對於林濁水委員而言，「北京」就是意味什麼呢？有時候讓我很感好奇。
林濁水委員是一個非常特出的人，擁有非常敏銳的心智，心胸也很寬大；所以他對兩岸關係的現實主義態度，相對於胸懷「大中華」熱忱的人而言，似乎是過於「冷酷」。但這種冷酷的態度，又是一種對台灣的熾愛的顯現。一熱一冷，卻不流於苛刻，是相當不容易的。
這裡的批評，只針對他文章的一小部分。其實最大的問題是：國際關係果真如他所講的「現實」？大陸內部「矛盾」果真如此嚴峻？在這些點上，我總感到林濁水由於一種情緒上的偏執，而顯得有些見樹不見林。
不過，他的偏執，就與我的偏執一樣----「樂觀」，就是一種偏執。雖然，樂觀的東西，有所不同。
以下，我與林濁水正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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權貴資本主義才是北京的真問題
日昨貴報刊載林濁水委員「北京走向強烈現實主義」一文，在其對中國經濟的評語中指出，中國的改革路線採取傾斜發展、由國家維持對內剝削系統、進行嚴格的原始資本積累。而廣東勞工薪資歷十餘年未曾上漲，更證明中國體制其實是集體主義、寡頭領導的極端現實主義。
此處必須釐清的第一個問題，是廣東十餘年來經濟以兩位數增長，但勞工薪資卻未隨之上漲的弔詭現象。但事實是，珠江三角洲一帶所吸納的內陸省分勞工，在其原籍或者處於閒置狀態，或者僅能獲得大約兩百元人民幣的低薪，但其在廣東卻可以獲得七、八百左右的薪資。而廣東過去十年就增加了外省勞工一千餘萬，他們的薪資皆獲得了數倍增長。因此林文發現的「弔詭」的事實，似乎僅是由於其未注意到大量勞工藉由異地遷徙，使其薪資大幅上揚的背後市場因素。
另一個分析點，是林文所稱的對內「傾斜政策」。此前中國學者胡鞍剛等有文指出，中國面臨強烈的「國家能力不足」，「財政汲取能力下降」的危機。倘若中國政府財政汲取能力果真不足，則其如何能夠進行財政撥款，以支持「傾斜發展政策」，本身是一個大問題。事實是，沿海省分的快速發展更多得益於其制度創新，以及外商的促進作用。傾斜政策雖以「特區」為代表，但特區其實並不能代表中國沿海的發展。傾斜政策若果屬真實，也只能是沿海省分提供財政資源供「中央」補貼內地省分財政，而非相反。
當前中國大陸的許多現象，都更多的體現了「市場」因素的作用；勞工薪資、地區差距皆是如此。然而由於中共否定了人民集會結社等權利，因此中國的市場化更容易流於權貴資本主義，因而使「原始資本積累」、「對內剝削」顯得更為殘酷。就此而言，討論中國經濟，一方面要承認市場體制相對於中共改革開放前的農奴體制的進步性，二方面要反對中共政權對人民自由的壓制。回頭來看，林文的論述雖有部分未盡真實客觀，但其指出的問題，仍值得我們深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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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走向強烈現實主義
中國時報，20021117，論壇
⊙林濁水
儘管三個代表列入黨綱備受矚目，但和精彩絕倫的一九三五遵義會議，毛澤東路線的勝出，一九七八年十一大三中全會，鄧小平擊敗華國鋒兩次會議，甚至和其他各次接班會議相比，十六大都顯得沉悶。但沉悶不見得不是好事，因為意味權力轉移順利，也意味領導班子見不到飛揚自雄教條主義的人。
習慣性的分析是，這是溫和改革派色彩領導班子。然而以溫和強硬二分法，分析中共領導人雖行之有年，卻並不有效；兩年前錢其琛對台強硬無比，如今卻僅講解和氣的話；江澤民號稱溫和，卻在福建大肆部署飛彈；李鵬最稱強硬保守，但位居人大委員長後比江澤民還要「改革」；台辦、台研對台自認溫和，一邊一國時卻罵的最兇，更不用說如今「三個代表」的推手江澤民，當年入京主張鳥籠經濟。
