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化大革命》之書何其多，為何特評嚴家其、高臯的《文化大革命十年史》（天津人民出版社，1986）？
沒啥特別理由，就算紀念嚴家其曾參加六四民運吧：
這本書從1979年4月著手寫作，到1986年1月才得以完稿。這本書的資料來源主要有三個方面，一是“文化大革命”期間的《人間日報》、《紅旗》雜志、《解放軍報》和當時公開的出版物；二是“文化大革命”期間在北京街頭巷尾購來的形形色色的紅衛兵報紙、雜志和印刷品；三是“文化大革命”結束後，特別是近幾年公開發表的有關“文化大革命”的資料和回憶錄。爲了使這本書在所引史料上保持准確性，作者對第二部分資料做了篩選，對那些不可靠的，在“文化大革命”中流傳的內容，均未寫進本書。對這三部分資料，如涉及同一問題、同一情況，作者做了認真的分析、鑒定，使這本書盡可能保持曆史的真實性。
全書主要分三篇，分別是第一篇《需要更多的個人崇拜》、第二篇《林彪的崛起和覆滅》和第三篇《江青和“文化大革命”中的政治》。
嚴家祺（嚴家其）（1942年12月25日－），生于江蘇常州西郊蔔弋鎮， 1959年至1964年在中國科技大學應用數學和電子計算機系理論物理專業基本粒子物理專門組學習。畢業後進中國科學院哲學研究所。1979年2月在胡耀邦主持召開的“理論務虛會”上提出“廢除黨和國家最高領導職務終身制”。曾任中國社會科學院政治學研究所首任所長，中華全國青年聯合會常委、北京市人民代表、中國行爲科學學會副會長。1986至1987年曾在趙紫陽領導下的“政治改革辦公室”工作。六四事件後流亡美國。1989年曾任總部在巴黎的“民主中國陣線”首任主席，1994年從法國移居紐約後曾任哥倫比亞大學訪問學者。嚴家祺具有數學、自然科學、社會科學和哲學“多學科”知識，他在《霸權論》、《展望第三千紀》等著作文章中提出了“大尺度時間觀”。
先貼文革簡文，再補貼一長文：
文化大革命”指１９６６年５月至１９７６年１０月在中國由毛澤東發動和領導的政治運動。其發展過程分爲三個階段。
第一階段：１９６６年５月“文化大革命”的發動到１９６９年４月中國共産黨第九次全國代表大會的召開。這一階段的中心任務，是摧毀所謂“資産階級司令部”，向走資本主義道路的當權派“奪權”；目的是所謂變“資産階級專政爲無産階級專政”；運動表現爲“懷疑一切”、“打倒一切”、“全面內戰”。
１９６６年５月中央政治局擴大會議和同年８月八屆十一中全會的召開是“文化大革命”全面發動的標志。兩次會議相繼通過了《五．一六通知》和《關于無産階級文化革命的決定》，對所謂“彭真、羅瑞卿、陸定一、楊尚昆”反黨集團和“劉少奇、鄧小平司令部”進行了錯誤的批判。根據《五•一六通知》，５月２８日中共中央發出通知：設立中央文化革命小組，由陳伯達任組長、康生等任顧問，江青、張春橋等任副組長，並規定“中央文革小組”“隸屬于政治局常委之下”，以後，文革小組逐步取代中央政治局和中央書記處，成爲“文化大革命”的實際指揮機構。
八屆十一中全會後，全國掀起批判“資産階級反動路線”的狂潮，矛頭直指劉少奇、鄧小平。紅衛兵突起，並在全國範圍內進行“大串連”，他們把中央文革的旨意帶到各地，帶動了各地的動亂，使地方黨組織陷于癱瘓。１９６６年１０月５日，中共中央轉發中央軍委、總政治部的緊急指示，宣布取消“軍隊院校的文化大革命運動在撤出工作組後由院校黨委領導的規定”。從此，全國掀起了“踢開黨委鬧革命”的浪潮，除野戰部隊外，各級黨委陷入癱瘓，基層黨組織停止活動。接著，毛澤東主持召開以批判“資産階級反動路線”爲主題的工作會議，點名批判劉少奇、鄧小平，強調讓群衆自己教育自己，自己解放自己。會後，全國掀起批判資産階級反動路線的高潮。同年１２月，中共中央發出《關于抓革命、促生産的十條規定》（草案）和《關于農村無産階級文化大革命的指示》（草案），規定業余時間由群衆安排搞文化大革命，其方法也是采用“四大”。全國大動亂局面開始形成。
１９６７年１月６日，以王洪文爲首的“上海工人革命造反總司令部”等造反組織在江青、陳伯達、張春橋等策動下召開“打倒上海市委大會”，奪了上海市委的權，這就是“一月風暴”。１月８日，毛澤東表示支持並號召奪權，全國內亂由此加劇。
１９６７年１月至２月間，在中央召開的不同會議上，老一輩無産階級革命家對“文化大革命”的錯誤作法表示強烈不滿，對林彪、江青一夥誣陷迫害老幹部、亂黨、亂軍的罪惡活動進行鬥爭。康生一夥向毛澤東作了片面彙報。毛澤東批評了參與鬥爭的老同志，二月抗爭被誣之爲“二月逆流”。
