加入蘇聯就是特殊曆史條件下的産物。至于憲法賦予加盟共和國所享有的獨立行使經濟、財政、內務、司法、文化教育、衛生和社會保障、檢查監督和民族事務等方面的權利，也幾乎是有名無實的。因爲，列寧去世後，斯大林違背了列寧堅持的民主集中制原則，逐步加強了個人集權地位，形成了黨內高度集中的領導體制。同時，斯大林又把黨和國家混爲一談，黨政不分，以黨代政，把黨內高度集權集中的組織領導體制推行到國家體制上，形成了高度集權集中的國家體制。
後來赫魯曉夫和勃列日涅夫進行了改革，但並沒有改變斯大林時期形成的黨和國家高度集權集中的體制。在這種體制下，聯邦制原則名存實亡。在經濟上，聯盟中央通過由它直接管理的聯盟部及聯盟——共和國部，控制了共和國的絕大多數企業和資産。如斯大林時期，聯盟部所屬企業占全蘇工業總産值的８９％，共和國部所屬企業只占１１％；赫魯曉夫時期的聯盟部及聯盟——共和國部所屬企業占９７％，共和國部所屬企業占３％；勃列日涅夫時期的聯盟部及聯盟——共和國部所屬企業占９４％，共和國部所屬企業占６％。更有甚者，共和國連修建２００張病床以上的醫院或投資４００萬盧布以上的項目的權利都沒有，而聯盟中央在共和國修建新項目都可以不經共和國批准，也不同共和國商量。這不但造成經濟發展結構不合理，使共和國利益受到損害，而且極大地挫傷了共和國的積極性。這種僵化而非彈性的管理體制從根本上講不利于蘇聯的存在和發展，因爲它把大多數加盟共和國推向一個非此即彼的尷尬境地：要麽是被強行地留在蘇聯，要麽是一有機會就徹底掙脫聯盟。而且不管多麽有名無實，蘇聯的成立宣言、聯盟條約以及曆次憲法所宣布和賦予的各民族享有自決權及各加盟共和國主權國家地位與自由退盟權，還是爲民族分離和獨立運動提供了合法理論依據，從而導致聯盟的解體。
（二）在理論上，超越社會發展階段，過早地宣布民族問題“已經解決”，導致民族關系中的消極現象日益增多。曆史實踐表明，無産階級革命勝利後，社會主義制度從建立到完全實現社會主義理想，需要經曆相當長的曆史時期，加之社會主義制度本身也需要逐步發展與完善，這就決定了在多民族的社會主義國家，民族問題也將長期存在。
列寧之後的蘇聯曆屆領導人對民族問題的認識，都未能達到列寧所達到的高度，他們在民族理論上一直存在“左”的傾向，這同蘇聯領導人對社會發展階段的認識有密切聯系。他們總是抱有不切國情的超前認識，不是盲目地宣布蘇聯建成了社會主義或進入了發達社會主義，就是急于向共産主義過渡，而在他們的思想深處，民族進程與社會進程是同步的，因而民族問題必然隨著社會進入高級階段而不複存在。具體而言，１９３６年斯大林宣布蘇聯已經消滅了剝削階級，建成了社會主義，不久，聯共（布）十八大進一步宣布，蘇聯已完成了無産階級的社會主義建設並從社會主義逐步過渡到共産主義階段。因此，在民族問題上，斯大林認爲“制造民族糾紛的主要勢力即剝削階級已被消滅，培植民族互不信任心理和燃起民族主義狂熱的剝削制度已被消滅”，“真正兄弟合作的關系”已建立起來了，“蘇聯各民族和種族，在全國經濟、政治、社會和文化各方面都享有同等的權利，所以根本談不到民族權利會受到損害。”甚至認爲蘇聯各民族“已經在完全平等的基礎上，以一種堅固的友誼緊緊地聯系在一起了”，蘇聯“已經成爲全世界真正民族平等與合作的榜樣和典範”。