下了一整天的雨，所以就在家裡上網，看了一天的新聞和舊文。
第一次登上美國之音的新聞網站，卻發現了一則國內各媒體都沒有報導的新聞──台灣在美國的遊說活動，為美國之音駐國會記者張蓉湘在採訪兩黨議員、仔細研讀司法部的檔之後做出的報導。另外我又在網路上找到一則中國浙江大學學報，是針對台灣在美遊說的研究─「臺灣當局對美遊說活動及其影響」是一份寫在2001.4.28的報告，作者陳發瑤（1965年生），男，浙江蘭溪人，浙江大學教育學院黨委副書記，副教授，主要從事國際政治研究。
台灣在對美的遊說上，還真的花了不少錢呢！至於是否值得，就端視個人的評價了。不過若是所引用的兩份報告的數據都有一定可信度的話，現在花在向美國遊說的錢少多了。
VOA的報導可以讓我們了解現在的情形，而浙江大學的學報就對90年代的情形做了不少分析與報導。VOA的報導是中立客觀的，而浙江大學教育學院黨委副書記所撰寫的學報就充斥著意識形態，與強烈的「祖國統一」論調。
我不知這位張副教授／浙江大學教育學院黨委副書記是何許人也，亦不詳其學術地位與研究，因此在讀他的文章時，特別仔細，也有幾分保留。尤其是在文中所引用的英文人名，雖然沒有幾位 (提到Council on Foreign Relations時列出11位成員，其中3 位人名拚錯 Henry Stimson, George F. Kennan, Madeleine Albright，有的該大寫的用小寫 Warren Christopher, Clifton Wharton, 還有把middle name 的縮寫併入名字 John F. Dulles。錯誤率為 6/11；所另外列出的四個智庫名稱，也有兩個在拼字上有錯誤。錯誤率為 2/4) 卻有不少錯誤。此外，從文中的附註可以發現大辦的內容引自「唐正端’ 中美棋局中的臺灣問題」，所以很有可能陳先生是一個政治副教授，身為教育學院黨委副書記，官大學問大，因此文章刊載在學報上；或者浙江大學只是個不太重要的大學。不過不妨一讀，不懂英文的人，不代表就沒有甚麼知識，只能說這文章不嚴謹；至少可以了解一下中國對於台灣在美國遊說活動的研究，或窺探其心態。
另外，我也發現了一個不錯的網站："Foreign Lobbying Influence Tracker", 這個連結是與台灣相關在“外國代理人登記法”(Foreign Agents Registration Act, FARA)事務辦公室申報的資料 http://foreignlobbying.org/country/Taiwan/
有八個台灣的組織在美雇用代理人從事遊說：
臺灣加強在美國遊說活動記者: 張蓉湘 | 國會 2010年 2月 12日
圖片來源: 美國之音張蓉湘 美司法部外國代理人登記辦公室根據美國司法部的資料，臺灣政府在去年新雇用了三家美國公司協助提倡美台關係。有分析說，中國對美國的積極遊說為臺灣帶來了重大挑戰。美國之音駐國會記者在採訪兩党議員、仔細研讀司法部的檔之後做出了報導。下面是報導的第二個部分。（至於第一部分，搜索VOANews.com都沒找到。）
根據美國之音向美國司法部主管“外國代理人登記法”(Foreign Agents Registration Act, FARA)事務辦公室所取得的檔，臺灣駐美代表處去年跟三家美國公司簽署契約，協助推動美台關係。
(TheForeign Agents Registration Act (FARA) was enacted in 1938. FARA is adisclosure statute that requires persons acting as agents of foreignprincipals in a political or quasi-political capacity to make periodicpublic disclosure of their relationship with the foreign principal, aswell as activities, receipts and disbursements in support of thoseactivities. Disclosure of the required information facilitatesevaluation by the government and