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章寫在十月十八日，是雨傘革命的第二十一天，每天在台北看著香港新聞及前線朋友的訊息，即便屢次發生令人氣憤的事情，市民仍然克守著情緒，但似乎警民兩方的狀況也快到了臨界點。
在這麼一個動蕩時代，不少人士藉由視覺藝術、音樂及當場的行為創作來支持運動，尤以街頭藝術最盛，塗鴉馬路、牆壁、小傘掛滿天、便條祝願長廊等，但那不是由一個人創作的，而是由市民合力經營的成果。音樂上也見不少人士創作歌曲，甚至走到示威區域演奏作聲援。也許我們會以為這種將藝術搬到街道是我們對運動最直接的表達方式，然而基於藝術本來就是一種以後設的角度切入事件，它更多是退後一步來指涉及調侃運動本身，令人對運動有更具像化的想像，以致藝術如何貼近運動也好，我們嘗試創作，遠不及參與運動來得直接。而表演藝術這種必須通過演者於空間（不一定是舞台）重構題材，那怕是最當下的時勢，也必須經由再創造及於觀眾前呈現而得到藝術效果。某程度上其比較繪畫、音樂、行為藝術更為抽離。正如罷課運動開始，未催淚彈出現前，我應香港演藝學院的罷課關注組邀請作下午分享時對學生說，當表演工作者遇上社會運動，在大是大非面前，與其躲在冰冷的劇場與觀眾分享對世界的看法，何不走出劇場，跑入世界參與運動？而類似的討論，二十多年前已有發生。
1989年5月，劇團「沙磚上」在排練新作期間，遇上北京民主學運，據劇團成員陳炳釗等憶述，當年成員舉行一次內部會議，討論要繼續演出或去支援學運。最後當中兩名成員辭演而去了北京，其他以陳炳釗為首的大部分成員繼續留下來準備演出《唯有我永遠面對目前》（那時還未到六四）。有趣的是討論不單只談去或留的問題，更多是關係到藝術及藝術家的社會意義，藝術如何回應社會及是否有其價值，作品是要直面地讓觀眾對當下社會的關注，甚至是鼓勵參與運動，還是以間接方式，讓觀眾思考整體問題？到了近幾年，陳炳釗在策劃前進進戲劇工作坊的新文本運動時，當搬演歐洲針對社會議題的演出時仍有繼續向表演者及觀眾拋擲如此的問題。究竟劇場對於社會，尤其是如此動蕩的當下，有何作用？歸納前輩的憶述及新文本運動時的一連串討論，誠然，劇場不乏關心社會人士，看到不公平現象，更希望盡自己力量參與其中，然而需知道參與社運人士需要對民生、法律、政制有一定的知識，更多是對行動策略有所了解，某方面來說是專業。劇場工作者大多專注於藝術創作，與社運人士肝膽相照也罷，其擅長不同，與其劇場人士參與其中，倒不如以自己的方法支持運動，在劇場引發另一種迴響，這也是當時「沙磚上」成員決定留下來的部分意見。
更重要的是，以劇場方式回應社會，不如社運一樣以直接介入，也沒有鼓動人心的力量，卻以一種迂迴而開放的方式與觀眾溝通，那是更能牽動觀眾思緒，而不是資訊傳遞。如「沙磚上」於1989年後期演出的《酷戰紀事》一樣，無疑那是回應六四事件的一個作品，然而當中卻沒有直接提及六四，內容上也只有演員散發出來，令觀眾無可回避的噪動，到之後演員更去迫使觀眾離開觀眾席，讓觀眾沒無冷眼旁觀，成為參與者／受噪動的人。據曾觀看演出的人士憶述，演後的討論氣氛異常沉重，演員及觀眾也因而牽動了很多情緒，卻冷靜地分析／分享對當時社會的恐懼、不安、憤怒，及無奈。討論的內容不單是演出，也更不止於六四的單一事件，而是透過演出而帶出來更深層次的關於社會、市民參與等多元的思考方向。