這顯然不符合客觀實際。１９６１年赫魯曉夫宣布２０年基本建成共産主義，在這個條件下，“蘇聯已經解決了人類世世代代所關心的，而資本主義世界直到現在仍然尖銳的一個極其複雜的問題，即各民族之間的相互關系問題”，因爲“在蘇聯已經形成了具有共同特征的不同民族人們的新的曆史共同體——蘇聯人民。”同樣，１９６７年勃列日涅夫提出，蘇聯已經建成發達社會主義，正在向共産主義轉變，因而“民族問題徹底地一勞永逸地解決了。”可見，赫魯曉夫和勃列日涅夫對蘇聯民族問題狀況都作出了錯誤的估計。就連提出各種新思維的戈爾巴喬夫也未能跳出上述觀念的圈子，在其《改革與新思維》一書中很少論及民族問題，在民族理論上基本步了前任之後塵。在蘇共二十七大的政治報告中，戈爾巴喬夫強調指出：“蘇聯已經一勞永逸地消滅了各種形式和表現的民族壓迫和民族不平等。各民族人民牢不可破的友誼，對各民族的民族文化和民族尊嚴的尊重已得到確立，並已進入億萬人的意識之中。蘇聯人民是一個嶄新的社會和族際主義的共同體，這個共同體是由一致的經濟利益、意識形態和政治目標結成的。”正是由于蘇聯領導人對本國民族關系發展狀況的錯誤估計，忽視民族問題的普遍性、長期性和複雜性，因而蘇共總是對實際存在的各種民族問題熟視無睹，報喜不報憂；總是強調各民族的共性而無視其個性，人爲地加快各民族接近和融合的進程。這樣，舊的民族問題被人爲地掩蓋起來，得不到及時解決，而新的問題又積累下來，新舊矛盾交織，一旦總爆發就必然危及國家統一。
（三）民族政策失誤引起族際關系緊張。正確的民族政策是建立在對民族關系狀況及各民族間主要矛盾的正確估計和分析的基礎之上的。列寧之後的曆屆蘇聯領導人對蘇聯民族問題的解決估計太高，嚴重脫離實際，因此在民族政策上必然會出現一系列失誤。蘇聯民族政策失誤主要表現在用階級鬥爭方式處理民族問題和維護大俄羅斯民族沙文主義兩方面。馬克思主義認爲，民族與階級、民族問題與階級問題是兩類不同的概念，雖然它們之間存在一定的聯系，但在任何曆史時期都不能將其完全等同。在社會主義國家中，民族問題一般屬于人民內部性質的矛盾，只能通過宣傳、教育、疏導、協調等方法妥善加以解決。然而列寧之後的蘇聯領導人卻忽視民族問題與階級問題的區別，混淆兩類不同性質的矛盾，把民族矛盾和民族糾紛歸結爲階級矛盾和階級鬥爭，把任何謀求本民族利益的努力不加分析地斥之爲“資産階級民族主義”，以階級鬥爭的方式處理民族問題。３０年代初，蘇聯不顧少數民族的特殊性，強制實行農業集體化，使哈薩克、烏克蘭、白俄羅斯和高加索等地的農業生産遭受嚴重破壞，因饑荒而死亡５００～９００萬人，引起當地人民的不滿和反抗，斯大林將他們打成民族主義危險分子，流放和鎮壓了大批農民和富農。１９３４年１月，斯大林在聯共（布）十七大總結報告中明確提出，蘇聯國內民族矛盾的實質是階級矛盾，民族紛爭的實質是階級鬥爭。他認爲民族主義與機會主義一樣是社會主義的階級敵人。特別是在大清洗運動期間，各少數民族地區的多數領導幹部和知識分子因所謂“資産階級民族主義”的罪名而遭到清洗和鎮壓。如１９３７～１９３８年間，烏克蘭、白俄羅斯、吉爾吉斯、亞美尼亞等共和國黨中央第一書記皆被處死；哈薩克共産黨中央局成員全部被殺；１９３７年５月，出席格魯吉亞共産黨十大的６４４名代表，會後不久竟有８６％被捕、流放或遭監禁。