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只聽過建構式數學，不料還有《建構主義國際關係理論與安全研究》（莫大華著，台北：時英，2003）？
啥是建構主義？不就是結構主義的別譯：
建構主義是國際關係中的一個主義。國際關係理論中的建構主義起源於1980年代末期，而以溫特(Alexander Wendt)在1990年代開展結構/行動者辯論，做出「無政府狀態是國家建構造成的」斷言，作為確立的標誌。從此建構主義與現實主義、批判理論鼎足為三，在國際關係理論中分庭抗禮。但建構主義自發端時即以種下分裂的因素。溫特自認為是「弱式建構主義者」，以與傾向「解構主義」的其他學者劃清界限。激進的建構主義論者進一步質疑「國家」自身作為行動單位的正當性，而與國際關係理論中的女性主義、後現代主義、後殖民主義有合流的趨勢。
http://zh.wikipedia.org/wiki/%E5%BB%BA%E6%A7%8B%E4%B8%BB%E7%BE%A9_(%E5%9C%8B%E9%9A%9B%E9%97%9C%E4%BF%82)
國際關系中的建構主義一詞有三種含義：一是指批判理論或反思主義理論，包括後現代主義、女性主義、新馬克思主義、主流建構主義等；二是指國際政治中的社會學理論，包括英國學派、法國學派、北歐學派以及第一種含義中的學派等；三是包括強式建構主義和弱式（主流）建構主義，其代表學者有溫特、奧勒夫、費麗莫、卡贊斯坦等，尤指以溫特爲代表的主流建構主義。本文基本上采用第三種含義。
http://www.66wen.com/03fx/zhengzhi/guojizhengzhi/20061022/46424_5.html
《建構主義國際關係理論與安全研究》緒論
建構主義學者始於不滿主流理論(現實主義)未能解釋與預測冷戰時期的結束與變化，遂引用社會理論充實國際關係理論研究，嘗試提供另類的理論觀點。建構主義從本體論論述開始強調人類意識或理念對於國際關係結構的影響，兩者是相互構成的本體關係，而非主流理論所主張的物質力量；並認為主流理論的實證主義(positivism)知識論基礎無法解釋人類意識，只能以詮釋的方法進行理解其相互主體的意義；而且人類意識決定了人類行動與互動的意義，只能設身處地以行為者的立場去理解其行動的意義。
因而，縱使建構主義學者對於建構主義仍有相當程度的差異觀點，但在批判理論、英國學派(EnglishSchool)、社會學理論、語言分析哲學等理論基礎上，或是在其他不同的學科理論的援助下，逐漸強化其理論論述，擴展其經驗研究的主題。
同時，建構主義本身也由於理論化、研究重點、知識論或本體論等差異而有不同的類別與觀點，豐富了建構主義，但也增加了理解建構主義的複雜度與混淆，此一現象仍然持續當中。隨著建構主義的著作不斷出版與出現於專業刊物之中，建構主義影響了國際關係理論的研究，即使未取代主流理論的地位，也獲得主要的理論地位(詳閱第三章)。
建構主義的觀點不僅影響到國際關係研究，也引發安全研究學者對於安全研究的爭論，以及戰略研究對於戰略文化的研究爭論，無論是在本體論、或知識論上，特別是對於理念因素的影響有著一番爭論，同時也對於建構主義本身、理論與實踐方面，學者存有不同的觀點。
安全研究是國際關係研究的附屬領域，如同國際關係理論研究一樣，安全研究的主流理論也向來是現實主義所主導，以國家為研究中心，強調軍事面向的研究主題，但隨著冷戰結束與國際關係理論研究的變化，安全研究的範圍、主題、層次皆發生擴展與深化(詳閱第四章)，使得安全研究超越既有的傳統，而產生新的研究學派與觀點，其中可以哥本哈根學派(CopenhagenSchool)為主的擴展派，以及以批判性安全研究學派(CriticalSecurityStudies)為主的批判派，雖說兩者皆主張以建構主義思考、擴展與深化安全研究，但對建構主義的程度(溫和或激進)、政治實踐、方法論、安全分析者的角色有不同主張(詳閱第五、六章)。
同時，建構主義也對於戰略文化研究產生影響，雖說戰略文化是由現實主義學者奠定研究基礎，但隨著建構主義的影響力蔓延到戰略文化研究，建構主義學者挑戰現實主義學者戰略文化研究的方法論、基本概念、實證研究與解釋觀點，致使戰略文化研究產生兩次的理論爭戰，從中說明了建構主義與現實主義之間的相互充實的關係，而非取代現實主義的主流理論地位。同樣地，建構主義對於戰略文化研究亦產生某種程度的挑戰，但也呈現相當明顯的趨勢，都使得戰略文化研究更加嚴謹與精準(詳閱第七章)。因此，建構主義對於國際關係理論研究有著許多貢獻，其本身也存有許多的挑戰，但其未來展望仍是可以期待的(詳閱第八章)。
建構主義經過十多年的努力而受到學者的重視，並影響國際關係理論的研究，國內國際關係研究學界也正逐漸關注建構主義理論，從引介其理論觀點到個案研究運用，已有數篇著作出版。
但對於建構主義的基本認識，仍需有興趣的學者共同努力，以開拓國際關係理論的領域。同樣地，對於運用建構主義理論進行安全研究的著作，亦需加強研究。個人深信對於新理論觀點的研究，將有助於國內的國際關係理論研究，並能為國內的實務政治與軍事研究提供一個新的研究觀點與途徑，以有助於國際關係研究的理論與實踐。
本於此項信念，本書嘗試探索國際關係理論建構主義的觀點，以及其對國際關係理論研究、安全研究與戰略文化研究的影響，說明建構主義的貢獻與挑戰，並提出個人的研究心得作為結論(詳閱第九章)。綜合上述所言，本書的結構可約略介紹如下：
第一章即本章，是扼要說明本書的研究主題與結構，藉以指出本書的研究目的與企圖。
第二章以國際關係理論的各次大辯論說明國際關係學科的理論發展歷史，從中理解國際關係重要理論的基本主張，以及各主要理論之間對於研究範圍、主題與方法的爭論，藉以呈現國際關係理論研究的環境系絡，以及學者對於理論大辯論的反思，特別是第三次大辯論的省思。
第三章則是就建構主義的興起、理論基礎、原型特質、定義、分類、研究主題與個案研究等，提出整合與分析。
第四章為說明建構主義對安全研究的影響，遂論述安全研究的擴展與深化趨勢，以作為理解安全研究的學派論戰之基礎，因為此論戰也正是國際關係理論大辯論的延伸。
第五章論述安全研究中的學派論戰，包括既有的主流理論學派—現實主義的傳統派，以及建構主義的哥本哈根學派與批判性安全研究學派各自觀點與相互的批評及回應。
第六章進一步比較分析建構主義式的安全研究(哥本哈根學派與批判性安全研究學派)之間的差異與爭論，以說明兩學派對於建構主義觀點不同的主張，以及建構主義對兩學派的影響。
第七章則是再以戰略文化研究說明建構主義的影響，尤其是建構主義挑戰由現實主義建立的研究傳統，所引發的研究爭戰，以及其研究挑戰與趨勢，藉以說明建構主義補充現實主義的觀點，而非取代現實主義。
第八章就建構主義對國際關係理論研究的貢獻、所遭致的批評，以及建構主義的回應與反思，及在國際關係理論研究的展望，提出分析與評論。
第九章總結各章的研究分析，提出個人對於國際關係理論研究、建構主義研究，以及建構主義在我國國際關係理論研究的發展，提出研究方向的建議，並以批判性安全研究學派與哥本哈根學派的觀點，提出可研究的經驗性議題。
總之，建構主義已經逐漸成為國際關係的重要理論之一，也是學者流行的新風尚之一，它不僅蔓延到國際關係研究，也擴展到安全研究與戰略研究；它除了影響理論的研究之外，也影響到經驗性的實證研究。就理論研究的後設分析而言，它提供了新的另類本體論思考與觀點，以及多元的知識論與方法論主張，促進國際關係研究、安全研究與戰略研究的理論研究。就經驗性研究而言，它擴展研究主題的範圍與深度，提出新的描述與解釋，提升理論的實踐功能。不論是在理論系統建構上，或是在經驗研究上，學者對於建構主義的研究勢必會更加精進，而使得建構主義依然會是重要的國際關係理論。
哲學視角下的國際關系建構主義理論
[摘要]建構主義有著深厚的哲學基礎。哲學的主題是人,而人正是建構主義理論的邏輯起點和歸宿;哲學強調世界觀、價值觀,而建構主義有著鮮明的和平、友誼等價值取向;建構主義理論以之得名的“建構”,更是一種重要的哲學方法。
