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時長期來太迷信織絲分子、專（門騙人）家邪者的良知理性了，豈不知那些人大多也是依意識形態，選舉性發聲、失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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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會精英不該對「反民主」噤聲＞中時社論2007.12.01
陳水扁在脫口說出「正在思考戒嚴」之後一天，大概發現事態嚴重而改口，但也發揮了「引蛇出洞」的效果；連日來若干知名人士的胡亂發言，嚴重暴露台灣社會對民主價值的理解不足。這樣殘破的民主認知，其實是非常令人擔心的。在解嚴廿年後的今天，我們認為仍然有必要對台灣的民主現況，做一番解析與警醒。
任何了解民主ＡＢＣ的人都知道，戒嚴是在社會發生戰爭或叛亂等極端混亂情況下所做的緊急措施；它大幅擴大了軍警的行政指揮權、也可以暫時接管司法權。簡單的說，戒嚴的頒布等於是凍結了民主，幾乎是回到行政權統馭一切的「帝制」。這對於歷經數十年一黨專政、白色恐怖等滄桑史的台灣而言，是何等嚴重、何等不堪的事？可是，台灣人民在享受了近廿年承平民主之後，竟然有這麼多人不知珍惜我們可貴的民主，令人震驚。
最令人遺憾的，當然是若干御用媒體的主持人與所謂名嘴。這些人未曾在台灣民主奮鬥史上投入或參與，卻是率先發難要求總統頒布戒嚴的人。他們知識貧乏、民主概念不及格，除了偏狹的意識形態之外，只剩下兩張視當權派意志而制約反應的嘴皮，才會輕率地挑起戒嚴的話題。其次，則是國防部長竟然在立法院答詢時表示，戒嚴後將由六軍團司令接管台北市長職務，而若是立法院不同意戒嚴，他將服膺「統帥」的命令，這種對民主的了解簡直是近乎愚痴。當然，輕忽戒嚴危害的還包括若干習慣做政黨打手的民意代表。他們爭相對外表功，「向陳總統提出戒嚴之議的是我」，足見其盲目爭寵的荒誕。
我們的社會也有一些自詡為社會精英者對近來台灣的反民主傾向保持沉默，同樣令人遺憾。八年前，當年中研院院長李遠哲先生結合了兩位大學校長、若干位企業家與藝文人士，共同發表了「向上提升、向下沉淪」的宣言，把陳水扁先生送進了總統府。他們當時的呼籲，是希望改變當年執政者的黑金掛勾、促成政黨輪替，希望藉此將台灣帶向康莊大道。但是任何人也都了解，黑金固然是惡、一黨專政固然易於腐敗，但改變黑金與扭轉腐敗都必須要依照民主的理念、要遵循民主的法制而為。換言之，民主的價值是在政治清明之上的，更是在任何統／獨、左／右、本土／非本土等立場選擇之上的。任何人若表明要凍結台灣民主，則一切政治清明的訴求都只能期待於掌權的獨裁者，不再是人民作主，這不是墮落是什麼？準此，民主與反黑金價值之輕重，當然也就不辯自明了。
李遠哲先生八年前提出政黨輪替、消除黑金的呼籲，當然是出於對台灣社會的善良期待；八年中即使黑金更形猖獗、輪替未見成效，大家也只能怪自己當年的判斷不清，尚不能據此而貶抑其呼籲。但是，倘若當今社會的名嘴在唾棄民主、鼓吹戒嚴、猖言「敉平動亂、宣告選舉無效」，而主政者亦不斷地以切割、撕裂、二分等手段損毀台灣的民主根基時，則這批人就是在毀敗價值位階更高的「民主」。這個時候，當年帶領台灣人民走入如此險境的社會精英，就沒有再保持沉默的權利了。現在台灣面臨的，不是黑金或清明的選擇，而是人民做選擇的民主基礎受到挑戰。無論如何，台灣人民若是可能從「有選擇的不清明政治」跌落至「沒有選擇的戒嚴政治」，當年的始作俑者，不但沒有悶不吭聲的自由，恐怕連道歉一百次，都不足以謝罪國人了。
