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懸將近一年的三一九槍擊案，高檢署和刑事警察局突然在三一九週年前的三月七號，宣布案情偵辦出現「重大突破」，表示一名現年六十四歲，家住台南的男子陳義雄涉有重嫌，不過陳義雄已經在槍擊案發生後的三月二十八號離奇死亡，警方是根據陳義雄的家人轉述已經被銷毀的陳義雄遺書，認為陳義雄應該就是開槍的人。不過，這樣的「突破」並沒有平息爭議，反而讓大家有點錯愕。
在刑事鑑定專家李昌鈺的指導下，檢警專案小組一開始便「以彈追槍，以槍追人」，雖然是大海撈針，但這個方向是正確的。在好運氣的幫忙下，警方查獲了唐守義槍械集團，有了子彈的來源，要查槍的難度雖然還是很高，但是已經比第一階段的「以彈追槍」要容易多了。假設這部分的調查沒有問題，或許警方自有其「把握」，認為陳義雄應該就是他們要找的人，但是選在這個時候，召開這場記者會，恐怕未必會水清魚現，反而讓這缸水看來更渾濁。
依照李昌鈺的理論，要偵破一件刑案，有如桌子有四條腿，必須有四個要件，分別是現場、人證、物證、運氣，我們就依照這四項原則，逐一檢驗檢警專案小組對陳義雄涉案的研判。
現場？在鞭炮屑掃乾淨之後，現場才發現兩枚彈殼，李昌鈺研判槍手當時在車隊右前方開槍，先擊穿吉普車的擋風玻璃，但是刑事局長侯友宜在記者會裡放映的現場監視錄影，禿頭穿黃夾克的陳義雄卻在車隊左方奔跑而過，除非這台攝影機當時是對著鏡子拍攝，否則這一點就說不通。
人證？陳義雄死了，如果依照侯友宜公佈的「遺書」內容，他也沒有和家人詳細談到此事，如果談到了，我相信他老婆應該會出面拿五千萬獎金，而不會害怕地把遺書燒掉，現在還得吃上窩藏人犯或串證的官司。
物證？槍不見了，雖然有彈殼，但是因為沒有槍，因此也無法從抓子痕等科學證據證明槍、彈、人的關係。唯一稱得上「證物」的是陳義雄的「遺書」，但那也是陳義雄死亡，家人銷毀後，家人根據記憶的轉述，嚴格講這連「自白」都談不上，更何況單靠自白是不能定人罪嫌的。
所以，這張桌子只有一條腿，那就是：專案小組的「運氣」實在太好了。
很明顯地，專案小組根據陳義雄平日對政治的言論，以及桌曆上對特定日期的記載，再加上前面提到的「證物」，對案情作了太多，而且過於樂觀的「研判」，有如台灣媒體記者見風就是雨，見黑影就開槍的作風，但畢竟警方辦案不是記者寫評論，爛記者見一分說十分，好記者見一分說一分，但是稱職的辦案人員，尤其又是面對這種影響層面廣大，極具爭議性的案件，應該見十分才說一分，不為別的，避免引發爭議，同時保護自己。
專案小組可以在內部自己做這樣的大膽研判，但是不應該拿出來講，除非侯友宜得承認我們過去對他辦案能力的觀察都是「看錯了」（有如蔣經國現在應該在地下感嘆「看錯了」李登輝），否則在這個時候召開記者會，我認為只有一個可能：有人需要他們這麼作。
是誰有意願有能力要專案小組這麼作？我不能胡亂下結論作判斷，但是本案部分公佈的案情，卻和另外一件至今仍是懸案的案件十分類似，也許有點兒穿鑿附會，但是不妨參考一下：
陳義雄遺書被燒毀（尹清楓反蒐証錄音帶被消磁）。
陳義雄淹死在安平港（尹清楓在蘇澳外海被發現）。
陳義雄穿著西裝褲（尹清楓被換上了繡著「總工程師尹清楓」的西裝褲）。
陳義雄的家人立刻被警方帶走「保護」，但是被當成被告（郭力恆至今還在牢裡）。
