看下李培元的《政治商品化理論》（揚智，1997）目錄，未免將資本主義商品化政治，講的太深奧了：啥福利國家？不就是政治買票！還有政治行銷啥的？就是政治宣傳嘛！
第一章 緒論
第一節 概念分析與論述立場
第二節 論述方法與論述要旨
第二章 資本主義的政治性質
第一節 利益政治
第二節 商品政治
第三節 個人主義的主體性與個體性
第三章 政治商品化的底層基礎
第一節 商品邏輯與商品化
第二節 資本邏輯與商品社會
第三節 國家機器與資本累積
第四章 國家機器的再生產作用
第一節 先進國家的處境典範：統合主義與福利國家
第二節 後進國家的處境典範：官僚威權與民主轉型
第五章 政治商品化的上層結構
第一節 政治市場的運作型態
第二節 政治行銷與意識塑造
第三節 政治過程的生產與再生產
第六章 商品體系的政治價值
第一節 國家與市場的體系關係
第二節 個人主義與政治市場的反省
第三節 結論：信望政治或烏托邦黃昏？
不深奧，李培元的《政治商品化理論》如何得到政大政研所博士論文？
政研所博士論文呀！那肯定不易讀，不妨代之下貼文：
政治行銷概念略述＞葉允斌(南華社會所研究生)
一、 政治商品化
商品化意謂商品意義表現於「非經濟領域」的活動中，呈現商品經濟型態，即「物化」的互動關係成為人際互動的主要內容，這顯示，經濟活動中的價格關係已擴張到非經濟活動的價格化；正如同政治領域的活動方式表現商品的意義，即呈現為「政治的商品化過程」。於此，在政治領域中的政治人物與選民之間的互動關係，類比於經濟領域中，則呈現「生產者」與「消費者」之間的交換關係：政治人物作為政治資本家，他的政治訴求成為他生產的商品並且加以推銷，政治人發表的政見因為經濟活動邏輯的介入，政治行銷反而成為政治活動（選舉活動）中的要角，這表現為：政治人物發表個人的政見，如同陳列於商品置物架上；而選民在各「商品」中做選擇，用選票進行消費行為。其結果是，政治人物為爭取多數的選票，政治行銷自然成為必要手段。
1976年學者Schumpeter開啟「政治市場」的概念，提出「政治運作過程的性質」與「商業市場交換體系」並無二異，從資本主義的生產者與消費者行為來解釋民主政治的運作過程，進一步以市場模式來類比政治制度，於此，商業市場交換過程（政治競選活動過程）與生產者競爭（政黨政治模式）便成為新的探討主軸。而政治行銷也就是將政治競選活動過程依照商品的形式，對於選民的政治行為產生作用，使選民收受各類的政治訊息，從政治意識的商品化過程中塑造對商品的認同。
二、 政治行銷與商業行銷的同質性
近代行銷思想起源於美國，致力於配銷通路問題的研究，屬於應用經濟學的一支；之後，行銷成為一門管理學科，致力於增加企業的銷售量；1970年代以後，行銷成為一門應用行為科學，目的在了解行銷商品服務有關的買者與賣者系統。行銷學者思考的角度已由單純的賣方、買方到兼顧買賣雙方利益的系統、整體性觀點，關注的層次也由早期的企業經營擴展到地方、社會乃至國家發展的規劃，而研究的對象也由營利的經濟交易行為擴及到非營利的一般性社會交換活動。
行銷學經過近百年的發展，已成為一整合經濟學、心理學、社會學、人類學等多種不同研究領域的應用行為科學，並逐漸建立起一個以「交換為核心概念、以交換關係與行為為研究對象的新研究領域」。對於行銷的定義，Wroe Alderson認為，行銷「乃是將自然界中得到的原料，與從原料中製造出來的物品，用於滿足家戶或個人欲望的過程。……在不同的供給面中，行銷透過多階段的分類、揀選過程，帶來了必要性的物品轉換」，簡言之，行銷乃是將生產者生產的產品，促銷給消費者的一種商業活動。
