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前言
「除非把力量轉化為公理，並把順從轉化為義務，否則再強大的人，也絕不足以成為永久的統治者。」這是人們經常引用的盧梭的名言 。無論是過去或未來，一個人沒有合法性基礎，都無法長期掌握權力。然而，當國內外許多人提出「江澤民將在2002年十六大之後，藉由中央軍委主席一職繼續掌權」的時候， 他們並沒有提出江澤民得以繼續掌權的合法性來源。
筆者認為，雖然許多人預期江澤民將「仿效鄧小平」，在中共十六大後繼續擔任中央軍委主席一職，垂簾聽政，然而筆者認為，對於這個尚未得到證實的蠡測，吾人似宜抱著「寧可信其無，不可信其有」的心理。雖然此種舉措並無違憲、違法的問題，但吾人寧期待，江澤民會在體制與歷史的考量下，在十六大之後讓出所有黨政要職、退出中共領導集體、讓下一代的領導人全面接班，以證明中共體制的法制化與穩定性，並形成某種權力轉移的慣例，使江澤民的歷史定位，與華盛頓拒絕連續擔任三屆總統相比擬。吾人寧從江澤民多次背誦林肯蓋次堡演說的內容，期待江澤民成為一個具有美國開國之父一般奠定制度基礎的人物。
當然，江澤民是否將會退休，並不依賴於上述的「善意」。但筆者認為，除了江澤民的「意圖」未必如一些觀察家所稱欲繼續掌握權力，另外，對中共政權的合法性以及權力分配的模式與歷史的分析，也可以得出江澤民「全退」的可能。下文就對這兩點進一步說明。
二、合法性權威
二十世紀初，韋伯指出政權合法性的基礎有三種，包括了傳統式、領袖魅力式與合理式。傳統式的正當性基礎是信仰傳統的神聖性，領袖魅力式的基礎是信仰首領的超凡性格而產生的獻身精神，而合理式的基礎則是對合理建立的秩序具有信仰。但在論述中共統治的正當性時，中國大陸的學者則認為中共政治體制正當性的來源有：一、共產黨的性質：因為共產黨是無產階級先鋒隊，具有列寧式政黨的「諸多美德」，和五千一百多萬黨員、三百多萬黨軍，實力超強，因此執政非它莫屬。二、歷史的必然：因為從十九世紀中葉列強侵凌，到1949年人民共和國成立，中國曾有許多改革與革命，都遭到失敗的命運；是中共使中國「站了起來」，因此證明中國共產黨是歷史的選擇。三、現實之必須：為了實現四個現代化以及統一大業，有賴中國共產黨的領導。四、人民的選擇：由於人民的支持，中共才能取得中國的政權，同時中共通過了建國初期的信任選舉，並具有四十多年的統治成果。
很顯然，上述中共政權的合法性來源的說法，與韋伯之典範有異。其實在革命之後，體制的重建之初，權力的合法性來源常常為「領袖魅力」。體制逐漸建立後，才可能有合理性的權威的鞏固。因此在中共建政之初，由中共第一代領導人所代表的魅力統治，尤其是毛澤東的統治，與傳統式的統治的結合，才是早期中共政權合法性的實況。然而，文革之後中共政權合法性已大為降低，原來的領袖魅力式統治的神話也已破產，產生了所謂「一旦靈驗消失『克力司馬』的權威也將動搖」的結果。 因此到了鄧小平掌權，單單領袖魅力已不足以支撐合法性。在此情況下，中共今日的政權合法性，乃一方面在於經濟的成功，藉由物質的滿足來消弭人民的反抗；另方面則是改革開放本身帶來的體制正當性，藉由不斷完善體制、鞏固一個被政治菁英認可的遊戲規則，以維持體制的合法性。
為了提昇這種合法性，因此中共甚至在最近提出了「三個代表」的意識型態變革。這種變革，雖然被坊間一些政治觀察家認為是江澤民在為其繼續掌權鋪路，但這種觀察也可能是忽略了改革開放以來的「直線」的、「進步」的大趨勢，而拘泥在諸如十年一亂的「輪迴」的、「循環」的歷史記憶中。 審視中共改革開放以來的歷史，尤其九十年代的歷史，當有助於認知此種「歷史感」的差異。