有一點我還不敢比較：當年海軍總部軍法處長劉錦安後來高升國防部中將軍法局長，刑事局長侯友宜或檢察總長吳英昭現在還不知道會不會升官，這裡就不提了。
我又想到另一個人：涉嫌刺殺甘迺迪的Lee Harvey Oswald。因為他被捕落網後，立刻被達拉斯某酒吧老闆Jack Ruby槍殺，華倫委員會認為奧斯華是個孤僻的獨行殺手，但是讀者文摘編輯Edward Jay Epstein調查後赫然發現，奧斯華曾經放棄美國國籍，經墨西哥、歐洲前往蘇聯明斯克定居，住了幾年又返回美國，在奧斯華被捕身亡後，華倫委員會發現了奧斯華的日記，以及一些在蘇聯的生活照，但是很奇怪，日記的字跡顯示，這些記載好像是一口氣，或者至少是分幾次寫完的，不像是逐日的紀錄，揭露奧斯華在蘇聯生活情況的前蘇聯國安會變節者Nosenko的供述也前後不一，讓奧斯華這個人的背景更加神秘不解，雖然有了華倫委員會，甘迺迪刺殺案依然是千古難解的奇案。
三一九槍擊案何嘗不是如此？發生時間是投票前一天，發生地點是民進黨的大本營台南市，槍擊案發生之初，輿論經過一團混亂，陳呂二人在事發後九個小時露面，雖然只受到輕傷，卻放任流言在細緻的操作下，透過各種正規或非正規的管道流竄，成為影響選局的最大變數。同樣地，檢警專案小組這份不堪深入解析的「突破」，選擇發表的時機也很難不讓人不會有任何陰謀論的聯想。
警方發布的時間點，剛好在中共人大即將制定「反分裂國家法」前夕，政府高層有沒有可能透過這種方式，先運作媒體聲音，製造「還我清白」的氣氛，以便在反分裂法通過後，作為下一步發動民粹大動作（如蘇貞昌說的「阿扁帶著大家上街頭」）的基礎？如果陳義雄因為失業而對政局不滿，可以作為作案「動機」的依據，那全台灣至少有六百萬人有嫌疑，這樣的判斷和國民黨執政時期，動輒扣人「匪諜」的帽子有什麼兩樣？
沒有錯，吳英昭和侯友宜從頭到尾都沒有說出「破案」二字，但是記者會選在上午十一點召開，先是一長串辦案人員的介紹，消耗掉電視、廣播和晚報記者的工作時間，讓記者為了趕著發稿，沒有足夠的時間過濾並研判檢警專案小組提供，排山倒海而來的案情資訊，尤其弱智的台灣電視台，至少在下午兩三點以前，都以「三一九破案！」的肯定語氣作標題，後來雖然有所修正，但是氣氛已經形成，所有的談話節目都圍繞著「破案」二字，就算政府後來定調成「重大案情發展」，試問誰會注意？就算媒體發現有問題，但是因為不忍心丟掉「破案」這個誘惑人的字眼，頂多也只是改成「三一九破案？」，把肯定句改成疑問句，對改變已經形成的氣氛沒有幫助。
不管陳義雄有沒有涉案，他既然死了，專案小組怎麼說都行。我無意無中生有造謠生事，一九八二年發生土銀古亭分行搶案，市刑大肅竊組逮捕了王迎先，王迎先卻在接受訊問，「坦承」罪行後自殺，如果不是媒體記者發現警方私下和王迎先的家屬協商「撫慰金」，然後有人告密抓到李師科，迫使警方必須得承認曾經刑求王迎先，讓王迎先「屈打成招」，本案當時很可能會以「畏罪自殺」結案。侯友宜當時就在肅竊組，不可能不知道警方常玩這種把戲，想要說服人，應該拿出更多更直接的證據，如果是為了「因應」某些「觀眾」的要求，硬要在三一九週年前推出一些說法，這一招顯然是不成功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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