二月抗爭被否定後，全面內戰，打倒一切的風潮愈演愈烈，在林彪、江青、康生一夥的操縱下，還掀起了所謂揪叛徒運動、“革命大批判”運動、清理階級隊伍等，制造了劉少奇、陶鑄、彭德懷、賀龍等無數冤案。到１９６８年９月５月，全國２９個省、市、自治區先後建立了革命委員會，實現了所謂“全國一片紅”。
１９６８年１０月，中共八屆擴大的十二中全會對“文化大革命”的理論和實踐作了完全的肯定。全會決定把劉少奇永遠開除出黨。全會通過的《中國共産黨章程（草案）》規定“林彪是毛澤東同志的親密戰友和接班人”。
１９６９年４月，中國共産黨第九次全國代表大會召開。林彪在會上作了“無産階級專政下繼續革命理論”的政治報告，林彪、江青一夥的骨幹分子進入中央政治局，大大加強了他們在黨中央的勢力。
第二階段：從１９６９年４月中共九大的召開到１９７３年８月中共十大的召開。這一階段的主要內容，是林彪反革命集團陰謀奪取最高權力，策動反革命政變被粉碎。這一事件客觀上宣告了“文化大革命”的失敗。此後，周恩來主持中央日常工作，使各項工作有了轉機。
黨的九大以後，全國進入“鬥、批、改”階段。這一階段的中心是要徹底否定所謂“修正主義路線”，貫徹九大方針，把全國各方面工作納入“文化大革命”的軌道。這一階段繼續開展“革命大批判”；繼續“清隊”，進行“一打三反”，清查“五•一六”分子，使清隊工作擴大化。而精簡機構、下放幹部，走所謂“五•七”道路，使大批幹部、知識分子受到迫害。“教育革命”又造成了教育質量普遍下降和教學秩序的混亂。１９７１年，江青炮制的《全國教育工作會議紀要》，嚴重壓抑了廣大知識分子的積極性。
１９７１年９月，林彪集團的反革命政變被粉碎後，周恩來在毛澤東支持下主持中央日常工作，在政治、經濟、外交等方面采取了許多措施，使各方面的工作有了轉機。但遭到江青一夥的攻擊。毛澤東也認爲當時的任務仍然是反對“極右”，從而使批“左”的正確意見被否定，“左”傾錯誤繼續發展。
１９７３年８月，中國共産黨第十次全國代表大會在北京召開。大會繼承了九大的“左”傾錯誤和指導方針，王洪文當了黨中央副主席。江青、張春橋、姚文元、王洪文在中央政治局內結成了“四人幫”，使江青反革命集團的勢力又得到了加強。
第三階段：從１９７３年８月中共十大召開到１９７６年１０月“四人幫”被粉碎。
１９７３年７月，毛澤東提倡批林批孔，以維護“文化大革命”。１９７４年１月初，江青、王洪文提出開展“批林批孔”運動，得到毛澤東的批准。江青一夥借機把矛頭指向周恩來，以實現其篡黨奪權的陰謀。毛澤東及時發現江青等人的陰謀，對他們作了嚴厲批評，宣布他們是“四人幫”，並指出江青有當黨中央主席和“組閣”的野心，使其陰謀受挫。
１９７５年初，四屆人大確定了以周恩來爲總理，鄧小平等爲副總理的國務院人選。會後，周恩來病重，鄧小平在毛澤東、周恩來支持下主持中央日常工作。他先後召開了軍委擴大會議和解決工業、農業、交通、科技等方面的一系列會議，著手對許多方面的工作進行整頓，使形勢有了明顯好轉。但是，毛澤東不能容忍鄧小平系統地糾正“文化大革命”的錯誤，先是號召學習“無産階級專政理論”，繼而發動了“批鄧、反擊右傾翻案風”運動。
１９７６年１月８日，周恩來逝世，全國人民以各種方式進行悼念活動，“四人幫”卻竭力壓制，加上“批鄧、反擊右傾翻案風”運動的繼續，激起了民憤。北京、南京、太原等地群衆自發地發動了悼念周總理、反對“四人幫”的聲勢浩大的群衆運動。中央政治局和毛澤東對天安門事件的性質作了錯誤判斷，將其定爲“反革命事件”，並錯誤地處理了鄧小平。
１９７６年９月９日，毛澤東逝世，“四人幫”加快了反革命步伐。王洪文企圖取代黨中央的領導。同時向上海民兵分發武器，爲叛亂作准備。１０月４日，《光明日報》登載“四人幫”炮制的文章《永遠按毛主席的既定方針辦》，僞造所謂“按既定方針辦”的毛主席臨終囑咐，圖謀執掌黨和國家的最高領導權。以華國鋒、葉劍英、李先念等爲核心的中央政治局，粉碎了江青反革命集團，從根本上挽救了黨、挽救了革命，結束了“文化大革命”這場災難。１９７７年８月，在中國共産黨第十一次全國代表大會上，黨中央正式宣布“文化大革命”結束。
１９８１年６月中共十一屆六中全會通過的《關于建國以來黨的若幹曆史問題的決議》指出：“１９６６年５月至１９７６年１０月的‘文化大革命’，使黨、國家和人民遭到建國以來最嚴重的挫折和損失。”“‘文化大革命’的曆史，證明毛澤東同志發動‘文化大革命’的主要論點既不符合馬克思列寧主義，也不符合中國實際。”“實踐證明，‘文化大革命’不是也不可能是任何意義上的革命或社會進步。”它“是一場由領導者錯誤發動，被反革命集團利用，給黨、國家和各族人民帶來嚴重災難的內亂。
http://baike.baidu.com/view/1921.htm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