在1940年代，行銷理論便開始運用於政治領域的活動，例如運用媒體廣告塑造候選人或政黨的親善形象、專業選舉經理人機制的設置，用以加強候選人的良善形象。伴隨民主化過程，政黨、候選人競爭於擂台上的競爭激烈，為了在選票分配（share of vote）佔有率（market share）之中，得到一定比例的支持，配合實際需求的狀況下，行銷概念在政治領域中逐漸擁有重要的地位：行銷理論應用於選舉活動中，表現為政治人物以商品行銷模式推銷給身為消費者的選民。總言之，政治行銷在行銷理論的運用，在政治競選活動過程中，不論行銷理論中的消費者觀念、決策過程、產品推廣與傳媒的運用等，均說明商業上的行銷理論與政治行銷領域的同質性。
就此，可對政治行銷下一定義：「政治行銷是政黨與候選人分析政治環境變化，決定競選活動的策略，運用有效的行銷手段，以獲得選民的認同和支持，達成當選目標並取得政治權利的一種過程」。
三、 商業行銷的傳播模式在政治行銷的運用
廠商成功的關鍵，取決於市場的佔有率。為了得到較多的利潤，行銷成為必經之途。而行銷活動運用媒體（例如：報紙、收音機、電視、網際網路等）將商品資訊傳送給閱聽者，當中即形成「傳播者」與「資訊閱聽者」之間的的互動關係：傳播者發送資訊給閱聽者，媒體位居傳播的中介角色，欲達成的，是最終的傳播效果。1948年美國政治學者Harold D. Lasswell即對傳播下定義，他指出傳播過程中有五個重要因素，即Who ﹙傳播者﹚、What﹙訊息﹚、Channel﹙媒介﹚、Whom﹙受播者﹚、Effect﹙傳播效果﹚，五個重要因素以階段性的方式呈現彼此的關係：
（一）、傳播者：競選文宣的傳播除了候選人外，還要提及策劃的文宣人員；並找出候選人的獨特性，然後予以定位，以期和其他的候選人有所差異。
（二）、訊 息：政治人物所傳播的訊息即為個人的競選政見，內容除了切人們關心的議題，亦必須以聳動性的方式呈現給選民。唯有訊息可引起選民注意與關心，才能發揮其預期的效果。
（三）、媒 介：負載傳播訊息的工具，傳播者的訊息經媒介的傳送，始能讓選民接受訊息。
（四）、受播者：受播者即為閱聽人（audience），或言之聽眾、觀眾，於行銷學中則為消費者；於政治競選活動中專指選民。
（五）、效 果：競選中預期達至四種效果，即：認知效果、情感效果、說服效果以及行為效果。
作為行銷者最終所期望的，自然為消費者受到廣告文宣之鼓動，進而做出購買產品的行為，這裡強調的是行銷者預期達到的四種階段性效果，此模式包括四個階段：即認知、了解、說服、行為。相對於政治領域中，運用商業行銷原則：首先促使選民對於政治人物達至知曉的程度；二則使選民知悉、了解政治人物的特殊政見；三則利用各種手段促使選民產生投票給該候選人的動機，亦即達成說服選民的工作；最後使選民完成投票行為，使該候選人如期當選，獲得冀求的政治權力。
商業行銷
使消費者對商品知曉。
使消費者理解商品之功能與作用。
說服消費者此商品是其唯一的選擇。
讓消費者採取購買行動。
政治行銷
提高選民對候選人以及政見的認識。
使選民認識候選所重視的議題。
促使選民認知政治人物是良善且關心人關心的議題。
使選民投票給該候選人或政黨。
http://society.nhu.edu.tw/e-j/36/36-15.htm
政治廣告主要指在民主國家政黨的一種宣傳手段
起源
商品化主要是指透過產業與廣告的影響，製造出物質與象徵的產品，並將它們轉變成可銷售的商品，以便進入正式的市場經濟。商品化也指這些物質與象徵的產品所包含的意識型態，它為這些產品設下定義，並表達出社會的支配性價值與觀念。因此，商品化可以視為將非商品轉變成商品的過程，亦即將原本不屬於經濟領域的事物加上商業價值。
所以，如果加入Bourdillard的概念來看，政治人物也就必須把自己變成一種符號，才能被消費，才能得到選票。因此，在商品化的過程中，政治人物必須利用廣告與市場能有效建立一種意象（image）的引誘，創造出象徵性的人格，並幫這些人格設下定義，達到人格商品化的目的。因此，政治廣告在候選人商品化的過程中扮演很重要的角色。
