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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5-11-04 09:36:38| 人氣426| 回應0 | 上一篇 | 下一篇

回憶,眷村,回憶眷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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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吃過公發軍眷餅乾嗎?

 有沒有人吃過軍方配發的餅乾?
 不,我說的不是那種硬餅乾加牛肉乾加薑糖和橘汁粉的軍用口糧,而是真正配給軍眷吃的餅乾!
 在物質生活不豐的年代裡,軍方會配發給軍眷米麵油鹽,洗米的時候一定要仔細挑,因為真的可以挑得出碎石。有一段時間,軍方還配餅乾,那餅乾大約比麻將牌大一點,口感有如營養口糧,在物資匱乏的年代裡,算是無上的享受了。
 至於麵粉,眷村裡多的是把麵粉變成各式麵食的高手,麵條饅頭豆沙包悉聽尊便,當年還有商人專門用「以物易物」的方式收購麵粉票,大概他們有辦法換到更多麵粉吧,他們是用食品工廠作夾心餅乾剩下的碎片(包裝則是裝軍眷配鹽的塑膠袋),巧克力口味的,用今天的標準看,恐怕連狗食都不如,但當年我們可都吃的津津有味呢!

*我支持過國片!

 在六○年代,國片還興盛的時候,部隊經常到眷村裡放電影,晚飯過後,大家搬椅子扛板凳,前往村子裡唯一的廣場等待。
 那個廣場大約就是個籃球場大小,兩邊各一個爛爛的籃框,旁邊則有一面大白牆,專門用來放電影用。放的電影大多是拳腳功夫片或武俠片,因為沒有政治正確的問題,也不會像三廳文藝片,可能會有傳播灰色思想的顧慮。既然是拳腳片,好不好看不重要,熱鬧就好。
 在那個愛國至上的年代裡,當局還曾經要當時還是小學生的我們,出錢買票在上課時間去看「政策愛國片」,像是什麼「梅花」、「筧橋英烈傳」、「八百壯士」,一張票兩塊半,剛好是我半個星期的零用錢,你看看,我居然肯花零用錢支持國片,可偉大的!
 不過,那時候的國片確實比較「多元」,手法當然很粗糙,內容也不高明,不過卻是當時台灣人最重要的娛樂之一,相較今天台灣片的近似「植物人」狀態,那些政策愛國片還是滿好看的!至少,在物質和精神都匱乏的年代裡,那時的國片比較能引起大家的共鳴。
 這裡忍不住想講:花一兩百塊看電影,圖的就是躲進黑暗逃避現實,我幹嘛還要你告訴我在這個社會裡生存有多痛苦,有多少掙扎?難道我平常上下班,開電視看新聞看的還不夠嗎?我懷疑國片導演老是拍得獎的藝術電影,是因為他們根本就缺乏拍商業電影的能力。

*眷村的麵食高手

 當年不管是北方大漢還是小老廣,軍方都會配麵粉,由於配麵粉,除了拿去換餅乾外,如何把麵粉用掉自然是重要的功課。最簡單的是拌麵糊煎餅,用水拌麵粉和糖,再用平底鍋煎來吃,誰都會作。難度高一點的煎蔥油餅,說難其實也不難,關鍵在於油多蔥多,還有趕餅的技巧,多練習就成了。
 被認為是外省人指標的饅頭,關鍵則在於發麵的火候,如果發得漂亮,保證不輸外面賣的(當年一個兩塊錢),小小年紀的我曾創下一次吃五個饅頭的紀錄,這紀錄至今還沒破。
 會作饅頭就會作包子,肉包菜包不稀奇,豆沙包難度比較高,那是因為要先用快鍋把紅豆熬爛,再加上很多油炒成豆沙,這部份非常費工費時間,但是非常好吃。
 和麵粉無關的還有很多呢!除了中秋節的月餅外,過年的年糕(甜年糕或紅豆年糕)、發糕,端午節的粽子(肉粽或豆沙粽),村子裡都有高手會作,也願意幫鄰居們作。還記得當年我住的村子裡,還有湖南老鄉會燻臘肉(用大汽油桶燒稻穀產生煙,然後把臘肉吊在裡面燻),就這樣,我們年年都能吃道地的湖南臘肉。
 那樣的滋味已經很久很久沒有嘗過了。記得在台北念高中的候,在泉州街的一間違章建築裡,一位老兵端出了一碗帶著鄉愁的牛肉麵,吃下第一口麵,那種......鄉愁的感覺突然湧上心頭,為自己,也為那些半生飄零的老兵們。

*逃難去囉!

 還記不記得眷村的建築格式?牆壁雖然是磚造的,但是主要結構還是木製的,所有房子又都蓋成整齊的一長排,所以不燒則已,一燒就是一大排。
 當年住在桃園虎頭山下的村子,說也奇怪,大概是有人在那裡放鞭炮還是怎麼,虎頭山每年都要燒一次。有一年火頭燒到離村子不到五百公尺的地方,可以明顯看到衝天的火舌,而且已經有零星的火星掉進村子裡,那天剛好又是除夕,剛吃完年夜飯就要搶著搬東西逃命。
 可是要搬什麼呢?金飾現金?沒有,就算有也不需要用搬的。電視?這時候還搬得動嗎?最後搬了一台新買的SONY錄放音機,因為那是唯一值點銀子,卻又可以一搬就走的東西。
 那場火後來所幸沒有燒到,但是過了大約半年,還是有一場火燒掉了村裡的一整排房子,火的威力確實是可怕的!

