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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俗之別罷了吧

可別謝式奸巧

人類學家嫁對岸 轟動侗族村寨【聯合報2012.12.02

「台灣人太注重細節，卻沒看到大陸人的義氣，而大陸人要向台灣學習守法、禮貌、公共道德等高素質」。侗族畫家梁全威昨天表示，到台灣生活的感覺，不再像是「籠子」，可以展現專才。
陸委會主委王郁琦與移民署長謝立功昨天訪視大陸侗族畫家梁全威，見證他與台灣人類學家顏芳姿的愛情。梁全威的太太顏芳姿目前在國防醫學院教授「多元文化與新移民健康」課程，梁則是全職畫家，兩人育有一子、就讀國中二年級，兒子和爸爸一樣也擁有繪畫天分。
梁全威與顏芳姿，首次相遇是在十八年前的貴州龍圖臘水村，當時是研究助理的顏芳姿隨台灣清華大學田野調查隊到侗族進行文化人類學研究，認識了當地導遊兼翻譯的梁全威，開始這段兩岸姻緣。
顏芳姿被梁全威的真情感動，五年後，她把自己嫁到「大山溝」。顏芳姿笑說，人類學家嫁給當地人的例子並不多，兩人的愛情轟動整個侗寨，這樁不可思議的姻緣，侗族人以「命中注定」來傳唱。
梁全威來自世傳的「鬼師」家庭，祖父與父親都是侗族大法師，但顏芳姿表示，自己並沒有被下咒，而是與梁全威心靈相通，並被他的繪畫才華所吸引。從小立志當畫家的梁全威，沒有繼承鬼師道；與妻子旅居澳洲期間，曾對公園裡的小鳥催眠，當地人嘖嘖稱奇。他說，是家鄉的耆老曾教過他，自己並沒有法力。
梁全威畢業於貴州黔東南師專美術系，曾任中學美術老師，兩次入選貴州省美協畫展，活躍於兩岸畫壇。
梁全威說，剛來台灣時很辛苦，沒有身分證，也不能打黑工，整天關在家裡，好像「被關在籠子裡」，他只好堅持作畫。他坦承，曾經想放棄，想回大陸工作。後來，他的繪畫天分，漸漸被本地藝術界發現，才能生存下來。
被問到兩岸生活異同，梁全威說，台灣人太重視細節。他舉例，他曾為小姨子的東莞鞋廠帶去卅多個同鄉人，工廠老闆請他吃飯，他在飯後「忘記說聲謝謝」，後來，「被提醒」。他無法理解，好心出力協助台灣人招工，只因忘記「禮貌的謝謝」，就被主人耿耿於懷。
顏芳姿則表示，台灣要給新移民更多支持。包括求職、教育、社會服務和醫療。她說，不同文化和族群，如何加強溝通，減少歧視，政府要與民間組織要共同努力。
已領有身分證、在台定居的梁全威，將於本月十一日在國父紀念館舉行畫展。他認為，台灣的畫家需要更多地到大陸展出和交流，藉大陸的藝術舞台與更多國際藝術界人士交流，才更能發光發亮。

詳參【圖博館】：異國婚姻異地 越女不想嫁台

傷心人類學：易受傷的觀察者 (群學 2010)

　　內容簡介
　　露思．貝哈透過揭露自身的生命故事，深刻反思在西班牙、古巴及美國的田野工作，她讓民族誌與回憶錄巧妙交織成這部《傷心人類學》。本書的寫作旨趣融合了反身人類學、女性主義自傳性書寫，以及多元文化與離散論述。即使受傷累累仍無懼地穿越漫長的隧道、雖然步履維艱仍勇敢地跨過各藩籬邊界，由此露思．貝哈向世人宣告：「不讓你傷心的人類學就不值得從事！」
　　作者簡介
　　露思．貝哈　Ruth Behar 美國密西根大學（University of Michigan）人類學教授，同時具有民族誌學者、散文作家、編輯、詩人等多重身分。《解譯女人：帶著艾斯波讓拉的故事穿越邊境》（Translated Woman: Crossing the Border with Esperanza’s Story）讓她享譽全國。曾榮獲麥克阿瑟研究員獎（MacArthur Fellows Award）以及古根漢獎助（John Simon Guggenheim fellowship）。

