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博物館》
藝穗節完結後翌日，我在候船室閒坐準備登船回港，一位「澳門研究中心」的青年請我回答有關旅客來澳門消費的問卷，其中一條是「有否觀賞藝術表演？」我說有，當他高興地猜是否《水舞間》時，我回答卻是藝穗節的節目，青年搔了頭，不知道是什麼。我反問︰「你這樣的年青人不知道什麼是藝穗節？」他沒回應。固然青年不能代表澳門人及 「澳門研究中心」，只是這令我思考如《水舞間》這種具娛樂性的演出能與澳門(政府)有完善宣傳互動，那藝穗節與城市又有何種關連？前陣子有幸觀賞台北藝穗節的幾個節目，也參觀了當地的幾個重要展覽，回來再看這個第三次參加的澳門藝穗節，似乎看到一點作為「節」的輪廓，更多反思。
2011年藝穗節每天有好幾個節目，卻硬要在同一時間進行，弄得我們幾位駐節評論人要分頭行事，回來後交換心得。我和台灣評論人薜西及張吉米談起這麼糟糕的節目安排，才知道大家很懷念09年一次，那時主辦方安排我們從早到晚遊走小巷，連續觀賞演出，由於演出又與當區文化有關，令遊走過程與演出經驗結合，成就一幅澳門藝術地圖。沒參加那年藝穗的張吉米，之後慕名來了兩屆，卻幾星期每天只等看一個演出……
張吉米說受到澳門藝穗的影響，帶着一天發生幾個節目的幻想，參與台北藝穗節，卻以「第四屆台北藝穗節」為節目名稱， 結集多位藝術人，三天之內大搞藝術馬拉松，打着「讓藝穗節超越藝穗節」的旗幟，衝撃刻板的行政制度。張吉米在澳門藝穗講座中分享如何自家籌組節日的理念及經驗。他提到既然稱之為「節」，究竟該是如何策劃，才能營造出節慶的氣氛？
這問題正好刺中澳門藝穗的刻心︰我們經常讚嘆藝穗有靈活使用空間的權力，惋惜的是行政配合不足，以致有好環境卻無大成效。例如由朱佑人等七人緬懷澳門最後的大型舊式酒樓「龍記酒家」結業，製作《龍一杯》短片合集，更挑在晚上黃金時間在議事亭前地，酒家舊址門前的空地播放。確實整個計劃與澳門文化契合，更與澳門人的生活有所連繫，且在人流最多的地方播放，必定會是件大事。然而，當天圍觀的大多只是參與製作的朋友，沿途擠滿道路的居民／旅客最多只停下來看幾下，有些更嫌製作者阻街，不屑一看而離開。由此，問題不在作品，因為大多觀眾根本連看也沒看就離去，而是在於配套上。談及配套，得先從宣傳單張開始，姍姍來遲的單張究竟多少人可以拿到？針對《龍一杯》來說，地點僅寫「議事亭前地」，看慣藝穗的人可能心領神會，但其他人呢？當天只見製作團體僅架起螢幕，前頭放個介紹牌，而且大片空地不用，偏要挑在酒家及舊水池之間的窄通道播放，旅客當然要投訴。問題是播放時附近何來任何技術配套，觀眾協調，或者有別的活動一起發生，令這片地活潑起來？答案是沒有，使朱佑人等人像播完即走的快閃黨。縱然影片關乎城市及生活，當刻卻是被觀眾遺棄，甚至被藝穗節，及城市遺棄。回頭看街道非常熱鬧，節目卻沒法融合(或改變)地方氣氛。
回想播放前幾天，姚尚德及「對．面劇坊」於議事亭附近街市肉檔上演《博物館》。民政署則動用權力封鎖了街市內一條通道，然而這個與外界隔絕的空間，究竟是真正的肉檔，還是個在劇場裡搭建的佈置，對觀眾來說根本沒分別！所謂與空間互動，僅僅在觀眾進入這個「劇場」前，必須走進街市的那條路上，而不在演出之中。
誠然，是年藝穗節由九個團體一同承包策劃，以致連參與團體也大叫混亂，彼此沒法有效溝通。然而，回應張吉米所提出有關「節」的問題，藝穗節沒法有效與城市互動，問題不在九個團體，而是容許讓九個團體一起策劃的，其背後對籌辦藝穗節的固有信念，那是為了「填滿節目」。節內四個星期超過五十個活動，很豐富，卻不是互不相關，就是時間相撞。可見從整體配套上，沒多關顧觀眾的感受，或從節慶氣氛營造上思考。如《龍一杯》與《博物館》的演出地點相近，何不安排於同一天舉行？觀眾可先去肉檔，再走出大街看影片。或藝穗中的戶外表演何不與《龍一杯》同時推出，令議事庭前地更具節日氣氛？另一方面，在窮空間發生了兩場有關「單人表演」的講座，邀請了中港台澳四地劇場人分享，內容豐富值得鼓掌，那又可否有其他活動配合，將節內的單人表演安排於演講前後？我不得不承認我在挑骨頭，這種宏觀策劃實在有難度，然而現在的問題似乎不在於難與不難，而是我們的焦點，究竟投放於單一節目，還是一個具開放性、包容性的藝穗節？從張吉米提出的理念來看，這樣不過是同時間有很多節目在賣票，而不算是一個「節」。
參與過台北藝穗節，聽過張吉米的分享，此刻我越發愛上澳門藝穗節的氣氛，縱然它沒有愛丁堡的國際性及真正全城關注，也沒有台北的節目豐富、大量的宣傳經費及手段，但就是有澳門獨有的人情味、隨性、靈活。我和另一些台灣劇場人談及，比較台北及澳門學生在藝穗中的作品，澳門學生的確實有更多渴望表演的熱情，以及與觀眾交流的衝動。我很期望澳門政府及藝術界有更多有關策劃「節」的討論，從根本出發，讓澳門藝穗節更具節慶的味道，好讓一眾參與者的熱情更趨熾熱。
已刊於澳門《劇場閱讀》2012年5月號 及《廣東藝術》2012年8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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