評過韓日學生運動,現又評中國《五四運動史》(龍田,1980),那台灣的呢?
不是已評過《學運世代》!《五四運動史》可是周策縱的代表作。
http://mypaper.pchome.com.tw/news/souj/3/1305022246/20080325062147
啥「五四、六四、七四」的?看下我的舊文(含後評《天安門一九八九》)吧(又自吹了!)
《台灣共犯體》第六章 近代中國與台灣‧八、啟蒙運動
(一)運動的本質與背景
張玉法將民國時代的白話文運動、五四學生運動、問題與主義論戰、社會主義論戰、東西文化論戰、科玄論戰、中國社會史論戰等統稱為「啟蒙運動」。其理由是這些運動均以思想文藝為核心,強調理性、以科學代替迷信、以思想代替信仰、以懷疑代替傳統的權威,帶動了整個社會政治及文化的革命性變革(四七四p253)。他認為稱之為「新文化運動」不適合,因運動及所影響之層面不只文化;稱之為「五四運動」亦不當,因五四運動的主體乃1919年5月4日的學生運動(p253)。(周策縱的《五四運動史》是以廣義的、即張玉法「啟蒙運動」來論「五四運動」)
可是張氏「啟蒙運動」之判準也有問題,因西方啟蒙運動的政治理性(洛克)、科學理性(牛頓)、經濟理性(亞當斯密),以現今而言也是一種信仰、迷信或權威。所以並非反傳統、強調理性便是「啟蒙」。就中國而言,儒家思想是種異於信仰的實行理性。儒教社會才是一種權威、信仰或迷信。雖然二者並非絕對二分。
繼前述析判啟蒙,在此以三個標準來判啟蒙抑啟盲:一、徹底自覺到且批判自己思想及行為的基本預設之盲點,這種啟蒙在歷史上尚未出現。二、清楚地了解引入的及自己的思想制度之本質,就此而言,西方十八世紀啟蒙家對中國的理性、自然法、及典章制度等之崇拜,乃是一種「啟盲」。民初的新文化運動者對中西文化更是啟盲,甚至至今兩岸知識分子對中西文化,大多仍是啟盲。三、運動者能否找到一有效解決分裂與衰亡的危機,並走出現代化的道路。就此而論,自由主義、國府、中共均是啟盲。
民初啟蒙運動背景如下:
1 國際背景。知識分子未能深知西方傳統的外交及民族主義的理論及實際,所以在巴黎和會才會對威爾遜的廢除秘密外交、保障弱小國家的政治獨立、和民族自決等產生幻滅。未能深知西方資本主義,故對它在西方所產生的成就和弊病,才會羨慕和迷惑,而試圖將資本主義及社會主義未加深思地引入自己尚不明的傳統結構中。加上當時西方正處思想文化激變期,知識分子便各自帶回所學,而加劇了國內的紛亂。
2 政治背景。知識分子在軍紳政權下,不但無法發揮民主力量,反招各種壓制。
3 經濟背景。戰後民族工業遭列強威脅,知識分子對產業發展的期待落空,紛紛批評現況。
4、社會背景。知識分子喪失了先天的科舉仕途,又缺欠後天的工商出路。大量游離的知識分子,成為反對運動的同路人、外圍組織、及精英幹部,帶領充滿悲情的群眾,走上啟盲及滅亡之途。
5 歷史背景。知識分子順著器物-制度-思想文化,將中國現代化之受挫歸於傳統文化,而將他們美化簡單化的西方文化,與醜化簡單化的儒教社會,對比起來,展開了世上少見的徹底地反傳統運動。
兩岸有關五四及啟蒙運動的爭議到1998年5月4日北大百年校慶時又起爭端,台灣從几年前的去五四墜於貶五四,並認為極權獨裁的中共將五四定位為愛国科學民主,不合當時的民主科學,故無權庆祝五四。其實由本書析判可知,五四一開始即是一愛國運動,即使後來的民王科學也是種工具化教條化的口號,並不合西方的民主科學之基本要求,這不只在中國如此,後進國幾無例外,比如本書所析判之日本。
http://www.jslm.twmail.net/Data/Paper/History/LSTaiWanGongFanTi.mht