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詩琅研究／
組長 張育瑄
組員 林家安、張意玉、王惠宇
一、前言
王詩琅早期作品發表於《洪水報》、《伍人報》、《明日》等左派人士創辦的園地，顯
然是左派拉攏、認同的對象。後來加入郭秋生、廖毓文等人創辦的「台灣文藝協會」，
楊逵、葉陶夫婦雙雙病倒時，代編過《台灣新文學》，因此，後來作品多見於《第一
線》、《台灣文藝》、《台灣新文學》等。主要小說作品有〈夜雨〉、〈老婊頭〉、
〈十字路〉、〈青春〉等，收入「光復前台灣文學全集」及「台灣作家全集」《王詩
琅、朱點人合集》。另有《王詩琅全集》十一卷，由德馨室出版。在小說創作上，王詩
琅表達的其實是廣義的社會主義思想，雖然穩穩站在無產階級的立場，對一切強權、惡
霸，都不假辭色，給予迎頭痛擊，對經濟上弱勢充滿同情，但似乎又只能無奈地流於感
傷而已。即以〈夜雨〉為例，寫響應罷工的印刷工人，雖明知資方取消禮拜日不上工的
工資是不合理的，而加入罷工抗議的行列，但罷工顯然失敗，工人一家生活陷入絕境，
為了一家人的生存，只好同意女兒淪落風塵。罷工者堅持的勞動階級尊嚴，遭到嚴重的
挫敗和打擊。
〈沒落〉寫曾經投入社會運動的耍角，曾經為演講、集會、發刊物教育民眾、宣揚理
念，奮不顧身，甚至雄辯滔滔與父親爭論，及至因參與社會運動兩度入獄，竟然成了頹
廢派，「天天飲賭到三更半暝」、「殆無寧日在麻雀和咖啡妓樓裡鬧到人靜夜深」「睡
到日出三竿卻不起來」，聽任已經六十五歲的老父清早爬起來督導店員灑掃整理做買
賣。清醒時偶然想到：拋棄父母妻兒，為了理想，和資本主義拚調老命的勇氣，他是不
夠的，但記起過去一起攜手戰鬥的夥伴，將在法庭上受審，他不能不敢去聲援鼓勵。這
個社會運動者的理想和良心，就在躊躇、猶豫間消耗掉了，最後，只能和幾個落伍的老
同志繼續買醉，只是偶然想到還有同志仍在戰鬥、受難，頹廢是不應該的。這篇小說是
親身參予過社會運動者的，深刻的心靈記事，卻也是見證了小說家王錦江與社會運動者
王詩琅，心境思想上的差異。
王詩琅的小說，雖然圍繞著他的社運經驗題材，但顯然並不是他社運的工具，或者說是
他社運的一部份了，已經很明顯地是站在客觀的立場去反省、檢討過往的體驗了。譬如
：「十字路」已經明白指出社運分子「拋棄家庭、斷絕富貴的希望」投入社運的理想，
不切現實，缺乏行動力的知識分子撼不倒資本家，社會改革需要民眾自己覺醒明白第透
露出社運過來人的挫折感。又如：〈老婊頭〉，這個傳承、內情極為特別的行業，作者
寫來也完全沒有「社會主義」的立場，只是從妓女生涯看到世態炎涼、人間冷暖而已。
從他的文學作品看，的的確確可以說是「走過社會主義的小說家」，卻不是社會主義小
說家。
一九三七年，王詩琅曾赴上海工作半年。次年再到廣州擔任《廣東迅報》編輯，也在這
段期間中斷了他的文學創作生涯。直到八Ο年代，他又忽然根據他的廣州經驗寫了〈沙
基路上的永別〉，描寫日治時期在廣州發生的台灣男子與廣州女子的異國之戀，因跨不
過民族認同鴻溝，流為殘戀。
二、人生五階段:
（1） 1908—1927年：從出生至「台灣黑色青年聯盟」事件發生為止。是王先生童年、
少年時代。是王先生廣涉各類書籍的時候。
（2） 1927—1936年：這段時期，台灣發生了各類型政治社會運動，如台灣文化協會、
