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前拜讀台灣史民間學者郭譽孚所著《由台灣史，痛惜看「臺灣論」和「哈日風」》一文，心中感觸很多。郭譽孚在這篇文章中指出了一個很重要的問題，就是目前研究台灣史的學者，『一昧依恃日文資料，缺乏深入批判就全盤引用，我們由殖民者為正當化其宰制而纂修的資料裡，怎可能輕易發現足以支持被宰制者體現其主體性的滋養』。
《台灣論》一書的確有許多充滿日本右傾思想的史觀。小林善紀以日本右翼的立場來看日本在統治台灣時期的成就，對於日本軍國主義發動侵略戰爭自然有許多溢美之詞。然而，證因為如此，故《台灣論》書中有許多違背歷史事實的紀錄，這不但被批評為「新傲慢主義宣言」，更是一種「唯我獨尊的右翼思想」。
以《台灣論》中一開始就提到的所謂『日本在台灣杜絕台人吸食鴉片的惡習』的事情來看，這便又是一個極度違背歷史事實的記載。
在日本治台的初期，台人吸食鴉片者眾多，日本為了能在鴉片上獲取利益的前提之下，不但沒有與日本國內同步實施禁煙政策，更以公辦鴉片煙館來毒害台人。後來在日本國內輿論壓力下，才重新修改鴉片政策。其修改的方式卻也是消極的禁止未吸食鴉片者吸食鴉片，而對於已有鴉片煙癮者，加以管制，並繼續提供鴉片。
郭譽孚先生更進一步的指出『是「日本政府反對我們台灣先民自行禁絕鴉片」，那是1901年我們台民曾成功地運用極類現代的戒毒方法，短期內就有近三分之一的癮者﹝數萬人﹞達到戒絕鴉片的效果，而日本政府竟極力加以壓制』。
在同一頁中，小林善紀也提到了八田與一的『嘉南大圳』工程。事實上，這的確是日本在台灣所做的一項偉大工程。『嘉南大圳』的開鑿，確實讓整個嘉南平原成為台灣地區最大的稻米供應地。而磯永吉投身於稻米品種的改良，促成『蓬萊米』的誕生，卻也是對台灣這塊土地的農業發展助益匪淺。
然而，這些一連串的建設只能更證明了日本對台灣的產業規劃政策是為了配合日本國內『工業日本，農業台灣』的基本方針。再者，『蓬萊米』的誕生，雖說對台灣稻米品種作出新的改良。可是，這些美味可口的『蓬萊米』是給台灣人民食用的嗎？這些『蓬萊米』的品種改良，完完全全是針對日本人的口味所做的品種改良，豈是為了台灣人民所做的貢獻。別忘了，那時候的台灣人民大多吃的是連稀飯都不如的『蕃薯簽』，而不是美味的『蓬萊米飯』。
小林善紀還提到『一九四四年的小學升學率達92﹪，台灣隨處可見雄偉的磚造校舍，甚至連內地都甚為罕見，而且台灣當時已經懂得利用錄音帶進行視聽教育』。藉以強調日據時期的教育政策。
那麼我們來看看高等教育的部分。日據時代台灣人能念大學的比例又是多少？根據省文獻會的訪問紀錄中指出，『台灣受日本五十一年殖民地政策壓迫，比如你要念大學，一百人中只有二人可以念，…。』而在《二二八事件文獻續錄》頁四八三『白部長對台灣省參議員等訓詞』中所述，『…台灣在過去日本統治五十多年中，台灣高等教育的學校之學生，差不多都是日本人，台灣青年只占十分之一。並只准學習農科、醫科，不准學政治，更不准養成高級統治人才。…』。不管是百分之二，還是十分之一。這些都顯示出一件事，日本對台灣的教育目的只不過是為了提昇技術工人的水準，促使皇民化政策的實行。
這樣子的建設與對待，我們能說日本對台灣有莫大的貢獻嗎？小林善紀以以偏蓋全的方式，歌頌日本殖民政治是錯誤的，我們也不能認同或姑息此等說法。若我們姑息或認同此等說法，只會讓錯誤繼續下去。到最後，真相將永遠被埋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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