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國際關係中的學派與理論》
戰略學譯著者鈕先鍾果然不擅於國際關係，替淡大戰略所學生挑譯的Trevor Taylor等著之《國際關係中的學派與理論》（台灣商務，1992），與本台前後相關書評比較、根本讀讀不出啥是國際關係的學派與理論。
不過至少沒删掉第四章＜馬克思主義者的觀點＞（鈕在譯序還特別解釋為何要譯出，可見當時台灣國際關係學之閉塞、閉塞於政大國關中心？）
是嗎？那本文就專貼左派觀點。
試論馬克思主義國際關系思想及其研究方向＞郭樹勇
【內容提要】 馬克思主義國際關系思想研究進入低潮，一方面與共産主義運動陷入低谷有關，另一方面也表明，我們過去的研究視野稍顯狹窄。馬克思主義國際關系思想是一個開放的、複雜的體系，至少包括經典馬克思主義國際關系思想、蘇聯特色馬克思主義國際關系思想、西方馬克思主義國際關系思想以及中國特色馬克思主義國際關系思想等四個子系統。與時俱進地研究馬克思主義國際關系思想，應該借鑒現實主義、新制度主義和建構主義的理論資源。
一、中國馬克思主義國際關系思想研究的遺産與困惑
馬克思主義國際關系思想（理論）研究，一直是國內外國際關系理論研究的重要領域。中國學界曾經積累了寶貴的研究經驗，取得了相當的成就，北京大學梁守德教授對民族解放運動的研究，北京大學李石生教授對列寧“和平共處”思想的研究，複旦大學陳其人教授對殖民地經濟的研究，複旦大學劉星漢教授對馬克思主義人權觀念的研究，人民大學馮特君教授對國際共産主義運動的研究，華東師範大學姜琦、張月明等教授對蘇聯問題的研究，外交學院魯毅教授和國際關系學院張季良教授關于以馬克思主義爲指導研究國際關系理論的嘗試，上海交通大學俞正樑教授對社會主義國家之間戰爭現象的原因的研究，以及中央黨校姜長斌等教授對蘇東問題的研究，等等，成爲後學研究馬克思主義國際關系思想的重要知識基礎，也爲外交決策提供了重要的理論基礎。可以這麽說，中國之所以避免步入蘇聯式社會主義道路和對外政策模式，之所以成功地探索出有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道路，之所以在資本主義世界的汪洋大海裏始終能夠戰勝驚濤駭浪，除了戰略文化、國內政治、社會基礎和國際關系諸因素以外，國際共運與民族解放研究成果對決策層的潛移默化的影響，不能不是一個重要原因。
但蘇聯解體後，昔日在民族解放運動和國際共産主義運動研究方面有突出優勢的中國學界和蘇東學界，經曆了前所未有的研究低潮。馬克思主義國際關系思想研究之所以進入低潮，一方面是因爲共産主義運動陷入低谷，社會主義運動發生轉向，現實世界的根本性變化，對長期以來被奉爲圭臬的斯大林釋義下的馬克思主義産生了嚴重挑戰；另一方面表明，我們不可能完全按照過去的路子研究馬克思主義國際關系思想，需要另辟蹊徑，從現有的所有文明成果和學術資源中汲取新鮮養分。目前，國內馬克思主義國際關系思想研究形勢並不樂觀，主要表現在：一是系統性不強，人們往往基本上是選擇其語錄，了解馬克思主義對待國際事務的出發點，運用原著中有關論述來指導國際關系研究；二是雖然對馬克思國際關系理論做了深入的研究，但未對全面意義上的國際關系理論進行具體的闡述；三是相關研究成果偏少，據不完全統計，國內對馬克思主義國際關系理論研究發表的論文篇數僅占國際關系理論論文量的5%弱。與此相反，近年來，國外特別是西方學者的研究頗有成效，出現了一批堅持用曆史唯物主義研究問題的有影響的著作，如沃勒斯坦的《世界體系理論》、科克斯的《社會力量、國家與世界秩序》，他們受葛蘭西、盧卡奇等人及法蘭克福學派影響較深，獨特地把握了馬克思主義國際關系思想在當代條件下的嬗變。
二、馬克思主義國際關系思想是一個開放而複雜的體系
長期以來，我們對馬克思主義國際關系思想的研究形成了若幹觀念，其中兩個尤爲突出：一是馬克思主義國際關系思想缺乏體系性，認爲馬克思沒有專門地研究過國際政治，也無意建立一個馬克思主義者透視國際政治的思想體系。二是馬克思主義國際關系思想僅限于馬克思、恩格斯等經典作家，或擴大到列寧、斯大林、毛澤東。對于有中國特色馬克思主義國際關系思想以及20 世紀偉大的馬克思主義思想家葛蘭西，沒有給予足夠的學術關注。如果第一個觀念暫且成立的話，那麽第二個觀念似乎有失褊狹。馬克思主義國際關系思想是一個開放的、複雜的體系。它至少有以下四個子系統，即：以世界交往、國際階級鬥爭與世界革命爲主要視野的經典馬克思主義國際關系思想；以帝國主義戰爭、民族解放爲主要視野的蘇聯特色馬克思主義國際關系思想；以霸權、批判精神和資本主義世界爲主要視野的西方馬克思主義國際關系思想；以及以和平與發展、國家崛起與融入世界爲主要視野的有中國特色馬克思主義國際關系思想。
（1）以世界交往、國際階級鬥爭與世界革命爲主要視野的經典馬克思主義國際關系思想。主要代表是馬克思、恩格斯，他們以階級鬥爭、生産力與生産關系的矛盾運動、經濟基礎與上層建築的矛盾運動等哲學理念，來研究國內政治與社會矛盾，進而擴及國際政治。可以說，馬克思、恩格斯的思想，主要關注世界範圍內的生産交換與社會革命的內在必然性與外在實現形式。其研究國際政治的主要概念是：“世界曆史”、“世界性場所”、“世界交往”、“世界市場”、“世界革命”、“殖民制度”、“商業戰爭”、“民族壓迫”、“被剝削者的兄弟聯盟”、“階級鬥爭”等，他們的主要結論是：“全世界無産者聯合起來”，締建一個共産主義社會。
用現代國際關系學的術語述之，經典作家的主要國際關系思想有以下幾個組成部分：一是國家利益是各階級對本階級利益普遍化和共同體化的社會建構，形式上是一種“虛幻的共同體”；二是國際社會是一個世界體系，資本主義的發展把世界結成了一個經濟全球化與相互依賴的有機體，而殖民制度和商業戰爭則揭開了現代國際關系的第一幕；三是國際沖突、國際合作和國際格局等國際關系，根本上是“兩個起決定作用的”階級之間的關系；四是“國際政治的秘密”是大國之間的霸權政治與侵略戰爭，要“根絕一切戰爭”和結束霸權政治的最根本道路是無産階級革命，其目標是創造一個以和平作爲國際原則的新社會；五是世界生産力與世界交往的普遍發展，將逐步消滅地域性共産主義，最終導致占統治地位的各民族同時實現共産主義。
（2）以帝國主義戰爭、民族解放爲主要視野的蘇聯特色馬克思主義國際關系思想。主要代表是列寧、斯大林等，他們主要從被壓迫民族解放的角度，探求國際共産主義運動的內在必然性與外在可能性，基本上繼承了馬克思、恩格斯的上述概念體系，如“階級鬥爭”、“殖民制度”、“殖民戰爭”、“世界革命”、“民族解放”、“民族壓迫”、“世界市場”等，同時對于“世界革命”概念的含義進行了重新界定，以此爲基礎，有針對性地增加了一些新概念，如“帝國主義”、“被壓迫民族”、“一國革命”、“和平共處”、“帝國主義和平”、“時代”、“戰爭正義性”；也有了一些新的判斷，如“民主的和平”只是“前後兩次戰爭之間的‘喘息’”、“帝國主義戰爭不可避免”、“世界上存在兩個平行市場”、“資本主義世界經濟力量包含總危機”、“戰爭引起革命，革命制止戰爭”等，提出了世界革命的新思路。
具體地講，主要有以下幾個方面：一是研究時代是研究國際關系的一個重要切入點，第一次世界大戰前後人類進入“帝國主義與無産階級革命的時代”；二是這個時代國際關系主要特點是，帝國主義“對世界上絕大多數居民實行殖民壓迫和金融扼殺”，“強者公然掠奪弱者”，世界體系變成了壟斷資本主義的世界體系；三是帝國主義把世界分爲壓迫民族與被壓迫民族，民族壓迫國際化、全球化，被壓迫民族的解放運動成爲無産階級社會主義革命的一部分；四是國際政治經濟發展不平衡，導致帝國主義戰爭和不斷重新劃分殖民帝國；五是戰爭與和平都是政治的繼續，“戰爭是和平時期政治的繼續，和平是戰爭時期政治的繼續”，帝國主義戰爭與“民主的和平”是帝國主義政治的繼續；六是和平共處是處理過渡時期國際關系的基本准則，“社會主義共和國不同世界發生聯系是不能生存下去的，在目前情況下應當把自己的生存同資本主義的關系聯系起來”，等等。
（3）以霸權、批判精神和資本主義世界爲主要視野的西方馬克思主義國際關系思想。其代表人物是葛蘭西、科克斯、吉爾、沃勒斯坦等人。這裏所謂的西方馬克思主義，主要是指受到盧卡奇、葛蘭西等影響下的重視社會本體論、市民社會建設和社會批判精神同時又兼顧曆史唯物主義方法論的思想方法，它顯然是一種思想龐雜、不乏矛盾的思想體系，有時也稱新馬克思主義。西方馬克思主義是二戰之後的各種思潮與傳統馬克思主義方法融合和碰撞的産物，它試圖發掘和彌補馬克思在非經濟領域的思想潛能，光大馬克思的社會本體論哲學取向，同時將曆史唯物主義思想應用于晚期資本主義統治研究。
西方馬克思主義國際關系理論借鑒了許多新的學科，其術語也涉及方方面面的知識，例如：“國家”、“市民社會”、“世界體系”、“中心”、“邊緣化”、“社會批判”、“依附”、“文化領導權”、“霸權”、“公共領域”、“生産國際化”、“曆史結構”、“優勢競賽”、“文化重建”、“文化殖民”、“實踐旨趣”、“意識形態”、“晚期資本主義”、“合法性危機”等等。其內容較爲廣泛：第一，霸權是權力、觀念與制度的統一體，不僅是物質力量，還是文化領導權，摧毀霸權不但表現爲暴力沖突，還表現爲文化領域的鬥爭；第二，資本主義世界體系中發達的核心與欠發達的邊緣之間存在著剝削交換關系，並對應著不同的勞動控制形式；第三，社會、國家與秩序具有辯證關系，生産組織的變化産生了新的社會力量，新的社會力量反過來又塑造了國家結構，而這種國家結構若在不少國家範圍內發生同樣的變化和“溢出效應”，則會改變世界秩序；第四，國際關系研究應該重視曆史社會學方法，把當今的國際現象和國際實體置于特定的曆史時段、文明環境和國際國內因素互動背景之下考察，其中生産關系、社會力量與政府合法性等因素發揮了重大作用，等等。
（4）以和平與發展、國家崛起與融入世界爲主要視野的有中國特色馬克思主義國際關系思想。其代表人物是毛澤東、鄧小平、江澤民。半個世紀以來，三代領導集體所代表的國際關系思想，一方面繼承了經典作家的思想，如“全球化”、“世界交往”、“和平共處”等，也創造了一些獨特的概念如“一邊倒”、“三個世界”、 “武裝共處”、“反帝統一戰線”、“改革開放”、“國家利益”、“一國兩制”、“韜光養晦戰略”、“國際關系多極化”、“世界新秩序”、“和平與發展”、“國際關系民主化”、“新安全觀念”、“戰略機遇期”等。另外，一些新的命題也令人耳目一新，如“美帝國主義是紙老虎”、“打掃幹淨屋子再請客”、“發展是硬道理”、“世界大戰一時打不起來”、“世界大戰可以避免”、“國家利益至上”、“和平與發展兩大主題至今一個也沒有解決”、“人權高于主權是站不住腳的”等。
它主要包括以下幾個方面的內容：一是時代主題由戰爭與革命的時代轉向追求和平與發展的時代，世界大戰可能避免，維護和平是有希望的。二是廣大殖民地紛紛獨立後，世界“大動蕩、大分化、大改組”，國際社會出現了兩大陣營、兩個中間地帶以及三個世界，即資本主義陣營和社會主義陣營，亞非拉經濟落後國家和歐洲爲代表的發達國家兩個中間地帶，“美國、蘇聯是第一世界。中間派，日本、歐洲、加拿大，是第二世界。咱們（除日本之外的亞洲、整個非洲以及拉丁美洲）是第三世界”。三是發展中大國進行社會主義革命後，要始終堅持獨立自主的外交政策，要真正做到不結盟，既要反對霸權主義，又要發展與西方大國的正常關系，不以意識形態定親疏，對國際問題，按事件本身是非曲直作判斷；四是社會主義國家要充分顯示社會主義制度優越性，實現社會主義現代化，必須提高世界交往力，堅持改革開放，逐漸融入國際社會，爲社會主義從初級階段向高級階段的邁進打下基礎。五是國家根本利益高于政治制度利益，實現國家統一是民族根本利益所在，可以采取“一個國家、兩種制度”的形式。六是在追求和平與發展的時代，一個正在崛起的發展中社會主義大國要理性地堅持“韜光養晦、有所作爲”的戰略方針，其中包括聯合第三世界國家共同反對霸權主義，但堅決不當第三世界的領袖，沖破意識形態障礙，擴大黨際交往對象，尊重其他社會主義國家人民在政治制度變遷上的選擇，在地區沖突問題上持相對超脫態度，反對超級大國對我制裁幹涉同時又要發展友好關系，從而開創睦鄰友好的周邊環境新局面。七是以互相尊重主權與領土完整、互不侵犯、互不幹涉內政、平等互利、和平共處五項原則爲基礎，推動國際關系多極化和民主化，建立公正合理的國際新秩序，等等。
三、借鑒西方國關理論成果，推進馬克思主義國關思想研究
當代西方國際關系理論中的三大流派（現實主義、新制度主義和建構主義）均爲美國産物。嚴格地講，除了美國學派之外，北歐學派、法國學派特別是英國學派都占有相當重要的地位。囿于篇幅，我們主要闡述美國國際關系理論，兼顧英國學派的一些成果。美國理論所以成爲國際學界的主流，除了美國本身是超級大國，“拳頭大，聲調高”，大力推廣其意識形態、話語霸權外，客觀上美國學派的理論針對性強、研究方法創新、現實功能明顯。
然而，具體到我們的研究與美國理論如何相互學習、取長補短這個問題上，學界往往持一種謹慎的態度。可能有幾個原因：第一，馬克思主義解決的是長時段的大問題，即兩類制度如何鬥爭最後實現共産主義的問題，而西方學說主要解決具體小時段的問題，兩個學說的層次和高度不一樣，難以平等對話。第二，馬克思主義國際關系思想的基本立足點是世界主義的，而美國主流國際關系理論都是國家主義的，爲了國家崛起要求馬克思主義向西方理論借鑒，似乎有實用主義與機會主義之嫌。第三，馬克思主義與資産階級學說在世界觀、認識論、方法論上是根本對立的，具體上談相互借鑒有難度。
對這些觀點，我們逐次分析。
第一個觀點。關于馬克思主義國際關系思想是從宏觀出發的，而美國理論多是中觀或微觀理論，是有一定道理的。但是這種現象與大陸哲學和英美哲學之間的視野差別有關。馬克思主義國際關系思想大多起源于大陸國家，反實證主義傾向明顯，思辨性較強，往往是從原則和立場出發，對經驗特別是具體情況下的經驗規定得不甚詳細；而美國理論多半受實證主義影響較大，即使是原本辯證性很強的建構主義理論，也逐漸接受了結構主義與實證主義的方法。這種差別在很多學科與馬克思主義的關系問題上都存在，卻沒有影響交叉發展。馬克思主義國際關系思想從來就是一個開放的體系。馬克思的階級鬥爭思想受到柏拉圖、李嘉圖等人的影響，恩格斯的國家起源思想受到摩爾根《古代社會》的啓發，列寧的帝國主義學說借鑒了霍布森的《帝國主義》，毛澤東的三個世界理論與法國人類學家阿爾弗雷德?索維的思想有異曲同工之處，江澤民的“新安全觀”與1982 年帕爾梅委員會的合作安全概念也有某種重合。近20年來，西方馬克思主義在霸權、世界秩序、世界體系等問題上的開創性研究表明，馬克思主義完全可以借鑒西方理論中的有用成果。