台灣議會設置請願運動、台灣民眾黨、農民組合、勞動組合、、無政府主義、、社會主
義和共產主義等運動。一九二七年，是台灣政治運動的轉變關鍵，以聯合戰線為主的文
化協會發生左右分裂、左派掌握主導權，而溫和派退出，另組織台灣民眾黨、台灣地方
自治聯盟。二十、三十年代的台灣正是一個思潮波濤洶湧的時期，生存於當時的知識青
年，很少不受其影響。王詩琅先生在這風潮之中，也因「黑色青年聯盟事件」和「台灣
勞動互助社事件」而被捕。減刑出獄之後，開始轉向，而努力從事於文學創作，此時之
作品，如小說「夜雨」、「沒落」、「十字路」、詩「蜂」等多描寫當時青年在時代潮
流衝擊下，面對現實環境的壓力，產生挫折、困頓和徬徨的心情。這些作品，正反映了
王先生內心的矛盾和衝突。憑著年輕熱情，和理想的追求，參加無政府主義，但在殘酷
的現實底下，不得不從中急退，而轉向詩與小說的文學創作。因此在作品中，流露出了
他在無可奈何之下的抗議。
（3） 1937—1945年：王先生於一九三七年赴上海，不久回台灣。一九三八年再赴廣
州，任職於廣東迅報社，擔任編輯工作。王先生在一九八零年曾寫了一篇曾寫了一篇
「沙基路上的永別」，追憶這一時期的一個戀愛故事。雖然是個象徵性的小說，描寫在
敵我對峙的兩方人民，很難有所謂愛情的存在，寫盡了台灣人在二次大戰期間，處於中
日之間對峙下的矛盾，這種困境也許不僅是王先生個人的感受而已，可能普遍存在於當
時台灣知識青年心中。這一段時期，王先生生前很少談到，所以後人知道的不多，僅能
猜想而已。「永別」在王先生內心深層，可說創傷極深，才會在一九八零年又回憶提
出，道出當時中國經驗的辛酸，也道出了訣別的痛苦。
（4） 1946—1973年：先生自一九四五年由廣州返台，至一九七三年退休為止。這段期
間，先生任職國民黨省黨部，後轉任台北市文獻會主編「台北文物」，又兼任「台灣通
訊社編輯主任」，「和平日報主筆」；一九五五年轉任「學友」主編；一九五七年再任
台北市文獻會編篆，編「台北市志」和主編「台北文物」；一九六一年轉任「台灣省文
獻委員會編撰組長」，編輯「台灣文獻」。一九六六年任「台灣風物」編輯。這段期
間，王先生與文獻會、編輯文獻刊物和兒童刊物脫不了關係，所以才被稱為文獻學家、
鄉土史家、以及台灣的安徒生。這一時期可稱得上是王先生最安定而專心寫作的時期。
王先生熱情好客，幾乎從事台灣研究的人，他無所不識。所以在他主持下的刊物、稿源
不斷，而且能舉行各式座談會，留下可貴的當代紀錄。「台北文物」在他主編時期，登
載許多珍貴的文獻紀錄，也是時至今日，仍然令人懷念的刊物。在這段時期，他留下許
多台灣研究的作品，這些雖然儘是概略性，但已給初學者極多的啟示，也奠下了日後台
灣研究的基礎工作。
（5） 1973—1984年：也許是退休之後，，無官一身輕，除了主編「台灣風雲」外，不
再有公務煩身，所以才在「台灣政論」、、「夏潮」、「美麗島」、「八十年代」等雜
誌上發表文章。這一時期，先生雖然年紀漸大，也因跌倒傷腿，而不良於行，但先生之
思想並未因此而退化，反而更明朗、更率直，道出了前一時期所不敢道出的問題。同時
也熱情的提攜後進，只要有問題問他，他總是熱誠地回答，毫無保留地回答，所以贏得
許多年輕後進的喜愛和敬佩。
三、文學歷程：
