由疫情爆發的2020年起，縱然行內很多人都沒工作，但我卻不知是幸運還是巧合，2020至22，三年內做了27個節目，4個網上出版，合計31個活動，另有4個取消演出，差不多每月一個。單是2022年十一個月內已完成12個，有夠誇張。包括三個前進進的《鐵行里》、《潛行者地圖》，《逝言書》，再構造劇場《後人類狀況》、《宇宙到處的聲音》內部試演，Paprika Studio 《所有記憶都是潮濕的》，綽舞場《無風之域》，HDX的360影片製作，HKDI的開放日演出，600Highwaymen的A Thousand away Part 2，還有「想像力研究所」的策劃，及《舞蹈概述2020》出版。有些朋友開玩笑的說去到哪看演出都見到我，確實我可以上周末入場時接待一位朋友，下周同時間又是他。這樣的情況持續了好幾個月，到十二月初才正式收爐。
加上在後半年又發生了很多事情，包括因為過勞而弄傷了肩膀，和斷續十年的女友分手，一位非常重要的朋友過世，還有好友移民、離散。可能是多年來我首次覺得，真正的身心俱疲，心力交瘁。所以，我想在年末這幾天，即便還有工作，即使年終旅遊很不花算，但我強迫自己暫時離開一下，離開這個每天充滿荒謬及創傷的城市。起初的想法是去一個從沒到過的地方，有想過伊斯坦堡，底比斯、莫斯科等，但最終選擇了東京，然而我對東京幾乎沒什麼興趣，當然沒有一般香港人什麼回家鄉的想法，原因只是因為近及方便，不用預先設計太多行程而已。對我來說，它也不過是全世界最繁華的城市之一而已(香港是繁忙)。
不過，來到東京後，還是發現這城市的美好。而首先最吸引我的，必然是聲音。除了東京JR站，及渋谷的大電視外，大部分我到過的地方都安靜得令我驚嘆，包括新宿的酒吧或歌舞區，秋葉原大街，人多車多，但每輛汽車就像安裝了靜音裝置及消音引擎一樣，當然不曾響安，擁擠的人群也沒多在叫囂(是間中有啦)，斑馬綫沒有任何自以為協助盲人的提示其實對他們才是是干擾的噪音，地鐵的廣播也適度調整音量，就像朋友走在旁邊提醒的音量，也很少會疊聲，以致對我來說整個行走旅程是一場安靜的聲音享受之旅。是的，我猜我的聽力比一般人好(不代表有音樂感)，包括聽到一些身邊朋友聽不到或沒什麼感覺的高頻之類，我都會有點辛苦。在香港是有大量高頻的，一般都在大電器附近，或一些廣播裝置，例如盲人導引聲效，我懷疑會傷害耳朵。但這幾天在東京，就近乎沒有，人安靜的走路，在地鐵小聲說話，當然不可能有人放音樂或大叫(別再說老人就要大聲說話)，車不吵地前進，狗也不吠(這個有點神奇)，就連店舖叫賣也很溫柔，餘下的就只有火車聲，及廣播。我從機場到飯店一段，滿座的火車(我有刻意遠離嘈吵的中國旅客)，各人都不發一言，就像疲累的身軀靜靜等待衰老一樣。下車再走一段較少人的路，更是只有鳥聲！最吵的就是我那個被拖行的行李箱，讓同行身穿不方便走動和服的男女也要加速回避。要到差不多到飯店時有一隊掛着「維新社團」旗幟的人在用大聲公叫喊，才一度打破了安寧。這樣的環境，當然是耳根清淨，至少我不用在香港時一樣，從初中起就要經常戴上耳機阻擋世界的嘈雜，不然我可能會發瘋。然而反過來想想，即使是人口最密集的東京也如此的話，也明白日本人是多壓抑的民族，或者可以說，在這個社會連放聲說話的自由也受阻礙，人沒辦法在規律的環境中做稍為突出的行為，但又有趣的是，社會又不介意在某些區域盡情放縱，例如秋葉原對女性無限制物化及扭曲的想像，及在新宿無處不在，五花八門的色情事業等，都在有意平衡那份沉默日常。
這樣的矛盾，既壓抑個人主義，又同時發展極端文化，很吸引我去細賞東京那靡爛到入骨的情態，而且都能在最細微的生活體驗中覺察，例如年輕人對英語對話的兩極態度，日本買門票必須有日本電話號碼，面對不禮貌顧客時侍應語調客氣但身體超粗野，都是既保守又不願妥協的強勢民族意識所致。和香港永遠靠迫、趕、忙，而大多數時間對身份及文化無感，形成強烈對比。