第二個觀點。不可否認，馬克思主義國際關系思想就其本源而言是世界主義的，它關注的是全球資本主義社會發展到高度發達和危機的程度下，如何進行世界性的社會主義革命，但是它並不排斥對一些民族問題的思考，馬克思主義國際關系思想從經典形態向發展形態、當代形態的轉換過程，就是不斷正視和接納民族主義的過程。我們認爲，至少有四個因素推動著馬克思主義國際關系理論從經典形態向當代形態轉換，它們分別是時代主題因素、國際共産主義運動主角因素、全球化進程因素以及民族主義因素。前三個因素是重要的：時代是理解馬克思主義國際關系理論形態轉換的一把鑰匙，一戰前後、二戰前後以及冷戰結束前後的時代變遷，意味著國際關系實踐體系的變遷，時代主題變了，馬克思主義國際關系思想必須發展變化；德國社會民主黨、蘇俄（聯）以及中國先後成爲國際共産主義運動主角，各個政治實體在國際體系中的不同地位、在國際社會主義運動中的不同地位以及本民族不同的政治文化傳統，導致了理論形態建構方向和特色的不同；全球化向世界的展開程度和範圍，影響了馬克思主義國際關系思想的生成，150 年來全球化從歐洲向世界範圍轉換，從經濟領域向非經濟領域轉換，並且逐漸爲國際關系行爲體所接受。與上述三個因素相比，民族主義似乎更爲重要。
民族主義是與國際主義或世界主義相對立且遠較後者更爲強大的政治社會文化思潮，是任何社會學說都不能低估的力量，是現代世界的規定性。在現代性尚未完全喪失其合理性和現實性的曆史條件下，任何學說都試圖假其名而行之，或者至少不能完全排斥它，否則就不能成爲一種實踐性政治學說。從曆史上看，馬克思主義國際關系思想的發展過程，就是不斷克服卻又接納民族主義的過程。最初，馬克思並不否定民族主義，認爲民族國家是發展資本主義的最好政治形式，但是隨著全球化與世界交往的擴大，國家被國家間相互依賴所代替。19 世紀下半葉，工業化的普及、自由資本主義的全球化拓展、新康德主義對黑格爾主義的取代、工人運動的國際化，均表明了19 世紀初盛行于歐洲大陸的民族主義出現了弱化，而正是這種弱化是形成馬克思主義國際關系思想經典形態的基本因素。但是這種趨勢沒有一直發展下去，“工人沒有祖國”論斷和“全世界無産者聯合起來”的號召，在20 世紀初期遇到了嚴重挫折：第一次世界大戰的爆發再一次顯示了民族主義的強大力量，各國工人都站在本國的戰壕裏殊死保衛自己的祖國。20 世紀初民族主義在歐洲的再度興起，是導致發展形態的主要緣由。列寧抓住了這個機遇和挑戰，果斷而天才地提出了“一國革命論”，把建設共産主義的視角從世界範圍轉移到一國範圍。第二次世界大戰是民族主義的又一次演示，它加速了世界殖民體系的崩潰，也把列寧與威爾遜共同倡議的民族解放運動推向新的高度，雨後春筍般的民族國家帶動了又一波的世界性民族主義浪潮，蘇聯、東歐、越南、中國等社會主義國家的國際關系雖然堅持了國際主義原則，但這種原則往往是“愛國主義基礎上的國際主義”，蘇聯入侵捷克斯洛伐克、中蘇論戰與珍寶島沖突、中越邊境沖突等再一次彰顯了民族主義對于國際主義的巨大影響力。
第三個觀點。馬克思主義與西方學說確實有著巨大的差別，但是，並不能說兩者之間沒有聯系。從某種程度上講，兩者都是開始于啓蒙時代的理性主義思潮。馬克思主義強調人類社會進步向前的觀點，與美國學派中的理想主義是一致的，正因爲如此，列寧與威爾遜總統共同倡議“民族自決”原則。馬克思主義國際關系思想與現實主義也有相似的地方，比如兩者都認爲國際關系的本質是沖突的，只不過後者認爲是人性之惡造成了國際沖突，而前者則強調國內國際的階級鬥爭與階級沖突是國際沖突的基本來源。馬克思主義與建構主義的相似點在于，兩者都認爲世界是某種力量的建構，而這種力量不獨是物質力量，用馬克思的話說，“現實不僅僅是外在于人的客觀律令，而且是由意識影響的”，“人創造自己的曆史”，列寧也說，“意識不僅反映客觀世界，而且創造客觀世界”。
http://www.sinoir.com/Article/mks/zl/200606/1744.html
西方學者關于馬克思主義國際政治思想研究探析＞胡宗山
[摘要]本文從馬克思主義國際政治思想的學科地位、主要內容、與當代一些重要國際關系理論派別的關系以及帝國主義論方面對西方學者馬克思主義國際政治思想的研究狀況進行了總體的梳理,指出西方的研究既有客觀的一面,能爲國內學界深入研究馬克思主義國際政治思想提供借鑒,同時也有不少錯誤,並對其主要觀點進行了剖析和駁斥。
馬克思主義國際政治思想是馬克思主義的重要內容,也是國際關系理論的一個有機組成部分。系統研究馬克思主義國際政治思想應該成爲中國國際關系學科建設的重要任務之一。
一、關于馬克思主義國際政治思想的學科地位
西方學者在論述馬克思主義國際政治思想的學科地位時,首先需要回答的是(傳統)馬克思主義究竟有無系統的國際政治理論,絕大部分學者的回答是否定的。例如,馬丁?懷特認爲,馬克思、列寧、斯大林並沒有對國際政治理論作出系統的貢獻,惟一接近國際政治理論的是帝國主義論。羅伯特‧吉爾平也有同樣的看法:“盡管馬克思把資本主義看作爲一種全球的經濟,但他並未發展一套系統的思想理論來闡明各種國際關系,這一重任落在了後代的馬克思主義學者肩上”。金伯利‧杭特切斯在《國際政治理論:反思全球化時代的倫理》一書中稱,總體上來說,馬克思和恩格斯沒有寫多少與國際政治相關的東西。馬克思主義中關于國際政治的鼓舞人心的著作是自列寧對帝國主義的分析到今天的世界體系理論。
盡管如此,西方學者還是都視馬克思主義爲國際關系理論的重要流派之一。懷特劃分了國際關系的三大流派:現實主義、理性主義和革命主義,將馬克思主義視爲革命主義在近現代的重要表現形式之一。喬舒亞‧哥德斯丁也認爲馬克思主義是革命主義視角的重要體現。邁克爾‧多伊爾將社會主義(馬克思主義)與現實主義、自由主義同列爲解釋戰爭與和平的三大範式。同樣,也有很多西方學者視帝國主義理論爲經典的國際關系理論之一。例如約翰‧瓦斯奎茲在《國際關系經典》一書中節選了列寧的《帝國主義論》的部分內容,作爲國際關系的經典文本之一,與多伊奇、摩根索、沃爾茲等人的文獻並列。馬丁‧格裏弗斯也視列寧爲20世紀國際關系研究領域的重要作家。他在《國際關系的五十位重要思想家》一書中介紹了列寧的生平、革命生涯,並詳細論述了列寧帝國主義理論的主要內容和後人的評價。列寧的《帝國主義論》也被西方大學列爲國際關系專業課程的必讀書目和考試書目之一。
二、關于馬克思主義國際政治思想的主要內容
在馬克思主義國際政治思想的主要內容上,西方學者主要有兩種意見。一是認爲馬克思主義國際政治思想不僅包括馬克思、恩格斯的國際理論,而且還應包括列寧、托洛茨基、斯大林、毛澤東等人的國際政治思想和蘇聯、中國等社會主義國家的外交實踐。另一種意見認爲除了前述內容外,西方馬克思主義、新馬克思主義(世界體系理論)的國際思想以及源于馬克思主義的批判理論、依附理論等都應看作是馬克思主義國際政治思想的組成部分。
多伊爾論述了馬克思—列寧主義國際關系理論的內容:(1)高度重視社會經濟因素在國際關系中的作用;(2)富有洞察力地關注世界政治體系中的不平等;(3)提供了最具體和完備的關于世界政治的動力理論;(4)提供了關于世界政治是什麽的富有吸引力的和原初的概念;(5)提供了不同于其他解釋傳統的具有爭議性的解釋範式,即馬克思是第二意象論者,從國內結構進行解釋,而列寧是第三意象論者,從國際結構進行解釋。他認爲馬克思的國際政治思想由四個部分組成:國際主義基礎、發展理論、帝國主義理論(資本主義的擴展)、戰爭與和平理論(資本主義國家關系)。
庫巴爾科娃和克魯斯克沙克對馬克思、恩格斯國際關系的有關觀點進行了總結:(1)資本主義國家之間的戰爭不可避免;(2)社會主義國家和資本主義國家和平共處是不可能的;(3)資本主義國家從前資本主義國家攫取利潤,同時也促進了這些地區的工業化發展;(4)社會主義國家同前資本主義的關系馬恩沒有明確闡述,但作者引用別人的觀點推測認爲,即使無産階級在歐洲掌權後也會對這些地區推行殖民主義;(5)未來社會主義國家之間的關系馬恩也沒有談到,但作者同樣預測在社會主義國家之間存在沖突和戰爭的可能性。
作者分析了馬恩之後馬克思主義國際關系的三種視角:(1)認爲國際關系是與曆史唯物主義相聯系的範疇,如帝國主義和世界經濟理論都認爲國際關系是生産關系的一個部分;(2)民族等特定領域已經成爲獨立力量的觀點,以奧地利馬克思主義爲代表;(3)國際關系很大程度是獨立于經濟力量的觀點,以修正主義領導人伯恩施坦爲代表。
作者系統論述了蘇聯和中國的國際政治和外交思想,認爲在馬恩之後,和平和國家的生存在理論中已成爲優先于傳統馬克思主義所關心的東西,也就是現實社會主義國家更關心作爲個體的生存;同時強調指出,中國和蘇聯對國際問題的分析方法都是民族主義的視角。這一點倒和斯蒂文‧羅森和沃爾特‧瓊斯有相似之處,他們也認爲,蘇聯和中國的觀察國際問題的視角都受到國家利益和意識形態的混合影響。不同的是,蘇聯在20世紀70年代之後,俄羅斯國家利益的觀點已經超越共産主義的意識形態因素而占據優勢地位;而中國則受到傳統文化尤其是近代曆史的影響。馬格特‧拉特在《蘇聯的國際關系理論》中系統回顧了馬克思、恩格斯和列寧的和平共處理論、殖民地理論、民族主義理論、無産階級國際主義理論,並將這些理論與蘇聯的實踐曆程和蘇聯外交的實際做法進行了對比,認爲蘇聯國際關系理論既堅持了某些馬克思主義傳統准則,同時也違背了某些准則,並處于矛盾之中。
西方學者關注馬克思主義國際政治思想的另一個內容是關于戰爭與和平的理論。小約瑟夫?奈認爲馬克思主義持有階級沖突和資本主義國家的矛盾導致戰爭的預言。沃爾茲在《人、國家與戰爭》中對馬克思主義戰爭與和平理論進行了論述和評價。他首先扼要概括了馬克思主義對戰爭與和平分析的內容:廢除國家意味著消滅戰爭、戰爭與資本主義國家相聯系、社會主義永遠消滅戰爭。同時認爲馬克思主義持有這樣的觀點:世界無産階級革命的勝利比戰爭與和平的問題更爲重要,並且論述了西歐各資本主義國家社會主義政黨與列寧的布爾什維克黨在戰爭來臨之際所作的決策、理論調整和實際努力。
吉爾平將馬克思主義國際政治思想與現實主義思想進行了比較,認爲二者的聯系在于都認爲國家爲財富和實力進行的鬥爭,以及國家力量的不均衡發展都是國際沖突和政治動亂的關鍵所在。而兩種理論假設所依據的人類動力基礎、國家理論以及國際體系性質是根本不同的。他認爲馬克思主義國際政治思想強調既從國內又從國際水平上分析國際分工的結構和性質,但又認爲,經濟相互依存不是惟一的或最重要的國際關系。
)羅伯特‧基歐漢認爲,馬克思主義在分析資本主義統治下的世界政治的表面現象時,采取了與現實主義者相類似的範疇,例如權力是至關重要的,控制著經濟、軍事資源的霸權周期性地主導世界體系。
在方法上,庫巴爾科娃和克魯斯克沙克認爲,馬克思主義國際政治思想的共有特色包括:(1)摒棄分離經濟與政治的分析方法,而堅持用政治經濟相結合的方法;(2)不是將國家而是將階級作爲主要分析單位,認爲階級鬥爭是世界政治的主要動力;(3)國家的對外政策和國家體系可能被視作是由國家內部的階級結構或者是由全世界範圍的階級沖突所決定的,或者被世界整體體系的需求和動力所塑造;(4)國家體系通常沿著主要階級構成的方向日益碎片化並不斷趨向分離,同時認爲馬克思從總體上拒絕使用國家體系,而以世界社會指稱國際關系(共産主義和社會主義)。
杭特切斯也對馬克思主義觀察國際社會的方法進行了概述,認爲馬克思主義並不對人的個性進行具體的是好是壞、是理性還是非理性的判斷,馬克思主義尤其摒棄那種簡單的要麽是自然的要麽是意識的決定論,而代之以不斷發展變化的綜合決定論,特別是將其溶入與人類生存的生産與再生産方式鬥爭(密切相關)的注解之中。
小約瑟夫‧奈對馬克思主義的分析單位進行了界定,他認爲馬克思主義是非國家中心論,與西方國際關系理論相反,同時注重從國內政治來分析國家行爲,認爲國內社會性質類似的國家行爲相近,並通過考察國家的國內組織,來預測國家的對外政策。
吉爾平則對經濟自由主義、經濟民族主義和馬克思主義國際政治經濟學進行了對比,並對後者在方法上進行了這樣的評價:(1)這些思想均建立在對人及對社會的各種假設的基礎之上,因此,無法通過經驗加以驗證;(2)某一種思想的錯誤預言總可以通過引入對某一特定假說的分析而得到辯解;(3)三種思想觀點的目的是不同的,在某種程度上分析水平是不同的。
西方學者還對馬克思主義國際政治思想進行了評價。有的認爲馬克思主義在概念上顯示矛盾,例如各個社會主義國家有著各自不同的對外理論邏輯體系,在蘇聯是關于一國社會主義、社會主義國家、全民國家、民族自決權、社會主義國際法律和不同社會經濟體系的和平共處,中國是李大釗和毛澤東的民族—階級理論,南斯拉夫則是社會主義不結盟運動。吉爾平則認爲,馬克思主義關于國際政治經濟學的理論注重國際政治變化,因此也是有價值的;在解釋國際體系的動力時強調經濟和技術發展的作用。
三、關于馬克思主義與批判理論、依附理論和世界體系理論的曆史淵源
西方學者普遍認爲,批判理論的兩個主要代表人物,加拿大的羅伯特‧考克斯和英國的安德魯‧林克萊特都受到馬克思主義的重大影響,並以其思想爲理論淵源。杭特切斯認爲批判理論借用了馬克思主義的本體論和認識論的假設;考克斯的大部分主要理論應歸因于馬克思社會科學曆史主義傳統的影響,考克斯遵循了馬克思的觀點,即反對個體或國家的首要的形而上學地位和在現實世界秩序之外還存在一個道德秩序的二元主義。他總結道,批判理論建立在馬克思主義觀點之上,這體現在馬克思主義承認國際政治是曆史的産生和非國家行爲體特別是全球政治經濟和生産過程的意義。
