圖博館 詩文繁多，請點右下角分章分類。 網友四畏： 一畏,邪者磚家，傲也。 二畏,奸巧奪理，邪也。 三畏,高談闊論，煩也。 四畏,哈啦渲洩，虛也。 網文四悅： 一悅,原創文藝。 二悅,反思自省。 三悅,要言不煩。 四悅,戲而不謔。 本館貼文，純屬公益。 若覺侵權，煩請告知。

38,581愛的鼓勵 22訂閱站台

口述史學百年透視＞楊雁斌

【提要】本文就國外口述史學的起源、沿革與發展，口述史學的對象、學科性質與特征及研究，口述史學對現代曆史科學的貢獻以及與鄰近學科的關系，其本身的局限性及新世紀的展望等一一作了概述和論析，力圖勾勒出這門新興曆史學科的基本輪廓。
本世紀中葉，在現代曆史科學領域，出現了一門既古老又年輕的新興學科，這就是口述史學。說其“古老”，主要是指口述史學具有悠久的文化和曆史傳統，這一點與爲數衆多的其他曆史學科相類似；謂其“年輕”，則是指該學科采用了獨具特色的、科學的（與新技術相結合的）研究方法，從某種意義上說，它拓寬了史學研究的領域，將曆史研究納入了新的發展軌道。
1998年恰逢口述史學創建50周年。口述史學的問世及發展是現代曆史科學領域發生的重大事件。值得一提的是，研究和揭示重大曆史事件恰恰也是口述史學的主要任務之一，而兩個“重大事件”相加，就構成了我們今天所看到的口述研究的基本框架。當然，時至今日，口述史學一詞內含的意蘊已遠遠超出了上述範圍。毋寧說，口述史學涉獵的領域甚多，其視角也較爲開闊。下文僅就一些基本問題做一番評述。
一、口述史學的曆史沿革與發展
　　1、口述研究的起源及其他
口述史學本身所具有的悠久的文化和曆史傳統，可追溯到遠古時期。較之于其他曆史學科，口述曆史是曆史學最古老的形式，起源于遠古的民間傳說或口頭傳說。雖然口頭傳說與當代口述史研究有著本質的區別，但它就像一面鏡子，能夠在一定程度上折射出一個民族的文化傳統乃至曆史史實。例如，“有詩爲證”不僅是的國粹，同樣也適用于外國的國情——《荷馬史詩》中有關特洛伊木馬的傳說已爲現代的考古研究所證實。在曆史學和相關學科的研究過程中，學者們不難發現，這樣的案例比比皆是。口頭傳說和民間傳說不僅是口述史研究的曆史淵源，而且由于其自身的特點，它也是人種學和人類學研究的基本來源之一。
談及本世紀的口述史學，不能回避上個世紀的口述史研究。19世紀是近代口述史研究發生質的飛躍的時期，在此期間，許多著名的曆史學家都對口述研究的發展作出過傑出的貢獻，其中不乏知名學者和科學巨匠。G.埃文斯、J.米歇爾、J.範西那、A.哈利、L.麥考利、H.梅林、比德、伏爾泰、馬克思和恩格斯均對口述研究作出過精辟的論述，這在一定程度上豐富了口述史的基本。除此之外，他們還親自參加社會實踐，積極參與口述曆史研究，以進一步拓寬自己的研究領域。特別值得一提的是，馬克思、恩格斯在馬克思主義的經典之作《資本論》和《英國工人階級狀況》中，均引用了生動翔實的口述史料，對後世産生了深刻的。生活在19世紀的曆史學家L.麥考利也是一位對後世頗具影響的人物，其曆史著作《英格蘭史（1848—1855）》是當時最暢銷的書。學者們普遍認爲，民間詩歌、個人回憶等口述憑證的大量引用如實地反映了下層民衆的生活，該書的成功之處就在于此。
進入20世紀以來，由于衆所周知的原因，幾乎所有的科學研究都得到了空前的發展，口述史研究自然也不會例外。本世紀上半葉，口述史研究一方面沿襲了19世紀的傳統，另一方面則在原有的基礎上向縱深發展。對于前者可不必贅言，後者主要表現爲這一時期的兩大特點。
20世紀初期是現代曆史科學內部趨于分化的時期。口述研究由于其自身的特點，開始向其他領域滲透，由此構成了這一時期的一大特點。在史（包括史、農業史）、社會史等領域，口述研究開展得相當活躍。此時的經濟史研究處于初始階段，資料十分有限，有關工業發展、勞動生産率、工人收入狀況等方面的文獻資料更是寥寥無幾。鑒于上述情況，曆史學家C.斯托姆—克拉克指出，經濟史研究必須充分利用口述史料，口述史料因而成爲該領域曆史資料的重要來源之一。與此同時，在社會史、農業史等研究領域也出現了類似的現象。尤其值得一提的是，口述史料在社會史研究中所起的作用是其他曆史資料所無法取代的。
這一時期的另一個特點是，重要的學術團體普遍采用口述研究的方法，這也是前所未有的。本世紀20年代，美國芝加哥學派的社會學家一改以往的研究模式，紛紛采取走出去的方式，與訪談的對象直接面談，直接了解某些社會群體的曆史發展狀況。口述史料成爲他們從事社會研究的重要依據，這一點可以在其爲數衆多的社會學著作中得到證實。在曆史資料的搜集過程中，這些社會學家對口述研究的方法極爲贊賞，而從另一方面來說，他們的實踐活動，也爲口述研究的發展提供了值得借鑒的經驗。

2、40年代末至60年代的發展

從純學術的觀點看，科學一詞的概念本身就是模糊不清的，國內外學者對此衆說紛紜，時至今日，這一爭論仍在持續。曆史學雖然是一門傳統的古老學科，但直到19世紀上半葉才從傳統的人文科學和中獨立出來，確立了自己的合法地位。一百年後，整合分化的大趨勢成爲當代社會科學發展的主旋律，這一趨勢到來之日，就是口述史學誕生之時。口述史學的問世及發展，顯然順應了這一不可抗拒的時代潮流。
口述史學作爲曆史學的一門分支學科創建于1948年，國際史學界對此不存在異議。美國口述曆史協會的一份報告指出：“口述史是在1948年作爲一種記錄曆史文獻的現代技術而確立自己的地位的，當時哥倫比亞大學的曆史學家A.內文斯開始錄制美國生活中的要人們的回憶。”早在1938年，口述史學的創始人A.內文斯教授就發表了《通往曆史之路》一書，主張開展曆史的口述研究。10年之後，即1948年，內文斯在美國哥倫比亞大學獨樹一幟地設立了口述科研項目，創建了美國曆史上第一個研究口述史的專門機構——哥倫比亞大學口述曆史研究室。從此，口述史研究進入了一個全新的發展階段。
美國的口述史研究在50年代發展緩慢，究其原因，一方面是該學科的發展仍處于籌建階段，另一方面，音像技術尚未普及也是一個至關重要的緣由。從1960年至1966年，全美相繼建立了90個研究口述史的專門機構。1966年，美國口述曆史協會正式宣告成立。除此之外，最初成立的組織還有新英格蘭曆史學會、中大西洋地區口述曆史協會、印第安納口述曆史協會等。60年代初期，許多口述史專著開始面世，如W.鮑姆的《地方史學界的口述曆史》、C.戴維斯的《口述曆史：從磁帶到打字機》、R.柯蒂斯的《口述曆史計劃指南》等等。
從60年代起，現代口述史研究逐漸越出國界，開始由美國傳播到世界各地。在加拿大、英國、法國、日本等許多國家，口述曆史研究得到了迅速的發展，湧現了一大批口述史學家和專業研究團體。隨之而來的是，內容龐雜的口述史雜志和口述史專著大量出版，其勢如雨後春筍。

3、70年代的突破

許多學者一致認爲，口述史學在70年代取得了突破性的進展，這種看法不無道理。1971年，美國口述曆史協會已擁有1400余名會員，《口述曆史評論》、《口述史書目》等專業期刊也開始相繼出版。此外，該協會還出版了有關口述史學研究方法和理論的各種書籍，並保留和整理了大量的口述史料。70年代末，科羅拉多信息交換所、愛達荷口述曆史中心、蒙大拿口述曆史學會、賓夕法尼亞曆史和博物館委員會也宣告成立，其中大多數協會都定期出版有關刊物。
在英國，口述曆史作爲一種獨特的研究方法，在經濟史、勞工史、社會史等領域得到廣泛的，與此同時，《家庭與勞動》、《男女平等》、《羅思柴爾德大廈》、《漁獵生活》等口述史專著也相繼問世。在日本，這一時期的著述頗豐，其中包括奧谷松治的《聞書——丹波的庶民史》、野添憲治的《花崗事件的人們——中國人被強制的記錄》、山本茂實的《啊！野麥嶺——制絲女工哀史》、瀨川清子的《海女》、廣田知子的《生女的痛哭》、小澤昭一的《日本的放浪藝人》、大山真人的《我是盲女》等等。在法國，引人注目的是，許多口述史學家對法國近代的曆屆政府進行了口述調研，獲得了大量有價值的曆史資料。有關人種學問題的口述史專著《驕傲的馬》、《野草湯》等，也受到了法國社會各界人士的好評。

4、80年代和90年代的概況

80年代以來，口述研究的普及面之廣，涉獵範圍之大，都是前所未有的。在歐美等發達國家，口述史學已堂而皇之地步入大學的殿堂，學者們可根據自己的研究項目在高等院校和研究機構中輕而易舉地查找到有關的口述史料；在亞洲發展中國家和地區，口述史學作爲一門新興的“熱門”學科正在悄然興起。，口述研究已成爲這些國家史學研究不可分割的組成部分。
在80年代，美國的口述史研究被廣泛應用于史、史、部落史和宗教史等領域，其中口述史學家對美國曆屆總統所進行的一系列口述研究，是一項由聯邦政府機構倡辦的口述曆史研究規劃。目前，這項曆時多年的研究工作仍在繼續。1993年3月， 日本《每日新聞》向世人披露了由國會圖書館公開解密的10名政要的口述史料，其中包括町野武號大佐口述的“張作霖被炸事件”、牟田口廉也中將的“盧溝橋事件”、藤山愛一郎的“中日關系”等等。新加坡口述曆史館由新加坡政府直接管轄，該館館藏豐富，共藏有錄音帶一萬余盒，先後出版了《新加坡先驅人物口述曆史訪談目錄》（1984年）、《新加坡多元種族社會》（1989年）、《口述曆史手冊》（1988年）等專業書刊。1996年，新加坡政府又成立了口述曆史研究中心。