the American people of the statementsand activities of such persons in light of their function as foreignagents. The FARA Registration Unit of the Counterespionage Section(CES) in the National Security Division (NSD) is responsible for theadministration and enforcement of the Act.)*布魯與洛特領袖集團*
美國之音張蓉湘 “布魯與洛特領袖集團”公司網頁去 年5月12號，臺灣駐美代表袁健生與美國遊說公司“布魯與洛特領袖集團”(Bureauz Lott Leadership Group)簽下一年合約，由該公司協助推動臺灣政府與美國府會的關係。布魯與洛特領袖集團由前聯邦參議院共和黨領袖特倫特•洛特(Trent Lott)與民主黨副黨鞭約翰•布魯(John Breaux)所共同創辦，契約規定該公司在這段期間不得代表中國政府。根據布魯與洛特領袖集團在去年12月向司法部所遞交的檔，臺灣駐美代表處在去年 下半年給付該公司大約美金20萬元，協助安排臺灣方面與美國國會領袖的會晤，並且隨時提供參、眾兩院的相關立法活動。
*椒木國際公司*
去年2月到6月，美國椒木國際公司(Pepperwood International Corp.)代理臺灣駐美代表處在美推動公關工作，包括提供學者以及前美國官員相關資訊，在媒體上撰文評論美台關係。臺灣政府給付該公司2萬5千美元。
*派克策略公司*
去年1月，美國遊說公司派克策略公司(Park Strategies, LLC)開始代表臺灣政府，協助安排臺灣駐美官員與美國國會參、眾兩院議員與幕僚的會晤，安排美國國會人士訪問臺灣，以及提供諮詢服務。該公司由前紐約州 聯邦參議員達馬托(Senator Alfonse M. D'Amato)所創辦。根據司法部檔，臺灣駐美代表處在去年上半年給付該公司大約美金10萬元。派克策略公司協助安排臺灣關係法頒行30周年紀念活 動，以及美國議員跟去年5月過境美國的臺灣總統馬英九通電話。
*前共和黨參議員多爾*
前共和黨參議員多爾(Senator Bob Dole)所任職的“奧爾斯頓與伯德律師事務所”(Alston & Bird, LLP)從2003年開始代理臺灣駐美代表處。根據該公司在去年11月底向司法部所遞交的檔，去年5到10月，前參議員多爾曾經協助臺灣駐美代表袁健生跟10位兩黨重要聯邦參議員的會晤。臺灣去年下半年給付奧爾斯頓與伯德律師事務所大約14萬美元。
*終止與索拉茲公司合約*
另一方面，臺灣政府在去年元旦之後，終止跟長期代理民進党政府的索拉茲公司的合約。該公司由前紐約州聯邦眾議員索拉茲(Stephen Solarz)主持。前美國在台協會理事主席卜睿哲曾經擔任索拉茲的助理。索拉茲公司從2001年5月開始代理臺灣政府提升美台關係，按照契約，臺灣政府 每月給付1萬美金。熟識索拉茲的消息人士說，索拉茲近年來由於身體健康因素，不克參加一些臺灣的公開紀念活動。
*民進党繼續雇用代理人*
Michael Fonte 彭光理此外，臺灣民進党成為在野黨之後，繼續雇用能說流利閩南語的臺灣通彭光理(Michael Fonte)，擔任民進黨駐華盛頓聯絡人。根據美國司法部檔，彭光理通過跟美國政府與國會的會晤，一方面說明臺灣政局、美國對台軍售、前臺灣總統陳水扁 的司法案件等問題，同時也瞭解奧巴馬政府的對台政策。美國司法部的檔也指出，彭光理曾經在去年5月協助來華盛頓訪問的蔡英文與蕭美琴，跟白宮國家安全委 員會亞洲事務資深主任貝德(Jeffrey Bader)、美國貿易代表署主管中國事務的助理貿易代表斯特拉福德、國防部主管東亞事務的副助理部長米德偉、以及國務院東亞助卿希爾等人見面。
*中對美遊說為臺灣帶來挑戰*
美國華盛頓郵報曾經報導，中國對美國的積極遊說為臺灣帶來了重大挑戰。對此，彭光理告訴美國之音，他同意這個說法。
他說：“是的。最近一陣子的確如此。我從2002年開始擔任民進党的代理人。我可以套用英文的一句俗話，說明中國越來越強大的影響力如何在美國的政界無所不在。中國在許多問題上發揮重要影響力，包括經濟、金融、北韓、伊朗、以及氣候變化等等。”