考克斯本人也認爲,曆史唯物主義(馬克思主義)是批判理論最重要的淵源,並在四個主要方面糾正了新現實主義的錯誤。林克萊特在其代表作《超越現實主義和馬克思主義:批判理論與國際關系》中系統地論述了批判理論與馬克思主義的淵源,並著重從階級、不平衡、不公正等馬克思主義傳統術語角度分析了國際關系。他認爲批判理論是對現實主義和馬克思主義的超越,摒棄了馬克思主義忽視國家存在的現實和不以國家爲分析單位的缺陷,同時又繼承了馬克思主義關于人類普遍自由、解放的道德訴求,從而有可能建樹一種較爲理想的解釋範式。
多爾蒂等人認爲,沃勒斯坦的理論本質上屬于新馬克思主義,雖然沃勒斯坦避免像古典馬克思主義者一樣過于強調或只強調階級鬥爭,並認識到民族國家、族群等在資本主義世界經濟中的作用,而且承認隨著曆史條件的變化,國家間的權力分配也在不斷發生變化,但他堅持認爲均勢是超越純粹的民族國家的邊界的經濟過程的結果,因而最終還是更傾向于馬克思主義而不是現實主義。從某種意義上說,依附理論只是新馬克思主義對第三世界國家境況看法的不同版本而已,依附理論是用經濟帝國主義來解釋南方國家的曆史。
四、關于帝國主義理論
帝國主義理論是西方學者公認的惟一較爲完整的馬克思主義國際政治理論。大多數學者都認爲,帝國主義理論源于英國學者霍布森的《帝國主義》,希法亭、布哈林、托洛茨基等做出了重要的貢獻,列寧則是使這一理論聲名卓著的最後具有貢獻之人。其中,霍布森強調用消費不足來解釋問題;希法亭的主要貢獻是金融資本概念;布哈林則把積累與世界資本主義聯系在一起;考茨基提出了超帝國主義論,認爲通過漸進資本主義可以實現和平過渡;列寧更強調壟斷資本;盧森堡重視分析宗主國的積累。
在分析方法上,布勞特認爲,帝國主義理論修正了列寧早期的歐洲中心主義和擴散主義的觀點,提出了中心—外圍模式,認爲世界分爲壓迫和被壓迫兩個世界,外圍地區的革命鬥爭將在世界無産階級革命中起重要作用,向歐洲中心論提出了挑戰。沃爾茲從方法論方面把帝國主義理論歸結爲一種簡化理論。
在影響方面,西方學者大多承認,帝國主義理論不但具有重要的學術價值,對實踐也有著極大的影響,並一直持續到今天。多爾蒂等人認爲,帝國主義理論不但成爲信奉馬克思主義的社會主義國家認識世界曆史和資本主義的重要指導思想,而且極大地影響第三世界國家的對外政策。甚至有人武斷地評價道,帝國主義理論分散了發展中國家的注意力,從而對其發展造成了不利的影響,並誣蔑說該理論爲某些第三世界國家領導人的私利服務。
在基本觀點方面,幾乎所有的學者都將帝國主義理論歸結爲經濟分析或以經濟政策爲目的的分析,即所謂的經濟理論。多爾蒂寫道,“馬克思主義者認爲,一切政治現象,包括帝國主義和戰爭,都是根本的經濟力量的反映”。摩根索也認爲帝國主義理論將資本主義國家之間的戰爭解釋爲出于經濟目的,是不正確的。他認爲這些戰爭包括兩次世界大戰都是政治戰爭,是爲確立一種新的權力分配而進行的。並認爲帝國主義是早就存在的曆史現象,不能將帝國主義與殖民主義擴張劃等號。
部分學者認爲,列寧的帝國主義理論在學術上是無足輕重的。布魯厄寫道,《帝國主義論》對于帝國主義理論的發展很少或者說沒有做出貢獻,它的理論內容不多並且來源于希法亭、布哈林和霍布森。奇爾科特認爲列寧的《帝國主義論》主要采自他人的著作,大部分內容在理論上並非創新,而且有時在分析上並不連貫,列寧的目的是政治而非學術。[23](Ｐ233-235)
對此,許多左翼馬克思主義學者從多方面爲帝國主義理論進行了辯護。布勞特認爲,不能僅以《帝國主義論》一篇文章來評價列寧的帝國主義理論,事實上,該文僅是列寧關于帝國主義的論述中並不非常重要的一篇,而且集中在經濟方面。列寧的其他著作如《第二國際的破産》、《社會主義與戰爭》、《帝國主義和社會主義運動中的分裂》等論述了帝國主義政治、社會等方面,它們和《帝國主義論》一起形成了對帝國主義成熟的整體分析,而非僅僅是經濟分析。西方學者在研究這一理論時僅僅依據《帝國主義論》,並忽視了列寧在兩篇序言中的說明,因而得出了許多錯誤的觀點和不公正的評價。馬拉特‧伊爾迪茲高度評價《帝國主義論》是對馬克思主義尤其是政治經濟學理論的重要發展,他認爲該書是嚴肅和複雜的,有著很高的價值,因爲它是建立在對標志時代的基本事實的深刻分析基礎之上的。他的著作不僅局限于啓蒙意義,而是承擔了作爲工人階級和人民群衆革命的(理論)起點並且動員他們的任務。
五、小結與評價
由上可見,西方學者對于馬克思主義國際政治思想的研究並不是非常系統,論述馬克思主義國際政治思想的專門性著作較少,絕大部分研究散見于各類論述國際關系的專著、文章中。西方學者認爲,馬克思主義並沒有關于國際政治的系統完整的理論體系,但有著豐富的國際政治思想,並形成了自馬克思、恩格斯開始直至以其思想爲指導的社會主義國家的國際關系和外交思想,從更廣義的角度看,西方馬克思主義、新馬克思主義關于國際政治的論述以及批判理論、依附理論、世界體系理論都可以溯源于馬克思主義。馬克思主義國際政治思想中也有一定的國家體系、戰爭與和平理論、國家間關系理論,但馬克思主義觀察世界的角度並不是以國家而是以階級爲中心,是直接爲共産主義革命服務的。帝國主義理論是馬克思主義中惟一較爲完整的國際政治理論,但並不能完全解釋資本主義國家的對外政策和戰爭與和平問題,這主要源于其將政治現象歸結爲惟一的經濟原因。總之,國際關系領域的馬克思主義可以分爲下列三個組成部分:(1)國家間關系與國際體系,如戰爭與和平理論、殖民地理論、民族問題、和平共處理論、世界曆史理論;(2)政治經濟學領域,如帝國主義理論、依附理論、世界體系理論;(3)道德規範領域,強調人的普遍自由解放和消除國際體系中的不公正等,如批判理論。
應該說,西方學者對馬克思主義國際政治思想的歸納與評價有一定准確性,例如,他們認爲馬克思主義並沒有完整的國際政治理論,這在某種程度上是符合事實的。非國家中心論,以階級爲分析單位等觀點對我們也具有啓發意義。但也應該看到,西方學者的工作僅僅是初步的,遺漏和失誤也很多。如對馬克思主義世界曆史和時代的理論、殖民地的理論、和平共處的理論歸納得就較少,且不准確。在方法論方面,由于不能充分理解馬克思主義的哲學體系,也很少涉及。特別是將帝國主義歸結爲經濟理論,爲經濟目的服務,體現了西方學者在世界觀和意識形態上的偏見、誤解和歪曲,對此有必要進行批判。
首先,西方學者對列寧的帝國主義的概念理解有誤,混淆了霍布森及其他學者與列寧之間存在的重大區別,也就不能正確評價帝國主義理論。列寧的帝國主義指的是資本主義發展的壟斷階段,其對外擴張既非單純的經濟侵略,也非古代和近代帝國的軍事政治統治。而西方學者則將帝國主義歸結爲一國對他國的總體性統治或權力不對稱關系。在此意義上,摩根索等人所謂的帝國主義古已有之是指後者,與列寧的概念不是一回事。在霍布森那裏,帝國主義被認爲是一種被大國所推行的政策,而列寧則認爲,帝國主義的産生是資本主義生産力和生産關系之間矛盾關系發展所導致的後果,這種動因是總體性的、結構性的。
其次,西方學者將資料引用與學術貢獻絕對對立起來,認爲列寧在學術上沒有貢獻,這也是非常荒謬的。我們不能因爲列寧引用了前人的研究成果,就貶低其作品在理論和實踐上的創新價值。其實,列寧的研究工作是極其認真嚴肅的,基礎工作做得也非常深入。正如伊爾迪茲所考證的那樣,《帝國主義論》是一項涉獵廣泛的工作的産物。最有力的證據就是列寧論帝國主義的讀書筆記。該筆記有900頁,包括了列寧對以德文、法文、英文和俄文出版的148本書、232篇文章和49種期刊所作的注釋和引文。由于書報檢查原因,《帝國主義論》回避了討論帝國主義的政治和社會方面,但對列寧來說,這些正是帝國主義的關鍵問題。列寧在再版序言中再三強調了這一點。因此,列寧的貢獻絕不僅僅是普及這一理論,更重要的是從理論上說明了帝國主義爲什麽會是資本主義發展的必然階段,帝國主義的本質是什麽,並由此剖析了資本主義的內在矛盾和曆史命運,從國際層面深刻地說明了資本主義發展不平衡的規律,爲一國可以首先進行無産階級革命運動奠定了理論基礎。
第三,西方學者庸俗地將曆史唯物主義歸結爲經濟決定論和曆史決定論,將表層的經濟政策動因與深層的生産力與生産關系互動關系動因等同起來,將經濟基礎與經濟目的等同起來,混淆了不同層次的因果關系。顯然,在經濟政策、經濟利益和生産力之間不能劃等號,政治後果與上層建築之間也不能劃等號,帝國主義理論強調金融資本並不是說明直接的經濟誘因,而是強調以金融資本和殖民資本輸出爲對內對外經濟標志的資本主義生産力發展所導致的上層建築包括政治、經濟、文化、軍事等方面的全面變化,即其應是帝國主義侵略擴張的經濟基礎而非經濟目的。
http://www.sinoir.com/Article/mks/zl/200606/1743.html
國際關系研究中的批判理論：淵源、理念及影響＞郭樹勇
一部國際關系理論史就是一部理論批評史。批判理論在理論史上占有重要地位。它與新自由制度主義同期興起，上接新現實主義，下啓社會建構主義，領批判風氣之先，與後現代主義、女性主義、新馬克思主義等學說一起動搖了主流理論的根基，是當代國際關系理論批評史上的重要分水嶺，並將會在很長的一段時間內繼續照耀學術爭鳴與創新之路。
一 批判理論的概念及其緣起背景
國際關系批判理論並不是突如其來的學說，它的成長有著深厚的理論淵源、豐富的實踐內涵以及獨特的時代背景。
(一)批判哲學與批判理論
國際關系研究中的批判理論是與社會哲學中的批判理論相聯系的，要了解批判理論，就得了解批判哲學。我們一般把馬克思哲學作爲批判哲學的最高峰，亦即法蘭克福學派社會哲學的直接來源。但是，批判哲學的近代源頭卻是康德哲學。完整地理解批判理論中的“批判”一詞，不能繞開康德的三大批判。
康德是近代德國哲學革命的始作俑者，他的《純粹理性批判》、《實踐理性批判》以及《判斷力批判》實際上是就人的認識能力問題在哲學領域發動了一場哥白尼式革命。他說：“我們這個時代可以稱爲批判的時代。沒有什麽東西能夠逃避這個批判的。宗教企圖躲在神靈的後面，法律企圖躲在尊嚴的後面，而結果正引起人們對它們的懷疑，並失去人們對它們的真誠尊敬的地位。因爲只有經得起理性的自由、公開檢查的東西才博得理性的尊敬。”康德的批判哲學雖然從根本上講是一種唯心主義與唯物主義哲學的調和，但它可能是近代哲學中最高水平的調和。這種調和的最大成就之一是康德導致了“當前已經滲入于一切科學之中的批判精神”(海涅語) ；之二是二律背反學說指明了理性知識發展過程中的內在矛盾，爲19世紀黑格爾、馬克思哲學的辯證法大發展開辟了道路；之三可能就是批判哲學中隱含的反理性主義和反實證主義，這成爲20世紀非理性主義哲學的重要來源之一。
馬克思哲學繼承並發展了康德的批判哲學，將其批判精神與對理性的限制加以發揚，摒棄了康德哲學中的唯心主義，同時批判地繼承了黑格爾法哲學以及青年黑格爾派鮑威爾、施蒂納等人的批判哲學，承認異化對人産生的束縛，承認權威對人的約束，承認精神自由是人的解放的重要前提，並且承認人通過批判理論可與自身的本質結合在一起。不過，馬克思的批判哲學既是一種批判哲學，又是一種實踐哲學，它明確指出人的解放要以消滅私有制爲最終過程，于是在馬克思那裏，“對天國的批判就變成對塵世的批判，對宗教的批判就變成對法的批判，對神學的批判就變成對政治的批判”。這種實踐哲學成爲最高意義上的批判哲學。
批判理論在哲學史上有過多種形態，特別是在18、19世紀歐洲大陸批判哲學風行的時代，批判理論一度成爲時尚，但我們一般所講的批判理論主要是指20世紀20年代以來以法蘭克福學派爲中心的深受馬克思哲學影響的社會哲學學說。
(二)國際關系研究中的批判理論概念
國際關系研究的批判理論也有多種分類。從批判哲學到批判理論的學術進路看，結合當前理論研究的影響，國際關系理論界的批判理論主要有兩大支：一支是受法蘭克福學派影響的批判理論，其發展路徑是從霍克海默、哈貝馬斯等哲學家到理查德?阿什利、安德魯?林克萊特等國際關系理論家；另一支受新葛蘭西主義的影響，其發展路徑是從盧卡奇、葛蘭西等馬克思主義理論家到羅伯特?科克斯等新馬克思主義國際關系學者。有趣的是，前一支主要是在歐洲，後一支主要是在北美。當然，這兩支理論並不是截然分開的，科克斯的學說實際上也受到了霍克海默的深刻影響。
從概念上來講，批判理論又有廣義與狹義之分。廣義的批判理論是指除新現實主義與新自由制度主義以外對主流理論持批判態度的幾乎所有的國際關系學說，包括以阿什利、R. B. J. 沃爾克、德裏安爲代表的後現代主義，以約翰?拉格、亞曆山大?溫特等爲代表的溫和型批判理論，以科克斯、史蒂芬?吉爾等爲代表的新馬克思主義，以彼特森、西爾韋斯特等爲代表的女權主義，沃勒斯坦的世界體系理論以及生態政治學等。狹義的批判理論則專指在西方馬克思主義與歐洲社會學傳統(特別是法蘭克福學派)影響下成長起來的國際關系理論。就這一點而言，它與後現代主義、世界體系理論、女權主義等有了程度不同的差異。[3]本文認爲，廣義與狹義的批判理論均有其合理性，我們使用“批判理論”的概念，不妨將廣義上的批判理論稱爲“批判理論”，而將狹義上的批判理論特指“批判社會理論”。[4]本文限于篇幅，主要關注具有批判社會理論傳統的國際關系批判理論，亦即與法蘭克福學派一脈相承的批判理論。
(三)國際關系批判理論形成的主要背景
國際關系批判理論在20世紀80年代的形成源于多方面的因素。首先，二戰後的世界政治在20 世紀70年代發生了轉折性的變化，這種變化體現了經濟全球化的巨大能力以及反全球化力量的初現。全球經濟相互依賴達到了前所未有的程度，特別是在發達國家或者地區出現了後主權時代的某些特征。反全球化力量也以石油危機爆發、南南合作加強、非政府組織(NGO)興起、南北對抗加劇、貿易保護主義回潮等形式在發揮著影響。核武器、經濟霸權、國際科技競爭等技術理性統治在成爲國際政治中心操作的同時，也極端地壓制著人的解放。國際關系的現代性面臨合法性危機以及重建合法性的關鍵時刻，人類社會處于政治大變動的轉折點上。這是批判理論形成的曆史大背景。
