另類“書的副刊”： 拓展言論光譜的閱讀誌
台灣大型連鎖書店“誠品書店”自2001年4月出版閱讀誌《誠品好讀》，即開展談書的另一種姿態。作為一本專業的閱讀誌，除拓展多元視角的閱讀方向外，亦具有補綴報章讀書版不足的功能，嶄露另種“書的副刊”型態。特別是在高度商品化與圖像化的社會，文字閱讀人口受到極大的挑戰，這首先反映在文學副刊影響性下降這事實上。蔣慧仙以一個雜誌主編的眼光又觀察到什麼呢？
「文學副刊在台灣一直都很有影響力，一直到這幾年，比較消退了一點，並不是他們辦得不好，而是時代氛圍與閱讀品味已經改變。60年代以下的副刊很有影響力，它代表了一個文化菁英階層，文學的標準，副刊上出現的作者都是經過嚴格篩選，或通過文學獎的機制冒出頭，基本上新人很難有露面的機會。那時兩大副刊又有各自的文化傳統，《聯合報》比較注重外省級或現代主義文學流派的作家，本土派的寫實作家比較沒有發表空間。但《聯合報》和《中國時報》雖然同質性高，但存在編輯上的差異，像《中國時報》注重報導文學，也比較標榜與社會脈動貼緊，《聯合報》則凸顯一個文學性的品味，反不覺要迫切與現實作結合。反觀《台灣日報》及《自由時報》就會容納更多本土性作家，刊登更多具有台灣意識的作品。」
「這幾年，報紙的閱讀率都在下降，網路的興起已經分隔讀者很多的時間。時下青年也許更加不愛閱讀文學，反而擇選網路或時尚性的東西，屬於圖像式思想的一群。《聯合報》和《中國時報》比較意識到這個問題，於是增加許多文化性的議題，邀請年輕寫作者執筆，作比較活潑的版面規劃等，至於文章方面，就更短小了。《中國時報》變化得最明顯，會主動接觸流行文化，副刊裡還會出現打洞少女穿夾克，變得很雜誌化。這未必不好，只是文學性的發表空間越來越少。」
的確，文字閱讀人口的縮小，很快反映在報章副刊的變化，為因應現實需求而不得不尋思謀求生存法則。但另一值得觀察的現象是，這一兩年間台灣湧現了許多標舉鮮明出版主張的出版社，如《左岸》、《二魚》、《一方》等，加入搶奪閱讀市場的戰場，如何解釋這種現象？
「這些獨立出來的經營者都是蠻優秀的出版人，像《二魚》的焦桐算是以集資方式，從媒體崗位上退出後加入出版業；又像《左岸》的朋友，都是資深的出版人，很堅持出版品質，並注重台灣的專門研究，如鐵路研究、糖研究或者是學術性的研究。這些出版人獨立出來，用小資本規模搞出版社，主要也是原來的出版集團，開始有被港資購併情況，必須調整出版社的出版方向和品質。這些大的集團可能是著眼於台灣本地市場上的商業利潤，又或旨在建立更大的華文市場，在這樣的風潮底下，比較堅持自己品味的出版人，就籌組自己的出版社。他們的動作是快速和密集式的，除了跟中生代或大陸的寫手接觸頻密，也不會忽略二線寫手。」
然而在逐漸萎縮的閱讀文化情境裡，《誠品好讀》扮演著怎樣的角色？如何去定位這一本與眾多書種發生關係的雜誌？特別是在新一波報章改革後，《聯合報》的〈讀書人〉與《中國時報》的〈開卷〉讀書版也無力避免減版的命運，《誠品好讀》想必需要尋找自己與大眾連結的位置，才能有效落實多元閱讀的精神。
「誠品書店在1999年曾經出版《誠品閱讀》，當時引人注目的是它精緻的編輯及呈現方式。它的內容不跟書有直接的相關，比較偏向人文雜誌。停刊後改成以一股書訊冊子免費贈送給誠品書店會員。到了兩千年的時候，會員人數一直成長，書店有推動閱讀文化的想法，所以便成立了好讀編輯室，創辦《誠品好讀》，取代資訊性的書冊。它的性質更偏向文化雜誌，特別著墨探討文化現象。別於時效性的雜誌，我們不太會談新聞性的東西，而是針對已形成的現象或興起的話題，做文化性的討論，更重要是把可作為討論資源的書籍介紹出來。在版面的規劃上，大致上有〈特別企劃〉、〈類型閱讀〉、〈重量書評〉、〈目擊人物〉以及當月新書資訊的介紹等。」