二、口述史學的對象

這個可以分爲三個層面，分別加以概述。
第一，口述史學的研究對象首先是人。這裏的“人”，既指抽象的群體，也包括具體的個人。以往的學往往忽視了對人的研究，尤其是忽略了對下層民衆的研究。顯而易見的是，強調對人的研究，意味著史學研究的真正意義的複歸。早在1952年，總體史學的創始人L.費弗爾就一針見血地指出：“曆史學是關于人的，是關于人類過去的科學，而不是關于物或概念的科學。”他認爲，“總體曆史”首先意味著對作爲曆史主體的人的全面認識，這是史學研究的真正對象。縱觀曆史科學的曆程，我們可以得出如下結論：口述史學是“總體史學”和“新史”雙重下的産物，從某種意義上講，前者與後者在許多重大問題上是一脈相承的。口述史學在加強群體研究和精英研究的同時，把更多的目光投向了人民大衆。從曆史學的角度講，人民大衆是曆史的主體，走向民衆才能夠真實地再現曆史，這也是口述史研究的真正目的。可以毫不誇張地說，曆史學的其他任何分支學科都不可能像口述史學那樣突出個案研究的地位。
第二，口述史學是一門具有橫向性質的典型的交叉學科，較之于曆史學的其他分支學科，其研究範圍之廣，是後者所無法比擬的。早在上個世紀末，史、農業史、文化史、社會史等史學領域就留下了口述研究的印記。由于這些專業領域開發較早，它們同時也爲口述研究的發展積累了不可多得的豐富經驗。，口述史學的研究對象（橫向的、具有史學研究價值的重大問題）相當寬泛，涉及現代社會生活的方方面面。在史、科學史、勞工史、文學史、家族史、婦女史、史、史、社會史、部落史、宗教史、種族史、城市史、社區史、史、繪畫史、戲劇史、電影史、電視史、軍事史、系譜學等史學研究領域，人們都可以通過重大的曆史事件的基本史實，找到口述研究的痕迹。毋庸置疑，口述史學在自身發展的同時，也促進了上述學科的發展。
第三，猶如其他學科，口述史學的研究同樣不可能脫離原始資料，這就是口述憑證和口述史料。國外一些學者認爲，曆史學的研究對象只能是史料，這種觀點顯然失之于偏頗。然而，就口述研究而言，口述憑證和口述史料確實是不可或缺的，它們既是口述史學的研究對象，又是口述研究的直接成果。換言之，口述史料的搜集是一個過程，而史料的整理和利用則是另一個過程。平心而論，後者的難度顯然要比前者大得多，無論從哪個角度看，它都是一項重要的研究工作。口述憑證和口述史料的最大特點是翔實、完整和生動，因而具有較強的資料互補性和靈活性。通過這些史料，曆史學家們不僅能夠“看”到曆史，而且能夠“聽”到“活生生的曆史”。正是由于口述憑證和口述史料具有上述特點，因此深受口述史學家和其他曆史學家的青睞。

三、口述史學的學科特征

現代社會科學的任何學科都擁有自己的研究領域，由此構成了有別于其他學科的本質特征。研究和這些特征，對于開展口述研究是大有裨益的。
首先，敘述性是口述史學最爲明顯的特征，同時它也是口述史學當中最爲活躍的促動因素。長期以來，國際史學界流行著一種觀點，認爲曆史研究只能依據資料，人們只能墨守成規地閱讀曆史，“而永遠無法聽到它們”（塔奇曼語）。口述史研究則向這種傳統的觀念和舊有的模式提出了挑戰。以語言形式對曆史現象進行調查，不僅能夠彌補文獻史料的不足，而且還能夠主動地接近和研究曆史，因爲口述史學家往往是以“拓荒者”的身份出現的。總之，這種治史顯然具有其他曆史學科所不具備的優點和長處。
其次，口述史學的客觀性也是不容置疑的。史學研究的客觀性問題是長期困擾國際史學界的“老大難”問題。由于種種衆所周知的原因，修史工作連同曆史學家本身都要受到統治者的制約，因此，以往的曆史研究往往帶有很大的局限性。筆者以爲，口述史學的發展爲上述問題的最終解決提供了契機。從廣義上說，口述研究的主要目的是印證和重現曆史，而非解釋曆史。曆史研究僅僅依靠文字史料和實物資料是遠遠不夠的，還必須有充分的口述史料作爲補充，兩者必須相互印證，才能夠真正地還曆史以本來的面目。從狹義上講，被調查的當事人往往是重大曆史事件的直接參與者，其敘述的曆史事實至少具有一定的真實性。口述史學家在訪談和取證時是以觀察者的身份出現的，他們不會也不可能別出心裁地提出新的憑證，這樣，口述憑證和口述史料搜集工作的流程也具有一定的客觀性。
再者，社會性是口述史學另一個突出的特征，其傳統也是由來已久的。一般而言，以往的許多文獻史料（尤其是正史）多多少少要得到統治者的首肯，否則將難以留存。縱觀古今中外的曆史，像司馬遷那樣的曆史學家可謂寥若星辰。同理，普通民衆（包括家族）的曆史也算得上是寥寥無幾。今天，曆史的等式應當這樣表述：人民大衆認可的曆史才是真正的曆史。口述研究的主要對象是廣大民衆，正如英國著名口述史學家P.湯普森所說，口述史學的最大作用在于，“它給了我們一個機會，把曆史恢複成普通人的曆史，並使曆史與現實密切相聯”。口述史學家毫不隱諱地宣稱，證言也可以來自下層的非特權階級，其所表明的鮮明的社會性給當代史學研究帶來了新的活力。
第四，口述史學研究的廣泛性是由其自身的特點所決定的，而敘述性和社會性的特點又決定了它的廣泛性。一方面，口述研究的目的在于爲現實服務，爲解決現實問題提供曆史依據，這不能不涉及到多方面和多層次的問題。另一方面，口述史學家搜集史料的方法與衆不同，相對而言（較之于文獻史料），史料的獲取也較爲容易，這也爲口述研究的廣泛性提供了條件。
最後，口述史學還有一個不易被人察覺的特征，這就是口述史料的完整性。口述史料的完整性主要體現在曆史資料的搜集方面。一般而言，口述史學家往往要制定出較爲詳盡和目的明確的訪談計劃，計劃越是周密，搜集到的資料也就越全面，口述史料也就顯得較爲完整和系統。總之，口述憑證的獲取是以資料翔實爲基礎的。此外，口述史學家還可以根據具體情況擴大範圍，圍繞同一主題進行多次調研，以獲得令人滿意的口述憑證。

四、口述史學的學科性質

談及這個問題，似乎不能回避許多相關的事實。在進步的影響下，現代史學研究的一個顯著特點是，許多跨學科的研究方法和手段在衆多領域得到普遍的，與此相應，一些獨立的分支學科也從曆史學內部相繼分化出來，如數量方法的應用導致數量史學的誕生；比較方法的應用導致比較史學的問世；口述研究方法的應用導致口述史學的出現，等等。
我們不妨換一個角度。在當代社會科學整合分化的大趨勢下，分化與整合不斷交叉進行，整合仍處于主導地位。其結果，大量帶有橫向性質的交叉學科應運而生，不言而喻，口述史學也是其中之一。口述史學以重大的曆史事件作爲自己的研究對象，以綜合性的問題作爲研究的主要內容，較之于其他學科，其綜合性質表現得尤爲明顯。由此看來，口述研究與其他史學研究相互交叉是不可避免的。我們可以通過簡要的事例加以說明。
1、社會史。社會史與口述史之間存在著一種天然的聯系， 社會性是其共有的特點。在社會史研究領域，口述研究主要集中在鄉村社會史、城市社會史、文化社會史、婦女社會史等方面。曆史學家埃文斯和威廉姆斯曾多次進行過這方面的嘗試。威廉姆斯的著作《英國鄉村社會學》以其完整翔實的口述史料闡釋了英國鄉村的社會發展。
2、勞工史。勞工史是口述史研究最早涉足的領域之一。 在這個研究領域，口述研究具有以下四個特點：（1）、 口述研究的成果和著述頗豐；（2）、前人留下的口述憑證涉及多方面的內容；（3）、社團研究是重點項目；（4）、對勞動過程的研究進展迅速。例如，S. 特克爾的口述史專著《勞作》一書搜集了許許多多的口述史料，其內容之豐富，實屬罕見。
3、家族史。有關家族史的許多研究成果都有一個共同的特點， 即口述史料的搜集和整理是家族史研究不可或缺的前提之一，康泰爾的曆史著作《愛爾蘭農民社會》證實了這一點。
4、科學史。以《英國射電天文學的誕生》（Q. 埃奇著）爲代表的一批曆史學專著在該領域頗具影響，這些著作的問世與口述研究有著千絲萬縷的聯系。
除此之外，政治史、婦女史、經濟史、種族史、宗教史、企業史等史學領域也有許多類似的事例，限于篇幅，不再贅述。
http://mypaper.pchome.com.tw/news/souj/3/1305530828/20080406072228