其次，國際關系學在經曆了“方法論革命”後，面臨著新一輪的理論重建，出現了實證主義大行其道的態勢。20世紀50～60年代，科學行爲主義並沒有成爲國際關系的主流理論，在英國學派領軍人物赫德利?布爾爲代表的傳統主義學者的有力反擊下，卡普蘭等奉行科學主義方法論的美國國際政治學家們並沒有做到以自然科學的方法將規範研究、倫理研究與定性研究從美國學界清洗出去。但是，這次“方法論革命”還是産生了幾個後果：一是大量的科學哲學思想與概念進入國際關系學界；二是華爾茲將傳統主義與科學行爲主義結合起來，以結構主義重建現實主義，開創了新現實主義問津話語霸權的時代。反對新現實主義的理論家們不滿于其話語霸權，對新現實主義的“阿基裏斯之踵”提出質疑：主權國家是否是國際關系的惟一行爲體? 國際政治研究要不要注重經濟組織、文化運動等非權力性因素? 實力政治是不是國家對外政策的惟一模式? 國際關系究竟是一種簡單的物質關系，還是一種世界性的社會交往關系? 自然科學方法能否全盤應用于國際社會研究? 國際政治研究要不要將人類解放主題置于重要地位? 如此等等。這些質疑也成爲批判理論的主要旨趣。
最後，歐洲思想的新發展，特別是以法蘭克福學派爲主要代表的西方馬克思主義思潮，爲反新現實主義的思想運動提供了理論資源。批判理論的興起與該學派有著直接的關系。作爲西方馬克思主義最主要的流派，創立于20世紀30年代初的法蘭克福學派由一些哲學家、社會學家、心理學家、政治學家、經濟學家、法學家和文藝理論家組成。它不但繼承了西方馬克思主義創始人盧卡奇、科爾施的“批判的馬克思主義”傳統，而且綜合了弗洛伊德的精神分析學以及其他一些哲學流派的觀點，對現代資本主義社會進行了多學科的綜合性研究和剖析，形成了其獨特的“批判的社會理論”。法蘭克福學派的批判的社會理論從淵源上講包括青年黑格爾派的理論先于實踐、思維先于存在，存在主義的關于人的主體性與異化的思想以及弗洛伊德的精神分析學說中的生物的人的解放。除此之外，法蘭克福學派也受到盧卡奇的一些理論如物化、強調主觀的辯證法、否定自然辯證法等觀點的影響。雖然20世紀60年代末期以後哈貝馬斯等新一代批判理論家曾試圖改變早期激進的批判立場，調和批判社會理論與實證主義的張力，通過提倡溝通理性來修補現代性，但對啓蒙時代以來的理性與意識形態進行批判以及批判性重建一直是法蘭克福學派的最寶貴遺産。上述思想根本上反映了對晚期資本主義社會、科學技術意識形態及與其相聯系的現代性的批判應用于歐洲與北美的國際關系理論界之後，推動形成了以關心人類解放與批判實證主義爲主旨的國際關系批判理論。
當然，除上述因素之外，一大批受西方馬克思主義特別是法蘭克福學派深刻影響的歐美學者對于批判理論的介紹、鑽研與應用也起到了關鍵性的作用。20世紀80年代，科克斯、阿什利和林克萊特等把批判社會理論應用到國際關系理論領域，從認識論、本體論、方法論諸方面質疑並攻擊剛剛上升爲主流的新現實主義，掀起了一場國際關系理論批評史上罕見的“批判風暴”。美國亞利桑那大學教授阿什利是“批判風暴”中最引人注目的理論家之一。英國凱爾大學教授林克萊特也許是“批判風暴”中最後一位重要的批判社會理論學者， [7]他也是從哈貝馬斯的批判理論中獲得了資源，並發展出自己對于世界政治結構的曆史社會分析，以此展開對新現實主義的批評。從他們的批評文本裏，我們基本上可以了解國際關系批判理論的基本理念。
二 國際關系批判理論的基本理念
國際關系批判理論沒有形成一個縝密的學理體系，其基本宗旨在于批判新現實主義的種種“謬誤”及其認識論、方法論甚至本體論根源。然而其基本理念是清晰的，主要體現爲對主流話語背後的實證主義、問題解決宗旨、技術統治旨趣以及戰略理性的限制與批評的態度。
(一)實證主義不能全盤應用于國際關系研究反實證主義是霍克海默爲代表的法蘭克福學派的基本立場。霍克海默在其著名的《批判理論》中重點分析了實證主義。他認爲實證主義就是一種傳統理論，這種傳統理論采取經驗主義的、歸納法的、二元論的認識論，企圖將自然科學的方法應用到社會研究領域。而批判理論則反對這種二元論，堅持理論與實踐的統一，宣揚理論的實踐性與能動性，具有革命的、主體的自我意識。霍克海默承認，實證主義曾經在認識論領域産生過積極的社會功能。但是，隨著時間的推移，啓蒙運動的本質也發生了根本性變化。“今日啓蒙運動”面臨的任務是，適應現存社會向未來社會形態過渡的潮流，歡呼人類將第一次成爲一個有意識的主體，並推動自身主動地決定自己的生活方式。“在目前這樣的曆史時期中，真正的理論是批判性的，而不是實證性的，正像與理論相應的社會不能稱之爲‘生産型’的社會一樣。人類的未來依賴于今日對生存所持的批判態度。”批判理論不會完全否定實證主義，但那種不事反思、禁錮思想、將思想與社會割裂、否定思想的實踐性的實證主義顯然是需要限制的。
在信奉法蘭克福學派批判理論的當代國際關系理論家群體中，阿什利最集中地批評了實證主義。阿什利歸納的“實證主義四信念”，用平白的語言可以敘述爲：國際政治現實符合某種不以人類主體性爲轉移的因果關系或者結構關系；科學可以運用技術知識更好地提高人類預見能力，控制人類改造世界的能力；真正的國際政治理論應該是價值中立的；國際政治理論是否科學，必須經過驗證，看其能否與外部經驗相符合。正是基于以上4個信念，新現實主義提出了國際體系觀念。然而，這種實證主義無法克服人類主體性的兩個內在難題：一方面，國際社會的任何行爲都是有意義的，都承載著一定的價值；另一方面，任何國際關系研究者都擁有自身的規範、價值觀與理解力，人們不能把國際社會的觀察者與觀察者所處的國內社會與國際社會絕對地分開，更不能像對待自然界那樣把國際社會當成一個外在的客觀的“無聲一般性”來對待。如果我們不批判地對待國際關系理論中的實證主義，那麽我們就會像新現實主義一樣，無法“有意義地理解國際體系”，我們所看到的國際體系就“像一個由各種力量組成的毫無意義的空心漩渦”，而對于權力的現狀，會采取華爾茲的超然態度、吉爾平的宿命論、克拉斯納的好奇心或者基歐漢的韋伯式態度。
總之，由于人類社會(包括國際社會)與自然界有著重大區別，在社會科學中貫徹實證主義難以克服阿什利所謂的人類主體性矛盾，故而不能將自然科學中的實證主義全盤應用到國際關系研究中來。在那些結構性、因果性和非意識形態性不甚強烈的領域，實證主義有其局限性，必須結合批判理論加以綜合解釋。
(二)國際關系理論既要解決問題，更要關心人類解放
社會科學知識體系分爲兩種截然不同的理論觀念，即“傳統理論”和“批判理論”。在傳統理論的思維中，“具體的客觀事實的出現，用以把握事實的概念體系的實際運用以及這些體系在行動中的作用，都被看成是外在于理論思維本身的東西”。這種觀念的異化造成了價值與研究、認識與行動的對立與分離，並使得傳統理論不去認真對待理論在社會中的積極作用，也不去研究理論與普遍需求的滿足之間的關系，更不會去關心人本身的再生産與解放。傳統理論當然也在一定程度上承認人就共時性而言是主體與客體的統一，比如，雖然社會現實外在于科學家，但科學家又通過政治論文、黨員資格以及參與選舉活動建構社會現實，但傳統理論不能把這兩種活動統一起來，最多只有心理的解釋。批判理論則是將兩者有機地結合起來，認爲科學家既要研究客觀現象，又要行使社會批判功能，不可能做到價值中立，“任何一種社會理論，即便是關心普遍規律的社會學家們的理論，無不包含各種政治動機”。批判理論旨在消除主客體的對立和人的異化，“只有消除了這種對立，批判思維所說的人的概念才不至于和人本身發生沖突”，才能推動人的解放。“批判理論”執行了一條不同于“傳統理論”的目的論路線，它把任何理論均視爲“具體曆史情境”的産物，以揭露、廢除晚期資本主義社會不公正現象爲己任，是一種人類解放學說。
批判理論反映在國際關系領域，是要反思國際關系中的壓迫現象，追問現存世界秩序的起源、實質及其合理性，尋找更加適合人類解放的國際政治實踐模式。以科克斯、阿什利等爲代表的國際關系理論家認爲，如果完全從奉行實證主義路線的傳統理論那裏尋找答案是沒有結果的。科克斯受到霍克海默關于“傳統理論—批判理論”知識分類的影響，提出了“問題解決理論—批判理論”的分類。[12]他像霍克海默40年前批判社會學領域不問人類關懷的傳統理論那樣，尖銳批判了國際關系學領域爲現存世界秩序辯護的問題解決理論，指出目前的主流國際關系理論本質上均爲問題解決理論。
批判理論認爲，國際關系中的“問題解決理論”宣稱以中立、客觀的態度去進行規律性研究，但脫離意圖和政治目標的理論是不存在的。新現實主義的代表作《國際政治理論》肯定了科學行爲主義關于理論的規定，接受了傳統理論使用的主客體區別的二元論認識論以及與之相適應的自然主義研究方法，並立志建立一種科學的國際政治理論。這種理論雖然獲得了一定的成功，但實際上並沒有做到價值中立。華爾茲本人後來也承認理論的檢驗標准既有真實性和證僞性，又有有用性，也就是對維持國際秩序和獲得國際權力有用。華爾茲還從國際結構的角度出發研究均勢，直接或間接地強調兩極均勢優于多極均勢。結合當時的曆史條件看，華爾茲的這種觀點實質上是解決一個美蘇共同管理國際事務狀態下如何確保國際穩定的問題，本質上是服務于美蘇合作霸權的政治目標的。從一定程度上講，新現實主義實際上代表了國際霸權秩序對于社會力量的壓迫。要清理新現實主義中的“問題解決理論”的負面影響，就必須重視批判理論的批判功能，將馬克思哲學的社會沖突理論、帝國主義論、國家與市民社會關系理論特別是將生産進程解釋爲特定曆史形式的觀念，納入國際關系批判理論中，在適當考慮解決眼前具體問題的同時，更應該像布羅代爾那樣從“長時段”考慮世界秩序，“考察生産變化、國家形態變動以及世界秩序變遷之間的聯系”，追問“當今的時代是否爲那些世界結構的曆史斷裂點之一? 目前的世界形勢是否包含著另外一種世界秩序的發展潛能?” [14]批判地思考人類的未來，從世界交往的層面上找到一條更適合人類解放的道路。
(三)技術統治旨趣是當前國際關系理論建設中的大敵
何謂旨趣? 旨趣就是興趣或者樂趣。它貫穿于日常工具行爲與交往行動中，是“與人類再生産的可能性以及與人類自身形成的既定條件——勞動與相互作用——相聯系的基本導向”。它先于認識，指導認識，同時也只能借助于認識的力量才能實現。認識與旨趣真正統一于自我反思的領域。不同的認識旨趣決定不同的科學活動。人類旨趣分爲3種，即技術的旨趣、實踐的旨趣和解放的旨趣。技術的旨趣是人類使用技術手段認識與征服自然界的旨趣，目的是把人類從自然界對人的奴役中解放出來，使人類能夠了解自然，控制自然，向自然立法，使自然爲人類發展服務。技術的旨趣與自然科學有著緊密的聯系，並爲後者奠定了基礎。實踐旨趣與技術旨趣不同，它針對的是自然界以外的精神世界，與精神科學相聯系，主要指“維護人際間的相互理解以及確保人的共同性的興趣”。實踐旨趣集中反映在曆史詮釋學之中。技術旨趣與實踐旨趣對于人類的解放均有意義。技術旨趣推動人類自身從自然界的盲目統治中解放出來，實踐旨趣推動人類從僵硬的意識形態的依附關系中解放出來。科學技術的發展使技術旨趣不斷實現與擴張，而現行社會制度特別是政治、經濟、軍事機構對社會的全面統治則壓制了對話，阻礙了共識與相互理解的形成，破壞了實踐旨趣的發展。批判理論認爲目前的任務應是抑制技術旨趣，光大實踐旨趣，要做到這一點就要重視解放旨趣。解放旨趣的目標是把“主體從依附于對象化的力量中解放出來”，實際上是人類對自由、獨立和主體性的興趣，批判理論的基礎就是解放旨趣。
國際關系理論界存在著技術旨趣主導的狀況。在批判理論家看來，主流國際關系理論特別是新現實主義在改造傳統政治現實主義的過程中，流失了原本存在的實踐旨趣，實質上反映了以實證主義的技術統治旨趣壓迫並取代實踐旨趣的進路。在“方法論革命”之前的時代，國際關系理論曾經有著技術旨趣與實踐旨趣的相對平衡。E. H. 卡爾、萊因霍爾德?尼布爾和漢斯?摩根索等現實主義學者在其理論構建中都體現出了鮮明的實踐旨趣。以對無政府狀態的界定爲例，政治現實主義認爲在一個無政府的世界裏，爲了維持和平需要最大化地追求權力，這只是爲無政府狀態下的和平困境提供了一種實踐出路，而並沒有將無政府狀態“物化”。在卡爾的《二十年危機》、尼布爾的《基督教現實主義和政治問題》以及摩根索的《國家間政治》中，政治現實主義都注重曆史的分析、價值研究和定性研究，並不排除和否定道義、偶然性和特殊性在國際政治中的作用，都將科學實證主義分析局限在一定的範圍內，對無政府狀態的強調也只是作爲整個權力政治研究的一個實踐框架。但在華爾茲那裏，實證主義、自然主義代替了原有的曆史、價值、反思和實踐關懷，無政府狀態上升爲一種物化的國際結構，國家只能在它的統治制約下行事。現實主義主導和解釋下的國際政治理論由此而成爲了一種技術統治工具，一種問題解決理論。爲了正本清源，解放國際政治理論中被壓抑的實踐旨趣，有必要抵制新現實主義的實證主義技術統治，將批判社會理論納入到國際政治理論中。[16]國際關系批判理論認爲，技術統治的旨趣對于理論建設不是毫無意義，但它只是多種知識旨趣中的一種，在世界政治發生轉折性變化和國際關系理論發展多元化的今天，我們的理論旨趣不應像19世紀那樣倡導技術統治旨趣，而應更多關注與批判理論相聯系的解放旨趣，技術統治旨趣是國際關系理論建設中的大敵。
(四)建設世界共同體有必要限制戰略理性，提倡溝通理性
批判理論要尋找一種適合人類自身解放的共同體形式，就必須擁有一種合適的理性形式。世界共同體的建設基于國際共同體，而國際共同體是存在諸多困難與矛盾的。要消除這些困難與矛盾，有必要限制戰略理性，倡行溝通理性。哈貝馬斯的溝通理性理論對以林克萊特爲代表的國際關系批判理論無疑産生了重要影響。
哈貝馬斯認爲，人類理性可以分爲認知的工具理性和溝通理性；而與理性相聯系的行動，也可分爲遵從認知工具理性的行動(包括非社會的工具性行動和具有社會情勢背景的戰略行動)以及遵從溝通理性的行動。這樣，人類理性及行動就有了3種模式：工具理性(行動) 、戰略理性(行動)和溝通理性(行動) 。其中溝通理性是一切話語的前提，是評判個人認知和社會組織的標准。就批判理論而言，其任務就是要高揚人類的溝通理性，將之從技術工具理性和社會戰略理性的壓迫下解放出來，重建理想語境下主體間自由溝通和理解的前提條件。[18]林克萊特把哈貝馬斯的理性分類運用到國際政治理論分析中，認爲國際社會中存在著3種理性化，即技術—工具理性化、道德實踐理性化和戰略理性化。技術—工具理性化是指人類學習如何控制自然，道德實踐理性化是指人類學習如何建構秩序和社會公意，戰略理性化是指人類在實際的或潛在的沖突情勢下如何把握和控制他人。在國際政治理論界，技術—工具理性化與強調生産力、世界經濟決定作用的馬克思主義國際政治理論是有聯系的，道德實踐理性化與林克萊特等批判社會理論爲代表的革命主義國際政治理論有內在的一致，而戰略理性化則與新現實主義密不可分。