導讀 女性主義人類學者的情緒書寫與書寫情緒 劉紹華（中研院民族所）
　　
　　本書的原書名是《易受傷的觀察者》（The Vulnerable Observer），「傷心人類學」是最後一章的篇名。譯者將兩個名字放在一起成為譯本書名是頗有創意的連結。在本書中，受傷似乎已是學科宿命。但受傷的目的不是為了心傷，而是為了超越，超越那些若不受傷即無緣跨越的限制。露思不斷讓自己置於易受傷的情境。她面對苦痛，深入揮之不去的記憶與觀察，正視它、分析它、理解它、原諒它，以達成自我化解乃至心境平和。這過程看來似有精神分析之意味，露思也不否認。但她更以人類學者跨文化、跨時空（傳統與現代、本地與他處）的思考脈絡來進行這項精神治療。她最大的療癒利器就是書寫，書寫情緒，以書寫為情緒翻案，因而成就了一本兼具私密性與公共性議題的情緒書寫。
　　1956年在古巴哈瓦納出生的露思，在密西根大學執教多年，在美國的學術界與藝文界都享有名聲，但也因為她的書寫風格而有些爭議。她的幾本著作都很有名，例如The Presence of the Past in a Spanish Village : Santa Maria del Monte (1986)、Translated Woman: Crossing the Border with Espranza’s Story (1993)、An Island Called Home : Returning to Jewish Cuba (2007)。她也嘗試以不同於書寫的紀錄片方式來觀看家的意義。而她最受爭議的作品便是這本《傷心人類學》，褒貶兩極。主因是她在實驗一種書寫型態，將個人納入其中，聚焦於觀察者的「見證」（witness）意義。
　　本書由六篇文章組成，第一章〈易受傷的觀察者〉，對於人類學這門學科的特質討論最為深入。露思真地做到了人類學的精髓：藉由認識她自己來認識他人，並藉由認識他人來認識她自己。只是，她認識的方式是很感緒與直觀的，而不是條理分明的敘述路徑。一如她的隱喻，她不是一個會讀地圖的人，她邀請不介意不帶地圖就願意旅行的讀者，和她一起走，繼續閱讀本書。也因此，這章對於非人類學背景的讀者而言，可能稍嫌困難。不過，由於露思在本章中對人類學的反省與她對於在研究中自我揭露這過程有高度連結，因此，即使沒有人類學背景，只要對於觀察者自身的角色與情感有興趣的讀者，也可能引起共鳴。簡單說，抱持情感進行研究與將情感變成研究的重點時，也就是露思易於受傷的揭幕時刻。
　　第二章〈死亡與記憶：從聖瑪麗山城到邁阿密海灘〉，在這一章中，露思透過剖析自己對摯愛的外公即將撒手人寰的恐懼，轉移到一個西班牙山城的受訪者身上，成為當地死亡行為的觀察者。透過這種令她自己也困惑不安的異位（displacement），她去面對死亡這件事。直到外公過世後，她才奔返回家面對哀傷。這種透過處理他人的苦痛來面對自己的痛苦，其實是常見的現象。面對自己總是最困難的，從他人回到自己的這段旅程就是一場自我療癒的理解之旅。
　　第三章〈我的墨西哥朋友瑪塔〉是篇短文。露思從自己的生活中敏感地觀察性別、階級、族群、家務勞動不平等等面向所帶來的痛苦。這些在他人身上或日常生活中看到的痛苦，如此與觀察者自身貼近，因而她說：「有時，人類學離家太近了。」到了第四章〈裹著石膏的女孩〉，人類學已經完全貼近露思，進入了她童年的恐怖記憶。九歲時，一場車禍讓露思全身裹著石膏躺了一年，那一年當中她的身心所受的創傷，才在這篇文章中透過她的情緒書寫翻案，歸於平靜。