臺灣駐美代表處婉拒向美國之音評論臺灣在美國的遊說活動。曾經跟代理兩岸說客接觸的國會助理，也不評論遊說公司在會面中支持或者反對什麼特定問題。
彭光理還告訴美國之音，一方面中國外交官的手腕越來越熟練；另一方面，美國各界也出現反彈的聲音，對中國的經濟政策打上問號，尤其是在美國經濟不景氣、失 業率居高不下的時候。在這種情況之下，臺灣在提倡美台關係時，除了強調臺灣的民主以及臺灣作為美國的堅強盟友，如何重新評估臺灣對美國在東亞戰略的涵義， 也是個著力點。
*議員盼兩岸和平解決爭端*
對於美國之音要求評論兩岸在美國國會的遊說工作，美國國會眾議院外交事務委員會亞太小組委員會主席費利奧馬瓦耶加告訴美國之音，他跟中國駐美大使館以及臺灣駐美代表處都有接觸，他希望兩岸和平解決爭端。
費利奧馬瓦耶加告訴美國之音：“我強烈主張，也誠摯希望：兩岸的所有爭端必須和平解決。我認為，臺灣總統馬英九正在這麼做，他並未傷害人民的臺灣意識。”
外國代理人登記法在1938年頒行，主要是針對外國政府與政黨在美國代理人的活動。這項法律規定：任何代表外國政府或者外國委託人在美國進行遊說活動的美國人或民間團體，必須向美國司法部登記，並且報告代理活動的內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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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www1.voanews.com/chinese/news/taiwan/china-taiwan-lobbying-20100212-84217367.html
臺灣當局對美遊說活動及其影響陳發瑤
［收稿日期］2001-4-28
［作者簡介］陳發瑤（1965年生），男，浙江蘭溪人，浙江大學教育學院黨委副書記，副教授，主要從事國際政治研究。（浙江大學教育學院，浙江杭州）
［摘要］臺灣當局對美國的遊說活動由來已久，對不同時期的中美關係和兩岸和平進程產生影響。#’&+ 年以後，其內容和形式都有了新的變化，已成為處理兩岸關係過程中不可忽視的因素。
［關鍵字］臺灣當局；遊說；中美關係；兩岸關係
遊說活動是美國政治中被廣泛使用的一種決策立法機制，是美國合法的政治活動。鑒於美國
對華政策直接關係到臺灣的前途命運，深諳美國政治運作的臺灣當局，利用臺灣所處的特殊政治、經濟地位和國際環境，特別是利用美國國內政治多元的特點，一直在謀求通過遊說活動，拉攏利用美國仇華親台勢力獲取美對台的庇護，阻礙兩岸的和平統一進程。#’&+ 年以後，臺灣當局的國際公關尤其是對美的遊說活動日益頻繁，金錢運作的力度加大，成為影響中美關係和兩岸發展進程的重要因素，給兩岸的統一蒙上了嚴重的陰影，成了我們當前處理兩岸關係不可忽視的重要問題。研究臺灣當局對美遊說的過程和特點及其對海峽兩岸關係的影響，對我國政府掌握國際外交的主動，把握中美關係的大局，採取有效對策，遏制“台獨”勢力對中美關係的影響，加快實現“一國兩制、和平統一”目標有著重要的現實意義。
一、臺灣當局遊說美國的基本情況及其特點臺灣當局對美遊說始於20世紀50年代，是蔣介石政權退敗臺灣以後就有的。在蔣氏父子時代，遊說主要是拉攏反共的共和黨勢力，利用冷戰的國際環境，鼓動和宣揚臺灣這一“不沉航空母艦”的戰略價值作用，目的是維持美台的盟友關係，防止美國拋棄臺灣，支持臺灣反共，阻礙中美關系的發展。臺灣國民黨政權在美國豢養了一大批“院外遊說集團”。這些被國民黨重金雇傭的說客，成了美反華勢力的急先鋒和代言人。當時曾有一個“百萬人行動委員會”，他們堅決反對中華人民共和國進入聯合國；推行麥卡錫主義；堅決反對中美關係的正常化。可以說中美關係正常化的艱難歷程與臺灣當局收買這些遊說集團的活動有著不可分割的關係［1］（p. 364）。中美建交以來，臺灣當局繼續倚重這股勢力，為中美關係的發展製造障礙和麻煩、維護臺灣與美國之間的既得利益。美台《共同防禦條約》廢止後，美國政府馬上出臺了《與臺灣關係法》，這一關係法的出臺和此後美國政府不時調整對台政策均與臺灣當局的遊說活動有密切關係。1987 年以後，以“雙重承認”為主要工作目標的“務實外交”路線，使臺灣的國際公關和對美遊說都進入一個更加令人矚目的階段，臺灣當局對美遊說的物件、手段、金錢投入都有了質的變化，臺灣當局對美的金錢收買已到了無孔不入的地步，其出手之闊綽、花樣之翻新、花費之巨額均達到空前的程度，並形成了新的特點：
