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文明的躍升》裡讀到達爾文與華萊士，心有所感，故而為記。
大家都知道現今生物學基礎的天擇與演化理論為達爾文所創，但實際上「演化論」當年發表時，論文卻有兩篇。另一篇的作者是華萊士。所以應當說：天演理論是達爾文及華萊士兩人分別創立的，只是後來大家把華萊士忘了。
《文明的躍升》一書，肯定了華萊士的貢獻，並稱他為「巨人」。
達爾文出身世家，他隨「小獵犬號」出航五年的故事，可以說家喻戶曉。 而華華萊士出身寒微，在階級分明的維多利亞時代英國，下層社會的年輕人，學習及晉升的機會非常有限，能成就大事業，更不容易。也就是說，華萊士的成功故事（如果不以聲名論成就，不計較後來的遺忘的話）更傳奇有趣，也更勵志。還有，對我，一個說故事的人而言，被遺忘的英雄故事，更具悲劇情懷，更有張力，也更浪漫。
人如何能成為巨人？首先當然是時運。「天時地利」提供了環境及機會。環境不只是自然環境，還有人文及社會環境。許多人都認為學術，尤其科學是客觀中立的，學者停留在象牙塔裡，學術按部就班的前進，跟社會人文、時尚潮流八竿子打不著。但是學術研究並不發生在真空裡，社會風尚、流行不但影響學術研究，而且學術本身也有時尚潮流。
十八、九世紀維多利亞時代，士紳階級愛好自然、賞鳥以及鄉村生活，蔚為風尚。達爾文雖然最先念了醫學，但是他興趣缺缺。父親希望他做教士，而他卻只愛觀察自然、化石，並瘋狂蒐集甲蟲。其瘋狂的程度，據他自己說：有一次，發現了幾個有趣的甲蟲，因為兩手各拿一隻，被佔住了，他竟因捨不得放棄第三隻，就把它放到嘴裡。
至於華萊士，他因生時逢辰，正遇上英國工業革命的高峰，大量建造鐵路，需要許多測量員。這些測量員不要有高深的學歷，華萊士曾在蘭開斯特的工人學校讀過一些書，就跟著他的哥哥做學徒當測量員去了。在荒山野地裡，華萊士歡快工作，因為他既愛鄉野的自由氣息，更享受摸魚捉蝦抓蟲子的樂趣，甚至在不上班的日子，他都會背著搜集箱漫山遍野的亂跑找尋甲蟲。同時，在測量工作中，他認識了也對甲蟲有興趣，比他多受了些教育的拜慈，兩人後來結伴到南美亞馬遜一帶去蒐集標本，賣給英國的博物館。原來英國當時因為愛好自然的風尚，博物館及個人收藏都願意收購動植物標本，於是產生了華萊士這樣的博物學家。華萊士的足跡原來不出威爾斯一帶，但他有冒險精神，不但遠赴南美亞馬遜，在亞馬遜待了四年之後，又去了遠東，在馬來群島繼續蒐集野生標本。
達爾文與華萊士兩人都自生物的多樣性中，觀察發現了同樣物種常因地理上的分隔而出現不同的樣貌，但找不到引起這種歧異及變化的原因。1938年達爾文無意間（真正的「無意」，他是讀來消遣的）讀到馬爾薩斯的「人口論」，突然間，生存競爭的概念閃過腦際，給了他足夠信服的答案。二十年後，華萊士在婆羅洲及新幾內亞間的一個小火山島上發著熱病，一天夜裡，在忽冷忽熱半睡半醒間斷斷續續的想著困惑他的問題，突然馬爾薩斯的同一本書浮上心頭，「物競天擇、適者生存」的概念豁然開朗。這「賓果」的一剎，是終身俯案的老學究、日夜守候實驗室的學子，夢寐以求而不可得的。
讀／想到（用現在時髦的話說：「遇見」）馬爾薩斯，包括前面的華萊士交上朋友－拜慈，都是偶然，稍有閃失，歷史的奇蹟不會發生，要不就會以其他形勢或在其他時空出現。
