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在《台灣共犯體之析判》由於目的在分析解構台灣的實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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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七章 台灣共犯體之析判
以前六章為基礎，本書目的在分析解構台灣的實相，乃是一種基於雙重共犯而構成的結構，它本身並非絕對的，而是諸緣所現的共同體，故稱為緣現共犯體，簡稱共犯體。
第一重共犯是指共同體的芻狗受到絕對論的芻化而成為共犯－－核心的掌權（如國府）或奪權（如李政權、民進黨）的絕對者（如二蔣、李登輝、台獨擔綱者），透過策略將社政經文化結構內的成員，納為絕對論（如三民主義、生命共同體、台獨）的精英（指各黨的黨政幹部）、同路人（含自由派知識分子）、參與者（尤指被動員的群眾）等之共犯。第二重共犯是指台灣的社政經文化結構間，彼此在主系統及子系統間的相互芻化。
相對於共犯體，民進黨為奪權建國而提出「命運共同體」，因為此說在台灣情結下極具煽動力，李登輝禁不住致命的吸引力加上無能於創造，於是好比執行民進黨的其他政策一樣（如台灣人的悲哀、台灣優先至上、國府乃外來政權、向228道歉、一中一台、二個中國、非一個中國政策、公民直選總統、參與聯合國、廢除叛亂條例、全民健保、老人年金……大概只剩改國號了。果真如此，李下台後便全力投入台獨正名運动，民進黨的陳政權反陷於被動，但為了選舉又不時要奮起與李拼正各。），李將之改頭換面成「生命共同體」。
本章分三路解構台灣的實相。第一路是結構的形成過程及反對勢力的權力鬥爭。第二路是國府在台的統治、挑戰及回應。第三路是知識分子在結構性變革中的共犯及芻化。
一、台灣社會結構的形成與反對勢力
台灣社會結構形成於住民彼此間為爭權，因血緣、語言、地域、職業、宗教、黨派等的不同，透過互動和衝突，而形成不同的族群、階級、及利益團體。
（一）清代之前的社會與反對勢力
決定清之前社會的主要政經因素有五：一、統治者分配權力的能力。二、早住民與漢移民間的互動與衝突。三、漢移民間占有土地的能力。四、漢移民間的械鬥。五、清末雙元經濟下的地主資本家。以上形成台灣清代移民墾殖特有的「墾首－大租戶－小租戶－佃農」的土地及階級制，其中的大租戶雖經劉銘傳及日據時的打壓而消失，小租戶在一次土次中也消失。但之前的社經結構主要都是由這些上中層掌權、指揮及運作（五八六p25-7，五八七p163-6）。
１、統治者對權力的分配
荷據、明鄭及滿清除了有透過政軍力量，分配給不同族群及個人不同權力的政治資源、經濟利益、軍事力量、及文化霸權等共相之外，尚有些殊相，比如荷據是透過王田、稅賦、及壟斷貿易等來掠奪早住民及漢人，明鄭及滿清均曾分封有功人員大批土地（五八六p25，五八七p108,158）。
在族群強弱方面，漢人憑著優勢，以合法或非法不斷掠奪早住民的生存土地。客家人在乾隆60年（1721）朱一貴事件有功於清而獲允移民至台之前，因天時地利人氣均不如泉漳人，加上明鄭、施琅、及大多統治者均為河洛人，先天上對客家人有偏見，故造成對客家人不利。
…………………………
故對清代之前的台灣（傳統政治）史較少著墨，接下來、趁幾篇書評，補之。
先來看《大航海時代的台灣》（貓頭鷹，2001）作者湯錦台的＜從被殖民到 漢人社會的建立＞（為免重覆介紹書的內容，我以（楨：…）夾評！）
兩股海洋勢力在台灣交會
