香港學運和佔中運動仍然持續著，華人世界各地出現聲援活動，一向予人平靜的新加坡社會，也出現「新加坡聲援香港」的活動。這其實不訝異，近期以來一連串的事件，新加坡民眾勇敢的發聲和具體的行動，頗有公民社會的勢態。例如國家圖書館管理局因被人投訴有三本童書含涉鼓吹同志和單親家庭意識，恐動搖新加坡「傳統家庭」的核心價值觀，不僅要把書撤下，同時還要毀書。
事件揭露後，引發藝文界和學界的關注，100多名國內外作家也公開說話，其中英語作家是主要的抗議群體，紛紛撰文表達看法，一些新加坡作家更通過實際行動，退出和國家圖書館有關的活動來表明意志。也有公民團體在國家圖書館主要入口前的廣場，利用劇場式的手法表達對圖書館處理方式的不滿。
另外，新加坡紀錄片工作者陳彬彬的「星國戀」，講述1960年代政治流亡者的生命故事，影片的受訪者包括學運領袖、左派社運人士、共產黨員等。審查結果出來後，在扭曲歷史和危害國家安全理由底下，影片被新加坡媒體發展局列為「任何分級皆不允許」，因此禁播上映。隨即，不少電影和藝術工作者馬上公開表達聲援，一般民眾也連署請願，要求給予電影工作者更多自由表達的權利。
國族主義困綁的歷史觀
以上兩件事看似並無交叉，實又有所關聯。無論是圖書館童書被撤架，抑或「星國戀」被禁映，背後都有可尋的問題脈絡。「圖書館童書撤架事件」涉及同志和多元成家的問題爭議，撤書的始因也是由於一位反同志平權讀者的投訴，認為這類童書具「非家庭」訊息，恐會助長同志團體Pink dot長期以來的訴求。至於「星國戀」中的馬共或左派人士，則是新加坡主流歷史不能過度張揚的身影。同志、左派和馬共等，是政治不正確的符碼。
雖然近年來無論是左派社運人士，又或前馬共都通過書寫和出版來建構自己的歷史，例如有關新加坡流亡者的口述歷史書都順利出版。甚至2013年2月2日，在芳林公園舉行了紀念二二大逮捕50周年集會，不少政治流亡者的家屬及前政治犯都出席表達控訴或對家人的思念等，該活動並沒有被阻止。但事情總有兩面的說法，究竟是公民社會對自由民主的要求，已促使社會在面對另一種反對意見時，意識到不能利用過於強勢的方式來對待？又抑或是，無論是前學運人士或前馬共者，他們已沒有社會活動的資源和影響，所謂的剩餘價值無足以威脅到當局者，因此無以為懼？
無論如何，「恐同」或「恐共」的反應，訴求於單一和正確的價值觀和歷史觀，拘限了自由辯論和思考的可能，其實是把人的說話意志困綁在國族主義的牢籠，忽略個體的自由意志權利，有權利表達贊同或不贊同的看法，也有自主判斷事情的能力。這樣的論調看似普通常識，但在新加坡所面對的尖銳和張力的情境，是自由限度乃依據個人不同身份而決定其發言及參與的權利。
(圖片轉載自Terry Xu臉書)
有限度的自由實踐
好幾次在芳林公園參加聲援馬來西亞或香港的活動，主辦方都會善意提醒，只有新加坡公民可以發表談話，永久居民可以參與，而外國人則只能夠做一個「觀察者」。像上周舉行「新加坡聲援香港」活動，出席的人不少，但事後卻傳出一些香港學生在「公共秩序法」底下被警察問話調查。警方也順勢重新強調，到新加坡工作和生活的外國人，不能違法。參加類似的活動，不能喊口號、舉有具體宣言主張的牌子等。這樣的「觀察」規定其實具模糊性，那能不能點蠟燭，能不能唱歌，還是只是允許緘默的參與？
在「新加坡聲援香港」活動與一位香港交換生交談，問他是否習慣新加坡的學習生活？他回答說：「除了較沒有言論自由以外，其他都還好」。他來自港大法律系，自八月起在新加坡大學當一年交換生。也趁機詢問在課堂上，教授會否藉機討論學運或佔中行為？他說沒有，覺得可能課題較為敏感。他透露在新加坡大學，感受最不同的是校園氛圍，例如香港校園一些有關政治性的海報可以自由張貼，學生可以表達自己的政治意見。
曾向一位香港老師請問，大學會不會干預老師的研究，不鼓勵過於政治化或敏感的研究課題？該老師的回答令人印象深刻，他說：在香港，如果大學介入干預教授的研究或社會參與，媒體就會主動報導。可見媒體是社會重要的監督和權力制衡機制，社會進步的重要推進力量。媒體開不開放，媒體工作者的道德勇氣強不強，都將影響社會的自由發聲，媒體的監督失靈將使社會失去重要的支援系統。
打破國家疆界的虛擬公共領域
「連帶」和「聲援」都是最基本的「團結情感」表現。民主和自由不是抽象的理念，它是人們可免於恐惧的生活形態，賦予人們自主自決的權利，自由決定自己的身份、國家抑或政治認同等。在資訊全球化的時代，民眾之間的連結和連帶，早已打破國家之間的疆界，進而建立虛擬的公共領域。這樣的虛擬公共領域並非只是想像，而沒有實質的作用，除了各地經驗的借鑒與分享，各種不同意見和觀點的流動，都能迅速的獲得，並能從中訓練個人的理性判斷與認知。
但在新加坡遇到的難題，總是被告知不要把國外的內部政治帶到新加坡，以及不要破壞社會的安全和穩定的秩序。每當發生衝突事件，社交媒體也會出現請某某國的人不要搞破壞，回到自己的國家言論等。這種「外來者」為「破壞者」的意識一旦被習慣化、常識化和結構化，同時又缺乏主動的了解欲望，恐將形成非常可怖的社會排他意識。一個人的價值衡量，若無法通過自身的內在創造或檢視，而是經由某種權勢被決定，其實也是對自由意志的剝奪。
我們能不能創造出「自由公民」新身份，建立超越國族主義的共同體，在共同追求的價值基礎上共同發聲、彼此支援？同時破除「內／外」思維，在普世價值理念上找到聯繫彼此的方式，重歸人性的平等、尊重和互助？「自由公民」也是對「國家公民」的反思，我們如何可以超越既定的國籍身份，在更廣闊的人類悲憫意識當中，對他人施以援手？我們是否那麼確定，我們不會需要別人施以援手的一日?
在大學教授思想的課，和學生們談「一體之仁」的責任意識和推己及人的情懷，常感受與周遭環境的張力，那不僅是過去的古典價值而已，對於人性，對於他人以及社會，如何有意識的了解自己的職責，需要置入現代情境再加以拷問。唯有內在的自覺，自我建立一套自主的批判和判斷思維，這樣才能真正在各種複雜關係和矛盾中，找到安頓個人自由的內在世界，那或是自由公民的內在情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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