20世紀70年代以來,西方國際關系理論開始突破了現實主義一統天下的局面,朝多元化、跨學科、交叉性的方向發展。冷戰結束後,這種多元競爭的局面更加活躍。這一時期興起和逐步完善的以亞曆山大‧溫特爲突出代表的國際政治社會建構主義理論日益受到人們重視,成長爲勢頭強勁的理論學派。它與現實主義、新現實主義和新自由(制度)主義一起,成爲了當代最有影響的西方國際關系理論,且漸有後來居上之勢。建構主義的理論基礎,探討的主題,考察問題的角度、方法和思路都與哲學有著緊密的關聯,或者說有著鮮明的哲學特征。
一、建構主義的哲學基礎
建構主義原本並不是國際關系學界的概念。它最初被用于教育心理學領域,曾經出現在瑞士心理學家讓?皮亞傑論述心理發生發展及認識形成的著作《發生認識論原理》當中。在這一領域,“建構主義”被用來說明兒童在與周圍環境相互作用的過程中,通過“同化”與“順應”兩個基本過程,逐步建立起關于外部世界的知識,從而發展自身的認識結構。這一心理學基礎應用于教育學中,即演化爲以學生爲主體,教師、學生、教材(知識)、媒介四要素相互作用的建構主義教學模式。
對建構主義使用最廣泛、最深刻的是社會學領域,建構主義被人們公認爲社會學領域內的概念或方法。這也是國際關系領域內的建構主義被稱爲“國際政治社會學”的原因。在這一領域,建構主義主要是指一種系統的社會學方法論,即從社會化、規範化的宏觀整體出發,研究社會體系、構成這一體系的個體及其觀念、身份和行爲實踐。
國際關系社會建構主義理論可以從法蘭克福學派的批判社會理論、吉登斯的結構化理論、韋伯的政治社會學、米德的符號互動理論等找到其深厚的社會學淵源。然而,作爲一種足以挑戰國際關系主流理性主義學派的全新理論,建構主義首先要做的就是夯實它整個理論大廈的根基,建立與之相聯系的深厚哲學基礎。
哲學是什麽?形而上地說,“哲學是指導人們生活的藝術或智慧”。形而下地說,哲學是人們理解世界和人自身的一系列基本觀點和方法,是系統化、理論化的世界觀、價值觀。哲學源于人類好奇的本能和對美好生活的渴望,它的永恒主題是人。
亞曆山大?溫特的《國際政治社會理論》是全面提出和闡述國際關系建構主義理論的代表作,著作的第一部分基本上是社會理論和哲學理論。溫特從本體論、認識論、方法論等各個方面討論了社會建構問題,同時建構了他“溫和建構主義”理論的哲學基礎:“一是基礎性層面,即第二層面問題,涉及有什麽內容以及我們怎樣解釋和理解建構主義”。建構主義在其理論部分的中心詞語是:社會結構,施動者,共有觀念,建構。即認爲:國際社會的結構是由國際體系的施動者通過其共有觀念來建構的社會性結構,而非純粹的物質性結構;即使是行爲體自身的身份和利益也不是天然固有的,而是由共有觀念和與之相應的社會性結構來建構的。這是國際關系幾大要素的基本關系問題。
從哲學的角度來理解,建構主義承認社會結構和行爲者身份是一種存在,觀念屬于思維範疇,但是這一存在並不是先驗的、絕對的存在,而是物質因素和思維共同建構的存在。它們的聯系就在于思維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存在,同時建構了存在。而存在既是已有的物質存在,同時也是受思維影響的存在。因爲世界畢竟只是人們所認知的世界。(比如,我們現在看到的太陽,其實只是感受到了它在幾分鍾以前放射出的光芒,而不是此刻真正的太陽的狀態。)這也就是說,建構主義並不否認理性主義所討論的世界具有客觀性,並且可以認識,但是這種客觀性只有在認識的主體間才能得到體現。因爲認識客觀世界必須在認知實踐中才能實現。
建構主義試圖以整體主義和觀念主義的方法,詮釋國際政治的體系和個體及其相互作用,對觀念的建構作用、社會結構和行爲體的相互作用的闡發帶有明顯的黑格爾辯證唯心主義哲學的痕迹。它所宣稱的“探求國際政治環境從洛克文化到康德文化的過渡”,追尋國際社會的和平與友誼的目標取向,則更鮮明地展現了建構主義類似哲學的價值追求。
二、建構主義與人、社會、觀念
在國際關系的動力和構成問題上,建構主義認爲,國際社會的主要施動者“國家”實際上是無法看到的,國家行動依賴于個人活動,個人的共有知識再造了國家作爲團體人或團體自我的觀念,“國家也是人”。實際上,相對于理性主義把國家設定爲“理性經濟人”的那種人格化來說,建構主義更加深刻地分析了個體主義的人和人性,它揭示出,施動者(國家)是由個人組成的,個人意願的多元化作用建構了國家的共同觀念,從而影響國際政治。它甚至把國家比擬爲人,但它是一個有觀念和主觀性的“人”,而不是一個客觀的符號。從這一點來說,建構主義可以稱得上是人本主義。
而人恰恰是哲學的主題。哲學探討人的肉體與靈魂、生存與毀滅、精神與價值以及人與他人、人與社會的關系。建構主義從具有主觀觀念和主體認識功能的“人”的角度來觀察世界,考察國際關系,實質上是在闡述關于人、人的觀念、人與社會(國家層次和國際層次的)相互關系的建構主義主張。
建構主義認爲,人是社會的人,社會關系規定了人的存在,而社會的人及其觀念共同建構國家,從而建構整個世界。建構主義從它的角度揭示了人存在的意義以及國際關系的實質:即國際關系從根本上說是人與人的關系,從特征上看是擴大了的人際關系,是人以及人們的共有觀念建構起來的一種社會關系。由此,國際社會與國際關系的産生和發展不是憑空的,不是先驗的,而是人與人之間、國家與國家之間互動的結果;不是不包含人的觀念與價值的“冰冷的機器”,而是能夠體現人的主體性、社會實踐性和主觀能動性的政治現象。它跟國內政治一樣,是公民的意願與選擇的多元化作用的結果。建構主義發掘人,人的觀念和國際社會與國際關系的聯系,把三者有機地統一了起來。它拉近了個人與國際關系的距離,使國際關系變得人性化,使國際關系不再是實質上只作爲概念存在的“國家”之間的事,使人性回歸國際政治。這不能不說是建構主義對國際關系理論的重要貢獻。
三、建構主義的世界觀與價值觀
所謂世界觀,通常是指人們對世界的總的看法和根本觀點,而價值觀則反映人們的需要、取舍、傾向和意願。哲學是“關于世界觀的學說”,注重價值觀,世界觀與價值觀反映哲學的特性。
建構主義的世界觀是明確的。它認爲,“世界無政府狀態”是一種特定事實,但是它不是先驗的、自在的。它是世界體系的施動者及其共有觀念建構的,因而也是可變的。這在哲學上就是說,世界是我們所認識的世界,也是我們的世界,人對世界來說不是無爲的。這樣,建構主義既肯定了現實主義關于世界無政府狀態的實在性,肯定了新現實主義關于世界體系的結構性,又修正了這兩者的觀點,把這兩種理論避而不談的“世界無政府狀態到底是怎麽來的”這個問題提了出來,並且深入研究,進而提出了自己革命性的理念主義觀點:“人類關系的結構主要是由共有觀念而不是由物質力量決定的”。與此同時,建構主義用辯證主義哲學的方法,把新現實主義體系理論所忽略的單位層次因素對體系的建構作用,作爲建構主義所要解決的另一個中心問題。而它的答案就是:“結構引導角色在相互作用的過程中重新界定它們的利益和認同甚至角色自身。”簡言之,這個國際關系的世界,實質上是體系和施動者(包括共有觀念)之間的相互建構。這是國際關系的基本狀態問題。
與此相應的,在國際關系的發展趨勢和方向問題上,建構主義堅決摒棄了科學行爲主義的所謂價值中立,在現實的基礎上提出了國際關系研究的價值觀問題,提出了理性的“理想主義”。它認爲,既然國際體系的施動者國家是個體人共有觀念的集合,世界體系是由施動者及其共有觀念建構的,體系也建構了施動者的身份和利益,而和平、幸福與友誼是正常的個人的需要,那麽也就有理由相信,國際社會可以堅決地抛棄“一切人反對一切人”的霍布斯式無政府文化,從競爭對手式的當代洛克文化狀態走向相互友愛的康德文化,從而確保世界的和平和人類的福祉。建構主義認爲,國際體系結構可以變化,變化的方向是向前的、進步的、樂觀的,從而國際關系也將向著和解與和平的方向發展。它斷然拒絕了現實主義關于國家的自私本能導致國際關系悲劇循環的理論,在肯定由于國家的選擇和實踐的消極和失誤有導致國際社會“依然陷于洛克文化之中不能自拔”的可能性的同時,展望了國際社會的光明前途,並對有實力的大國以及它們的選擇和努力寄予厚望。這一點與馬克思主義哲學中關于社會發展的螺旋式上升理論殊途同歸。
四、建構主義的方法論
建構主義成型于舊的國際格局解體、新的格局尚未形成的國際關系大變革時代,實踐的需要呼喚理論的創新,建構主義國際政治理論由此應運而生。但是,理性主義方法統治國際關系理論界已有多年,建構主義如何引導人們擺脫絕對理性主義的束縛,從一個嶄新的視角來分析和研究國際關系呢?