1. “兩國論”成為遊說的基本方針和工作重點。
李登輝上臺以來，兩岸之間的“正統”之爭轉變為“統獨”之爭，謀求國際社會承認和臺灣“獨立法人”地位，成了臺灣當局的新政策，因而遊說活動的主軸是全力宣傳、推銷爭取臺灣的“獨立”地位，爭取國際社會的同情和支持，圖謀臺灣問題的國際化。
2. 從技術層面看，對美公關遊說策劃與操作已趨專業化。
臺灣 50 年代的對美遊說的管理和操作是由臺灣當局直接主持和操作的，1987 年“報禁”、“黨禁”解除後，台美各類專業公關公司應運而生，具有能力拓展海外公關的專業公司迅速成長，臺灣成了除美國之外的擁有專門做政治公共關係的公關公司。一大批傳播專業出身，深諳公關遊說現代運作技術和美國政治生態的技術官僚加入到這些公司中，既為臺灣當局的所謂“外交政策”提供依據，為決策的成功實施提供整套服務；又可在外交活動範圍之外，堂而皇之地穿梭於美國的各種勢力和利益集團之間，以各種手段驅使專業公司、職業說客、國會議員、政府官員為臺灣利益奔走，最終達到影響美國政府對台政策的目的。
3. 從經費投入看，臺灣當局憑藉其雄厚的經濟實力和國民黨的巨大黨產資源，遊說費用連年
猛漲。
臺灣當局為了抓住美國人這一救命稻草，不惜以鉅資來維繫相互的關係。從1988 年至 1991年，僅美國司法部門統計，臺灣“經濟部國貿局”和“外貿協會”投資遊說美國金額就高達( 800 多萬美金。 1991 年，美國司法部有案可查的遊說金額為 510.3 萬美金。 1994 年，台“外交部”為了打通關節，僅“機密預算”中的專案經費就高達 3.4 億餘元新臺幣［1］（p.50）。 1995 年，更是用美元鋪就了李登輝的訪美之路。臺灣當局向康奈爾大學捐款 450 萬美元，又慷慨解囊 250 萬美元設立“李登輝之友”獎學金。如果再加上臺灣當局以, 570 萬美元買通凱西迪公關公司的費用，李登輝的康奈爾之行真是世界上最為昂貴的私人訪問了［1］（p. 377）。1996 年10 月，香港《亞洲週刊》披露，國民黨黨營事業管理委員會主任劉泰英向美國政府官員當面許諾，願提供 1,500 萬美元資助給克林頓連任競選［1］（p.377）。從上面的數字我們可以看出，臺灣當局出手之闊綽。
4. 從遊說的物件看，涉及美政界、國會、媒體、智庫等，範圍越來越廣。
為了適應美國政治生態的變化和政治運作體制，臺灣當局對美遊說已不僅僅局限於收買美國國會山莊的政客和國務院系統的官僚，而且把媒體和卸任後的親台官員以及重要的智庫都作為他們遊說公關的重要對象，這主要是臺灣當局深知美國媒體的呼風喚雨作用，要利用媒體來吹噓台灣，混淆視聽，蠱惑民眾，達到“圍堵中國”，騙取美國公眾的支持。近幾年，在美國決策過程中，美國的智庫越來越發揮出明顯的作用，美國政策智囊舉行的對華辯論，已成為影響總統決策的顯著因素，臺灣當局當然不會放過這種機會，極力施展金錢的魔杖，試圖收買並主導思想庫，為他們的反華制華服務。
二、臺灣當局遊說的主要對象及政治圖謀臺灣當局施展遊說活動有一系列的物件，主要物件有四類：
第一類對象是政府重要部門的負責官員。
這些重要部門參與美對台的政策制定並負責實施，是參與美國對台政策決策的重要部門，因而是臺灣當局遊說的重點對象，如國務卿、負責東亞與太平洋事務的副國務卿、美國防部官員、總統安全顧問等，他們對台的態度與臺灣關係重大，甚至可以說與臺灣命運密切相關。這些部門總體上都是為美國的國家利益服務，但在制訂和執行政策的過程中顯然蘊含有他們本身的態度因素。比如美國務院對中美關係、美台關係的認識比較深刻，主張美國在臺灣問題上保持模糊政策，不過分刺激中國，表現出比較務實穩健的作風，而國防部作為軍方代表，卻受臺灣遊說影響比較大，冷戰色彩比較濃，一直憑空認為中國是美國未來的主要威脅，大肆鼓噪臺灣安全得不到保障，主張大幅度提升對台軍售，提升臺灣軍事力量，利用臺灣牽制並遏制中國。在臺灣當局遊說之下，1999 年 2 月和 4 月，美國國防部官員向美國國會遞交了《臺灣海峽安全形勢報告》和《亞太地區戰區導彈防禦系統選擇報告》，極力渲染我對台的所謂戰爭威脅，極力主張向臺灣出售高技術裝備並把臺灣納入“戰區導彈防禦系統”（TMD）