十六、七世紀是中國沿海居民衝破朝廷海禁、冒險開闢海外事業的時期，也是第一波的歐洲人開始在亞洲大發現、大殖民的時期。原來孤懸海上不受注意的台灣，正處於從南洋到日本的航道上，也正好處在福建、澎湖對大洋投射的航路上。因此，兩股海洋勢力在這裡交會碰撞，乃是歷史的必然。最後是以起自中國民間勢力的勝利，荷蘭人的退出，開啟了台灣成為漢人主體社會的歷史。
但是荷蘭人雖然走了，卻留下了一些帶有歷史意義的重大問題，值得我們去探索。台灣在經過長期的歷史沉睡時期以後，為什麼在十七世紀一夜之間，成為東西方衝突的焦點？為什麼中國民間的海上武裝力量，最後能夠擊敗當時從非洲到南洋、所向披靡的歐洲先進勢力？在世界殖民史上，台灣能被漢人最後擁有的歷史意義是什麼？台灣對滿清的歸屬地位確定以後，它的地緣地位出現了什麼變化？在與西方接觸和受到西方治理的過程中，台灣獲得了什麼歷史經驗？
要探討這些問題，必須從十七世紀全世界格局的變化和對東亞產生的影響說起。
第一波全球化
從全球的意義上來說，十六、十七世紀歐洲人的東來，是人類有史以來第一波全球化的開始。它不僅打開了歐洲人同中國的直接貿易，也直接衝擊了東亞的政治格局，特別是火藥槍枝的運用，促成了日本的統一和統一之後的短暫對外擴張。
這一波的全球化以海運和海權的伸張為其主軸，台灣以其可以用來打開西方夢寐以求的中國貿易的優異地理位置，和從南洋到日本的中間站地位，受到了西洋人和日本人的垂青。雖然，開頭因為對這種優異性瞭解不足，和台灣本身尚未開發，而為最早期東來的歐洲人（葡萄牙人）所忽略，但是隨著時間的推移，它的有利地位就益發受到注意。因此，在進入十七世紀以後，荷蘭人、西班牙人甚至東亞北部的日本人，都無不想要在此佔有一席之地，以建立同中國的貿易據點。而中國人本身的海上武裝力量，包括在日本的閩南人勢力，在歐洲人帶來了對歐和對日的商機後，儘管有著朝廷的重重限制，並不放棄利用三不管地帶的台灣，作為中國、南洋和日本之間三角貿易的據點，因而也很早就在這裡建立了地盤。到了李旦和鄭芝龍等兩代人的實力壯大，並統合了零散商民與海盜後，中國人在台灣的活動性質，實際上已脫離了以福建閩南為基地的對台漁獵，和海上武裝搶劫的「國內經濟活動」範疇，被開始納入亞洲內部和跨洲的國際貿易格局之中。
但是，這個時期的國際貿易完全是以海上武裝力量為其後盾，沒有強大的武裝海船，和能夠適應遠洋海上生涯的充裕人力，就不可能與對手一爭長短。從王直一代開始的中國東南沿海商民和閩南人海外冒險勢力，正好為此提供了必要條件。
閩南海上勢力的興起
延緩歐洲人東進的步伐這些以人數龐大的閩南海商和船員為主的海上武裝力量，延續了從中國宋元以來的航海傳統。他們不但具備了中國古代製造大船的能力，也得風氣之先，在自己的船隻上安裝了從西洋人那裡學會而製造出來的大砲，像鄭芝龍的船隻就安裝有十六、廿甚至卅六門大砲。鄭成功進一步發展這些武裝力量，不但戰船上安裝有大量大砲，而且開始使用投擲式的火藥瓶。在這個基礎上，這些閩南海上力量，因為早期與日本海寇的合作和與澳門葡萄牙人、馬尼拉西班牙人及台灣荷蘭人的接觸來往，也顯然學會了更為先進的航海技術和遠航能力，同時，在作戰能力上，更能知己知彼和能夠結合西洋人與日本人的長處，這些都是無形的寶貴資產，使他們在當時的條件下，具備了足夠與西洋人和東洋人匹敵的實力。因此，在歐洲人競相東來、日本人對外伸出觸角的時候，能夠在沒有政府支持的劣勢下，形成同東洋人和西洋人鼎足而三的局面，並在日本因國內因素退出海上角逐之後，約束了荷蘭人在亞洲的進一步擴張，成為東亞海洋發展和海洋貿易的主導力量。