建構主義的方法論特征是整體主義,它從國際體系結構的總體出發,強調體系對國家的建構作用,特別是國際體系文化對國家身份和利益的建構。首先,它引導人們懷疑理性主義關于行爲體身份不變的假定前提,通過兩個相同國家在不同時期的不同關系和觀念,輕而易舉地對理性主義理論的這一固有缺陷進行證僞。國家間關系是變化的,國家之間彼此的看法也不是一成不變的,這一點人人皆知,因而理性主義理論派別對此根本無從反駁。然後,進一步歸納得出:建立在實證主義和因果性解釋基礎上的理論假定——國際關系是一個外在的客觀現實,可以通過自然科學方法加以證實的觀念——是錯誤的。因爲社會曆史事件是不可逆轉、不可還原的,它只能由我們,站在各自不同的位置,帶著各自特有的知識、經驗、價值和道德觀念去認知。進一步說,完全客觀的現象即使存在,對于人來說也是沒有意義的,理論研究者詮釋的所有事件都是人們主觀認知的現象,它不能脫離物質因素的作用,但觀念的作用更是不容忽視的。而國際關系的實質,就是結構、施動者和共有觀念的互相建構。建構主義用普通的哲學邏輯方法,向人展示了一個建構主義的國際關系世界。
但是,如果我們追問,建構主義最初是何以發現和斷言國際關系的這種建構主義特征的?因爲觀念建構體系,體系與施動者互構本身也是不能由科學加以證實的,恐怕這只能歸功于建構主義的最初創立者們所謂“智的直覺”了。
五、結 語
從哲學視角考察和分析建構主義,無疑會讓對這種理論更加充滿期待。溫特的建構主義理論是辯證的,它重視理念的作用,又不否定物質;它是實踐的,它把國際關系中問題的最終解決出路放在國家的實踐上;在分析體系結構和國家時,它實際上是真正承認現實的理性主張,卻又對國際社會達到互相友愛的康德文化狀態充滿理想主義的激情;它把國家比擬爲人,從人本、人性來考察國際關系的真實屬性。溫特“溫和建構主義”的本意是要在傳統理性主義與反思主義之間找到一條中間道路,卻開辟了一方研究國際關系理論的全新領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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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構主義國際關系研究在中國
【內容提要】在中國，建構主義國際關系研究經過幾年的積累，時至今日已形成了一定的規模和成果。因而現在對其進行綜述、反思是適時的。所以本文從有關建構主義的譯文譯著、理論研究和個案研究三方面，對中國國際政治學界對建構主義的研究進行文獻型綜述，並提出了學界進一步研究的方向。
國際關系中的建構主義一詞有三種含義：一是指批判理論或反思主義理論，包括後現代主義、女性主義、新馬克思主義、主流建構主義等；二是指國際政治中的社會學理論，包括英國學派、法國學派、北歐學派以及第一種含義中的學派等；三是包括強式建構主義和弱式（主流）建構主義，其代表學者有溫特、奧勒夫、費麗莫、卡贊斯坦等，尤指以溫特爲代表的主流建構主義。本文基本上采用第三種含義。
20世紀90年代中期以來，西方國際關系研究出現了"建構主義轉向"，尤其是1999年美國學者亞曆山大‧溫特的力作《國際政治的社會理論》（英文版）面世之後，建構主義逐漸成爲推動第三次辯論向縱深發展的強勁學派。因應西方學界的理論轉向，尤其當秦亞青教授把溫特的著作譯成中文並把建構主義介紹到中國以來，國內學界以極大的學術熱情和敏感，掀起了建構主義研究的高潮。截止到2003年2月，據筆者不完全統計，共出版學術著作7部，其中譯著3部，專著2部，包含建構主義內容的西方理論概論性著作2部；在主要刊物上公開發表的相關論文共42篇，其中譯文4篇，理論研究文章28篇，案例研究文章10篇。接下來，本文將按照研究對象與內容的不同對以上著作和文章作適當劃分，就譯文譯著、理論研究和個案研究三個方面對中國國際政治學界建構主義研究進行文獻型綜述。
一、西方建構主義譯著譯文
到目前爲止，就筆者所收集的材料而言，有關建構主義的譯著共3部，譯文4篇，分別涵蓋了建構主義國際關系研究的理論部分與經驗個案部分。以下筆者將根據譯文譯著的重要性及其相關程度分別予以評述。
1、在溫特《國際政治的社會理論》[5]英文版出版後不到一年的時間裏，秦亞青教授就把它譯成中文並將其介紹到國內學界。在該書第一部分，溫特論述了建構主義國際關系理論的基礎性層面即對本體問題的探索，對物質與觀念的關系、觀念與客觀的關系、施動者與結構的關系問題進行了深入的思考和再思考，從而系統地提出了主流建構主義的溫和理念主義/整體主義的本體論，以及融科學精神和人文精神于一體的科學實在論。該書第二部分，詳細提出了建構主義的國際政治理論，包括國家意圖理論、國際體系文化結構論和國際進程論三部分，進一步發展了他的著名論斷"無政府狀態是國家造就的"，創造性地提出了"三種無政府文化"及其轉化的條件和過程。該書被視爲建構主義國際關系理論成熟的標志，在西方學界産生了極大的影響。同樣，該書中文版問世前後，也引起國內學界的極大震動，進而該書迅速成爲學界征引率最高的著作之一。
2001年，美國學者艾倫?卡爾森發表了《建立新的國際政治結構理論》對溫特理論在結構問題上的探索和創新加以梳理。文中，卡爾森概述了溫特對國際體系結構理論探索的曆史進程以及他在該問題上所做的貢獻，並簡單表述了來自建構主義陣營內外的學者對溫特的批評，及他自己的批評：對國家單一性假定的質疑，他認爲這樣做是對國際政治和國內政治的割裂。在文章最後，作者還提出研究建構主義對非西方學者來說更爲重要。
2、2001年，美國學者瑪莎?費麗莫的著作《國際社會中的國家利益》[7]也被譯成中文。該書探討了一個核心問題"國際組織如何說服國家去評價新目標、構築國家利益概念的新模式"，進而提出了問題的關鍵是"如何定義國家利益"的建構主義國家利益觀。在理論上，該書與溫特理論的最大區別是提出了建構主義的國際組織研究範式，以"規範（國際組織）-國家利益-行爲"的簡約適當性邏輯與行爲體驅動的推論邏輯相結合，令人信服的表明了與溫特式"國家中心論"的建構主義相區別的建構主義國際組織模式。在經驗上，該書詳細探討了聯合國教科文組織、國際紅十字會、世界銀行三個案例，從而成爲建構主義方法論與案例研究結合的典範，有力的推動了國際關系研究的建構主義轉向。
同年，邁克爾?巴內特、瑪莎?費麗莫的著名論文《政治、權力與國際組織的病症》也被譯成中文公開發表。該文認爲國際組織是具有自主權的行爲體，這是因爲它的自主權與它所擁有的權力有關，而它的權力又來自國際組織中官僚機構的特點，官僚機構對行爲體進行分類、定義關鍵名詞以及傳播准則的行爲賦予了其自身、進而賦予國際組織以權力。但官僚機構也是國際組織病症的根源，這是由于理性化帶來的非理性、官僚普遍性原則、反常行爲正常化、鼓勵以及文化競爭等幾方面的原因。這是對費麗莫在前書中關于建構主義國際組織理論認識的深化，它有力的推動了學者們對國際組織社會文化視角的深入探究。
3、新近問世的彼得?卡贊斯坦的著作《文化規範與國家安全--戰後日本警察與自衛隊》，其英文版是在1996年出版的。一方面，該書提出了一套概念體系，如規範、認同、文化等，並區分了規則性規範和構成性規範，認爲"規範要麽規定認同，要麽描述/約束認同，要麽二者都有"。但是筆者綜觀全書，卻感覺他對規範、文化、認同的界定及其相互關系的探討十分混亂，間或不知所雲，間或同意反複，所幸這一點被溫特彌補。另一方面，該書在對現實主義、自由主義和文化解釋法的批判基礎上，運用比較分析，提出了國家安全研究的建構主義範式，更重要的是該書力圖彌和國際安全和國內安全的界限，把二者納入一個統一的框架中，對戰後日本警察與國內安全、自衛隊與國際安全以及二者的相互關系進行了深入地研究。這是該書的兩個重要貢獻。
