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學衡【參訪知識放行腳】 以自由之心看待世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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說「邊緣」，已不是新鮮調子。今日學術界強調破除一元的中心論，開展對中心具離心作用的邊緣思考，除能夠帶來更多思考上的突破外，實際上也是對學術霸權形成的另一種反制。許多時候，我們或許會忽略，邊緣就意謂著「去中心化」，就這樣看來，邊緣思考或許就能打開一個入口，使它與多元論與本土化有所銜接。

不過如何實踐「邊緣思考」，終究回到個人研究主體意識的建立基礎上。舉例而言，上星期末，筆者出席了同系中國同學為題《新馬中國觀之研究（1949─1965）》的開題報告。在報告完畢後，其中兩位指導委員給予的意見，實在有些意思，也與上述提及中心與邊緣論有所關連，因為它涉及到底是站在怎樣的「觀看」位置，將影響視角的取向與陳述的側重點，姑且一提。

在報告當中，同學說明1949至1965年時間的圈定，無疑是想從國共內戰以後，探討中國與新馬或東南亞之間的交流互動有無因政治因素而被阻隔？又或是形成了另一種交流的模式？而新馬的中國觀的塑造與形成是如何被建構，與新馬的馬來民族主義、左翼思潮有著怎樣的關聯。其中兩位委員質疑的，是同學特別強調王賡武先生針對「中國威脅論」所得出“misperception”結論詞語中所隱含的意思。

韋杰夫是在國大東亞所擔任高級研究員的西方學者，首要就問了何以認為王賡武的結論是“對”的。另外他也留意到，在報告中許多語言的運用，仍擺脫不了以「中國」作為中心主義的假設，所以建議必須以當地的材料作為主幹材料，避免受到事先預設的「一個中國」國家論述語言制約的影響。另一位委員則是政治學者鄭永年，他也認同說perception的建構與「話語」（discourse）極有關係。換句話說，必須更加注意從地方（local）的角度「反看」這些觀念被形成的原因，況且特定觀念的形成本來就是一種主觀的建構，背後具有各種的隱議程，因此很難以對或錯來裁定。

從以上的討論，可以有個發現：人們在實踐理論當中，有時很難跨越自己「身份的主體性」問題（國族或性別亦是）；而在「看（中國）與被看（新馬）」之間，要如何調整兩者之間的權力關係，這似乎也脫離不了中心與邊緣一個轉移點。如果純粹從一個中心進行詮說，難免會形成一個不平等的「話語場」，甚至是遮蔽某種解釋的可能性。所以關鍵便維繫在材料上面，從邊緣思考到邊緣材料的運用，都旨在尋求視角的轉換，從學術霸權權力中釋放出來，拓展更大幅度的解釋空間。

其實近年來，特別是社會文化與文學研究上，都特別強調這種轉向。從李歐芃的《上海摩登》、賀蕭的《危險的愉悅──20世紀上海的娼妓問題與現代性》到李孝悌的《戀戀紅塵──中國的城市、欲望與生活》，都嶄露了一個鮮明特色：對邊緣材料的使用，開展另一種敘事體裁。因為從不同的史料與視野，可能會得到顛覆性的結論。

像李孝悌的《戀戀紅塵──中國的城市、欲望與生活》，使用文集、情歌、戲曲和圖像資料，處理了十八至二十世紀的士大夫生活、下層人民（特別是婦女）的情欲社會，以及近代上海的城市文化等，在行文敘述之間偶透露翻案的味道。賀蕭的《危險的愉悅──20世紀上海的娼妓問題與現代性》，討論了如何重構這群沒有自己歷史記載，屬於社會中沈默的低層社群。導言〈認識與記憶〉中，作者對目前娼妓形象記憶與建構，做了十分詳盡的反省與評述，也特舉游記、指南書及和被稱為「蚊蟲報」的通俗小報，反撥一般主流報紙的認知。兩本書都值得一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