*眷村裡的選舉

 由於眷村的居民大部份是外省籍,很自然地眷村人的政治傾向,在早期是傾向國民黨的,而且這態勢非常明顯。在眷村不支持國民黨,不只是異類,簡直是找死。
 記得是民國六十六年縣市長選舉的時候,國民黨在桃園縣提名歐憲瑜,在那個年代裡,「國民黨提名」就是「當選」的同義字,不料那年卻殺出一個程咬金,那就是許信良。
 說來許信良也算是「自己人」,因為許信良拿國民黨的中山獎學金到英國念書,當時是國民黨籍的台灣省議員。脫黨參選時,他還發表「此心長為中國國民黨黨員」的聲明。不過,只要不是黨提名,眷村絕對不理會他,當時在村子裡,處處可見的全是歐憲瑜的宣傳海報,只有在村子口還可以看到幾張零星的,綠色的許信良「民『拳』」宣傳單,宣傳車則根本不敢進來。
 選舉結果揭曉,許信良當選,在國防部任職的父親緊急趕往國防部開會,為避免過於招搖,還不坐公家的吉普車,帶著一根防身木棍包計程車北上;參與會議的人個個面如死灰,彷彿世界末日降臨,但是也有人在會中提醒大家,總得面對「國民黨不再獨大」時代。
 「中壢事件」的發生到底是什麼原因,當年有沒有作票,這算歷史公案,不好隨便亂說。用今天的眼光看,那樣的過程看來有些可笑,今天的眷村對政治的意見雖然已經漸漸多元,可是基本上還是傾向支持泛藍的,原因無他,這樣的成長背景,讓出身眷村的人絕對不可能去支持喊過「中國豬滾回去」的政治人物!
 至於許信良的政治信念到底是什麼,經過這二三十年的來來去去起起落落,老實說我也也糊塗了。

*眷村裡的棒球賽

 在那個三級棒球風行的年代裡,只要是中華隊出戰,全村上下人人夜不成眠,急切地等待比賽,一同為太平洋彼岸的小將們加油。當比賽結果出來的候,除了歡呼聲,還比然會加上一長串鞭炮,在那段外交處處受挫,彷彿走到哪兒都抬不起頭的苦悶日子裡,看著青天白日滿地紅的國旗在美國的土地上飄揚,那感覺十分複雜,也是今天看不到的。
 還記得有一年,因為中華少棒隊的全壘打實在打得太多,搞的美國裁判像韓國人一樣,在小地方動手腳,最狠的辦法就是指稱我們的選手打全壘打時沒踩壘包,因此全壘打不算,後來有一年索性封閉比賽,讓他們的小孩子自己打家門裡的「世界大賽」,看來這種心態古今中外都有,所以也別太責怪高麗棒子了。
 看球自然打球。真正的硬式或軟式棒球買不起,只好打橡膠製的軟皮球,球棒當然沒有,拿根防身用的木棒也行;沒有手套(誰有呀!),就用報紙折一個;場地太小,三個壘變成兩個壘;個子太小,那就打滾地球。
 在那樣克難的環境下,我們沒有變成紅葉隊,但照樣享受了打球的樂趣。如今,要看台灣或日本或美國職棒悉聽尊便,但卻少了份共鳴的悸動。

*那一對賣菜的兄弟

 雖然在隔壁眷村裡有個小小的傳統市場,但每天早晨還是會有一對兄弟,騎著三輪摩托車來村子裡賣菜。
 這一對兄弟極為準時,總是在早上七點到七點十分間到村子裡,等於是為村子一整天的活動揭開序幕,久而久之,村裡的孩子都拿這對兄弟對時,當他們的三輪摩托車引擎聲響起,就是收拾書包,拿起便當,出門上學的時候,這樣剛好可以在七點半前到學校趕上早自習。
 有一天,大家都還在睡夢中,引擎聲突然響起,全村亂成一團,哭喊叫罵聲不斷,每個人想到的都是家裡的鐘故障了,結果呢?那對兄弟跟大家道歉,表示因為臨時有事,當天不能賣菜,怕大家癡癡地等,所以先通知大家,沒想到大家的反應竟然如此「熱烈」!

*那塊田地

 每天上學總會經過一塊田地,那塊地面積不大,是村外一位當地自耕農的地,主要作物是稻米,一年兩獲。孩子們最喜歡的是稻作收割後,到下一期稻作插秧前的空檔,因為空曠的田地,是孩子們最好的遊戲場。
 大家最常玩的遊戲,是拔起田裡水稻的殘根,然後拿來當手榴彈互相扔擲作樂,扔到農人到學校抗議,校長還鄭重其事地在朝會裡宣布,禁止大家再下田去玩。
 不久後,那塊田變成了建地,蓋起了一排又一排的兩層樓集合住宅,完工的時候還辦了場熱熱鬧鬧的工地秀,我還記得工地秀主持人是「五燈獎」的主持人阮翎,我們還拿了幾個建商贈送的玻璃杯,在田裡奔跑的野趣至此消失。
 三十年後,聽說連這批集合住宅也拆了,我長大的村子也拆了,剩下的,只有早已被東一條西一條的拓寬道路壓碎的童年回憶。

 不知道是不是因為「政治正確」的問題,在台灣從沒有人好好地,認真地探討研究過眷村文化,就算有,也只提到一些非常膚淺的印象(例如幫派)。前一陣子公視播出連續劇「再見,忠貞二村」,雖然提到了一點皮毛,但是仍然不夠深入,仍然讓人有「隔靴搔癢」的感覺。身為外省第二代,我在這裡出生,在這裡長大,那個曾經記載在身分證上的「籍貫」,對我來說只是個遙遠又陌生的地方,可是在這裡,我居然被部分人歸類為必須「滾回去」的「中國豬」。原鄉在哪裡?這應該是個很簡單的問題,怎麼會被弄得這麼複雜,實在讓我不解。

台長: 喵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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