2002年，由著名的"三K" 彼得?卡贊斯坦、羅伯特?基歐漢、斯蒂芬?克萊斯勒撰寫的文章《冷戰後的開端：理性主義和社會學的回歸》[10]也被譯成中文加以發表。該文認爲冷戰結束以來，被統稱爲理性主義的"新現實主義和新自由主義"受到建構主義的強烈挑戰，文化和社會學的觀點得以複興。對于理性主義與建構主義的關系，該文認爲二者既有差異也存在互補性，因爲建構主義關注常識是如何産生的，而理性主義關注常識是如何影響戰略決策的。
4、英國學者威廉姆?卡拉漢《文明與跨國關系--中國外交政策及其認同的一種建構主義分析》是一篇很值得一讀的經驗分析性建構主義作品。該文立足于對文明的一種非批判性觀點之上，把文明作爲一個問題的框架而非答案框架，通過對中國文明和外交政策中本土主義（作爲"中國"的大中華）、征服（作爲"大中國"的大中華）、皈依（作爲"大中華"的大中華）、移民社群（流動文明的跨國關系）四種敘事模式的分析，得出各自的邏輯：發現、應得的權利、綜合和流動性，進而解構了大中華和東亞區域政治的含義。該文秉承歐洲學者的強思辯傳統，以清晰的邏輯和獨特的視角對"中國外交政策及其認同"作了獨到的分析，充分體現了英國學者對建構主義的理解、思考和運用，讀來頗覺耳目一新。
二、國內學界建構主義理論研究
國內學者對建構主義的理論研究涉及了諸多層面，本文擬從對西方建構主義國際關系理論的概述、分論、對溫特理論的評判、對建構主義與辨證唯物主義關系的思考、對國家利益及其形成的分析、對國際政治社會學的思考六部分加以論說。
1、對西方建構主義國際關系理論的概述
這首先表現在國內對西方國際關系理論流派發展進行概述的著作與文章中。王逸舟《西方國際政治學：曆史與理論》，倪世雄《西方國際關系理論的新發展--學派、論戰、理論》、《當代西方國際關系理論》，鄒三明《西方國際政治學的産生、發展及其主要流派》，李少軍《國際政治學科與國外最新研究情況》幾文，分別對溫特"動因-結構"的多層次分析；建構主義的興起、主要概念、研究議程、代表人物；建構主義的理論基礎和方法論；建構主義的基本假定、研究方法等進行了概要的評判。
其次是幾篇以當代西方建構主義轉向爲論說對象的文章。劉永濤《西方新現實主義理論與建構主義批評》、《當代西方建構主義取向評析》分別就建構主義對新現實主義的批評、建構主義的學理地位和邏輯體系、主要概念以及代表人物和著作等作了一定程度的評析。陳玉剛、陳志敏《構建主義：新現實主義和新自由主義之後》在與新現實主義和新自由主義的對比中，闡述了建構主義的主要概念、理論框架、理論解釋優勢及簡短的評論。
以上諸篇在評析中基本涉及到了建構主義的諸方面。但就建構主義的內涵、派別劃分、哲學定位等問題上還存在著較大的分歧，而且許多文章的評論較爲淺顯，更甚者有些作者堆積觀點和材料，不作深入思考與邏輯整和，使其文章晦澀難懂、頗多矛盾混亂之處。
最後還要談談關于建構主義的哲學定位問題。倪世雄、鄒三明、陳玉剛等學者認爲建構主義以"客觀唯心主義"爲哲學基礎。對此筆者認爲，客觀唯心主義是把精神、意識的客觀化，進而把其當作世界的本原。而建構主義則提出了"以觀念爲基礎的不可觀察的社會類別也是客觀的"、"物質性不等于客觀性"等論斷，從而引發了對"社會物質是什麽，社會觀念是什麽，社會物質與社會觀念的關系怎樣"等問題的深層思考，因而簡單的定性歸類是不妥當的。
2、對西方建構主義子課題的分論
彭召昌等《當代國際戰爭與和平問題的多維分析》揭示了建構主義的戰爭觀，郭樹永《建構主義的"共同體和平論"》提出了建構主義的和平觀--共同體和平論，從而展示了建構主義對"戰爭與和平"這一國際政治基本問題的深入思考。于鐵軍《國際政治中的同盟理論》提出了建構主義的同盟理論--威脅均衡論。這些共同促進了建構主義與現實主義的溝通與互補。
門洪華《國際機制理論與國際社會理論的比較》、羅曉雲《國際制度理論流派及其爭論》指出了建構主義的國際機制（制度）理論，從而揭示了建構主義對當代國際政治的又一基本問題"國際機制研究"的貢獻，促進了建構主義與新自由主義的溝通和對話。
秦亞青《權力?制度?文化--國際政治學的三種體系理論》指出了建構主義的體系特征是文化，並詳細論述了新現實主義、新自由主義和建構主義作爲體系理論的共同基礎，爲我們對三種理論的比較和鑒別提供了分析平臺。
邢繼盛《試論建構主義的結構觀》論述了建構主義的體系結構觀，劉武通《當代國際關系理論中的結構主義方法質疑》指出了建構主義對傳統結構主義研究方法的批判和改進，爲國際體系結構研究注入了新的活力。胡學雷《國際社會結構是觀念結構嗎？》認爲國際社會結構並非建構主義所說的純粹觀念結構，而是具有觀念內容的物質結構。楊廣《國際體系的形成、穩定和變化--圖解溫特〈國際政治的社會理論〉》揭示了建構主義的曆時性特征，提出了建構主義的國際體系穩定與變化的模式。由此，上述幾篇論文共同對建構主義的共時性結構特征和曆時性動態過程進行了全面的探討。
此外，喬衛兵《認同理論與國家行爲》詳細考察了建構主義的"認同理論"，對其理論淵源、基本假設、體系和理論貢獻、局限性等方面進行探究，並具體分析了認同理論的核心概念（文化、認同、規範、學習）分別與國家行爲的不同關系等問題。但是由于涉及方面太多，該文顯得有些雜亂。
3、對溫特《國際政治社會理論》的評判
秦亞青《國際體系的無政府性》、《國際政治的社會建構》以及在《國際政治社會理論》中文版譯者前言中，詳盡地介紹了溫特及其建構主義興起的學理基礎和現實背景、建構主義的理論體系、理論定位（結構性、社會建構性、實踐性、進化性）、學理意義及其局限性、建構主義對"國際體系無政府性"的認識等問題。作爲把建構主義引入中國的最重要學者，秦教授對建構主義的評判是全面而深刻的，他爲衆多的後來者指明了學習研究的框架和方向。
張小明《革命、修正、補充》認爲，一方面，溫特認爲國際政治變革的動力是由于文化觀念結構變化的作用，因此建構主義理論具有革命性；另一方面，溫特在分析層次、國家中心論假定、核心變量和概念等方面與新現實主義並沒有太多的區別，因而是對新現實主義的修正和補充。應該說這是一種審慎的評價，但是卻比較空泛。通讀全文，我總感覺作者似乎只觸摸到冰山之一角，還有諸多問題隱藏在這些謹慎的言辭之下。
王公龍《溫特建構主義理論的貢獻與缺失》介紹了溫特對一般建構主義理論進行的彌補和超越，並指出了其貢獻和缺失。作者運用國際關系的不確定性原則對溫特理論的批評很有特色，也十分中肯。但是該文在關鍵語句的翻譯上十分晦澀（如國家是自建實體等），關鍵概念的使用尤顯混亂，對溫特理論在建構主義譜系中的位置並未明確。而且，文中有些觀點也明顯是對溫特理論的誤解，如作者認爲"溫特關于國家是一個自建實體的闡釋爲所有系統理論(包括新現實主義、新自由主義和建構主義)的發展夯實了基礎"，事實上，溫特是承認了新現實主義的"國家是單一理性行爲體"的假定，這並不是他的創造，因果關系顛倒了。更何況作爲"自建"的國家實體更不需要國際體系分析，因爲"自建"，所以更需要對國家本身或其內部結構進行分析，可見作者的上述判斷在邏輯上也並不成立。由上可見，對《國際政治社會理論》的閱讀和討論應該深入下去。
4、對建構主義與辨證唯物主義關系的研究