來了幾天，我終於大概了解為什麼絕大多數香港人都稱日本(很多都泛指東京大坂等出名城市吧)為家鄉，我覺得不是因為方便、購物、美食，而更多是羨慕。日本做了香港人很渴望但做不到的許多事情(或不去做啦)，就是深刻地擁抱自己的文化，並用盡方法，那怕是多離經叛道的方式，去保護它，而且有時候近乎瘋狂的程度。我們都在消費別人的文化資本，而不願付出。我們都喜歡禮貌的日本，但不會在自己的城市去做；喜歡日本對廣闊文化的包容，但在香港又繼續歧視眾生；喜歡日本的專注及信念，但回到公司又不會學習。我們有很多借口，政治上的完敗，地方很小，對方過於巨大，文化陋習難以改變等，但又經常為日本經歷原爆、地震後，仍能迎難而上而感動，又了解日本政治的黑暗，而愛上安保學生運動帶來的曙光。或者，我都只在逃離自己的問題，去仰望別人的好，正如日本人出行時一樣，也很是放任一樣，人類都在渴求自己沒有的東西。
不過我並不是鼓勵沉溺社會或民族主義，這樣只會因群眾壓力而容易迷失，被權力利用。我想說的是，日本的厲害，正正因為那些社會無形規條，而孕育一班既有社會意識，而又獨立特行的人建立一個足以長久支撐藝術文化的頂點，他們不為社會服務，也不被同化，並用盡全力堅持自己。例如今次我幾經辛苦才進到去的富樫義博展，便從原畫中看到他如何沉醉於自己世界，卻迷倒了幾千萬讀者的心，縱然他因脫稿頻繁被惡稱富奸，但只要他出刊，還是高質得令人收聲。特別是看過展覽介紹《Hunter x Hunter》最新的《壼中卵篇》，他要一次過先構思好約50個新主要角色，及近300個配角，才可以開始起筆，那就明白他的工作是連其他漫畫家也佩服的。其中，《咒術迴戰》的芥見下下為展覽畫了一張增圖及做了訪問，他有次見到前輩老師，便問究竟他怎樣構思能吸引大眾的劇情，富樫說，世上沒有持續可以吸引大眾的點子，絕對沒有，他在做的並不是想像消費者喜不喜歡的問題，而是有什麼能令他想堅持下去創作，及想盡量仔細地刻畫那個世界的衝動。這使芥見下下深深被感動。
森美術館還有另一個展覽，叫「六本木crossing2022: coming and going」，邀請了1940～1990年生創作人展出22組作品，也盡見個人主義的魅力。其中最深刻的一定是Kyun Chome的《Until my voice dies》，觀者必須戴上耳機才看影片，而影片只是訪問兩個二十多歲的青年為什麼要改名字的事情。其中一位是由女性變成男性，故也改了一個男性化的名字。講解變性的部分已很好看，原因完全不是獵奇，反過來是因為記者與當事人都很自然地討論，還要為女性乳頭比男人大的問題而大笑。縱然聽得出當中的辛酸，但畫面盡是青年燦爛的笑容，及他說話的自信。但令我更是動容的，莫過於當記者問你會介意別人叫你舊名Mai嗎？他說不會，因為那個名字也是他生命重要的部分，只是他現在不叫這個名而已。記者再問，如果有來生，你會想生為男子嗎？他說不是這樣，而是希望可以活在與自己靈魂相配的身體就好了。最後是全黑畫面，工作人員和青年一起大叫，你現在叫什麼名字啊？他們就不斷大叫自己名字，直到聲沙為止。在家庭出名保守的日本，他們肯定是邊緣到極限，然而Kyun Chome展示出如何用笑聲對抗歧視，直到失聲。這就是我想說的，日本藝術永遠展示一種韌性及執着，很多時是對完美的執着，但也有對完美規則的逆向爆炸，很美好。
年末，在狐狸祭中認識了應該是最老資歷保存祭祀的婆婆及其一家，還有幫忙翻譯的中國女士，傾談之間發現我們三都主修語文，而同時對日本歷史有研究，我是專門看古代史，翻譯是社會史，婆婆是維新時期的流落武士生活，而衍生希望保存王子區作為前退役武士地區，而發展的廟堂文化。她更創立王子區報33年！我說我也有做過雜誌及網上刊物，但都不超過三年，她說，你就繼續喜歡自己的地方並追上來吧，你還有三十年時間。我沒有跟翻譯說聽到後我差一點想哭，原因是這兩年每一個朋友都問我走不走，唯有婆婆，會請我去繼續喜歡自己的地方，或許她不知道在完善後香港做文化事業有多困難，但我也不見得她面對財團收地壓力，及年輕一代無人關心歷史的三十三年會多順利。
事實，2022年在香港做文化藝術比以往都困難，包括已不加掩飾的政治審查，全方位控制的防疫政策，人手物價提升，而更重要的是，整整一代的創作人及文化觀眾流失，離散。2023年，我從來不相信復常的說法，我們永遠只能回到陌生的原生地，不斷適應新環境，又堅持抗衡想要吞噬自己的權力，同時不要成為以前討厭的那種人，就好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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