王詩琅自云：在我的小說作品中，我覺得「夜雨」最好，也因為這是我的處女作。如大
家所知，這是描述因罷工失敗後而面臨破碎的家庭悲劇，到最後不得不讓女兒去做女招
待。至於「青春」所描寫的，是舍妹因肺結核而從女校退學，進入療養院修養的生活。
那時起，我對於人生的看法因此而受到影響。我覺得年輕的妹妹為何變成這種地步，又
要如此可憐第死去呢？總之，也間向現代醫學做了一次抗議。
「沒落」是意味著如果一味地沉淪下去的話，只有歸於腐敗一途。內容是描寫一個曾經
從事共產主義運動的男子，在九一八事變之後，思想上、生活上都腐化了，並且以非常
腐化的心理，過著夜晚遲歸、白天晚起的生活。後來在審判共產黨分子的法庭上，自己
感慨無限地面對了此一問題，發覺到不得不警惕自己的生活了，換言之，如果長此以
往，自己就等於沒落了。
「十字路」(原註：「台灣新文學」一卷十期，一九三六年十二月)，是敘述一個薪水階
級在到處碰壁、陷入僵局，一籌莫展時，自己試圖尋找解脫知道，主要的意思是描述在
身臨絕境時一定要打破僵局，至於這種看法是否正確，我就不得而知了。
「老婊頭」(原註：「台灣新文學」一卷六期，一九三六年七月)，是敘述目前仍在萬華
的某一個娼館老闆娘，她依照台灣的慣例，買來小姑娘，養大之後再讓她去賣淫，以台
灣這種陋習為經緯所寫成的，諷刺老婊頭越有錢越趾高氣昂，目空一切。
發軔於一九二三年的台灣新文學運動，仍在此時代思潮的衝激和歷史因緣的際合中，以
中華民族抗日鬥爭強勁之一翼，登臨於文學祭壇。因而，日據時期台灣新文學的作家，
當目睹到殖民地上壓迫者與被壓迫者之間，仍根深蒂固第存在著政治、經濟、教育……
的差別待遇和厲害衝突時，為了要求平等、爭公理，自然地對文學意識的關注會更殷切
於對文學藝術的營求，主決地將文學意識轉移到現實意識和交化功能之層面上來，亟望
以文學的參與力量，來介入時代之創痛，表達殖民地悲憤的籲天新生，進而喚醒被壓迫
和被屈辱者的民族意識，抗拒日本資本帝國主義之苛酷統治，以爭取殖民地的民族解放
和命運自覺。此固然是殖民地環境影響了文學方向的發展，另方面也可解釋為不屈的文
學魂，為根本改變殖民地之格局所做的抉擇。這不但和島先決者之立場相一致，也與世
界各弱小民族之反抗文學呼應成為堅韌的環節，二次世界大戰前日帝統治下的朝鮮，在
李光洙、金東仁、廉想涉朱人的努力下，一心想擺脫殖民主義的精神威脅，為其苦難祖
國豎立起民族文學之纛旗，便是凜然悲壯的一列。
王詩琅先生，一開始便繼承了殖民地亟求民族自覺的反抗傳統。他是日據時期台灣民族
社會運動由「覺醒期」至「蛻分期」(2)的重要人物，也是台灣新文學運動由「開花
期」致「決戰期」(3)的主要角色。從其生平資料，我們可以看出在日本帝國主義強權
的統治下，一個文學青年如何由認知、掙扎，乃至自我覺醒的歷程，並且隨著時局之演
變及日趨緊張，他又如何自理念走向實際行動，在困蹙的悶局中永不懈怠地尋覓出路。
一九二六年，王詩琅加入由日本人小澤一所倡導的「黑色青年聯盟」，為當時的黑色青
年(黑色象徵死亡，表示誓死之覺悟)，曾多次被捕入獄，較大者有三件：一是一九二七
年「台灣黑色青年聯盟大檢舉事件」，和另外為首的三人小澤一、吳滄洲、吳松谷，被
日本警部已違反治安維持法秘密結社的名義付諸公判，王氏被判役一年六個月(7)；一
