各位朋友下午好，非常高兴能有这个机会跟大家见面。刚才李政勋提到，相对于印度和中国，韩国是属于亚洲的小国，我便在想：马来西亚和新加坡呢？马来西亚作为一个移民社会以及经过长期殖民统治的国家，到底该如何安置它在亚洲或世界版图的地位？在马来西亚或新加坡，两者所面对的问题和韩国很不一样，尤其是它的移民经验牵涉了复杂的「离散」情感问题，有关这方面，待会会特别向南迪先生请教。坦白说，从开始拿到文本到整个阅读过程，自己一直处在亢奋的情绪。南迪先生的文章与文字，让人感受到一种充满智慧与激动人心的思想语言。我很感谢能读到南迪先生的文章，从中学习了很多，也思考了很多。在南迪先生的文章里，所谓的传统、现代性、后殖民、本土等种种的名称，已经不再是我们所想象的抽象知识，它们紧扣着南迪先生的关怀意识。这些关怀根植于印度的历史与文化情境，甚至于深化到心灵结构与思维形态，充满着生命力与冲击力。当然，这跟南迪先生细致的精神分析的解读非常有关系，开启了我对印度社会的知识想象。
马来西亚或新加坡，都是属于多元族群的国家，印度社群相对主流社群来说，是属于少数与边缘族群。我对印度的想象有两个不同的层面，一个层面是理性的思考，另外一个层面则是感性的认识。理性的部分，来自一种知识性的理解，这跟自己的教学与研究的方向相关。我在大学教授佛道思想，无可避免需要处理印度佛教与印度社会，以及印度佛教与中国佛教的问题，那是属于佛教发源地的古印度。感性的部分，是和自己的成长经验有关。我的家乡在马来西亚一个小镇，住宅区周围以印度人居多，非常巧，左右邻居都是印度人。 在整个成长经验中也非常喜欢看电视播映的印度电影，但觉很惭愧的是，到目前为止，我还是不太能够记起任何一个印度明星的名字。马来西亚的印度离散社群，和华人的处境非常相似，主要是马来亚脱离了殖民统治成为独立国家以后，华人跟印度人仍拥有不完整公民的身份，或者是处在二等公民的窘境。在这样的处境底下，很多问题都被捆绑在族群结构当中，其中包括身份认同、教育、语言和传统建构的问题。今天我作为一个回应人，也许没办法很扎实地提出一些回应，不过我想可以从我自己的知识和经验脉络整理出一些问题思绪，特别是对传统建构有比较多的感触。
南迪先生的文章涉及的层面很广，刚才贺老师替我们做了一个很好的知识背景的梳理。我自己最大的反思和感悟，是觉得在处理传统与现代性甚至是后殖民的问题，其实它有很重要的基点，就是回归到人怎么真诚地面对自己，怎么真诚地面对知识的基本问题，南迪先生给了我们一个很好的示范。传统的追寻，它和建构与诠释有着非常大的关系。传统不只是代表过去的事物，或者说我们对过去的理解，里面的内容非常复杂，包括世界观，人性，价值，文化跟宗教等等。这里头其实是有一连串的选择的过程，我们常常忽略，或者说比较没有警惕，它隐含着自觉或者不自觉的的潜规则以及淘汰的机制。南迪先生曾经指出，过去可能伪装成传统来批判当代或者是现代性，换句话说，传统是可以伪装的，这个想法冲击了我。在马来西亚，作为一个移民社会，华人也好，印度人也好，必须要重建自己的传统，只是在重建传统的主体过程，应该从哪一方面去寻找传统的资源，南迪先生讨论传统跟现代性之间的问题，给我蛮多的启发。
传统之所以为传统，它必须依赖很多的诠释社群来取得它在当代的合法性，可以了解的是，所谓传统的知识，其实不是一个自然形成的过程。例如在印度，南迪先生提出的传统，它是由许多经典形塑而成，唯有熟悉这些经典，才能取得对传统的发言权的合法性。经典便是传统知识的源头，但微妙的是，经典之间不一定具平等地位，对经典的拣选与诠释，就涉及「知识的选择」过程的问题；人或诠释者，其实就是传统与现代之间的「媒介」，也是传统意义的生产者，如何拿捏自己作为传统的建构者，应该以怎样的姿态来诠释与延续传统，就会影响传统知识的选择结果。我的想法是，传统是要去感知而非预设，传统的竞争是开放而不是处于封闭的状态，打开传统的历史结构其实就是创造力的释放。可是怎么样去打开历史结构，不是一件很容易的事，结构有它的稳定性跟规律性。
