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山之石，可以攻錯
──從中國與台灣的雜誌傳統反思馬華的雜誌文化
一、中國的雜誌傳統：文字與藝術一體化的消逝
每當我看回中國早期的雜誌，常有一種感想，中國二三十年代的雜誌，可說是一種「精緻的藝術品」。無論從文字的提煉、封面的設計、文章的插圖乃至版面的編排，都是一個有機的藝術整體，具有一種美學的意涵。它有巧思卻不花巧，有心意卻不過度，並非今日我們看見屬於「技術的部份」。我覺得，這就是文論家本雅明所說的「靈光消逝的年代」，當照片取代了繪畫／素描，對人這個主體的關注就變得薄弱，對生命的感受與美好的事物，也不再那么容易受到感動。
前陣子在看敘述張愛玲一生的文學連續劇《她從海上來》，看見當時張愛玲的伴侶胡蘭成，正要準備籌辦一份新的雜誌，名為《苦竹》。當時張愛玲請了她的好友炎櫻繪畫封面，結果她以大紅做底子，以大綠作配合，然後許多肥而壯大的竹葉子，佈滿整個封面，給人一種成熟明亮的感覺。最令人矚目的，是中間貫穿著留白的大竹竿，不上色，在竹竿下半部，就提了一首詩：「夏日之夜，有如苦竹，竹細節密，頃刻之間，隨即天亮。」這即是雜誌名稱的出處，出於日本一首著名的俳句 ，詩題就是《苦竹》，為周作人所譯。
另外我想再提徐志摩《新月集》，「新月」的出處有兩種說法，一是出自印度詩人泰戈爾的《新月集》，另說是源自陸游的詩句。而新月的形式設計師就是聞一多。據梁實秋回憶說，那時聞一多正醉心於英19世紀一位插畫家壁爾茲萊，所以注意到當時一種文圖並茂的文學季刊，叫做黃書（yellow book），於是新月的封面就模仿它。封面用天藍色，中間一張黃紙，以楷書寫成「新月」二字，那是唯美主義的一種表現。這種唯美，是屬於藝術層面的，但他們不因此而忘記辦雜誌的思想主張，這通常從雜誌的創刊詞，可悉知端倪。
如《新月》創刊詞──題為「《新月》的態度」，由詩人徐志摩執筆。他所寫文字雖然是浪漫的辭藻，但也具有清晰的文學主張，他寫道：「要從惡濁的底裡解放聖潔的泉源，要從時代破爛里規復人生的尊嚴──這是我們的志願。成見不是我們的，我們先不問風是在哪一個方向吹。」雜誌裡頭充滿他們真摰的情感與誠意，信念裡訴說的是對一種文學或文體的堅持。像林語堂的《宇宙風》縱然被魯迅等人批評，仍大力宣揚小品文章與幽默文字。這些雜誌都不是屬於長壽命式的，但定位清楚、思想主張清晰。更重要是，他們各別代表當時不同的文人社群與文學社群的時代側影。這也包括我們比較熟悉，在五四時代相互抗衡的以胡適為主的《新青年》與吳宓主編的思想文化雜誌──《學衡》。
以上這些雜誌讓我領悟到：一、雜誌的經營其實是一種藝術行為，它能打開社會對文字與美的欣賞視野，由此提昇社會的文化水平；二、它是理想的出口，新思想的提倡場域，無論是文學或政治的，雜誌所形成的公共場域，有促於凝聚進步的思想，並促進社會彼此間的對話與溝通。前者特別指向人文雜誌，通常它也是藝術與文字的結合體，只是後來我們過於被工具理性所牽制，反而忽略如何去呈現理性中所可能存在的感性思維，失去對藝術層面的感受。而後者能樹立起一種公共文化的機制，以「相互理解，容忍差異」為前提，但如今這一些優良的傳統文化正逐漸在消減中。
回頭來看現在的中國人文雜誌，知識的味道變得特別濃厚，我想提的是《讀書》、《萬象》和《書城》這三本雜誌。目前知識界常比喻《讀書》為新左派的思想陣地，初創辦的《讀書》是比較自由主義的，所以後來的轉向，引起不少爭議。至於《萬象》與《書城》，則是標榜中產階級品味與趣味文字的雜誌，特別是後者，更被形容是「中國版的紐約客」。這一些概括性的形容，固然有其道理，但也不盡能概括全貌。先說《讀書》雜誌。