「去年7月份時，我們決定作更精確的調整，把人文誌變為專業的閱讀誌。台灣的出版量還蠻大，我們希望《好讀》能幫助讀者過濾一年大概3萬本的出版量，專門介紹有素質內容的書，扮演推廣知識文化的角色。後來預示到出版市場的變化，比如大陸的出版與書量越來越快，他們的市場規模跟台灣非常不一樣，想著日後在爭取版權及出書速度競爭上，台灣不能沒有國際觀點，不能不了解及掌握全球華文閱讀的出版現況，於是也增加〈國際閱讀〉版位。」
以《誠品好讀》目前選書的制度，它與許多不同路線的出版社都保持一定的連繫，究竟要如何建立一個具公信力且有品質的選書制度，讓讀者產生信心？另外不少雜誌或像報章上的《讀書人》、《開卷》都各自有選書的標竿，如何區分各別選書類型？
「過去的閱讀價值是集中在權威性的推介如書評，比方說幾個閱讀媒體，都是標榜經由學者專家所遴選，是具指標性價值的書種。我們卻會傾向在可能的範圍內，提供多元的閱讀與選擇。先由編輯室做第一步的判斷，看什么樣的書不錯，然後再參照咨詢專家學者的意見。在流動性的選書上面，書店這幾年以來一貫在推廣有品質的閱讀。如今年的一個策劃，我們會用比較有創意的方式，幫助讀者回顧2001年書的出版，關於昆蟲、地圖類，或像洗溫泉、散步等有趣的議題。」
「我們會帶著推廣的心態以及標榜多元的的閱讀價值，儘量在專業問題上把關。《好讀》雖是一本閱讀誌，並非全然不談時事話題，但談的方式一定要跟其他新聞雜誌有所區隔，除了帶出對話空間之外，更重要是再介紹相關的閱讀資料，開拓更廣大的閱讀視野及觀察事物的角度。」
南方朔曾說「書評也是一種權力，它可以決定什麼是重要或不重要的」，具影響性的書評甚至可以左右一本書或一個作家的市場價值（marketvalue），為之增值或貶值。我國一位書店工作者曾透露，有60%讀者是看了書評後才踏入書店找書。令人好奇的是，《好讀》大量的評書文字，究竟為台灣閱讀市場帶來多大的效應。
「刊登於雜誌上的書評會產生一個“highlight”的效果。選擇評哪一本書，是考量它的新鮮題材，可討論的觀點，或文化參照意義。一般上，書評不儘是挑好的部份談，也可能去批評書中的觀點，或翻譯的水準等。所以每個月《好讀》有6本是屬於重量書評，另外在〈在書與非書之間〉的單元，選書的自由度會大一點，它可以從現象而非只從書的文本切入，彈性比較大，活潑性也比較高。」
「與所謂的排行榜比較，書評是屬於比較專業的選擇。前者是傾向讀者的反應或閱讀品味，但兩者間仍可互為參照。換句話說，一個是在專業金字塔裡的閱讀品味，一個是比較大眾取向的閱讀品味。如果兩者之間的品味較為接近的話，這代表存有相近的“共同閱讀價值”。像在法國，社會濃厚的閱讀文化不斷在談書，或在談話性的電視節目裡談書。一些書的出版，很快就會惹起討論話題，菁英文化與大眾文化不會出現太大的落差。其實，若擁有比較大的共性的閱讀文化，才是比較健康的。」
美國《紐約時報》每個星期天附送32頁的書評副刊，另外還有各種專門書店出版的書報或書評雜誌，如蘭達昇起書店的《蘭達昇起書報》，純粹以同性戀主題書籍的書評雜誌等，這些讀物皆是書蟲們的精神糧食。書店出版自己的雜誌，可視為書店文化個性的延伸，《好讀》是誠店書店延伸出來雜誌，會不會為書店文化形象加分？在編采上是否有獨立性，抑或會受到書店運作策略的限制？雜誌與書店到底維持著怎麼樣的關係？
「編輯室共有一名主編，兩個採編、兩個文編，共有五人，在編務上可說是完全獨立。當然我們也有揣摩過自己的定位及誠品書店的品味，為什么讀者服務等問題。從書店創辦雜誌的角色來看，它的理由很簡單，就是要推廣社會的閱讀文化，只要是好書就值得去推廣。我們的閱讀人群有兩部份，發行是會員與銷售各半，所以會員是很大的目標，他們大約是介於25至45歲，受過大專教育以上，具有固定的閱讀習慣。而我們在提供資訊時會分成兩部份，在每月新書資訊，很清楚的它是書店通路裡有的新書。誠品自己推薦的書大概有5本，若覺得其他的書不錯，也會建議採購部門訂購。所以說，《好讀》的編輯方向是完全獨立，不會被書店管理干涉，但我們會互相揣摩，這份雜誌的讀者是誰，我們要提供什么東西？所以雜誌會有自己的觀點與態度。目前它的發行的數量大概是8萬份。書店辦雜誌，一方面是文化理想，但要說是一種文化資本的投資也沒錯。」