其實九十年代中共已經經歷過兩場意識型態變革，第一次鄧小平在1992年確立了「市場經濟」的地位，第二次江澤民在1997年確立了「私有經濟」的地位。這兩場爭論都已推動了中國大陸的政治思想的進一步開放。如果沒有這種背景，1998年的「國務院改革」也就失去了思想的基礎；因為此次國務院改革，正是以國家退出競爭性行業、放棄計畫經濟體制為背景所推出的。因此中共的此次「三個代表」的宣傳，放在中共意識型態的轉變過程中觀察，會發現其具有非常重要的意義。可以認為，2000年的「三個代表」的思想動員，是要重新定義中國共產黨，過去中共是一個階級政黨，因此多次發生商人能否加入共產黨的爭議，現在中共則要將「工人階級領導的無產階級先鋒隊」，轉變為「代表先進生產力、先進文化、廣大人民利益」，於是將中共的階級屬性完全打破；此後中共不再是代表工人階級的無產階級先鋒隊，反而似乎成為一個「全民政黨」。 當然，這種轉變並非「民主改革」，而可能僅是更進一步向過去亞洲四小龍的「威權政體」靠攏的轉變。然而，一個共產政權向資本主義威權政體的轉變，仍然具有重要意義。
總之，中共當前的權力合法性，很大部份來自於改革的形象，以及體制的穩定性。因此我們可以質疑，如果江澤民在2003年之後繼續掌權，是否符合韋伯的「三種權力來源」的任何一項？如果江澤民既無領袖魅力，又不符合傳統權力繼承方式，更沒有合理性基礎，那麼揣測江澤民將繼續掌權的理由何在？何況，如果到了2002年底，以江澤民的76歲高齡，仍然意圖藉由軍委主席一職以掌握國家權力，那麼屆時中國大陸的領導人就是一個年過古稀的「軍事領導人」。在此情形下，不僅領導人七十歲退休的遊戲規則、幹部年輕化的政策受到打擊，一個「軍事領導人」所領導的「國家的形象」，也與改革開放二十多年後的中國格格不入。因此江澤民若戀棧權位，其合法性將受到極大的挑戰，殆無可疑。
三、權力分配的模式與歷史
雖然中共的體制似乎缺乏穩定性，但我們可以指認出其職務分配，包括37種不同類型，並可以將其歸納為三種模式，即「核心領導模式」、「權力競爭模式」、「元老掌控模式」。 這三種模式的基本特徵如下：
一、 核心領導模式：政治局常委會中有一個在權力獨大的「核心」；這個核心至少擁有黨與軍隊的領導權，在當代中共政治體系中，為了體現其領導人地位，方便國際活動，則通常還可能擁有國家主席的頭銜，或者擔任總理一職，成為強勢領導人。
二、 權力競爭模式：權力競爭模式有兩種主要情形。在第一種情形，雖然存在上述的「核心領導」，但由於在「黨軍核心」之外，出現一個由於行政權力與國家領導權威的集中而產生的權力挑戰者，從而構成對核心領導人的競爭；其模式包括國家主席兼任總理，或國家主席兼任人大委員長。第二種情形，則是在缺乏上述擁有黨、軍領導權的核心的情況下，出現兩個、三個甚至四個核心，分別擁有一到三個其他主要職務。
三、 元老掌控模式：此模式是權力競爭模式的進一步發展；在除了名譽性的國家主席一職之外的四個主要職務分散於四位領導人的情況下，雖然黨主席（或總書記）仍為名義上的最高領導人，但在政治的運作中，依靠的往往是人際關係，具有高度領袖魅力的領導人可以藉由個人的人際網絡操縱政治，而不需佔有較多的建制化的職務。例如，1980年代的中共政治，及充滿此種特徵。鄧小平雖然逐步交卸權力，但任一繼承者都難以擁有足夠的建制性權威，因此在關鍵時刻都無法抵擋政治局常委會的「寡頭民主」對其權力的剝奪；胡耀邦、趙紫陽因此先後下台。
如果進一步分析，首先，就權力競爭模式來說，此一模式顯然缺乏一個顯明的權力核心，於是分散的權力競逐者，就會自立派系分立以及衝突的增加，因此這種模式顯然不利於政局穩定，是不可取的。查考中共「建國」以來的歷史，只有一年的時間可被歸類為本文的「權力競爭模式」，且還是因為胡耀邦於1987年初下台，造成趙紫陽暫時兼任總書記與總理；到1988年初，李鵬接手總理一職後，就又回復元老掌控模式了。而從本文的分析脈絡來看，1987年「權力競爭」的餘波，正是促成1989年權力競爭失敗者趙紫陽下台的原因。