很遺憾地說，台灣的政治人物與若干御用名嘴竟能將一個投票流程的技術問題、或是本土／非本土的假議題，上綱到一個以戒嚴手段摧毀民主的狂想主張。我們要正告所有政治人物一個簡單的政治學理：所有的統／獨、本土／非本土選擇，都築基於民主；所有的憲政主義、法治國理念，也是築基於民主；進一步言，幾乎台灣所有的價值，都繫於我們的民主。誰膽敢破壞台灣的民主，誰就是全民的公敵。而那些當年製造國王的人（king maker），如今果然創造了帝王，還有噤聲不語的權利嗎？
當邪惡受到鼓勵 人民就遭到懲罰＞中國時報 2007.12.10南方朔
「大中至正」和「中正紀念堂」的拆牌野蠻荒誕劇終於成了過去。而非常好嘉哉的乃是開車把記者撞成重傷的彭盛露乃是民進黨的未繳黨費失聯黨員。因而無戲可唱，如果這個人是個甚麼外省老芋仔之類的人物，我們看著吧，更亢奮、更煽動的拆牌續集，必將在一片鼓噪聲裡把整個台灣全都淹沒了！
而這早已是台灣人所共知的事實了。打從去年的北高兩市選舉起，一直到明年「一一二」立委改選，「三二二」總統大選，「批蔣」和「清算」早已成了既定的策略手段。從中正機場改名，中正紀念堂改名拆牌，兩蔣浮厝的迫遷，到「國民黨殺台灣人不只一百十二萬」，「國民黨挖國產給老芋仔，挖掉台幣一兆一千億」；再到二二八究責條例株連三親等，最後到明年二二八的搞三百萬人群眾運動，這所有的一切，都是精打細算過的戲碼。昔日的共產黨在取得政權後搞「憶苦思甜」這種轉型正義，而今天的台灣無甜可思，因而談甚麼經濟民主課題當然不會有選票，遂格外要把過去加油添醋的搞上去。只有在批蔣清萛裡，才可以藉此鼓動出族群對立的亢奮，而亢奮的嗜血性確有短期填飽肚皮，轉移不滿的效果。
而台灣當權者的這種政治操縱模式，會在台灣逐漸自由民主化的過程中出現，其實一點也不讓人訝異。自由民主確可打開一個國家社會的許多空間，但歷史卻經常有其嘲諷性，那就是空間擴大了，最先搶進日程表的通常都不是進步提升的力量，而是詭譎邪惡這種被深埋在人性底層的元素。過去這幾年隨第三波民主裡邪惡的問題日益嚴重，對邪惡問題的研究也開始興起，這方面的一些分析與觀察，倒是很值得我們警惕。
當代研究邪惡問題的學者，美國布南迪斯大學教授羅逖（Amelie O.Rorty）在《邪惡的諸多容顏》裡即指出，邪惡與貪婪敗壞共生，最後邪惡成了掩獲貪婪敗壞的手段。當有權力的人掌握權力後，最先的行為通常都是貪婪敗壞，而當這種貪婪敗壞已無法避免的表面化，這時候邪惡這個心底深處的力量逐開始發揮作用。他開始為自己的貪婪敗壞尋找卸責出口，於是同中求異、陰謀、仇恨等一切可以派上用場的工具都成了他的護符，而一旦這種手段奏效，他的心就會愈來愈硬，最後會將本來只是卸責手段的邪惡技倆內化成一種自我欺騙，自我神聖化的信念，這就是羅逖教授所謂的「邪惡溜滑梯」，它很快就讓人的本性滑到底。人類的第一起邪惡是《聖經．創世紀》裡的該隱殺其弟亞伯。人本來就應該照顧自己的家人，當該隱因為對兄弟亞伯的嫉恨而敢於大聲說出「我豈是看守我兄弟的」，這已是溜到了邪惡滑梯的底點。這正如同政治人物本應是看守同胞的，當他把同胞的仇恨對立變成自己的政治資產，這也是邪惡滑梯到了底！
因此，邪惡之所以可怖，乃是邪惡者在敗壞了自己時，也一併將邪惡像塵埃般撒佈到更廣大的社會空氣中。邪惡在習慣化之後，會把父母教我們的正直與善良棄若糞土，並以「為達目的而不擇手段」沾沾自喜，這乃是普林斯頓大學高等研究所瓦澤爾（Michael Walzer）所謂的「髒手政治」。而我們不能否認，為達目的而不擇手段的政治在某些特定時刻確實會在人們嗜血的亢奮中得到僥倖的勝利。問題在於所有此類勝利都不可能像馬基維里所相信的「手段被咀咒，結果受歌頌」，而是當邪惡受到鼓勵，人民就會遭到懲罰。今天的台灣老百姓不就正被懲罰嗎？
因此，政治的邪惡是可怕的，人們不可能在今天出賣了靈魂之後，宣稱明天還可能找得回來。當邪惡與權力並存，政治所有的基本目標和法治、責任、寬容、尊重就會全部消失。而讓幫派、奉承、分贓、欺壓等都得到機會。當邪惡傳染到整個體制。就會造成體制的不務正業與崩壞無能。今天台灣不就是個例子嗎？