因此，對北京領導班子更貼切的定性恐怕為「強烈的現實主義者」。和一、二代相比，今天的三、四代，既缺革命、長征、抗戰經驗，又經大躍進、文革浩劫，浪漫已成無法承受的奢侈，少了的是意識型態的堅持，多了的是現實主義，這精神浸透了北京政權的各個面相：
一、本路線上，中共的三個代表，代表先進生產力，就是代表擁有生產技術、工具、資本的權貴；代表廣大人民的根本利益，就是代表集體主義；而代表先進文明，則代表寡頭精英領導。在所有改革路線上，採取東南西北的傾斜發展，形成一個國家維持的對內剝削系統，進行嚴酷的原始資本積累，結果在一、二十年十％高度經濟成長下，來到廣東這最富地方的內地民工薪資，卻數十年幾乎不上漲，這種體制既非資本主義，更早已和社會主義背道而馳，是一個集體主義，寡頭領導的極端現實主義具有中國特色的新保守主義。
二、國際戰略上，九零年代初期，北京因蘇聯崩潰，二元國際架構出現真空，於是積極展開大國外交，拉攏各方力量，以多極化挑戰美國單極超強的架構。以至雙方形成結構上的戰略競爭關係。最近在與東協達成南海和解，和協商東協加一的自由貿易區的同時，派出船艦進出日本海和台灣東岸，意圖突破第一島鏈至第二島鏈，挑戰美日安保指針就是典型的例子。大國外交完全是權力政治的現實主義，無關世界革命的理想，也不是第三世界路線的浪漫。但大國外交在九一一後，中亞、北亞、南亞戰略佈局受到嚴重衝擊，加上經濟上對美的強烈依賴，又在現實主義的考量下，對過去互為戰略犄角的伊拉克、北韓及回教基本教義派棄之不顧，於是在維持和美結構上的潛在戰略競爭時，又有階段性的局部合作，這在邏輯上固有矛盾，卻是標準現實主義的手法。
三、對台政策上。過去政策主導的是大一統的封建教條及國共內戰的恩怨，充滿了意識型態導向。在現實主義抬頭後，出現部門的本位主義和專業考量，於是首先看到的是一些參差的步調；在北京定下政經分離的較溫和主調時，外交部以傳統外交戰的本位，在陳總統帶領陳忠信上臺時拋出諾魯事件；在信息產業部勤跑竹科招商時，外經貿部門卻控告台灣鋼品和石化原料傾銷；在統戰部門仍維持傳統意識型態思考時，軍事部門則從大國戰略的東亞關係和地緣戰略設定台灣的位置；最戲劇性的是傳統涉台部門仍認為三通將為陳水扁加分時，中央卻在陳水扁的「一邊一國」後，明確表示，三通積極進行，可以不談一中原則或國內航線。原因恐怕正是在產經部門拋開意識型態包袱，回歸貿易的基本原則：貿易會拉近雙方生產要素的價格，而香港正是鮮明例證；香港資本家固然獲得擴張版圖的機會，但香港本身資金流失、失業增加、工資下滑。香港更清楚的看到董建華解決不景氣為自己加分的方法，竟不是進一步強化中、港之通，反而被迫開始限制港人往返中、港，減少其流通。
「無限期拖下去」的「頑固拒和」固然早是「攻台三條件」之一，但列入大會政治報告還是第一次，一般的解讀是表現了北京對台灣漸行漸遠感到不耐，是危險的徵兆，然而就現實主義來說，是否會執行危險的武力行為將是基於客觀的現實條件而不在主觀的意願。換句話說，在國際戰略格局許可，雙方國力進一步嚴重傾斜，台灣內部有強力統一的政治力量浮現時，也就是一般人認為北京對台狀況「最安心時」，恐怕才是現實主義者採取行動的最佳時機。
歷經二十多年的經改，中國經濟已走向歷史的高峰，內部問題和矛盾的能量也累積到了史無前例的新高點，新的領導班子在享受成果之餘，面臨要有一個新的革命性變革的階段，沒人知道他們將怎麼做，但一般來說，革命是要有那麼一點浪漫情懷的。一九七八年十一、三中把中國從意識型態的烏托邦拉到現實的俗世，這是好事，但如果現實主義只剩權力，其他任何人類的普世價值和浪漫憧憬都沒容身之地，肯定也不是什麼好事。
海峽將繼續維持相對安定的局面，原因不在於北京領導階層為溫和派。而是符合現實主義者採取行動的時機在可見的未來恐怕不會出現。
（作者為民進黨籍立法委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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