定義
Kaid(1986)為政治廣告下了一個定義：在一般狀況之下是由一個候選人或政黨買下或選擇各類機會，透過大眾媒體將企圖想要影響選民認知、態度，以及行為之政訊息傳佈出去，因此政治廣告可被視為一種傳播的過程。另外，Denton和Woodsard(1985)認為政治廣告有七大功能：
建立名字的認識;
使選民對候選人產生興趣;
認別主要政見並建構公眾辯論的問題;
展現候選人才華;
提供支持候選人的動力;
刺激民眾參與;
提供娛樂。
相關實例
美國在研究政治廣告時多著重於競選廣告，因為一般來說，美國的政治廣告就是競選廣告；但就臺灣來說，政治廣告的涉及層面較廣，不單純只是競選廣告而已。根據鄭自隆(1995)的整理，在臺灣含有政治訊息的政治廣告或政治傳 播至少有四種形式：
１．政令宣導：其廣告主為政府單位，主要訊息內容包括政令宣導、意識型態的灌輸和間接暗示投票支持等。
２．意識型態宣揚：廣告主可能是政府、政黨、其他政治性團體或個人，訊息內容首重宣揚特定意識型態，亦可能涉及個人崇拜的訊息和間接暗示投票支持。
３．形象廣告：政府、政黨、其他政治性團體或政治人物都要進行形象塑造，所以和前二項廣告類型一樣並無特定的廣告期間，只要有需要時，該類型的廣告便可能出現。
４．競選廣告：在選舉期間，參加舉戰的政黨和候選人，甚至其支持者都有可能成為競選廣告的廣告主，其目的當然是促使當選的可能。
臺灣
根據孫秀蕙和馮建三(1998)對臺灣政治環境的觀察，在工商活動較不發達的年代，政府廣告往往舉足輕重，如1950年代初期的臺灣媒體廣告多是以政府公告為主；但隨著年代的演變，今時的政治廣告則是演變為政策或政治人物的形象包裝為主。
鄭自隆(2004)指出學者Perloff(1999)審視美國兩百年來的總統選舉，將其劃分成菁英政治、民眾政治及商品化政治三階段；其也認為臺灣近五十年來的政治傳播也可以看出這三階段，並用對政治廣告的觀察來解釋這三階段的演變(鄭自隆，2004)。
１．菁英政治時期（1945至1969年）：即威權時期，在該階段的臺灣政治廣告大部分著重於政府機的政令宣導或意識型態宣揚，甚至當時的教育機構也加入政治社會化的行列，倡導政府形象及政黨中心的思想。
２．民眾政治時期（1970至1988年）：當時的媒體情況呈現二元對立的態勢，當時的三臺兩報(臺、中、華視及中時、聯合)的經營哲學是基於當時黨國一體的政治文化，為政府做形象上的包裝和塑造。在此階段因自立晚報的出現，讓臺灣的黨外力量和社會運動漸開始凝聚力量，但因當時的社會氛圍、政治資源的分配、媒體資源的僵固，所以仍無法產生撼動黨國制度的力量。但1987年解嚴、1988年開放報禁後，臺灣的政治生態將進入另一個階段。此階段的政治廣告因選罷法尚未容許當時的三項公職人員選舉候選人或政黨使用印刷媒體刊登廣告，而電子媒體仍受控於黨國機器的手中，因此，政治廣告大部分仍是著重於政府機的政令宣導或意識型態宣揚。
３．商品化政治時期(1989至今)：1989年修訂選罷法後，三項公職人員選舉候選人或政黨開始可以使用印刷媒體刊登廣告，1990年終止動員戡亂時期、臨時條款廢止，政治廣告在民主化的歷程中逐漸轉型，不但開始朝多元化發展，也可以加入商業化的思考模式
http://zh.wikipedia.org/wiki/%E6%94%BF%E6%B2%BB%E5%BB%A3%E5%91%8A
另參本台《政治傳播學》 《政治廣告與選舉》 《解構廣電媒體》 《地下電台》《誰在操縱我們》
資本主義商品化
商品化是指將非商品轉變成商品的過程，亦即將原本不屬於經濟領域的事物加上商業價值，例如將原本應為公共服務的教育事業私人化、財團化，導致教育本身也商品化。
批評