衛國戰爭時期，借口某些少數民族中有人“與法西斯勾結而背叛祖國”，就把克裏米亞韃靼人、德意志人、麥斯赫特土耳其人等 １１個弱小民族的大約５００萬人趕出其世代居住地，強制其遷往中亞和西伯利亞等條件艱苦的地方，其中有幾個民族在赫魯曉夫時期恢複了名譽，返回家園，恢複了自治，而另３個民族，後來雖也恢複了名譽，但未允其重返家園，恢複自治，因而留下動亂的根子。赫魯曉夫和勃列日涅夫當政時期，仍然堅持民族矛盾的實質是階級矛盾的觀點，並且認爲國內民族主義活動是國際階級鬥爭的反映。因而將各共和國內不滿蘇共政策、要求擴大自主權以及歌頌本民族曆史文化傳統的幹部和知識分子統統當成資産階級分子，大加批判或監禁，把不滿和反抗的少數民族作爲社會主義的階級敵人進行打擊和鎮壓。用階級鬥爭方式處理民族問題，其結果是在民族關系中人爲地制造階級矛盾和階級鬥爭，把屬于各民族間的內部矛盾人爲地轉化爲敵我矛盾，造成長期階級鬥爭擴大化，嚴重傷害了這些民族的感情，加深了民族關系危機，助長了民族分離傾向。
大俄羅斯民族沙文主義作爲舊時代的糟粕，在社會主義的蘇聯建立以後理應予以清除。列寧堅決反對形形色色的資産階級民族主義思潮，如大俄羅斯主義和各種地方民族主義，他要求著重反對大俄羅斯主義。列寧多次強調指出，大俄羅斯沙文主義是妨礙實現各民族平等和團結的主要危險，因此，他宣布“要同大俄羅斯沙文主義決一死戰。”但列寧之後的蘇聯曆屆領導人都忽視了列寧的教導，雖然他們一直籠統強調反對民族主義，但實際上著重反對地方民族主義，維護大俄羅斯沙文主義傳統。
第一，歪曲沙皇征服少數民族的曆史，把沙俄的侵略擴張說成是應少數民族的“請求”，是少數民族的“自願歸並”，沙皇給被征服民族帶來“文明與進步”，具有“重大的曆史意義”。他們認爲在二次大戰中蘇聯恢複西白俄羅斯和西烏克蘭等地區，強制立陶宛、拉脫維亞、愛沙尼亞和摩爾多瓦四國加入蘇聯，收複庫頁島及千島群島，“這樣的邊界最符合蘇聯曆史的真實”。在斯大林看來，凡沙俄帝國占領過的領土都應該是蘇聯的領土，強占這些地方是恢複蘇聯“合理的邊界”。這實際上違背了蘇聯成立之初列寧制定的關于不允許劃分勢力範圍的對外政策原則。
第二，任意吹捧俄羅斯民族是蘇聯的偉大民族和領導民族，無視其他民族的地位與貢獻。如他們宣稱俄羅斯是各共和國聯合成統一國家的“中心”，吹捧俄羅斯是“蘇聯各民族的領導力量”“是蘇聯各民族的母親”，“是俄羅斯人幫助其他民族克服了幾百年的經濟和文化落後狀況”。甚至在１９８９年９月蘇共民族政策綱領中仍堅持要以俄羅斯爲中心建立新聯盟國家，繼續強調“俄羅斯過去和現在都是整個聯盟國家的凝聚力量，對于克服民族地區的落後狀況作出了決定性的貢獻”。