在這個意義上，由鄭芝龍到鄭經三代所延續經營的海上武裝力量，無形中也就延緩了歐洲人前進東亞的步伐。荷蘭是當時歐洲最強的海上王國，荷蘭的擴張受到約束，相對的，在亞洲海軍力量還不如荷蘭的英國以及法國等歐洲新興海上強權，在東亞的發展也自然難以超越這個王國。滿清領有台灣以後，初期政權穩定，農工商繼續發展，並在相當一段時間內，在台灣海峽仍維持和承襲了鄭氏三代所保留下來的海上穩定局面，直到其統治後期，因為國力衰竭而為不斷發展的歐洲新海上強權所擊敗為止。可以說，台灣能夠發展成為一個成熟的漢人主體社會，與這種相對平穩的東亞國際環境是密不分的。
鄭成功驅荷領台，改變台灣的命運從世界殖民史的角度，荷蘭人為漢人所取代，退出台灣的歷史舞台，也有其特殊的意義。如果，沒有作為漢人代表的鄭成功領有台灣，台灣本身勢將繼續成為歐洲人的殖民地，不但荷蘭人不會輕易將其放棄，即使放棄，繼荷蘭人而起的歐洲新興強權的英國也會虎視眈眈，西班牙人更可能遲早要捲土重來，而出現像當時的紐約，在西方人之間相互轉手的那種情況。以當時的滿清統治者而言，身為馬上民族，政權初立，對海洋發展既無經驗，也不會有興趣是不言而喻的（楨：那明鄭怎會亡於滿清呢？滿清又怎沒棄台呢？）。一旦歐洲人繼續佔有台灣，除非他們已立即成為其海防心腹大患，否則，清朝政府是不可能有積極進取台灣，趕走歐洲人的考慮。而台灣如果不被清人收入版圖，則其與印尼或菲律賓被西方人殘暴殖民統治三、四百年的命運，將不相上下。那麼，今天的台灣就像印尼或菲律賓一樣，又是另一種發展局面了。因此，鄭成功擊退荷蘭人的行動，使台灣出現了與印尼或菲律賓截然不同的發展命運。
從一六六二年鄭成功去世、鄭經繼位，到一六八三年台灣降清之後，由於清朝禁海，鄭氏政權為了維持生存，繼續利用海上貿易擴大生存空間，台灣充分發揮了對日本、對南洋進行轉口貿易的優勢，但是這種地緣優勢在台灣歸清以後便逐漸消失了。
康熙廿四年（一六八五年），清政府有限度地開放海禁，台灣的海外貿易角色很大程度上受到削弱，無法與大沿海口岸匹敵。一方面，大陸沿海商民紛紛自行北上日本，南下南洋；另一方面，各國商船獲准到福建、廣東、浙江和江蘇貿易，原來在台灣與鄭氏政權交易的英國人，也改轉到廈門、廣州、寧波等地經營。之後，因為洋商特別是英商多集中在寧波，企圖直接切入絲、茶產區，清政府擔心形成另一澳門，於是在乾隆廿二年（一七五七年）宣佈關閉福建、浙江和江蘇三省海關，從此廣東一省得天獨厚，全部對外貿易均由廣州進出，所有的海關業務全由十三商行壟斷。這種一口通商的局面，一直維持到道光年間鴉片戰爭前夕。因此，廣東海商勢力便趁勢而起，取代了曾經縱橫東亞海域的閩南海商。
在此背景下，當初跟隨鄭成功和鄭經父子轉移台灣的傳統閩南海上商業和武裝勢力的精華，也就隨著清代台灣海外貿易功能的漸漸削弱而被自然淘汰，無法再度稱雄台灣海峽和南洋海域，最多只能扮演對大陸的內貿角色。所謂「一府二鹿（鹿港）三艋舺」就是在這種情勢之下應運而生的。整個十八世紀的情形，大致上都是如此。
但是有失就有得，清初政權的穩定和經濟發展的結果，給台灣的經濟帶來了長足的進展，傳統的農業和商業都繼續發展，奠定了典型漢人社會的基礎。
就這樣，台灣在十七世紀為歐洲人佔領的歷史塵埃落定了，接續的鄭氏和滿清政權將台灣完全納入中國人的社會。荷蘭人在台灣的治理痕跡，很快就隨著時間的推移而煙消雲散了。
台灣沒有繼續成為吸收西方科技文明的窗口
然而，荷蘭作為當時歐洲經濟發展最發達的國家，同時也是現代資本主義的發源地，而其造船和地圖製作的技術在世界上更是首屈一指的。從現代意義上說，台灣接受過它近卅八年的統治，理論上，對台灣發展成為兼收中西文化之長的社會是具有得天獨厚的條件，可是實際上，由於荷蘭人始終只是把台灣作為其海外殖民帝國的延伸，除了殖民地式的甘蔗種植和對先住民的「教化」外，台灣社會所獲得的歐洲先進科技和文化其實是等於零，這不能不說是一個遺憾。反過來，在荷蘭人退出台灣轉變為漢人主體社會後，統治者繼續排斥同西方世界的接觸，並沒有像日本統治者對待長崎那樣，利用台灣的歷史經驗，把台灣當作吸收西方科技文明的窗口（楨：日本也長達二百年的鎖國啊！真要當作吸收西方科技文明的窗口也是緊鄰大陸的澳港而非台灣）。因此，台灣作為催化中國社會提早向現代化前進的一點作用，也被白白浪費掉了。連帶地，台灣本身的發展也受到了局限。