(註：Theater Missile Defense)［1］（p. 586）。可以說，美對台軍售的居高不下，不僅與美國政府出於戰略利益考慮有關，也與臺灣對美國國防部的遊說，與美國軍火集團的利益密切相關。除了美國務院和美國防部，美國許多大州的州長也是臺灣當局遊說的重要對象，克林頓在擔任阿肯色州州長時，就曾數次受邀訪台。臺灣當局的做法頗有深意，他非常清楚，不僅作為州長就可以為臺灣發揮作用，更重要的，一旦這些州長在政治上更上一層之後，今後對台灣就是可資利用的大資源。
第二類對象是美國國會議員。
美國國會是憲法規定的立法機構，在對外關係方面負有重大責任，是對總統和政府具有重要制衡作用的機構。由於美國國會議員所屬黨派不同，對中美關係的看法也不盡一致。美國共和黨中的反共親台色彩濃厚的議員，一直是臺灣當局遊說拉攏的重要對象，美國國會中的反華勢力，在臺灣當局遊說之下一直保持頑固立場，並與臺灣保持著異常親密的關系，他們互相利用、互為倚重的關係已是公開的秘密，聲名早已遠揚。近幾年，臺灣當局也把目光關注到了民主黨內推崇“人權外交”的議員身上，利用“人權”說帖和金錢利益也把他們拉進了反華親台的行列。兩党中的反華勢力攪和在一起，為臺灣奔走呼號。2000 年 2 月 1 日，美國國會眾議員在親台分子的推動下，通過了《加強臺灣安全法》，這就是一個典型的遊說國會的例子。
第三類對象是美國媒體。
美國是一個標榜民主自由的國家，因而媒體呼風喚雨，黑白顛倒的作用就特別大。進入20 世紀 90 年代以來，在臺灣當局的金錢攻勢下，美國媒體變得近視和有失公允。以《紐約時報》為例，毋庸置疑，它在中美關係的正常發展過程中曾起到過積極的作用，但近些年來，在臺灣當局的收買下，《紐約時報》發表了不少攻擊中國的文章，配合臺灣當局在國際上製造“兩個中國”和“一中一台”的分裂活動。1996 年中美關係處於低潮時，該報前任總編羅森索連續發表文章攻擊中國，要求美國政府對華採取強硬的政策，主張在臺灣問題上堅定維護美國在臺灣的戰略利益，為臺灣當局的金錢外交進行辯護［1］（p. 366）。另外，《華盛頓郵報》、《芝加哥論壇報》在 1995 年 3 月美國國會賣力上演邀請李登輝訪美鬧劇的時候，也紛紛發表社論，要求美國政府解除對李登輝訪美的禁令，大搞火上澆油的卑劣行為。臺灣當局把新聞媒體列入其重點公關的對象之中，重視對美國重大媒體的金錢公關，是想在美製造輿論、美化自己，攻擊祖國大陸，混淆視聽，以謀求美國媒體的同情、認同和支持，進而影響公眾民意，達到瞞天過海的目的。
第四類對象是美國重要智庫。
在外交和國家安全政策的制定上，有重要智庫的參與是美國獨具的特色之一。智庫不僅是外交政策的鼓吹者和外交政策的諮詢機構，而且也為美國總統和國務院輸送訓練有素的官員。臺灣就是通過向美國智庫灌輸他們的政治理念，通過收買遊說重要的智庫或智庫中的所謂精英分子，為臺灣的政治利益服務。臺灣當局最感興趣的智庫是美國的外交委員會（Council on Foreign Relations），它是對美國外交影響最大的一個智庫，許多外交大腕如史汀生（
Hemy Stimson）
(註：Henry Stimson)、杜勒斯（
JohnF. Dulles）(註：John Foster Dulles)、艾奇遜（Dean Acheson）、坎南（George F.
Kerman）
(註：George F. Kennan)、哈裏曼（Averell Harriman）、臘克斯（Dean Rusk）、黑格（Alexander Haig）、舒爾茨（George Shultz）以及前總統布什、卡特，包括克林頓都曾是該委員會的成員。沃倫•克里斯多夫（
warren Christopher）、馬德琳•奧爾布萊特（
Mede leine Albright）
(註：Madeleine Albright) 和克利夫頓•沃頓（Clifton
wharton）也是從外交委員會走上克林頓重要助手的位置的［2］（p. 84）。另外美國人民民主運動（Americans for Democratic Action)、傳統基金會（Heritage Foundation）和美國企業研究所（American
s Enter
Drise Institute）
(註：American Enterprise Institute)以及戰略和國際關係研究中心（Center for Strategic and