第三，俄羅斯人在政治上享有特權。１９２３年６月，按斯大林在全蘇民族工作會議上提出的選舉原則，蘇聯中央執行委員會由３５０名代表組成，其中俄羅斯聯邦共和國代表爲２８０名，占８０％，而其他３個共和國代表只有７０名，僅占２０％。在曆屆蘇聯最高國家權力機關和執行機關中，雖然各民族共和國都有一定比例的代表參加，但曆屆國家元首則大多爲俄羅斯人，曆屆蘇聯政府首腦除斯大林一人外都是俄羅斯人，至于聯盟中央政府各部委主要領導職務也大多由俄羅斯人擔任。在實際上直接掌控國家最高權力的蘇共中央領導機關中，雖有少數非俄羅斯人參加，但除斯大林外，其余各屆蘇共中央最高領導職務均由俄羅斯人擔任。典型的例證是，安德羅波夫爲首的１０人組成的中央書記處全部是俄羅斯人；各主要民族共産黨員占全體黨員總數的比例分別爲：俄羅斯５９．８％、烏克蘭１６．０２％、白俄羅斯３．７６％、烏茲別克２．３１％、哈薩克１．９４％、格魯吉亞１．６８％、阿塞拜疆１．６５％、亞美尼亞１．５１％、摩爾達維亞 ０．５３％。上述做法，嚴重違背了各共和國和各民族平等的原則。
第四，強制推廣俄語並作爲蘇聯的國語，歧視少數民族語言。語言是民族的主要特征之一。在多民族國家裏，語言政策是民族政策的重要組成部分。馬克思主義反對對任何民族語言的任何歧視和限制，不允許任何民族語言享有任何特權，認爲如果把一個大民族的語言強加給其他民族，勢必造成人爲地實行民族同化政策。列寧指出：“誰不承認和不維護民族平等和語言平等，不同一切民族壓迫或不平等現象作鬥爭，誰就不是馬克思主義者，甚至也不是民主主義者。”他堅持民族語言平等，反對強行推廣俄語，他指出：“用棍棒強迫”其他民族學習俄語，其後果只能是“使偉大而有力的俄羅斯語言難以爲其他民族集團所接受，主要是會加深敵對情緒，造成無數新的摩擦，增加不和和隔膜等等。”但列寧之後的曆屆領導人都違背民族平等的原則，在全國範圍內強制推廣俄語，力圖使俄語成爲各共和國國語。據統計，１９８６年蘇聯出版發行各種書籍２２億冊，其中俄文書籍占８６％，而其他少數民族語言書籍僅占１４％（少數民族人占全蘇人口４９．２％）。有幾十個小民族的語言和文化處于消失的邊緣。
幾十年來，列寧之後的蘇聯領導人縱容大俄羅斯民族主義的做法，嚴重破壞了民族平等原則，事實上使俄羅斯處于聯盟中央領導地位，在政治、經濟、軍事等各方面享有特權，而其他少數民族則處于附屬的“次等民族”地位。民族不平等現象的長期存在，激發了少數民族對聯盟中央和大俄羅斯民族主義的嚴重不滿情緒，非俄羅斯民族的民族主義普遍存在。這兩種民族主義互爲因果，成爲蘇聯解體的關鍵因素。
關于蘇聯解體原因的十說
●“葬送說”這一觀點認爲戈爾巴喬夫是馬克思列寧主義的叛徒，是亂黨亂國的罪魁禍首，是他葬送了蘇聯的社會主義事業。
●“和平演變說”該觀點認爲蘇聯演變的主要原因是西方推行“和平演變”戰略的結果。
●“民族矛盾說”有人認爲，蘇聯解體是蘇聯實行大俄羅斯主義，對內搞霸權主義的結果。蘇聯演變的過程也是蘇聯民族關系日趨緊張、民族矛盾日益激化、民族分立日見增長的過程。
●“上層自決說”這種說法認爲蘇聯解體的真正原因來自蘇共內部，“是蘇共的上層精英在對蘇聯的發展方向進行討論所做出的決策結果”。
●“經濟沒搞好說”該觀點認爲，蘇聯劇變中首要的決定因素是現存社會主義在同西方經濟的競賽中失敗了，特別是在最近的技術革命期間，蘇聯的中央集權經濟不能同西方發達資本主義經濟並駕齊驅。
●“斯大林模式說”這種說法認爲蘇聯演變的原因是由于實行“斯大林模式”的結果，蘇聯高度集中的政治經濟體制窒息了社會主義的生機和活力，阻礙了社會主義優越性的發揮。