範菊華《對建構主義的辨證唯物主義思考》認爲建構主義強調觀念對客觀世界的影響和建構，而觀念本身又是在主體間互動中形成的，因此建構主義與辯證唯物主義認識論是一致的，即都認爲認識（觀念）來源于實踐（進程）。所以說，建構主義使人們更加科學地認識客觀社會世界。我認爲，認識到這一點是十分重要的，它架起了建構主義與辯證唯物主義溝通的橋梁。但是，僅僅如此還是遠遠不夠的。原因很明顯，建構主義與曆史唯物主義存在本質的差別：對于"社會是物質的還是觀念的、物質性是否應該等同于客觀性等本體層面上的問題"二者存在很大分歧。所以，需要我們更加深入的思考建構主義、曆史唯物主義本身及其之間的關系，真正把握社會存在與社會意識、社會主體與客體、主觀和客觀、社會和實踐之間的關系，從而更加科學地認識社會世界。
5、對國家利益及其形成的分析
袁正清《國家利益分析的兩種視角》提出國家利益分析的建構主義國際組織研究視角，進而以此彌補並超越理性主義的經濟學分析方法。但是該文所提出的建構主義視角集中于國際規範通過國際組織建構國家利益，沒有涉及缺乏國際組織支撐的"國際規範"如何建構單位國家的利益，更沒有提出國際利益分析的國內建構路徑。
所幸，這些不足爲方長平博士的專著《國際利益的建構主義分析》及其論文《國家利益分析的建構主義視角》、《國家利益建構的國內層次研究》、《國家利益研究的範式之爭：:新現實主義、新自由主義和建構主義》所彌補。作者在其專著和幾篇論文中首先界定了國家利益的基本概念，然後集中提出了國家利益形成的國際和國內建構機制，最後通過"朝鮮半島南北方利益分析"簡單驗證了該機制的實證效能。我認爲作者的主要創新在于提出了國家利益形成的國內建構機制：分析（黑匣子）模式和政治（過程）模式，盡管還遠未完善，但是這種理論創新的勇氣卻爲我們開辟了一方充滿機遇的理論荒原。而且，當筆者無法走出溫特難以實證的國家利益理想型國際建構機制時，方長平博士借鑒費裏莫所創造的"規範的形成、社會化和內化"三階段經驗型國際建構機制及其條件使我茅塞頓開。還需要特別指出的是，作者在方法論上采取了多層次的整體主義分析路徑，因而構築了一個分析國家利益形成的完整框架，其"層次平臺說"給筆者很大啓發。讀罷該書及其相關論文，既有獲益匪淺的喜悅，兼具深層對話的快慰。當然，這幾篇著述也存在一些問題，如國家利益的國內建構機制論述的並不充分和完善，在許多方面都存在繼續細化的可能；其專著最後兩章的個案分析也是粗線條的，在可信度方面有待進一步提高。
6、對國際政治社會學（IPS）的思考
解放軍外國語學院的郭樹永是一位在建構主義方面研究較爲深入的學者。他在《論建構主義國關理論及其社會學淵源》一文中，概括了建構主義的基本脈絡：一種主要方法、兩個發展階段、三次論戰、四大流派、五塊內容，詳細追述了建構主義的社會學淵源：韋伯的政治社會學、米德的符號互動論、哈貝馬斯的批判理論、吉登斯的結構化理論等。筆者認爲，該文標志著國內學者對建構主義理論認識的深化。
在較長期研究的基礎上，郭樹永在《國際政治社會學初探》及其專著《建構主義與國際政治》中，在國內首次系統地梳理了建構主義的發展曆程和主要學說，指出建構主義的最大成功在于推動國際政治社會學進入學科醞釀階段，並提出中國學者建構國際政治社會學的倡議和設想，初步設立了國際政治社會學的研究提綱。
三、國內學界建構主義經驗案例研究
國內學者運用建構主義進行經驗研究的重點集中在中美關系、美日關系、中國與國際社會關系等領域內，間或涉及東亞安全、日本國家身份以及"9?11"事件等問題。
在中美關系方面，劉永濤《規範、認同和中美安全合作前景》[44]、《美國對華政策中的認同政治》[45]分別考察了1949年前後美國對華政策形成過程中規範認同的作用、規範認同在未來中美安全合作中的作用問題，進而揭示了1949年前後美國對華政策失敗背後所存在的認知問題、以及在未來相互依存加深、中美兩國日益面臨共同的安全威脅的情況下，規範認同對于塑造中美安全共識的必要和可能。唐小松《建構主義：解讀外交政策決策的一種方法》[46]通過對60年代美國對華政策的形成過程進行觀念、身份、實踐等"建構主義話語"的分析，最後得出了對對外政策形成過程的建構主義分析範式。由于對建構主義的本質、內涵等理解不深，所以三文共同的特點是並未能很好地把建構主義理論運用于經驗研究，而且個別地方還存在斷章取義、理論與案例幾乎不相關的現象。
就美日關系而言，黃剛《冷戰後美日同盟：建構主義的解釋》[47]利用建構主義視角對冷戰後美日同盟關系進行分析，指出同盟的加強在很大程度上是由于它們分享著觀念並存在著相互的積極認同。該文在對建構主義的認識以及運用上似較前者有所進步。于鐵軍《觀念與實力：美國"修正主義"對日觀的興衰》[48]在考察20世紀80年代末90年代初美國"修正主義"對日觀興衰的背景及其對美國對日政策特別是美國對日貿易政策影響的過程中，肯定了觀念因素在國際政治中的重要作用，但認爲這種作用只有結合實力因素才能得到更好的理解，力量對比的變化通常構成觀念因素發生作用的條件。該文超越建構主義的門戶派別，從更宏大的觀念角度深入探討了觀念和物質實力之間的關系，拓展了建構主義的研究界域，促進了建構主義觀念政治和現實主義實力政治的對話與互補，是一篇難得的佳作。
在中國與國際社會的關系上，秦亞青《國家身份、戰略文化和安全利益--關于中國和國際社會關系的三個假設》認爲，中國與國際社會的關系正在經曆著重大調整：中國的國家身份正從革命性國家向現狀性國家轉變；中國的戰略文化正從沖突型向合作型轉變；中國的安全利益正從高度關注政治安全和軍事安全利益到更加重視經濟安全利益轉變，從高度關注核心安全利益到更加重視非核心、非傳統安全利益轉變。該文的論述清晰簡約、科學規範，對理論的把握深刻、全面、適切、可信性很強，整篇文字都透露著大家風範。但是文章在說明三個關鍵變量（國家身份、戰略文化和安全利益）的關系上還有待進一步挖掘完善，畢竟僅僅以一句"國家身份界定國家的戰略文化和國家的安全利益"很難令人信服。因爲建構主義只講到 "身份界定利益"，那麽在這中間橫插一個"戰略文化"，他們之間的關系應該如何處理呢？即使我們承認國家身份能夠界定國家的戰略文化和安全利益，那麽戰略文化和安全利益之間又是什麽關系呢？對此，我們從文中的三個關鍵部分都很難找到答案。周寶根《中國與國際核不擴散機制的一種建構主義分析》描述了1964年以來中國對國際核不擴散機制的態度發生轉變的過程及其原因，認爲中國之所以從基本抵制到部分參與，再到全面參與的原因在于這一演變伴隨著中國在該問題上國家身份從"特殊核國家"到"一般核國家"的演變。該文遵循了建構主義"身份認同界定國家的利益與政策行爲"的簡約邏輯，具有一定的說服力。
陳東曉《淺議建構主義對東亞安全前景的在認識》在對"權力-結構取向"、"國內體制取向"、"國際機制取向"的分析路徑的批判基礎上，提出了一種建構主義"認知-實踐"模式，得出了對東亞安全前景較爲樂觀的結論。由于該文通過這種模式對東亞安全進行了漸進式分析，所以其邏輯推演和結論都較爲令人信服，較之以上幾篇論述中美關系的文章，該文在對理論的理解運用和把握上也更爲深入、細膩。
胡學雷《身份建構與利益轉變--明治維新後日本身份變化的建構主義分析》集中探討了明治維新後國際文化觀念對日本國家身份的複雜建構過程。一方面是現實的亞洲國家的亡國危險，另一方面是西方帝國主義國家的全球優勢，在此種沖突的國際文化下，日本經曆了一個身份的自我定位與重新建構的複雜過程，原有的被侵略、被殖民的身份被打破，新的帝國主義身份逐漸得以建構，與此同時，日本的國家利益也得以重新建構。在身份的建構過程中，自我定位是基礎，適度模仿是必要，而互動的進程最爲關鍵。該文敘說細膩，論證深刻，很值得一讀。但是該文的意識形態色彩過于嚴重，把日本選擇帝國主義國家身份說成是"未免盲目和極端錯誤"的，並警告現在的日本"不要一意孤行、重蹈曆史的覆轍"。事實上，日本國家身份認同的擇定是由複雜的國際社會觀念及其國內社會狀況共同促成的，這種選擇的好壞正誤很難判定。