一般人講過商品化通常都有不好的意思，馬克斯更是嚴厲批評商品化對社會的衝擊。其中，對商品化最主要的批評是它忽略了個人往往很難忍受不斷改變的市場。
教育商品化
所謂「教育商品化」 就是「教育市場化」與「教育企業化」， 要達到此二化，首先政府與國家就要退出教育部門，逐年減少對各級學校的教育預算支出，才能放任市場經濟機制介入與支配，也才能迫使大學淪為販賣文憑的「學店企業」，從而，在服膺「最大效益／最小成本」的企業營利公式指導下，上課性教育軟硬體設備（譬如教室、電腦室、英語教室與實驗室等）的投資一定遠遠優先於課餘性教育軟硬體設備的投資（例如宿舍教育、社團教育、圖書館的書籍採購、K書空間、不受他人打擾的學習討論空間，與供學生們辦活動的公共空間等）！
這一方面，前者投資是校方無法推諉轉嫁給學生們自行承擔或解決，例如，在超收學生後，教室太少，總不能要求學生們自己出錢增建教室、在校外租教室或晚上十點上課？而後者投資則很容易推諉轉嫁給學生們自行處理，如校方刪減社團經費可由社團向社員收費補足、透過形式上「公平」的抽籤將學生趕出去租住校外宿舍等等。
另一方面，則是長期沿習而未加批判反省的「學分主義」大學教育思維，強化了上述前者投資遠遠優先於後者投資的普遍現象。所謂「學分主義」，就是以設定為「學分」的課業學習才是大學教育的核心內容，而宿舍教育、社團教育、圖書館的使用與擴充與課外活動等等，向來不被設定為大學「學分」，因此，就被既有的大學教育主流思維視為邊緣、可有可無的位置，所以，也就反應在校方的投資與經費運用的決策上，當校方為了增加營收而超收學生，卻不增建宿舍，宿舍短缺危機就不斷惡化了！推動教育商品化的國家以歐美國家為主~教育商品化不全是好的~進年來很多教學團體都反對教育商品化!
藝術商品化
指藝術活動與商業結合的現象,藉由商業行為的功效主義來推動藝術發展,有助於藝術活動的推廣,讓人人有機會享受藝術,人人可以擁有
http://zh.wikipedia.org/wiki/%E5%95%86%E5%93%81%E5%8C%96
“福利國”、“福利多元主義”和“福利市場化”探索與反思
本文的目的是重新探索（revisit ）一些近代社會福利理念以及福利發展道路的選擇和背景，從而以曆史的視角反思當今我們面對的困擾和可能走進的誤區。
首先讓我們回顧曆史。傳統的社會福利方式是什麽？背後的理念爲何？在人類社會未進入工業化和現代化之前，傳統的福利工作就是家庭、社區、教會、行會和慈善團體爲其成員在日常生活上給予的照顧和遭逢危困時提出的特殊幫助，政府絕少對其子民提供直接的生活補助。在華人社會，家族、鄉裏的互濟功能尤其顯著。一個公認的說法是：傳統中國的社會福利制度就是家庭福利制度。政府對老百姓的救援只在大規模災荒及饑饉的情況下發揮作用。
工業化和現代化改變了上述的狀態。由于個人和傳統組織承受風險和解決困難的能力日漸減弱，以社會力量共同籌組的支援工程變得重要和迫切，制度性的社會福利設施得以確立。特別是在二次大戰之後，資本主義國家與社會主義國家都各自對其福利制度進行了拓展和完善，鞏固了以政府力量爲主導的公共社會服務系統。
在西方，政府爲國民提供基本生活需要（basic needs guarantees）和負上生存風險最終保證的做法稱爲“福利國”模式（welfare state model）。 這是相對于早期強調個人與市場爲滿足生活需要的主要渠道、慈善團體作爲補充來源、政府只作低度介入的“剩余福利模式”（residual welfare model）而言的。 “福利國”亦有人稱爲“制度型福利”（institutional welfare model）（titmuss，1974）。理念假設是，大部分的社會問題， 包括生活困難的産生， 都是由社會結構變型和異化所導致，單憑私人、民間社團和志願組織的能力無法妥善解決，需要政府的高度承擔和投入，以其權力、威信、動員能量、資源，解決有關的困難和滿足社會需要。