Inter national Studies)
等智庫也是臺灣遊說的重要對象。
台灣當局遊說上述四類物件的政治圖謀只有一個，即通過遊說，對美國的各政策決策層施加影響，從而實施對美國政府的施壓和施加影響，使美對台政策保持對台有利的態勢，保護臺灣的既得利益，阻礙兩岸的和平統一事業。
三、臺灣當局在美國的主要遊說力量和遊說機構臺灣當局在美國的主要遊說力量和遊說機構主要來源於二類，一類是利用臺灣當局設立在美國的辦事機構和在美臺胞的政治資源。主要有設立在華盛頓的“臺北經濟和文化代表處”及分支機構，在美臺灣人利益集團；臺灣各類政治力量在美設立的機構。另一類是用金錢雇傭的代理機構或個人。他們共同構成了臺灣當局在美的遊說網路。
1.“臺北經濟和文化代表處”。該代表處總部設在華盛頓，現在全美各地有 13 個辦事處。該代表處既是遊說活動的直接參與者，同時也是全台在美遊說活動的主要協調者，起到組織中心的作用［3］（p. 12）。
2. 臺灣人在美利益集團。臺灣目前在美臺胞約有 60 萬人［4］（p. 69），擁有巨大的經濟資源和政治資源，也形成了大量親台的利益集團。福摩薩公共事務協會是臺灣在美主要支援團體，主要目標之一就是尋求對臺灣“自決”的國際支持，保護臺灣利益，它在美國的臺灣事務中有相當的影響。另外，北美洲臺灣商會聯合總會、世界臺灣人商會、臺灣進出口協會、北美臺灣醫學協會、北美臺灣人基督教堂委員會、臺灣籍美國公民聯合會、美國國際研究會、臺灣籍美國人社會等也有較大勢力和影響，近幾年的發展勢頭迅猛，活動頻繁，能量不可低估。1995 年就是這些利益集團聯名致函克林頓總統，督促其同意李登輝訪美，起到了較大的影響［3］（p. 13）。
3. 臺灣各類政治力量在美設立的機構。這些機構龐雜繁多，既有文化交流機構，也有貿易公司，還有臺灣黨派力量的海外組織。儘管他們分屬不同的政治力量，但都與美國的各界各階層有千絲萬縷的聯繫，又在尋求美對台的支持上持一致態度，近年更有“李登輝之友”之類的團體出現，因而這些機構也不可忽視。他們是臺灣當局在美政治支援的重要組成部分，他們主要針對美國國會議員及政要的華人助理進行工作，進而影響美國國會議員和政要。美國政界、媒體的某些人對臺灣的同情態度，很大程度上與他們整合美國的臺灣人團體和擴大臺灣在美國社會中影響方面發揮的作用是密切相聯繫的。
4. 臺灣當局用金錢收買和雇用的代理機構和個人。
用金錢直接雇用代理機構的運作方式，是90 年代以來遊說活動的新發展，使臺灣的公關遊說實務操作達到高度專業化水準。之所以出現這樣的新變化，一是臺灣當局為了迎合和適應美國的政治生態和政治運作環境，繼續加緊對美國政府施加盡可能多的影響；二是目前台對美遊說領域已包括政治、外交、經濟、學術等領域，涉及面廣，技術要求提高，不勝應付，特別是在面臨許多重大的政策遊說過程中，公關公司可以發揮無可替代的作用。以 1995 年李登輝訪美為例，僅憑臺灣本身的力量是難以對美參眾兩院、媒體、重要政府官員、特殊利益集團採取全方位的同步遊說。因而，台灣當局為了確保遊說效果，不惜耗費鉅資，動用美多家大公司為其遊說。臺灣在美雇用最有影響力的是全美著名的公關公司———凱西迪公共關係公司。該公司總部設在華盛頓，公司老闆凱西迪曾於 1969 年至 1973年間擔任美國參議院營養及人道需求委員會首席法律顧問，1974 年至 1975 年任美國民主黨全國委員會法律顧問，與參議院諸多議員及民主黨部分議員有很深的關係。下屬泰德公司董事長鮑威爾曾擔任卡特政府的白宮新聞秘書，而總裁泰德則曾任雷根總統夫人南茜的新聞秘書及布希總選競選時的發言人，可謂背景深厚，非同尋常。1995 年李登輝的康奈爾之行就是在該公司的全面策劃運作之下，對美國兩院議員展開大規模院外遊說活動，同時通過媒體關係左右輿論，深入選區開展“草根”遊說，從社會公共媒體宣傳到公眾輿論環境全方位、有步驟推進，形成對兩院的強大輿論壓力，最終導致美國眾參兩院以絕對壓倒多數（眾議院 360:1 票，參議院 97:1 票)通過“李登輝訪美議案”，迫使克林頓政府違背了中美建交 16 年來美歷屆政府不允許台高層領導人訪美的既定政策［1］（p.380）。
