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學衡【參訪知識放行腳】 以自由之心看待世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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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天收到一位朋友郵寄來的一份剪報，是有關馬來西亞大學學生運動的圖解與專題報導。才記起不久前聆聽一場有關新加坡早期學生運動的講座，只是後者運動主體不是大學生，而是我們一般認為還屬毛燥年齡階段的「中學生」。

沒有意料到，新加坡也有一個紅色的「五一三事件」（馬來西亞一九六九年發生的「五一三」是種族衝突事件）。在今天安寧與和平的校園文化裡，實在很難想像五十年代有一場由中學生所發起的學生運動，梁秉賦老師說：那是校園去政治化的結果，也與新加坡五六十年代的語言政策、學生活動與政治氣候息息相關。

那一場講座，座無虛席。聽梁秉賦老師娓娓道說「新加坡1950年代的學生運動與政府華文中學的成立」之間的歷史糾葛，才開始對早期新加坡華校運動有多一點的認識。後來也才領悟，不少出席者是來作歷史記憶修補工作的，有報人、翻譯人、教師等。他們在補充之餘，或糾正檔案資料的曲解，更有專為平反而來的人，如韓山元先生。在官方歷史論述以外，他們試圖重構民間歷史，並嘗對過去的歷史經驗進行解說。在現場，有不少是當年學生運動的「當事者」，述說著當年事蹟，少年仔抗爭的經歷，那一場必須的青春叛逆，難免有少許激動。而「說出來」，不只是一種情緒撫慰而已，而是要找到另一種歷史詮釋的出口。這種種為釋放被壓抑的歷史記憶而做的努力，嘗以個人記憶來反撥國家記憶，馬新在分叉的道路上，似又携伴相行。

運動的引爆點在於一九五四年通過的「民眾服務法令」（National Service Ordinance）。當年英政府規定凡是十八至二十歲的青年須進行民事與軍事服役。英政府表明這項法令旨在是為新國建立有效的防務觀念，不過大多數人不相信英政府的說法，且認為這是為越戰儲備人力資源作準備。意識到這一點，有些青年便強力表明不願當英政府的炮灰。所以當市議會在三月十六日宣佈實行該法令時，許多華裔中學生大力反對，約有百分之二華校的中學生沒有前往登記。而在五月十三日這天，約有八九百名中學生跟政府展開談判，後來「據報章報導，此談判失控成為流血事件」（原話照錄）。之後這些學生組織了跨校的學生組織──全新中學聯合會，簡稱為「中學聯」。往後更擴大了運動的方向，包括支援工人罷工、維護華文教育等。

大概是可查的紀錄與資料太少，許多政府檔案也未解密，仔細的內容無可查知。究竟在這一場失控的談判中，有多少位學生受傷？後來他們的遭遇如何？政府在那之後對華文中學有沒有進一步的控制與干預？這是我關心與好奇的地方，然提出問題後，卻依然覺得真相模糊。而何啟良作為主持人，也忍不住提問另一個問題，他好奇為何當時這些年輕的「中學生」擁有勇氣與動力去發動一場對抗運動？若與時下中學生作比較，甚至是大學生，即可知道以往與現在學生的關懷焦點大大不同。

席間一位聽眾說出了關鍵處，才了解當時有許多「中學生」實際上是「超齡生」，思想意識上較為成熟，不過也沒有統計數目顯示超年齡中學生的人數。當時這些學生受到很深的左翼思想的影響，他們不只關注中國內戰，也擁有較強的權利與反抗意識。蔡乾元說：「當時左派文學就是我們的『漢堡包』」，（用「漢堡包」為形容詞真妙）。還有像友聯出版社出版的周報，如《中國學生周報》等，也是他們年輕時不可缺少的精神糧食。（是啊，像讀到陳芳明在《印刻文學生活誌》十月號，提到「『文星叢刊』是我那世代的風尚。就像現在青年每人手持一支手機，當年人手一冊閱讀李敖主編的雜誌和叢刊，也是一種時代的儀式。」）

另外，文史工作者韓山元的談話，很值得再思考。他一針見血指出政府在學運後成立了四間華文中學，是有隱議程的。實際上是要分化華校，打擊其他搞學潮的華校。這給予了講題一個嚴峻的拷問──到底五十年代四間華文中學的成立與學生運動之間的關係是什么，似乎不能只在教育這個層次上探討。

從華校中學生發起的學運（50年代）──南洋大學學運(60年代)──新加坡大學運動(70年代)基本上是了解新加坡學運史的主要脈絡。後來據知工藝學院也有一些零星的學潮，但已顯得平淡與單調，這大概也是嚴峻的政治氣候與去政治化的效應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