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日大學排名惹來沸騰的討論，適讀到龔鵬程先生〈哈佛與人文〉一文，頗可玩味。龔先生往幽處探微，比較東西方大學之起源，廖廖數語，精簡扼要，故抄錄如下：「外國的大學，遠的傳統來自柏拉圖之學園，以探究宇宙真理為職事；近的傳統，本於中古之神學院，由神學發展而成的大學，其核心學科當然就是哲學、倫理學、文學。博士學位，簡稱Ph. D，那個P就是哲學（Philosophy）之意，代表一位大學生就是個有思想的人，我們中國的大學則不然。自晚清開始創辦建大學，其目的就是為著富國強兵，因此目的僅在培養能達到國家富強目標的工具性人力。此即其所以分也。」
不惜贅言轉述，只欲指出從東西方「現代大學」之建立，已可窺得大學精神哲學基礎之差異，換句話，即在「理」與「用」之別。西方之哲學、神學的發展，莫不以追求真理為目的，並且關注人具體的生存狀態，從尼采、沙特等的存在主義，到如今傅柯的後現代主義，皆兼併人之理與事之理。中國哲學也有理事之分，像宋明儒者談格物窮理，雖也碰觸探索物理，但終究旨在釐清物我之關係，根本是在「致用」底上著眼。中國後來發生許多人格扭曲以及對人性摧殘之事，莫不是透露對人之主體價值的戕害與蔑視。
若再嘗試推前，必溯源至有千年歷史的科舉制度，那是中國現代大學的前源。朝廷取「士」目的，是把他們看作是精神修養與經典教育的產品（余英時語），對個人而言，考取功名則是個人的社會流動（social mobility）的階梯。因此如何維持政治與社會道德秩序，便依賴於這些士的道德操守與知識技能。職是之故，人與知識關係的展開，是延著如何維持「秩序」這個大方向行走的。中國文化傳統裡固然也注重個人秩序，但個人秩序最後必須推展至社會與宇宙秩序，才算是個人價值的圓滿實現。
如此看來，東西方在知識價值上對人的具體把握，似乎是各有偏重。爾今大學發展進入消費時代，一切乃以競爭力作為勝負衡量，大學間的較勁，導致學位價值愈功利化，論文發表也導向以數量取勝，西方主智主義的人文教育早已面對價值失落的局面。近年，中港台等華文地區興起高等改育的改革熱潮，固然是面對知識全球化與商業化挑戰的調整，但背後所擔憂的是在學術權力爭奪戰過程中，被蝕吞的人文主義與人道精神，忘記了大學無論在探究「宇宙原理」或「富國強兵」下，對「人」這個主體的重視與尊重。這在在暴露了現代教育危機最大的病根。
知識生產與消費形態的轉變
述及大學起源，除欲點出大學的根本弊病外，是想回歸到知識源頭去探究，思考一個大學究竟是如何看待知識生產與消費問題。在這方面，大學如何自處在當代急遽變化的社會，其所采取的對應方式，往往牽涉不同文化傳統。這遂引發我對回教大學與伊斯蘭文明底下所崇尚的大學型態與精神也感到好奇。像馬來西亞擁有幾種不同的文明圈，理當激盪出活絡的文化資源，可是實際情形卻相反，多元族群不是增值的社會資本，倒成了不平等結構的源頭。然這已是後話。
生產與消費其實是一種市場邏輯，於是如何能照顧到知識市場的利益而不犧牲學術價值觀，便成為最大的考驗，其中關鍵又維繫於大學校長與教師們的共識。如人類學學者王銘銘曾指出，美國芝加哥大學校長與教師們皆高度認同──「芝加哥大學的教師應當是知識份子，而不是頭腦簡單的學匠或工程師。他們培養的學生亦應依順培育知識份子的原則，而非對具體社會問題承擔具體責任的人員。」這種理念的出發，乃是針對美國教育的「對策主義」而發，於是芝加哥大學不只具有一群具原創性思想的教師，更擔當起改善鄰近社區的社會責任。又例如只要瀏覽美國哥倫比亞大學首頁，在大學使命一欄，即寫道大學如何勉勵學生關心城市與社區發展，積極生產知識以讓研究成果可以流通，並回饋到該地方，那才是真正知識與學術價值的回饋。這種知識生產不必然以市場為依歸，反之以社會或城市發展各種生態為研究對象，提出各建議或解釋來謀取人類最大的幸福。
所以我們最終要思考的，是在不同文化傳統底下形成的教育理念要如何去回應資本主義的問題，換句話說，即如何將知識與學術「資本化」問題。就像以往我們愛用「養成」來形容一個人被培育與知識豢養的過程，如今著重的字眼是「訓練」，一種知識技能的建立。另外，知識成果生產又必須思慮如何被消費的傳播問題，使知識有效的「流通」。最基本方法是讓教師和學生都成為知識提供者，他們所提供的想法與創意就是知識成果的直接表現。否則像我國中文知識與學術流動管道並非十分完善，知識被消費情況有限；加上對知識不夠尊重，難以對各種研究成果寬容以待。
罔顧知識價值
前些子馬大所爆發的講師風波，即是罔顧知識價值，並對學術人員表現粗暴的最佳例子。而且也忽略知識不只具有經濟性的價值，它往往會來帶來某些新的覺醒意識，不過若缺乏自由民主的知識空間的滋長，覺醒意識仍會被捻熄。以我國大學的學術環境而言，情況儼然是不樂觀的。如果大學主事者真有思考每一個學生所具的知識價值，就不會動輒祭出大專法令，來遏止大學生在知識吸收過程中對校園不公體制的衝撞。我在哈佛訪學期間，哈佛校長因為發出歧視女性言論而引發眾多抗議，學校活動中心不時聚有學生舉字牌、派傳單以示抗議。不少媒體也在場采訪學生的意見。在美國大學當中，哈佛校園氣氛是相對的保守，但對學生的抗議或呈交備忘錄不會采取對付手段。在那期間，哈佛大學報中，依然刊登有校長會見學生的時間啟事，不會發生如理大校長因避見學生而「落跑」事件。
撫古思今，乃思及在不同文化系統之下，如今不同國家對大學皆有不同的認知，包括如何看待大學裡的「人」的主體──講師與學生，以及對知識與學術生產等態度。然以上所言，只供作一個參照點。放在大馬的脈絡情境，主要是想點出馬大在歷經百年的變遷，究竟在不同社會變遷中展現了怎樣的一種功能角色與文化傳統？何以百年歷史積澱後惹來的卻是眾人的指責與不滿，繼而對高等教育徹底的失望？不只是在國內的一個定位，她要如何從世界來測量自己的位置？
馬大一再放棄許多機會，比如她可以很好融合伊斯蘭、基督教與儒家文化，以形成一個多元文化傳統的校園氛圍，而不只是把文明對話只看待成門面形象的修飾。怎樣去把握大學裡的「人」、學術與知識主體，如何去與世界對話，在很多部份儼然是不合格的。況且對各大學所能提供的知識特色沒有實際的評估，在缺乏衡量各大學的功能角色之下，冒然轉向研究型大學，以為這樣就可以提高學術水平，猶如烏龜吃大麥，根本是搞不清楚狀況，最終唯恐連帶許多大學的臉孔也逐漸模糊了。目前大學教育環境危機重重，已面對需要大刀闊斧改革的關鍵時期，豈知不醒悟者竟還粉飾太平。而在另一廂，政黨又打鼓敲鑼興辦黨校，煞有其事擬定一大串的課程，也要頒發學位，此等謬事，怎不叫人生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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