相對於中國人的固步自封，當時的日本雖然正處於鎖國狀態，卻一直都在注意西方的發展。日本統治者除了早期從英國人三浦按針身上學習造船和製圖技術外，在鎖國時期，還繼續從長崎的荷蘭人處學習西洋醫學、天文、地理等和其它科學，並有專人翻譯荷蘭文獻，定期向幕府報告，並使西方新知逐漸滲入民間知識階層。中、日統治者在學習西方事務上的態度差異，到十九世紀後期效果已經互見高下，日本現代化的步伐終於走到了中國的前面。而台灣則在中、日這場現代化的角逐中，在十九世紀即將結束之際，於甲午戰後從一個海權已經沒落的國家的手中，轉移到了另一個重新出發的海權國家的手中。
（楨：以上太從結果論美日貶中了，不合當時史實，參見《台灣共犯體》之下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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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章 儒教文化圈之分析……………………………………………１３４
一 日本之分析……………………………………………………
（十二） 日本現代化之分析……………………………………………
１ 日本知識分子對西方文化認識不足…………………………
２ 中日現代化之比較……………………………………………
台灣的歷史出路
今天，台灣的歷史又進入了一個新的轉折。在經歷了半個世紀日本的統治，和半個世紀與中國社會的政治隔絕之後，台灣正處於一個尋找歷史歸宿的十字路口。
四百年前，台灣因為靠近中國的地緣位置而受到世人的注意，從此開始了東西海權圍繞著台灣而展開的互動，台灣的歸屬就在每一次的互動，最後上升到戰爭的階段之後被決定了。一六０二年，荷蘭人攻打葡萄牙人佔領的澳門不果後，在一六０四年進佔澎湖一百卅一天。一六二二年，荷蘭人進攻澳門再遭失敗後，二度佔有澎湖兩年又四十五天，經福建官兵與荷蘭人在澎湖決戰後，一六二四年荷蘭人改佔台灣。一六六一年，鄭成功從金門、廈門發兵大員，對荷蘭人發動長達九個月的作戰後，台灣被納入了漢人的社會。一六八三年，清將施琅水師攻克澎湖，鄭克塽政權覆滅，台灣進入了大清的版圖。一八九四年，中日渤海戰役，清朝海軍遭日本瓦解，台灣讓與日本。一九四五年，中日二次大戰終結，台灣又再度被納入中國版圖。一九四九年，代表西方不同利益的美蘇集團各自支持的國共勢力，經過慘烈的內戰後，敗方退據台灣，勝方隔海而治，明末鄭氏政權與清廷隔海對峙的歷史局面重演。一九五０年，韓戰爆發，中美開戰，美國海上武裝力量進入台灣海峽，台灣再度被納入西方勢力範疇。五十年來，這種態勢基本保持不變，歷史似乎一再顯示，從十七世紀開始的在東西海權的交戰互動中，塑造台灣歸屬的歷史宿命到現在都還沒有完結。
而一些基本的歷史決定因素，也似乎在向我們證實著這點。因為台灣在中國旁邊的戰略地理位置一直沒有改變。四百多年來，西方海權國家追尋龐大的中國貿易利益的興趣一直沒有衰退，鄭成功祖孫三代在台政權同滿清對峙的歷史陰影，一直揮之不去。更重要的，東西方海權的互動較量，雖然已經經歷了幾個世紀，而西方介入的角色，從葡萄牙人、西班牙人、荷蘭人到英國人、法國人再到現在的美國人，一直不斷更換，但是最後的勝負結局卻還沒有出現。因此，也就似乎注定了台灣還要繼續承受這種透過戰爭決定歸屬的歷史宿命，並且隨著戰爭手段超越大船大砲向現代化升級，而面臨可能承受一場毀滅性打擊的命運。