在國際關系批判理論家看來，代表批判理性的革命主義、代表技術—工具理性的馬克思主義和代表戰略理性的新現實主義處于一個多樣性的理論世界中，它們之間的關系是一種互補關系，而不是壓迫與被壓迫的關系。處于主流地位的新現實主義尤其需要向其他兩者學習，因爲其他主義特別是革命主義擁有新現實主義“戰略理性”最缺乏的人類關懷。爲什麽這麽說呢? 衆所周知，新現實主義用結構主義改造現實主義，更加重視國際結構對行爲體的物質性限制，而不重視行爲體的實踐作用。相反，革命主義與馬克思主義則相對強調實踐理性的作用。上升到政治立場來看，新現實主義關注的是政治控制技術，是從兩極格局下美蘇鬥爭的需要出發闡釋“兩極體系是最穩定的國際體系”，而對全球範圍內的實踐活動特別是關乎社會發展的全球危機等問題則采取了置之不理的態度，這在一定程度上妨礙了人類對自由的追求與自身解放的實現。彌補新現實主義的缺陷有多種方式，其中最重要的方面就包括重新界定國家。這涉及世界共同體的性質。
從曆史的長河看，共同體是一種動態的過程，是多元存在的形式。國家本質上是一個道德和政治共同體，是社會曆史發展到一定階段的産物。國際關系理論需要有一種“國家結構的社會學”，這種社會學的目的是解釋國家是如何被人類曆史建構的，特別要解釋那些促使主權國家形成並將國家與外部世界疏離的社會紐帶是如何隨著曆史變化而變化的。我們從黑格爾與羅蒂等政治哲學家那裏得知，曆史哲學的每一步發展都有相應的人類共同體形式，而每一種更高形式的共同體的出現，都意味著人類自由前進了一步，人類由此將獲得某種意義的解放。人類的共同體從家庭到部落，從部落到國家，體現了曆史進步性，但並沒有終結曆史。人類的美好目標是建立“一個由擁有與人性相一致之特征的權利和責任的自由人組成的社會”，也就是馬克思所說的共産主義社會。這種社會用康德的話說就是普遍律令的理性社會。目前，人類社會是處于共處原則的理性社會向普遍道德律令的理性社會過渡的階段，從個體的身份轉化角度看，也就是由公民身份向人類身份轉換的過渡階段。在這個過程中，新現實主義的戰略理性扮演了消極的角色。因此，建設有利于人類解放的共同體，就必須支持溝通理性爲主導的社會，而非戰略理性爲主導的社會。
三 國際關系批判理論的影響
國際關系批判理論的上述理念振聾發聵，在20世紀80年代初挑起了一場罕見的論戰。盡管理論界對這次論戰的主題不無異議，但由批判理論登高一呼而引發的“批判風暴”所帶來的影響則是公認的，即國際關系理論由此進入了多元發展、百舸爭流的局面。其中，批判理論本身的影響也是開創性和多方面的。
(一) 批判理論的發展對國際關系元理論特別是認識論産生了重大影響
在國際關系學科建立之初，學者們最關注戰爭與和平問題，元理論並沒有成爲一個單獨的領域。對國際關系元理論的大討論是從“方法論革命”開始的，這說明方法在相當長的時期以及相當多的國際關系研究者那裏是最基本、最緊迫、最值得研究的領域。其實，方法論、認識論與本體論是不可分的。方法論的討論必然涉及認識論，而認識論也與本體論脫不了幹系。20世紀60年代的“方法論革命”成就了新現實主義，也造就了新現實主義的話語霸權，但這種霸權的解體首先是從認識論開始的，而認識論的大討論正是肇始于國際關系的批判理論。像法蘭克福學派那樣，阿什利、科克斯、拉格等人猛烈地反對主流理論的實證主義思想。對實證主義的批判過程就是國際關系認識論的轉向過程。批判理論認爲對國際社會的認識不可能如新現實主義那樣持客觀中立的立場。人本質上是社會動物，國際社會具有相當的社會性，國際政治既有類似自然界的規律性，也有國家與個人等國際關系行爲體的實踐建構性，認識自然界可以用主、客體二元分立的做法，但認識人本身，認識國際社會卻不能做到二元對立，主體間性與國際政治的非因果性決定了國際關系研究本身不能采取完全的實證主義。批判社會理論的這種認識論的轉向也進一步對抗了科學行爲主義在國際關系理論中的影響。當然，批判理論的認識論討論還揭開了國際關系本體論討論的序幕。
(二) 批判理論提出了關于社會科學理論的新界定
實證主義概念中的“科學理論”是某一學科若幹命題的綜合，其前提是將人類的整體認識加以分類，即把客體與判斷劃分到各個不同類型的知識領域。“在傳統科學那裏，每一件事都是必然的，或者說，沒有一件事是必然的，因爲必然性意味著事件獨立于觀察者或絕對肯定的預測的可能性。但是，主體即使作爲思考者也並非完全脫離社會鬥爭。”這種主流的社會科學理論定義實際上是存在特殊的領域與普遍的理論努力之間的張力的，也存在著忽視主客體相互聯系的現實。用科克斯的話說：“將緊密聯系著的現實社會世界分割成多個相互分離的領域”雖然有助于提高理解力，但“實踐的知識在最初總是不全面的或支離破碎的”。具體到國際關系領域，將國家與市場社會區別開來在18、19世紀具有實踐意義，對維護個體主義與主權制度功不可沒。“然而，在今天，國家與市民社會如此地相互滲透，以至于這些概念幾乎變成了純分析性的概念，僅可用來非常模糊和不精確地標示不同的活動領域。”在批判理論看來，全面而不是分割地看待國際社會，批判而非假定地認識世界秩序，定性與定量相結合而非完全實證主義地歸納事實，才是正確的社會科學理論。
(三) 批判理論動搖了新現實主義的話語霸權，推動了國際關系理論的多元發展
批判理論對主流理論主要是新現實主義進行了猛烈的批判，這種批判極大地削弱了元理論根基，揭露了理論背後的政治意圖，動搖了僵硬的實證主義認識論與物質主義本體論，爲以基歐漢爲代表的新自由制度主義上升爲主流理論創造了條件，促使阿什利等更爲激進的學者轉入後現代主義和後結構主義尋求解構“國際關系”的資源，也爲社會建構主義的發展提供了本體論遺産。同時，這一過程也促使主流理論檢討自己的理論缺失，並在一定限度內與邊緣理論進行對話。國際關系理論界由此進入一個更加活躍、更加多元的百家爭鳴的新時代。
(四) 批判理論爲社會建構主義的誕生准備了知識基礎
經過“批判風暴”的洗禮，學界越來越認識到國際關系體系是一種社會曆史産物，而不是物質結構，不是新現實主義所謂的物質實力之對比，國家、國際體系都是曆史實踐的産物，是可以通過實踐改變的。這一點成爲後來新現實主義和新自由制度主義最難反駁的領域，也是建構主義的最得意之處，主流建構主義正是在“本體論革命”的基礎上建構起較爲完整的建構主義理論體系的。同時，批判社會理論長于思想批判、疏于理論建設的缺憾也爲學界所強烈意識到。理論要進一步發展，離不開批判理論的知識積累，但又必須超越它。1989年美國學者奧那夫企圖以建設性的態度改造批判理論，並建議冠以“建構主義”這個新的名字。從此，建構主義在理論體系建設、汲取實證方法論、調和認識論等方面不斷超越批判社會理論，向主流理論方面邁進。
(五) 批判理論爲我們進行馬克思主義國際關系思想研究提供了啓示
通過對批判理論的研究，我們應該承認，馬克思主義對當代西方國際關系理論有著深刻的影響。有的是直接影響，如批判理論；有的是間接影響，如馬克思哲學對于建構主義的影響。我們不能忽略馬克思主義國際關系理論的批判性。馬克思哲學是批判哲學而不是簡單的物質主義哲學。當代中國馬克思主義國際關系理論的建設不能忽略理論的批判性。當然，批判理論關于馬克思主義的認識也有其片面性，例如將馬克思主義當成自然主義方法論，完全忽視唯物史觀在承認社會結構的曆史性、社會性方面的重要貢獻；全盤接受法蘭克福學派關于重建馬克思主義的理論並服務于對國際政治的解說；在社會科學領域持貶低實證主義的過激立場；在肯定國際關系是社會本體論的同時而陷入唯心主義的做法，等等。我們雖然與批判理論有著較大的不同，但它提出來的實踐觀念以及社會實踐本體論思路應該成爲我們研究馬克思主義國際關系理論的一個切入點。
當然，國際關系批判理論也有其缺陷，其概念體系有失縝密，其批評性多于建設性，其學理性多于實踐性，不一而足，特別是後者更容易爲當代的實踐家所惋惜甚至詬病。我們認爲，它對國際政治實踐並非全無影響。在革命的時代，它曾經是國際共産主義、被壓迫民族以及世界社會主義等各種革命、進步力量追求解放的理論源泉。在當下，社會主義國家利益中的意識形態利益界定、全球民間社會對當今國際權力體制的挑戰、世界各地的反全球化、反科技異化與反霸權主義的行動、邊緣文明與核心文明的對話、南北方關于世界秩序的鬥爭，甚至某些以解放人類爲旗幟的暴力運動，均令人感受到國際關系批判理論的政治影響力。
http://www.sinoir.com/Article/pp/qt/200604/1474.html
構建中國國際關系研究體系的路徑探索 ＞張曙光
【內容提要】 冷戰國際史的研究應該與現代國際關系理論的探索相鏈接。作者認爲,冷戰國際關系的“經曆”不僅應該成爲檢測國際關系理論假設的一個時空“實驗室”,而且也應該成爲當代與未來國際關系理論研究新議題的設定以及現存國際關系理論假設與模式檢驗的參照體系。自冷戰以來,主要大國不斷解密和公布的檔案文獻爲國際關系理論研究提供了一個難以替代的“數據庫”。如果中國“新生代”的國際關系理論學者能夠對西方國際關系理論進行深刻與精確的詮釋並進行延伸研究,同時嘗試采用“理論指導”與“曆史實證”相結合的方法,這樣必將爲形成中國國際關系研究與理論體系做出貢獻。
中國國際關系研究能否構建出新的理論體系? 對此,學者們仍莫衷一是。 本文認爲,關鍵性的前提是如何構建出切實可行的國際關系研究的方法體系。一個值得嘗試的方法是將國際關系理論和國際關系史的研究相鏈接,即國際關系理論研究將國際關系史當做理論假設檢驗和實證的時空“試驗室”和數據庫,國際關系史研究以國際關系理論爲史實“複原”的分析性框架。一個能夠承載這樣鏈接的學術載體應該是對“冷戰國際史( The Cold War International History) ”研究。
一 鏈接冷戰國際史與國際關系理論的思考
冷戰國際史研究與國際關系理論探索相結合應該成爲國際關系跨領域研究的有益嘗試。如何將冷戰國際史和國際關系理論研究兩者實現在研究方法上有機的、深度的結合,這對中國國際關系學者來說,既是一個具有學理意義的挑戰,也是一個開啓學術創新路徑的機遇。
首先,冷戰國際關系應該成爲檢測當代國際關系理論假設的一個時空“實驗室”。不同于自然科學研究,社會科學研究長期受到理論檢驗與實驗手段“不科學”甚至缺位的困擾,國際關系理論的研究更是如此,以致大多數理論仍停留在思辨、假設與概念化的層面,因而迫切需要一個可操作的“試驗時空”。20世紀對整個人類産生根本性影響的世界性戰爭分別是第一次世界大戰、第二次世界大戰,隨後是美蘇間的冷戰。根據並非嚴格的曆史斷代法,第一次世界大戰持續了四年( 1914 ～1918 年) , 第二次世界大戰打了六年(1939～1945年) ,冷戰則用了45年才宣告結束(1946～1991年) ,時間長度上是第一次世界大戰的十倍,第二次世界大戰的七倍。更爲重要的是,不同于對兩次世界大戰的曆史研究,史學家們未等冷戰結束,他們就開始撰寫冷戰曆史了,使得這樣的“當代曆史( contemporary history) ”表現出超常的領域寬泛性和內容不穩定性。冷戰主導了近半個世紀的國際關系,雖然冷戰大致是以東歐劇變和蘇聯解體爲標志而告終的,但國際體系、大國行爲邏輯和決策者的思維慣性並未隨著冷戰結束而終結,以致冷戰不僅具有曆史的延續性,也隱含了當今與未來的時間向度。冷戰在20世紀國際關系中也具有特殊的空間向度。冷戰的影響面並不局限于世界的地理空間(二戰結束時,大多數民族國家實際上都不同程度地受制于冷戰國際關系體系) ,同時延伸至國際的社會空間。由于冷戰的原因,現代社會至少在12個方面(軍事、外交、政治、法律、情報、經濟、教育、科技、醫藥、體育、藝術和社會)發生了根本性變遷。正是由于其特殊的時空條件,冷戰作爲驗證國際關系理論的曆史“實驗室”的功能應予以利用。
其次,冷戰國際關系應該成爲設定當代與未來國際關系理論研究新議題的參照體系。正是考慮到冷戰國際關系所顯現的特性,研究者可以對一些涉及國際關系“終極問題”的議題進行重新設置。筆者認爲可以從七個方面對議題進行重新設置,分別如下:
議題一:“大國體系( great - power system) ”的變遷規律。如果冷戰國際關系的主旋律爲(美蘇之間的)“超級大國”關系,那麽到底是什麽在維系和構建“超級”大國體系? 爲什麽一個超級大國(蘇聯)會最終自動放棄“超級”大國地位?
議題二:“力量分布(power distribution) ”的變化軌迹。冷戰大都由兩極( bipolarity)在維持均勢,但不乏構建多極體系(multi - polarity)的努力。傳統的“極”是否仍是描述力量分布的坐標? 在衡量“超、大、中、小”國家上,有無新的指數(如核力量或“軟力量”) ?
議題三:世界經濟對國際社會的影響。如果說以經濟“一體化”和“全球化”爲特征的冷戰時期世界經濟新變化導致國際社會的變遷,那麽國際社會中民族國家的對外行爲(身份認同、對待資源和環境的態度等)是否也因此發生本質變化?
議題四:國際沖突的解決方式。爲避免在“超級大國”之間發生直接軍事對抗,冷戰中國際沖突的解決方式既包含了傳統的軍事結盟和外交談判,也嘗試了集體安全、戰略威懾、軍備控制、危機管理甚至有限戰爭。解決國際沖突的方式是否發生了範式轉換(paradigm shift) ,如從解決到管理再到“彌合( reconciliation) ”?
議題五:國際合作規範/體制的建構。冷戰的“陣營”對抗並未阻礙甚至延緩國際間的多面和深度合作。到底應該如何評估冷戰狀態下國際合作的規範(Norm)和機制(Regime)的構建與實施? 這些規範和體制是否也適用于非冷戰形態下的國際社會? 新的規範/機制的建構是否導致國際關系主體的變化(從國家政府到非國家政府) ?
議題六:科技革命與國際關系的關聯。冷戰中革命性的科技進步既促進了人類發展,但也惡化了國際安全。科技到底能否成爲當代國際關系中的一個重要自變量甚至一個新的分析範式?
議題七:“民主和平”的評估。冷戰的告終是否真的就標志著人類曆史“終結”了? 如果說冷戰中“硬實力”(遏制、威懾和脅迫能力)的作用下降、“軟權力”(心理、價值觀、意識形態影響力 )的地位上升,那麽“民主、自由、人權”在多大程度上能確保世界“長治久安”?