五、口述史學的之方法

從某種意義上講，口述史學與其說是一門日趨成熟的曆史學科，不如說是一種別具一格的治史方法。如前所述，史學領域吸納了不同的研究方法，不同的分支學科才得以最終確立。換言之，橫向的方法引來了橫向的科學。依筆者之見，框架及其模式、概念和研究方法是學科構建的重要環節，由此可見，方法論在學科構建過程中所起的重要作用是不可低估的。
在現代曆史科學領域，口述研究是一種爲人們所普遍采用的行之有效的研究方法，本章則是探究這一方法的具體方法。口述史學的研究方法較爲獨特，簡而言之，它采用和綜合了多種方法。除了綜合分析方法、比較方法、統計方法和模擬方法之外，人類學、學、信息學的若幹方法也被口述史學家任意挪用。
1、口述憑證的搜集
口述憑證的搜集是口述研究的基礎，它也是整個工作流程的第一步。口述史學家的一個基本思想是研究者應與研究對象直接接觸，在整個調研過程中，研究者既要扮演參與者的角色，又要以觀察者的身份出現。因此，訪談是口述史學家和其他曆史學家普遍采用的研究手段。所謂訪談，是指口述史學家以現代化的手段（如音像技術）向提供曆史見證的有關人員進行口頭調查。一般而言，口頭調查的對象極爲廣泛，其成員來自社會各界。
在訪談之前，口述史學家往往要根據自己的研究項目和選題，制訂出較爲詳盡的調研計劃，以確保口述憑證的系統性和完整性。在訪談過程中，口述史學家以澄清重大曆史事件的原委爲目的，可圍繞同一主題展開多次調研，始終堅持不懈地從各個方面取證。此外，他們還應盡量保持觀察者的客觀立場，不參與提出新的憑證，這一點類似于社會人類學的調研方式。
除了訪談之外，還有幾種可供選擇的方法。曆史學家可以從現存的形式各異的資料中直接提取口述史料。例如，天才的學者馬克思在其巨著《資本論》中曾經引用過一些評論和個人回憶，其中包括許多豐富、生動形象的奇聞軼事，這些口述史料分別來自各種報刊雜志和白皮書。利用報紙專欄開展征詢調查，也是一種搜尋口述憑證的有效方法，曆史學家H.梅林就曾做過這方面的嘗試。
2.口述史料的整理
英國著名口述史學家P.湯普森認爲，口述史料的整理是整個研究工作的重要組成部分，整理的目的在于爲有關的曆史研究提供重要的依據。一般而言，口述史料的整理工作可分兩步進行。
第一步是對口述憑證進行分類。衆所周知，口述憑證的特點是生動形象、內容翔實，但系統性不強，顯得有些雜亂無章。因此，口述史學家必須對其進行分類。在分類過程中，口述史學家既要把握學科分類的原則，又要注意曆史資料本身所具有的特點。
第二步是對口述史料進行比較分析。在口述憑證的搜集過程中，口述資料出現多次重複的現象是不可避免的，這就需要口述史學家根據一定的原則對其進行綜合比較，以篩選出有價值的曆史資料。值得一提的是，口述史料的查證工作必須同文字史料的考證工作結合起來，以確保口述史料的客觀性和完整性。
3.口述文獻的利用
此概念並不矛盾。口述文獻是一種以口述史料爲主要內容的特殊文獻，其載體可以表現爲多種多樣，如書面的、出版物類別的、音像的等等。近年來，隨著史學研究的逐步深入，曆史學家對這類文獻的需求量越來越大。許多事例表明，口述史學家直接向社會提供有關的音像制品，這種做法往往能夠收到意想不到的效果，爲數衆多的曆史學家和其他學者對這類原始資料頗感興趣。
除了上述音像制品之外，口述史學家所做的另一項工作，是定期對口述史料進行編目加工，定期出版專業期刊、文摘雜志和索引目錄。，就口述史料的提供利用而言，美國和英國仍是擁有較大優勢的國家，其雄厚的研究實力和悠久（相對而言）的傳統是其他國家望塵莫及的。例如，在國際史學界頗具的定期出版物《口述曆史評論》、《口述曆史書目》等，均出自美國人之手。英國早在60年代初就出版了一批專業期刊，有關部門專門組織人員編寫了若幹部分門別類的工具書（如《勞工個人回憶詞典》等），爲後來口述專著的大量出版創造了有利的條件。可以想見，由于口述史學本身具有較強的綜合性，因此，口述史料提供利用的服務面是相當寬泛的。
4.口述資料的估價方法
這是個長期懸而未決的複雜，國際史學界對此存在著不少非議，直到現在，史學家們對此尚無定論。采用何種估價方法是口述史學家無法回避的問題，事實上，許多人已在這方面做過不少努力。有鑒于此，筆者只能泛泛地談及與之相關的若幹原則。
首先，口述史料的完整性是不可或缺的。調研計劃要周密，內容要一致，目的要明確，訪談和取證工作都應遵循這樣的原則；其次，完整性是客觀性的前提條件，二者之間絕不能簡單地劃等號。口述史學家必須對林林總總的口述憑證進行比較分析，在這一過程中，確定比較和分類的原則是至關重要的；再者，口述史料所反映的內容必須符合當時的環境和環境等特定的曆史條件，換言之，應當從宏觀上來檢驗口述研究的客觀性；最後，口述研究的主要功能是印證曆史，而非解釋曆史。從嚴格的意義上講，口述史料是文字史料、實物資料的佐證和補充。

六、口述史學對的貢獻

任何一門曆史學科對曆史學體系的構建和完善均有所貢獻，然而，口述史學對現代曆史科學的卻與衆不同。口述史學所走過的50年的曆程表明，史學領域出現了一場深刻的、根本性的變革，其意義也是深遠的。筆者以爲，這一論點應該能夠成立。歸結起來，似有五條理由。
其一，口述史學對曆史科學的最大貢獻是提供了一種“全新”的。雖然這一方法的産生並非始自今日，但其功能的完善和模式的形成卻是在本世紀後半葉完成的。現代音像技術乃至機技術的普遍，給傳統的史學研究增添了新的活力。
其二，長期以來，絕大多數曆史學家都將目光投向史料，而口述史學的出現則打破了這種墨守成規的舊有模式，從而向幾千年的傳統的史學觀念提出了挑戰。文字史料和實物資料固然重要，但如果缺少口述史料，仍不能如實地反映曆史（尤其是重大的曆史事件）。曆史是一門科學，從理論上說，來不得半點虛僞，即便從這一角度來看，口述史料的重要性也是顯而易見的。
其三，縱觀古今中外的曆史，記載普通人生活經曆的文字史料不能說沒有，但確屬鳳毛麟角。西方口述史學家認爲，各類群體的所有人的生活經驗一旦能夠被用作曆史的原始資料，史學就被賦予了一個新的層面。下層民衆的曆史構成了曆史的主體部分，因此，那種無視普通民衆的史學研究已經無法滿足現實的需要。毋庸置疑，口述史學的出現及其後來的，宣告了“英雄創造曆史”的的終結，同時也昭示著另一個時代的到來。
第四，主動接近和研究曆史是口述史學的另一大特色。以往的曆史研究主要依據有限的文字史料和實物資料，這顯然是一種被動的研究模式。口述史學家在制訂調研計劃和訪談時，有很大的選擇余地，換言之，他們可以有目的地查尋和“發現”曆史。其實，這種獨具特色的調研方式與其說是“發現”曆史，不如說是“發掘”曆史。其原因在于，許許多多的史料就掌握在民衆的手中，只不過未充分發掘罷了。由此看來，口述史學的“拓荒”功能是其視角開闊的主要原因之一，這就可以“促使史學家來塑造多種多樣的獨創性觀點”（陸象淦先生語）。
最後，從縱向的方面講，口述史學是曆史科學長期發展的必然産物，而從橫向的角度看，它又是一門典型的綜合性學科，在很大程度上反映出曆史研究多元化的發展趨勢，具有頗爲濃厚的“後現代”色彩（口述史學與後現代主義思潮幾乎是同時出現的——作者注）。應當說，口述史學的問世及其後來的發展對這一趨勢起到了推波助瀾的作用。

七、口述史學與鄰近學科的異同

這個是有討論價值的。有趣的是，它常常是人們關注的中心問題，而口述史學的內涵則往往被置于次要的地位。應當承認，學科界線的模糊不清往往會使人們誤入歧途，然而，鄰近學科之間多有重合也確屬正常，在許多領域，涇渭分明的“三八線”實際上是不存在的。原因很簡單，多視角的交叉研究導致了一切的一切。
1.民間敘事文學
民間敘事文學是近年來興起的一個“熱門”學科，其研究範圍相當廣泛，而許多又多爲口述史學的研究對象，敘述性是二者的共同特點。芬蘭學者安娜?西卡拉女士明確指出，敘述詩和家譜知識是“口述傳統的一種記事方式和曆史的紀念碑”。埃及學者納比亞?薩萊姆教授在其近作《一部古老的阿拉伯史詩中的現代女性》一文中也表明了自己的觀點：“阿拉伯民間史詩代代相傳，逐漸豐滿完善，直到形成一個完整的形式。在此之後，它很快就通過敘述者之口，在伊斯蘭世界的人們中間流傳開來，那些敘述者完全懂得怎樣把民間文學的特殊魅力傳達給公衆。”由此可見，民間敘事文學和口述史學都在很大程度上沿襲了口述的傳統。正是由于上述特點，在文學史、史、史、家族史、系譜學等領域，兩個學科的研究內容往往互有重合。
民間敘事文學注重口頭傳說和民間傳說，它是從文學藝術的角度來展開研究的，從嚴格的意義上講，它是一種名副其實的“口頭文學”。口述史學的研究對象則是曆史，是能夠反映文化和社會狀況的史實。神話學、史詩、傳說、諺語和民間故事均屬傳奇範疇，加之附有文學色彩，其客觀性（就曆史研究而言）會受到人們的質疑。
2.民俗學
民俗學是一個更爲寬泛的概念，如果不存在爭議的話，民間敘事文學應當包容在民俗學之中。民俗學由于涉及到“民”字，其社會性是顯而易見的，此外，敘述性也是一種人人公認的傳統因素。民俗學家S.湯普森曾一針見血地指出，民俗學主要是指“沒有文字的人們的文化傳統”。社會性和敘述性構成了民俗學的主要特點，這也是口述史學賴以存在和發展的主要動因。
如果說上述特點是口述史學和民俗學的最爲顯著的相同之點，那麽，曆史與文化的交叉點則是二者最爲明顯的相異之處。依筆者之見，除了學科性質各具特點之外，前者注重曆史研究，後者則強調文化的延續性。例如，古希臘、印度、愛爾蘭和的許多神話、民間故事和傳奇故事的背後都可能展示出一段漫長而又複雜的人類曆史，而口述史學則具有一種“化腐朽爲神奇”的力量，它可以通過上述線索，通過與實物資料和文字史料的相互印證，最終完整地、真實地再現這段曆史。此外，就研究範圍（而非深度）而言，民俗學也顯然不及口述史學。
3.史料學
從表面上看，史料學與口述史學沒有本質的區別，雙方都是以史料研究爲基礎的。然而，當代史料學深受德國蘭克派客觀主義史學的影響，認爲史料是曆史學研究的唯一對象，對曆史學的宏觀研究不屑一顧，這一點與口述史學的目的大相徑庭。此外，這裏的“史料”，指的是日積月累的文字史料和實物資料，與口述史料有著本質的區別。
口述史學的研究工作，說到底，是口述史料的搜集、篩選、整理和利用。史料學也不例外，史料本身的研究工作是該學科關注的重點。由于史料研究的工作流程直接關系到史學成果的質量，因此，每一個環節都顯得格外重要，尤其是史料的搜集工作。另外，史料學理論的重要內涵之一，是逐步擴充史學研究的手段和工具，逐步引進跨學科的研究方法，如統計方法和比較方法等。史料學的這些主張和觀點顯然順應了當代史學研究的發展趨勢，與口述史學的相關理論不謀而合。
4.人類學
曆史學的研究結果表明，人類學與口述史學之間存在著一種天然的聯系，社會人類學、曆史人類學和文化人類學都沒有能夠走出這個“怪圈”。衆所周知，在人類學的研究領域，不厭其煩地深入生活是研究者必備的素質，他們既是參與者，也是觀察者。應當說，這種與衆不同的研究方式是口述史學理論和方法的來源之一，口述史學家從中汲取了它的長處。由于文字史料相對稀少，人類學家搜取口述史料的積極性很高，其結果，大量的口述史料豐富了這一領域的研究成果。
人類學家的主要任務是研究深層次的文化問題，而不僅僅拘泥于某些具體的曆史史實。例如，曆史人類學將習俗——體格習俗、姿態習俗、食品習俗、情感習俗、心態習俗視爲自己的研究對象，它集中體現了一種不可逆轉的文化慣性。從本質上說，人類的起源及發展處處都留下了文化積澱的印記。與人類學相比，口述史學更注重曆史研究，二者之間的視角的差異是顯而易見的。