或許有那麼一天，以當前中國與美國之間的抗衡為形式，以圍繞台灣的較量為主軸，以國家軍事力量為後盾，並且歷時長達四百年以上的東西文明互動和競爭，就會有了決定性的結果，到時台灣的最後歷史歸宿也就會隨之而塵埃落定了。但是，我們可不可能跳脫這種以戰爭來決定的歷史宿命，為台灣找出一條更好的歷史出路？（楨：那台灣的歷史出路始終決定於中國之強弱了？！）
http://oca.com.tw/sidepage/magazine/94/94th_1.html
再來看二段《大航海時代的台灣》官網上的讀者心得：
《大航海時代的台灣》是從全球歷史發展架構下，討論海權時代的台灣歷史，從原本單純的部落林立的原住民社會，如何在東西方國家之經濟貿易動機驅使下，成為貿易據點，最後由明鄭政權統治，從此塑造台灣日後以漢人社會為主體的過程。
書中先討論明代海禁政策下，從宋、元以來即位居全國海外貿易重鎮的閩南地區，為保護經濟利益，開始發展海上武裝勢力，聯繫日本九州、南洋華人。但地理大發現後，西班牙進佔馬尼拉，葡萄牙佔有澳門，欲打開對中、日的貿易障礙，又因荷蘭人東來加入競逐而越加複雜，「福爾摩沙」之名就是葡萄牙水手對於台灣稱呼美麗之島而來，日本的豐臣秀吉亦曾想要染指台灣而招撫並不存在的「高山國王」，台灣從當時起，就註定其成為東西方軍事角力及經濟轉運基地的命運。
荷蘭攻打葡萄牙人佔據的澳門失敗後，轉佔澎湖，因明朝政府圍剿，荷蘭接受明朝官員建議東到台灣（當時並非明朝領土）（楨：只是明地方官員之見，並未獲中央正式文書認可，參後評楊彥杰《荷據時代臺灣史》p.31），企圖以此作為聯絡中、日貿易的殖民地，並開始招募漢人移墾，而作為閩南海上武裝力量領導的鄭芝龍、鄭成功父子，亦因貿易利益而與荷蘭之關係時好時壞，後因鄭成功在大陸之發展受到滿清政權之壓迫，轉攻台灣，驅逐荷蘭人，建立明鄭政權，台灣歷史從此進入另一個局面。
本書最後提出的問題，很值得大家思考與辯證：作者認為台灣如果沒有明鄭政權擊敗荷蘭人，建立漢人主體社會，則今日台灣將會如同西班牙（後來轉由美國，楨：此非台獨之願？）殖民的菲律賓，或荷蘭殖民的印尼一般，因歐洲殖民者之暴政及剝削而阻卻日後的發展機會。又台灣與同時期荷蘭建立的殖民地「新阿姆斯特丹」（即今日的紐約）相比，因荷蘭人在當地沒有辦法利用印地安人原住民的勞力開墾，於是從西歐各國招募移民，建立了日後美國移民立國的基礎，而在台灣，荷蘭人得以招募鄰近的中國大陸的漢人作為勞動力，於是，台灣因此成為漢人移民的社會（楨：美洲之黑奴呢？）。四百年來，台灣位居中國東南邊的戰略位置沒有改變，而西方各國及日本對於參與中國貿易的興趣始終未曾減弱，台灣不免會被捲入此種東西方強權競逐政經利益的漩渦中，是否有可能跳脫此種宿命般的歷史命運而找出更好的出路？
身為台灣人的我們，都不免要認真嚴肅地面對此一問題吧！
第一次嘗試寫台灣史的書評。對於我而言，有很多因素導致我對於台灣史興趣缺缺，雖然，我很喜歡讀歷史方面的書籍。其中，尤其以政治方面因素最令我感到反感。由於自己大學時讀的是政治相關科系，更讓我很容易在台灣史的論述中嗅出政治味（就算沒有，也容易被政治人物用來當作政治操作的武器），再加上當前台灣的整個政治、社會的大環境完完全全是個只有意識形態，不論黑白是非的撕裂狀態（也因此讓我對於這些東西越來越冷漠），觸及台灣史一旦處理不好，很容易令自己陷入藍綠之分的無謂爭執，因此對於我而言，對於台灣史我始終採取的態度是保持一個適當的安全距離。