據沈昌文先生所說，《讀書》最初的定位是一部「以書為中心的思想評論刊物」，其實這個特色到今天仍然存在。只不過自汪暉與黃平主編《讀書》以後，他們更關注知識與學術如何介入社會，所以加入了更多現實議題的討論，並且是以批判美國帝國主義與霸權為主，這與《視界》的路向是十分的相近，我們也可發現，兩本雜誌的作者群是高度的重疊。不過《讀書》畢竟有二十年的歷史，「以書論事」的傳統並沒有完全消失，如何促進／引介新思想來應對中國的現代化，始終是雜誌內容的內在結構。只是摻多時事性與社會性的議題。這也是為什么後來有人覺得《讀書》已不再是一本「連臥著也可以讀的書」，它雖然開本不大，但文字重量與它所載負的社會訊息，其實是蠻重的。但這是正常的現象，因為雜誌的定位與品味的選擇，很大幅度受到主編與作者群的影響，兩者又是互為一體的。
至於《萬象》所散發的是中產階級的知識品味，同時也有一種閒適文學的味道，所以它有極強的文人氣息，希望展現知識生活的智慧、優雅與品味等。再來是《書城》，當時它的出版曾讓人驚艷，因為它是以美國的New Yorker為對象。早在十多期前，《書城》裡插畫的特色，是把美國New Yorker插畫的版權買過來，但後來不曉得是否資金或其他的因素，現在雜誌的插畫都是「原創性」及本土的。所以我認為《書城》曾經一度陷入在「走調的品味」的陷阱裡，當過度的模仿學習卻帶有「複製品」的影子，加上沒有前兩份雜誌作者群的明顯特色，雜誌的思想形象比較不豐腴。可是難能可貴的是，《書城》強調「思想之美」，頗有返回文字與藝術一體化的老傳統去。
從這樣脈絡談下來，其實可以認識到雜誌傳統的支持力量，雖然因為時代不一樣，需要回應的問題也不一樣，但雜誌仍然象徵著一股前進的思想與力量，它所要提倡的主張或意識，都具有時代的迫切感。而且就像前面所提到的，雜誌是一個公共領域，不同意見的人進來這個空間，不但學習表達，也學習聆聽別人怎么說，這才是多元與容忍差異的成熟表現。
二、台灣的雜誌傳統：從知識份子到專業人，知識份子傳統精神的消退
接下來進入第二個部份，談台灣的雜誌傳統。我想這部分大家是十分熟悉的，我會說得簡略一些。台灣的雜誌傳統與它的民主化過程是密不可分。無論是黨外政論雜誌或思想雜誌，都似乎在進行一種文字運動工程。當時大家基本都有一種共識與追求目標，希望打倒威權的政治與社會體制，所以一致要求全面的解放。無論是1950年追求民主為職為《自由中國》 ，1960年的《文星》雜誌，以及1970年的《大學》雜誌等，都呈現一種知識份子的理想，希望重新尋找一套更合理與正義的政治體制，追求人權與社會正義，希望能把社會推往更好的方向，同時經由這些黨外雜誌，豎立起異議言論的標竿。而且這些雜誌的核心人物，如雷震、胡適、陳映真等人，今天仍然被喻為「社會的良心」，因為他們長期堅定於他們所追求的，並且以文字思想去實現他們的社會承諾。這是很讓我敬佩的一點。
然而現在雜誌的出版，實是令人眼花撩亂，除了少數人文／文學雜誌仍在人文或社會議題上有聯結點外，基本上是依循更專業分工方式來辦雜誌，同時也缺乏了共同願景的想像。加上目前一種敵我式的政治氛圍，已經滲透到台灣社會當中，許多政治或思想雜誌，很容易被貼上標籤，於是大家便劃清界線，以鞏固自己的立場。所以雜誌與雜誌間的互相支援與呼應，不再像以往那么活絡。台灣目前沒有了當初具運動型的雜誌，像《台灣社會研究季刊》，一本以理論介入現實議題的學術刊物，他的對象仍以學院內知識份子為主。