此外，據統計，1991 年僅在美國司法部正式登記，為臺灣遊說的公關公司就有 51 家，其中有11 家受雇於臺灣“經濟部國貿局”，代理費用達 500多萬美元。1994 年臺灣研究院與凱西迪公司簽訂了為期 3 年，高達 450 萬美元的合同［1］（p.375）。 1995 年臺灣當局宣佈，要花費 28.22 億新臺幣用於“外交公關”［1］（p.366），1996 年，臺灣與凱西迪公司續約，傭金費用達 350 萬美元［1］（p.377）。正是通過金錢的運作和代理機構的遊說，從而在一定程度上抵消了來自國務院的對臺灣不利的反對力量，美國政府 20 世紀 90 年代對台政策大調整，處處都留下臺灣當局金錢遊說的痕跡。
四、臺灣當局遊說的主要手段臺灣當局的遊說手段主要有以下幾種：
1. 臺灣對美的投資、經濟商貿活動與遊說活動掛鈎。
臺灣當局的投資、經濟商貿活動很大程度上是從遊說的需要出發的。為了接觸或與某議員建立聯繫，臺灣當局往往會與支持某議員的公司建立投資關係或商貿活動，並借機由美方公司約請議員出席商務活動，以此為突破口，與議員建立聯繫，從而最後達到遊說目的。可以說臺灣投資和商業活動僅是務實外交的形式罷了。
2. 通過雇傭遊說人員和政治顧問，直接花費大量資金接近美國政要人員、智囊機構和新聞輿論界。
與民主黨關係非常密切，數度引線推薦臺灣駐美代表魯肇忠與克林頓總統的國家安全顧問萊克相見的美國律師彼得•羅森布拉特，曾擔任美國駐華大使的李潔明等都是臺灣“慷慨”的受益者。羅森布拉特甚至坦言“我按臺灣的要求行事”［5］（p.17）。除他們之外，還有多少人是臺灣“慷慨”的受益者，恐怕很難查清楚，曾任雷根政府國家安全顧問，現受雇於臺灣的理查•艾倫說：“臺灣人不斷提出要求，他們不斷地敲門。在遊說的有效性方面他們或者能與以色列持平或者僅次於以色列人”［3］（p. 13）。可見，臺灣當局的軟磨硬施，金錢利誘的手段是比較了得的。
3. 直接給遊說對象好處。
臺灣當局通過邀請美國政要、美國國會議員及其助手、各州州長及州議員訪問臺灣，直接給予好處，贏得他們的好感與同情，是臺灣慣用的一個手法。1988 年 1 月18 日，在蔣經國去世不久，竭力鼓吹臺灣“民主化”的美國會議員索拉茲訪台。1990 年，美國前內政部長、國防部長和司法部長先後訪問臺灣。1991年 3 月，美國前國防部長溫伯格去台活動，商討經貿合作並推銷軍事裝備。同年4月，雷根時期美國前陸、海、空三軍部長一行 9 人赴台訪問，商討軍事合作事宜。5月前總統福特以“私人身份”訪台，這是美台斷交以來第一位赴台訪問的美國卸任總統。1992 年，美國總統出口委員會副主席多蘭、美國商務部助理部長杜斯特伯格、美國前副總統阿格紐、前國務卿舒爾茨等先後赴台訪問。特別是布希政府的貿易代表希爾斯於 11 月 30 日率 300多人的龐大代表團訪台 4 天，突破了13年來美國高層官員訪台的禁令［1］（p. 136）。1994 年克林頓派交通部長貝尼亞訪台，達到了中美建交後美國現任高層官員訪台的最高規格。1998 年，先後又有近10批美國政要和著名學者赴台訪問，有前美國國防部長佩里、前總統國家安全事務顧問萊克、前美國國防部部長助理約•奈伊，這三人都親自參與處理了 1996 年的“台海危機”［1］（p. 572），美國著名的中國問題專家何漢理和李侃如也到臺灣訪問，二者都是美國制訂對華政策的智囊人物，1997 年江主席訪美，二人負責美國對外新聞簡報工作，可見其在美國政界的影響力，李侃如更是在克林頓成功訪華後出任美國國家安全事務中關於亞太地區事務的負責人。臺灣當局就是希望通過這種直接遊說，達到影響美國對台政策。得到臺灣經濟資助的參議員默考斯基，近年來，在臺灣問題上竭力推動國會通過決議允許李登輝訪美和提議將《與臺灣關係法》置於中美“八•一七”公報之上的種種舉動，從一個側面說明了臺灣遊說活動的成效。
4.“人道、民主、人權”成了最新的說帖。
“人道、民主、人權”是臺灣當局最近幾年為了迎合美國的民主理念，推行國際公關的最重要說帖，為達此目的，臺灣當局一方面不斷總結所謂臺灣的“民主成就”，以此打動部分民主黨議員。另一方面以種種“愛心行勸”，在美國人面前樹立所謂的新形象。僅 1991 年，臺灣向 31 個國家派駐43個技術團，開展所謂“愛心輸出”活動，又在 1999 年科索沃戰爭即將結束時宣佈對科索沃捐贈重建援助 3 億美金，顯示臺灣的“人道主義”［6］（p. 84）。其目的無非是要在美國人面前樹立一個“人道”的形象，博取美國人的好感。
五、對中美關係和台海局勢的影響