田文林、林海紅《伊斯蘭與西方的沖突：一個自我實現的文化預言》認爲導致伊斯蘭與西方沖突的根源，在于在沖突的曆史中造成的共有觀念的敵對，而這種共有觀念又不斷得以在曆史實踐中再造和加強。由此導致固有文化偏見的合法化和當事者行動的意識形態化。"9?11"事件在某種程度上正是這一偏見支配的結果。因而在國際政治中惟有堅持文明間的對話與寬容，人類的生存和發展才有可能。該文較好的認識了"施動者-結構"的互構關系，並自覺有效地運用建構主義的互動理論分析雙邊（廣義）關系，從而得出了較深入的結論，是國內學界所做的個案分析中較成功的一例。但我認爲，與其說伊斯蘭與西方的沖突源于"共有觀念的敵對"，不如說是由于"敵對的共有觀念"，即霍布斯文化觀念。
四、結語及進一步研究的方向
通過對以上各種文獻的綜述和評說，可以看到--
第一、在外著選譯方面，量少、面窄、關鍵概念不統一（如Identity有的翻譯爲身份，有的譯爲認同、特性）、翻譯作品零散無規模。因此接下來，學界應該加大翻譯著作的數量、拓寬翻譯作品所涉及的領域、注重翻譯的質量、統一關鍵性概念、有計劃地翻譯出版一批西方建構主義國際關系著作譯叢，構築一個較爲完整的漢譯西方建構主義名著體系。
第二、在理論研究層面，較多的學者停留在介紹和評判階段，更有甚者把建構主義話語（如認同、內化、建構等）當作時髦的標簽用來裝點門面。所以，學界應加強對建構主義的理論研究，具體可從以下幾方面入手：；對建構主義與辯證唯物主義的關系進行全面細致地思考；對施動者--結構問題進行再思考，充分理解實踐在建構主義理論中的地位作用；深入探究共同觀念與物質實力之間的關系、國家利益與文化的關系；探究建構主義的雙邊互動理論、多邊國際組織理論；探討微觀結構（理論）與宏觀結構（理論）的結合問題；把建構主義方法運用于國內研究、探討文化規範的國內建構，並把這種方法從主要集中于安全領域研究引入到經濟環境方面的研究等。
第三、在經驗個案研究方面，除了少數幾篇比較成熟的作品以外，大部分論著都明顯地呈現視域狹隘、領域狹窄、認識不深、理論與個案結合不縝密的現象。因而，學界應該在加強理論學習的基礎上，拓寬研究的視域（從主要集中于探討國際文化對國家身份的建構、身份對利益的建構等問題到在經驗中全面把握國家與文化結構的互動互構）、增多研究的領域（從主要是安全研究擴展到相應的經濟環境等問題）、擴大研究的地域（從主要研究中國與西方國家關系及其內部關系到西方國家與非西方國家並重）、深化理論應用的程度，作好理論與個案的結合，進行深層次、有特色、有分量的建構主義經驗案例研究，以建構主義爲旗幟解決當前學界普遍存在的理論研究與對策研究脫節的問題。
第四、協調翻譯著作、理論研究與經驗研究的比例關系。在對西方建構主義著作全面把握的基礎上，以經驗研究爲支撐，適當突出理論研究的分量，進而構築中國的建構主義國際政治學和國際政治社會學。
總之，建構主義在學界掀起的研究熱潮成就了一大批國際關系學者與國際問題專家，也催生了一大批相關的學術成果。如何看待我們過去的研究成果、避免低水平的重複和學術資源浪費，如何使建構主義理論本土化，如何把建構主義引入一個更廣闊的發展空間，這些都是擺在我們面前亟待解決的課題。希望本文能夠抛磚引玉，激勵學界同人去認真思考、逐步解決之
http://www.66wen.com/03fx/zhengzhi/guojizhengzhi/20061022/46424_5.html
189《建構主義國際關係理論與安全研究》
全球化下國家安全戰略的另類思維：建構主義的觀點＞翁明賢
壹、前言
自 2001 年 9 月 11 日美國遭遇國際恐怖主義的攻擊之後，世界安全局勢走向全球反恐的時代，而基於美國領導全球反恐聯盟的運作，在亞太地區的中國扮演重要的角色，不過，2004 年北約組織的東擴，歐洲聯盟的擴大，美日安保同盟的擴張性解讀，後九一一時代對中國的國際戰略包圍態勢重新底定，兩岸關係發展也因此受到反恐國際結構的衝擊。
另外，因應五二○台灣總統大選後，政局漸趨穩定與明朗化的情況，中國的對台政策也面臨關鍵的轉捩點，一方面在和平與發展的國家戰略目標不變的情勢下，穩定周邊環境還是北京當局優先考量的課題，其次，面對上述美國全球戰略佈局，台灣成為中國在二十一世紀突破美國戰略包圍的關鍵點，如何順利處理台灣問問題，成為其國家安全重要議題。
5 月 17 日，中共中央台灣辦公室、國務院台灣事務辦公室授權新華社就當前兩岸關係問題發表聲明，首先，北京發佈的「七點聲明」雖說內容包括七點項目，但其主要前提思維清楚地表明：「當前，兩岸關係形勢嚴峻。堅決制止旨在分裂中國的「台灣獨立」活動，維護台海和平穩定，是兩岸同胞當前最緊迫的任務」，換言之，中國此次的聲明基調為「反獨」，但是，從第一點卻可看出其積極「謀和」的意向，所謂：「恢復兩岸對話與談判，平等協商，正式結束敵對狀態，建立軍事互信機制，共同構造兩岸關係和平穩定發展的框架」，主要回應陳總統在大選前主張建立兩岸和平穩定互動發展架構的思維。其他聲明內容則聚焦於兩岸三通四流的老議題，比較值得注意的是有關「建立緊密的兩岸經濟合作安排，互利互惠」，是中國與香港的經貿關係模式的翻版，間接點出「一國兩制」的精神。另外，關於「通過協商，妥善解決台灣地區在國際上與其身份相適應的活動空間問題，共享中華民族的尊嚴」，某種程度言也是回應台灣參與世界衛生組織的要求，只不過關於台灣的國際地位問題，還是要中國說了才算數。另外，新華社也強調中國的「五不」思維：「台獨沒有和平，分裂沒有穩定；中共堅持一個中國原則的立場絕不妥協，爭取和平談判的努力決不放棄，與台灣同胞共謀兩岸和平發展的誠意決不改變，堅決捍衛國家主權和領土完整的意志決不動搖，對台獨決不動搖」，跟以往中國對台統戰的用語沒什麼不同，主要是對其國內強硬派的安撫作為。基於國際關係現實主義與新現實主義的角度言，北京上述的政策作為並沒有改變其一貫對台政策的主軸：一個中國的原則，強調以武力完成統一的思維。
所以，北京對台政策有其兩面性：軍事對峙、經濟交流，一手軟一手硬的對台戰略。本文希望從全球化的概念著手，分析全球化此一現象對國際安全環境的衝擊，再則，應用建構主義的論述來思考國際社會行為者，如何經由有意義的社會互動過程型塑彼此之間的身份，進而確定雙方的國家利益，而理解彼此之間的政策作為。最後則因應中國的近期對台政策，提出台灣的另類國家安全戰略思維。
貳、全球化意涵與安全環境的變化
全球化研究學者湯林森（John Tomlinson）認為，全球化是一個發展歷程，係指世界上各種社會、文化、機構與個人之間，複雜關係快速發展與變化的過程，而此種過程包括某種時間與空間的壓縮，使人與人之間的距離縮短。同時，此種過程也會擴展各種社會聯繫，把制約吾人日常生活的各種關係從本土範圍擴展到全球各個地方，而另一位學者紀登斯（Anthony Giddens）也同意：「全球化是一組複雜的過程，而非單一的過程。而這些過程以相互矛盾、彼此對立的方式在運作著」，基本上，全球化是一個複雜的整體觀念，有別於以往經常為人使用的「國際化」與「區域化」理念，全球化是一個把全人類的關係都編織在一個全球相互依存的網路，其深度、廣度都超越以往國際之間的往來關係，自然全球問題就因應興起，各種安全問題就考驗人類社會的處理能力。
