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往國泰戲院觀看Amir 的〈最後的共產黨人〉前幾天，恰好收到請朋友代為購買，由中日韓聯合編寫的《東亞三國的近現代史》一書（中國社會科學文獻出版）。之前在旁聽陳光興談「去殖民．去帝國．去冷戰」的課時，就曾提及中日韓能夠合寫歷史教科書，是一種進步的表現。可是首要浮現於我們腦海的，或許是對這些撰寫者身份存疑，雖然此書在〈序言〉裡表明：「這本書是中國、日本與韓國的學者、教師與市民共同編寫的。在三年的編寫過程中我們有過許多的意見分歧，但是通過對話與討論，逐漸達到共有的歷史認識，以至現在能夠在中日韓三國同時出版這本書。」我們總免不了一貫性的質疑，撰寫人員是否必須通過三國官方主流論述的考驗？特別是那些觀點裡頭，是否只能按著主流論述的歷史詮釋方式書寫，抑或也能容許學者的學術觀點，甚至是民間立場？諸如此類的問題。
況且撰寫成員標榜是來自學者與教師階層，但該書由中國出版，且如此高格調的面市，便讓人好奇裡頭所呈現的「史觀 」究竟是怎樣的面貌。不過就合作形式而言，它實有里程碑的意義，這意味著三種歷史觀點與詮釋權同意互相看見、了解，在一個相同的「大」書寫空間，相互激盪、補充與制衡。敘述過去，彼此觸摸自我與他者的歷史經驗，其實是心靈碰撞的過程；如何疏理自身的歷史經驗，更反映出至今的生存與精神狀態。
特別提到《東亞三國的近現代史》，似與電影無關，但實際上兩者之間，有一個內在的關聯性可尋，即「如何叩問歷史」、「誰來叩問」以及「叩問形式 」的問題。歷史教科書和電影固然是兩種不同的文本形式（或媒介），但它們都必須面對如何進行「敘述」的問題。然而，後者可挪動的空間顯然較多，因為電影本來就是一項創作工業，而歷史教科書則不然。
二重奏的基調
嚴格來說，Amir 的〈最後的共產黨人〉不算是我們所認知，那種長得正經死板模樣的紀錄片，何況，陳平是一個「活著」的歷史人物。影片中沒有陳平的訪談或身影，他是一個「不露臉」的馬共男子。用他作為一個引子，牽引出的卻是一群被自身國家歷史拋棄的後馬共時期的群體命運。導演在片子中注入許多創意的點子，使片子一直是以一種「二重奏」的調子在進行。
例如，陳平的事蹟是通過字幕方式呈現，那是屬於「沈默的聲音」，而與之交叉的場景與畫面，皆是形形色色人物的訪問，這樣，便構成影片中「無聲Vs有聲」的基調。有些人與共產黨歷史無關，有些人卻擁有馬共與殖民時期的記憶。就這樣，對馬共歷史有意識或無意識人物觀點的呈現，以及在有意識中人物不同記憶詮釋的交纏，使「馬共」變成一則可多重論述的符號（sign）。那些訪談，就是觀看該符號的一面棱角。而且，導演似乎刻意打破由某個階層主導的意識 ，於是在訪問人物的「跨界」中，跨越了族群、年齡、工作領域與性別等。
在看這部影片前，其實早有心理準備，知道這雖是一部拍攝有關陳平與共產黨員事蹟的影片，但那不是寫實紀錄片，而且導演先前還疾呼大家多注意場景與音樂。無疑，北馬各個曾經擁有陳平的足跡皆被攝入鏡頭裡面，很悅目，特別是接近影片尾聲的「華玲會談」，以漫畫人物加上幕後配音摸擬歷史真實的演出方式，幽默感與戲謔感十足。作者采取的手法如前面所講，具備無限的創意，整部片子是以曲折、迂迴、隱晦為主線，但穿插的幾首十分具影射性，又近乎搞笑性歌曲的演繹，令人在錯愕之餘又須專注於歌詞內容，於是就構成了第二種元素──嚴肅Vs輕鬆。幾首歌曲的內容，其實都是一種態度的表露，例如歌唱馬共反殖反帝的英勇，在森林裡作戰得面對瘧疾的侵略，身份證的意義等，皆表露了導演的同情理解的態度。