1. 臺灣當局對美的遊說活動已產生了局部的和短期的不良影響，使中美關係出現了許多本不應該有的嚴重分歧，台海關係出現數次重大波折。臺灣當局對美的遊說公關活動，迷惑了對中國瞭解不深的美國民眾，加深了與美國國內反華勢力的勾結，使美國政府在處理臺灣問題上低估了中國政府對臺灣問題的嚴重關切程度，造成在對台局部問題上對我國政府的嚴正立場和不容置疑決心的誤判，甚至產生中美關係上的資訊錯誤解讀。臺灣當局的遊說圍繞著“一中一台”的政治目的為主軸，挾洋人以自重，以美國的支持作為推行臺灣分裂的籌碼，因而造成了與我國“一國兩制”的和平統一構想背道而馳。1979 年 3 月，在中美建交後不久美國國會眾參兩院分別通過了《臺灣授權法案》，名稱改為《與臺灣關係法》，此一“惡法”在中美關係發展道路上引發了許多後遺症。美對台軍售一直居高不下，給臺灣當局壯膽，阻遏兩岸和平統一進程。1995 年同意李登輝訪美，導致兩岸的對話陷入僵局，兩岸關係驟然惡化，中美關係嚴重倒退。1999 年7 月李登輝“兩國論”出臺，美國人明裏指責李登輝是麻煩的製造者，暗中卻在 20 後批准售台 5.5 億美元武器火上澆油［7］（p.56）。在 2000 年 3 月的“總統”選舉中，在陳水扁的遊說下，美國國務院發言人發表談話表示不支持任何政治人選，實際上就是認可和支持陳水扁。這幾個例子充分說明，臺灣對美國的政治遊說活動，已經嚴重影響到了美國局部的對華政策，也出現了許多我們不願意出現的惡性事件，使短期內中美關係處於低潮，台海局勢緊張，臺灣島內“台獨”勢力猖獗，和平統一進程明顯受阻。
2. 從長遠和全局的眼光看，臺灣當局的政治遊說活動不可能改變中美關係的基本格局，更不可能阻擋中國統一，民族復興的歷史潮流。
中美之間是有戰略利益的，中美關係的格局是由國家間的利益和世界大格局所決定的。隨著世界形勢的發展，中美關係已從 20 世紀 70 年代初以國家安全和反霸為戰略重點的關係發展成為包括社會政治、經濟貿易、戰略安全、地區教育、環境保護、科學技術交流等多層次、多方面的關係。我們在聯合國安理會的地位，防止核擴散條件中的作用，對亞洲穩定和發展的作用特別是在朝鮮半島穩定和安全上的至關重要的作用以及中國本身的綜合實力和巨大市場的存在，決定了中美是當今世界上最重要的雙邊關係。從這一角度說，臺灣的遊說不會從根本上動搖和影響世界格局的發展，不會從根本上影響中美關係。但因為中美關係始終是在鬥爭中發展的，中美之間存在著分歧，因而臺灣對美國的政治遊說會由於臺灣這一中美間最敏感的問題而引發一些事端，增加中美交往的難度，導致中美關係的發展起伏大一起，曲折多一些。這種起伏和曲折，除了培養和鍛煉我們的外交藝術，通過揭露臺灣當局的倒行逆施，教育美國人民之外，臺灣當局所能得到的只能是搬起石頭砸自己的腳。“和平統一、一國兩制”在香港和澳門的成功實施已充分說明，實現臺灣與祖國的統一，是全民族共同的心聲，是任何力量也阻擋不了的歷史潮流。
3. 從目前來看，對臺灣當局的遊說活動要認真對付，不可掉以輕心。
臺灣當局對美的遊說從最終結果上看不會影響國際格局和中美關係的框架，這是毫無疑問的。但在世界多極化尚未定局，中美關係存在諸多變數的情況下，對臺灣當局的這種政治公關活動以及造成的後果也不能掉以輕心。我們要充分看到美國國內反華勢力的存在及其影響，要看到中美關系的鬥爭性和複雜性，因而要加強對其研究，對臺灣當局遊說的手段、方法、特點、趨勢以及可能的後果要作全面瞭解，要作科學的分析和判斷，對其干擾和破壞中美關係，惡化台海局勢，阻礙和平統一進程的負面後果要作堅決的干預，採取必要的措施。盡可能避免中美間不必要的鬥爭和關係倒退，儘量少付代價。要盡可能阻止美國反華勢力與臺灣當局攪和在一起，掌握鬥爭的主動，有效遏制臺灣當局分裂祖國的行徑，早日實現和平統一的偉大事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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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責任編輯曾建林］
浙江大學學報（人文社會科學版） 第 31 卷，第 6 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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