八、新世紀的挑戰與展望

我們已經聽到了新世紀的腳步。它的到來，既意味著成功，也預示著挑戰。口述史學家在新世紀遇到的最大的難題，莫過于口述的自傳模式。衆所周知，個人回憶的生動翔實是口述憑證的一大特點，但同時也是它的主要局限性。曆史學家B.塔奇曼尖銳地指出，雖然口述曆史或許會向學者們提供一些“寶貴的線索”，但總的來說卻保存了“一大堆廢物”。盡管多數曆史學家不同意塔奇曼的觀點，但也認爲口述並沒有充分發揮它的潛力，因此必須設法確定口述史料的學術價值。
口述史學家關心的另一個問題是回憶的可靠性問題。敘述者的原始材料無論多麽完美，但畢竟不是曆史本身，更不能代替對曆史的解釋。除了采用綜合和比較的之外，口述史料與文字史料、實物資料的相互印證和補充是至關重要的。
依筆者之見，口述史學在未來的新世紀仍將保持其固有的特征，呈現出持續的態勢，而某些方面的突出進展，又加速了這一進程。
首先，技術革命仍然會“按部就班”地創造奇迹。本世紀後半葉，口述史學內部曾發生過三次技術革命：50年代的“磁帶革命”、70年代的“音像革命”和80年代的“機革命”。每一次技術革命所導致的方法論上的突破都是人們始料未及的。在21世紀，以計算機技術（或許還會出現更爲先進的技術）的普及爲特征的技術變革無疑會加速口述史學的發展。例如，電腦的普及將提高研究工作的效率，電腦的利用將縮短出版的周期，互聯等信息和通訊技術的將在時間上和空間上爲口述史料的充分利用提供便捷的條件。可以斷言，類似的圖景並非天方夜譚。
其次，口述研究將在全球範圍內普及和發展。早在70年代，某些曆史學家就曾斷言，口述史學是學術界“發展極爲迅速的新行業”。近年來，口述史學這一概念已得到世人的認可（包括在內）。在發達國家，口述研究已成爲整個研究不可或缺的組成部分，其體系也在日臻完善。對發展中國家而言，口述史學則是一門“新興”學科。出于種種原因，一些國家的曆史較爲短暫，文字史料相對欠缺，因而口述研究的重要性不言自明。曆史悠久的國家同樣也具有悠久的口述傳統，同樣擁有口述研究發展的有利條件。正如P.湯普森所說，現代口述史運動在許多國家都可以追根尋源，加之科學技術的普遍應用，因此，口述史學的興起是不難理解的。
再者，交叉研究的演變或許體現了另一種發展趨勢。就而言，口述史學與其他學科相互交叉的領域日漸增多。口述史學的這種交叉性質既體現了過去，也代表了未來。史學研究的結果表明，傳統的分類方法亟需改變，概念更新已是當務之急。新理論、新框架、新觀點和新方法的層出不窮是口述史學家經常遇到的問題，這種現象的出現是該學科富有生命力的征兆，同理，墨守成規永遠是沒有出路的。
口述史學已經走過了半個世紀的寒暑春秋。這段曆史明確無誤地向世人表明，它既不是一無所取的，也不是完美無缺的。科學的發展總有其內在的，科學的成果總是人類文明的結晶，口述史學亦不例外。在這片耕耘了半個世紀的沃土上，口述史學家大有作爲的天地無疑是廣闊的。其原因在于，口述史學是勇于進取的科學。
http://www.100paper.com/100paper/wenhua/lishixue/20070622/21301_3.html

從往事的簡單再現到大衆曆史意識的重建——西方口述史學方法述評

往事口述史學，簡單地說，就是搜集、傳播口頭史料，並以此進行曆史研究和曆史寫作的方法。史學家對口頭史料的運用由來已久，但它作爲一種獨立的曆史方法學則誕生于本世紀30、40年代的美國，並于60、70年代在西方各國得到廣泛應用。縱觀西方口述史學的發展曆程，筆者認爲可以以60年代末70年代初爲界，把西方口述史學的發展歸納爲前後兩個時期：前期的口述史學只是停留在史料學階段，以確定曆史人物、事件的存在形態爲目的，基本上是在與文獻史料學的不斷鬥爭中發展起來的；後期的口述史學家們則開始把口述史學當作一種治史方法，結合社會學和心理學等跨學科方法來研究大衆曆史意識的形成過程。本文試圖在闡述和分析這一曆史演變過程的基礎上，對其作出簡要的評價。

一

在19世紀中葉史學走向專業化之前，口頭史料一直是西方曆史著述的主要依據。被稱爲西方史學之父的古希臘史學家希羅多德(Herodotus)曾把史學家的責任歸結爲“報道人們所說的一切”（注：希羅多德：《曆史》，商務印書館1959年版，第691頁。）。修昔底德(Thcydides)在撰寫《伯羅奔尼撒戰爭史》一書時是這樣闡述他的寫史原則的：“我描寫的事件，不是我親眼看見的，就是我從那些親自看見這些事情的人那裏聽到後，經過我仔細考核過了的”（注：修昔底德：《伯羅奔尼撒戰爭史》，商務印書館1985年版，第17-18頁。）。盡管17世紀以後，由于印刷術的普及使得一部分史學家開始轉向已經建立起來的檔案庫和業已大量發行的曆史著作，但是那種認爲口述證據更能客觀地展現曆史發展過程的傳統觀點仍然得到大多數史學家的贊同。伏爾泰在《查理十二曆史》一書中明確表示：在沒有得到那些講實話的目擊者證實的情況下，他不敢提出任何曆史事實。
然而，19世紀中葉以後，自然科學的進步使人們普遍産生了一種信念，即隨著科學的進步，一切都將被納入科學的範疇，一切問題都可以隨著科學的進步而迎刃而解。這種科學將囊括一切的實證主義思潮也深深地滲入到曆史學領域，它使史學家們堅信：只要以嚴謹的科學態度對待史料，研究史實，並以嚴格的科學邏輯進行考證，就可以獲得確鑿的曆史事實，從而客觀地再現往事。“曆史事實”的概念就是這一時期被西方史學界譽爲史學“泰鬥”、“科學史學之父”的德國史學家蘭克(Leopold Von Ranke)正式提出來的。蘭克不僅把曆史事實等同于自然科學的事實，甚至認爲曆史事實只存在于那些“曾經目擊其事的人”所記載的文獻史料中。在蘭克看來，沒有任何事物可以取代文獻，沒有文獻，便沒有曆史學。史學家只有到檔案庫中去窮本溯源，研究原始文獻，才能客觀地“再現往事”。在蘭克學派的影響下，文獻考證成了19世紀西方職業史學家訓練的中心內容。而傳統的口述回憶，因其是一種事實有確定目的的有意回憶，不符合蘭克所謂的“純客觀”的原則，必然會隨著西方史學專業化的形成而遭到冷落。
進入20世紀以後，西方一些曆史學家通過對曆史認識過程的反思逐漸認識到：文獻史料中的主體意識也是不可避免的。任何文獻檔案都不可避免地會留下其最初記錄者和編定者的個人印記。即使是官方文件也未必能反映真正的曆史事實。許多史學家在研究實踐中都發現：由于某些高級官員們害怕後世學者們用他們留下的文字記錄做文章，因此，不願把自己某些行動的真實動機用文字記錄下來。此外，文獻記錄者有時爲討好上司也故意僞造。擔任過英國政府大臣的克羅斯曼(R.Crossman)就曾指出：閱讀了我所參加的內閣會議的全部文件，我發現文件實質上與實際發生的事情毫無共同之處。因爲整理會議記錄的官員力圖在記錄中說明的完全不是事情的真相，而是官方所希望的事情（注：參見彭衛、孟慶順：《曆史學的新視野》，陝西人民出版社1987年版，第272頁。）。所有這一切，使得越來越多的史學家們普遍感到，文獻檔案中爲政界利益服務的宣傳品越來越多。
史學家們對文獻史料真實價值的懷疑，爲日後口述史學的再度複興提供了前提。
20世紀30年代，隨著蘭克文獻史料學的衰落和文獻資料的日益減少，口述史學作爲一種獨立的曆史方法學，重新登上了曆史學的大雅之堂。由于西方口述史學的再度複興是以反對蘭克學派關于“沒有文獻便沒有曆史學”的史學觀念爲前提的，故早期的口述史學家們大都強調：口述史料優于文獻史料。美國早期口述史學家斯坦利?維斯塔爾(Stanley Vestal)在比較和分析《西亭?布爾》一書中所使用的文獻史料和口述史料之後指出：“我們都過于相信印刷品的權威性，而實際遠非如此。在采訪中，人們有許多機會來檢驗口述者的忠誠、能力和知識。但當我們閱讀時，我們只能盲目地接受。”（注：坎曼：《往事曆曆在目：美國當代曆史寫作》(Michael Kammen,The Past Before Us:ContemporaryHistorical Writings in the United States)，康奈爾大學出版社1980年版，第392頁。）另一位美國口述史學家霍夫曼(Alice Hoffman)認爲：口述史料的作者只有一個，而且是明確的，史學家可以對他或她進行重複采訪以確定其所提供的史料的可信程度；而文獻史料的作者也許是明確的、也許是不明確的，也許是一個、也許不只一個，而且死無對證，因此不易于考察史料的可靠性（注：參見杜拿威等編：《口述史：跨學科論文集》(David K.Dunaway & Willa K.Banum ed.,Oral History:anInterdisciplinary Anthology)，美國國家與地方史學會1987年版，第72頁。）。英國口述史學家塞繆爾(RaphaelSamuel)認爲：“口述證據是接近最可靠、最自然的曆史事實的最佳途徑，因爲日常經曆在某種意義上說不受思想回顧的影響，而文獻則不然”（注：塞繆爾：《神話與曆史：首次閱讀》(Raphael Samuel,Myth and History:First Reading)，載《口述史》(Oral History)16卷，1988年第1期第15頁。），此外，“口述史料特別自然，未加修飾，……而曆史實際上就是從最初的直接經曆中建立起來的”（注：塞繆爾：《神話與曆史：首次閱讀》(RaphaelSamuel,Myth and History:First Reading)，載《口述史》(Oral His-tory)16卷，1988年第1期第15頁。）。
盡管這些早期的口述史學家們在一定程度上看到了曆史認識中主體意識的不可避免性，但是由于他們在本體論上還沒有擺脫傳統史學的影響，在曆史認識的目的和動機方面仍然與蘭克建立檔案曆史學之初的想法保持著一定的連續性，即如實地再現客觀曆史過程，恢複曆史的本來面目，因此，早期的口述史學家們往往也同傳統史學家們一樣，回避對曆史認識主體（無論是被訪者，還是史學家本人）的研究，力圖排除一切與主體意識有關的思想、情感、態度等方面因素的幹擾。這一點突出地體現在早期口述史學家們對被訪對象的采訪以及處理和使用口述史料所奉行的原則中。例如，奧斯卡?劉易斯(Oscar Lewis)在撰寫《桑切斯的孩子們》一書時，甚至要求桑切斯一家中的每個成員都分別關在自己的房間中用自己的語言，講述自己的故事，目的就是使口述證據更加自然地“再現往事”。此外，在處理口述史料方面，早期口述史學家們所強調的也是盡量保持其原有風貌，避免留下史學家的個人印記。有些口述史學家擔心口述筆錄的方法會影響口述史料的純客觀性，還把打印出來的結果再交給被訪者進行修改。後來，隨著錄音機的問世，口述史學家可以更加准確地記錄下被訪者的原話，美國現代口述史學的第一個倡導者阿蘭?內文斯(Allan Nevins)很早就購買了電子錄音機，並安裝了信息轉換器，使記錄下來的采訪內容直接轉變爲打字稿。