具體的做法是政府把大量公衆資源用于社會建設，爲國民提供高水平和全民性的服務，以集體幹預調整市場分配不公，抗衡因市場運作失調（market failure）而産生的社會矛盾。後果是公平、有效和人人受惠的社會福利制度發揮了作爲資本主義市場制度糾正和補充的作用，使後者變得更人性化和更具合法性，避免了資本主義跨臺的危機。可以說是用懷柔手段鞏固與強化了資本主義，使其在與社會主義陣營的競賽中取得優勢。
在同一時間，社會主義國家推行了比西方福利國家更徹底的社會革命。社會主義相信人人平等、按需分配、公財共享和社會公平。由于推崇公有制，取消了市場，實行計劃經濟，以黨和國家的力量規管政治、經濟和社會領域。在民生方面，實行了保證就業、福利與工作制度相結合、國家與集體提供文化教育設施和生活資料平均供應等手段，造成一個史無前例由國家集體包攬人民需要的局面。這種福利制度給予人民很大的安全感，分配方面亦比市場經濟更爲公平。雖然社會主義國家沒有使用“福利國家”來形容他們的福利制度，實際上，他們走的全民福利型模式更爲徹底。
mishra 把社會主義國家實行的福利模式定名爲“結構性福利”（structural welfare model）（mishra，1981）。特點是把福利制度溶合在社會基本結構之中，由國家保障人民全部的需要，體現最大程度的公平、提供最高水平的服務。不過，在實踐經驗中發現，要落實這種理想的制度很不容易。
70年代石油危機引發世界經濟發展放緩，西方社會亦發現“福利國”的制度不如期望中的完美，政府對國民作出生活承諾的代價不輕。針對“福利國”制度的批評此起彼落，出現所謂“福利國”危機這個說法。
綜合各方面的意見，“福利國”的弊端可以歸納爲幾方面：
（1）政府辦的服務素質欠佳，效率低落，太官僚化；
（2）國民習慣依賴福利金和政府服務，工作意欲弱化， 自力更生精神從而受損；
（3）削弱了家庭和社區的責任；
（4）政客、壓力團體和官僚爲了討好選民， 不斷擴張福利和作出不切實際的承諾，終于做造成政府功能超負荷；
（5）政府負擔過重，觸發財務危機，公營部門規模過大， 浪費社會資源，不利經濟發展，亦減低了競爭能力。
值得補充的是“福利國”危機背後的因素。工業社會進入後現代時期，社會、人口、經濟、政治環境起了重要變化，包括人口老化、離婚率上升、家庭核心化、失業問題嚴重、經濟競爭激烈、政府威信下降等等，過度慷慨的福利制度恐怕難以持續。普遍提出的問題是：社會福利究竟是誰的責任？公辦福利是否唯一的選擇？什麽類型的福利制度最能滿足社會的需要？當然，基于大家的信念不同，每個社會的文化、環境、條件和政治情況不一樣，所得出來的結論也不盡相同。主流的看法是福利不一定要由國家包攬，民間社會也應該參與，福利産品的供應可以來自四方面：國家、家庭、商營部門和志願機構，而且來源是越多越好。這種模式學術界概括爲“福利多元主義”（welfare pluralism）， 亦稱爲混合福利經濟（mixed economy of welfare）（ rose ， 1986 ；johnson，1987，1999）。在肯定福利多元論的同時， 大家亦重新發現一個事實：民間社會，尤其是家庭與社區，從來都是提供個人福祉的主體，而且他們的角色是不能被其他部門，比如政府服務，完全替代。至此，大家發現以前迷信“福利國”、相信政府萬能，實在是一個美麗的誤會。
上述的教訓同樣適用于社會主義國家。一種由國家“包”的福利制度，必然造成所有人極度依賴國家，國家集體的負擔變得越來越重，在經濟不發達、物質短缺的大前提下，極其量只能提供低層次的生存條件。而且，公有制的生産和分配方式較難調動人的積極性，結果是國民經濟缺乏活力，發展落後，整個社會的生活水平無法提高。于是，大家都意識到政府不是萬能，迷信全包型的保障制度實在是一個誤區。