是一九三一年「台灣勞動互助社事件」，和為首的陳崁、蔡禎祥、黃天海諸人被捕，王
氏再次坐牢十個月；另外一件是一九三五年，適值「台灣始政四十週年紀念」，由於受
到日本本土無政府共產黨大搜捕的波及，王氏又與張維賢等人被株連入獄，拘禁三個
月，此三次牢獄之災，都與無政府主義有關。
由上檢視，不難窺察出王詩琅文學生命的成長歷程，以及其作家性格和作品風格的形成
關係。前已述及，王氏小說主要在於反映一九二六年至一九三六年的生命體驗與社會經
驗(9)。而這一時期，主宰其文學思想軸心者，一言以蔽之，便是反抗日本帝國強權的
資本主義，而主張互依原則的無政府主義。
一八六八年，尚處於封建閉守的日本，由於遭受到先進資本主義世界之壓迫，其社會內
部起了極大的變革。明治維新以後，期金字塔似的上層結構，可說是大地主和資本家的
相結合，然而農村中根深蒂固的封建體制，卻阻礙了其資本主義之躍進，並造成內部尖
銳矛盾，和國內市場的狹仄性。於是，日本統治階層乃以早熟的帝國主義之型態與意
識，向外擴張，劫奪殖民地並侵掠其市場(10)。不幸地，一八九四年的甲午戰爭和一八
九五年的台灣割讓，便是在此一歷史進展下的悲劇種因。
有一類作家，其小說素材，接來自於主觀的自我經驗，以寫實筆法，鋪展出一己的思想
軌跡，作品具有濃厚的自傳成分，例如楊逵；而另一類作家，雜以想像，旁敲側擊，與
角色、事件保持適切的距離，僅是運用語調、意象或場景來襯托自己的感悟，例如楊
華、王詩琅；當然也有融合以上兩種特性的，賴和即是一例。假使說，賴和所關懷的是
異族壓迫下的農民、工人和小販；楊華關懷的是勞動者和童養媳；楊逵關懷的是智識分
子〈其實就是自己的化身〉，則王施琅特別關注的對象，便是那些為了生活、為了爭平
等，源於個人挫敗而走向民族覺醒的社會運動者。
一次世界大戰以後，正式日本進入戰後資本主義總危機時期。一九二Ο年的世界性經濟
大恐慌，強烈地搖撼了整個日本的國民經濟體系。日本不僅遭遇到國內市場購買力的減
少，而且國際政治上市立倒退，列強各國重來遠東市場，再加上遠東各國人民貧困化、
殖民地各國工業化，和中國歷次抗日抵貨運動等問題，使得日本資本主義陷入長期的垂
死掙扎。為了解決危機，日本產業乃進入所謂「合理化」的自救運動，期重點有三：
一、國民經濟各部門的再組織及技術的改進；二、獨占的強化；三、擴大勞動強度及盡
量減少使用勞動者(16)。此一戰後產業「合理化」的過程，促成了生產及資本的益行集
中，而殖民地台灣的工人便在這種惡劣的勞動條件下，受盡日本帝國主義的剝削與榨
取。日本當局，儘管假借冠冕堂皇的同化政策和內地延長主義，高唱什麼「機會平
等」、「一視同仁」，實則差別待遇依舊存在，台灣工人的工資不但比不上在台日籍工
人的所謂「勞動貴族」，而且也比日本國內工人的工資為低，這只要查看一下台灣總督
府於一九三五年逤調查製作的「日本勞動者別工資比較表」，即可明瞭。
這種癱瘓背景下的欺瞞、歧視、壓迫，使得被殖民者忍無可忍，在面臨生活的挫敗及威
脅下，乃逐步透過個人的覺醒，而走向民族的解放運動，這是王氏小說中最常見的模
式。「沒落」中的耀源，他的家勢由於遭到戰後經濟大恐慌的襲擊而宣告破敗，注定了
耀源一家沒落的命運，而他在師範學校唸書時，正逢日本人統治進入同化政策時期，因