●“錯誤路線說”該觀點認爲蘇聯演變的決定性因素是黨的主要領導人推行錯誤的“改革”路線，即所謂的“人道的、民主的社會主義”，把國家引上了資本主義複辟的道路。
●“意識形態說”這種觀點認爲戈爾巴喬夫的“改革新思維”是蘇聯演變的思想淵源；“民主化、公開化、多元化”迎合了國家帝國主義和國內反動勢力的反共需要；“人道的、民主的社會主義”是和平演變的政治策略。
●“抛棄說”該說法認爲蘇共違背了先進生産力的發展要求，背離了先進文化的前進方向，喪失了人民群衆的支持。
●“曆史合力說”這一觀點認爲蘇聯演變是多種原因交錯的結果。
http://baike.baidu.com/view/34098.htm
俄羅斯專家演講分析蘇聯解體原因＞2008年06月24日中國教育報
俄羅斯聯邦委員會成員、自然壟斷委員會主席，原蘇聯部長會議主席雷日科夫和莫斯科國立社會大學副校長、俄羅斯社會科學院副院長、俄中友好協會副會長、原蘇共中央監察委員會副主席科金，日前在當代中國研究所作了題為“蘇聯解體的原因”的演講報告，並回答了與會者的提問。
作為前蘇聯改革的重要領導人之一，雷日科夫親歷了蘇聯解體的過程，是當時事件的見證人。他在演講中說，蘇聯的解體是一個大悲劇，我們應當深刻思考和研究這個悲劇為什麼會發生。他認為，蘇聯的解體是由國內外兩方面原因造成的，國內原因是主要的。他說，蘇聯解體後，俄羅斯選擇了資本主義制度，大力推行私有化，造成了嚴重的兩極分化。“這是一個嚴重的教訓”。他肯定中國漸進式改革的成功和所走的道路的正確，認為中國作為一個歷史悠久的偉大國家，會從蘇聯的錯誤和悲劇中吸取教訓的。
科金在演講中從理論上分析了蘇聯解體的政治、經濟等原因。他認為，蘇聯垮臺不是瞬間的事情，是國內反動勢力和國際幫兇長期共同作用的結果。蘇聯的解體改變了世界政治版圖，導致了世界許多問題的發生。他說，一個戰勝過法西斯、取得巨大成就的社會主義國家遭遇失敗，這一慘痛的教訓值得深思。
此次報告會由當代中國研究所和中國社會科學院馬克思主義研究院、中國社會科學院俄羅斯東歐中亞研究所共同主辦。中國社會科學院副院長兼當代中國研究所所長朱佳木在演講結束時說，雷日科夫主席、科金副校長用歷史的事實、深刻的思考，為我們講解了蘇聯解體的主要原因，這無論對我們正確認識蘇聯歷史和社會主義運動的歷史，還是深刻認識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道路的正確性，都具有十分重要的價值。
來自中宣部、中央文獻研究室、中央黨史研究室、中央檔案館以及中國社會科學院、當代中國研究所等單位的專家學者、學生300余人參加了報告會。參加報告會的還有雷日科夫、科金的隨行人員《俄羅斯報》副主編利特維諾夫、“歐亞”國際公共協會執行經理費多索夫。
http://big5.xinhuanet.com/gate/big5/news.xinhuanet.com/school/2008-06/24/content_8429103.htm
西方在蘇聯瓦解中的角色＞威爾遜（前倫敦『觀察報』國際新聞主編）
西方慫恿蘇脫離政治現實
戈爾巴喬夫曾經誓言不再主持支離破碎的蘇聯，現在的問題是，西方是否要在本世紀最後一幕時事諷刺劇中，去扮演主持的角色。