然而，「汝為台灣人，竟不知台灣事」，畢竟是句很痛但卻也很實在的一個問題。身為一個在台灣長大，又喜歡看歷史書籍的人，不了解台灣史似乎也說不太過去，因此，我一直試圖尋找能夠以較為客觀與歷史的角度作為論述方向的專書，而最後我選定的，就是這本「大航海時代的台灣」（楨：此書又客觀與歷史的角度了？）。
以我個人的眼光來看，這是一本非常優秀的一本台灣史著作，它把台灣置於世界史的脈絡之下（楨：西方殖民史觀吧！明清王朝如依《大航海時代的台灣》作者湯錦台所願，走西方海外殖民之開放國策，那之後世界至少亞洲或東亞便是中國人的世界，但如此一來，豈非「非中國人」之禍了？另外，此種海洋史觀，忽略了當時真正威脅明清王朝政權的是來自陸地、清末除外，明清當局怎可能事後諸葛般地預知西方海洋強權世代的來臨？即便偶有人先知、也不足於扭轉基本的陸權國策，更何況即使後覺如清末自強運動和德日維新，也終敗於日英美。而這早有西班牙無敵艦隊和法國拿破崙敗於英之前鑑），來探討台灣如何由一個純粹由先住民居住的世外桃源（楨：真世外桃源？），步向一個漢化社會的過程。基本上他論述的年代絕大部分集中於17世紀這個西方人開始進入東方世界尋求貿易與殖民的海洋世紀，而他寫作的方式則是分別以中國、日本、葡萄牙、西班牙以及荷蘭等國家作為敘述上的主體來勾勒出台灣在當時歷史發展上的獨特地位。
簡單來說，循著本書的脈絡，我們可以清楚的看出台灣的開發與葡萄牙人、西班牙人、荷蘭人等等西方的海上強權希望藉由與中國貿易獲取商業利潤的行動有關。而若要把台灣開發史的時間更往前推，則可以追溯到15世紀末16世紀初期中國東南沿海以及東南亞一帶日漸興盛的海上貿易。然而不論從哪一個國家的角度來看，嚴格說來，在早期台灣開發的歷史上，其主要功能主要仍是扮演著商業貿易上的轉運站，同時也因為如此台灣也逐漸成為當時東方海上航線上一個相當重要的戰略要地，而這也正是台灣逐步開發的原始因素。
同時，透過作者的研究，我們也可以清楚的了解到，雖然明朝一度施行海禁，然而沿海一帶的中國在17世紀其實海上活動是非常活躍的，尤其諸如王直、鄭芝龍之流的所謂「海商」其實在當時的國際航線上堪稱雄霸一方，尤其鄭芝龍更是威震四方，甚至迫使當時西方最強大的海上強權荷蘭，都無法與之抗衡。這也讓人不禁假想如果中國在當時即以交流代替鎖國，並讓台灣與中國沿海地區與西方持續發展貿易活動，那麼歷史的走向也許會轉往另一個不同的走向吧？
因此作者在本書的最後，採取了一種循環論的觀點來作一個總結：
台灣在中國旁邊的戰略地理位置一直沒有改變；四百多年來西方海權國家追尋龐大的中國貿易利益的興趣一直沒有衰退；鄭成功祖孫三待在台政權同滿清對峙的歷史陰影一直揮之不去；更重要的是，東西方海權的互動較量，雖然歷經了幾個世紀，而西方介入的角色，從葡萄牙人、西班牙人再到現在的美國人，一直不斷更換，但最後勝負的結局卻還是沒有出現；因此也就似乎注定了台灣仍要繼續承受這種透過戰爭來決定歸屬的歷史宿命……..
最後作者以一個問題的方式結束本書：「我們可不可能跳脫這種戰爭決定的宿命，為台灣找出一條更好的歷史出路？」
這真的是一個很好的問題，也是一個很難回答的問題。歷史的悲劇會不會一再重演我們並不知道，但是有一件事卻是清楚的：學歷史的目的其實即在於了解事件的過去以尋求解決未來的方法。了解台灣的歷史並不是要我們去恨別人，去咒怨別人，而是要讓我們能夠循著歷史發展的方向，找出一條適合自己發展的道路。因此我們需要的是遠見與世界觀，而絕非畫地自限或者意識形態。（楨：問題在於「歷史的唯一教訓是人不會從歷史中記取教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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