所以說，當雜誌走向工業化時，雖然它表現出專業的分工，卻也吞噬了雜誌原初比較樸拙的部份。更何況在殘酷的市場競爭底下，面對多元的讀者需求，雜誌也走向「跨類型」的方向，特別是一些文學／人文雜誌。像《聯合文學》這幾年的編輯方針，有突顯「類型文學」的意味，如文學與電影、文學與音樂、文學與科技等，希望文學能「跨界」去接觸別的領域，但在「文學原宗主義者」眼裡，在類型文學裡，「類型」這兩個字一開始就把文學給限住。「類型潮流化」的現象，在《誠品好讀》閱讀誌更是顯著，因為它要創造誠品書店的選書品味，將之推向潮流化，就需要利用「類型」去進行包裝。所以前《聯合文學》主編初安民，現在創辦另一本文學雜誌，叫做《印刻文學生活誌》，雖然也涉及文學與電影、音樂的關係，但不是佔最大的比率。它注重的是原創性的文學，所以在這本雜誌重新提倡長篇小說創作。這本雜誌還有一個企圖心，即要把嚴肅文學帶入平常的生活，是一個極大的考驗，但也象徵文學另一種反撲的聲音。
三：反思馬華社會的雜誌文化：拼貼、斷裂與不連續
以上的種種現象，讓我反思馬華社會究竟有沒有存在所謂的「雜誌傳統」？若有，是以怎樣的形態出現。所謂的「傳統」並不限於生命周期的延續，而在於文字與思想的傳承淵源，又或雜誌與雜誌間有無精神的聯繫。像60年代創刊的老《蕉風》，何以我們認為它有表現出文學傳統，除了它有幾十年的出版歷史，基本上它代表了馬華文學現代主義發展重要的側面。縱然它不排斥其他的文學，但是從文章與寫作群來看，思想的旗幟還是非常鮮明的，而且在馬華文學發展史上，佔有很重要的位置。《蕉風》還有一個特別的現象，是因為它後來催生了所謂的文學社群，這些寫作人聚談分享文學，偶爾也議題時事，有「清談」，「文學沙籠」之味道，更重要是在相互討論中可以捕捉自由的氣息，雜誌有文人社群為基礎，更有助於文學公共領域的開拓。
80年代的《文道》，則是比較傾向社會文化的雜誌，偶爾它也有引發一些關於華人統文化與思想的討論議題，批判性意味不強。但後期由商晚筠擔任主編後，出現了一些關於女性議題的討論。至於90年代的《資料與研究》與2000年的《人文雜誌》，兩份雜誌擺在一起，就一目了然。一個偏向社會與運動議題，一個較注重人文歷史與學術思想，前者比較動態，後者卻是靜態形的。我這樣說，並沒有優劣之分，有時雜誌所呈現的形象是與那時代氛圍有所關聯，所走的路線當然也是主編個人的理想與關懷所在。要不然，編一本與自己志趣不相同的雜誌，是很痛苦的事。而之後的《小辣椒》、在精神意義甚至文字形式，其實與《資料與研究》相當的一脈相承，注入的是對社會改革的文字熱情與運動個性。比較能夠與《人文雜誌》作聯繫的是《備忘錄》，唯可惜後來沒有再出版。《民間評論》可說是介於兩者，當初是希望以冷的筆調來談熱的議題，所以便呈現介於評論與學術之間的形式。
以此參照中國與台灣的例子，究竟反射出怎樣一種雜誌文化，是我所感興趣的，因為它將反映出馬華社會的文化與思想體質。我對這部份保持開放，希望能聆聽在座各位的想法。因為當我把今天的演講稿分成「三部曲」來談時，就發現最後一部曲是最難抓住它的脈絡，我在想是否能夠建構出馬華的雜誌發展史？箇中的原因，是因為缺乏具典範性的雜誌？文化與思想土壤不夠成熟？內在的動力與文字的熱情不夠？不然何以所呈現出來的是一種需拼湊、剪貼式、不連續的「後現代風格」？到底最終反映了什么？這是我想與各位討論的。我就先談到這裡。謝謝。
初稿完成於27.8.20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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