蘇聯的瓦解已被諸如民主和自決之類的高談闊論所美化了，但是隨之而來的除了另一場內戰之外別無其他- - 這將是在一個滿佈核武器的大地上的廝殺。悲觀的前景之一將是中亞的伊斯蘭地區出現較難控制的衝突取代了東 - 西方對峙的局面。戈爾巴喬夫和蘇聯的政治新貴們須為蘇聯的瓦解負上巨大的責任。但是，西方呢﹖西方對此要不要負責任﹖
在蘇聯進行改革的六年期間，西方的政策和輿論由情不自禁的懷疑主義變為具有浪漫色彩的天真。評論家起初將戈爾巴喬夫欲將他的國家擺脫七十年極權主義的嘗試譽為「化妝品」。
當事態已明朗化，證明他真的是在變革事物的時候，這些討論家便催促他將步伐加快加大，從而慫恿他脫離了墨守成規的共產黨和沒有得到指導的公眾所能接受的政治現實。在失望和不耐煩的情況下，他們（西方）轉而歡迎葉利欽了，因為後者既向莫斯科市民也向西方作出承諾要即刻向「市場」過渡。這個承諾所掩蓋的是蘇聯市場的狀況，根本沒有基本的經濟設施和受歡迎的工作道德。
西方用民主掩飾蘇聯權力鬥爭
葉利欽的承諾可被視為蘇聯權力鬥爭的一部份，在這場鬥爭中，中央權力是他與戈爾巴喬夫永無休止地爭奪的因素
一場富於莎翁戲劇素材的爭鬥。正因為如此，它不難被人看透。
西方的天真，或更準確地說是許多評論家的天真就在於，他們一直將這場權力鬥爭，用民主的華麗詞句加以修飾。而現在，這場鬥爭以宣佈成立斯拉夫「聯邦」而告終了。
正如原來的蘇聯根本沒有市場這類一樣，它也沒有比較像樣的民主。議會開會，像葉利欽這樣的總統直接當選，言論是自由的，這還得多謝戈爾巴喬夫。但是沒有組織的「反對派」，也沒有進行辯論的真正慣例，沒有進行在電視上質詢領導人的做法。
法律變成俄總統法令
事實上最近幾個月來所實施的大多數蘇聯和俄羅斯的法律，都不是議會通過的，而是總統個人的法令。
將葉利欽和他的支持者冠以「民主派」（這是他們自己選擇的詞，意指戈爾巴喬夫是反民主的）無疑是天真和誤導他人的。用市場去證明民主同樣是天真的。民主市場同樣是令人渴求的目標，但是尚待歷史去證明兩者是否一定有分先後。
蘇聯的情況已被蓋茨和貝克等權威人士描繪成一場噩夢，在這個噩夢的形成過程裡，西方國家難以洗脫推波助瀾之嫌，西方人士大都毫不遲疑地支持地區性的民族主義運動，而這些民族主義趨勢則往往是被海外說客所誇大了的。
在波羅的海三國宣佈獨立後，各有關方面本應警覺情勢危急，因為那是一個分隔附庸共和國亦因為出於不滿或渴望瓜分部份蘇聯「帝國」領土而心萌去意。
全民投票帶來的危險
傳播媒介尤應該注意全民公決所帶來的長遠性危險，因為全民公決結果經常只會贊成分裂。際此困難時期，富庶的地區希望保障它們的財富，而貧困的地區則打算藉著各色各樣的讓步來換取西方的援助。
當然，所有人都應當有權選擇他們的統治者，但他們在選擇的過程中也應當尊重少數派的意見（但許多前蘇聯加盟共和國都已犯了忽視少數派意見的毛病）。
只要西方國家少點談「市場」，多點談合作、忍耐及社會責任等原則，西方也許能協助佔了全球面積六分之一的蘇聯避過目前可能走向的災難。（譯文轉載自紐約『僑報』九一年十二月十六日）
http://www.adanstar.com/FF/13-4381.html
文章定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