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灣是個蠻奇怪的社會，許多事情在發生之後，便會開始慢慢地轉變。到最後，事情的原始面目反而被模糊化，沒有人會再追究真相為何。以這次林重謨與陳文茜的衝突為例。經過輿論的反覆報導之後，目標逐漸轉向，開始不再追究林重謨在罵了人以後，完全不承認自己的錯誤，反而討論起陳文茜主持節目，以及他曾說過『乳房不過是社交工具』之類的言論。似乎林重謨在國是論壇罵人的事情，已經逐漸合理化，反而受害人變成是自找的、活該的一樣。這種無論對錯各打五十大板的結果，時常出現在台灣的媒體中。
事實上，無論林重謨有多少理由，或者說有多麼正當的理由，罵人本來就是不對。假如，林重謨認為陳文茜污辱了陳水扁或是吳淑珍，那麼陳水扁與吳淑珍可以向法院提起告訴，陳文茜並沒有言論免責權，必須接受法律的檢驗。當事者並沒有做出任何反應，林重謨身為第三者，是沒有任何理由公然辱罵陳文茜。同樣的，假如林重謨認為陳文茜在節目中以不實的證據指責他，他也可以向法院提出告訴，怎麼可以在國是論壇上公然辱罵陳文茜？
林重謨拿出許多理由去為自己的行為進行合理化的說明之後，問題開始轉向成陳文茜該不該主持節目。如果陳文茜因為身兼立委與節目主持人，是在濫用媒體資源的話，那請問立法委員上政治類扣應節目，不也是同樣在濫用媒體資源嗎？假如說因為陳文茜身兼立委與節目主持人，所以他會利用節目發表言論，那麼立法委員上節目不也是同樣的情況嗎？
在自由競爭市場體制下，任何商品（包括電視節目）都是在接受市場的檢驗，每一個人都有權利決定是否接受該項商品，電視節目也是一樣。你不喜歡這個節目，你有權利選擇不看，但是你沒有權利扼殺這個節目，這是言論自由的基本精神。就好比說你討厭《台灣論》這本書，認為他有許多不實的地方，你可以選擇不買或是不看，你甚至可以將書中錯誤的部分指出，並加以批評。但是你沒有燒掉它，或是阻止出版商出版它。政治人物掌控媒體的真正問題不在於節目主持人是否為政治人物，而在於經營者是否為政治人物，且是否利用媒體進行不實的報導。
《台灣日報》的一篇社論中提到，『林重謨以粗俗語言批評他人，固然可議，但他的談話再怎麼看也與「侮辱全體女性」無關，因為陳文茜並非「全體女性」，要把林對陳的辱罵等同於對全體女性的辱罵，這是無限上綱』。這一點確實如此，然而同樣的標準，若是說陳文茜在節目中形容吳淑珍是『沒知識的鄉下老太婆』，就說陳文茜污辱了所有的鄉下老太婆，不也是同樣地無限上綱嗎？『鄉下老太婆』這一個字詞，本身是一個中性的詞彙，並沒有任何的意涵，卻被林重謨無限上綱成對所有『鄉下老太婆』的污辱。
台灣有許多媒體、學者或是評論人，在評論新聞事件的時候，為了要顯示自己的『超然』地位與『客觀』看法，因此就先批評加害人的錯誤，然後再批評受害人也有錯，採取各打五十大板的方式來處理，以顯示自己其實真的是站在公正的立場，毫不偏袒任何一方。這就好像當一個身材姣好的女子被人性侵害了以後，你在判處強暴犯有罪的同時，還指責受害女子沒事身材這麼好做什麼一樣。所以我們不禁要問『怎能各打五十大板』？這種『各打五十大板』的結果，不但使事件模糊化，更使是非對錯出現模糊。到最後，社會的公理正義失去評判的標準，任何人做錯事情，只要能找到一個理由去合理化，甚至是模糊焦點，就可以規避部分責任。那麼公理究竟何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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