有鑒於政治邪惡之可怕，近代最早研究政治邪惡與罪惡的思想家漢娜鄂蘭（Hannah Arendt）遂指出：「只有那些對人類會造成無可逃避的罪惡知道恐懼的人，以無懼的、不可妥協的態度，在任何地方反對這種不可測度的邪惡，人類始可有厚望。」
只是話儘管如此說，面對政治的邪惡與不擇手段，當它初起並訴諸集體亢奮時，除了極少人之外，多數人，特別是所謂的知識分子，多半會在畏懼下刻意閃躲，以求明哲保身，有些人則急忙附和並表現得更加神勇以求利祿。前面已提到的羅逖教授即指出：「面對政治的邪惡，散漫而猶豫的反對，其實只會讓他們變得更相信自己的厲害與高明。邪惡只有改變時代的整體環境氣氛始能讓製造恐懼者知道畏懼。」
但對這一點，我們台灣的知識分子表現得如何呢？我們每個人都會自鳴清高地說出「不要搞撕裂分化族群」之類的空言，但每逢具體的問題出現，究竟誰是因、誰是果這種基本的因果責任就不再敢去談論，而只會將一切簡化成最安全的「不要藍綠惡鬥」。「安全的批評」乃是台灣當今的主流，無論發生任何問題都刻意閃避掉要點，而以各打五十大板的方式發言。台灣的權力加速惡質化，這種鄉愿式的「安全的批評」，其實在某種意義上是扮演了護航者角色啊！漢娜鄂蘭所謂的「無懼的、不可妥協的」原則，在台灣竟然稀薄到如此可憐的境界！這時候，前總統李登輝會說出「搞仇恨最不好」、「選錯人，人民受罰」，儘管他有其選舉上的考量，但他會說出「搞民主的人反民主」這種話，也可真算是空谷跫音了！
邪惡是人類不可忽視的心靈元素，近年來隨著邪惡政治的增多，它已愈來愈受到人們的注意。
邪惡者只用邪惡來掩飾自己的敗壞，要用群眾的沉淪來裝扮自己權力的無所不為。台灣的人又怎能不格外提高警覺呢？這是政治的學費，代價最後還是由人民支付！
中間選民 別再自甘淪亡【聯合報╱路況／文化評論者07.12.04
面對阿扁一連串流氓撂狠話式的政治恫嚇語言，輿論媒體齊聲譴責。其實換一個角度看，這表示阿扁終於「圖窮匕現」了，終於暴露其政治操作的最深層本質不只是「痞子」和「騙子」，更是一種流氓耍狠式的「恫嚇」！
而更根本的問題是：阿扁到底在恫嚇誰？激化藍綠對立只是一個表象，阿扁的「恫嚇政治學」是「項莊舞劍，意在沛公」，真正指向的目標其實是那批自命超越藍綠的「中間選民」。
讓我們回到三一九槍擊案的原始創傷場景：誰會因為「兩顆子彈」的衝擊效應而豬羊變色，一夕翻盤？當然不可能是藍綠基本盤，而只能是廣義的中間選民，包括中間偏藍與中間偏綠。
「兩顆子彈」樹立了阿扁「恫嚇政治學」的基本操作模式：靠百分之二十深綠群眾撐腰硬挺，營造出「幫派老大」耍狠好鬥的暴戾氣氛，激化藍綠衝突的動盪不安，使中間選民驚嚇恐慌，噤若寒蟬。問題是：台灣的中間選民為什麼這麼好嚇唬呢？
台灣中間選民的結構主要包括中產階級、知識份子與大學生。中間選民擁有知識文化能力之優勢，實應作為社會的中流砥柱，展現批判制衡的中道力量與促進開放改 革的進步力量。遺憾的是，正如法國人稱中產階級為「小布爾喬亞」，台灣的中間選民亦充滿「小布爾喬亞」自掃門前雪的自私與自戀，目光如鼠亦膽小如鼠，窩囊 無能卻矯情作態。所以中間選民雖以中道自居，實則鄉愿偽善，懦弱怕事，毫無原則。只要綠營製造一點風吹草動，杯弓蛇影，他們立刻就陷入風聲鶴唳，草木皆兵 的虛驚恐慌中，聞風喪膽，俯首稱臣。
爭取中間選民是藍綠對決的勝負關鍵。正常的爭取方式當然是「以利誘之」，大開選舉支票。但扁的負面執政已使綠營完全喪失「利誘」的說服力。「利誘」不成， 唯有訴諸「威脅」。於是我們看到台灣民主政治倒退墮落的真正關鍵：阿扁以「幫派耍狠」方式恫嚇威脅中間選民，形成少數人以暴虐手段挾持統治多數人的「寡頭 政治」。
波特萊爾「惡之華」的序詩寫道：「偽善的讀者，我的同胞，我的兄弟！」我也想說，偽善的「中間選民」，我的同胞，我的兄弟，你們還要被驚嚇到何年何月？台灣民主的不斷倒退，阿扁「寡頭政治」的一再得逞，到最後，無非是一首中間選民自甘淪亡的輓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