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學衡【參訪知識放行腳】 以自由之心看待世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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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宏觀的角度來看，70年代似乎是一個試圖懸置西方影響、發現非西方主體的一個年代。然而從一些實際的例子，許多的論述似乎不能擺脫以西方的進步或文明作為標準模式，在互為背景作為一種“參照”，與按其進程模式沿用為“標準”之間，如何能顧及從自身語境中提煉出自己的問題意識，以及思想中的獨特性，恐是不易。

“西方”或許可以是一面鏡子，但不是唯一的標竿，向西方取經或以西方為鏡，中間須穿越太多的陷阱與矛盾，如日本的思想史在“尋找近代”歷史長河裡，一直夾在“近代的超克”與“脫亞論”的複雜狀態。日本思想史可與中國思想史互為背景，因為兩者在思想走向近代或現代的理論層次上，都有意先拒絕外緣、抵抗思想停滯，及尋找思維內部發展的傾向。

像著重於日本政治思想史的丸山真男，在討論思想史方法論時說，從內部的思維方法中去探尋現代意識，注重的是“思想系統脈絡中現代意識的一貫成長”，與余英時的內在理很相似，但丸山真男雖提出一套儒學自身解體說，來解釋日本近代化的過程，但本身始終無法擺脫對歐洲近代文明經驗的響往，實際上在“順著講”的當兒，仍采取了後設的角度。

另外，溝口雄三同樣在70年代寫出《中國前近代的思想》，揭示了“前近代”概念，試圖找出前近代與近代的思想傳承，確立近代中國思想獨特的內在價值，中國學者孫歌稱這種途徑為“中國式近代的內在理路”。但它同樣仍以西方模式為參照，沒有脫離西方的話語模式。

丸山真男與溝口對近代的思考，與余英時對現代的思考，雖須回應的問題不一樣，但在分析取徑上卻呈現高度的相似，頗值得玩味。余英時注重挖掘宋明儒學的知識基礎，也注意到考據中的義理與思想問題，於是“內在理路”成為一種敘事框架，只是若依循余先生所思，未來儒學發展將是根植於生活經驗的“日用常行化”與“人倫日用化”，那內在理路是否不能只注重上層的觀念思想，而忽略作為“日用常行化”與“人倫日用化”主體的民間群體，即指所謂的“愚夫愚婦”？

如之前所述，內在理路不只是一種方法，它是先假設了具有“傳統延續性‘的價值觀念。不過余英時的內在理路自70多年提出後，也招致許多的誤會，以致他在後來的《論戴震與章學誠》增訂版序裡，對自己內在理路立場做了清楚的宣示說：“內在理路”與“外緣影響”各有其應用的範圍，離則雙美，合則兩傷。但是儒學的概念必須擴大，不能為傳統名目所拘限，這是我必須鄭重指出的。”對一個力求學術上有突破的學者，不怕重提老問題，但要用新方法談老問題，這將成為原地跑步抑或更上一層的判別。但我想重要的是那一句“儒學的概念必須擴大”，才能從傳統價值中轉出現代意義，從一種個人化的價值，提升到普遍的公共資源，才能臻宋代儒者陸象山那一句“東海西海，心同理同”的理想，讓儒家擺脫“中國”心理上的地理框架，變成一種全球性價值資源的存在。

就這樣的思路而言，如果要寫一部馬華儒家思想史，我們該怎么寫？有沒有內在理路的痕跡可尋？曾慶豹在九十年代處理過不少儒家與現代化的問題，但這幾年在這課題上的研究似乎沒有多少的連續，最近時而聽見對儒家強烈的呼喚，好像又露出了一些曙光，但在研究層次上我們能有多少的提昇，如何接續以往的問題與討論，那就考驗我們在長時段中投注的工夫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