中國實行改革開放政策，首先就要打破“大鍋飯”和“鐵飯碗”的制度，提出人民不要依賴國家集體，福利照顧不單只是政府份內的事，而是人人有責。做法是福利提供、融資、管理采用多層次和多渠道的方式，讓社會大衆齊來參與（張德江，1990）。我個人認爲“社會福利社會化”和“福利多元化”的理念非常接近，兩者都反對國家單獨包攬福利，肯定政府與非政府部門的責任，主張采用多元化和多來源的方法來解決福利問題。
八十年代後期，經濟全球化的步伐加快，國與國之間的競爭更白熱化，很多國家都進行了公有部門的改革（public sector reform ）（gilbert and gilbert，1989 ； osborne and gaebler ， 1992 ；deacon and walsh，1996）。方向是縮小政府的規模，節省公共預算，尤其是盡量控制社會開支，在公共部門的運作引入商業化的營運方法，提升前者的效率。上述的方向可以稱爲“市場化”（marketization）。“市場化”其中一個最重要的內容是“私營化”或“私有化”。一種方式是把國有工業或公有事業的産權改變，如出售和拍賣，以後用商業原則經營。更普遍的做法是削減政府的角色，從直接提供、財務承擔和業務監管的層面後撤（ reduction in provision， funding andregulation）（walker，1984）。踏進九十年代，市場化和私營化可以說已經演變成爲一股大潮。沖擊遍及市場經濟和社會主義國家，其中轉型經濟（transitional economies），包括前蘇聯、東歐，甚至中國承受的壓力尤其顯著。
自然，我們最關心的是在福利領域發生的事。很多國家的福利制度隨著經濟、人口、社會變化加劇，加上經濟全球化和市場化的沖擊，分別采取了相應對策。
西方福利國家普遍采納的應變措施有幾方面：嚴格控制社會福利膨脹，把受助標准定得更嚴，援助水平凍結或封頂，撤銷一些服務，鼓勵供應機構競爭，把部分公營服務外判或交給民間社團甚至市場承辦，廣泛推行服務收費等等。當然，在發達國家之中會有做法與側重點的差異。 比如在勞工和勞工福利問題方面， “社會民主型”國家（socialdemocratic states ）（如瑞典）傾向盡量保持高就業和在維持現有公共福利的基礎上控制社會開支； “自由主義福利型”國家（ liberalcountries）（如英國、美國）采取了開放勞動市場、 降低工資和勞動成本以及福利市場化、 私營化策略； “保守共責體系”國家（conservative corporatist regimes ）（如德國）選擇的是容忍在夕陽行業中的高失業， 給予失業者經濟補償和加強再培訓工作（ esping-andersen，1996）。
在香港，我們的福利制度沒有走“福利國”路線。在基本服務方面，政府提供了免費九年義務教育，象征式收費、全民性的公辦醫療，和爲百分之五十的市民提供了公屋（包括出租公房和優惠價房屋）。不過，在經濟援助方面只提供一種比較吝嗇的社會援助（綜合社會保障援助）。在服務提供環節，政府相當依賴志願機構，大概超過一半以上的服務都是由社會機構辦理。需要補充的是，民間團體絕大部分都接受政府資助，政府撥款占他們收入之百分八十以上。從理論角度來看，香港的福利模式很難歸類，既不屬單純的“剩余式”，亦不是“制度型”。較爲適當的叫法應該是“混合模式”，因爲參與的部門遍及全社會，政府、志願機構、家庭、慈善社團和市場經營者都各司其職，互相配合。當中，政府扮演了政策制定、資源提供和服務監管的角色。同時，由于民間機構對政府資助的依賴越來越重，除了部分有獨立經濟來源的福利組織，大部分已經變爲聽命于政府的“非政府機構”（ non- governmentor-ganization or ngo）。可以說，香港的社會福利基本是由政府主導。
