猶記2008年抵達普林斯頓小鎮,計程車穿梭在街道間,感覺這是一個安靜與緩慢的小城鎮。後來車子停在紅綠燈時,看見一間外觀不像戲院的戲院,很大的牌子寫著Indiana Jones, Sex and the City。這是全球化的無趣,文化的普遍性太強,恐會逐漸吞噬一些地方特色。在Leigh Ave租了一間房間,租金不甚便宜,一位當地居民曾在電郵告訴我說,這是一個中產階級的聚落,有著多元混雜的人種在此居住。但那時腦海中思索的,卻是妙芬學姐所說:許多在西方教學、做研究的華人學者,老年時都選擇回到華人世界,那樣或許可以享受較熱鬧的晚年生活。可是余英時先生卻選擇住在這個城鎮,專注做研究,跟很多華人學者很不一樣。普林斯頓到底有什么魅力?連村上春樹都曾被召喚,要來這個城鎮看看他最心儀的作家《大亨小傳》作者費茲傑羅的母校──普林斯頓大學。
隨後大老遠通過博客來網上書店訂購了村上春樹的《終於悲哀的外國語》以及《遠方的鼓聲》,兩本都算是遊記素描,不外是想先行了解,村上春樹所認識與感受的普林斯頓,究竟是怎樣一種面貌。《終於悲哀的外國語》是村上在普林斯頓大學擔任駐校作家,在普城住了兩年半所寫的隨筆集。也許是應日本雜誌所邀,每一篇隨筆字數相當整齊,隨筆內容也有經過仔細篩選,往往能讓人洞悉「選材」用意何在。寫隨筆畢竟不能寫流水賬般,在隨意隨心狀態底下,仍然需要提煉書寫材料。這一點,讀《遠方的鼓聲》大概就能讀出端倪。《遠》采日記形式寫法,有時略嫌對細碎的生活情節過度舖陳,別說讀者會如何反應,連村上自己偶爾都受不了,還建議讀者看不下可跳過不看。
我想這正是閱讀的樂趣,有所領悟的往往不是預設目的的結果。在普林斯頓讀村上春樹的生活或旅遊隨筆,讀到了一個無法在日本安份生活的小說家,如何藉由不斷的移遷來尋找生活的意義。雖然也會面對種種的不適應感,可是生活在他方,卻比在自己熟悉的國家來得自在。自在不等於安穩,這也是為什么字里行間偶爾可以感受村上的內在疲憊。然疲憊之餘,似又激發另一種抵抗的慾望與能力。我在想,是否只有在不斷被陌生化的時空,才得以測量自己面對生活,面對種種未知的應變與生存能力,還有試圖捕捉那些細微的存在感受。在這方面,身體往往比頭腦更能感受一切的變化,預先發出訊息。
另一個讀村上的隨筆感想,是村上與社會的關係,以及小說家與社會關係之間的思考。這位過著半隱居生活的小說家,在隨筆中卻築起一個偌大的社會空間,讓我很難與之前對村上的認知關聯起來。大學時代,我不屬於「村上的一代」,那時許多朋友很迷《挪威的森林》、《聽風的歌》、《發條鳥年代》三部曲等,也喜歡村上小說瀰漫的藍色情調與音樂節奏。自己正式看村上的小說,嚴格說來只有兩部 ──《海邊的卡夫卡》以及《黑夜之後》。還記得看《海邊的卡夫卡》時,從星期六中午開始看,一直到星期天晚上八點,一氣呵成,在這樣的時間催逼當中,讀完後竟覺胸前有一股悶氣緊繃,不知是被小說氛圍籠罩著,還是精神極度專注太久所致。最後穿上球鞋,沿著屋後的科學園區,往國大校區跑了一圈。
不過我的疑惑是,為什么村上思想中所呈現的文學與作家的社會責任,很少獲得關注?後來朋友解惑說,現在大家談村上春樹,都是談論他早期的小說,他的小說已經確立起一個文學標竿。其實村上的隨筆或像《地下鐵事件》這類報導文學的作品,是非常具社會性的,反而沒有引起太廣大的討論。當然,我所提出的問題語境,是針對「村上春樹在馬來西亞的文學影響」哦。要不可以做一個檢驗,村上在隨筆中常常出現「遂進入長久的沈思」般的文句,到底出現了多少次,就可以想像一個中年小說家緊鎖眉頭的畫面,在為社會一些現象而鬱卒。「沉思」這個詞,常被視為一個過度白描的辭彙,但有時為加強對某一個事件的關注,會不自由主被作者不自覺的寫出。頓有感在某些意義上,村上不是隱居人,而是徹底的「社會人」。
再說回村上筆下的普林斯頓吧,很好奇在村上素描之下,普林斯頓呈現怎樣的氛圍與步調,簡單來說就是所謂的「時間氛圍」。自己在普林斯頓一個月的時間,幾乎都是在走路,行走的範圍有限。村上以車代步,可以觀看的視野較為廣闊,但他實際接觸與溝通的對象,大多數是住在普林斯頓大學「大學村」的教授學者們,不難理解為什么村上住普林斯頓要訂閱地方報《TheTrentonian》而並非《The NewYork Times》。他為此還受到其他教授蔑視的眼光,大概他們是把村上視為高等知識人,不看屬於知識菁英最愛的《紐約時報》是很說不過去的。
其實「地方」或「在地」是很吊詭的一種界定,我們常有一種偽地方想像,總是以為地方是接近群眾,最能夠展現草根氣息或民間底層的樣態。但彷彿在以「旅人」心態下,地方才充滿活力與爆發力,才得以被接受那屬於社會的真實狀態。村上讀地方報,是以小說家而非學者的眼睛,要的正是脫離日常或正常想像的生活素材,尋找某個故事情節的原型基礎而已。
小說家的素描,就是要脫離慣常的思維,激發接近真實的想像和實踐。
文章定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