《好讀》的一個特色是，選擇比較圖片化的年輕編排方式，也運用大量鮮艷的色彩，但誠品本身的形象是比較中產，品味比較菁英，兩者間似不太搭調，一般的書評雜誌都是比較厚重。另外，雜誌有沒有意識型態？雖然是談文化現象，難免會有姿態與立場，而《好讀》選的題材還算是蠻主流的東西，像全球化等議題。
「誠品第一家書店是以賣建築和藝術書為主，直到第二、三家後，慢慢才成為綜合性的書店。比方說像誠品的美術設計在台灣還蠻有特色，也有人以專書討論它的文案與美術，我覺得它有一定程度的影響力。其實《好讀》很鮮明的仍是注重文字思考，不是一個藝術設計雜誌，美編們在文字與圖像間常要作平衡，甚至有些美編仍認為文字的部份太多了。為什么作比較年輕化的呈現，這與編輯室的年紀有關，他們大約是介於27至30幾歲，也算是蠻受圖像影響的一個世代。」
「至於意識型態，應該是沒有，但雜誌會有自己的觀點與態度。像全球化的議題，不會一味歌頌全球化，而是審視目前全球化的進程。比如探討在全球化進程裡，台灣佔據著怎樣的位置，又或者在這進程當中，有多少是反全球化的聲音？在反對聲音浪潮中，有多少是基於私人利益考量，還是真正有在環保、生態上作考量？我們就是要去拓展言論的光譜，對沒有被檢驗的功能與價值保持小心的態度。說到《好讀》的批判性，我想沒有必要假道學，說要去批判中產，但有時也會去批判一種虛偽的情調，總的來說《好讀》還是比較著意為讀者打開一個廣闊的視野。」
蔣慧仙曾擔任《破報》的主編，一份關心邊緣與弱勢族群的另類報章。當時她的姿態是批判性的，不斷挑戰主流價值，企圖開展小眾的邊緣論述。如今，從邊緣到主流，她如何看待自己位置的轉換？
「在《破報》當主編是1994─1996兩年的時間。《破報》有點自居於邊緣，它會跟進主流媒體看不到或不會呈現的議題，跟整個體制或主流觀點對話。那時處理了蠻多關於性別的議題，心裡是想把對話空間打開，所以會比主流媒體激進一些。如果主流媒體可以談同性戀，我們就進一步談扮裝，主流媒體不能談藥物，我們不僅談藥物，而且還反毒。實際上是存在一個激進的態度。但我們並不用意識型態方式來談，而是大量參照國外的案例進行討論。1996年我們一群人離開了《破報》，內容的部份變化很大，資訊服務功能增加了，比較像是“城市資訊”（CityGuide）。但直到現在，它還是一個比較標舉自己“反的態度”的刊物。」
「為何從邊緣到主流？那時我們都有這樣的想法，即使我們做得不錯，可是別人仍會把這份屬於邊緣文化的刊物，看成是小孩子玩的東西。也許在別的國家有一些小媒體的傳統，它是主流媒體，但也存在很批判與激進的傳統，但台灣沒有這樣的傳統。因為察覺邊緣的影響力還是有限，所以便到主流去打開另外的空間。」
後記：
對本地愛書人來說，星期天捧著厚疊的報紙，急欲拾起閱讀的那一方塊空間，並不是財經版或娛樂版，而只是報章版圖上的一小塊，──書訊、書評、作家動態與出版現象等相互緊挨的“讀書版”，這種電擊式的反射性行為，嗜書癖好者可心有戚戚焉。如今報章上堆滿粗糙荒誕的官方語言，大眾的閱讀空間顯得偓促，談論書的園地少之又少，書評也一直蓬勃不起來，更遑談奢想“閱讀雜誌”。在貧瘠的閱讀文化土壤上呼喚一本“書的副刊”，是否只是空谷跫音？
載於《民間評論》第一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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