其次，就「元老掌控模式」來說，此一模式是1980年代中共權力分配模式的主流，但並非過去50年的主流。元老掌控模式缺乏正式的權力核心，事實上的國家最高領導人往往不具有法律上的權力，也沒有相應的權力監督機制，因此是不規範的。如果是在正常的權力分配形式中，元老掌控模式不應當出現。1980年代之所以出現元老掌控模式，原因是鄧小平等老幹部經過文革的衝擊，復出掌權，在改革的思路下提出廢除領導終身制的主張，因此急於搜尋「第三代」領導集體，並使之擔任第一線的領導職務。事實上，整個鄧小平時期，並沒有一個法律上的「核心領導」；整個所謂「第二代領導」的鄧小平時期，其實是一個過渡時期，因此從頭到尾一直在尋找「權力接班人」。從這個角度來說，鄧小平時期，可以說是「後第一代領導人」、「後毛澤東時期」；無論由年齡或權力分配的方式，都是一個過渡形式，並非一個完整穩固的權力世代。
可以認為，整個八十年代，中共都在探討接班的權力分配模式。但在六四事件之後，鄧小平理解到「接班人」必須擁有足夠扮演核心的權力，才能避免1987、1989年間的權力鬥爭，於是1989年之後的接班人，很快就接掌了主要的黨、軍兩職。 更甚者，在元老凋零的強況下，要避免激烈的權力競爭，更要建立一個領導核心。因此「核心領導模式」的建立，是後鄧時期的合理傾向。
也有人擔心接班人無法壓住軍隊，因此需要江澤民的監護。但此一憂慮沒有回答其假設，即設若胡錦濤擔任五年軍委副主席還不足以養望，那麼究竟必須要元老監護到何時呢？何況前述的「權力分配模式」，也說明了接班人掌握軍權的合理性。或者此種憂慮都屬多餘；就如杭廷頓所稱，共產黨政府沒有一個被軍事政變所推翻。 在共黨世界，「黨指揮槍」的原則形成的軍人中立，甚至在蘇聯與東歐各國共黨政權崩潰之際，仍能繼續維持，並繼續效忠共黨政權之後的民主政府。這種軍隊的中立性，事實上使元老的監護顯得多餘。此外，如果軍隊領導人與黨脫節，則否定了共黨國家的黨指揮槍原則，或軍隊的中立性。
因此，雖然鄧小平在八十年代持續掌握軍權，似乎樹立了一個中共領導人唯軍權是尚的形象，但回顧中共建國以來的五十一年的歷史，「中共領導人」的形象，卻絕非如此。由於中共建國51年，只有八十年代的不到十年的時間，有一個非官方最高領導人的「元老」垂簾聽政，在其餘四十多年，黨的領導人，無論其為黨主席或總書記，都同時擔任軍隊的領導人。 何況鄧小平的權力轉移之路並不順利，「元老掌控」的過程造成了接班梯隊的權力鬥爭，反而是1989年半年之內將黨、軍兩權集中於江澤民之手後，接班人才穩定下來。因此中共建國五十年的歷史，並不支持垂簾聽政，而是支持一個實質的權力核心。
四、結語
中國國家主席、中國共產黨總書記、中央軍事委員會主席江澤民，擔任中國大陸的最高領導人迄今已經有十一個年頭了。這十一年間，雖然在黨政分開以及民主化的進展上，似乎沒有太大的進展，但任何關注中國大陸發展的人士，都不能否認中國大陸發生了很大的變化。八十年代的「反右傾」、「反資產階級自由化」運動已經成為歷史名詞。公務員逐漸代替了「幹部」，普遍推行的各種公務員考試，為文官中立打下了基礎。因此雖然批評不斷，但若說江澤民時代對改革毫無建樹，也過甚其詞。
過去二十年的改革歷史，促使筆者從進步的方向著眼，並假設江澤民是具有改革傾向的領導人；由此設想江澤民將順應改革方向，果斷急流勇退。而此種權力交接，並有兩個堅強的限制與支持因素，包括：一、合法性權威；指出中共目前的合法性來源於改革開放，甚至「三個代表」都具有改革的意義，而江澤民若繼續戀棧權位，是與此種改革開放的趨勢不符的。二、權力分配的模式與歷史；指出中共51年歷史中，有40年以上的時間都有一個黨、軍領導人合一的核心領導，而鄧小平在80年代掌握軍權不放，只造成接班人的不穩定，且與「黨指揮槍」的精神有違，因此從權力分配的模式與歷史來說，江澤民退休是合理的。
無庸諱言，上述許許多多理由，是立足於一些「假設」；然則，筆者必須指出，這些假設不僅有一定的理據，更重要的是可以成為進一步分析的基礎。而依據這些假設，筆者認為，江澤民在十六大後全面退休，亦不無可能。筆者認為，對於此種可能加以關注，並對其所造成的接班形勢作更深入的推演想定，當有助於我們分析十六大以後的中共政治發展趨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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