再次,冷戰國際關系應該成爲檢驗現存國際關系理論模式的參照體系。盡管處在一個特殊的曆史時期,冷戰仍然繼承了傳統國際關系的基本屬性。現代國際關系理論主要産生于對至少500年以來民族國家對外交往行爲軌迹的研究。其中無論是成論(均勢、地緣政治) ,還是假設(威懾、霸權、危機處理、國際體制、相互依存、一體化等) ,都對冷戰研究具有框架性的指導意義。更重要的是,它們能夠在冷戰國際關系的體系內得到進一步驗證。例如,國際關系學者可以對冷戰中民族國家的外交與安全決策行爲進行多層面分析,這些層面包括: ( 1)利弊計算; ( 2 )外來威脅認知; (3)威懾、脅迫和遏制; (4)使用武力決定; (5)風險評估和控制; (6)結盟選擇(與維護)行爲; ( 7)正(援助)負(制裁)面經濟外交實施; ( 8)機構整合; ( 9)資源配置; ( 10)國內政治動員; ( 11)戰略文化建構等。同時,如果國際關系學者將單個的決策行爲放在一個較長的時空段內、使用“曆史長焦距”或深度比較的方法[6 ]去“檢驗”或提煉,完全有可能得出接近理論意義的推論,而這樣的研究成果距離構建國際關系理論的科學要求也就不遠了。
最後,自冷戰以來,主要大國不斷解密和公布的檔案文獻應該成爲國際關系理論研究的“數據庫”。支撐現存冷戰國際關系研究成果的一個最大、利用率最高的文獻數據庫應屬美國自20世紀70年代開始解密的外交和安全檔案。在冷戰結束後的15年間,美國開放了大量冷戰時期的軍事、外交檔案(包括國家安全委員會、國務院、國防部、參謀長聯席會議、中央情報局等部門的文件) 。羅斯福到尼克松時期的核心材料大都已由國務院的曆史編輯委員會以《美國對外關系文件》分卷出版,此後的大量檔案也由國家安全檔案館根據美國的《自由信息法案》在互聯網上公布。其他西方大國如英國、法國、聯邦德國、加拿大等定期公布的涉外檔案也十分系統,不少核心文獻都已經“數字化”了,查閱和使用非常方便。更令人鼓舞的是,冷戰結束後前蘇聯和東歐國家開始有選擇地解密外交檔案。此外,中國在過去20年間也公布了數量甚大的對外政策資料(特別是外交部檔案近期開放的原始檔案) 。現存所有的(加上仍在不斷公布的)數以百萬(頁)計的冷戰時期大國外交與國防檔案資料,爲從事國際關系理論研究的學者們進行多案例、深度比較分析時提供了厚實的資料基礎,也爲構建國際關系理論,特別是在進行定量甚至模型分析時提供了一個社會科學研究中難以替代的數據庫。
自冷戰結束以來,西方國際關系學界已注意到當代國際關系理論與現代國際關系史在研究方法上出現的分化,這種分化使國際關系的理論工作者抱怨曆史學者只知史實描述與考證,對理論構建不僅毫無興趣且貢獻甚微;曆史學者則批評國際關系的理論工作者不懂曆史、忽視曆史甚至“濫用”曆史,致使“理論”成爲無法與曆史相契合的假設。無疑,對于如何加強兩個相關領域的“雙向對等鏈接”,國外學者曾努力尋找一條客觀、理性且可操作的路徑,然而值得進一步探究的空間仍很大。
二 國際關系理論學者對冷戰國際史成果的借鑒
無論是在冷戰期間,還是在冷戰結束以後,西方國際關系理論學者的研究均受到了冷戰史學家們如何解讀大國制定和執行外交與安全政策的極大影響。爲了說明或檢驗某個國際關系理論假設,他們間接引用國際關系史學家的成果,或是直接運用第一手曆史資料,運用歸納和演繹推理的方法,初步形成了史論兼蓄的特點。
格蘭‧阿利森(Graham T. Allison)就是一個很好的例子,他運用冷戰期間大國處理危機事件的經典事件,精細闡述一個國際關系的理論假設。格蘭?阿利森在《決策要素:解讀古巴導彈危機》一書中, 聚焦于美國肯尼迪政府于1962年10月處理古巴導彈危機的決策過程(這一危機幾乎是美蘇冷戰中最爲危險的危機事件) ,並細致地檢驗了他關于“官僚政治制約對外政策的理性選擇”的理論模式。他主要依據政府公開資料和事後對當事者的“訪談”,對肯尼迪總統在處理危機過程中所依賴的智囊——“特別行政委員會( ExCom) ”——進行了多層次分析,發現在這樣一個特殊的決策平臺上,美國聯邦機構內所有涉外機構(白宮、國家安全委員會、國務院、國防部、參謀長聯席會議、中央情報局、各軍兵種等)無一例外地爲了各自機構的功能和利益(話語權、影響力、預算資源等)的擴容而極力爭鬥,以致最高決策無法按國家安全利益的根本需要實施理性選擇。阿利森的“機構政治”三模式和實證方法雖存在簡約或誇大的弱點,卻開啓了國際關系理論對“組織機構政治”和“理性行爲者模式”的長期研究。
運用冷戰期間數個國際關系典型案例的研究成果來實證和推導某個理論假設的成功例子較多,影響較大的有約翰‧米爾斯海默(JohnMearsheimer)的《常規威懾》和史蒂芬‧沃爾特( Steven Walt)的《聯盟的起源》。約翰‧米爾斯海默通過對冷戰期間的部分熱戰(如朝鮮戰爭和中東地區的五次戰爭)中雙方決策行爲(認知威脅、計算得失、動員資源、效果評估)的分析,檢測了他提出的“核條件下的常規威懾會由于挑戰一方具備迅速解決戰鬥的軍事能力(如‘閃電打擊’)和政治意願(果斷的戰略決策和體制內外的支持)而毀于一旦”的假設;史蒂芬‧沃爾特也通過分析對冷戰期間中東地區不同聯盟的變化,論證了他關于“非對稱結構中相對較弱的一方何時、在何種條件下、爲了何種目的采取怎樣的結盟選擇”的理論議題。借用國際關系史學家的研究成果,他驗證了新現實主義關于“威脅平衡”對當代民族國家結盟行爲的引導和驅動作用。
亞曆山大?喬治(Alexander George)和理查德?斯莫克(Richard Smoke)合寫的《威懾與美國對外政策:理論與實踐》一書則通過對衆多的冷戰國際危機案例進行綜合比較和深度分析,從而提出一個理論批判體系,成爲用冷戰國際關系史來實證和推導理論假設的一個突出的例子。幾乎完全依據國際關系史學家對美國在冷戰期間對外政策的研究成果,亞曆山大?喬治與理查德?斯莫克選擇了十多個案例(其中包括1948年的柏林危機、1954～1955年與1958年的兩次臺海危機、1962年的古巴導彈危機、1964年的越南北部灣危機等) ,考察了美國如何建立並運用威懾實現其對盟國和友邦的戰略保護。按照他們的歸納,美國在冷戰期間采取的戰略是所謂的“延伸威懾”戰略。喬治和斯莫克的研究結果對超級大國能否有效實施“延伸威懾”提出了嚴重質疑。他們認爲,由于威懾理論的産生基礎是“演繹推理”的方法,與冷戰期間美國的國際戰略實踐聯系甚小。此外,在處理未來的危機中,這樣的理論根本無法指導政府決策者如何通過“延伸威懾”去影響蘇聯及其盟國的行爲方式與意圖。通過對各個案例的深度比較,他們發現,威懾最多只能使挑戰者退回原地,而不能從根本上解決造成沖突的問題。盡管喬治和斯莫克並未就如何完善“延伸威懾”的理論模式提出建議,但他們利用國際關系史學家的研究成果進行理論批判與“多案例深度比較”的方法一度成爲國際關系理論學者競相模仿的範本。
除了上述學者主要是利用冷戰國際關系史學者的研究成果進行驗證、提煉或批判某個理論假設外,還有不少的國際關系理論學家直接采用國際關系史學者的治學方法,將原始檔案與文獻當做理論驗證的數據庫。爲了說明決策者常常受到主觀認知心理的約束,羅伯特‧傑維斯(Robert Jervis)的學生黛博拉‧拉森(Deborah Larson)在她的專著《遏制的起源:一種心理的解釋》中,依據解密的杜魯門政府“機密檔案”和總統文獻,並根據一個獨特的“解碼系統( decoding system) ”,定性(威脅認知)、定量(文獻中反映與威脅認知與判斷相關內容的類別、頻率、排序等)描述和分析了杜魯門在冷戰初期對“遏制戰略”的考慮與其決策的心理曆程和特征,得出了領導人“認知的失真( cognitive distortion) ”與決策客觀性和理性存在著反比關系的結論。采取幾乎類似的方法,理查德‧勒博(RichardNet Lebow)在《在戰爭與和平之間》一書中,通過對數個冷戰危機實例進行“曆史與理論”的分析後指出,組織機構的繁雜結構、相互牽制、政治勢力之間的勾心鬥角及信息處理的誤差等等,會讓最高決策者對局勢的正確認識以及做決策的信心與決心産生直接影響,由此而造成的決策“誤識(mispercep tion) ”和“誤算(miscalculation) ”往往是決定危機中“現狀保護者”的威懾能否成功的關鍵。
另一位顯示出良好的史學方法訓練的國際關系理論學者爲湯瑪斯?柯慶生( Thomas Christensen) 。不同于他的美國同行,柯慶生不僅能夠運用美國解密的外交與國防檔案,還能熟練地使用中國改革開放以後公布的一些重要文獻(如《建國以來毛澤東文稿》等多卷本) 。他在1997 年由普林斯頓大學出版社出版的《大戰略、國內動員與中美沖突: 1947～1958 》專著中,依據翔實的文獻資料(不僅包括了較爲完整的杜魯門檔案,還包括了中國20世紀90年代初期公開的材料) ,系統地比較了中美在冷戰對抗“高峰期”中各自所面臨的國內政治壓力,部分地論證了中美兩國的國內因素(意識形態影響、執政合法性訴求、壓力集團幹擾、公共政策討論等)與對外政策選擇(對抗還是合作)具有關聯性的假設。
當然,無論是借用國際關系史學家的研究成果,還是直接使用外交文獻,上述國際關系理論學者借鑒冷戰國際史論證和檢驗理論的做法均不同程度地存在著方法上的局限性。首先,由于國際關系理論研究往往從理論假設出發,而國際關系史的探索則是從時空切入,因而前者所試圖歸納的“決策行爲”的普遍性原則,往往對後者所強調的“決策(時空)背景”忽略不計。其次,由于受到檔案解密限制的影響,國際關系史學家們的研究成果或多或少包含了史實的不完整性與其解析的偏見,因此,如果國際關系理論學者不加質疑地將那些尚未成熟並處于不斷“修正”的“曆史”作爲教科書性的既定史實,難免會導致國際關系理論在不斷完善的過程中出現以訛傳訛的結果。最後,由于國際關系史與國際關系理論研究在訓練方法上的不同,後者無法按史學研究要求做到全面收集資料、慎重比較來源和深入解析文獻,因此就難免出現顧此失彼、抓小放大的傾向。
三 國際關系理論對冷戰史研究的框架性指導
盡管史學研究長期存在著“曆史是藝術還是科學”的爭論, 在國際關系史/外交史研究領域,不乏存在既描述史實又側重理論分析的學者。盡管國際關系史研究一直歸屬爲曆史學,但它與作爲政治學分支的國際關系學向來存在學術上的淵源關系,前者應該是後者的源點。在以美國爲代表的西方國家,研究冷戰的學者大都具有國際關系史學的訓練背景, 但其中不少人在冷戰史研究中仍有意識地借鑒了西方政治和國際關系理論的分析框架和思辨邏輯。
最爲顯著的是冷戰史研究大師約翰?加迪斯(John Lewis Gaddis)。盡管他所受的訓練始于文獻檢索和美國外交史,但他對于冷戰起源和發展的研究基本體現了現實主義的“權力結構”決定論,即將國家間的權力關系認做國際關系的核心,而由權力關系構成的國際政治結構決定了國際關系(如沖突、合作、中立)的演變,“利益”、“威脅”、“資源”等成爲民族國家對外政策選擇的依據。加迪斯的代表作《遏制戰略》所依據的是權力結構的邏輯,借鑒了對稱與非對稱的理論模式,從而建構了遏制戰略的理性分析框架,即“對稱遏制”與“非對稱遏制”。加迪斯根據此理論框架並結合美國公布的外交與國防檔案文獻,解析了從杜魯門時期到裏根時期的遏制戰略選擇。他的結論是:超級大國在全球範圍內的對抗中,雙方即便能建立對稱的權力結構,但都無法在利益、威脅和資源等方面實現對稱關系,因而動態的“非對稱遏制”才是理性選擇。據此,他尖銳地指出,自1950年4月采納《國家安全委員會第68號文件》後,美國冷戰期間的曆屆政府便偏離了遏制戰略的始作俑者喬治?凱南的“非對稱動態遏制”戰略要求,這不僅導致美國頻頻陷入危機與軍備競賽,而且使得冷戰的沖突無法全面緩和。[24 ]
加迪斯的第二個理論貢獻是兩極結構的“長久和平( the long peace) ”國際體系論。結構平衡的理論假設是:平面的支撐點越多就越穩定;推至國際政治體系,則所謂的“極”越多就越穩定。據此,二戰結束後,隨著傳統大國如英、法、德、日、意的衰退,作爲新興大國的美國與世界範圍內反法西斯戰爭中擔當主力的蘇聯就當仁不讓地成了國際政治舞臺上的主角,而只有美蘇兩極存在的國際體系無疑將是最難保持穩定的體系。然而,長達數十年的冷戰“兩極對抗”卻出現了意料之外的“持久和平”現象,即超級大國之間一直在避免直接軍事沖突,一直沒有因爲全面對抗而引爆世界大戰。爲了解釋“兩極穩定”的曆史現象,加迪斯通過對曆史案例的深度分析,認爲核武器是支撐國際安全體系的“第三極”,並首度提出國防科技的革命性發展在相當程度上起到了權力平衡的、看不見的“極”的作用,進而引發了國際關系理論學者對核武器對國際安全積極作用的研究。
此外,被冠以“激進學派”的經濟決定論受到了一大批國際關系史學家的青睞。自20 世紀60 年代以來,在國際政治理論研究中,經濟驅動民族國家的對外行爲以至經濟決定國際政治經濟體系的動態變化理論一度十分盛行。其中,無論是“世界資本主義(worldcap italism) ”體系論者,還是拉美學派的依附論者( dependencia) ,均爲經濟決定國際關系理論體系的主要倡導者。借鑒經濟決定論的基本理論分析框架,以美國威斯康星- 麥迪生大學爲基地、以威廉?威廉斯(William App leman Williams)爲代表的國際關系史學者致力于“尋找”經濟利益與美國冷戰對外行爲之間的關聯關系。他們最終發現,美國政府領導層出于滿足國內“壟斷寡頭”的經濟利益需要,利用美國在二戰後所擁有的特殊國際政治地位,企圖構建“世界經濟霸權秩序”,推行“開放式的帝國主義”的政策。根據這些學者的研究,杜魯門主義、馬歇爾計劃、第四點計劃和大西洋公約組織、甚至美國介入東南亞和中南半島等,美國的這些對外政策無一例外地被認爲是經濟驅動的結果。
其中最具國際關系理論意義的是西方國際關系史權威雜志《外交史》主編麥克?侯根(Michael J. Hogan) 的相關研究。受到政治學“社團主義( corporatism) ”理論的影響,他利用美國解密的杜魯門外交檔案,著重探討了美國在一戰和二戰後通過外交支撐對國際經濟控制地位擴張的驅動因素,提煉出“自由社團主義”的理論框架。特別是他的《馬歇爾計劃》一書, 通過分析美國二戰後對歐洲實施的“援助計劃”的政策制定和實行情況,分析了美國冷戰政策的社會與經濟淵源,麥克?侯根提出,二戰後美國所形成的特殊利益集團——不僅包括軍火商、對外貿易和國際金融寡頭,而且還包括工會(如勞産聯)和少數民族社團(猶太人) ——爲了各自的特殊利益需要,在美國的政治舞臺上角力,極大地影響了政府的冷戰政策。
作爲對國際關系理論界關于決策“非理性”討論的回應,衆多國際關系史學家也從曆史文獻中尋找導致非理性決策的社會、心理和文化等因素。他們從美國外交戰略思考的錯位、國內政治對理性決策的制約、官僚機制的惰性和狹隘、決策者的個人局限性甚至情報的不確定性等方面論證了美國政府的冷戰戰略思考與實施的非理性成分,並試圖詮釋其産生的原因。他們的研究大都驗證了決策非理性的理論假設,即國家對外政策的決策很難用理性的標准加以描述和分析;如果一定要用理性選擇模式衡量,顯現的大都是“非理性”決策行爲,而正是這種非理性導致國際關系結構的變化。例如,哈佛大學國際關系史學家歐內斯特‧梅( Ernest R. May)通過分析美國對外政策最高決策層(包括總統和他們的高級幕僚)在決策思考中如何運用“曆史的記憶”(有些來自自身的親曆,大部分源于自身有限的曆史知識) 、認知威脅、選擇策略、解釋政策和評估績效等因素來影響其決策,歐內斯特?梅發現曆史的局限性和誤導性是造成決策者“主觀臆斷”的一個自變量。另一位哈佛國際關系史學家入江昭(Akiya Iriye)通過分析美國20世紀頻頻介入國際(特別是東亞)沖突的淵源,提出文化——主要表現爲代代傳承的價值體系( values) 、信念( beliefs)和曆史意識( historical consciousness) ——應是除權力和經濟之外驅動國際沖突、解決沖突行爲的第三大動力,因而可以成爲一個新的分析範式。[32 ] 筆者的《威懾與戰略文化》一書則是運用“戰略文化”的理論框架,試圖解析中美冷戰沖突中(朝鮮戰爭、奠邊府危機、兩次臺海危機)顯現出“雙向威懾”結構的原因,筆者研究發現,正是由于不同文化傳統所造成的對威脅和對使用武力以消弭威脅有效性的不同思辨與行爲慣性,使得沖突的雙方爲了“自衛”而同時在威懾來自對方的——大都是出于誤判或誇大的——威脅,但往往出現事與願違的結果。
