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學衡【參訪知識放行腳】 以自由之心看待世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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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普林斯頓拜訪余英時先生，向他請教了有關明清思想等課題。余先生侃侃而談，從早初「內在理路」提出背後的現實意義，到近期出版的《朱熹的歷史世界》，對朱熹政治思想的再發現，這中間許多錯綜複雜的線索與問題意識，正是靠一部又一部的專書，對龐雜的史料作出疏理，架構起思想的層級，才能進一步舖陳出思想歷史的演變與脈絡。

余先生還不時提醒該注意哪些被忽略的議題與人物，如何警惕受主流敘事框架所限制，並勸誡對任何新發現也須謹慎待之，最後竟帶以期許口吻說「希望你以後能寫出一部有關泰州學派歷史演變的書」。一聞此話，耳際如洪鐘響起，個人學術根基尚欠穩當，何敢輕易應允，只能默默將此話化為未來動力，願以後真能實踐此事。

但論及寫專書，何其容易？余先生的高足王汎森，目前為台灣中研院史語所所長的他，在最新出版的《晚明清初思想十論》序中，就感慨自己無法擺脫「重論文而輕專書」的風潮，多年來無法跟隨自己的興趣專注寫一部書，深感歉意與無奈。王汎森也指出「重論文而輕專書」的風潮，主要是「現代人文學科受自然科學與社會科學的影響太大」。

這的確點出了目前人文學科所面對的挑戰。現代的學科機制，益加講求科學思維的運用，同時強調學術分工，鼓勵以成立學術研究隊伍來進行各項研究計劃，於是整體的成果集合便成為優先的考量。人文學科的衝擊也在於此。另外在面對「跨領域」或「跨學科」強大的呼聲，許多研究受「整合」觀念所主導，呈現由「多」致「一」的過程，導致缺乏比較有大氣魄，屬於個人整體性的研究成果。

當然，這裡沒有企圖在「專書」與「論文」之間分高下，或判優劣的意思。一般來說，論文是「點」，專書是「面」，點與面之間，有時是處於一種相互輔助的狀況，不必將之割裂成兩半。但環視目前的學術出版，後者似乎越來越成為風潮。縱然如此，仍有許多學者視「專書」為個人學術生涯中很重要的注腳。先勿論那是否可以成為自己的「代表作」，但那就像是自我實踐了一項最嚴格的學術責任一樣。一些較嚴格的大學，在聘請講師條件上，甚至以一本專書為必要的條件，作為對該申請者的學術資格審查，因為專書才能真正看出一個學者的研究能力。如何駕馭一個研究範疇，如何運用一個理論觀點，在一本書中才得到充份的發揮。更重要是，那能反映出思考的成熟與視野的深廣。

除了學科機制外，大學體制如何運作，實際上也會使專書的生產受到影響。例如在現今體制下，許多講師的時間，被過度繁重的課務所切割，破碎的時間難以沈潛研究，能寫專書的時間可想而知。除非擁有超人的意志與體力，否則多以寫論文篇章為主，等到篇章數目足夠，就結集出版。

另外，一些人持有「重論文而輕專書」想法，卻是攀緣著「速食文化」，因為那是最迅速可以出書的一種方式。但在研究領域裡，這恐是最會扼殺學術生機的一種想法。畢竟學術無法以量勝質，它有許多即定須受檢驗的關卡，無論是論文抑或專書，都有可能面對被淘汰的命運。


＊圖為普林斯頓大學校園一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