　二

進入60年代以後，隨著大量廉價錄音機的上市，史學研究領域的擴大和口述實踐活動的深入，以約翰?托什(John Tosh)和查爾斯?喬伊娜(Charles Joyner)爲代表的一大批西方當代口述史學家們越來越認識到：無論口述史料多麽可靠，它與所有以精神形態存在的史料一樣，只是曆史認識的“間接客體”或“中介客體”，而不是“直接客體”或“原本客體”，因此，即使口述史料中避免了口述史學家主體意識的滲入（實際上也是不可能的），僅以此來再現往事，也是徒勞的。正如約翰?托什在《追蹤曆史》一書中所指出的那樣：“無論依據是什麽，與往事直接接觸的想法只是一種幻覺”（注：托什：《追蹤曆史：現代史學研究的目的、方法和新方向》(John Tosh,The Pursuit of History:Aims,Methods and New Direstions in Study of Modern History)，朗曼出版社1984年版，第178、181頁。），因爲，“過去的聲音，同時難免也是現在的聲音”（注：托什：《追蹤曆史：現代史學研究的目的、方法和新方向》(John Tosh,The Pursuit of History:Aims,Methods and New Direstions in Study of Modern History)，朗曼出版社1984年版，第178、181頁。）。此外，“即使認爲口述證據是真實而未受影響的，僅以此來表現過去仍然是不夠的，因爲曆史事實並不是個人經曆的總和”（注：托什：《追蹤曆史：現代史學研究的目的、方法和新方向》(JohnTosh,The Pursuit of History:Aims,Methods and New Direstions inStudy of Modern History)，朗曼出版社1984年版，第178、181頁。）。
既然口述史學不能滿足史學家再現往事的願望，那麽爲什麽口述史學在70年代以後在西方會得到廣泛的傳播？口述史學方法的真正優勢又在哪裏呢？托什認爲：“曆史理解不僅要認識普通個體的生活過程，而且更重要的是要弄清大衆日常生活經曆背後的思想動機，盡管這些思想動機被現實生活過程所掩蓋，但他們是現實社會的一個重要的組成部分。”（注：托什：《追蹤曆史：現代史學研究的目的、方法和新方向》(John Tosh,The Pursuit of History:Aims,Methods and New Direstionsin Study of Modern History)，朗曼出版社1984年版，第178、181頁。）由此托什得出結論：“口述研究的主要意義並不在于它是什麽真實的曆史或作爲社會團體政治意圖的表達手段，而在于證明人們的曆史意識是怎樣形成的。”因爲人們的曆史意識決定著“當時作用于個人生活的更深刻的結構和過程”（注：托什：《追蹤曆史：現代史學研究的目的、方法和新方向》，第178、181頁。）。盡管這一主體性範疇有礙于史學家客觀地再現往事，但它有助于史學家“揭示那些被認爲是自然的、靜止的，而實際卻是文化的、運動著的現象”（注：帕塞裏尼：《大衆記憶中的法西斯主義：都靈工人階級的文化經曆》(Luisa Passerlin,Fa-scism in Popular Memory:the Cultural Experience of the Turin Working Class)，劍橋大學出版社1987年版，第3頁。）。曆史研究只有弄清楚這一深層結構，才能使曆史學真正成爲一門科學。當代西方口述史學家的口述研究實踐證明：口述史學方法確實能夠在揭示深層結構方面作出自己獨特的貢獻。對此，美國口述史學家威廉姆斯(T.HarryWilliams)體會得最早。早在60年代初他完成了他的代表作《休伊?朗》一書後就深有感觸地說：“我越來越相信口述史的價值，它不僅是一種編纂近代史的必不可少的工具，而且還可以爲研究過去提供一個不同尋常的視角，即它可以使人們從內心深處審視過去。”（注：坎曼：《往事曆曆在目：美國當代曆史寫作》，第394頁。）
既然西方當代口述史學家把重建大衆曆史意識當作口述研究的目的，那麽他們又是怎樣考察人們曆史意識的形成過程的呢？英國口述史學家查爾斯?喬伊娜認爲：情感是曆史事件作用于曆史認識主體的結果，是主體的一部分，它不僅在被訪者的頭腦中保留的時間長，易于回憶，而且更重要的是，它是真實可靠的。即使被訪者所提供的口述史料與曆史事實完全是背道而馳的，但是從他或她的情感中也“不可避免地流露出他們自己最深層的價值體系的依據”（注：杜拿威等編：《口述史：跨學科論文集》，第304頁。）。另一位英國口述史學家斯蒂芬(StephenYao)也認爲：口述者印象最深的莫過于情感，因爲它是我們身體的一部分，因而不易于被人們遺忘掉，即便有時我們很難找到一種方式去理解它。斯蒂芬甚至把口述回憶直接看作是各種不同演員抒發情感的舞臺。
爲了刺激口述者盡量地吐露出自己的真情實感，爲了使自己能夠更加准確地把握甚至連口述者本人都未意識到的作用于口述者生活經曆中最深層的價值體系，西方當代口述史學家們摒棄了以往那種排斥一切主體意識、避免留下史學家個人印記的原則，而是主張史學家應該積極地參加到口述者的行列中來，站在他們的立場上，與他們一起交談，因爲只有通過交談，才能使史學家真正地融入到口述者的感情世界中去，才能使史學家感受到人與人之間的個性與共性，從而增進史學家與口述者之間的相互了解，這是口述史學方法的獨到之處。至于技術手段的應用，當代口述史學家們一致認爲：音像技術只是爲口述史學的發展起了一定的促進作用，但它決不是口述史學發展的唯一條件。而且實際上，當代一些有成就的口述史學家並不是依靠錄音、錄像設備來提高自己的口述研究水平。例如，曾獲普力策獎的美國口述史學家巴巴拉?塔克曼(Ba-rbara Tuchman)就極力反對使用錄音機進行采訪，她認爲用筆記錄更有助于史學家從口述回憶中選擇出重要的史料。
既然口述史料中主體意識的滲透是無法避免的，也是無可厚非的，那麽以重建大衆曆史意識爲目的的西方當代口述史學家們又是怎樣判斷口述史料的可信程度的呢？
首先，西方當代口述史學家們除了考察口述者自我陳述的可靠程度以外，更重要的是考察口述者本人的心理過渡。對此，意大利口述史學家盧薩?帕塞裏尼(Luisa Passerini)有過深切的體會。帕塞裏尼自1976年至1981年曾在意大利的工業城市都靈采訪過67位1922年以前出生的工人，他們大多數都是在30年代初意大利法西斯主義統治時期來到都靈的。他的采訪內容包括兩個部分：一是被訪者的個人生活經曆；二是他們對法西斯主義的態度。在個人生活經曆的采訪中，帕塞裏尼發現：盡管複雜的日常生活是被訪者進行口述回憶的原始材料，但被訪者的自我陳述往往並不能完全反映當時意大利的社會生活狀況，口述者所提供的口述史料實際上都是對個人真實經曆的選擇，原因很簡單，他們“並沒有把自己看作是當時那種艱難和動蕩時期的産物，而是把自己的形象投射到相對靜止的現存狀態中去”。例如：被訪者中“大多數男人都試圖把自己描述成一個工作能力極強的人”，“而婦女和老人們則願意把自己表現爲當時社會中的一個叛逆”（注：帕塞裏尼：《大衆記憶中的法西斯主義，都靈工人階級的文化經曆》，第17頁。）。帕塞裏尼認爲：那些經過選擇的經曆，盡管有時有背于曆史事實，但卻能反映出被訪者的心理過渡，從而有助于史學家解釋和說明被現實社會已經接受了的傳統的價值體系，就此而言，它是真實可靠的。此外，英國當代口述史學家約翰?托什在評保羅?湯普遜(Paul Thompson)的《愛德華時代的人》時也曾指出：盡管那些愛德華時代的人活下來變成了喬治時代的人，又變成了伊麗莎白時代的人，經曆了這些歲月，一些往事必然會在記憶中消失，但是從愛德華時代的人，到喬治時代的人，再到伊麗莎白時代的人的心理過渡本身就是一個真實的客觀存在的曆史過程，而不單純是作爲史學家與往事直接接觸的障礙而存在（注：參見托什：《追蹤曆史：現代史學研究的目的、方法和新方向》，第178頁。）。
其次，以重建大衆曆史意識爲目的，西方當代口述史學家們在驗證不同口述者在反映同一曆史事件方面的一致性程度以外，還要考察口述者在口述回憶中所表現出來的社會曆史觀的代表性範圍。帕塞裏尼認爲：口述史料是否可靠，實際上取決于口述者對曆史事件的解釋和分析是否能夠代表特別是與其本人有血緣和政治聯系的那些朋友或親戚所構成的社會集團中大多數成員的文化態度和社會曆史觀。口述史料的代表範圍越廣泛，其可靠性程度就越高，因爲曆史發展的趨勢往往總是與占人口絕大多數的人所構成的社會集團中所共有的情感、願望、利益、心態等因素所組成的曆史意識的發展方向緊密相連的。帕塞裏尼在采訪30年代都靈工人對意大利法西斯主義的態度時，他發現：盡管當時法西斯的暴政已經滲透到人們日常生活各個方面，但以都靈工人階級爲代表的意大利民衆並沒有被法西斯主義的高壓政策所征服，他們在無法公開建立反法西斯組織、宣傳反法西斯主義思想、進行反法西斯主義的政治活動的情況下，仍然利用都靈工人階級自己特有的文化形式，如歌曲、漫畫、玩笑來發泄對法西斯主義的不滿和仇恨。由此，帕塞裏尼得出結論：人們的曆史意識就像一個戰場，在這裏，互相競爭的思想體系和權威的正當與否並不是通過政治權力、經濟實力的強弱來檢驗。法西斯政府的垮臺，在很大程度上取決于普通民衆反對法西斯主義的意識和心態（注：帕塞裏尼：《大衆記憶中的法西斯主義，都靈工人階級的文化經曆》，第72頁。）。換句話說，意大利反法西斯主義的勝利是以占意大利人口絕大多數的勞動群衆的曆史意識爲前提的。可見，研究曆史意識，特別是民衆的曆史意識，要比單純考證某個曆史事件或人物更有意義，因爲它在很大程度上與曆史發展趨勢有著某種必然的聯系。