悟出了演化的道理後，達爾文閒閒的拖到1842，才用鉛筆寫了35頁草稿，就在1844年全書寫完後，他也沒打算發表。因為他深知這樣的論述肯定會引起社會震驚，所以他交代太太等他死後再出版。1856年，達爾文接到華萊士寄來相同發現的文章，他大為驚訝，竟至不知如何是好。後來這兩份論文由他的朋友里爾及虎克安排，在倫敦的林奈植物學社的會議中宣讀，是時華萊士還在香料群島的小火山島上，而達爾文不知為何，也沒有出席。
論文雖然等於否定了創世說，卻並沒有引起像布魯諾上火刑架，或伽利略被宗教審判一般的後果，甚至也沒有導致什麼社會騷動（可能跟我們今天所寫的大部分學術論文一樣，在大拜拜式的研討會中的小圈圈、小教室裡宣讀後，就靜靜躺在陰暗的圖書館一角，等著落灰）。當然時代已經變了，畢竟已經物換星移到了理性主義發展後的十九世紀。
達爾文在會議後的第二年出版了《物種原始》，一時洛陽紙貴，達爾文聲名大噪，或許這是華萊士被遺忘的原因之一吧！
話說，當初達爾文與南美土人初見面時，他被土人的樣貌嚇呆了，在他的「小獵犬之航」的木刻插圖裡，土人的形象就像野獸。而華萊士與他們會面的經驗卻充滿了驚喜與歡愉。他描寫土人「步履輕快、自由自在，是遺世獨立的森林人」。他尤其喜歡土著孩子，形容他們赤裸的肢體「紅棕色的皮膚明亮光滑，動作優美健康」。他說自己願做印地安人，划著獨木舟漁獵，幸福滿足的看著自己的孩子長大。他願自己的孩子也「有健康的軀體、平靜的心靈，無財卻富足，無金也無憂」。
達爾文曾說華萊士是「寬宏、高貴』的人，看來他的確是，還有點天真爛漫。
對原始文化，華萊士非常尊重，他認為原始文化與先進文化的差距並不如想像的大。土語、器物、習俗對當地生活意義重大。甚至認為「野人的頭腦，與哲學家相去不多」。此時人類學還沒有誕生，什麼人類學家一定要在「在地」居住一段時間；什麼文化的相對主義、客觀主義、非種族中心主義、非歧視的研究態度等，都還沒有發展出來。華萊士憑著對自然與人類的熱愛，大大地領先了時代。
當時維多利亞人還貶稱土著「番子」，而華萊士卻有恢宏開放的胸襟態度。他之所以如此，可能是長期當地生活的體驗，也可能是「天擇」的體悟。因為與動物經年累月的生物演化以適應環境相比，人類發明器物、文化以對應問題。土著的方法即便原始，只要對他的生存環境有效，都一樣值得肯定。華萊士肯定人類心智，說：「在我們的進化中。。。心智的力量，比身體重要」。
或許什麼樣的進步發展，多少需要些「野生」不怕死的力量。達爾文是細心多慮江湖行走老了的學者，而華萊士是生猛不怕虎的牛犢。歷史因緣際會，既生了瑜，也生了亮。兩人的交集是：華萊士因為是後進，缺乏人脈，把論文寄給了達爾文，請他指點並代為推介出版，這種事在今天的行業間也不少見。達爾文看了論文，心裡糾結啊！如果推介，這後生肯定奪走自己「第一」的光彩。如果不推介，甚至利用地位名氣，封殺至少延遲其論文出版，並立即推出自己的作品搶拔頭籌。可這得昧良心，辜負華萊士的信托，也得單獨面對出版後的風險。左右不是，真是為難。
對這樣的事，今人會怎麼做？值得玩味。
達爾文最終把這件事交給了他的出版人朋友里爾處理，也將自己的作品同時推出，共享榮耀，算大氣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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