　　第五章〈前進古巴：離散、回歸與絕望的民族誌書寫〉，露思又以一種跳躍錯置但吸引人的方式，把她的古巴鄉愁與她的人類學生涯聯繫起來。她又回頭看了。她總是學不會回首的代價，因而一再陷入她的美國生活與古巴鄉愁的糾葛裡。最後一章她總結了「讓你傷心的人類學」，她總是清楚地意識到自己身為邊界女性的特性：介於各個地方之間、介於各種身分之間、介於各個語言之間、介於各種文化之間、介於渴望與幻想之間、一隻腳在學院內，另一隻腳則在學院外。界域與跨界讓她「欠了智性上的債」，所以她總是得面對焦慮。文中，她也表示，連人類學者的身分與認同也處於危機：「人類學已經失去對文化概念的獨占權，而那曾是它與生俱來的權利。文化概念現在不只在跨學科使用，在一個漸增的全球社會裡更是跨出了學院。甚至連人類學的次要文類——民族誌——也成了各種學者、作家、藝術者、舞者、導演、脫口秀主持人的新歡。......人類學系過去一向扮演的角色是，在其他人不願去的非主流之地從事研究的流浪者的熔爐，但這角色近來逐漸被國際機構與區域研究計畫所佔據。......還有什麼讓我們與眾不同的嗎？」（頁208-209）她要為這易受傷的人類學辯護。
　　整體而言，這不是一本民族誌研究專書，而是一本充滿學術反思的類自傳體。不同經驗與心性傾向的讀者可能會有不同的閱讀與感受。大致上，這是一本特別適合對於陰暗、晦澀、自我與他人之苦、模糊的記憶與心境特別關注且有感受的讀者的書。對於身心異常健康、鎮日陽光燦爛的人，可能會覺得露思是個沒事找事的病態女性主義者，外加行事奇特的人類學者。對於介於兩極之間的大部分人，這本看似容易實則思考密度很高的書，哪天突發奇想欲與自己獨處並進行內在對話時，便值得拿起來閱讀。即使跳躍式地翻看也無所謂，看到哪裡進入哪裡。這是這種混雜、跳躍式文體的特點。
　　女性主義者書寫的文本常見將內在的苦痛及巨細靡遺的想法公諸於世。許多以科學或客觀為要旨的學術書寫者可能難以接受這樣的文類風格。本書出版於1996年，是自傳、散文、與學術分析的混合體。這不令人意外。1990年代，當女性主義、後殖民主義、文本與再現的論戰炙熱地挑戰先前既有的工整、結構、客觀的書寫時，這種跳躍式、個人式、有時甚至天外飛來一筆聰慧之語的標語式句首或句尾，在某些學術社群中頗為流行。即便今日，在部分女性主義者的圈子裡，仍繼續流行這樣的書寫風格。有人曾開玩笑地說，看得懂這樣書寫的意義，表示你很聰明。反之，就無須贅言了。不過，本書的結尾書寫卻令我有點訝異。在不斷暴露自己的內在掙扎後，露思可能愈來愈激昂，竟有如美國電影常見的結尾手法，以一場振奮人心或戲劇性的演說結束，最後再拋下非常露思似的豪語，「不讓你傷心的人類學就不值得從事」。
　　露思的結尾語，對於熟悉人類學背景的讀者而言，是個可以理解的未竟之語。但對其他讀者而言，可能過於隱晦。這未竟之語，是她對1990年代人類學面臨的困境之回應。但讀者也可以不管人類學的危機，而將之當成露思個人的心性傾向與身為女性位置所產生的想法。
　　露思的敏感與反省似乎點出另一個問題：不同的性別（男與女）對於苦痛的觀察或感受是否有差異？我想到已逝的美國文壇才女蘇珊．桑塔格（Susan Sontag）在《旁觀他人之痛苦》（Regarding the Pain of Others）中，談到女性主義先驅維吉尼亞．吳爾芙（Virginia Wolfe）那本「勇敢卻不太受歡迎」的《三畿尼》（Three Guineas），吳爾芙以為兩性之間累世的不同思感行事，讓她在與男性律師辯論戰爭造成的傷害時，拒絕把男性律師口中的「我們」視為理所當然。桑塔格以此為鑑， 也認為在旁觀他人的痛苦之時， 絕不能不加思索地把「我們」這個主體視為理所當然。
　　同樣地，露思也有這樣的隱含之意。這三名女性主義者都不是女權至上的基本教義派，她們都具有絕頂聰慧的思考論辯能力，同時也具有敏感細膩的感受與同理能力。這些可貴的特質讓她們在觀察女性的生命與普遍世道時，能夠結合個人的經驗與女性主義者的反思，不斷挑戰、跨越、觀看、與見證。堅持走這條路需要異常的勇氣與能耐。人類學的訓練則協助露思昇華她在研究歷程中迎面而來的苦痛。如她所言：「人類學正是關於從事這種穿越隧道的旅行。......如果你夠幸運， 在航行的終點，你會瞥見燈塔而滿心感謝。畢竟，人生是豐富的。」（頁4）
　　我也想說， 如果你願意耐心讀完此書，偶而通過隱喻與隱晦，最終，你也會感動的。
　　內容連載
第一章　易受傷的觀察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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