近年，香港社會福利的發展方向亦漸漸朝向市場化、私營化。政府爲了節省開支，開始把部分服務外判，鼓勵成本回收或用者自付，對志願機構的撥款方法變相削減。再者，因爲擔心綜合社會援助金上升速度太快和市民養成依賴政府的習慣，把部分受助家庭（三口和四口家庭）的援助金額降低，要求有工作能力的人接受培訓和做義務工作。在其他社會服務領域，市場化的做法也趨于明顯。比如，公屋政策的基本原則是鼓勵家庭置業，以至近年來出租公房的數量下降，最近，政府還計劃把公屋管理私營化。此外，醫療融資也要進行改革，改變政府單方面負擔的局面，措施包括要市民繳納醫療儲蓄金、購買醫療保險或增加醫療收費。在高等教育環節，考慮分科收費，有市場價值的學科政府可能減少補貼，修念這些課程的學生要付較高學費。
在內地，近年由職業單位提供的福利有縮減的現象。城鎮社會保障已經放棄過去由單位獨立承擔的做法，變成由企業和工人一同供款。在社會福利和救濟的範圍，“社會化”或“私營化”的傾向亦十分明顯。這種勢頭我在1994年已經指出。主要表征是國家辦的服務增長放緩，九十年代初民政部門開辦的服務已經被社會辦或社區辦的設施所超越（無論在單位數量、收容人口或服務支出方面）（wong，1994、1998）。現在，私人或市場經營的社會服務已經冒出頭來，在一些地區（如廣州、上海）的發展更爲蓬勃。在這種背景下，政府部門提出了要大力發展第三部門，即鼓勵非盈利性、民辦非企業單位多辦社會服務（楊團，2000；熊躍根，2000），長遠而言，甚至設想把服務推行的工作交給第三部門。此外，在醫療、教育和住房制度改革方面，同樣傾向擴大收費空間，節省政府開支，以前內地居民享受的社會福利權利慢慢弱化，導致個人負擔日重，很多人享受不到保障。展望將來，市場化和私營化的步伐可能比現在更快。
檢視上述趨勢，我有幾點感受。第一，福利多元化發展到市場化和私營化的地步，已經糾正了以前盲目崇拜政府力量的弊端，走出一條符合實際和尊重社會價值觀的發展道路。
第二，過分肯定市場能量，本身也是一種迷信，慢慢地，市場化變成泛市場主義，與以前迷信“福利國”同樣是走進誤區。
第三，政府、民間與理論界沒有充分了解市場化和私營化的危險和代價。現在，越來越多人發現國家福利功能後撤往往造成非常嚴重的社會後果。比如，貧窮問題惡化，邊緣群體的生存條件受到威脅；競爭失利者生活困苦，難免感到憤慨和失望，容易作出反社會行爲，危及社會安定。
第四，政府沒有認清本身的責任，爲了盡快把負擔放開，傾向把社會責任外移，對民間團體能力估計也過分樂觀。
其實，民間社會，包括家庭、社區和社會團體，面對的壓力很大，可是，他們承受風險的能力是有限的。一個具體的例子是就業，現代人失業的風險是越來越高，一旦喪失工作，家庭很快就會陷入困境。到現在爲止，世界大部分的國家仍然找不到出路。同樣，人口老齡化也是一個全球性的挑戰，加上家庭功能弱化，現在人們需要的不是更少而是更多的社會支援。
最後，我相信現在是重新思考政府和公民社會的福利責任的時候，透過廣泛的討論和詳細的論證，理清哪些是政府職能，什麽屬于個人家庭義務，哪些工作由市場和第三部門辦理更有效益，只有這樣做，才可以確保社會不同部門各司其職，協調合作，人的需要和尊嚴受到應有的重視。
http://www.hrbmzj.gov.cn/mzbk/05/lwjc/1012.htm
另參本台＜兩岸社會保險＞《中國社會保障制度改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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