影片中最讓人留下深刻印象的，是一位馬來少女在接受訪問時，表露她對共產黨的印象。她認為一般人對komunis持有pengganas的印象，但她覺得也應該肯定他們反殖與爭取獨立的貢獻。有一句話惹人省思的是，她以充滿自信的口吻說道：kalau saya jadi Prime minister, saya akan tolak komunis kerana komunis tiada pegangan agama（大意），同時認為統治者必須要有堅固的宗教信仰，這信仰即成為治國背後的法則，因此人們會以虔誠效忠上蒼（Allah）的心情來效忠統治者。換言之，她主張「治教合一」，同時也承認君主權威授受於上蒼的合法性。然而在影片後半段集中在訪問位於泰國邊界的和平村時，一位前馬共婦女的談話，卻是明顯的對比。她表示，未曾後悔加入馬共，並相信革命是為了要使社會進步，而不是破壞。那種革命信仰，如今在許多前馬共成員身上，依然堅挺。兩種信仰，各有所據。
令人感喟的是，一名前馬共黨員，有著跟陳平一樣的命運，三十多年未回過家，欲申請簽證回馬時，卻在不被告知理由下被拒絕。他道說，以往在簽和平條約時，是同意這些共產黨員可以回馬，如今時勢竟違背當初的承諾，到底誰該負責？
為何恐懼？權力根源的合法性受威脅？
Amir身為馬來獨立電影的導演，選擇拍攝一部與陳平有關的紀錄片，始終是有象徵意義。我想所謂「為何不選擇拍攝馬來歷史人物 」只是一種托詞，更大原因是對komunis這個名詞患上敏感症。無論該片是不是寫實紀錄片，有沒有陳平露面都無關重要，片中甚至也還談不上賦於馬共怎樣的歷史地位，可是，只要有這樣一種重新讓人去省思「馬共」這個特有群體的存在及其歷史意義的「媒介」，就必然會翻轉歷史，讓人得以重新思考／疏理／討論過去的歷史經驗。這樣，長期以來為政治需要而對馬共作出的污名化與妖魔化的行為，特別是在馬來族群當中「論述的正當性」，必然受到質疑。
這赤裸裸反映對歷史覺醒與反思的恐懼。像面對五一三事件一樣，不開放歷史詮釋權，以寬和心態處理各族群的歷史創傷，反而將之反轉成一種控制的理由，使族群間的理解與諒解無法真正的開展。這種種的行徑，是害怕其權力基礎與合法性受到挑戰與威脅，故牢牢的掌握住歷史詮釋權，那就等於掌握了權力。於是聞其影片之「名」，看見陳平這個符號，就迫不及待要禁播映，理由可想而知。
其實Amir所做的，或只是「暖場」的工作，因為片子中所反映的，是重「叩問」歷史問題多於「呈現」歷史面向。他不斷在旁敲側擊，拋出了許多問題給觀眾。因此陳平才會化為一個符號，提供大家多面向的解讀／思考。禁止播映此片的心理，以敏感之名，究竟敏感什么？害怕什么？看來是一個讓我們重新疏理這一段「恐懼心理史」，探究其背後原因的觸機。
＊另，從這事擴展開來，可發現我們對捍衛自身的書寫權或創作權向來不具有很強的意識。除評論人群體具有串聯／支援意識以外，作家群向來比較是屬於個體戶形式。比如以往木炎在《蕉風》的詩因涉及「情色」，被內政部書報審查部抽起 ，當時對此沒有延伸討論，或抗議。對情色與色情兩者之間，是否應該有公開的討論？電影工作者也屬於創作者，作家群對這樣的禁演理由是否要發出聲音？甚至可以簽名連署傳到主張禁播的馬來媒體。各個創作群體之間的支援與串聯十分重要，凝聚起來，或不只是成為一個「圈子」，而是一個「場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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