2009年以色列向加沙地帶發射導彈襲擊，英國著名劇作家卡瑞•邱琪兒短短以兩星期完成《七個猶太小孩》(Seven Jewish Children: A Play for Gaza）劇本以回應事件，英國皇家劇院更僅以一星期排練後旋即搬演上台。如此迅速的做法是務求要貼近事件，以達新鮮回應之效，但在資訊爆炸新聞一天蓋一天的時代，對新聞事件來說三星期已太久。然而演出確實令歐洲甚至世界有著對以巴衝突更多持續性的討論。重點是《七個猶太小孩》是由以色列這個攻擊者的角度出發，並描述二戰時開始到立國及至今天，以色列如何由被種族屠殺的受害者，漸漸變成現在大規模迫害巴勒斯坦人民的加害者。劇本並非單純地譴責當年當刻的加沙襲擊，而是對暴力的抗拒，以致思考促暴力本身的種種歷史問題，但又不失於以小見大，藉由劇本角色對自由、家園、被迫害到「必須」迫害對方的想法，表達一層對社會問題的無奈及同情。前進進戲劇工作坊於2010年首次演出這個劇本，使與以色列更有距離的香港觀眾，除了對以巴問題有更多了解外，也多了一層對自身社會文化，民族、生活矛盾的更多省思，更深一層是，除卻一種對歷史及時局的思考外，觀眾更多表達的人性的問題有更多感受，當中對被害卻又是加害者的矛盾心理有更多想法。
由此大致可見，劇場當然有直面書寫當下情況的力量，但從時間性及影響力來說，所謂的「直面」依然不及行動來得直接，卻因為迂迴的表述能生出更多討論的空間，讓社會議題變得更立體。情況像文學中的比喻一樣，因為有所距離及比較，事情反而具象，令人更為深刻。最好的例子可說是本年蘇格蘭國家劇院及皇家莎士比亞劇團主辦的《馬克白後傳》來港上演，其劇本完全地描述《馬克白》後所發的故事，純然地是個古代劇演出，然而，當我問及分享會中有看過演出的演藝學生時，不能否認大家認同劇作是直指美國出兵伊拉克的問題。劇本默默跟隨將軍的新兵，徹頭徹尾就有駐伊美兵的焦慮不安，面對居民的仇恨，而逐漸質疑自己要捍衛的「正義」。劇作家以莎劇時代為題，借古諷今，其所處理的也不單是美國的問題，而是要讓觀眾思考的是，更宏觀的有關權力、正義、民族矛盾的想像。
分享時我再三向學生說明，如果以經濟來衡量社會價值，即使藝術家消失了，城市也一切如常。而藝術之於社會運動之中，以抗爭角度，實際一點來看也是沒太多幫助。然而劇場，至少劇場，我認為能比參與運動本身有更多輔助性的，無可取代的「功能」，一種讓表演者及觀眾處身一個較遠的距離，以更多元的，開放的角度思考社會議題。更重要是讓我們有更多的空間思考不僅事件本身，而是其本質及當中的歷史及人性問題。固然劇場並沒有也無力提供觀眾答案及解決方案，但卻提供了一個深層思辯過程，最終劇場沒有直接推動運動發展，但無可否認的是，產生了更多角度折射出社會問題本身。
現在這場雨傘革命，對於運動本身、學生、參與者、警察、政府，其景況著實越來越嚴峻，劇場人士似乎沒有閒情以藝術回應當下，而很多是表態支持或參與其中，當然也有高調反對者。情況就像當年六四不久，劇場人士也要良久才能回應一樣，原因是劇場所要討論的，是議題及其延伸出來的多種問題，經由創作人消化事件及思緒沈澱，以藝術性轉化，而獲得情緒上、思考性上的紓解及提昇。我可以想像到之後的好幾年，劇場甚至電影也多以雨傘革命為養份，或者不是直接討論當下問題，而是對於爭取民主的各種討論上的多元思考，更多的是，對社會未來抱持希望（或絕望），倘若將來我們還有言論及創作自由的話。
文章已刊於《Art Plus》（香港及台灣版）2014 11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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