所以，全球化發展引發了全球安全環境層面上的傳統與非傳統安全威脅，因而形成五種安全困境現象：1.全球化的發展速率並非同步性，開發和開發中國家有很大的差距；2.全球化並非同質性的向前發展，亦即文化的傳播產生全球共通性，也會型塑地方性色彩；3.全球化並未改變基於世界政治層面上的場所、距離和領土疆界的重要性；4.全球化不可能運用單一的驅動力來詮釋其發展，必須要從相互聯結的政治、經濟、文化、環境、與心理層面來思考；5.全球化並非各國發展的萬靈丹（panacea），基於各國人民的不同優勢，會有不同的全球化後果，換言之，全球化發展過程，造成全球結構化的新衝突體系，但是對於如何建立全球層面的和平體系卻無能為力，最重要因素為國際社會的本質：無政府狀態並未全球化發展而改變，因為「全球政府」並未出現，國家本身還是要靠「自助」才能追求其最大國家安全利益問題。
另外，全球化的發展也提供了新安全思維的產生。因為全球化產生全球體系的社會，包括以下六點發展特徵，1.世界的全球化帶來各國存在與和平發展的相互依存關係，也形成在全球層面上的和平運動的推展；2.造成全球化的進程帶來多元價值相容的現象，會導引各國進行合作的管道，也會帶來新的衝突因素；3.全球化提供更多的行為者參與全球事務的發展，由於行為體的複雜化，相互關係也更加多樣化；4.世界全球化也形成國內與國際決策者某種程度的溝通體系，此為基於彼此間的價值相等狀態加深的結果；5.不過，全球化帶來價值與利益的不平均分配狀態，因為全球化是一個不平衡的發展歷經，也會造成南北的經濟差距；6.世界全球化帶來全球性傳統與非傳統安全威脅問題，必須要通過全球性的合作議題來克服全球性的威脅。
基於上述全球安全體系的出現，安全概念也必須因應調整，有關「國家角色」、「主權」與「國家間關係」也必須重新適應全球體系的特質，日籍學者星野昭吉強調要用「人」的角度來觀察全球的安全議題，跳脫了傳統以軍事安全為主軸的思維，才能在解決全球不安全、共同不安全（Common insecurity），全面不安全（Comprehensive insecurity）與角度來思考人類的共同安全。此外，在全球權力結構方面，自 1991 年蘇聯解體，美蘇兩極對抗消失，國際情勢走向以美國單極霸權為主的格局，根據奈伊（Joseph S. Nye）所著的：「美國霸權的困惑」（The Paradox of American Power）一書中指出在全球資訊時代，權力的分佈如同一盤三維的國際棋賽，最上層是軍事棋局是一個單極的結構，由美國獨享軍事霸權的地位，中層的棋局是經濟結構為多極式，美國、歐盟和日本占世界經貿力量的 2/3，由這些參與者共同分享經濟權力，最下層者為不受各國政府控制的「跨國關係」，其權力結構居於分散型態，並由不同行為體來共同角逐此層次的權力。換言之，在此種多元，三元或單元的國際權力結構相互存在的全球格局下，每一個行為體都可依其最優的國家實力競逐權力的追求，一方面表現硬權力（軍事權力）的集中化，另一方面突顯軟權力（經濟、資訊、人權、民主等）是全球權力分殊化的走向。
參、全球化下建構主義的身份與利益觀
1989 年柏林圍牆倒塌，從而帶來後續東歐自由化風潮，隨著 1990 年兩德的統一，前蘇聯也因 1991 年的「八月政變」，在當時總統戈巴契夫的主導下宣布解體，次年，與北大西洋公約組織對峙的華沙公約組織也解散，自1949 年以來的兩極對抗終於劃下句點。但是，主導國際關係理論的「新現實主義學派」（Neo-Realism）及「新自由主義學派」（Neo-liberalism）卻未能事先預測此種現象的產生，換言之，主流的理論無法解釋冷戰的結束及複雜的後冷戰國際政治的現象，在如此的背景下，建構主義的國際關係研究途徑即因應而生，並挑戰主流的國際關係理論的基本命題：國際社會的無政府狀態？
事實上，國際社會的本質為無政府狀態一直是傳統現實主義與新現實主義的主要命題，並從理性主義原則來解釋國家行為體與國際體系的互動關係。建構主義則是在批評新現實主義的立場下開展其理論架構。
首先，現實主義學派的一貫論點包括以下六項：1.國家是國際體系的主要行為體；2.國際政治的本質是衝突的，在無政府狀態下，為了生存國家不可避免的將以自己的能力在國際間進行權力鬥爭；3.每一個國家均擁有合法的主權；4.國際社會中的國家是單一的行為體，其外交與國內政治完全區隔；5.國家是理性行為者，其決策是根據利益的最大化；.權力是解析、預測國家行為的最關鍵概念。基本上，現實主義學派以國家權力為主要思考，強調追求硬權力以實現國家安全利益。但是，國際之間缺乏最後仲裁者機制，國家之間常會因為誤判形勢，最終導致戰爭與衝突情勢，就是一種「安全困境」的重複呈現，當然使得世界局勢更加不穩定。以溫特（Alexander Wendt）為代表的建構主義學派，雖繼承新現實主義的一些基本理念，但強調國際政治體系的結構與新現實主義的結構不同，是一種社會意義上的結構，重視國際體系結構對體系單位的作用。
針對此觀點，學者秦亞青整理出三個要素：1.社會結構存在的條件：溫特認為「結構」的「形成」與「存在」都是行為體「社會實踐」的結果，換言之，行為體之間的互動建立了「社會結構」，而此結構是動態性的，是由完全不同的觀念所構成。所以，行為體可以建構一種結構，也可以分解這種「結構」，此「結構」是一種「觀念的分配」，非新現實主義所強調的國家能力的分配。2.物質性因素的作用：溫特強調社會結構也包含物質性因素，例如：人口、資源、國家實力等，這些物質因素只有透過「社會結構」才可能對行為體的行為產生有意義的影響。3.共有知識：指國家行為體在一個特定的社會環境中，共有知識建構了國家行為體的身份（identity）與利益。此處所指的共有知識(shared knowledge)，被溫特定義為：「個體之間共同的和相互關係的知識」，亦被稱之為「文化」，但是，溫特強調此種「共有」是指社會意義上的「共有」，其內在性質具有「互為合作」，或「互為衝突」的狀態，而社會共有知識則包括：規範、制度、意識型態、組織等。
另外，建構主義學者奧勒夫（Nicholas Onuf）指出建構主義是研究「社會關係」的一個新方法，主要論點是：「人是社會人，沒有社會關係就不成為「人」，或者說，社會關係使人們成為像我們現在的人類。人民建立社會，社會孕育人民，這是連綿不斷的雙向過程。在人民與社會之間，加入一個成分，即規則（rule），規則將人民與社會聯繫起來---實踐產生規則，改變規則或取消規則，一切取決實踐」。
換言之，建構主義是把國際關係理解為一種「社會關係」，而人是社會的人，社會關係規定了人的社會存在，同時，社會存在的人構成了整個世界。所以，奧勒夫強調「一切取決實踐」，就是點出行為體之間運用互主性（intersujective）的概念，持續進行有意義的社會互動過程。溫特建構主義認為國際體系結構不僅對行為體的行為產生影響，同時也塑造了行為體的身份（identity）。而基於「共有觀念」所建構的「身份」同時也型塑了行為體的「利益」，針對此點，溫特提出奴隸主與奴隸之間的關係，唯有在一個奴隸制的社會結構中，透過與奴隸的互動關係，奴隸主才能為奴隸主，從而作出符合其身份的行動。
上述的「共有觀念」形成三種無政府狀態文化，包括：「霍布斯文化」、「洛克文化」與「康德文化」，這三種無政府狀態文化的主要特徵為：敵人、競爭者與朋友，並通過三種途徑來達到此目的：通過主權行為體的演變、行為體漸進式的合作及國際勢力轉變「利己的認同」為「集體的認同」。