不滿台灣人和日本人的差別待遇，和日本當局偽善的嘴臉，便率眾惹起罷學風潮，因此
被學校開除學籍，以後獨自跑到廈門，進入上海大學，由「漠然的民族意識建把握到社
會主義」，進而參與抗日的社會運動。「十字路」中的張，出身寒微，他放棄了繼續升
學的機會，進入了銀行充當仕〈工友〉，原本鄙斥民族社會運動，一心一意要考取文
官，夢想在日本人所統治的台灣中嶄露頭角，以歲期「青雲雄志」。但曾幾何時，子幾
何以會見由雄心壯志而落入於屈辱之境？至此才漸漸了悟。
四、作家年譜：
一九Ο八年 1歲 二月廿六日生於萬華。
一九一五年 8歲 入秀才王采甫書塾讀書。
一九一八年 11歲 進入老松公學校就讀。
一九二三年 16歲 公學校畢業。
一九二七年 20歲 因參加無政府主義組織「台灣黑色青年聯盟」被捕。
一九三Ο年 23歲 詩〈沙漠上的旅人們〉、短評〈社會進化與支配〉發表於《明
日》創刊號。
發表評論《新文學小論》於《明日》第二號。
一九三一年 24歲 涉及「台灣勞動互助社事件」，再度入獄。
一九三三年 26歲 參加「台灣文藝學會」。
一九三四年 27歲 短評〈慣習〉發表於《革新》創刊號。
一九三五年 28歲 詩〈蜂〉、評論〈柴霍甫與其作品〉、小說〈夜雨〉發表於《第
一線》第一期。
小說〈青春〉發表於《台灣文藝》二卷四號。
小說〈沒落〉發表於《台灣文藝》二卷八號。
一九三六年 29歲 評論〈一個試評─以《台灣新文學》為中心、小說〈老婊頭〉、
小說〈十字路〉、發表於《台灣新文學》一卷四號、六號、
十號。評論〈賴懶雲論〉以日文發表於《台灣時報》二Ο一
號。
一九三七年 30歲 赴上海，在日本陸軍宣撫班工作，不到半年，及返台。
一九三八年 31歲 赴廣州，擔任《廣東迅報》編輯。
一九四Ο年 33歲 再婚。
一九四六年 39歲 四月，返台。擔任《民報》編輯，兼任中國國民黨省黨部幹
事，及台灣通訊社編輯主任。
一九四八年 41歲 兼任《和平日報》主筆，撰寫社論。辭去國民黨黨部職務，
參與台北市文獻會，主編《台北文物》。
一九四九年 42歲 兼台灣通訊社編輯主任。
一九五五年 48歲 辭台北市文獻會，擔任《學友》《大眾之友》雜誌主編。
一九五七年 50歲 辭《學友》主編，再任台北市文獻委員會編纂，編《台北市
志〉。
一九六一年 54歲 辭台北市文獻會，轉任台灣省文獻委員會編纂組長，纂修台
灣省通誌，邊《台灣文獻》。
一九六六年 59歲 擔任《台灣風物》編輯。
一九七三年 66歲 退休。主編《台灣風物》。
一九七四年 67歲 《台灣社會生活》出版。
一九七七年 70歲 《台灣史》由省文獻會出版，撰寫其中第八章〈日據時代之
台灣〉。
一九七八年 71歲 《日本殖民地體制下的台灣》出版。
一九七九年 72歲 張良澤邊《王詩琅拳擊全集》十一卷，由德馨室陸續出版。
於新公園跌倒，腿傷後不良於行。
一九八Ο年 73歲 十月廿七日，小說〈沙基路上的永別〉發表於《聯合報》副
刊。
一九八二年 75歲 獲得國家文藝獎。
一九八四年 77歲 獲得第二屆台美基金會人文科學獎。
十一月六日晚上六時，逝世於台北馬偕醫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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