三

無論是早期西方口述史學家，還是當代西方口述史學家，都對西方曆史學的發展作出了一定的貢獻。
以客觀地“再現往事”爲目的的西方口述史學的早期開拓者們，至少在以下兩個方面，對二戰以後西方曆史的發展發揮了不可替代的作用：
第一，二戰以後，“交通運輸業日益發達，政界和企業界的領導人不再只利用信件互通信息，而是通過電話和各種交通工具直接進行會談，致使文獻資料日益減少。……此外，由于查閱公共文獻日益方便，國家領導人也不願保存完整的記錄”（注：坎曼：《往事曆曆在目：美國當代曆史寫作》，第392頁。）。在這種情況下，口述史學方法的確立和應用，的確在很大程度上彌補了西方近代政治史料的不足。西方口述史學研究的發源地——美國哥倫比亞大學口述研究中心在搜集和整理近代政治史料方面，做出了突出的貢獻。美國最大的口述研究項目就是由該中心承擔、由聯邦政府資助的對曆屆美國總統的口述研究。內文斯首先完成了對羅斯福總統執政期間的采訪資料的整理，並把它保存在海德公園的羅斯福圖書館裏。他的後繼者路易斯?斯塔爾(Louis Starr)采訪了與1952-1960年艾森豪威爾政府有一定聯系的人士，采訪記錄保存在艾森豪威爾圖書館中。此後，對曆屆卸任總統的口述研究一直持續到現在。此外，由哥倫比亞口述研究中心整理出版的《口傳史料彙編》，除了在國內受到美國的科研機構和學者們的高度重視之外，還得到外國史學界人士的采用。前蘇聯學者西瓦切夫(H.B Cyvachev)編著的《20世紀30年代中期的美國政治鬥爭》一書，就采用了《彙編》中的大量的口述材料。
第二，口述史學方法的確立和應用，還爲各行各業曆史的建立提供了搜集史料的有效手段，從而拓寬了西方曆史學的研究領域。1951年博姆巴特(Owen Bombard)的口述研究以及1953年歐文斯(William Owens)對亨利?福特(Henry Ford)主持錄制的有關德克薩斯石油工業發展狀況的口述回憶，不僅爲企業主“考察和熟悉自己企業的曆史，特別是仔細地研究企業及其管理程序的發展過程”（注：侯成德：《美國口碑史料學三十年》，《世界史研究動態》，1981年第9期，第31頁。）提供了幫助，而且也引起了其他學科對曆史學，特別是口述史學本身的關注。此後，各行各業都把口述史學方法視爲建立本行業曆史的有效手段，口述史從企業史、機構史的研究發展到農業、社會、保險、衛生保健、高等院校、報刊雜志、宗教團體、宇宙航空、藝術體育等各個領域。70年代美國出現的公共曆史學派(Public History)中的應用曆史學派就是在此基礎上産生的。
然而，也正是由于這些以“再現往事”爲目的的早期口述史學家們過多地關注于對口傳史料的搜集與搶救，導致60年代以前的西方口述史學只是停留在史料學階段，而作爲一種治史方法，口述史學的內在潛力還未得到應有的開發。
70年代以後，西方當代口述史學家們從簡單地確定人物、事件的存在形態，深入到探討曆史過程的參與者本身的曆史意識，特別是把占人口絕大多數的普通勞動群衆的願望、情感和心態等精神交往活動當作口述曆史研究的主題，這一研究視角的變化，無論是在史學本體論上，還是在史學認識論方面，都對曆史學的發展和史學觀念的進步做出了一定的貢獻。
第一，它給了普通人一個機會，把曆史恢複成普通人的曆史。這樣，不僅可以糾正各種史料中遺留下來的統治階級上層人物的偏見，使曆史學更加全面地反映人類社會的曆史；而且可以增強普通人的主體意識，從而有助于曆史學的教育和啓迪功能的實現。
隨著現代社會的發展和曆史學本身的發展，曆史學早已超越了昔日那種主要爲統治階級提供統治經驗的政治功能，它面向社會公共教育和啓迪的功能具有了日益突出的地位。曆史學本來就應該成爲促進勞動大衆認識自己的曆史地位和作用的有力工具。但西方傳統史學和早期的口述史學家們都把曆史發展的動力歸結爲精英人物的精神作用的結果，至使普通人在以往的曆史著作中，只是被看作是大人物的陪襯，是精英統治下的永久犧牲品。這種錯誤的社會曆史觀不僅限制了普通勞動群衆通過自我認識這個心理過程了解自己、理解自己，而且大大阻礙了他們自我認知能力的發展。而西方當代口述史學家們通過調動普通人參與曆史研究和寫作的積極性，不僅使生活在社會底層的這些“沈默者”們體會到自我存在的價值以及自己在創造世界和改造世界的物質生産實踐活動中的力量，而且意識到曆史寫作決不只是學術界少數人的事情，普通人也能夠而且也應該在提供具有重要意義的曆史知識方面扮演主動的角色，因爲“通過晤談而得到的曆史證詞是雙方合作的學術成果”（注：M.海德：《哲學詮釋學和經曆的交流——口述曆史的範型》，《國外社會科學》，1981年第1期，第42頁。）。如果人人都把自己當作曆史學家，人人都把自己看作是社會曆史發展中一個必不可少的力量，從而自覺地擴大自己社會生活實踐活動的範圍廣度和深度，並用自己在廣泛深入的社會實踐活動中形成的科學的社會曆史觀來分析過去、指導現實、預見未來，那麽，曆史學的教育啓迪功能就可以充分地得以實現。雖說西方當代口述史學距離這一目標還有一定距離，但其中的一些積極因素，是應該予以肯定的。
第二，西方當代口述史學家們把口述研究的目的從往事的簡單再現深入到大衆曆史意識的重建，把關注的焦點從“真實的過去”轉移到“記住的過去”，不僅增加了曆史認識的深度，而且擴大了曆史認識的廣度。
一方面，研究大衆曆史意識的形成過程，可以使人們認識到“過去”、“現在”和“未來”三者之間並不是彼此孤立的，而是一種相互聯系、相互作用的曆史關系。因爲人們在口述回憶中所陳述的曆史事件似乎只是“往事的再現”，但是口述者所流露出的情感或願望既可以在一定程度上反映當時人們的情緒，也可以或多或少地反映人們對現實社會所持的態度以及對未來社會的夢想。換句話說，口述者在口述回憶中爲自己所樹立的形象，既可以揭示過去，也可以揭示現實；既可以揭示已經發生的事情，也可以揭示可能發生的事情，因爲曆史是現實的前身，而現實則是曆史的延伸，而口述者本人既是曆史的一部分，也是現實的一部分。口述回憶離曆史事實越遠，它所包含的口述者的現實態度的成份就越多。口述者在不同曆史時期對同一曆史事件的描述所表現出來的差異，恰恰體現著“過去”、“現在”和“未來”三者之間的某種曆史繼承關系。
另一方面，研究大衆曆史意識的形成過程，可以打破個性與共性之間靜止不動的對立關系。由于生活在同一社會環境中的人們的物質生産實踐活動，甚至精神交往活動，在一定程度上存在著相似之處，因而口述者在口述回憶中所暴露出來的個性並不是絕對的個性，它能夠在一定程度上代表口述者所生存的那個社會階層乃至整個階級中人們所共有的性格。帕塞裏尼對30年代都靈工人在法西斯主義統治下的文化態度的研究就是一個很好的例證。
然而，也正是由于西方當代口述史學家們過多地關注于情感、意識、性格等一系列心理因素，因此，他們在解釋口述史料時，有時也難免陷入困境。例如，帕塞裏尼在口述采訪中注意到了都靈女工中大部分都具有叛逆的文化性格，那麽向現存的社會秩序挑戰的個性爲什麽會在婦女身上表現得如此突出呢？帕塞裏尼認爲這是由這些婦女本身的性格決定的，因爲她們在從事政治活動以外的任何活動中，也表現得十分倔強，這種性格是與生俱來的。他曾舉過一個例子來說明這一點：被訪者卡羅蘭納(Caro Lina)5歲時在桌旁吃面包，遭到幾只雞的襲擊，她沒有躲閃，而是用面包刀刺死了其中的一只，其他幾只雞也嚇跑了。
帕塞裏尼用性格來解釋性格，必然回答不了卡羅蘭納及其他都靈女工的性格到底是怎樣形成的。根據馬克思主義唯物史觀，社會生活實踐是認識主體認識客體之間的關系得以形成和實現的現實基礎，是決定主、客體之間關系的根本因素。曆史意識之所以能夠反映曆史發展的連續性，是因爲它是在人們的社會實踐活動過程中形成的，而實踐活動具有曆史發展的連續性；個性之所以能夠在一定程度上反映共性，是因爲生活在同一共同體中的人們所從事的實踐活動具有一定相似之處。卡羅蘭納及其他都靈女工的叛逆性格是由她們的具體生活實踐經曆造成的，並不是與生俱來的。根據卡羅蘭納的自我陳述，她在5歲之前就失去了母親，她必須學會自我保護，她在自己短短的生活實踐中逐漸體會到：靠躲閃是不能保護自己的，只有起來反抗才有出路。都靈女工之所以具有比男人更爲明顯的叛逆性格，是因爲她們在社會生活中所承受的重壓比男人又多了一層，也就是說，她們除了要在法西斯主義的統治下爭取做人的權利以外，還要在以男性爲核心的社會中爭取做女人的權利。
由此可見，以重建大衆曆史意識爲目的的西方當代口述史學家們如果忽視馬克思主義的唯物史觀，而只是單純地吸收人類學、社會學或心理學的思想和方法，那麽就根本無法擺脫目前所面臨的困境，同時也無法打破這些學科之間的界限。
http://www.xingzhi.org/culture/history/28254_4.html