此外, 20世紀後期開始的“後現代主義”政治與國際關系學說也影響了冷戰國際史學者的研究。西方國際關系理論研究的著眼點從民族國家、權力關系和政治結構等轉向社會、群體和個人。盡管以不同的“主義”或“學說”面貌出現(如解構主義、建構主義、後結構主義、批判理論、女性主義等) ,但大致屬于後現代主義和後實證主義的哲學範疇。如解構主義學者強調語言、文字、文化、話語等在確定“權力距離”和權力地位上的結構性作用,建構主義學者則假定人們的社會身份認定決定了民族國家領導人對國家利益界定、外來威脅判斷、應對策略選擇等對外行爲的趨勢。在後現代主義理論探索的影響下,冷戰史研究的學者不僅將冷戰的經曆放在一個國際社會互動的環境中進行描述與分析, [ 35]還對現實主義國際關系理論關于權力、結構、體系等一些基本假設提出了挑戰。盡管他們仍然承認冷戰中主宰國際關系的“硬基礎”仍是權力,但提出“權力的多元化對冷戰進程的影響要比權力的平衡大”;盡管仍然承認國家政府在冷戰國際關系中的主體作用,但已經將研究的觸角伸至民族與民族、社會與社會、文化與文化、個人與個人等關系。于是,話語分析、象征解構、形象構塑、記憶延伸、身份認同等理論視角被移植到冷戰的研究中。
這些研究中不乏上乘之作。如紐約大學國際關系史學家弗蘭克‧寧科維奇( Frank A. Ninkovich)的代表作《現代性與權力: 20世紀多米諾骨牌理論的曆史分析》就從文化與文化、社會與社會、社會與政府、政府與個人交融與碰撞的層面闡述認識概念、理念符號、社會思潮乃至夢想沖動等如何形成民族國家的價值體系,繼而建構對外決策層面的國際利益觀和安全威脅意識。寧科維奇的研究直接挑戰了結構或物質決定對外行爲選擇的現實主義國際關系理論的經典假設。旅美華人學者盛摹真(Michael Sheng)關于中國共産黨人對美政策雛形的研究,盡管該書探討的是“誰失去了中國”這一冷戰起源的曆史課題,但他所采用的建構主義的研究方法使得該書成爲國際關系史學家在運用政治社會學從事研究的最令人信服的力作之一。他在堅持意識形態應作爲分析中國共産黨對外政策的主要平臺的前提下,通過對中國領導人政策解釋的話語分析,凸顯了他們對外部世界的“知識獲取”乃至“集體認同”,並據此提出正是由于他們的集體認同決定了中華人民共和國初期的對美防範政策。另一位亞裔學者木村和也(Kyoko Inoue)所撰寫的《麥克阿瑟的日本憲法》, 更是不折不扣地運用了認知/修辭語言學的方法。基于充實的史料(包括美國與日本公開的資料) ,他細致地分析在盟軍占領期間“占領者”與“被占領者”之間就新《日本憲法》的撰寫與解釋所出現的語義修辭和文化符號層面的交叉和碰撞。她指出,《日本憲法》所內含的解讀上的差異並非出于物質利益交換的原因,而更多的爲(美國占領者的)文化偏見、曆史無知與民族傲慢被(被占領國家)“政治人”刻意利用的結果。
當然,即便是這些有意識地運用國際關系理論作爲冷戰國際史分析框架的史學家,也無法達到國際關系理論研究的理論構建要求。主要原因是:首先,國際關系史學者進行國際關系理論構建的訓練有限。迄今,在國內外現有的國際關系史博士研討課程中,國際關系理論課程占其學習與訓練的比重甚少,大都爲零;學者們的國際關系理論知識幾乎主要來自業余自修。其次,不少國際關系史學者否認曆史爲科學,因此很少人將理論構建作爲目的,充其量只是試圖將國際關系的理論與曆史事實相匹配( reconcile theory with historical evidence) 。再次,曆史學所強調的特殊時空觀和“斷代”觀決定了學者們只關心研究結果的特殊性,而非普遍性,盡管他們認識到“曆史常常在奇怪地循環反複”,但極少關注其原因之所在。最後,即便是最注意理論分析、最善于提出具有一般意義的國際關系史學者(如加迪斯) ,也只是通過專題研究提煉出一些框架性的分析原則( generalization) 。
四 結 語
對于國際關系研究如何理論化的問題,西方國際關系理論學者們可謂前赴後繼,但無論是演繹或歸納推理,還是模擬實證或範式檢驗,其客觀性與科學性都或多或少受到“正統”科學家們的質疑,運用于國際關系史的方法也難于幸免。
然而,在當代國際關系理論與冷戰史研究間建構方法上的鏈接不失爲一個值得不斷嘗試的路徑,在中國似乎更是如此。中國國際關系研究的訓練體系向來十分重視曆史。一流的國際關系專業大都設有系統的國際關系史或外交史的課程,不少國際關系與國際問題專家實際上是史學出身,具備嫻熟地使用曆史資料的能力,並在利用曆史研究國際關系理論、國際問題和區域問題等方面取得了令人矚目的成果。
近年來中國學者廣泛地參與了冷戰國際關系的研究,無論是在利用國內外新近解密的資料進行研究,還是在推動冷戰國際史教學等方面,都達到了與國際學術界進行平等對話和交流的水平。他們利用多國檔案進行多層面的比較分析,這種研究特點使得一個具有中國特色的冷戰國際史研究正在脫穎而出。也正是由于他們對“研究必須依據原始資料”的執著追求,使得中國的現代國際關系史研究可能比曆史上的任何時期都更具客觀性和學理性。更令人鼓舞的是,他們中的不少人已經開始注意用政治和國際關系理論框架指導對冷戰國際史案例進行分析。中國的國際關系理論研究經過幾代人的努力,已經從理解、解讀、消化西方國際關系理論的階段,開始轉向實質性地構建中國國際關系理論研究體系的階段。如果新生代國際關系理論學者能夠嘗試“理論指導”與“曆史實證”相結合的方法,對當代國際關系理論研究中尚未成論的假設和概念(國際安全研究中的威懾/脅迫、沖突彌合、預防性打擊等,國際與比較政治中的霸權穩定論、國際制度、身份認同、國際倫理、性別與權力、跨文化等,國際政治經濟學的相互依存/依附論、全球化和一體化等)進行論證和延伸研究,那麽他們的國際關系理論研究必定能得以拓寬、夯實,爲最終形成特色鮮明的中國國際關系研究與理論體系做出新的貢獻。
http://www.sinoir.com/Article/subject/200704/1996.html
創建中國國際關系理論四種途徑的分析與評價＞魯 鵬
【內容提要】 作者對近年來興起的建構中國國際關系理論的努力做了一個初步的分析，指出在當前創立中國國際關系理論過程中存在4 種不同的途徑，但在這個進程中存在種種問題。作者認爲這些問題都是一個開放的和健康的國際關系理論所必須也應該可以避免的。作者還指出，脫離理論史、學科史而構建新理論、新學派的嘗試，要經過競爭而得到優于其他途徑的優勢地位這樣一個較長過程。借助科學哲學的成果，對于學科史以及理論發展史進行重塑，才是切實可行的創建中國學派的第一步。
“科學哲學過去20 年的研究表明，謙虛和寬容是極大的美德。我們在屈身于科學的外套之中時，應該避免蒙蔽了自己的眼睛。”隨著國內國際關系研究的不斷深入，建立中國自己的國際關系理論逐漸成爲從事國際關系理論研究的中國學者的強烈願望。近年來，中國學者開始更加主動地投身到這一開創性的研究中來，並且取得了不小的成就。
總結起來，目前國內中國國際關系理論建設主要存在4 種不同的途徑：一是以美國國際關系理論爲範本，強調研究方法的科學性對于科學研究的決定性作用；二是以英國學派爲目標尋求非美國化的道路；三是以西方理論發展過程爲範本，以西方科學發展經驗指導學科建設；四是以中國外交實踐與理論爲基礎，結合政治文化傳統來創立自己的理論。
第一種途徑實際上是實證主義在中國國際關系研究領域的滲透，它強調知識和客觀世界的分立，相信通過特定定義的科學方法，對于客觀世界認識的無限逼近，從而實現知識的不斷積累，衡量不同理論的標准就在于客觀性和普遍性。第二種途徑以非美國化的國際關系理論發展經驗爲榜樣，希望有一種區別于美國國際關系理論研究的道路。第三種途徑不再局限于美國經驗，而試圖立足于整個西方科學發展的模式，在理論的競爭和理論的演化問題上，強調社會和曆史的因素，強調理論優勢地位的建立、維持和發展受到社會過程的制約和影響。第四種途徑是從中國國內研究傳統出發（中國化的馬克思主義理論與新中國外交實踐），試圖在承繼以往對于國際問題研究傳統方法和成果的基礎上，結合中國政治文化傳統，在理論上有所突破。在建立中國國際關系理論的大前提下，這4種不同的取向對于一種開放和多元的中國理論的成長，有著極大的促進。同時，這4種途徑也都有著自身存在的問題。下文將分別評價上述4 種建設中國理論的努力，試圖找出這幾種途徑各自存在的不足，並且在結論部分就此提出當前需要解決的緊迫任務。
一 科學主義與建設中國國際關系理論
以美國國際關系理論爲範本，強調研究方法的科學性對于科學研究的決定性作用，這是嘗試構建中國學派的第一種途徑。近年來，國際關系研究方法論的科學化呼聲在中國國際關系學界越發高漲，這一方面是來源于對現階段研究成果的不滿；另一方面，也來源于一批受過美國政治學教育的學者逐漸在國內學術界嶄露頭角。國際關系研究科學化的主張，來源于學者對于國際關系研究的定位：國際關系研究是社會科學的一個分支，也必然要具備科學性；同時，也受到了學者對于自身科學家身份認同的影響。如果以國內學者閻學通對于科學研究方法的論述爲例子，就可以看出中國國際關系學者對于科學方法的理解：程序性、實證性和共同規則導致客觀知識。科學研究的科學性來自于研究過程的科學性，而不是研究結果的可接受性或正確與否。在關于科學以及科學發展史的研究成果中，很難找到和閻學通的論述完全一致的理論支持。與閻學通的模式惟一比較類似的是波普（Popper）的科學發現邏輯，經過猜測－反駁－新猜測－新反駁的模式，不斷逼近客觀實在，科學家以實驗和事實爲依據，將自己置身于理論之外。閻學通在科學研究方法的認識上，似乎並沒有超越波普。他的科學研究模式，主要停留在證實到結論這樣一個簡單循環過程，在預測以及預測被事實反駁問題上，他把預測失敗看作是科學研究的必要代價，是科學研究的特性。這樣的做法隱含著把承認失敗或者研究錯誤看作科學家獨有的美德，而非普通人或者非科學研究者可能的特性，這和波普關于科學研究的態度有幾分相似。
出于對中國國際關系理論研究科學化主張的重視，我們把目前過于簡單化和缺乏理論支撐的研究方法向前推進一步，以波普的理論爲基礎，把科學研究建立在波普對于分界問題（demarcation of scientific research）以及歸納問題（induction）的論述上。在波普看來，只有能證僞的理論才是科學的和可靠的：這說明我們能夠找出理論中的缺陷，從錯誤中吸取經驗，從而獲得知識的進步。科學研究與非科學（比如弗洛伊德的心理學或者馬克思主義）之間根本的區別就在于後者永遠都能被證實，而無法被證僞。證僞是科學的最高原則，“科學程序的其他原則都必須確保不會讓任何的科學陳述免于被證僞”。科學研究的過程是猜測－反駁（證僞）－改進猜測－再反駁（再證僞）的過程，這也是科學知識增長的邏輯。
然而波普的理論，一直面臨著種種的批評。杜海姆（Duhem）依據物理學理論發展史的研究，指出科學理論從來就不可能被實驗所完全證僞。實驗所驗證的從來都是一個龐大的理論群（a group of theories），嚴格說來，沒有任何一個單個的理論能夠被檢驗，從而也不存在對單個理論的證僞問題，因此單個理論實際上是無法通過波普的程序而獲得其科學性的。波普的理論無法解釋科學史中諸多的問題，特別是現實科學家的行爲：科學家在理論明顯被證僞的情況下，仍然會堅持已有的理論，而不願意接受替代理論，科學家甚至會修改不利的證據或者直接抹殺反例而不是放棄或者修改自己的理論，科學家甚至會利用自己的權威阻止反對意見。從邏輯上說，證僞作爲衡量科學性的標准，使得任何一個單稱陳述得到了反對一個全稱陳述的優越性，這也是沒有依據的。這爲我們運用波普的理論得到國際關系乃至社會科學研究的科學性，制造了不小的難題。同時，關于自然科學的哲學理論始終無法回避的一個問題就是自然科學以及自然科學面對的封閉自然系統，與社會科學以及社會科學所面對的開放與不斷變化的社會系統，經驗與方法的適用性如何得到證明。但是，嚴格按照波普的理論來構建一種科學知識，畢竟讓我們的努力有一定的科學事實和理論依據，而不是將科學性的構想建立在對自然科學研究以及自然科學發展史的感性了解基礎之上。
非常遺憾的是，目前中國國際關系學者在強調國際關系研究科學方法以及整個學科的科學建設時，無論是面對自然科學還是社會科學，都找不到一個堅實的理論基礎。更多的是類似于卡普蘭（Kaplan）在1966 年近乎宗教狂熱的對于科學的信仰。更有學者過分強調科學研究並且以此作爲解決中國國際關系研究落後現狀的惟一途徑，認爲反對特定定義的科學方法，就是對科學研究有偏見。這樣的結論，主要是由于對自然科學史以及自然科學理論發展缺乏基本的認識，尚欠缺科學哲學的必要知識，同時對于國際關系理論史的發展，也缺少深入的了解。迄今爲止，沒有任何一本著作能夠系統地闡明這樣或者那樣的一種科學研究方法和標准，其科學性的依據是什麽，又在多大程度上符合自然科學研究以及社會科學研究的經驗，在多大程度上適用于國際關系理論研究以及在多大程度上能夠保證研究的科學性。必須指出的是，不具體分析科學規則、科學方法的發展曆程、適用條件而一味以此爲標准來批評中國或者其他美國主流以外國家國際關系研究現狀的做法，其自身的科學性就值得懷疑。對于建設中國國際關系理論而言，一種將知識的客觀性和科學性完全等同起來的思路，其內在發展邏輯必然與中國學派的建立背道而馳。
二 從英國學派到中國學派？
近年來，隨著國內學者對于英國學派的日益了解，借鑒英國學派的視角、方法以及學科建構經驗來建設中國國際關系理論，逐漸成爲部分中國學者的選擇。尤其是對于期待一種非美國理論的中國學者而言，英國學派的示範和經驗就顯得尤其重要。中國學者開始有意識地將對于英國學派的關注與中國國際關系理論的建設聯系起來，期待從中得到對于學科建設有益的借鑒，這成爲嘗試構建中國學派的第二種途徑。英國學派在國際關系研究中對曆史、國際法的強調以及對文化、傳統差異性的尊重，這些對仍處于起步狀態的中國國際關系理論研究而言，尤其是對于期待走出國際關系研究中美國影響的中國學者而言，無疑會有強烈的吸引力，能産生更強烈的認同感。
對于試圖借鑒英國學派的經驗建立中國的國際關系理論，本文不打算做深入的探討。但是就目前對英國學派介紹和認識而言，我們必須注意到兩方面的問題：第一是英國學派形成的社會條件和曆史過程。從英國學派的形成到學者對于學派的認同，有兩個不可或缺的因素：較小規模的英國國際關系學術圈以及傳承性的學術傳統。這兩點對于形成和保持其學術傳統至關重要，而在中國國際關系學術界，是否存在這兩個因素，少有學者涉及。第二是如何全面地了解英國學派及其主張，而不是僅僅局限于對于其中某種傾向。布贊（Barry Buzan）試圖發展英國學派並使之成爲能夠與美國國際關系理論對話的嘗試，但這並不代表英國學派學者對于今後學派發展的基本共識。布贊嘗試著通過世界社會（world society）搭建與美國結構主義以及自由主義學者對話的橋梁；牛津大學的安德魯（Andrew Hurrell）試圖極力維護英國學派的傳統性而強調曆史方法的重要性；埃克賽特大學的史密斯（Steve Smith）已經花了近20 年強調英美學者在認識論上的差異性導致了學科建設的差異；謝非爾德大學的懷特（Colin Wight）繼承了史密斯對于認識論的關注，將重點放在後實證主義認識論的進一步發展上。對于這些學者而言，與美國主流對話都不是那麽具有吸引力，大理論也並非是學派發展的必要部分。