马来西亚不同族群之间，传统竞争的问题非常复杂。在英殖民时期，英殖民政府采取分而治之的状态，对后来族群分化与结构起了重大的影响，不同族群的空间相对独立，也拥有各自诠释传统与现代性的方式。比如马来人的传统是以宗教为源头，回教与现代性的问题，是马来知识菁英主要议题之一。在马来西亚，回教的「进步」观念，是以它的世俗个性与多元价值为依据，不过当一些开放的回教学者想要把民主、平等、社会正义等价值注入回教的价值观时，又常成为宗教保守主义者的指责对象，指责他们的「进步」是以西方的殖民价值为主导。又比如进步回教妇女组织谈论如何提高回教妇女的地位的时候，会面对很多阻力，到底这些阻力源自怎么样的认知？至于华人，对传统的认知建构，主要是回到移民原居地的传统寻找思想与文化资源，中国是一个巨大的符号。我曾经跟一位中国学者有一次真诚的谈话，当时她问我说：如今中国渐渐成为强国了，你认为我们中国可以为马来西亚华人做什么？当时我很直接地反应说：不需要做什么，继续维持它的强大就可以了。之后我审思自己的情感意识，同时思考属于第三代华人的我辈，到底怎样看待与中国的关系，到底中国对我们来讲意味着什么？
脱离殖民以后，迈向后殖民现代政治体制的进程中，以马来主义为主导的国族主义与民族主义的联姻，让不少华人涌生一种「现代性的创伤」，对「现代性」留下的深刻印象是暴力与创伤。所以马来西亚的华人，试图通过文学和文化去处理现代性的问题时，会发现对现代性留下的深刻印象，就是暴力与创伤。马来西亚的国家文化体制，不完全摒除华族或印度族的文学文化，却给予边缘的对待，是一个从属于马来文学文化的地位 。这让很多华人或印度人觉得，作为马来西亚的公民，却没有获得现代公民完整权利的保障，也使得一般华人认为，如何打破马来民族主义的历史结构，比起梳理自身与后殖民的关系更为迫切。
马来西亚的离散印度人非常有趣，基本上有一个南北之分，南北是就移民原居地来说，北方基本上代表较为贫穷的社会，具有较强的传统意识，而南方社会基本上是较西化的。在马来西亚，离散社群如何维持族群的原生语言，是对自身传统跟文化身份捍卫的场域。曾经发生过一个例子，当时有一个印度社群邀请来自宝莱坞的明星到马来西亚登台表演，意想不到的是，有另外一批印度人出来抗议，他们大声吶喊：不要说英语，你们不要说英语。要如何理解这样的场景，有时需要一些相关的知识背景。读了南迪先生的文章，回想这个事情，开始有很多不同的参照知识可以去解释这个情况。从这里我想到也许可以请教南迪先生，他怎么看待离散在外的印度人，怎样去理解离散到马来西亚，已经有好几代，已经在地化的印度社群，身在印度的他，怎样想象与理解离散印度人与印度之间的关系。我觉得从中国与印度角度来说，他们与离散在外的社群经验的关系与互动似乎很类似，而马新的华人及印度离散社群又可以相互参照与借鉴彼此的历史经验，这几重交错关系，非常有趣，也值得进一步探讨。
马来西亚后殖民的情景，族群之间好像相对地和平共处，可是不同传统之间的对话，其实是仍存在一种恐惧感。不同族群之间，好像有意维持一种陌生的传统的认知，对彼此来说，有一点熟悉，又不是很熟悉，好像反而是最安全的做法。我们也了解，如果是来自心灵深层次的交流，那就意味着我们必须要打开某一些限制，这些限制也许会涉入本身传统的不足或者是弱点。目前马来西亚知识界，有些学者主张要回到更早的历史传统──古代马来亚的历史阶段。当时伊斯兰教、印度教和佛教，形成相互的交叉交流的状态，希望这样一种融合形态的传统起源论，能够为传统的竞争找到协调的可能性。一如南迪先生提到印度的情境，现代性的恐惧其实是来自传统的挑战，这中间也必须要去处理殖民知识影响的问题。马来西亚独立以后去殖民的进程，没有显得特别的迫切，族群的因素也许太过庞大，对现代性没有太多理性方面的认知，反而是民族主义问题，引发人们更大的关注。民族主义意识凌驾于现代公民意识，对公民现代性的认识难以取得各族群间的共识，或相互理解的基础。在各种公共讨论当中，知识菁英在公民与族群之间游移不定，有时候甚至出现维持民族尊严比现代公民民主平等价值更为重要的言论。