中國口述史學漫談

人類原始發展期間，有一項重大的創舉，那就是利用語言。幾萬年以來，語言已成爲人類文明重要的工具和標志。中文的“古”字，正是十口相傳之意，即古代事情是由人們口述流傳而來的。我們今天能夠知道有盤古開天地，有所謂燧人氏、有巢氏、庖犧氏、神農氏等老祖宗的事迹，也有宙斯衆神和諾亞方舟等傳說，正是多少代人口述流傳下來的。由口述流傳到有文字，文字又再寫到紙上，這是一個很長很長的過程。到今天雖已經進步到有多種專爲信息用的工具，例如電腦，但一直還沒有人愚蠢地提出要取消語言。人們的嘴巴依然還是人類基本的信息傳遞工具之一。
口述傳說（Oral tradition）各種知識，似乎象一種無形的口述制度，在從古到今的中國及世界許多國家中，一直有十分興旺的活力。我們很容易在各地民衆的習俗技藝和生活方式中，發現大量口傳方式和口述專用內容，真是世傳不輟，蔚爲奇觀。這既與各民族的文化基礎有關，亦與口述傳說實際上在執行教育和合法性灌輸任務的特點有關。中國古人曾經留下許多格言，這裏抄錄幾條爲鑒：
　　“好言自口，莠言自口。”《詩經‧小雅》
　　“白圭之玷，尚可磨也；斯言之玷，不可爲也。”《詩經‧大雅》
　　“人之所以爲人者，言也。人而不能言，何以爲人。”《春秋谷梁傳》
　　“贈人以言，重于金石珠玉；觀人以言，美于黼黻文章；
　　聽人以言，樂于鍾鼓琴瑟。”《荀子‧非相》
這種傳統的口述傳說方式和效果，是很難用行政手段來制度化的。只是越是不夠發達的民族，文盲越多的國家，其口述傳說越多。這種情況對于研究者來說，反倒是機會，他們更容易使用科學手段，深入口述環境，以取得將可能永遠消逝的史料。
不過，我們今天要討論的問題，並不是口述傳說，因爲它更偏向文學了。本文討論的是口述史學（Oral history），是屬于曆史學範疇。筆者作如下義界：口述史學又稱作口碑史學或口頭史學，是以口述史料和口述史作爲主要研究對象的史學，從形態上與文字史學並列，在實質上與文字爲主的史學一致。口述史料是指通過口述所收集的史料，可以是錄音形式，也可以是文字形式，但文字形式一定要有錄音爲依據。以口述史料爲主編寫成的曆史爲口述史。
筆者的基本看法是：口述曆史是受訪者與曆史工作者合作的産物，利用人類特有的語言，利用科技設備，雙方合作談話的錄音即是口述史料，其可信度與文字史料相等，可以歸入檔案類別。將原錄音整理成文字稿，再經研究加工，可以寫成各種口述曆史專著。判斷口述史書可以用兩個標准：一是要有原始錄音，以供核對；二是要符合史學的基本原則，排除幻想亂編的內容。口述史有如下五個特點：
（一）口述能夠糾正文字的偏見，生動形象，特別適用于表述人類生活中各種基本聯系。口述的心理效果是遠勝于呆板的文字的；文字組成的一句話並不能夠反映其中語氣的深淺份量。當然口述史並不是要取代文字史，它們各有其適用度，它們可以互相補充和糾正。
（二）口述史重視的是重現曆史，而不是解釋曆史。重現曆史是現代曆史學界的主流工作，尤其在假冒僞劣“曆史商品”太多的時候。
（三）口述史所運用的口述史學方法，是一種獨特的方法。不能象傳統史學那樣僅在書房中翻舊書就可以研究了。口述方法是要田野作業和書齋作業相結合的，並且有一套國際通用規範程序。
（四）口述史工作計劃可以多樣化，不論以人物爲中心，還是以主題爲中心，皆可以事前設計安排。
（五）口述史是一種可取的學術方式，可以對某些學術界上層壟斷提出挑戰，因爲普通的受訪者和訪問者都可以成爲曆史角色。也就是說，人民群衆的曆史性和曆史的群衆性，都可以通過口述史來表述。而不再是停留在某些政治家的口頭上。
有一位英國學者托什（J?Tosh）寫道：“口述史的主要意義不在于它是什麽真實的曆史或作爲社會團體政治意圖的表達手段，而在于它證明了人們的曆史意識是怎樣形成的。……人們的曆史意識就象一個戰場，在這裏，互相競爭的思想體系和權威的正當與否可能受到考驗。”還有湯普森先生對口述史的見解是：“它給了我們一個機會，把曆史恢複成普通人的曆史，並使曆史密切與現實相聯系。口述史憑著人們記憶裏豐富得驚人的經驗，爲我們提供了一個描述時代根本變革的工具。”這種見解很值得中國的曆史工作者借鑒。

　　 二、中國史學界的傳統方法之不足

中國曆史學傳統悠久，自從司馬遷憤而著《史記》，左丘明盲而作《左傳》以來，形成紀傳和編年兩大寫史系列，千余年間寫出了世界上豐富的史籍群之一。所謂史家四德——史德、史學、史識、史才，絕不是憑空總結出來的，並且都是建築在史料基礎上。古史中就有大量口述史料，例如因司馬遷在《史記》中廣泛使用，才有伯夷、叔齊餓死首陽山的介紹，有劉邦、項羽各自評價秦始皇的話語，等等，使得極其生動翔實的史書流傳至今。又如更早的《論語》，正是口述語錄體，典型的“君子動口不動手”的産物。我們不妨說，在中國古代的史學界中，口述方法是長期受用的；自然在西方古代史學中，口述方法也是受用的。到了清代，乾嘉學派因政治壓力而被迫致力于考據學，長年累月鑽故紙，使得史學脫離現實，不單扼殺了新史學方法的探索，結果就連老祖宗原先所擅長的口述史方法也棄之不用，似乎是“口說無憑”。這真是遺憾至今，正如顧頡剛先生所說：
“凡是沒有史料（文字史料）做基礎的曆史，當然只得收容許多傳說。這種傳說有真的，也有假的；會自由流行，也會自由改變。改變的緣故，有無意的，也有有意的。中國的曆史，就結集于這樣的交互錯綜的狀態之中。你說它是假的吧，別人就會舉出真的來塞住你的嘴。你說它是某種主義家的宣傳吧，別人也會從這些話中找出不是宣傳的證據。你說它都是真的吧，只要你有些理性，你就受不住良心上的責備。你要逐事逐物去分析它們的真或假吧，古代的史料傳下來的太少了，不夠做比較的工作。所以，這是研究曆史者所不能不過又極不易過的一個難關。”
近代中國變革需要新史學，大興疑古之風，新學與舊學形成強烈沖突，其中也包括迫使新人在史學研究方法上探求突破，去搜尋新史料。梁啓超先生就曾以狂飆言論橫掃史學界，他寫道：“曆史的目的在將過去的真事予以新意義或新價值，以供現代人活動之資鑒。……吾人做新曆史而無新目的，大大可以不做。”在他著的《中國曆史研究法》一書中，將史料分類，有一類正是“傳述之口碑”。其解釋爲：“采訪而得其口說，此即口碑性質之史料也。”梁先生是針對中國傳統史學界的“四蔽二病”而言，它們是：“一、知有朝廷而不知有國家；二、知有個人而不知有群體；三、知有陳迹而不知有今務；四、知有事實而不知有理想；五、能鋪敘而不能別裁；六、能因襲而不能創作。”在本世紀初，這種言論自是有理也有力，但在理論上則不足，因爲作爲史學工作者，如果將這“四蔽二病”反過來，知道了原先不知的“有國家”、“有群體”等等；反對原先知道的“朝廷”、“個人”等等，中國史學的進步依然很難說，毛病依然存在。本世紀的中國史學實踐就是明證，恰如顧頡剛先生自述那樣：“我常說我們要用科學方法去整理國故，人家也就稱許我用了科學方法而整理國故。倘使問我科學方法究竟怎樣，恐怕我實知的遠不及我所標榜的。”此話中有他自謙之意，但也是他的實際感歎。問題就出在普遍存在的理論與實踐的脫節上，空頭理論家的空話太多，而實踐者往往受制于“理論家”，實踐所産生的“真知”被自封的理論所禁錮。
中國史學的問題，文學家魯迅也曾寫過：“曆史上都寫著中國的靈魂，指示著將來的命運，只因爲塗飾太厚，費話太多，所以很不容易察出底細來。正如通過密葉投身在莓苔上面的月光，只看見點點的碎影。但如看野史和雜記，可更容易了然了，因爲他們究竟不必大擺史官的架子。”而史學家翦伯贊則說得更明白：“政府的文告是最不可靠的史料，因爲曆代的統治者，都是滿口的仁義道德，一肚子男盜女娼，好話說盡，壞事做完；但是有了瑣言一類的雜史，則民間言語，亦獲記錄，而此種民間言語，則最爲可信。”翦教授把政府文告和民間言語絕對地對立，這恐怕過分了一點，關鍵還是具體的真實性。所以筆者比較注意姜蘊剛教授的一段話：
“古史固然是由于傳說得來，便是現代史乃至新聞材料，也都傳說的。司馬遷的最好史料是‘吾如淮陰，淮陰人爲余言……’（淮陰侯列傳贊）等，固是傳說；而現在成都正在鬧米荒問題，米荒的真正的內容怎麽樣，也多半是傳說的，因爲政府堂堂皇皇的布告著說米荒是由于四川人民之囤積不售，而人民則又說是由于政府中人之收買操縱。兩者都由于傳說，所以甚爲含混。要是將來有人作史而根據這些傳說，甚至以爲實錄的無過于當日報紙登載的新聞消息，則就無法明了這段史迹了。……因此若真要明了真相，恐怕還是如何去采擇傳說了。傳說畢竟還是曆史的動力，曆史的存在還是依存于傳說。”
今天的時代向曆史學提出了更迫切的要求：要求解決大量過去沒有探索過的問題；要求面對現實而追索過去根由；要求更充分地體現各種人群的特征；要求內容更翔實、更生動、更能從多方面說明或探索曆史因素；要求不單有固定的、死的史料，還應當尋找活的、可能不穩定的、但遠非死資料所能代替的史料；要求曆史學者不單會在書房中尋找書本裏的言外之音，還應該會田野作業，以豐富的多學科知識作武裝，從書本以外搶救新史料；還要求曆史學者在曆史與現實之間作更密切的有機聯系，依靠現代科學工具，同時又抵制外界非學術性的利誘。等等。總之，社會和讀者都向曆史學者提出更科學、更迫切又更基本的要求。
現實明擺著與要求的距離相當遠，中國史學相當部分落在曆史的後面太遠了。就以近年十分熱門的中國文化史研究來說，大家很容易就看到：介紹外國文化理論多；介紹中國傳統文化概念多，（並且多是在５０年前就介紹過的概念）；而實實在在描述中國文化實況的書則太少，在文化理論方面則還沒有達到５０年前黃文山教授的水准。爲什麽一些淺薄的抄襲反能夠嘩衆取寵？原因之一，正是認真地收集第一手中國文化狀態，並能夠客觀地描述出來的基本工作很少人去做。人人都知道了解文化基本狀態的重要性，人人都希望別人去提供調查，但很少人想到自己的研究方法有大缺陷，自己去下決心在史學上搞田野作業罷了。