換言之，溫特以為國際社會的無政府狀態並非一成不變，端賴兩個行為體想要形成何無政府文化關係，亦即兩國主觀上要建立何種「身份」的問題。至於「身份」一詞，因為溫特強調國家是一個可以具有「身份」和「利益」的實體（行為體），他定義「身份」為：作為有意圖行為體的「屬性」，根據此「屬性」可以產生「動機」和「行為特徵」。所以，身份是一種主體或單位層次的特徵，並建立在行為體的「自我領悟」上，而此種「領悟」的內容通常依賴其他行為體對一個行為體的再現和這個行為體的自我領悟相一致的結果，例如有人可能以為他是一個老師；但是，如果他的學生不這樣認為，則他的「身份」在與他的學生「互動」中就起不了作用。所以，溫特認為有兩種「觀念」可以進入「身份」，一種是自我持有的觀念，另外一種是他者所持有的觀念。是故，身份為「內在」與「外在」結構上建構而成的。至於「利益」部分，溫特將它區分為「客觀利益」和「主觀利益」，是一種需求和功能的要求，同時為再造身份的重要因素。而這種需求是客觀的，一旦國家行為體內化了這些身份，就獲得兩種特性：1.領悟自己的要求，及 2.並依據此種領悟來獲取行動。
事實上，如前所述「身份」決定「利益」的邏輯思考，溫特以為有如下的四個相互關係：1.身份指的是行為體是誰？或者是什麼這樣的內容；2.利益是指行為體的需求，利益顯示有助於解釋行為的動機；3.利益是以身份為先決條件，因為行為體在知道自己是誰之前，不可能知道自己需要什麼；及 4.沒有利益，身份就失去了動機力量，而沒有身份，利益就失去了方向。
另外，溫特強調「主觀利益」是指行為體對於怎樣實現自我身份需求，所實際持有的「信念」，而這些「信念」構成了行為的「近似動機」（proximate motivation）。即理性主義者所稱之「偏好」與「意願」；不過，此種偏好是一種動機，而不是一種行為，而意願是指一種對怎樣實現需求的理解，所以意願加上信念成為行為本身。再則，國家利益的概念是國際關係研究的核心概念，它可以被指涉為在複雜的國際關係中，維護本國和本民族免受外來侵害的一些基本原則，也是國家制定對外目標的主要依據和關鍵因素，亦可以論述為一個國家賴以生存與發展的主觀精神需求與客觀的物質需求的總和。
現實主義學派則認為國家利益有如下四個特性：1.國家利益為國際政治的本質，決定國家的對外行為準則；2.國家要根據其能力為標的來追求其利益；3.實際主義和權力為國家利益的基礎；4.外交決策要用權力的標準去估量，而不能使用一般的道德觀念或個人的道德標準來評準。
至於國家利益的構成要素則可簡單區分為國家領土、國家安全、國家主權、國家發展、國家穩定與國家尊嚴等，包括主觀的國家利益內容與客觀情勢的利益。不過，建構主義的國家利益不是外生於體系結構，而是由體系結構所建立的；不同的文化結構建構不同的利益，同時此種利益為客觀利益，係指國家－社會複合體的再造需求或安全需求。
溫特以為此種客觀主義的方式，反映了：回答國家應該做什麼這個規範問題，而非回答國家實際上做什麼這個科學問題。是故，客觀的國家利益係指一種指導行動的規範性原則，而且有其因果意義的，可以促使國家採取某種行動的力量。
另一位建構主義學者費爾摩（Martha Finnemore）則反對傳統安全研究學者的同假設：國家需要權力、安全和財富，但是，她認為「權力」與「財富」是手段，並非目的，國家必須決定用它們做什麼？利益是透過行為體的社會互動而建構的，而且是由國際社會共享的「規範」和「價值」所塑造的。換言之，依據國際上公認的規範（Norm）與理解（understanding）所型塑的語境（context），進而影響決策者和大眾的行為，同時此規範的語境會隨著時間而變化，也會引起體系層面上的國家利益和國家行為的相應轉變，亦即國家通過「國際組織」，接受新的「規範」、「價值」和「利益」觀念而社會化。簡言之，國際體系與國家之間的互動可以改變國家所追求的利益；不過，並非通過約束具有既定偏好（preference）的國家的行為，而是藉由改變偏好來調整國家的行為。
肆、代結語：
台灣國家安全戰略的另類思維 基於上述分析全球化意涵與對國家安全環境的影響，與建構主義國際關係理論中，有關國家行為體互動產生無政府文化的三種類型：霍布斯文化、洛克文化與康德文化，進而推斷出基於有意義的「社會互動」產生相互的「身份」，並進而導引出不同的：敵人、競爭者與朋友的「安全利益」關係，未來台灣應有的安全戰略思考，即在於了解全球化下的安全環境變化，進行國家體質與政府結構的調整，發揮不對稱戰略的思維，擴大自身的優勢作為，克制敵方的弱點。並且增強台灣硬權力與軟權力的交互應用：影響力與吸引力的建構，強化台灣的正面民主化形象，促進世界輿論認識台灣與中國之間的區隔，並以中國政策為主軸的國家安全戰略與政策：主動、積極、全方位的釐定戰略與戰術的作為。
首先，「因勢利導」與「順事而為」：因應中國短、中時期企求和平穩定的發展環境思考，我方要有因勢利導的戰略，在全球化下爭取台灣和平的發展機遇期來整合我對中國的經濟戰略與經貿發展，切割大陸關鍵產業市場，以我方最具優勢的電子資訊產業來進行對大陸新東進政策，建構兩岸資訊產業的垂直分工、中心與邊陲的指導關係。換言之，分離雙方的政治、經貿關係，以建立可操之在我之經濟戰略。其次，有關雙方「身份」問題，目前宜從「競爭者」的角度去思考，強調兩岸是政治制度之爭，並且主動出擊、創造議題，例如，關於一個中國原則的再定義問題。一個中國原則有不同的版本，重點在於誰能掌握論述的主導權？我方應該突顯出「一中」是一個可以討論的話題。
換言之，一中可以切割為：「政治一中」、「經濟一中」、「社會一中」、「文化一中」或「歷史一中」等論述內涵，雙方可以就有共識的部分加以討論，其目的是要建立兩岸的互信基礎，避免觸及「政治一中」之後，國家主權與定位就產生紛爭。另外，將兩岸納入亞太安全戰略架構下來思考，建構與其他周邊國家擴大合作與解決衝突的利基作為，例如，處理南海諸島紛爭問題突顯出台灣與中國在亞太可以發揮的戰略作為，亦是加強兩岸合則得利的身份關係。
再則，依據建構主義觀點，社會行為體之間有意義的互動過程，才能產生雙方的「共有知識」，才能型塑新的無政府文化關係，所以，迎接兩岸談判時代的來臨是一個很好的切入點。但是，台灣做好準備嗎？從胡七點聲明的內容顯示出中國準備進行兩岸談判的思維，對北京而言，若能引導台灣上談判桌，就是其戰略上的主要目標，我方則必須要瞭解不可迴避的談判壓力，透過議題的設定、人才的徵募、狀況模擬與沙盤推演，做好談判的先期準備工作，這也是第二項可操之在我的部分。
另外，兩岸經貿自由區、關稅同盟、共同市場到「兩岸聯盟」的階段性思考？為了因應中國對台灣的經貿壓力，避免產生以商圍政、以民逼官的政策效力，我方可以主動的設定兩岸經濟整合與發展的架構，仿效歐洲聯盟以經濟整合促成政治融合的效果，易言之，兩岸聯盟為兩岸和平發展的工具性運用，不涉及到兩岸主權爭議的問題，基本上是從歐盟的現有機構，例如歐盟高峰會議、部長理事會、執行委員會等，成立類似兩岸高峰會議、兩岸部長理事會來處理攸關兩岸紛爭的課題。最後，關於兩岸軍事互信機制的建立，這是兩個國家行為體之間最敏感的交流關係，依建構主義言，若兩岸型塑非敵人之無政府文化狀態，雙方之競爭者身份可以引導雙方之良性安全利益的發展，依照中華民國九十一年國防報書上的軍事互信原則與措施，我方立即由業管單位推出一系列的互信議題，並透過美國、日本、南韓、菲律賓與越南等國進行西太平洋海上軍事互信論壇，透過具體的紛爭議題的討論，未來可望建立西太平洋軍事安全與互信合作組織，並擴大兩岸之間的安全合作空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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