最后，我有几个问题想要请教南迪先生。第一个问题是有关印度内部的对话，我曾经了解，在印度的公共论理发展史上，印度的佛教徒扮演很重要的角色。以往所谓的佛教的会议，就是为了要解决分歧的宗教观点，寻找具有更大共识的宗教原则，这也意外促成更多的公共辩论，为后来的社会创造了一个良好的对话空间跟条件。所以，我不晓得这样的一种论辩跟对话的传统，像我们今天也是在一个对话的状态下，在印度，具体的情况到底是怎么样进行，印度社会的公共领域，一般会如何解决一些分歧的看法，而在这里面，宗教是否仍有强大的社会影响力？
第二个问题是有关民主制度跟种姓制度的角力问题，我曾经读过早期英国的丘吉尔对印度有一个概括的说法。他提到印度只不过是一个地理名词，印度独立以后，解开这个枷锁，开始宣称一个国家的形成，它所依循的是一个民主政治的制度，可是却保留种姓社会制度，我们要如何去思考印度民主制度的内容。第三个问题也是一开始发言时已经有提到，就是印度的知识界怎么样看待离散在外的印度社群，他们的离散的经验跟知识，有没有回流到印度？
在中国的语境里面谈这几个问题，是希望不同地方的历史经验可以相互参照。我也要谢谢上海美术馆的邀请，这样的一种中印对话打开了大家的视野，大家不只是从自己的经验脉络出发，也能够培养对周边国家的关注意识，无论是大国也好，小国也好，有一种更具体的关怀与理解在里面。
交流會回答：
我可能也没有办法去梳理现代性的完整内涵，可是刚才在我的发言当中提到，马来西亚对现代性存在创伤的感觉，也就是说，这个现代性好像是有暴力的烙印。马来西亚在脱离殖民独立，走向现代国家的过程当中，吸收了西方的立宪的精神，建立起一个比较民主与理性的政治体制。可是我们也了解，在这个政治体制里面，所谓具文明精神的宪法，还是存在族群不平等的条文。从这方面来看，马来西亚在走向现代国家，对于政治现代精神的吸收，其实是没有一个去殖民的过程。它其实延续了很多过去，特别是英殖民政府，对于不同族群的差别对待，导致一种隐藏性的再殖民情形，这是我对马来西亚现代性与创伤和暴力的问题思考。
刚才有听众提出有关在中小学设立宗教课程问题，我想举出新加坡的例子供参照。新加坡在80年代，为了要应对西方的歪风，当时新加坡政府在中学设立宗教课程，希望藉由宗教课程提供道德伦理教育。每一个不同的族群，比如说印度族群、马来族群的学生，都要选读一项宗教课程，包括依斯兰教、兴都教、基督教、佛教及儒家思想等。当时一个很特殊的情况，许多华人学生觉得读佛教的内容可能比儒家思想容易，所以当时选读佛教的中学生很多。宗教课程实行了六年之后，新加坡政府发现出现了宗教热，宗教之间出现很大的竞争，它就觉得应该画上句号。当年在80年代选择佛教课程的中学生，很多成为今天活跃于新加坡各大佛教团体的主干人物。提及这个情况，主要是想回应说，从我自己教学经验来说，很多同学选择佛道思想课胜于宋明理学或儒家思想，我就很好奇，后来了解到新加坡的学生其实对宗教有很多的疑惑，主要是因为新加坡社会以及家庭中浓厚的宗教氛围；当中也有不少是中国的学生，中国学生想从宗教了解超物质层面的东西。所以说宗教的作用，是一种寄托，是自身生命一个依托的地方，如果从一个比较功利性的思维来考虑可能无法行之久远，宗教的影响需要渗透到日常生活才有感染力。谢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