　　 三、口述史學的重要性

時代對當代史學者提出新的迫切的要求，當代世界上許多曆史工作者早已注意到了，並且紛紛在各自領域內探索新方法。口述曆史方法就是其中一種經過驗證的好方法，並且早已有一大批研究成果。例如美國，早在１９３８年，芮文斯（A.Nevins）教授就提出了創議並進行了研究，終于在１９４８年錄音機商品化並有了雄厚財力以後，展開了大規模的收集與研究。到７０年代形成高峰，有研究和收集口述史料的機構３００多個，有口述史協會（ＯＨＡ），協會的刊物爲《口述史評論》，協會還出版《口述史書目》以及大量口述史書，其中包括有關口述史學方法及理論的各種書籍，並保留和整理了大量涉及許多方面的口述史料。在歐洲各國也有相似的團體和成果，口述史學成爲曆史學界承認的一門新分支。日本也有類似的成果，他們使用在民俗學、社會學、生活史、女性史、技藝史等方面特別多，以日本民俗學之父柳田國男的早期工作爲代表，其代表作爲《遠野物語》（明治４２年）。７０年代日本出版了許多口述史書，例如：《被差別部落的傳承和生活—信州的部落?古老聞書》，柴田道子著；《證言米騷動》，北日本新聞社編；《新編我的昭和史》；《三十五年目的被爆者》；《花崗事件的人們—中國人被強制的記錄》，野添憲治著；《聞書—丹波的庶民史》，奧谷松治著；《啊！野麥嶺—制絲女工哀史》，山本茂實著；《民衆的座》，思想的科學研究會編；《海女》，瀨川清子著；《生女的痛哭》，廣田知子著；《日本的放浪藝》，小澤昭一著；《我是盲女》，大山真人著；等等。另外在１９９３年９月３日的日本《每日新聞》報紙上，介紹了國會圖書館公開解密的１０個人的錄音帶，其中有町野武馬大佐在１９６１年口述的“張作霖爆死事件”、牟田口廉也中將在１９６３年口述的“盧溝橋事件”、藤山愛一郎在１９８１年講的“日中關系”等。由新加坡政府管理的新加坡口述曆史館，也工作幾十年了，其中有工作者２０多人，訪問了１千多人，收藏有錄音帶１萬多盒，出版有《新加坡先驅人物口述曆史訪談目錄》（１９８４年）、《新加坡多元種族社會》（１９８９年）、《口述曆史手冊》（１９８８年）等。
現代最早搞中國口述曆史的專家，是美籍華人唐德剛教授，他從１９５７年開始參加美國哥倫比亞大學中國口述曆史學部的工作。他完成的《胡適口述自傳》、《李宗仁回憶錄》、《顧維鈞回憶錄》等書，在全世界發行百萬冊以上。他對口述曆史的見解是：“所謂口述曆史並不是一個人講一個人寫就能完成的，而是口述部分只是其中史料的一部分而已。一般而言，大學者的口述史料大概有百分之五十、六水；非學術人士的口述史料只有百分之十五、二十左右。……口述曆史是活的史料，其他史料是死無對證的，口述曆史可以慢慢談，慢慢問，可以加以補充改正，而其他曆史就不能如此。”這是他的經驗之談，可惜不能作爲定義用。臺灣的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在郭廷以教授領導時，接受了胡適先生和唐教授的建議，擬定了一個口述曆史的訪問計劃，“其目的在廣泛搜集當代人物的有關史料，爲民國史留一忠實而深入的紀錄，並備將來之研究”。此計劃從１９５９年１２月開始執行，至１９７２年９月，由沈雲龍先生負責，訪問過７０余位重要人物，一般每人談話幾十次，皆錄音和整理成記錄稿。此事成爲該研究所當時一項重要工作，整理稿則從１９８２年開始，以《口述曆史叢書》形式發表，到目前已有３０多本出版。該所于１９８４年１月２６日又成立口述曆史組，繼續新的訪問工作，累計受訪者已達１６０人以上。他們還在１９８９年１０月出版不定期雜志《口述曆史》，企圖成爲“中國口述史學”的公開園地。他們的近況由于聯系中斷，難以詳述。總之，在臺灣的口述史學，由于近代史所的牽頭而得以形成和發展，他們一般采用美國式工作程序，以重要人物爲訪問重點，已經積累了３０多年工作經驗，收集到大量錄音及記錄稿。相比之下，我們內地雖有了一些零星的口述曆史整理，但尚無系統的工作計劃和措施；雖有了一些熱心的口述工作者，但缺少一個牽頭的學術機構來安排；而更主要的是口述史工作經費匱乏。（據說在美國，整理完成一盒錄音帶的平均費用是１００至５００美元）
開發口述史學，是對死資料研究的一種互補。口述史料的重要性決不在文獻檔案以下，而且是檔案中的一種。當前更因欠缺過多，而形成“搶救”活史料問題！回憶６０年代初始，全國政協周恩來主席呼籲老人們寫下自己親曆、親見、親聞之事情，遂産生大量回憶錄，以《文史資料選輯》名稱發表了１００余部。限于當時情況，絕大多數回憶錄的書寫過程，沒有曆史工作者參加，而且主題內容有限定。到現在，了解２０世紀前半葉中國的老人多已風燭殘年，此時不“搶”，更待何時？筆者就經曆過，兩天前的約會，因老人去世而作罷。而且，許多老人願意把經曆介紹給年青一代，其中不少人是不願意動筆而願意講述。那麽，只有依靠科技設備和訪問者合作，才可能獲得活史料。還要注意一點，現在有一些創作者，以老人爲居奇可用的材料，編創一些像曆史的小說體傳記。例如茅以升院士在１９８５年告訴筆者：現在有一本寫他的書，書中的茅以升講了不少他自己沒有講過的話。本來口述文學在中國是相當發達的，但它與口述史學範疇不同，曆史的真假在史學中是不容混淆的，假得再合理也不能夠算是真的。
總之，中國口述史學的展開和研究，已經急迫地提到日程上了。我們應該承擔時代的責任，不能再假裝視而不見，更不能等待外國人來代替我們完成此項任務。
筆者采用口述曆史方法已經十幾年，在國內走訪過８０歲至１００歲老人近２００人，整理錄音，拍攝照片，經費自籌，設備是朋友贈送。今年完成一部口述史書：《早年留日者談日本》，起因是１９９３年筆者在日本客座研究時，深感中日間理解之困難。回國即向早年留日前輩１８人請教，將其中１４人的錄音整理出來成爲此書。顯然，筆者的訪問計劃與前述臺灣近史所的計劃有一點較大的不同，即不是以人物生平爲中心，而是以研究主題爲中心，請不同的人來談同一個有意義的主題。筆者這樣做的原因很簡單，是經費嚴重短缺而逼出來的辦法，不過這辦法頗有特色，很適用。

四、口述史學的基本方法

口述史學的方法是一種生動的綜合方法。對于每一位有志者來說，需要在基本訓練和認識觀念方面進行綜合培訓；在准備、進行、整理、著書等各個階段，需要掌握不同的條件與因素，以對應不同的難點；尤其在與受訪者進行錄音談話時，文化修養和聰明的頭腦會起到關鍵性的作用，得到驚人的效果；還有，對工具的運用也有多種技巧。可以說，當你決定嘗試用口述方法時，你已經開始沖破傳統方法的拘束，已經在進行嚴肅的分析和勇敢的探索，值得在筆記中記下來了。筆者曾經聽某人說過：“中國口述曆史還沒有提到日程上。”這是一種遁詞，是懶漢的時間表。筆者也曾經見人寫過，說是搞口述史學的人，要具備五大條件：（１）基本的史學素養。（２）足夠的近代史知識。（３）寫真傳神的大手筆。（４）繡花針的細密功夫。（５）大刀闊斧的遠大識見。這幾條可是夠嚇人的，筆者要是在做這項工作之前看見，恐怕就會不敢幹口述曆史工作了。倒是如果將時間先後反過來看，即通過搞口述史，在這五方面都會有長足進步，我是願意自我作證的。
口述曆史工作者除了有明確的思想性以外，還要運用複雜又細致的組織技巧。組織者—訪問者—受訪者—研究者，要從衆多因素的配合中爭取得到最佳收獲，絕非容易成功之事情。組織者必須能夠判斷口述史主題和訪問範圍，還要進行籌集資金及管理工作。例如一個有意義的、有可讀性的、可操作性的主題，也並不是一想就來的。組織者在主題範圍內，要安排對訪問對象的了解和制訂訪問計劃，還需要申請和控制適度經費，約集訪問者，配備設備，對訪問的事前訓練，訪問中的資料管理，對錄音的文字加工等一系列工作，組織者都必須照料到，任何一個環節出差錯，都會嚴重影響工作進程，其中包括對知識産權的法律安排；訪問者需要熱情又實在，有訓練的頭腦及配備現代工具，在精神上和身體上都要准備吃苦頭；受訪者一般年齡偏大，事情較多，幹擾因素也偏多，所以應該做好談話的精神准備。又由于受訪者回顧經曆時，往往會受到事後經曆的影響，使原來事情增加了變形的色彩。因此，當受訪者與之談話時，訪問者警惕不要被動陷入受訪者的變形觀念中，但也不能夠與受訪者形成語言上的大沖突，這無疑是對訪問者的更高要求，因爲他是談話的主導者；整理者及研究者在訪問結束之後，利用寶貴的錄音和相片，配合文字史料及遺物，將錄音的聲音提煉升華成口述文字稿，這是一種藝術性的工作，要將重複多余的言語刪去，要處理好談話中的矛盾不妥處，要處理好談話與文字史料間不一致的地方，既要保留受訪者談話特色，又要文字通順；最後寫成文字稿形式的口述史料，再經受訪者審查簽名同意，就可以爲研究者使用或者編輯公開發表。以上各個環節，如果沒有“十年磨一劍”的精神和合適的方法，恐怕是難以成功的。這些相關人士如想完滿成功，最重要的是密切合作和嚴格的工作程序，因爲調動不同資曆的老人爲一個訪問主題而向你“口吐真言”，這本身就說明工作的難度和樂趣，其間很大程度是依靠訪問者的准備和現場的表現。

　　 五、中國口述史學目前的困難

經過７０年代國際上口述史學的發展高峰後，目前國際口述史學是進入軌道的平靜，他們抱怨的是錄音太多，多到了難以整理出其中有用的部分。
筆者在１９８９年曾著文：“中國口述史學芻議”，呼籲將中國口述史學安排進國家研究計劃中，並希望至少有一個學術機構出面來承擔。但是很遺憾沒有得到回應。１９９５年筆者又寫了兩個申請報告，也是如石沈大海。
國內學術界中一些人對口述史學各有各的看法，有興趣盡管談，象彭衛、孟慶順、沈固朝等先生都發表過言論，關心中國口述史學發展的可行性，還提出不少方案，涉及社會史、生活史、婦女史、心理史、民族史、戲曲史等等方面。他們希望通過講述中國口述史的重要性來呼籲別人做此項工作，而筆者略有不同之處就在起而行，從幾個迫切的主題展開口述訪問工作。
目前國內熱心的探索者太少，這恐怕與我們的學風有關系。學術界中坐而論道的學者頗多，評頭論足的也不少，深受門戶派別、官位職稱的幹擾。要想認真嘗試田野作業與書齋作業相結合的實踐，用一用口述方法，尚非易事。因爲只有曆史才永遠承認這種辛苦勞累的價值。
其實很多人都明白，中國口述史學目前的關鍵困難，是缺乏經費。至于願意進行中國口述史的朋友們，肯定都不會在沒找到經費前就去開展工作。但是，無論如何，都不要做昧良心的口述史。因爲不管多少錢，都不能夠改變曆史的真實性。中國傳統有一種“刀筆吏”，總想把出錢人描繪成不食人間煙火的活神仙，只有大優點，頂多再附點小缺點。其實神仙沒血沒肉，在曆史上從沒生存過，誰要學習？口述史工作者的頭上是懸著真理之劍，責任重大，其成果是要對人類曆史負責的
http://www.xingzhi.org/culture/history/28255_3.html

《口述史學》怎會只僅五十多年的發展
中國五千年的歷史的內容
稗官野史不是佔了相當的份量
(雖然無法列入正史)

阿你沒聽過&quot官大學問大&quot&quot官方說了才算&quot嗎
不是從深宮內院出來的資料
哪值得奉為圭臬~

少在那兒曲高和寡了
一般升斗小民只關心與自己生活同調的時事
最好還有頗具戲劇性與話題性的內幕消息
---譬如說各類的宮廷秘辛

...
狗改不了吃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