中國學者在借鑒英國學派的發展曆程中還必須注意到的是，英國學派內部對于自身的認同上也存在著諸多的分歧：蘇甘納米（Suganami）曾經比較系統在回顧了“英國學派”這一概念從20 世紀80 年代初被提出到最終被廣泛接受的曲折過程。在當代英國學者中，當提姆‧鄧恩（Tim Dunne）將“國際社會”作爲英國學派的核心概念以及核心特征系統地加以曆史回顧時，不列斯托爾（Bristol）的理查德‧利特（Richard Little）明確提出英國學派的首要特征並非“國際社會”，而是英國學者長期以來通過本體論和方法論術語發展多元研究途徑的研究傳統。這樣的論述無疑是有一定說服力的，如當代英國學派中一個代表人物史密斯的絕大部分著作都沒有涉及對國際社會的研究。這樣的論述也深刻揭示了現今英國學派內部的分歧：史密斯能夠成爲英國學派的重要人物，可是繼承了史密斯學術傳統的懷特在身份上卻頗受爭議，甚至不被布贊列入英國學派範圍之內。英國學派以後的發展，是否會如同美國學界一樣出現一個主流和邊緣化的問題，也是值得我們警惕的。如果我們不能在全面了解英國學派的基礎上做出自己的選擇，就很難避免陷入構造一個中國化、簡單化的“英國學派”並拿來借鑒。畢竟，虛構一種理論或者學派然後加以分析，這在社會科學領域並非罕見。回到建構中國理論的問題上來，在借鑒英國學派的同時，我們同時還要注意到英國學派迄今仍然不爲美國主流所承認的現實。美國的建構主義被視做英國學派的潛在盟友，可是連主流建構主義者對于英國學派要求溝通的呼聲都顯得不甚積極，那麽以英國學派的經驗作爲中國理論的借鑒，我們期待的最終結果又會是什麽呢？
三 西方經驗與中國理論的創立
第三種嘗試途徑是試圖超越單一的美國國際關系理論建設的經驗，將創建中國國際關系理論的嘗試與西方國際關系理論的曆史與現狀相結合。這種嘗試，借助于波普之後科學哲學家所使用的術語及理論，比如“不可通約性”、“理論硬核”、“核心問題”、“科學革命”、“科學研究綱領”來論述原創性理論建構的一般性邏輯。同時試圖超越國別的分歧，綜合西方理論發展的過程，賦予理論建構過程現實的依據。以秦亞青爲例，《國際關系理論的核心問題與中國學派的生成》一文運用這樣的術語系統而清晰的闡明了獨創性理論創建的邏輯：“不可通約”的“核心問題”經過社會選擇的過程産生不同的“理論硬核”， 導致不同的“科學研究綱領”，進而形成各自的獨創性理論體系，從而實現拉卡托斯意義上的科學研究：知識的積累，科學的進步。他用英、美兩國國際關系理論發展進程來印證這樣的一般性邏輯並將其用于中國學派的建構。這樣的努力，既有現實依據，又有理論基礎，無疑比前兩種方法具有更強的說服力，也體現了理論建設的自覺性。從西方而不僅僅是從美國經驗中尋找理論建設的途徑和方法，更加具有說服力。值得我們注意的問題在于：第一，我們在運用科學哲學的語言和理論來保障自身研究的科學性時，是否對概念、理論及其適用性有足夠的認識。第二，現有的關于國際關系理論發展的敘述與總結，特別是關于國際關系理論發展的模式，是否如實反映了理論史與學科史。第三，將西方的理論發展總結用于指導中國的理論建設，其適用性以及合法性基礎從何而來？接下來將分別簡要討論這三個相互關聯的問題。
隨著人們對于自然科學史的逐漸深入了解，波普簡單的證僞主義就越發顯得和現實科學活動相脫節。其後的3 位科學哲學家，庫恩(Kuhn)、拉卡托斯(Lakatos)以及費耶阿本德(Feyerabend)對于科學進程的分析以及他們創造出的術語，如“範式”、“核心問題”、“不可通約性”等逐漸在國際關系理論中被頻繁地使用，成爲解釋理論的發展以及理論的遭遇（接受、拒絕、邊緣化、失聲）的核心詞彙。借助這些概念和理論，國際關系理論的研究者得以闡述本學科內與理論建設、理論競爭以及理論變遷所遇到的問題。
問題在于這些概念本身就存在著一些爭論。如果我們不加選擇地把這些概念拿來加以運用，而不去考察它們産生的背景、針對的問題、適用的語境，就很有可能導致我們理論建設的出發點出現偏差， 導致理論大廈的基石出現問題。比如“ 不可通約性”（incommensurability）, 用其分析科學理論也成爲近年來科學哲學研究中頗具有吸引力的嘗試，庫恩與費耶阿本德在各自的著作中都多次用到。但在具體運用上，涉及不同的含義，也相應産生了不同的問題。 “不可通約性”通常被用來說明理論的比較與鑒別以及理論評估的標准問題：究竟是否存在衡量的標准來評價兩個或者數個對立的理論；對于各種不同的衡量標准，能否找到一個客觀的標准來進行選擇。針對國際關系理論，現實主義、自由主義、建構主義如何比較；定性和定量方法孰優孰劣；歸納與演繹哪一個更能促進知識增長；問題的判斷以何爲依據，依據是否客觀等等。比如克拉斯納（Krasner）與麥斯奎塔（Mesquita）在討論上述問題時，將“不可通約性”與“研究綱領”作爲核心概念加以使用，但是他們都沒有認真地區分“不可通約性”介于庫恩和費耶拉本德的不同定義以及帶來的不同問題：克拉斯納使用著庫恩的引文，實際上卻涉及費耶阿本德的定義；麥斯奎塔借用拉卡托斯的語言，實際上卻試圖闡述波普的思想。同樣，在使用“理論硬核”時，也有必要大致了解拉卡托斯以及其他學者的不同定義，而不是在不同的內涵之間跳躍。如果涉及對于“範式”的理解和運用，情況就更加複雜，庫恩本人對于“範式”一詞也沒能做出一個肯定而惟一的定義。
同時，無論如何借用科學哲學以及知識社會學的話語和理論，最終必然要運用到對于國際關系理論建構中來。這要求在借用理論以及話語時，除了對概念和理論有足夠的認識，也要對國際關系理論史有足夠的研究和了解。當代政治學家越發強調理論史對于學科發展的重要性：對于學科現狀的理解以及未來的期待在很大程度上取決于對學科史的現時理解。然而現有的對于理論史的研究和敘述，卻並不能有效地爲中國學派的生成提供有利條件。我們對于理論史的了解基本上源于西方教科書的論述，而這明顯是由占主導地位的學者與流派對于以往學科史構成的單一、單向的故事敘述：現實主義的思考是對于脫離實際的理想主義的勝利，科學的方法是對于傳統人文方法的摒棄，理論通過爭論在本體論與認識論上達到綜合。國際關系理論研究通過一次次的爭論、交鋒，形成了一種學術傳統，從而推動了學科的不斷進步。在這種輝格式的敘述中，不但非西方的理論不複存在，或者被忽略不計，就算西方理論自身，也有衆多被邊緣化的理論以及被抹去的聲音，學術史成爲一種裝飾品被學者用來裝點一個看上去不斷進步、健康發展的學科。以第二次爭論爲例，這次爭論奠定了實證主義在美國國際關系界的主導地位，同時也宣告國際關系與政治學之間從屬關系的最終建立。但現有的敘述卻簡單地將這次爭論歸結爲方法論的分歧，並將其納入一個不斷進步的國際關系理論史之中，構造出科學戰勝傳統的神話。這種敘述無暇解釋爲什麽布爾（Bull）一開始對于卡普蘭（Kaplan）及其著作會如此重視，可是一年之後，他就完全改變了自己的態度，不僅將卡普蘭在內的科學主義者貶低得一錢不值，而且超越了一般意義上的學術爭論，帶著極其強烈的個人敵視。同時，簡單的西方學科史也無暇認真地進行自我檢視：爲什麽諾（Klaus Knnor）與羅森諾（James Rosenau）作爲科學主義陣營的重要人物，在1966 年極力主張科學與傳統方法的融合，並將其看作是學科進步的必然途徑，可是隨著整個學科的分裂，他們卻仍然能得出學科在不斷進步的結論。由此看來，西方學者，尤其是現在占主流地位的學者，隨時可以改變其敘述方式，改變理論標准來對應挑戰。如果以現有的理論史和學科史爲參照，一個中國學派出現的必要性並不能得到足夠的說明。
借助于科學哲學以及科學知識社會學（sociology of scientific knowledge）關于知識增長、理論構建的理論來指導國際關系學科的建設具有重要的意義：有助于我們奠定整個學科的科學性，同時也爲學科的進步提供一定的保證。這其中一個很重要的前提就是我們對于這些關于理論的理論，其適用性及完整性有足夠認識。首先，關于西方科學史乃至國際關系學科發展的經驗總結，多大程度上能確切地反映西方國際關系理論發展的曆史進程。關于理論的理論與理論發展史的吻合程度應該如何？如果關于理論的理論，其生成完全偏離了理論史，而單純作爲指導將來理論發展的構想，那麽其權威性從何而來？如果要求關于理論的理論完全符合以往的曆史進程，這樣的要求是否具有現實性。其次，這樣的總結對于中國學術界及國際關系學的發展有多大的借鑒作用。借用布爾的一句話來說明這個問題：如果已有的理論以及關于理論建構的理論，無論從起源、視角還是方法，都從屬于西方的經驗，那麽它們指導中國理論建設時，尤其是被用來作爲一種中國學派生成的理論基礎時，其合法性與合理性在哪裏？以秦亞青的文章來說，建構中國學派的理論基礎在于獨創性理論生成的邏輯：一般問題→核心問題→研究綱領→獨創性理論，從衆多的一般問題到核心問題是與文化傳統相關的社會選擇過程，核心問題之間是不可通約的。然而這其中不甚清楚的地方在于社會選擇的具體過程以及相關機制如何，特別是學者在其中起到何種作用？[31]當他引進了社會選擇過程以後，如何區分中國社會與西方社會的差異，並且說明這些差異帶來的選擇過程以及結果的不同，都成爲極其重要的問題。當理論的創建被納入社會選擇過程，理論的交流、競爭以及選擇都脫離了傳統意義上單純的學術活動，而成爲一種有選擇性制造知識的社會行爲。這必然涉及理論選擇標准是什麽、客觀標准是否存在，理論競爭機制如何確立以及如何對待競爭失敗的結果。這時，如何借鑒西方理論史和學科史的經驗，並用于中國理論發展的指導就顯得更加緊迫。這要求對西方發展史以及發展的經驗有一個取舍，有一個批判選擇過程。從這個意義上來說，雖然我們對國外的教材和著作有了不少的介紹和研究，但是在獨立的理解與掌握方面，仍然遠遠不夠。現在面臨的不是所謂超越西方理論和經驗，但也不是進一步強化仰視西方理論以及西方經驗的傾向，而是從何種視角平視西方理論及其經驗並且自主研究西方經驗的問題。
四 從中國經驗到中國理論的構建
從中國外交實踐出發總結中國國際關系研究傳統並加以理論化，同時結合中國獨特的政治文化傳統，形成中國自己的理論以及學派，這是嘗試構建中國學派的第四種途徑。這一途徑近年來逐漸凸顯出其吸引力：從20 世紀90 年代初梁守德通過共性與個性、特色與普遍性的分析，]到目前葉自成運用中國古代政治思想史進行個案研究的嘗試，可以說這種途徑已經從泛泛的形而上的論證走出具體研究的第一步。同時，越來越多的國內學者逐漸改變以往的回避態度而肯定這一嘗試。這對于中國學派的建立，無疑創造了一個非常好的氛圍。
不過這其中存在著非常多仍然未能解決甚至未能得到重視的問題：包括中國古代外交實踐與中國當代外交實踐孰輕孰重，中國化的馬克思主義與中國傳統政治思想文化的關系，中國傳統政治文化與新中國外交實踐得以轉化爲中國學派的理論機制與依據。舉例來說，當我們檢視新中國的外交實踐與指導思想，比照中國古代外交實踐與傳統政治文化而發生巨大矛盾時，應該以誰爲主建構理論？不認真地思考這些問題而盲目樂觀，或者沿襲以往簡單羅列要點的做法成爲目前國內中國學派建設的一個弊病。當前有學者具體指出中國理論的來源及特點，甚至預言出其未來的發展階段，超越西方理論的可能曆程。[34]以俞正樑的文章爲例，把馬克思主義關于國際問題的理論與新中國國際關系理論並列爲四大來源之一，這裏面隱含了不小的問題：且不說中國國際關系學術界對于馬克思主義的研究遠遠落後于西方學者，僅僅從邏輯上看，如果把馬克思主義定義爲馬克思本人的論述，那麽馬克思主義關于國際關系的理論是否存在？如果把馬克思以及列寧、斯大林包括毛澤東、鄧小平等馬克思主義者關于國際問題的論述統稱爲馬克思主義國際關系理論，那麽我們需要找出一個所謂的新中國國際關系理論，這樣做的難度恐怕不亞于尋找嚴格意義下的馬克思國際關系理論。而且，幾種不同的理論來源，以誰爲主，如何相互結合，在方法論、本體論以及認識論上彼此存在的矛盾如何解決、解決的標准是什麽？不著手解決這些問題，是無法繼續深入研究的。
同時，這樣一種途徑還需要注意的潛在困難就是與西方理論以及西方學術界之間的交流障礙。事實上，我們不是沒有自己的話語系統。新中國建國後近60 年的外交實踐以及近30年的教學研究實踐已然形成了一整套從理論到實踐的話語系統，雖然這樣的一套話語系統以及學說有種種弊病，但不能因此而否認其存在。問題是已有以及將要創造出來的獨特話語在與西方學者尤其是理論研究者對話時是否有效？如同英國學派的布贊仍然在努力爭取美國主流對英國研究者話語權的承認，我們將來是否也要面對這樣的情境？抑或如同布爾或者史密斯那樣寧願保持“光榮孤立”？
五 結 論
通過對建構中國國際關系理論的4 種途徑進行簡單的分析，我們不難看出每一種方法，對于處在相對落後與弱勢的中國國際關系理論界而言，都有著自身的優勢和吸引力，也不同程度地存在著互爲補充的可能性。特別是後3 種嘗試都有意識地將非美國化作爲目標，相互之間很容易溝通與對話。但是，如果我們把這4 種傾向都推到極致，試圖以其中一種爲基礎來建立一種中國的理論，卻會帶來很大的問題。首先，以科學化爲基本目標而進行的構建中國國際關系理論的嘗試，很可能最終或者導致國際關系研究美國化，也即運用中國的經驗來證實（verification）、證僞（falsification）或者改進已有的研究模式，研究過程和研究結論，得到一個翻版的美國或者半美國理論。也就是說，國際關系理論的中國化努力，最終卻得到一個去中國化的結果。其次，健康的學術爭論對于學科的發展至關重要，但是，我們必須警惕類似于國際關系理論史上第二次爭論那樣造成整個國際關系理論界嚴重分裂、對立乃至相互隔絕的結局。這種局面的後果是英美學界幾十年的分立與各自的片面發展。這樣的爭論對于中國的國際關系理論建立並不是一件值得期待的事情。然而，對于各種途徑簡單綜合的嘗試，極有可能出現類似于本體論與方法論的矛盾，或者方法論與認識論的不協調。這是中國國際關系理論建設的另一個問題。
總體看來，以上4 種途徑都不同程度地存在著兩個問題：
第一，我們對于西方國際關系理論以及學科史的自主性研究，不是太多了，而是仍然遠遠不夠。就簡單意義上的翻譯、介紹等簡單勞動而言，確實會出現“跟讀越多，越受其累，而去仍然跟讀不完，成爲其奴隸”[38]的問題，從而使得國內理論成爲國外理論的翻版或者微不足道的補充，同時也徹底否定了中國理論建設與發展的道路。這種狀況的出現，究其原因還是在于“跟”而非“研究”。中國學者當前的任務應該是重新審視那些在科學化以及學科化過程中出現過的問題，從社會學的角度去重新衡量那些被認爲是學術正規化所必須的妥協、必要的簡化、必然的結果。同時，考慮到建構中國學派或者中國理論的努力很可能最終被西方主流掩蓋、抹殺或者漠視。我們對于建構中國學派過程中所可能遇到的來自西方學術界的阻力乃至可能出現的漠視都要保持足夠的清醒和信心，同時也對自身的發展保持一種開放的態度。
第二，對于國際關系學科史的中國式“研究”而言，國際關系理論家在科學史以及科學史研究方法上的欠缺成爲國際關系理論界的通病，即使在推崇科學研究的學者那裏，也不同程度地存在這個問題。借用西方科學哲學的理論以及研究方法來重新解讀國際關系學科史的努力，不僅在中國無人涉足，在西方也少有學者認真對待。科學哲學以及20 世紀80 年代興起的知識社會學對于國際關系學者的作用，似乎僅僅是幾個時髦的科學詞彙以及論證已有結論的工具。這兩個問題會直接導致目前中國學者建構中國學派的努力中最重要的一個弱點：由于對學科史以及認識學科史的工具都無法批判地研究，我們始終無法說明一個根本性的問題——中國學派或者說中國的國際關系理論爲何需要、何以成爲可能——與西方理論有差別的中國外交實踐，只能說明西方理論或許在解釋力上的不足，卻難以直接導致一個中國理論出現的必然性。除非說明西方理論即使經過改進，也無法解決現在存在的中國問題，才能使得我們的理論建構有個堅實的基礎，獲得基本的合理性與合法性。在筆者看來，這4 種途徑都能在自身的視野範圍內進行解決以上兩個問題的有益嘗試，在這個意義上而言確實如同費耶阿本德所說的“怎麽樣都行”。而經過這樣一個相對主義的考驗，中國的國際關系理論發展必將有一個新的面貌。
中國學者面臨的問題就在于四面出擊而無序，雖然能提出衆多的途徑、視角、來源，卻找不到一個具體的起點和方法。如果我們重新審視整個學科發展的曆史，認真解讀學派乃至學者競爭的過程、方式以及結果，就會發現許多未被納入西方學者視角範圍內的問題。這不僅僅歸結于中外文化、學術傳統的差異性，也源自中西學者對自身身份以及認同的局限性。也正因爲如此，中國學者在構建中國學派、建設中國學科的過程中，對于國際關系理論的建設將不僅僅能在中國外交和對外關系研究中具有最高的學術權威，同時也能對西方理論史以及理論建設本身做出自己的獨特貢獻，並以此作爲建設中國自己理論的基礎。這或許應該是中國學術界未來努力的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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